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論 · 三個版本的序言

一 這部著作決不是什麼「內心衝動」的結果。恰恰相反。 三年前，當杜林先生作為社會主義的行家兼改革家突然向當代挑戰的時候，我在德國的友人再三向我請求，要我在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上批判性地闡明這一新的社會主義理論。他們認為，為了不在如此年輕的、不久才最終統一起來的黨內造成派別分裂和混亂局面的新的可能，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他們比我能更好地判斷德國的情況，所以我理應相信他們。此外，還可以看到，這個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會主義出版物的熱忱歡迎，誠然，這種熱忱只是對杜林先生的善良願望所作的表示，但同時也使人看出這一部分黨的出版物的善良願望：它們正是估計到杜林的善良願望，才不加考慮地接受了杜林的學說。還有些人已經打算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這種學說。最後，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採用各種大吹大擂和陰謀的手法，迫使《人民國家報》對這種如此野心勃勃的新學說明確表態。 雖然如此，我還是在過了一年才下決心放下其他工作，著手來啃這一個酸果。這是一隻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僅很酸，而且很大。這種新的社會主義理論是以某種新哲學體系的最終實際成果的形式出現的。因此，必須聯繫這個體系來研究這一理論，同時研究這一體系本身；必須跟著杜林先生進入一 個廣闊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他談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東西，而且還不止這些東西。這樣就產生了一系列的論文，它們從1877年初開始陸續發表在《人民國家報》的續刊——萊比錫的《前進報》上，現匯集成書。 由此可見，對象本身的性質，迫使批判不得不詳盡，這樣的詳儘是同這一對象的學術內容即同杜林著作的學術內容極不相稱的。但是，批判之所以這樣詳盡，還有另外兩種情況可作為理由。一方面，這樣做使我在這本書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領域中，有可能正面闡發我對這些在現時具有較為普遍的科學意義或實踐意義的爭論問題的見解。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而且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以另一個體系去同杜林先生的「體系」相對立，可是希望讀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種見解之間的內在聯繫。我現在已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我在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沒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創造體系的」杜林先生在當代德國並不是個別的現象。近來，天體演化學、一般自然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的體系如雨後春筍出現在德國。最不起眼的哲學博士，甚至大學生，動輒就要創造一個完整的「體系」。正如在現代國家裡假定每一個公民對於他所要表決的一切問題都具有判斷能力一樣，正如在經濟學中假定每一個消費者對於他要買來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內行一樣，——現今在科學上據說也要作這樣的假定。所謂科學自由，就是人們可以撰寫他們所沒有學過的一切，而且這被冒充為惟一的嚴格科學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這种放肆的偽科學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這種偽科學現在在德國到處流行，並把一切淹沒在它的高超的胡說的喧嚷聲中。詩歌、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中有這種高超的胡說；講台和論壇 上有這種高超的胡說；到處都有這種高超的胡說；這種高超的胡說妄想出人頭地並成為深刻思想，以別於其他民族的單純平庸的胡說；這種高超的胡說是德國智力工業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產品，它們價廉質劣，完全和德國其他的製品一樣，只可惜它們沒有和這些製品一起在費城陳列出來。甚至德國的社會主義，特別是自從有了杜林先生的範例以後，近來也十分熱中於高超的胡說，造就出以「科學」自炫但對這種科學又「確實什麼也沒有學到」的各色人物。這是一種幼稚病，它表明德國大學生開始向社會民主主義轉變，而且是和這一轉變分不開的，可是我們的工人因有非常健康的本性，一定會克服這種幼稚病。 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獵者的資格發表看法的領域裡我不得不跟著杜林先生走，那麼這不是我的過錯。在這種情況下，我大多只是限於舉出確切的、無可爭辯的事實去反駁我的論敵的錯誤的或歪曲的論斷。在法學上以及在自然科學的某些問題上，我就是這樣做的。在其他情況下，涉及的是理論自然科學的一般觀點，就是說，是這樣一個領域，在那裡，專門的自然研究家也不得不越出他的專業的範圍，而涉及到鄰近的領域——在那裡，他像微耳和先生所承認的，也和我們任何人一樣只是一個「半通」。