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明史 · 第五講

關於五世紀在高盧爭論的主要問題——關於貝拉基派教義——關於在其歷史中奉行的方法——關於引起這場爭論的各種道義上的事實：第一，關於人的自由；第二，關於自由之虛弱和必須有外部的援助；第三，關於外部環境對自由的影響；第四，關於在靈魂里發生的沒有人把它們歸因於人的意志的精神上的變化——關於從這些事實中自然地產生的一些問題——關於我們在五世紀基督教教會方面應該據以考慮這些問題的這個特殊觀點——貝拉基派教義在羅馬、非洲、東方和高盧的歷史——貝拉基——塞萊斯蒂烏斯——聖·奧古斯丁——半貝拉基派教義的歷史——卡西安努斯——福斯圖斯——阿基坦的聖·普羅斯珀——關於宿命論——這場爭論的影響與一般結果 先生們，在上一講中，我企圖為你們描繪五世紀時高盧的世俗社會和宗教社會（僅就其一般面貌而言）的精神狀態的對照圖。現在讓我們更深入地考察一下宗教社會，它是唯一能提供我們研究和思考的充分材料的。在五世紀高盧基督教社會裡占主要地位的問題是——第一，貝拉基派教義或貝拉基的異教，它主要被聖·奧古斯丁所擊敗；第二，在高盧南部在主教福斯圖斯與教士馬梅提努斯·克勞狄納斯之間爭論的靈魂的本質問題；第三，各種與其說是關於教義的毋寧說是關於禮拜和戒律的問題，例如對殉道者的崇拜問題、關於持齋、苦修、獨身等的價值的問題；你們知道，這些都是維吉蘭提烏斯的著作所討論的對象；第四，基督教反對異教和猶太教的長期的鬥爭，即關於猶太人西蒙和基督徒狄奧菲魯斯之間、基督徒扎切厄斯和哲學家阿波羅尼奧斯之間的兩個對話的論題。 在所有這些問題中，最最重要的問題是貝拉基派教義：它是五世紀教會中偉大的理智方面的論戰，正像四世紀時的阿里烏主義那樣。我們現在就要來討論的正是貝拉基派教義的歷史。 每個人都知道，這場論戰涉及自由意志和聖恩問題，也就是說涉及人的自由與上帝的權力之間的關係問題，上帝對人的道德活動的影響的問題。 在敘述這事的歷史之前，我先要表明我想採取的方法。 這問題的單純的陳述就將向你們指出，它並不是五世紀或基督教所特有的一個問題，而是一切時代和一切地方所共同的一個普遍性的問題，是一切宗教、一切哲學體系向自己提出併力圖解決的一個問題。 因此，它顯然與各種原始的、普遍性的、道德的事實有聯繫，這些事實都是人類天性中所固有的，通過觀察可以在那邊發現的。我首先要找出這些事實，我要擺脫一切關於時期、地點和個別信條的考慮而努力在一般的人的身上區別出所謂貝拉基論戰的各種自然要素和首要的問題。我將闡明這些事實，既不在其中加入什麼，也不從中刪去什麼，也不對它們加以討論，而僅致力於證明和敘述它們。 然後我將指出，從這些固有的事實中自然地產生出了什麼問題，什麼困難，什麼論戰，而完全拋開關於時間、地點或社會地位的一切具體的情況。 這一點辦到之後，同時，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這個問題的一般理論方面一旦徹底確立，我就要來測定，辯論中各種不同意見的辯護人在五世紀時是根據什麼特殊論點來考慮這些道德事實的。 最後，在說明了貝拉基派教義是從什麼來源和在什麼力量贊助之下產生出來的之後，我就將詳述其歷史；我就將循著其關係和發展情況探索其主要思想，以便正確了解這場大論戰興起時人們的心理狀態，它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又在哪一點上離開了它。 先生們我務必請你們認真注意，特別是在考察這個問題所涉及的各種道德事實的時候，因為它們是難以正確地理解，難以正確地表達的；我但願能既清晰又確實地敘述它們，可是我幾乎沒有時間，只能粗略地說明它們。 第一，形成整個爭論的基礎的是自由，自由意志，人類的意志。為了正確地了解這一事實，必須從一切不相干的因素中解脫出來並使它嚴格地復歸原位。我認為它之所以往往不能得到正確的了解，是由於缺乏這種小心謹慎；人們沒有把自己放在自由這個事實的前面，單單自由這個事實面前；人們看到了並且描述了它，但可以說是把它和在精神生活中處於非常接近的地位但本質上並不相同的其他事實混淆起來。例如，他們認為人的自由存在於考慮和選擇行為的動機的力量之中，從那裡進行的考慮和判斷被認為是自由意志的實質。決不是那麼一回事。這些都是理智的行為而不是自由的行為；各種不同的行為動機，不同的利害關係、情慾、意見等等都出現在理智之前；理智加以考慮、比較、估計、衡量，並最後加以判斷。這是一種預備工作，它先於意志行為，但決不組成意志行為。當人深思熟慮時，當人充分認識到他心中產生的動機及其價值時，一種完全新的完全不同的事實即自由這種事實就到來了；人作出一種決定，也就是說開始了一系列的事實，這些事實的根源就在他本身之中，他把他自己看作這些事實的創造者，它的產生是由於他希望它產生，它不會產生，除非他希望它產生，如果他希望使它們不同地產生出來，它們就會不同。去掉一切關於理智的深思熟慮的回憶，關於已知的和已經意識到的動機的回憶；把你的思想和這個一想到一種決定就立即作出這種決定的人的思想集中起來，當時這個人說：「我要，我要這樣做，」同時要求你自己，問他，是否他不能決意而做了其他的事。