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明史 · 第四講

基佐《法國文明史》

本講的目的——一個社會的精神狀態應該怎樣理解——社會狀態對精神狀態和精神狀態對社會狀態的相互影響——四世紀時只有高盧的世俗社會擁有有利於才智的發展的種種設施——高盧的學校——教授的合法地位——宗教社會除了它的思想之外沒有其他發展和影響的手段——但是一個衰微下去，另一個繁榮起來——世俗學校的衰落——基督教社會的活力——聖·哲羅姆、聖·奧古斯丁和諾拉的聖·保羅——他們與高盧的通信聯繫——高盧各修道院的創建及其性質——兩個社會精神狀態不同的原因——對四五世紀時世俗文學和基督教文學的比較的看法——兩個社會裡的思想自由是不相等的——宗教必須對研究工作和學術界給予幫助先生們，在開始考察四世紀末和五世紀初高盧社會的精神狀態之前，我必須就我這部分工作的性質說幾句話。在某些人看來，精神狀態這個詞兒從字面上看似乎有些模糊。我要精確地限定它的意義。精神科學現今已被譴責為缺乏精確性、缺乏明晰性和確鑿性，它們已被斥為非科學。它們完全像自然科學一樣，應該成為科學、可以成為科學，因為它們對事實也能發揮作用。精神事實在真實這一點上並不比其他事實有何遜色；人並未曾捏造過它們：他發現了它們並給它們命名；他在一生中每時每刻都注意著它們；他像研究他四周的一切、即通過他的感官的干預而被他感知的一切那樣研究它們。精神科學，如果可以這樣說，它像其他科學一樣也有這種問題；當時並未通過任何方法，而是根據它們的性質就把它們斥為不夠精確、不夠確鑿。我承認，對它們來說，要達到確鑿、清晰、精細是比較困難的。精神事實比之自然的事實，一方面更為廣泛和更為確實，另一方面又被更深地埋藏著；它們在它們的發展方面比較複雜，同時在其起源方面卻又比較簡單。因此，觀察它們，予以分類並把它們變成科學時，就要困難得多。這是精神科學常常受到斥責的真正原因。請看看它們奇異的命運：它們顯然是人類最初的研究對象；當我們回溯到人類社會的嬰幼時期時，我們到處都遇到精神方面的事實，它在宗教和詩的外衣之下，吸引人們的注意力，激發人們的思想。然而，為了做到徹底地認識它們，科學地認識它們，那就必須有最有經驗的理性的全部技巧、全部洞察力和極度的審慎。因此，精神科學的地位是如此，即它們在編年史的程序中既是最先的也是最後的；說是最先的，因為需要在人的思想上做細緻的工作；說是最後的，因為它能提高精確、明晰和確鑿的程度，而這就是科學的特性。因此，我們決不可以被它們所遭受的斥責所嚇倒；它們是自然的、合法的：必須知道，無論是精神科學的確鑿性還是精神科學的價值，都不會由於這些斥責而受到絲毫影響；讓我們從此得出這個有益的教訓，即在研究這些精神事實時，在觀察和描述它們時，如果可能的話，必須比研究任何其他事物更好地、更正確、更注意、更嚴密地進行。得益於這個教訓，我一開始就精確地來限定我所說的社會的精神狀態的意義。在此以前，我們已經研究了高盧的社會狀態，即他們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的外部的和自然界的狀況。這一點做到了之後，一切社會關係都敘述了之後，是不是可以說，構成一個時代的全部事實就已詳盡無遺地研究了呢？當然不能這樣說：還得要研究內部的狀況，人們的個人狀況，靈魂的狀況，即一方面是思想、教義、人的整個理智生活；另一方面是思想與行為的關係，信條與意志的堅強之間的關係，思想與人的自由之間的關係。我認為，這就是構成一個社會的精神狀態的雙重事實，也就是我們必須在五世紀的高盧社會中研究的雙重事實。按照一種非常普遍的意見，我本來可以不必長期堅持這項研究。人們往往說，精神狀態決定於社會狀態，人與人的關係，左右這種關係的原則或習俗決定著人們的思想、人們的感情、人們的內心生活；還說，政治與制度造就了人民。這是上個世紀的一種主要的思想，並且是由那個時代最著名的著作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經濟學家、國際法專家等以各種不同形式提出來的。再也沒有比這更簡單的事了：上個世紀發生的革命是一場社會革命；它的絕大部分力量都耗費在改變人們各自的處境上而不是耗費在改變他們的內心和個人的心情上；它所希望的與其說是改良個人倒不如說是改良社會。任何地方，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它所追求的和它所做的，人們最關心的是社會狀態，對這種現象誰會感到吃驚呢？