在這裡，人們對於表達上的些許不確切之處和笨拙之處會相互諒解，我希望也能夠得到這樣的諒解。 當我寫完這篇序言的時候，我見到了一則由杜林先生草擬的出版商的廣告：杜林先生的一本新的「權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學的新的基本定律》已經出版。我深知自己在物理和化學方面的知識不夠，可是我總相信，對於我的杜林先生我是很知底的。所以，甚至沒有看到上述著作，就可以預言，杜林先生在這本書中提出的物理和化學的定律，在其謬誤或陳腐的程度上，盡可 以同他以前發現的並在我的這本書中考察過的經濟學、世界模式論等等的規律相媲美；而杜林先生所設計的低溫計或低溫測量儀，既不是用來測量高溫，也不是用來測量低溫，而惟一地只是用來測量杜林先生的狂妄無知。 1878年6月11日於倫敦 二 本書要出新版，是出乎我意料的。本書所批判的對象現在幾乎已被遺忘了；這部著作不僅在1877年至1878年間分編登載於萊比錫的《前進報》上，以饗成千上萬的讀者，而且還匯編成單行本大量發行。我在幾年前對杜林先生的評論，現在怎麼還能使人發生興趣呢？ 這首先是下述情況造成的：在反社會黨人法頒布之後，這部著作和幾乎所有當時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樣，立即在德意志帝國遭到查禁。誰只要不是死抱住神聖同盟各國的傳統的官僚偏見不放，誰就一定會明白這種措施帶來的效果：被禁的書籍兩倍、三倍地暢銷，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們的無能，他們頒布了禁令，卻不能執行。事實上，由於帝國政府的幫忙，我的若干短篇著作發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達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沒有時間對正文作適當的修訂，而大部分只好乾脆任其照舊版翻印。 不過還有另一種情況。本書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體系」涉及非常廣泛的理論領域，這使我不能不跟著他到處跑，並以自己的見解去反駁他的見解。因此消極的批判成了積極的批判；論戰轉變成對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證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比 較連貫的闡述，而這一闡述包括了相當多的領域。我們的這一世界觀，首先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問世，經過足足20年的潛伏期，到《資本論》出版以後，就越來越迅速地為日益廣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現在，它已遠遠越出歐洲的範圍，在一切有無產者和無畏的科學理論家的國家裡，都受到了重視和擁護。因此，看來有這樣的讀者，他們對於這一問題的興趣極大，他們由於對論戰中所作的正面闡述感興趣而容忍現在在許多方面已經失去對象的同杜林觀點的論戰。 順便指出：本書所闡述的世界觀，絕大部分是由馬克思確立和闡發的，而只有極小的部分是屬於我的，所以，我的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況下完成，這在我們相互之間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給他聽，而且經濟學那一編的第十章（《〈批判史〉論述》）就是由馬克思寫的，只是由於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遺憾地把它稍加縮短。在各種專業上互相幫助，這早就成了我們的習慣。 現在的新版，除了一章，其餘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一方面，我沒有時間作徹底的修訂，儘管我很想修改某些敘述。我擔負著編印馬克思遺稿的責任，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遠為重要。此外，我的良心也不允許我作任何修改。本書是部論戰性的著作，我覺得，既然我的對手不能作什麼修改，那我這方也理應不作什麼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駁杜林先生的答辯的權利。可是杜林先生針對我的論戰所寫的東西，我沒有看過，而且如無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我在理論上對他的清算已告結束。況且，杜林先生後來遭到柏林大學的卑劣的、不公正的對待，我對他更應當遵守文字論戰的道義準則。當然，這所大學為了這件事受到了譴責。一所大學既然可以在人所共知的情況 下剝奪杜林先生的教學自由，那麼如果有人要在同樣的人所共知的情況下把施韋寧格先生硬塞給它，它也就不應當感到驚訝了。 只有一章，我允許自己作些解釋性的增補，這就是第三編第二章《理論》。這裡所涉及的僅僅是我所主張的觀點的一個核心問題的表述，如果我力求寫得通俗些，增補得連貫些，我的論敵是不會抱怨的。而且，這裡還有外來的原因。我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書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及第三編的第一、二兩章）編成獨立的小冊子，以便譯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為義大利文版和波蘭文版所依據的文本之後，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這本小冊子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就發行了三版，接著俄文的、丹麥文的譯本也出現了。在所有這些版本中，只對上述的一章作了增補。