反杜林論 · 引論
一、概論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僱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 (1) 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經濟的事實中。
在法國為行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偉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麼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那時，如黑格爾所說的，是世界用頭立地的時代。最初，這句話的意思是：人的頭腦以及通過頭腦的思維發現的原 理，要求成為人類的一切活動和社會結合的基礎；後來這句話又有了更廣泛的含義：同這些原理相矛盾的現實，實際上從上到下都被顛倒了。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傳統觀念，都被當作不合理性的東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現在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見；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憐憫和鄙視。只是現在陽光才照射出來。從今以後，迷信、非正義、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恆的真理，為永恆的正義，為基於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取代。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恆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遊手好閒的富人和從事勞動的窮人之間的普遍的對立。正是由於這種情形，資產階級的代表才能標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階級的代表，而是整個受苦人類的代表。不僅如此，資產階級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有自己的對立物同它纏在一起：資本家沒有僱傭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隨著中世紀的行會師傅發展成為現代的資產者，行會幫工和行會外的短工便相應地發展成為無產者。雖然總的說來，資產階級在同貴族鬥爭時有理由認為自己同時代表當時的各個勞動階級的利益，但是在每一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中，都爆發過作為現代無產階級的發展程度不同的先驅者的那個階級的獨立運動。例如，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 爭時期的托馬斯·閔採爾派，英國大革命時期的平等派，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貝夫。伴隨著一個還沒有成熟的階級的這些革命發動，產生了相應的理論表現；在16世紀和17世紀有理想社會制度的空想的描寫，而在18世紀已經有了直接共產主義的理論（摩萊里和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再限於政治權利方面，它也應當擴大到個人的社會地位方面；必須加以消滅的不僅是階級特權，而且是階級差別本身。禁欲主義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是這種新學說的第一個表現形式。後來出現了三個偉大的空想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在聖西門那裡，除無產階級的傾向外，資產階級的傾向還有一定的影響。歐文在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的國家裡，在這種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對立的影響下，直接從法國唯物主義出發，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消除階級差別的方案。
所有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不是作為當時已經歷史地產生的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出現的。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並不是想解放某一個階級，而是想解放全人類。他們和啟蒙學者一樣，想建立理性和永恆正義的王國；但是他們的王國和啟蒙學者的王國是有天壤之別的。按照這些啟蒙學者的原則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義的，所以也應該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會制度一樣被拋到垃圾堆里去。現實理性和正義至今還沒有統治世界，這只是因為它們沒有被人們正確地認識。所缺少的只是個別的天才人物，現在這種人物已經出現而且已經認識了真理；至於天才人物是在現在出現，真理正是在現在被認識到，這並不是歷史發展的進程所必然產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純粹是一種僥倖的偶然現象。這種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樣可能誕生，這樣他就能使人類免去500年的迷誤、鬥爭和痛苦。