然而有些情況可能已經對它提出了告誡：它辛辛苦苦去改變人與人的關係和人的外部條件；但它的工作的手段和支柱是什麼呢？思想，感情，內部的和個人的心情意向：它是靠著精神狀態的幫助才著手進行社會狀態的改革的。因此，必須承認，精神狀態不僅是與社會狀態截然不同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不受社會狀態的支配的；必須看到，在各民族的生活中，各種情況、制度並非一切，它們也不能決定一切；其他因素可能會使這些東西發生變化，或跟它們作鬥爭，甚至勝過它們；而且如果外部世界對人起作用，則人也會對世界起作用。先生們，我不願意被人認為我排斥我所反對的思想；完全不是這樣；它的合法性的比例是很大的：毫無疑問，社會狀況能對精神狀態發生強大的影響。我決不會甚至希望這種學說成為獨一無二的；影響是共同的而且也是互惠的：如果說政治造成民族國家是正確的，那末說民族國家造成政治也同樣是正確的。這裡遇到的問題比它的外表顯得更高更大些。它是這樣一個問題，即社會生活是否也像物質世界那樣受外部的必然的原因的支配的，或者是否人類本身、它的思想、它的意志湊合在一起產生出並支配它們；它是這樣一個問題，即在人類的命運中，命運決定的事占多少比例，自由決定的事又占多少比例。這是一個有很大關係的問題。有一天有機會的話，我要按照它應該受到的那樣來處理它；目前，我只能把它的地位分配給它，只能滿足於為自由、為人類本身，在創造歷史的進程中創造種種事件的創造者中間，爭取一席之地，爭取一個重大的地位。現在我回過頭來研究四五世紀時高盧世俗社會和宗教社會的精神狀態。如果各種制度設施都是萬能的話，如果提供給社會的各種法規和手段都是萬能的話，則這個時期高盧世俗社會的智力狀況可能遠遠超過宗教社會的智力狀況。事實上，前者單獨就擁有後者所特有的一切制度設施、開發智力、進步的處於支配地位的思想。羅馬的高盧到處都有規模巨大的學校。主要的有設於特里爾、波爾多、歐坦、土魯斯、普瓦捷、里昂、納博訥、阿爾勒、馬賽、維也納、貝桑松等地的大學。其中有的十分古老：比如馬賽和歐坦都在一世紀就有；他們在那裡教學哲學、醫學、法學、文學、文法、星占學和那個時代的一切科學。實際上，在大部分學校里，他們起初只教論理學和文法，但接近四世紀時，到處都聘請了教哲學和法律的教授。這些學校不但為數眾多，並設有許多教授的席位，而且皇帝們也不斷地賜恩寵於新標準的教授們。從君士坦丁到小狄奧多西，他們的興趣都在頻繁地制定皇家的體制，有時擴展、有時加強他們的特權。其中主要的有： 1. 君士坦提努斯·奧古斯都致沃呂西努斯注書（321年）「我們規定，將來醫生們、語法學家們和其他文學的教授們，以及他們在各自的城市裡擁有的財產，豁免一切城市捐稅並可享受榮譽。注我們禁止用法律來折磨他們，或對他們有任何虐待。如果任何人折磨他們，地方行政官員應加以檢舉，使他們自己不受那種麻煩，同時責令該冒犯者向國庫繳納十萬元；如果一個奴隸觸犯他們，則該奴隸的主人應當著被觸犯者的面鞭打奴隸；如果奴隸的主人同意這個違法行為的話，則應責令他向國庫繳納二萬元，並以他的奴隸作為抵押，直到繳清全部罰金。我們規定，教授們的薪俸應該付給上述的教授們；同時由於他們不必擔任繁重的職務……如果他們願意的話，我們允許他們擁有授予他們的各種榮譽，但我們並不強迫他們這樣做。」注 2. 君士坦提努斯告人民書（133年）「為了鞏固我們神聖的前輩的功績，我們規定，醫生們、學術教授們以及他們的妻兒們可豁免一切公職和費用；不列入民兵服役名冊，也無需接待賓客或交納任何費用，使他們有更多的便利條件在大量的研究工作和上述專門職業中教導許多人民。」注 3. 格拉提安努斯·奧古斯都致高盧禁衛軍地方長官安東尼烏斯書（376年）「在交託給閣下的整個轄區內的一切人才濟濟的大城市裡面，讓最優秀的主持青年教育的工作者（我們指的是雅典城邦的希臘語和羅馬語的修辭學家和語法學家）和演說家從國庫支取二十四份給養配給量；注並按照慣例，支給希臘語和拉丁語的語法學家較少的給養配給量十二份；為了使享有大主教教區權利的各城市能選擇著名的教授，同時因為我們不認為每個城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向支給其修辭學家和大師們報酬，對著名城市特里爾，我們希望做得更好些；因此，如果能找到有才幹的人的話，可以讓修辭學家支取三十份給養配給量，讓拉丁語語法學家支取二十份給養配給量，讓希臘語語法學家支取十二份給養配給量。」注瓦倫提尼安、荷諾里烏斯、狄奧多西二世頒布了許多類似的敕令。