肯定你會回答說——他會回答說，「是的。」自由這個事實在這裡就顯露出來了：它完全存在於人經過深思熟慮後作出的決定中：它是這樣一種決定，它是人的固有的行為，這種行為是靠他存在的，而且是僅僅靠他一個人；這種行為是一種與在它之前或環繞著它的一切事實無關的簡單的行為；它在最多樣化的環境中總是同一的，永遠是同樣的，不管它的動機和它的結果如何。 先生們，人知道這個行為，正像他作出它那樣；他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他感覺到自己的自由。良心是人所擁有的能凝視和沉思在自己身心裡經過的思想、能出現在自己的存在之前、仿佛成為自己的旁觀者的那種本領。不管在人的身心內部完成的種種事實是怎麼樣的，它們都是通過良心這個事實顯示給他看的；良心證實了自由，正像感覺和思想那樣；人看到和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正像他看到和知道自己在思想、反省和判斷那樣。人們曾屢次試圖，甚至現在也試圖在這些各不相同的事實中間建立某種不平等的清晰性和可靠性：他們起來反對他們稱為把關於良心的事實即未知的和模糊的事實引進科學中去的這個設想。他們說，感覺、知覺，這些都是清楚的，已經證明了的；但是關於良心的事實，它們在哪裡呢？它們是什麼呢？我不認為有任何必要在這個問題上長期堅持這個論點：感覺、知覺，也像自由那樣，是屬於良心的事實；人以同樣的態度、同樣的眼神和同樣的肯定看待它們。他可能把他的注意力投在關於良心的某些事實上而不投在其他事實上，並忘記或誤解了那些他所不重視的事實。我此刻提到的這個意見就是這事的證據：但當他全面地看到自己時，當他毫無遺漏地目擊自己內心生活的壯觀場面時，他就會毫不困難地深信一切場景都是在同一個舞台上通過的，同時他是在同樣的原則上並以同樣的態度知道這一切場景的。 先生們，我希望已被如此轉化為其固有的獨特的本質的人類自由這個事實能充分地呈現在你的思想的面前，因為它與其他近似而又有別於它的事實的混淆正是我們要探討的這場大論戰中引起麻煩和辯論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個同樣自然、同樣普遍的事實在這場大論戰中起著重大的作用。 人覺得自己是自由的，認為自己有本領僅僅通過自己的意志開創一系列事實，他同時也承認他的意志是受某種規律的控制的，這種規律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名稱：人道、理性、機智等等。他是自由的；但是，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他的自由並不是任意的；他可能無意義地、不正當地、自覺有罪地利用他的自由；每次他利用它的時候，總有某種規律在指揮它。遵守這種規律是他的責任，也是他的自由的任務。 不久他就會看到，他從未十足地完成過這項任務，也從未完全按照理性和倫理行事；總是自由地，也就是說，雖然道義上能使自己遵守這項規律，但實際上他並沒有完全履行他所應做的、甚至他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每次當他認真地問自己並誠懇地回答自己時，他總是不得不說：「如果我願意的話，我可能已經做了什麼什麼事了；」但他的意志是軟弱的、畏縮的；它既不儘自己的責任，也不儘量發揮自己的威力。 先生們，這種事實很明顯，其中之一誰都能證明：甚至有這種怪事，隨著道德的人的發展和完善，越來越清楚、越來越迫切地感覺到意志的這個弱點：最優秀的人，即最能使自己的意志符合於理性、符合於道德的人，往往最深切地感到他們的不足，最深信在人的行為與其任務之間、在自由與其規律之間存在著深刻的不平等。 先生們，因此，在一切人的心中產生出一種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呈現的感情；即感覺到必須給人的意志一種外力的支持，一個支軸，在它的目前的力量上添加一種力量以便必要時支持它。人便向各方面探索，想發現這種支軸、這種助力；他在友誼的鼓勵中，在聰明人的會議中，在像他自己的那些人的榜樣和稱讚中，在對責備的害怕中查問這種支軸、這種助力；但一個都沒有查到，卻每天在他自己的行為中看到有上千個證據足以證明這種靈魂的活動，急於要在它本身之外找到一種能幫助它的自由的助力，它覺得這種助力既是實際的又是不夠的。但由於這個可以看得見的世界，即人類社會，並非總能滿足他的欲望，由於它們都苦於這種在他自己的情況中也可以看得到的這種不足，靈魂便走到這可以看得見的世界的外面去，在人類關係之外去尋找這種它所需要的支軸：宗教的感情發展起來；人開始向上帝講話並請求他的幫助。祈禱是最崇高的方式，但並不是唯一的方式，在這種形式之下，對人類意志之軟弱的普遍的感覺，和向某種外力和同盟力量的求援之心便顯露出來了。 這正是人的本性，當他誠懇地請求這種支持時，他就能得到這種支持，他一門心思地尋求它，幾乎就足以取得它。