不過，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時，拘守原文，而不顧它後來的已經成為國際性的版本，那麼這就是一種迂腐行為了。 此外，我還想作修改的，主要有兩點。第一，關於人類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爾根才給我們提供了理解這一歷史的鑰匙。 (1) 而在這之後，由於我有機會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蘇黎世版）一書中對這期間我所能獲得的材料作了加工，所以這裡只要指出這部較晚的著作就夠了。 第二，關於理論自然科學的那部分，這裡敘述得極其笨拙，有些地方現在本來可以表達得更清楚些，更明確些。既然我認為自己沒有權利對這部分進行修訂，所以我理應在這裡作自我 批評。 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並用於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惟一的人。可是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馬克思是精通數學的，可是對於自然科學，我們只能作零星的、時停時續的、片斷的研究。因此，當我退出商界並移居倫敦，從而獲得了研究時間的時候，我儘可能地使自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來一次徹底的——像李比希所說的——「脫毛」，八年當中，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這上面。當我不得不去探討杜林先生的所謂自然哲學時，我正處在這一脫毛過程的中間。所以，如果我有時在這方面找不到確切的術語，如果我在理論自然科學的領域中總的說來表現得相當笨拙，那麼這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識到自己還沒有把握（這點我在當時還不能克服），這使我謹慎起來；沒有人能指出我真正違反了當時人所共知的事實，或者不正確地敘述了當時公認的理論。在這方面，只有一位未被承認的大數學家寫信給馬克思，抱怨我詆毀了的聲譽。 不言而喻，我對數學和自然科學作這種概括性的敘述，是要在細節上也使自己確信那種對我來說在總的方面已沒有任何懷疑的東西，這就是：在自然界裡，正是那些在歷史上支配著似乎是偶然事變的辯證法運動規律，也在無數錯綜複雜的變化中發生作用；這些規律也同樣地貫串於人類思維的發展史中，它們逐漸被思維著的人所意識到。這些規律最初是由黑格爾全面地、不過是以神秘的形式闡發的，而剝去它們的神秘形式，並使人們清楚地意識到它們的全部的單純性和普遍有效性，這是我們的期求之一。顯然，舊的自然哲學，無論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東西 和多少可以結果實的萌芽 (2) ，是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的。正如本書比較詳細地闡明的那樣，舊的自然哲學，特別是在黑格爾的形式中，具有這樣的缺陷：它不承認自然界有時間上的發展，不承認「先後」，只承認「並列」。這種觀點，一方面是由黑格爾體系本身造成的，這個體系把歷史的不斷發展僅僅歸給「精神」，另一方 面，也是由當時自然科學的總的狀況造成的。所以在這方面，黑格爾遠遠落後於康德，康德的星雲說已經宣布了太陽系的起源，而他關於潮汐延緩地球自轉的發現也已經宣布了太陽系的毀滅。最後，對我來說，事情不在於把辯證規律硬塞進自然界，而在於從自然界中找出這些規律並從自然界出發加以闡發。 不過，要從相互聯繫上，而且在每個單獨的領域中這樣做，卻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不僅所要掌握的這個領域幾乎是無窮無盡的，而且就是在這整個的領域內，自然科學本身也正處在急劇的變革過程中，以致那些即使把全部空閒時間用來幹這件事的人，也很難跟蹤不失。可是自從卡爾·馬克思去世之後，更緊迫的義務占去了我全部的時間，所以我不得不中斷我的工作。目前我只好滿足於本書所作的概述，等將來有機會再把所獲得的成果匯集發表，或許同馬克思所遺留下來的極其重要的數學手稿一齊發表。 可是，理論自然科學的進步也許會使我的勞動絕大部分或者全部成為多餘的。因為單是把大量積累的、純經驗的發現加以系統化的必要性，就會迫使理論自然科學發生革命，這場革命必然使最頑固的經驗主義者也日益意識到自然過程的辯證性質。舊的固定不變的對立，嚴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線正在日益消失。自從最後的「真正」氣體也被液化以來，自從證實了物體可以被置於一種難以分辨是液態還是氣態的狀態以來，聚集狀態就喪失了它以前的絕對性質的最後殘餘。根據氣體運動說的原理，在純氣體中，個彆氣體分子的運動速度的乘方，在同溫時和分子量成反比，這樣，熱也直接進入本身直接可以計量的運動形式的系列。如果說新發現的、偉大的運動基本規律十年前還僅僅被概括為能量守恆定律，僅僅被概括為運動不生不滅這種表述，就是 說，僅僅從量的方面加以概括，那麼，這種狹隘的、消極的表述日益被那種關於能的轉化的積極的表述所代替，在這裡過程的質的內容第一次獲得了它應有的地位，對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最後記憶也消除了。當運動（所謂能）從動能（所謂機械力）轉化為電、熱、位能等等，以及發生相反轉化時，運動的量是不變的，這一點現在已無須再當作什麼新的東西來宣揚了。這種認識，是今後對轉化過程本身進行更為豐富多彩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礎，而轉化過程是一個偉大的基本過程，對自然的全部認識都綜合於對這個過程的認識。自從用進化論觀點從事生物學研究以來，有機界領域內固定不變的分類界線一一消失了；幾乎無法分類的中間環節日益增多，更精確的研究把有機體從這一綱歸到另一綱，過去幾乎成為信條的那些區別標誌，喪失了它們的絕對效力；我們現在知道有卵生的哺乳動物，而且，如果消息確實的話，還有用四肢行走的鳥。