自從帝國由許多長老分管以後，每個長老都更加關心自己國家及其公共機構的繁榮昌盛，從此興起了一個短暫的改良運動，各學校，特別是高盧的那些在君士坦提烏斯·克洛拉斯、尤里安和格拉提安的管轄之下的學校，都受到了運動的影響。在學校的旁邊，一般都設有另外一些類似的機關。例如，在特里爾就有一所宏偉的皇宮圖書館，關於它我們沒有聽到過什麼消息，但我們可以根據我們聽到的關於君士坦丁堡的圖書館的詳細情況加以判斷。君士坦丁堡的這所圖書館有一個圖書管理員和七個抄寫員，四個抄寫員專門抄寫希臘文書籍，三個專門抄寫拉丁文書籍。他們既抄寫日見損壞的古代著作，也抄寫新的著作。這種機構不但特里爾有，高盧的各大城市大概也有。於是，世俗社會就具備了開發教育和智力的手段。這同宗教社會是不一樣的。這個時期，它還沒有專門從事於教育的機構；它沒有從國家得到針對這個具體目標的任何幫助。基督教徒也像其他人一樣可以上公立學校去；但大多數教授仍是異教徒或是不關心宗教事務的人，而且在他們的這種淡漠中，還對新宗教充滿著敵意。因此，很少有基督徒上這種學校去念書。它們所教的科學、語法和修辭學都是出源於異教，是由古代異教思想支配的，而且對基督教沒有什麼好處。最後，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基督教在人民中，在下層社會裡得到了傳播，特別在高盧人中間，但進大學學習的只是上層階級。此外，直到四世紀初，那些大學裡幾乎還沒有一個基督徒，而在那時以後，基督徒的人數也很少很少。沒有其他學習場所是對他們開放的。後來不久在基督教教會裡成為教育的避難所和聖殿即修道院的那些機構在高盧也幾乎沒有開始。直到360年以後，才由聖·馬丁創立了兩所最早的修道院——一所在普瓦捷附近的利古日，另一所在圖爾附近的馬蒙基爾。它們專心從事的與其說是教學不如說是宗教的默禱和冥想。因此，在那個時候，任何大學，任何專門從事於宗教儀式和智力開發的機構，對基督教徒來說都是缺少的；他們只有他們自己的念頭，他們內心的個人的思想活動。他們必須從自身汲取一切；他們的教義和他們的教義對意志的絕對控制——他們必須使自己傳播開來、占領整個世界的這種願望——這就是他們的全部力量。然而兩個社會的活動和才智的力量仍然是非常不相等的。一個社會對自己的設施、自己的教授和自己的特權淡然置之，毫不加以利用——另一個社會、卻以其獨一無二的思想不斷地辛勤工作並掌握一切。五世紀中的一切事物都證明世俗社會的學校的衰敗。當代優秀的作家，例如西多尼烏斯·阿波利拿里和馬梅提努斯·克勞狄納斯，對此都深為痛惜，在他們著作的每一頁中幾乎都說到，青年們已不再學習，教授們無學生可教，科學已凋萎並正在消失。他們企圖通過種種小手段，逃避必要的長期的強勁的學習。這正是給作家寫歷史、哲學、語法和修辭學節本的機會；他們顯然不想在學生不願意學習的班級里教書，而只為那些不得不致力於學習科學的學生節省些辛勞。到學校去念書的多半是高級班的青年人；但這些班級正在迅速消失。學校也因此而衰落；這些設施雖仍存在，但其中已空無一人——靈魂已離軀體而去。基督教社會知識界的面貌就大不相同。五世紀時，高盧是處在三個精神領袖的影響之下的，這三個人沒有一個居住在高盧：聖·哲羅姆注住在伯利恆，聖·奧古斯丁注住在希波，聖·保羅注住在諾拉：後者僅僅誕生在高盧。他們真正支配著高盧的基督教會。它在一切場合向他們請示，接受他們的主意、解決辦法和意見。例子是很多很多的。一個誕生於庇里牛斯山麓的名叫維吉蘭提烏斯的教士旅行到巴勒斯坦。他在那裡看到了聖·哲羅姆，並在關於基督教教義或戒律的某些問題的論戰中與他交鋒。他一回到高盧人那裡，就寫書談論他看作是弊病的那些事情。他抨擊對殉道者、對他們的遺體和在他們墓旁出現的奇蹟的崇拜，抨擊頻繁的齋戒、苦行甚至禁慾。他的著作一出版，一個住在他附近，大概在多菲內或薩伏依的名叫勒帕里烏斯的教士便把這事告訴聖·哲羅姆，並就這書的大概內容及其危險性作了報導。聖·哲羅姆立刻覆信給勒帕里烏斯，他的覆信是第一篇駁斥書，並答應還會有更詳細的第二篇。第三個名叫西辛尼烏斯的教士立刻派勒帕里烏斯和另一住在附近的牧師狄第埃爾把維吉蘭提烏斯的著作送到伯利恆；在論戰開始後不到兩年，聖·哲羅姆把一篇完善的駁斥書送到高盧人中間，並迅速傳播開來。幾乎在同一個時間，在高盧和聖·奧古斯丁之間，在貝拉基關於自由意志和上帝恩惠的邪說的問題上，發生了同樣的事；高盧教士方面也有這種憂慮要把一切事情告訴這位大主教；為了答覆他們的問題，消除他們的疑慮，支持並指導他們的信心，這位大主教也進行了這種同樣的活動。每出現一種有威脅性的異端邪說，每發生一個問題，必然會在高盧這一方面和希波、伯利恆、諾拉這另一方面之間，迅速地隨即發生一長串的信札、訊息、旅行和小冊子的往來。