任何人，感到自己的意志荏弱，誠懇地乞求朋友的鼓勵，智者會議的影響，輿論的支持或通過祈禱向上帝請教，立刻就會感覺到自己的意志在某種程度上和某一段時間裡得到了加強和支持。這是日常經驗的一個事實，是非常容易證明的。 第三個事實的重要性是不應忘記的；我指的是獨立於人之外的環境對人類意志的影響，外部世界對自由的控制。沒有一個人否認這個事實，但必須正確地估計它，因為，如果我沒有欺騙自己的話，一般說來，人們並沒有很好地了解它。 我剛才區分了自由與慎重考慮；慎重的考慮先於自由，它是由理智完成的。先生們，獨立於人之外的環境，不論它們是什麼，是地點，是人出生的時間，還是習慣、風俗、教育、事件，決不影響自由的行為，例如我竭力描述過的那些；自由的行為並不受環境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它始終是同一的、完全的，不論引起它的動機是什麼。各種外界環境都是根據這些動機，在理智活動的領域內發揮和耗盡它們的力量的。時代、地區和一切生命都在其內部消逝的這個世界，無限制地改變先於意志的慎重考慮的各種因素：由於這種改變的緣故，某些事實、某些思想、某些感情，在這智力勞動中，出現或不出現，靠近或疏遠，有力或軟弱；而這種慎重考慮的結果，也就是說，根據這些動機形成的判斷，大大地受到它的影響。但跟在它後面的意志的行為基本上仍然不變：人們的行為僅僅間接地並由於被引入慎重考慮的各種因素的多樣性而受到了外部世界的這種影響。我希望一個實例就能使你們完全理解我。一個野蠻人為了忠於他部族的習慣、完成他認為應盡之義務而勉強地殺死了自己的年老體弱的父親：相反，一個歐洲人卻贍養自己的父母，服侍他、盡心竭力減輕他年老體弱的痛苦；再也沒有任何東西比這兩個例子中構成行動之前的慎重考慮的基礎的兩種思想和隨之而來的兩種結果更不相同的了。沒有任何東西比這兩種行動中的合法性和道德價值更不相等的了。但說到決心，歐洲人的和野蠻人的自由的個人行動難道是不一樣的嗎，如果都是以同樣的意圖和同樣的努力程度來實現的話？ 因此，獨立於意志之外的環境對自由行動的動機和結果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但這是它能發揮其作用的唯一領域：處在慎重考慮與外部行動之間的較低的事實，即自由的事實，則仍然是一樣的，而且是在最多樣化的各種因素中以同樣的方式實現自己的。 我現在要來談談第四種也是最後一種大的道德事實，我們必須了解它才能了解貝拉基派教義的歷史。我還可以列舉其他許多事實，但這些的重要性都不大，它們顯然是我在這裡敘述的那些事實中派生出來的，我沒有時間敘述它們。 有某些變化、某些道德事件是在人的內心完成和表現出來的，無需他能把它們的根源歸諸他的意志的某一行動，或能認出它們的創作者。 這種說法，初初一看，可能會使你們中的某些人感到吃驚；先生們，請允許我用類似的事實來說明它，這種事實在知識領域裡比較頻繁地發生，而且也比較容易理解。 沒有一個人不曾在他一生的某個時期里，在辛苦地探索某種思想、某種往事的過程中未取得成果就因疲倦而昏昏入睡，可是第二天早晨醒來時卻發現他所要的東西已完完全全出現在他的頭腦里。沒有一個學者不曾遇到過，在他研究的課題尚未取得成果時就不得不退下來休息，而在第二天早晨起來時卻毫無困難就攻下了這個課題。我可以舉出許多其他這樣的例子：我現在選出這兩個作為最簡單、最無可爭辯的例子。 我從它們推斷出這個結果：某種內心的自發的勞動不依靠意志的自覺的、故意的活動而在人的悟性中完成了自己，這是一種我們沒有加以指導和控制的勞動，我們沒有機會觀察其進展的勞動，然而是一種實際的生產性的勞動。 這裡面畢竟毫無奇怪之處：我們每個人降生到這個世界裡來時都帶來了他自己的天生的智能。人通過他意志的活動，指導和修改、提高或貶低自己的道德存在，但他並不創造自己的道德存在；他已得到了它，同時它還具有某種個人的氣質，具有某種自發的力量。各個人在精神方面的天生的差異，也像在體質方面的天生差異那樣，是無可爭辯的。既然各個人的天生的體質都同樣是自發地靠它自己的力量發展的，因此，在他的智能的天性中，也同樣由於它與外界的關係或它的意志本身的發動而有某種不自覺的看不見的發展在那裡運轉，雖然運轉得極不均衡，或者用只有我自己用的一種說法來說（因為它形象地表達了我要表達的意思），有某種在適當的時候能自然地產生它的果實的植物在那裡運轉。 先生們，在知識階層里發生的事往往也同樣在道德階層里發生。某些事實發生在人類靈魂的內部，它並不涉及它本身，也不把它看作自己意志的作品；有某些日子、某些時刻，它發現自己處於一種不同於它在自己意志作用下最後感覺到的那種道德狀態。它不能把這個變化的進展追溯到它的源頭；它與此無關，它的發生是未經它的同意的。換句話說，道德的人並不是整個地創造自己的，他意識到那些原因、那些在自己外面的力量不知不覺地在他身上起作用，並改變它；在它的道德生活中，也像在他的未來命運中那樣，有許多問題對他來說是完全無法說明的，是他所完全不知道的。 也不必使他自己相信這個事兒，即他應注意那些偉大的道德革命、那些突然的顯著的變化，因為人類的靈魂無疑有時可能會有這種感受，但這種感受往往被敘述者的想像所高度渲染，而令人難以對它作出適當的評價。