這種見解本質上是英國和法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內的第一批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見解。對所有這些人來說，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只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於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所以，它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被發現，那純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時，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裡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為在每個學派的創始人那裡，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獨特形式又是由他們的主觀知性、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思維訓練水平所決定的，所以，解決各種絕對真理的這種衝突的辦法就只能是它們互相磨損。由此只能得出一種折中的不倫不類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實際上直到今天還統治著法國和英國大多數社會主義工人的頭腦，它是由各學派創始人的比較溫和的批判性言論、經濟學原理和關於未來社會的觀念組成的色調極為複雜的混合物，這種混合物的各個組成部分，在辯論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鋒利的稜角，就像溪流中圓圓的石子一樣，這種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構成。為了使社會主義變為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於現實的基礎之上。
在此期間，同18世紀的法國哲學並列和繼它之後，近代德國哲學產生了，並且在黑格爾那裡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績，就是恢復了辯證法這一最高的思維形式。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論者，他們中最博學的人物亞里士多德就已經研究了辯證思維的最主要的形式 (2) 。而近代哲學雖然也有辯證法的卓 越代表（例如笛卡兒和斯賓諾莎），但是特別由於英國的影響卻日益陷入所謂形上學的思維方式；18世紀的法國人也幾乎全都為這種思維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們的專門哲學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來意義的哲學之外，他們同樣也能夠寫出辯證法的傑作；我們只要提一下狄德羅的《拉摩的侄子》和盧梭的《論人間不平等的起源》就夠了。——在這裡，我們就簡略地談談這兩種思維方法的實質；我們以後還要更詳細地談這個問題。
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繫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這種原始的、素樸的、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來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生成和消逝。但是，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就看不清總畫面。為了認識這些細節，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或歷史的聯繫中抽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等方面來分別地加以研究。這首先是自然科學和歷史研究的任務；而這些研究部門，由於十分明顯的原因，在古典時代的希臘人那裡只占有從屬的地位，因為他們首先必須搜集材料。精確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亞歷山大里亞時期的希臘人那裡才開始，而後來在中世紀由阿拉伯人繼續發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只是從15世紀下半葉才開始，從這時起它就獲得了日益迅速的進展。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 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4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繫去進行考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作永恆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這種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植到哲學中以後，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上學的思維方式。
在形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應當逐個地和分別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變的研究對象。他們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 (3) 在他們看來，一個事物要麼存在，要麼就不存在；同樣，一個事物不能同時是自身又是別的東西。正和負是絕對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結果也同樣是處於僵硬的相互對立中。初看起來，這種思維方式對我們來說似乎是極為可信的，因為它是合乎所謂常識的。然而，常識在日常應用的範圍內雖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它一跨入廣闊的研究領域，就會碰到極為驚人的變故。