這倒並非必然會引起大問題和涉及一般的迫切的宗教利益。普通的基督徒和一般婦女都一心想著某種思想、某種顧慮；他們所缺乏的是照亮他們的燈光；他們必須求助於這種學者、這種救治良方。貝葉的一位婦女海迪比耶，同時還有卡奧爾的一位婦女阿爾加西，為了向聖·哲羅姆請教，前者提出了十二個、後者提出了十一個關於哲學、宗教和歷史的問題；她們問他聖經中某幾段如何解釋；她們希望他告訴她們要達到道德的完善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或是在某些生活環境中應如何行動。總之，她們把他看作一個家裡的精神上的指導人而同他商量。一個名叫阿波德穆斯的牧師從布列塔尼內地出發，負責把這些信送到巴勒斯坦腹地並帶回覆信。在高盧基督教教會內部也有這種同樣的活動，這種同樣的迅速的書信傳閱。圖爾的聖·馬丁的同伴和朋友聖·蘇爾皮西烏斯·塞維盧斯寫了一本聖·馬丁的傳記（當時他還健在）。此書從397年至402年的四五年里在高盧、西班牙、義大利到處傳播，在各大城市都有出售；主教們都熱切地派人去買。每當一種宗教方面的願望、疑慮或困難出現時，學者們就悉心研究，牧師們就東奔西走，各種著作就四處流傳。先生們，這種迅速的大量的通信工作決不是容易的事。物質手段很缺乏；道路只有很少的幾條，而且十分險阻；問題還有待於好好開展，而要得到解答還需等待很長時間；積極的熱情——不可動搖的、不倦的耐心——是必需的；最後還需有道德需求方面的那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它在任何時候都是一種寶貴的美德，只有它能夠補償不完美的組織機構。雖然如此，各種機構開始興起，並被安排在高盧的基督教徒中間。南方各行省的大寺院大部分是在五世紀上半葉創立的。尼姆的聖·福斯廷修道院和他的主教轄區內另一座修道院被認為是聖·卡斯托（422年前後的阿普特主教）創立的。大約在這同一時期，卡西安努斯在馬賽創立了聖·維克多修道院；聖·荷諾拉多斯和聖·卡普拉亞在耶爾群島的一個島上創立了當時最著名的勒林斯修道院；稍後，又在弗朗什孔泰創立了孔達特或聖·克勞德修道院，在維也納主教區創立了格里尼修道院，還有其他許多名聲較小的修道院。高盧修道院的基本特徵完全不同於東方的修道院。在東方，各修道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靜修和默禱；這些隱退到底比斯腹地來的人都希望逃避逸樂、誘惑和世俗社會的腐敗；他們希望遠離社交、沉湎於冥想，使自己的良心經受嚴峻的考驗。後來不久他們在早先分散居住的地方互相靠攏，於是隱居修道或獨居修道的修道士變成了在一起生活的群居的修道士。西方的修道院雖然也模仿東方，但它們的起源是不同的；他們開始時對生活的共同的希望並不是各自過孤獨的生活而是聯合在一起生活。世俗社會是全國的、各省的、各市的種種紛擾和疾病的犧牲品；它各個方面都在分崩瓦解；願意生活在一起進行討論和鍛煉的人根本沒有一個中心站或庇護所；他們就以修道院為庇護所；因此，修道院生活開始時既沒有懺悔祈禱的性質，也沒有獨居隱修的性質；恰恰相反，它是非常喜歡社交而活躍的；它點燃了智力發展的一個焦點；它成為醞釀和傳播思想的工具。高盧南方的各修道院是基督教的哲學學校；知識界人士在那裡思考、討論和教學；各種新觀念、大膽的思想和異端邪說就是從那裡生髮出來的。一切關於自由意志、宿命論、上帝的恩惠、原罪的大問題都是在聖·維克多和勒林斯等修道院裡進行最熱烈的討論的，貝拉基派的意見五十年來也是在那裡找到最好的營養和支持的。先生們，你們可以看得出來，宗教社會和世俗社會的知識狀況是不能相比的；一方面是一切都處在衰落、凋萎、呆滯狀態；另一方面則是一切都在活動、渴望著、雄心勃勃，向前進展。這樣一種鮮明的對照，其原因是什麼呢？我們必須知道發生如此驚人的差異究竟出於什麼原因，它是如何繼續發展下去，又為何日益嚴重：只有弄明白了這些，我們才能充分了解他們的精神狀態。我相信，發生我剛才描述的情況有兩個大原因：第一，這兩個社會所從事的主題、問題、智力工作的實質；第二，兩個社會的思想自由是非常不相等的。這個時期在高盧出現的世俗文獻只有四種人和四種著作：語法學家、修辭學家、編年史學家和詩人；詩人，不是大部分而是小部分是頌詩、碑文、敘事文、田園詩、牧歌的作者。這些都是留給羅馬文人練習的主題。基督教文獻就完全不同了。它多的是哲學家、政治家和演說家；它熱烈討論的是最重要的問題，人們最感興趣的事情。我現在要把某些專名、某些銜頭，以及對兩種文獻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互相比較的看法提出來給你們看，但我始終注意使自己局限於高盧方面。