這種不自覺改變的更多的事例，我們只需深入觀察自己的內心，就能在那裡發現。任何人在觀察自己內心生活時都能容易地認識到自己這個有道義心的人的興衰變化並非完全是自己意志行動或自己所知道的外界環境的結果。 先生們，這些都是人類天性，簡單而普遍的天性，在貝拉基派教義本身的歷史細節和具體情況之外，傳送給我們的關於貝拉基論戰的主要的道義事實。你們立刻就會看出，僅僅從這些事實，仍然撇開一切特殊的偶然的因素，就產生了大量成為許多重大討論的基礎的問題。首先，我們可以研究一下這些事實本身的真實性：實際上，並非它們全都同樣地面臨著這種危險；例如，人類自由這個事實比任何其他事實更為明顯、更為不可抗拒；然而即使這一點也已被否認，正像一切事物都可被否認那樣，因為錯誤的廣大領域是無邊無際的。 承認這些事實，完全承認它們，但接著又來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對於每個事實在道德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或所起的作用是否沒有弄錯；我們可能不正確地衡量了它們的廣度和重要性。我們可能對自由、對外界環境、對意志的弱點、對各種未知的影響所起的作用估計得太大或太小。 還有，關於事實本身完全不同的各種解釋都可能被提出來。例如，關於人的精神狀態中發生的不自覺的、難以察覺的變化；我們可以說，這些都可以歸因於靈魂缺乏適當的注意，歸因於它的不記得一切事情都在它的內心經過的，歸因於它已經忘記了意志的某些行為，忘記了已經產生結果的某種決策、某種印象，它既沒有探究其線索，也沒有觀察其發展。或者，為了說明道德生活中這些模糊的、可疑的事實，可以一方面乞援於上帝對人的直接的、特殊的行動，另一方面乞援於上帝的行為和人的活動之間的永久關係。或者，最後，可以試圖用各種方法使這些事實和諧一致；使它們變成建立在某種原則上的一個體系，使它們歸屬於某種關於人和世界的本性和命運的一般的教義。因此，無窮無盡的問題可能以各種方式產生出來；僅就在考慮中的這些事實的本質而論，就其本身及其大多數而論，它們是一個多產的討論課題。 如果某些局部的暫時的原因更多地改變我們據以考慮這些問題的觀點，改變人類頭腦對它們的認識範圍，使對它們的研究轉到一個方向而不轉到另一個方向，使這個或那個事實更突出或不太突出，使它們更有效或不太有效，則論戰的戰場不知將廣闊到如何程度。這種事是經常發生的，在五世紀當然也發生過。我已盡力和你們一道追溯貝拉基論戰的天然的和純粹的道德根源：現在我們必須考慮它的種種歷史根源；它們對於正確了解貝拉基論戰是同樣必要的。 在基督教會內部，我敘述過的那些道德方面的事實必然會被人們以各種觀點加以考慮。 基督教實質上是一種實際上的革命，並不是一種純科學的理論的改革。它的主要目的是改變人的精神狀態，支配人的生活，不僅僅是某些具體的人的生活，而是整個民族、整個人類的生活。 先生們，這是一種奇妙的新事物。希臘哲學，至少從其歷史漸漸清晰而確實的時期起，基本上是科學的，被更廣泛地應用於真理的探索而不僅是用於改革和指導生活方式。它的學派中只有兩個學派採取一種稍稍不同的方針。它參加斯多葛派和新柏拉圖派的正式方案以發揮一種道德影響，調節行為和啟發悟性；但他們在這方面的抱負僅限於少數門徒——一種知識貴族。 與此相反，基督教的特殊的有代表性的計劃是實施道德的改革，一種普遍性的改革，以其教義的名義，在全世界範圍內支配人們的意志和生活。 先生們，作為一種幾乎必然的結果，在構成我們的天性的許多道德事實中，基督教社會的領袖們特別要突出的是那些最能發揮改革的影響、以更快的速度產生實際效果的道德事實。他們把大主教和教會中的長老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這些事實上來；因為他們是從這些事實取得推進基督教事業和完成自己使命的手段的。 還有，基督教道德改革的支柱是宗教，構成其力量的是宗教思想，人與上帝的關係，目前生活與未來生活的關係。因此，基督教領袖們在眾多道德事實中最喜歡的是那些具有我們天性中屬於宗教部分的那種宗教傾向，並且可以說是限制在現職和未來希望、道德與宗教的範圍上。 基督教的需要及其實施道德改革和支配人的行動的手段必然隨著時間地點而變化。在人的靈魂方面，它必須時而致力於某一事實，時而致力於另一事實；今天致力於一種事態，明天致力於另一種事態。例如，在各個時代，從一世紀到五世紀，宗教社會領袖們的任務顯然不是始終如一的，也決不是用同一種方法完成的。一世紀的主要的事情是反對異教的鬥爭——推翻一種令人從心裡憎恨的制度的必要的努力——簡言之，即革命的工作，作戰的工作。這就必需不斷地訴諸自由的精神和檢查的精神，訴諸意志的有力的表現；這是這個時期的基督教社會在一切場合所祈求和經常誇耀的道德事實。 五世紀時，一切事物都處於一種不同的情況中。戰爭已經結束，或者已基本結束——勝利已經取得。基督教的領袖們現在必須整頓宗教社會，傳播其信條，整飭其紀律，一言以蔽之，必須在它所擊敗的異教世界的廢墟上制定它的教規。這些盛衰的變化在一切偉大的道德革命中都會遇到。我無需再給你們舉出例子。你們可以看出，在這個時期，必須經常祈求的已不再是自由精神。