早在許多年以前，由於細胞的發現，微耳和不得不把動物個體的統一體分解成細胞國家的聯邦，——這種看法與其說是自然科學的和辯證法的，不如說是進步黨的，——而循環於高等動物體內的阿米巴狀的白血球的發現，使得關於動物的（因而也是人的）個體性的概念則變得複雜多了。可是，正是那些過去被認為是不可調和的和不能化解的兩極對立，正是那些強制規定的分界線和綱的區別，使現代的理論自然科學帶上狹隘的形上學的性質。這些對立和區別，雖然存在於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對意義，相反地，它們那些想像的固定性和絕對意義，只不過是由我們的反思帶進自然界的，——這種認識構成辯證自然觀的核心。積累起來的自然科學的事實迫使人們達到上述認識；如果人們領會了辯證思維規律，進而去領會這些事實的辯證性質，就可以比較容易地達到這種認識。無論 如何，自然科學現在已經發展得再也不能迴避辯證綜合了。可是，如果自然科學不忘記，作為它的經驗的總結的結論都是一些概念，而運用這些概念的藝術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識一起得來的，而是要求有真實的思維（它也有長期的經驗的歷史，其時期之長短和經驗自然研究的歷史正好是一樣的），——如果自然科學不忘記這些，那麼，它就會使自己比較容易地經歷這個過程。正是由於自然科學正在學會掌握2500年來哲學發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擺脫任何與它分離的、處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學，另方面也可以擺脫它本身的、從英國經驗主義沿襲下來的、狹隘的思維方法。 1885年9月23日於倫敦 (1) 見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或人類從蒙昧時代經過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的研究》1877年倫敦版。——編者注 (2) 同卡爾·福格特之流的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擊舊的自然哲學，比評價它的歷史意義要容易得多。舊的自然哲學包含有許多謬見和空想，可是並不比當時經驗自然研究家的非哲學理論包含得多，至於它還包含許多有見識的和合理的東西，那麼自從進化論傳播之後這已開始為人們所了解。例如，海克爾完全有理由地承認了特雷維臘努斯和奧肯的功績。奧肯在他的原漿說和原胞說中，作為生物學的公設提出的那種東西，後來真的被發現是原生質和細胞。如果特別談到黑格爾，那麼，他在許多方面遠遠超出他同時代的經驗科學家，這些人硬把某一種力——重力、浮力、電觸力等等加在所有不能解釋的現象上，以為這樣就把這些現象都解釋了，如果這行不通，就搬出某種未知的要素如光素、熱素、電素等等。這些臆想出來的要素，現在可以說基本上已經被排除了，可是，黑格爾所反對的那種玩弄力的把戲還在可笑地耍弄著，例如1869年在亥姆霍茲在因斯布魯克的演說中（亥姆霍茲《通俗講演集》1871年版第2卷第190頁）。同18世紀法國人傳下來的把牛頓神化（英國使他滿載榮譽與財富）這種做法相反，黑格爾指出：克卜勒（德國讓他餓死）是現代天體力學的真正奠基者；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已經包含在克卜勒的所有三個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確地表達出來了。黑格爾在其《自然哲學》第270節和附釋中（《黑格爾全集》1842年版第7卷第98、113—115頁），以幾個簡單的公式所證明的東西，作為最新數學力學的成果重新出現在古斯塔夫·基爾霍夫的書里（基爾霍夫《數學物理學講義》1877年萊比錫第2版第10頁），而且採用了和黑格爾首先闡發的那個簡單的數學模型實質上相同的模型。自然哲學家對自覺的辯證的自然科學的關係，同空想主義者對現代共產主義的關係是一樣的。 三 這一新版，除了幾處無足輕重的文字上的修改，都是照前一版翻印的。只有一章，即第二編第十章《〈批判史〉論述》，我作了重要的增補，理由如下。 正如第二版序言已經提到的，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馬克思寫的。在原定作為報刊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馬克思的手稿大加刪節，而恰恰在所刪掉的部分里，對杜林的主張所作的批判，與對經濟學史的獨立的闡述相比較，遠遠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這些闡述恰恰又是手稿當中甚至直到現在還具有重大意義和長遠意義的部分。我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馬克思說明配第、諾思、洛克、休謨等人在古典經濟學產生過程中所應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儘可能完全地並逐字逐句地發表出來；而他對魁奈的《經濟表》所作的解釋就更是如此了，這個表對整個現代 經濟學來說，仍然是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謎。相反地，凡是專門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響上下文的聯繫，我都把它刪掉了。 最後，我感到十分滿意的是，自從第二版以來，本書所主張的觀點已經深入科學界和工人階級的公眾意識中，——而且這種情況出現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國家裡。 弗·恩格斯 1894年5月23日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