你們自己可以從此推斷出各種結果來。我在這裡並沒有自以為已列舉了有關的人名和書名，不論它如何不完備。我僅僅指出了其中最明顯的人名、書名和事實。在世俗文獻里人才濟濟的語法學家中，我要提名的首先是，四世紀中期前後的波爾多大學教授阿格里提烏斯，他留給我們的一篇論文或其一個片斷是論拉丁語的特性與拉丁語的各種異體；例如，拉丁語同義詞 temperantia temperatio和temperies；percussus和perculsus；他在說明他規定的區別時所依據的例子都是引自最優秀的作家——西塞羅、賀拉斯、泰倫提烏斯、李維等的。第二是，烏爾比古斯，他也是波爾多大學教授，特別以其深湛的希臘語和希臘文學的知識著稱。第三是，特里爾大學教授烏爾蘇勒斯和哈蒙尼烏斯。哈蒙尼烏斯曾編輯荷馬的詩集，並加上關於錯誤的異文的注和一些解釋。與語法學家相鄰的是修辭學家，他們的事業不僅在於教修辭而且還寫論文、寫生活中各種重要場合、喜慶節日、盛大宴會用的頌詞，民間各種莊嚴儀式以及某一皇帝駕崩或即位典禮等用的悼詞和頌詞。特別保存和收輯了十二篇這樣的有聲有色的宏偉篇章。四位主要的頌詞大方家，第一位是克勞狄烏斯·馬梅提努斯，他是292年4月20日羅馬帝國成立紀念日發表的歌頌馬克西米安皇帝的一篇頌文的作者；第二位是歐坦大學修辭學教授歐梅尼烏斯，他是297年至311年為向君士坦提烏斯·克洛盧斯表示敬意而寫的和在君士坦丁御前誦讀的四篇論文的作者；第三位是波爾多大學教授、一篇歌頌君士坦丁的頌詞的作者拿撒里烏斯；第四位是362年在尤里安御前誦讀的一篇頌詞的作者克勞狄烏斯·馬梅提努斯（大概是第一位的兒子）。這個時期高盧的和異教的編年史學家中最著名的是在370年前後寫羅馬史簡編的優特羅庇烏斯。我可以欣然提出一張詩人的名單來，但也不要抱怨說我只提了其中三個人的名字。最多產、最著名而且無可爭辯地是最高尚、最優美的是奧索尼烏斯，他在309年前後生於波爾多，394年死於自己的一座莊園裡，生前曾擔任過最高的公職；編寫過，第一，一百四十首諷刺短詩，第二，三十八篇紀念死者的詩文，第三，二十篇田園詩；第四，二十四篇書信體詩文；第五，十七篇描寫各城鎮的記敘文，還有許多關於諸如波爾多的教授們及其家族的事、十二個凱撒、七個希臘的哲人等等題材的小詩。奧索尼烏斯的一個舅舅，名叫阿爾鮑里烏斯，土魯斯人，他留下了一篇奉獻給一位盛妝少女的小詩《Ad virginem nimis cultam》（《致盛妝少女》）。普瓦捷的一個詩人，名叫魯提利烏斯·納馬提安努斯，曾在羅馬生活一段時間，416年前後回到家就寫了一篇題名為《Itinerarium》（《旅行日記》）或《de Reditu》（《談回來》）的詩，這是一篇詳細描述羅馬地方風土習慣以及詩人對猶太人和修道士闖入羅馬社會的憤怒的奇妙的作品。顯然他是一個異教徒。我接著就講這同一個時期的高盧基督教社會。我遇到的第一個人名是聖·安布羅斯，雖然他在義大利度過了一生，我還是把他算作高盧人，因為他是在340年前後在特里爾誕生的。他的著作被輯成對開本兩卷，包括三十六篇性質不同的著作——有宗教論文，對聖經的注釋，講話，書信，讚美詩等。其中篇幅最大，也是最奇特的是《De Officiis Ministrorum》（《牧師的職責》）。將來我也許會回過頭來詳細談這部著作；目前我只希望說明其性質。你們也許會根據書名認為它是一本論述牧師的職責以及牧師應如何履行其職責的書。那你們就會上當；因為它完全是一篇談道德問題的論文，作者在書中除了談牧師的職責問題外，還回顧了人類的一切職責；他在那裡提出並解答了無數處世哲學的實際問題。在聖·安布羅斯之外，我要提出來的是聖·保羅，他像聖·安布羅斯一樣也誕生於高盧（在波爾多，約在353年），也以主教的身份死於義大利（431年於諾拉）。他的許多著作，包括反對異教的著述，都已丟失，遺留下來的只有一些書札和詩篇，但那個時候的書札具有一種完全不同於現代書札的重要性。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在基督教世界裡只占相當小的地位；人們很少為寫作而寫作，很少純粹為發表思想這種快樂而寫作。有某個事件發生了，有某個問題產生了，有什麼迫切的事使基督教社會應付時，往往就有一本書以寫給某一基督徒、某一友人、某一教會的一封信的形式產生出來。政治、宗教、論戰、宗教勢力和世俗勢力、一般的和特殊的宗教會議都在這個時代的書札中遇到，這些書札都屬於這個時代的最珍奇的不朽的作品之列。