現在需要在人民中培養的卻是一種有利於制定規章、建立秩序、有利於行使權力的心情和素質。 把這些考慮應用於我指出的作為貝拉基論戰的根源的那些物質世界的事實和道義的事實，你就能容易地辨認出在五世紀時教會領袖們特別感覺到應該促進其發展的那些人。 有另一個原因使他們據以考慮我們的道德本質的觀點發生變化。與人類自由有關的種種事實和那些事實中產生出來的種種問題，都不是孤立的事實或孤立的問題：它們是和其他事實，和其他更普遍更複雜的問題密切地聯繫著的；例如同善惡起源的問題，人的一般命運問題以及它與上帝對世界的計劃的基本關係問題密切地聯繫著的。因為在這些更高層的問題上，教會裡早已存在著明確的教義、固定的主張和公認的解決辦法；所以當新問題起來時，宗教社會的領袖們必須使他們的思想適應於一般人的思想，適應於既定的意見。由於它們，便產生了這種複雜的局面：某些事實、某些道德問題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他們本來可以排除一切外界的考慮，排除科學觀點以外的一切觀點而思想完全自由地作為哲學家來考察和判斷這些事實、這些問題；但當時他們被授予官方權力，他們有責任管理他們的人民，整飭他們的行動，指導他們意志。因此，一種實際的政治的需要壓倒了哲學的作用並把它推在一邊。這還不是全部；哲學家們和政治家們，他們還不得不同時起純粹邏輯學家的作用，在一切場合無保留地與某些原則的重要性和某些永遠不變的教義保持一致。因此，他們仿佛同時扮演著三種角色，同時受到三方面的支配；他們必須同時考慮到事物的本性、實際的需要和希望。一旦發生了一個新的問題，一旦他們不得不注意到他們以前從未好好注意過的那些道德事實時，他們就得以這三種資格來思考和行動，來完成這三種使命。 可是，先生們，這在宗教社會裡並不是它的一切成員的職務；有許多基督教徒，他們認為自己一方面並不負有責任指導教會的道德管理，另一方面也不必通過它的一切結論去貫徹它的整套教義。在這樣一批人中間，一定會出現一些人才，他們有權觀察並為他們自己取得某些道德事實，而無需十分注意他們的實際影響或他們在總系統中的地位，他們的頭腦沒有教會大領袖們的頭腦那麼淵博那麼堅強有力，但他們在一個人數較少的領域裡有著更充實的事業，擔任著比較簡單而容易的工作，因此他們對某些具體問題可能掌握著較精細而明確的知識。這樣，就產生了一些異教的創始人。 這樣就興起了貝拉基教義。我希望，你們現在已經了解影響其命運的那些初期的、外界的情況；你們了解了：（1） 成為爭論中心的那些主要的自然事實；（2） 從那些事實中自然地產生出來的一些問題；（3） 五世紀時宗教社會的領袖們和從宗教界中產生出來的活躍的有研究頭腦的人據以考慮這些事實、這些問題的特殊的觀點。有了這條指導線索、這支照明的火炬，我們現在就可以繼續下去敘述貝拉基論戰本身的歷史。 論戰是在五世紀初興起的。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和關於上帝對人的靈魂的作用的問題，實際上早已受到基督徒們的注意，這是聖·保羅的書信和其他許多不朽巨著所證明了的；但是提出來的一些事實幾乎沒有經過討論就被接受或被拋棄了。到四世紀末，人們開始更細緻地研究它們；教會的某些領袖已開始對這個問題感到不安。聖·奧古斯丁自己說，「我們切不可對尚未成為基督徒或尚未成為徹底堅定的基督徒的人講太多的關於神的恩賜的話；因為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這個問題可能給信徒造成許多麻煩。」 405年前後，英國修道士貝拉基（這是希臘、拉丁作家給他的名字，他的真名似乎是摩根）居住在羅馬。關於他的出身、他的道德品質、他的能量和他的學識有無窮無盡的爭論，他在這幾方面都受到了大量的辱罵；但這種辱罵似乎都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根據一些權威的證據，也根據聖·奧古斯丁本人的證據來判斷，貝拉基是一個好出身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生活廉潔的人。我已說過，他是一個羅馬的成年居民，沒有制定過任何教義，沒有寫過關於這個問題的任何著作，在405年前後開始大談起自由意志問題，並對它作了深刻的研究和詳細的闡釋。但沒有跡象表明他在這個問題上曾抨擊過任何人或要求論戰，他似乎僅僅按照這樣一個信念行事，即認為人類自由之說是沒有充分理由的，在這個時期的宗教教義中是沒有它的份的。 這種思想在羅馬沒有引起麻煩，幾乎沒有引起任何辯論。貝拉基自由自在地談；人們靜靜地聽著他。他的主要的門徒是塞萊斯蒂烏斯，像他一樣是一個修道士，至少人們是這樣認為的，但比他更年輕，更自信、更果敢，並更堅決地要把他的意見貫徹到底。 411年，貝拉基和塞萊斯蒂烏斯已不在羅馬；人們發現他們在非洲，在希波和迦太基。在後一城市裡，塞萊斯蒂烏斯提出他的觀點：一場論戰立刻在他與副主祭保利努斯之間爆發了，後者在主教面前控告他信奉異教。412年，召開了一次會議；塞萊斯蒂烏斯也出席了，並有力地為自己辯護；他被開除教籍，而在無效地向羅馬主教上訴後就遷居到亞洲，看來，貝拉基在他之前就已到了那裡。 