形上學的思維方式，雖然在依對象的性質而展開的各個領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遲早都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會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並且陷入無法解決的矛盾，因為它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記它們互相間的聯繫；看到它們的存在，忘記它們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們的靜止，忘記它們的運動；因為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知道並且 可以肯定地說，某一動物存在還是不存在；但是，在進行較精確的研究時，我們就發現，這有時是極其麻煩的事情。這一點法學家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為了判定在子宮內殺死胎兒是否算是謀殺，曾絞盡腦汁去尋找一條合理的界限，結果總是徒勞。同樣，要確定死亡的那一時刻也是不可能的，因為生理學證明，死亡並不是突然的、一瞬間的事情，而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同樣，任何一個有機體，在每一瞬間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間，它同化著外界供給的物質，並排泄出其他物質；在每一瞬間，它的機體中都有細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細胞在形成；經過或長或短的一段時間，這個機體的物質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質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個有機體永遠是它本身，同時又是別的東西。在進行較精確的考察時，我們也發現，某種對立的兩極，例如正和負，是彼此不可分離的，正如它們是彼此對立的一樣，而且不管它們如何對立，它們總是互相滲透的；同樣，原因和結果這兩個概念，只有應用於個別場合時才適用；可是，只要我們把這種個別的場合放到它同宇宙的總聯繫中來考察，這兩個概念就聯結起來，消失在關於普遍相互作用的觀念中，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結果經常交換位置；在此時或此地是結果，在彼時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這些過程和思維方法都是形上學思維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相反，對辯證法來說，上述過程正好證明它的方法是正確的，因為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上的反映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繫、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檢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並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 學地運行的。可是，由於學會辯證地思維的自然研究家到現在還屈指可數，所以，現在理論自然科學中普遍存在的並使教師和學生、作者和讀者同樣感到絕望的那種無限混亂的狀態，完全可以從已經達到的成果和傳統的思維方式之間的這個衝突中得到說明。
因此，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證的方法，只有不斷地注視生成和消逝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國哲學一開始就是以這種精神進行活動的。康德一開始他的學術生涯，就把牛頓的穩定的和經過有名的第一推動後永恆不變的太陽系變成了歷史的過程，即太陽和一切行星由旋轉的星雲團產生的過程。同時，他已經作出了這樣的結論：太陽系的產生也預示著它將來的不可避免的滅亡。過了半個世紀，他的觀點由拉普拉斯從數學上作出了證明；又過了半個世紀，分光鏡證明了，在宇宙空間存在著凝聚程度不同的熾熱的氣團。
這種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完成了，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繫 (4) 。 從這個觀點看來，人類的歷史已經不再是亂七八糟的、統統應當被這時已經成熟了的哲學理性的法庭所唾棄並最好儘快被人遺忘的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而是人類本身的發展過程，而思維的任務現在就是要透過一切迷亂現象探索這一過程的逐步發展的階段，並且透過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一過程的內在規律性。
黑格爾沒有解決這個任務，這在這裡沒有多大關係。他的劃時代的功績是提出了這個任務。這不是任何個人所能解決的任務。雖然黑格爾和聖西門一樣是當時最博學的人物，但是他畢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識的限制，其次是他那個時代的在廣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樣有限的知識和見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還有第三種限制。黑格爾是唯心主義者，就是說，在他看來，他頭腦中的思想不是現實的事物和過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在他看來，事物及其發展只是在世界出現以前已經在某個地方存在著的「觀念」的實現了的反映。這樣，一切都被頭足倒置了，世界的現實聯繫完全被顛倒了。所以，不論黑格爾如何正確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個別的聯繫，但由於上述原因，就是在細節上也有許多東西不能不是牽強的、造作的、虛構的，一句話，被歪曲的。黑格爾的體系作為體系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流產，但也是這類流產中的最後一次。就是說，它還包含著一個不可救藥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它以歷史的觀點作為基本前提，即把人類的歷史看作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按其本性來說在認識上是不能由於所謂絕對真理的發現而結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說它自己就是這種絕對真理的全部內容。關於自然和歷史的無所不包的、最終完成的認識體系，是同辯證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但是，這樣說決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點，即對整個外部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是可以一代一代地 取得巨大進展的。