我已經提出了土魯斯（或阿基坦的其他城鎮，因為我們不確切知道他的出生地）的聖·蘇爾皮西烏斯·塞維盧斯注的名字及其《聖·馬丁（圖爾的）傳》。他還寫了一本《神聖的歷史》，它是西方試圖作出的關於宗教史的最初論著之一，涉及的範圍從世界開始時起直到400年，包含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重要事實。幾乎在這同一個時候或稍晚一些，修道士卡西安努斯注（雖然他在東方住了很長一段時間，但血統上看來是一個普羅旺斯人）在阿普特的主教聖·卡斯特的要求下，在馬賽發表了他為使西方世界了解東方修道士的起源、原則、作風和思想而寫的《論各種宗教團體》和《論歷次宗教會議》。你們知道，南部高盧大多數早期修道院都是在這一個時期通過卡西安努斯本人的合作而創立起來的；因此，他的這些書正是為滿足一種實際的需要而準備的。我又想到，在卡西安努斯之前，我應該提到普瓦捷的主教聖·奚拉里，他是高盧教會中最活躍、最正直、最著名的領袖之一；他寫的大量著作，雖其價值全都不大，但在當時都極重要。實際上，它們大部分都僅僅是討論當時人們所注意的各種問題的一些小冊子。在基督教脫離了它的搖籃時代漸漸壯大起來之後，一些比較著名的主教都同時起著哲學家和政治家的兩種作用。他們掌握著對思想的控制權，至少在知識界處於優勢地位；同時他們還得管理宗教社會的世俗事務。他們同時肩負著兩種任務——傳達與實行，使人信服與控制、管理。因此，品種繁多和匆忙草率往往成為他們著作的特色。一般而論，這些著作完全是為了適應一時的需要而寫出來的；這些小冊子有時是為了解決教義上某一問題，有時是為了討論某一業務問題，為了啟發某一人的靈魂或是反對某種世俗弊病，答覆某種異端邪說，或是從政府那裡取得某種讓步。聖·奚拉里的著作特別帶有這種性質。一個可能認識奚拉里（因為他有一段時間和圖爾的聖·馬丁住在一起）的修道士埃瓦格里烏斯寫了兩篇對話，一篇題名為《基督徒狄奧斐盧斯與猶太人西蒙之間的會談》，另一篇題名為《基督徒扎切厄斯與哲學家阿波羅尼厄斯之間的會談》，這兩篇對話都是關於四世紀末一個信奉基督教的修道士如何設想一方面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另一方面基督教和哲學之間的問題的奇妙的不朽之作。此後不久，馬賽的一個教士出生於特里爾的薩爾維納斯，寫了一篇探討宗教倫理學的論文《論貪婪》，還寫了一本我已提到過的題名為《De Gubernatione Dei》的書，此書以詳細描繪這個時期的社會狀況和風俗習慣著稱，還有一個顯著的特色是它試圖為上帝卸卻對塵世的苦難的任何罪責，而把罪責完全加在人類自己身上。貝拉基教派的分裂教會的活動引起了大量的著作，可是我只想提一提阿基坦的聖·普羅斯珀的那些，特別是那篇基督教內部產生出來的哲學詩中最可喜的力作《反對忘恩負義者》。他的從世界起源寫到455年的《編年史》是很有價值的一部著作。當自由意志和上帝的恩惠的問題正在整個教會、特別是高盧教會中展開激烈的辯論時，當靈魂的非物質性的問題正在納博訥人中間，在主張靈魂是物質性的里茲主教福斯圖斯注和為相反的意見辯護的維也納牧師和聖·馬梅提烏斯主教的兄弟馬梅提烏斯·克勞狄努斯注之間靜靜地討論的時候，福斯圖斯提出其觀點的那封信和馬梅提烏斯·克勞狄努斯的題名為《論靈魂的本質》的那篇論文乃是關於五世紀人類精神狀態的最奇妙的不朽之作。因此，我想將來讓你們詳詳細細地了解它們。在這個時期的基督教文學中，我只想再引舉一個人的名字，即馬賽的教士金納迪烏斯，他在其題名為《論四世紀中期到五世紀末的著名人士或教士作家》中給予我們的關於文學史的知識比我們在其他任何地方看到的為多。當你們把這兩張雖然很枯燥乏味而又不完全的著者和作品名稱表加以比較的時候，僅僅人名和書名豈不就說明了兩個社會在知識狀況方面的差異了嗎？基督教作家同時向思想和生活兩方面最高的有關人士講話，他們在知識的領域和現實的領域裡都很活潑而有說服力；他們的活動是合理的，他們的哲學是深得人心的；他們討論的事物既能激動隱居修道者的心，也能激動各國人民的心。與此相反，世俗的文學既不涉及原則問題也不涉及一些偶然事件，既不涉及群眾精神上的需要也不涉及群眾家庭的感情；它完全是一種因襲和奢侈生活的文學，一些志同道合者的小團體和學派的文學，從它所注意的問題的性質來說，完全是一種供貴族和才子們暫時消遣的文學。先生們，不僅如此，我們看到兩個社會精神狀態的所以不同還有一個遠為不同的原因：自由，（我指的是思想自由）對一個社會來說是完全缺乏的，而對另一個社會來說則是實際上存在而且是強有力的。