他們的教義傳播開來了，在地中海各島，特別在西西里和羅得島，很受歡迎。他們把塞萊斯蒂烏斯寫的一本題名為《Definitiones》的小著作送給聖·奧古斯丁。該書使許多人都急切地爭相閱讀。一個名叫希拉蕊的高盧人為此以極大不安的心情寫信給他。希波的主教開始感到吃驚，認為這種新思想是錯誤的、危險的。 起初，在許多涉及人的道德活動的事實中，關於自由意志的問題幾乎是貝拉基和塞萊斯蒂烏斯所唯一探討的問題。聖·奧古斯丁和他們抱同一信念，並曾不止一次地公開讚揚它；但是其他問題，他認為也應取得一席之地；例如，關於人類意志無能的問題，需要外援的問題，以及如果意志不能取得外援則靈魂里就會發生道義上的變化的問題。貝拉基和塞萊斯蒂烏斯似乎毫不重視這些問題：這是他們與希波主教發生爭議的第一個原因，希波主教的更為廣闊的頭腦是從更多的方面來考慮道德的本質的。 此外，貝拉基由於他極端重視自由意志，削弱了基督教教義的宗教的一面，而加強（如果我可以用這個詞的話）了人的一面。自由是人的事情，他單獨在那裡出現。與此相反，在人類意志的無能方面，在人類意志所並不要求的道義上的變化方面，都有上帝干預的餘地。既然教會的改革力量基本上是宗教的力量，根據實際的觀點，它一定會從第一流的理論中丟棄一種與宗教無關的事實，並使其勢力能在其中找到發揮機會的那些事實相形見絀。 聖·奧古斯丁是教會學者的領袖，比任何其他人更有責任維護教會教義的總的體系。既然在他看來，貝拉基和塞萊斯蒂烏斯的思想是與基督教信條的某些基本觀點、特別是關於原罪和贖罪的觀點相牴觸的，所以他從三層關係方面來抨擊它們：作為一個哲學家，因為在他看來，它們關於人類本性的知識是狹隘和不完全的；作為一個負責管理教會的實際的改革者，因為，按照他的看法，它們削弱了改革和管理的最有效的手段；作為一個邏輯學家，因為他們的思想與基督教信條的基本原則中推導出來的結論並不完全符合。 你們瞧，從那時起，爭吵嚴重到什麼樣子：一切事物都被卷進去了，哲學、政治、宗教，聖·奧古斯丁的意見和他的事業、他的自尊心和他的職務。他把自己整個兒都捨棄給它了，發表論文，書寫信函，收集各方面送來的消息，大量的反駁和忠告，並載入他的一切著作、他的一切活動記錄，這些著作和記錄是激情和溫厚、權力和同情、寬廣的心胸和邏輯的嚴密性的混合物，它賦予他如此罕有的一種力量。 貝拉基和塞萊斯蒂烏斯方面也並不閒著；他們在東方找到一些有力的朋友。如果聖·哲羅姆在伯利恆大聲譴責他們，耶路撒冷主教約翰則熱情地保護他們：他為了他們召集他教會裡的牧師們開了一個會。聖·奧古斯丁的一個門徒西班牙人奧羅修斯剛巧在巴勒斯坦，他到那裡報導了非洲在貝拉基問題上發生的一切事情以及他被控告犯的錯誤。在約翰主教的介紹下，人們訪問了貝拉基。他們問他，他是否真的把奧古斯丁駁斥過的東西教給人家。他回答說，「奧古斯丁在我眼裡是什麼呀？」在場的許多人都很反感。當時奧古斯丁在教會的學者中是最著名、最受人尊敬的。他們要把貝拉基驅逐出去，甚至要開除他的教籍；但約翰擋開了這個打擊，讓貝拉基坐下來，並訊問他，說，「我是這裡的奧古斯丁，你要回答我的話。」貝拉基說的是希臘語，他的起訴者奧羅修斯僅僅能說拉丁語；出席會議的人聽不懂他的話；他們就散開了，什麼決定也沒有作出。 不久，415年12月在凱撒利亞主教尤洛其烏斯的主持下，在巴勒斯坦的狄奧斯波利斯（古代的利達）舉行了一次由十四個主教出席的會議。兩個被逐出自己的教區的高盧主教，阿爾勒主教希羅斯和艾克斯主教拉扎勒斯，對他提出了一個反對貝拉基的新的罪名。他們兩人沒有出席會議，說是病了，大概知道他對他們毫無好感。貝拉基出席了會議，仍舊受到耶路撒冷主教的保護：他們詢問了他的有關他的意見；他解釋了這些意見，採用了這次會議作為教會的真正教義向他提出的一切話來修飾了這些意見，詳細敘述了他受過的苦，談到了他與許多可敬的主教以及與奧古斯丁本人的關係，奧古斯丁在兩年前曾寫信給他，想批駁他的某些思想，但字裡行間充滿著慈愛和溫厚之情。會上宣讀了希羅斯和拉扎勒斯的控訴書，但只是用拉丁文寫的，而且還插入了譯者的話。會議表示滿意；貝拉基被判無罪，並宣告他是正統的。 關於這個決定的消息不久傳到了非洲，你們知道這個時期教會活動何等積極，而事件和消息的傳布又何等迅速，文件從亞洲傳到非洲，從非洲又傳到了歐洲，從這個城市傳到另一個城市。聖·奧古斯丁一知道狄奧斯波利斯會議的結果，雖然他還沒有接到這個會議的法令，他就調動一切力量來抵制它的執行。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巴勒斯坦發生了一件小事情，它使貝拉基的事業蒙上了陰暗的顏色。他仍留在耶路撒冷，並更自信地宣稱信奉自己的思想。在伯利恆爆發了一場反對聖·哲羅姆和建立在他附近的修道院的猛烈的騷亂：發生了一系列過度行為，有些家宅被搶、被焚，有一個副主祭被殺；哲羅姆也不得不躲避到一座塔里去。