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國唯心主義是完全荒謬的，那就必然導致唯物主義，但是要注意，並不是導致18世紀的純粹形上學的、完全機械的唯物主義。同那種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簡單地拋棄以往的全部歷史的做法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把歷史看作人類的發展過程，而它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無論在18世紀的法國人那裡，還是在黑格爾那裡，占統治地位的自然觀都認為，自然界是一個沿著狹小的圓圈循環運動的、永遠不變的整體，牛頓所說的永恆的天體和林耐所說的不變的有機物種也包含在其中。同這種自然觀相反，現代唯物主義概括了自然科學的新近的進步，從這些進步看來，自然界同樣也有自己的時間上的歷史，天體和在適宜條件下生存在天體上的有機物種一樣是有生有滅的；至於循環，即使能夠存在，其規模也要大得無比。在這兩種情況下，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弄清它們自己在事物以及關於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繫中的地位，關於總聯繫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餘的了。於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仍然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於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
但是，自然觀的這種變革只能隨著研究工作提供相應的實證的認識材料而實現，而在這期間一些在歷史觀上引起決定性轉變的歷史事實卻老早就發生了。1831年在里昂發生了第一次工人起義；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國性的工人運動，即英國的憲章派運動，達到了高潮。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一方面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隨著資產階級新近取 得的政治統治的發展，在歐洲最先進的國家的歷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實日益令人信服地證明，資產階級經濟學關於資本和勞動的利益一致、關於自由競爭必將帶來普遍和諧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學說完全是撒謊。 (5) 所有這些事實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樣，作為這些事實的理論表現（雖然是極不完備的表現）的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舊的、還沒有被排擠掉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不知道任何基於物質利益的階級鬥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生產和一切經濟關係，在它那裡只是被當作「文化史」的從屬因素順便提一下。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互相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這樣一來，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避難所即歷史觀中被驅逐出去了，一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被提出來了，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這樣一條道路已經找到了。
可是，以往的社會主義同這種唯物主義歷史觀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國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同辯證法和近代自然科學不相容一樣。以往的社會主義固然批判了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後果，但是，它不能說明這個生產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這個生產方式；它只能簡單地把它當作壞東西拋棄掉。但是，問題在於：一方面應當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聯繫和它在一定歷史時期存在的必然性，從而說明它滅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應當揭露這種生產方式的一直還隱蔽著的內在性質，因為以往的批判與其說是針對事物的進程本身，不如說是針對有害的後果。這已經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而完成了。已經證明，無償勞動的占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通過這種生產方式對工人進行的剝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資本家按照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商品市場上所具有的全部價值來購買他的工人的勞動力，他從這種勞動力榨取的價值仍然比他為這種勞動力付出的多；這種剩餘價值歸根到底構成了有產階級手中日益增加的資本量由以積累起來的價值量。這樣就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生產的過程。