誠然，說世俗文學完全缺乏自由那是不可能的；那種文學從屬於世俗社會，從屬於古老的羅馬世界；它是羅馬世界的映象，羅馬世界的消遣品；它具有它的一切特徵，——頹廢、枯燥無味、豐饒多產、卑屈奴態。可是，它關心的那些問題的性質使這些特徵長期存在。它與道德方面的一切大問題，與生活的一切實際利益，即與不能沒有思想自由的任何事業完全沒有關係。語法、修辭、小詩非常容易使自己適應奴隸狀態。像阿格拉西烏斯那樣編輯拉丁文同義詞詞典——像阿爾鮑里烏斯那樣批評一個穿戴得過於考究的女郎——或者像奧索尼烏斯那樣歌頌摩澤爾省的美人都既不需要自由，實際上也不需要動腦筋。這種處於從屬地位的文學在專制政治之下，在各種社會衰亡時期，曾不止一次地極度繁榮過。在各學校內部完全沒有自由；全部教授都是隨時可以被免職的。皇帝不但有充分的權力可以把他們從一個城市調到另一個城市，而且可以在他認為合適的時候隨時撤銷對他們的任命。此外，在許多高盧城市裡，人民自己也是反對他們的，因為人民至少絕大部分是基督教徒，因此都不喜歡完全異教血統和異教志趣的學校。因此，教授們經常受到敵意的對待，而且往往被虐待；實際上，除了殘餘的上等階級和帝國當局以外，誰也不支持他們。帝國當局仍堅持維護秩序，而在此以前它之所以常常迫害基督徒，完全是由於屈從人民的要求。現在，在四世紀，它保護異教徒、反對人民，這或者是出於一種維持秩序的抽象的願望，出於遵從那些本身就是異教徒的或不關心這個問題的著名人士的願望，或者是出於尊重舊政府所支持的舊制度、舊原則。你們從此可以不難看出教授們處於一個多麼從屬的、無權的、朝不保夕的痛苦的地位。學生們所處的地位也幾乎一樣。他們都是一大批宗教裁判所的、令人惱火的治安法規的對象，在這些法規之下，他們是毫無保障的。我要念給你們聽瓦倫提尼安的一道敕令，它將使你們得到一個關於他們的處境的明確的概念；這道敕令本身只涉及設在羅馬的學校的學生，但帝國的其他學校也是根據類似的規章和原則行事的。「瓦倫提尼安、瓦萊里烏斯和格拉蒂安給羅馬行政長官奧利布里烏斯的敕令（370年）「1. 一切來羅馬求學的人，到達時必須立即向人口調查局長注呈交批准他們此行的省長簽發的闡明他們的住處、年齡、身份和職業的公函。2. 他們同時還須聲明他們特別想研究的是什麼學科。3. 他們必須隨時把他們的住址報告人口調查局，以便那個部門的官員注意他們是否始終進行他們自己指定作為其追求目的的那個學科的學習。4. 上述官員有責任注意學生們在聽講時是否按照合適的方式行事，避開一切可以得到壞名聲的機會，不參加任何我們視為簡直是罪惡的私人團體。他們不可以過於頻繁地去看戲，也不得沉湎於過度的享受和宴樂。任何學生如果忘記了他作為攻讀文科的學生應有的高貴的品行，就將公開地受到鞭笞，並被不光彩地逐出城市，送回原地。那些勤奮學習者可以留在羅馬直到他們年滿二十歲為止，如果那時他們忘掉了沒有自動回家，則行政長官應使他們離去，不論他們願意與否。這些規則應嚴格遵行，您閣下應立即命令人口調查部門的主要官員每月提出一份關於所說的學生們的報告，闡明學生人數、姓名、何時來到羅馬，他們的一般鑑定，其中誰的居留羅馬的期限已經屆滿、必須送回非洲或其他行省……這種報告應每年呈送我們一份，以便了解學生們的各種優點和學得的知識，以便判斷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對我們的工作究竟可取和合乎需要到什麼程度。」注這些預防措施中有些措施，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是必要的、恰當的；但同時也很明顯，在它們成為其主要特色的這種制度中，在它們成為其紀律的基礎的這些學校中，是沒有任何自由可言的。與此相反，在基督教文學中，自由卻十分茂盛地表現出來：思想的活躍，公開宣布的種種不同的意見，它們本身就足以證明這種自由的真實性。人類思想的翅膀如果壓上鐵塊，那末它決不會展開得如此寬廣、如此精力旺盛。此外，自由是教會的知識分子境遇中所固有的：教會正在努力形成它的教義，它在許多問題上還沒有被頒布或固定下來。往往由於某一事件，由於某一論戰的著作而產生了某一個問題；於是宗教社會的領袖們就進行考查和討論，於是就形成了決定，採納了信仰，並適時地宣布了教義。十分明顯，在這樣一個時期必定存在著自由，雖然是不穩定的，也許是暫時的，但仍然是真實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實效的。反對異端的立法的狀況還沒有達到足以使它致命的地步；迫害的原則，真理有權靠武力實行統治的思想已開始占領人們的頭腦；但它在種種事情中還沒有占主要地位。