據說，貝拉基教義者是這場騷亂的發起人：但沒有什麼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倒傾向於對它有懷疑；但仍然有懷疑的餘地；一般都這樣認為，於是興起了一陣大吵大鬧；聖·哲羅姆就此事寫信給羅馬主教英諾森特一世，貝拉基教義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這一年，在非洲的迦太基和米利文舉行了兩次莊嚴的宗教會議，一次出席了68個主教，另一次出席了61人。貝拉基與其教義在那裡被正式宣告有罪；兩次會議把它們的決議通知了教皇；聖·奧古斯丁和另外四個主教私下寫信給教皇，更詳細地報告了整個事件，並勸他審查貝拉基以便公布真相、譴責錯誤。 417年1月27日，英諾森特覆信給兩個會議和五個主教並宣告貝拉基教義不適用。 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已被擊敗；兩個月後，英諾森特死了；索西穆斯繼承他；塞萊斯蒂烏斯回到羅馬；他從新教皇那裡取得了一份新的檢定書，他大概在該書中說明了自己的意見，像貝拉基在狄奧斯波利斯所做的那樣。417年9月21日，索西穆斯通過三封信告訴非洲的主教們說，他嚴格認真地過問了這件事；說他在聖克雷芒教堂里舉行的教士的大會上親自聽了塞萊斯蒂烏斯的證詞；說貝拉基曾寫信給他替自己辯白；說他對他們作的解釋表示滿意，並曾在教會的聖餐會上恢復了他們原來的地位。 這些信剛剛到達非洲，在迦太基就舉行了一次宗教會議（418年5月）；出席會議的有203個主教 注 ；會議在八條明白的教規中譴責了貝拉基的教義，並與羅馬皇帝荷諾里烏斯通信，以便從他那裡而不從異教徒那裡取得使教會免於滅亡的手段。 從418年到421年，出現了羅馬皇帝荷諾里烏斯、狄奧多西二世和君士坦提烏斯的許多敕令和信函，說要把貝拉基、塞萊斯提烏斯及其黨徒逐出羅馬和他們妄圖去宣傳其極端錯誤的思想的一切城鎮。 教皇索西穆斯並未長期抵抗宗教會議和皇帝們的權力；他召開了一次新的會議以便再聽聽塞萊斯提烏斯的證詞；但塞萊斯提烏斯已經離開羅馬，於是索西穆斯寫信給非洲的主教們說，他已譴責貝拉基教派。 這場爭論還繼續了一段時間；有18個義大利主教拒絕在宣判貝拉基有罪的文書上簽字；他們被剝奪了主教的職位，並被放逐到東方去。宗教會議、教皇和皇帝的三重決定給予這個事業以致命的打擊。418年後，我們在歷史上已看不到貝拉基的痕跡。塞萊斯提烏斯的名字在427年之前有時還能遇到；此後也就消失了。這兩個人一旦離開舞台，他們的學派就迅速地消亡了。被歷次宗教會議、教皇們和世俗當局所採納的聖·奧古斯丁的意見成了教會的一般教義。但它尚須進行一些鬥爭才能取得勝利；貝拉基教義死了，留下了一個後繼者；半貝拉基教派進行了貝拉基教派所不能再擔當的鬥爭。 在高盧南部，在躲藏著一些思想大膽的人的聖·勒林斯和聖·維克特修道院內，有些人，特別是我已談到過的修道士卡西安努斯，覺得貝拉基的錯誤的範圍似乎過於狹隘，不能充分說明有關人類自由及其與上帝權力的關係的一切事實。例如，人類意志無能為力的問題，需要外援的問題，在靈魂中起作用但並非是靈魂的工作的道德革命問題，他覺得這些都是既無可爭執也不能忽視的實際的重要的事實。卡西安努斯充分地大聲地承認了這些事實，因而使關於自由意志的教義具有一些宗教的性質，而這正是貝拉基和塞萊斯蒂烏斯所解釋了的。但是，同時他還對聖·奧古斯丁的許多思想，特別是他的關於道德改革和人的逐漸神聖化的說明，相當公開地提出了質疑。聖·奧古斯丁把它們都歸因於上帝對靈魂的直接的、立即的、特殊行動，歸因於真正的上帝的恩惠，這種恩惠，人自己原是沒有資格享受的，它完全來自上帝的無償的贈予，來自上帝的自由選擇。 卡西安努斯承認人本身的價值具有更多的功效，並堅持認為人的道德改革部分地是人自己意志的工作，它使自己得到上帝的支持，並通過一系列相互的自然聯繫（雖然往往是看不見的）產生出一些內部變化，人的神聖化進程就是通過這種內部變化而為人世所知的。 這就是半貝拉基教派與其可畏的對手之間爭論的主要問題。論戰是在428年前後，從阿基坦的普羅斯珀和奚拉里兩人的書信開始的。奚拉里曾急急忙忙告訴聖·奧古斯丁說，貝拉基教義又以新的形式抬頭了。希波的主教立刻寫了一篇題名為《De Prœdestinatione Sanctorum et de dono perseverantiœ》的文章。普羅斯珀發表了他的詩篇《反對忘恩負義者》；於是，以小冊子和書信為武器的論戰又重新活躍起來。 聖·奧古斯丁死於430年；只有聖·普羅斯珀和奚拉里留下來負責執行他的工作。他們到羅馬去，並使半貝拉基教派受到教皇的譴責。這種教義不管經過怎樣的修改，在教會裡已不太受人歡迎；它使已經被擊敗的異端邪說復生；它削弱了（雖然僅是輕微地）道義和政府的宗教影響；它也不符合一般的思想路線，這種思想路線對上帝在各種場合的干預給予了更多的讚揚。半貝拉基派的教義如果沒有另一種完全相反的教義即宿命論教義的出現，使其得以暫時保留一些力量和信譽的話，大概早已幾乎毫無抵抗地垮台了。 某些執拗的邏輯學家根據聖·奧古斯丁論人類意志的無能與其價值的無效以及上帝的恩惠完全免費與無償的性質的著作，推斷出一切人的命運都是註定的，關於每個人的永久命運的天意是不可改變的。這個教義在五世紀時的各種最初的表現是模糊而可疑的；但它從它出現的時候起就震動了大多數基督徒的良知和道義上的公正心。