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於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現在首先要做的是對這門科學的一切細節和聯繫作進一步的探討。
當歐根·杜林先生大叫大嚷地跳上舞台，宣布他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中已實行了全面的變革的時候，理論的社會主義和已經死去的哲學方面的情形大體上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來看看，杜林先生對我們許下了什麼諾言，他又是怎樣履行他的諾言的。
(1) 在《引論》的草稿中，這一段是這樣寫的：「現代社會主義，雖然實質上是由於對現存社會中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工人和剝削者之間的階級對立進行考察而產生的，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起初卻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更徹底的、進一步的發展，因為它的最初代表摩萊里和馬布利也是屬於啟蒙學者之列的。」——編者注
(2) 在《引論》的草稿中，這個地方是這樣寫的：「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論者，亞里士多德，古代世界的黑格爾，就已經研究了辯證思維的最主要的形式。」——編者注
(3) 《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5章第37節。——編者注
(4) 在《引論》的草稿中，對黑格爾哲學作了如下的描述：「就哲學被看作是凌駕於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特殊科學來說，黑格爾體系是哲學的最後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學都隨著這個體系沒落了。但是留下的是辯證的思維方式以及關於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個無止境地運動著和轉變著的、處在生成和消逝的不斷過程中的世界的觀點。現在不再向哲學，而是向一切科學提出這樣的要求：在自己的特殊領域內揭示這個不斷的轉變過程的運動規律。而這就是黑格爾哲學留給它的繼承者的遺產。」——編者注
(5) 在《引論》的草稿中，接著有下面一段話：「在法國，1834年的里昂起義也宣告了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英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理論獲得了歷史價值，並且也必然在德國引起反響和批評，雖然在德國，生產還只是剛剛開始擺脫小規模的經營。因此，現在與其說在德國還不如說在德國人中間形成的理論的社會主義，其全部材料都不得不是進口的……」——編者注
二、杜林先生許下了什麼諾言
首先與此有關的是杜林先生的下述著作：《哲學教程》、《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我們首先感興趣的主要是第一部著作。
就在第一頁上，杜林先生宣布自己是
「要求在當代以及為了這一力量〈哲學〉目前可以預見的發展而代表這一力量的人」 (1) 。
這樣，他就把自己說成是當代和「可以預見的」未來的惟一真正的哲學家。誰同他不一致，誰就違背真理。早在杜林先生以前，就有許多人對自己是這樣想的，但是，除理查·瓦格納以外，他也許是第一個大言不慚地說出這一想法的人。而且他所說的真理還是
「最後的終極的真理」。
杜林先生的哲學是
「自然體系或現實哲學……這一體系是以這樣的方式思考現實的：它排除夢幻式的和受主觀主義限制的世界觀的任何趨向」。
因此，這一哲學有這樣的特性：它能使杜林先生超越連他自己也不否認的他個人的主觀局限性。這的確是必要的，如果他真能確立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話，不過我們到現在還不了解這個 奇蹟怎樣才能發生。
這個「本身對精神極有價值的知識的自然體系」已經「穩固地確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絲毫沒有損害思想的深度」。它從自己的「真正批判的立足點」出發，提供了「一種現實的、從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現實為目標的哲學的各個要素，這種哲學不承認任何純屬虛幻的地平線，而是要在自己的強有力地實行變革的運動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內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它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它的結果是「完全獨特的結論和觀點……創造體系的思想……確立了的真理」。在這裡，我們看到「一種應在全神貫注的首創精神中尋求自身力量的勞動〈不管這指的是什麼〉；一種窮根究底的研究……一種根底深厚的科學……一種關於事物和人的嚴格科學的觀念……一種全面透徹的思想勞動……一種對可由思想控制的前提和結論的創造性的制定……絕對基礎性的東西」。
在經濟政治的領域內，他不僅給我們提供了
「在歷史和體系方面包容很廣的著作」，另外，其中歷史著作由於「我的具有偉大風格的歷史記述」而更加出色，這些著作在經濟學中促成了「創造性的轉變」；
而且，他還以自己的一項完全制定好的關於未來社會的社會主義規劃作結束，這個規劃是
「清晰的和窮根究底的理論的實際成果」，
因而和杜林哲學一樣，是沒有謬誤的和惟一能救世的；因為
「只有在我的《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所描繪的那種社會主義結構里，一種真正的所有才能取代純屬虛幻的、暫時的或基於暴力的所有制」。未來必須以此為目標。