世俗權力開始有力地幫助教會反對異教徒，並以嚴厲的態度對待他們；他們被放逐，某些職務嚴禁由他們擔任，他們的財產被剝奪；有些人，甚至像385年的普里西利安派那樣，被判處死刑：皇帝們的法規，特別是狄奧多西大帝的法典，對異教是充滿著威脅和戒備的；總之，事態的發展顯然是傾向於暴政的：可是，世俗的權力對於使自己成為各種教義的工具一事還有猶豫；最偉大的主教聖·奚拉里、聖·安布羅斯、聖·馬丁仍大聲反對判處異教徒極刑，他們說，教會無權使用精神武器以外的其他武器。總之，雖然迫害的原則日益進展，並且是很有威脅性的進展，但自由仍然比它更強大：它是一種危險的處在狂風暴雨之下的自由，但它仍然是活躍的、普遍的；一個人過去是自己承擔風險當異教徒的；但他如果願意的話，將來也可能成為一個異教徒；人們在一個長時期里可能而且也的確有力地、公開地支持了他們的意見。看一看這個時期歷次宗教會議的宗教法規就足以相信自由仍然是巨大的：除了兩三次大的宗教會議之外，這些會議，特別是在高盧舉行的這些會議，除了教規戒律以外，幾乎不關心任何事情；理論的問題，教義的問題很少在會議上出現，只有在一些大的場合上才出現。他們所討論和作出決定的大多是關於教會的管理、教會的制度設施、牧師的權利和義務等問題：這證明，在無數問題上，思想的多樣性是許可的，辯論仍然是開放的。因此，一方面，勞動的性質，另一方面，思想所處的地位，充分說明，宗教社會裡的知識分子優越於世俗社會；前者的地位是著實而自由的，後者的則是奴性的，不重要的：還有什麼需要增加的嗎？但最後還有一種意見，可是這種意見並不是毫無價值的，而且也許能充分說明為什麼世俗文學快要死亡，而宗教文學卻存在著而且還在精力旺盛地繁榮滋長。對心靈的修養來說，對科學和文學來說，要不依靠一切鄰近的直接的勢力而靠自己來繁榮壯大，就必需有幸福而和平的時代、令人滿意的能予人以好運的時代。當社會狀況漸漸困難、粗野而不幸時，當人們長期遭受很多苦難時，研究和學習就有極大可能被忽視而衰落。對純粹真理的愛好，對美好事物的欣賞（撇開其他一切欲望），都是一些嬌嫩而高貴的植物；它們必須有純潔的天空、光輝的太陽和柔和的氣氛；在大風大浪中，它們就會低下頭來、日漸枯萎。才智的發展、心靈的旨在取得真理的勞動就會停止，除非被置於隊列之中，並受到人類某種實際的直接的強大勢力的保護。這就是羅馬帝國覆亡時發生的事：學習和研究、文學、純粹的知識活動，都不能單獨抗拒災禍、苦難和普遍的沮喪情緒；它們必須依附於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利益上；它們應不再是一種奢侈品而應成為一種必需品。基督教的宗教供給它們種種手段；哲學和文學與基督教聯合起來後就從威脅它們的毀滅中得救了；它們的活動於是有了實際的、直接的結果；它們提出申請要去指導正在行動中的人們走上幸福之路。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人類的理智被剝奪公權，因大風大浪而沮喪，到教會和修道院的避難所去避難；它苦苦哀求地擁抱了祭壇，乞求在祭壇的保護下生活並為祭壇服務，直到更美好的時代允許它重新在世界上出現並呼吸新鮮的空氣。先生們，我不想再進一步去比較五世紀時兩個社會的精神狀態了，我認為，我們所知道的情況，已足以清清楚楚地了解兩個社會了。現在需要的是更深入地去考察宗教社會，只有它是活躍而富饒的。我們必須設法去發現它有哪些問題，對此提出了什麼解決辦法，哪些論戰是有力而受人歡迎的，它們對人類的生活和行為有什麼影響。這些將是我們下一講的主題。 * * * [1] 大概是禁衛軍地方長官。 [2] 羅馬各城市和自治城市規定，一種是munera，是低級職位，沒有各種特權；一種是honores，是高級職位，是真正的行政官員，享有某種特權。 [3] 狄奧多西法典，第III卷，第3篇1.1。 [4] 同上，1.3。 [5] 給養配給量，Annona，即一定分量的小麥、油和其他給養，約為一個人每天所必需的消費量。 [6] 狄奧多西法典，第XIII卷，第3篇，1.11。 [7] 331年生，420年死。 [8] 354年生，430年死。 [9] 生於354年，死於431年。 [10] 生於355年前後，死於420年前後。 [11] 生於360年前後，死於440年前後。 [12] 死於490年。 [13] 死於470年前後。 [14] 一種行政官員，他的某些職能類似我們的警察局長。 [15] 《狄奧多西法典》，卷1，XIV，第IX冊，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