於是，半貝拉基教派開始投入戰鬥並把他們的思想提出來作為這樣一種錯誤的天然的抗毒劑。這些就是里茲主教福斯圖斯在445年前後力圖加於半貝拉基教義的特徵，關於福斯圖斯，我早已提到過他的名字，在將來某一個時期里，我將更詳細地談到他；他是作為貝拉基教派和宿命論派之間的一種介體出現的。他說：「在關於上帝的恩惠和人的服從的問題上必須堅持中間道路，既不偏右，也不偏左。」按照他的意見，貝拉基和聖·奧古斯丁兩人都太專斷：一個對人的自由考慮得太多，而對上帝的行動考慮得不夠；另一個呢，對人的自由太不注重了。這種妥協開始時在高盧的教會裡很受歡迎；兩次宗教會議，一次是472年在阿爾勒舉行的，另一次是473年在里昂舉行的，都正式譴責了宿命論派，並責成福斯圖斯發表一篇他已寫好的題為《論上帝的恩惠和人類意志的自由》的論文，甚至還讓他作進一步的發揮。可是，這對半貝拉基教義來說僅僅是一天的緩解，一線的好運；不久，它的信譽又喪失殆盡。 聖·奧古斯丁生前曾被控宣傳宿命論教義，宣傳完全取消自由意志，但他積極地為自己作了辯護。 我認為，作為一個論理學家，他想錯了，錯在他否認了他自己的一方面關於人類意志的無能和敗壞，另一方面關於上帝的干涉和上帝的先見的性質的思想必然會造成的一個結果。 但在這個場合，聖·奧古斯丁的高超的頭腦挽救了他，使他免犯邏輯幾乎要他犯的錯誤。他的自相矛盾正是由於他的崇高的理性。先生們，請讓我對這一事實詳細說一下，因為僅僅這樣就足以說明這麼多的優秀天才的自相矛盾的說法：我要舉一個我們大家身邊的一個最驚人的例子。當然，你們中大多數人都已讀過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正像你們知道的那樣，數的至尊的地位，數的多數的至尊的地位，是這部著作的基本原則，而盧梭在一個長時期內，以堅定不移的嚴峻態度研究出它的種種結果；可是，一種時刻終於到來了，這時他放棄了它們，而且最有效地放棄了它們；他希望把他的根本法，他的憲法奉獻給正在上升的社會；他的崇高的才智警告他，這樣一件作品決不能出自普選權，出自大多數，出自群眾：他說，「要為人類制定法律，就需要有一個神明。……這一職務決不是行政官的職務，也決不是統治權……它是一種獨特的、超然的職能，與人世間毫無共同之處。」 注 於是他樹立了一個唯一的立法者，一個聖人；這樣就違反了他的人數至高無上原則，從而轉變到一種完全不同的原則，轉變到才智至高無上原則，轉變到高級理性的權力。 先生們，在《社會契約論》和幾乎盧梭的全部著作中，類似的矛盾很多很多，它們也許是這位著者的偉大思想的最明白的證據。 由於同樣的這種不一致性，聖·奧古斯丁堅決地排斥了曾被歸屬於他的宿命論。後來，其他人，激烈的辯證論者，毫不遲疑地繼續向著這個教義走去並安身立命於這個教義。至於他呢，當他受到自己天才的啟發而洞察了它時就掉轉頭去，但並非完全走回頭路而是飛向另一個方向，飛向絕對拒絕取消自由。教會也像聖·奧古斯丁一樣行動；它採納了他的關於上帝恩惠的教義，並根據這個理由，譴責了貝拉基教派和半貝拉基教派；它也譴責宿命論派，因而從卡西安努斯和福斯圖斯及其門徒們那裡取得了一些藉口，並藉助於它，恢復了一些優勢。半貝拉基教義從這時起，就日趨衰亡；阿爾勒主教聖·凱撒利烏斯在六世紀初再次向它宣戰，正如聖·奧古斯丁和聖·普羅斯珀所做那樣：529年，奧朗日和巴倫西亞兩次宗教會議譴責了它；330年，教皇卜尼法斯二世又以宣判逐出教門來打擊它；不久，它在很長一個時期里，至少已不再能鼓動人心。宿命論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先生們，這些教義中沒有一個曾產生過一個宗派，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宗派。它們並不從教會中分裂出去，也不自己組成一個獨特的宗教社會；它們沒有組織，沒有禮拜：它們僅僅是有才智的人中間所爭論的一些意見；它們或多或少是教會的官方教義所認可的，也或多或少是反對教會的官方教義的，但它們從來沒有以分裂宗派威脅過教會。因此，關於它們的出現，關於它們所引起的爭論，只留下某些傾向，知識分子的某些意向，既不是宗派，也不是真正的學派。我們在歐洲文明史的各個時期里遇到的，首先是特別專心研究我們道德活動中有關人性的問題和有關自由的事實因而依附於貝拉基教派的那些有才智的人。其次遇到的是對上帝對人的權力、上帝對人類活動的干預特別感到吃驚、並傾向於使人類自由在上帝的手下消失的有才智之士；這些是贊同宿命論的人。第三是，被置於這兩種傾向之間的教會的一般教義，它力求重視一切自然的事實、人類的自由和上帝的干預；否認上帝能影響人的一切，否認人能做一切事情而無需上帝的幫助，並因此使自己，也許更多地藉助於理智而不是藉助於科學的一致性，而立足於機智的領域內，人類心靈的真正的故鄉，也就是它在漫遊四方之後（post longos errores）經常回去的地方。 * * * [1] 按照其他文獻，為214個主教。 [2] 《社會契約論》，第二卷，第7章。（商務印書館中譯本第53、55頁。——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