杜林先生獻給杜林先生的這束頌辭之花，可以很容易地增大十倍。這束花現在已經足以使讀者產生某些懷疑：他是否真的 在同一個哲學家打交道，還是同……打交道，但是我們不得不請求讀者在沒有更詳細地了解上述的深厚根底以前，暫時不要作出自己的判斷。我們捧出上面的這束花也只是為了指明，我們面對的不是一位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思想而讓往後的發展來判定其價值的尋常的哲學家和社會主義者，而是一個決非尋常的人，他聲稱自己是和教皇一樣沒有謬誤的，如果人們不願意受最可惡的異端邪說的迷惑，那就只好乾脆接受他的惟一能救世的學說。我們在這裡所遇到的決不是充滿各國社會主義文庫而且近來也充滿德國社會主義文庫的那些著作中的一種，在這些著作中，各種各樣的人力圖以人間最誠懇的態度弄清種種問題，對於解決這些問題，他們也許或多或少是缺乏資料的；在這些著作中，不管存在什麼樣學術上和文字上的缺陷，社會主義的善良願望總是值得讚許的。相反地，杜林先生卻給我們提出了由他宣布為最後的終極的真理的那些原理，因此，這些原理以外的任何其他意見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正像他擁有獨一無二的真理一樣，他也擁有惟一的嚴格科學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都是不科學的。或者他是對的，那麼我們面對的是一切時代最偉大的天才，第一位超人，因為他是沒有謬誤的人。或者他是不對的，那麼不管我們作出怎樣的判斷，即便好心地認為他可能出於善良的願望，這也是對杜林先生的最致命的侮辱。
既然擁有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和惟一嚴格的科學性，那麼，當然就要對其他陷入迷途的和不科學的人採取頗為蔑視的態度。因此，當杜林先生以極端輕蔑的態度談論他的先驅者的時候，當只有被他本人破格封為偉人的少數幾個人才在他的深厚根底面前得到恩赦的時候，我們就不應該感到驚奇了。
首先聽聽他對哲學家的意見：
「缺乏任何優良操守的萊布尼茨，一切哲學侍臣中的這個佼佼者」。
康德還被勉強容忍；康德以後就一團糟了：
出現了「緊跟其後的模仿者，也就是一個叫作費希特和一個叫作謝林的人的謬論和既輕率又無聊的蠢話……愚昧的自然哲學奇談的古怪漫畫……康德以後的怪現象」，以及由「一個叫作黑格爾的人」總其成的「熱昏的胡話」。此人滿口「黑格爾行話」，利用自己的「甚至在形式上也不科學的手法」和自己的「粗製品」來傳播「黑格爾瘟疫」。
自然研究家也沒有得到更好的待遇，不過只舉出了達爾文的名字，所以我們只能以他為限：
「達爾文主義的半詩和變態術，連同其粗陋褊狹的理解力和遲鈍的辨別力……據我們的意見，獨特的達爾文主義——自然要把拉馬克的學說從中排除——只是一種與人性對抗的獸性」。
可是最倒霉的是社會主義者了。至多除了路易·勃朗這個在一切社會主義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其餘的全都是罪人，都不享有該列在杜林先生之前（或者之後）的那種榮譽。不僅從真理和科學性方面來看是這樣，不，而且從品格方面來看也是這樣。除了巴貝夫以及1871年的幾名公社委員，其餘的全都算不上「人物」。三個空想主義者被稱為「社會鍊金術士」。在他們當中，聖西門還算受到寬大待遇，因為只責備他「過分誇張」，並且還以同情態度指出，他深受宗教狂之害。而在談到傅立葉的時候，杜林先生就完全忍耐不住了，因為傅立葉
「暴露了神經錯亂的一切因素……過去只能到瘋人院裡去找的觀念……最荒唐的夢幻……神經錯亂的產物……笨得無法形容的傅立葉」，這個「幼稚的頭腦」，這個「白痴」甚至從來不是社會主義者；他的法倫斯泰爾根本沒有一點合理的社會主義，而是「按日常交往的樣板構造的 怪物」。
最後：
「如果誰以為這些評論〈傅立葉關於牛頓的評論〉……還不足以使他深信，在傅立葉的名字和整個傅立葉主義中只有第一個音節〈fou＝瘋狂的〉道出了一點真實的東西，那麼他自己也應當被列入某種白痴的範疇」。
最後，羅伯特·歐文
「有著無力而貧乏的觀念……他在道德問題上的如此粗陋的思想……幾句流於荒唐的老生常談……不合理的和粗陋的看法……歐文的思想進程幾乎不值得作比較鄭重的批判……他的虛榮心」等等。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極端刻薄地以空想主義者的各自的名字來形容他們：聖西門——saint（神聖的），傅立葉——fou（瘋狂的），安凡丹——enfant（幼稚的），那麼所差的就只是加上：歐文——o weh！［嗚呼！］社會主義歷史上一個完整的非常重要的時期，就用四個詞簡單地判決了，誰懷疑這一點，「他自己也應當被列入某種白痴的範疇」。
從杜林對後來的社會主義者的評論中，我們為了節省篇幅只舉出有關拉薩爾和馬克思的那些話：
拉薩爾：「學究氣的、咬文嚼字的通俗化嘗試……蕪雜的經院哲學……一般理論和瑣碎廢話的奇怪的混合……失去理智的和不成體統的黑格爾迷信……嚇唬人的例子……特有的局限性……靠最無聊的瑣事來自炫……我們的猶太英雄……寫寫小冊子的人……卑劣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內在不堅定性。」
馬克思：「理解力褊狹……他的著作和成就，從本身來看，即從純理論的角度來看，對我們的領域〈社會主義批判史〉沒有長遠意義，而對思想潮流的一般歷史來說最多只能看作近代宗派經院哲學中一個支脈的影響的象徵……集中化和系統化的能力的薄弱……思想和文體的不成體統，語 言上的下流習氣……英國化的虛榮心……欺騙……混亂的觀念，它們實際上只是歷史幻想和邏輯幻想的雜種……迷惑人的辭令……個人的虛榮心……卑劣的手法……無禮的……舞文弄墨的笨蛋和蠢貨……中國人式的博學……哲學和科學上的落後。」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為這還是從杜林的玫瑰園中隨手采來的一小束花。自然，我們暫且還根本不涉及這些可愛的謾罵——如果杜林先生稍稍有點教養的話，他在謾罵時就不會把任何東西都看作是卑劣的和無禮的——是否也是最後的終極的真理。將來，尤其是現在，我們要留神，絲毫不要懷疑這些謾罵的深厚根底，因為不然，也許我們甚至要被禁止去挑選我們所應屬的白痴的範疇。我們認為我們的責任只是在於，一方面舉例說明杜林先生所謂
「講究措辭的謹慎而又真正謙虛的表達方法」；
另一方面確認：在杜林先生那裡，他的先驅者的一無是處，正像他自己的沒有謬誤一樣，是肯定無疑的。如果一切確實是這樣，那麼，我們就得在這位一切時代最偉大的天才面前誠惶誠恐，畢恭畢敬。
(1) 本書引自杜林著作的所有引文中的著重號和尖括號〈〉內的文字和標點符號都是恩格斯加的。——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