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明史 · 第三講

基佐《法國文明史》

本講的目的——歐洲宗教社會的種種原理和禮儀——各種制度的分類，1. 按照教會在國家裡的種種關係——2. 按照教會的內部組織——所有這些制度的根源都歸因於原始教會——對這些主張的批判的考察——它們都有某種程度的根據——從一世紀到五世紀基督教社會外部處境和內部地位的波動和複雜——主要傾向——五世紀時的主要事實——這個時期教會中自由的目標——主教的選舉——宗教會議——宗教社會與世俗社會的對比——這兩個社會的領袖的對比——西多尼烏斯·阿波利拿里烏斯的信先生們，我們現在要注意的主要問題是五世紀時宗教社會的狀況。我無需提醒你們它在近代文明史中所起的偉大作用；這是一個完全了解了的事實。這個事實也不是在近代史中第一次表現出來。關於宗教社會的權力、關於它的理想、它的制度設施和管理的驚人事例，世人已看到不止一個。但有一個根本的區別需要注意。在亞洲，在非洲，在古代，在歐洲組織起來之前的任何地方，宗教社會都是以普通的簡單的形式出現的；這是一種制度的明顯的優勢，一種原理處於支配地位：有時候這個社會處於從屬地位；發揮精神作用、指導敬神甚至信仰的是世俗勢力：有時候它居於領袖地位；統治世俗階層的是宗教勢力。在這兩種情況下，宗教社會的地位和組織都是明白的、單純的、穩定的。與此相反，在近代歐洲，它呈現出各種各樣不同的制度；我們看到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原理；它似乎是由其他地方出現過的一切形式的樣品組成的。為了表達得更加明白起見，讓我們把歐洲宗教社會已或多或少採納過的各種不同的原理、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組織體制加以清理、加以分類。這裡出現了兩個大問題：一方面，宗教社會的外部處境，它與世俗社會相比之下所處的地位，也就是說，教會與國家的關係；另一方面，它的內部組織，它的內部管理。我們必須把宗教社會在某一方面發生的種種改革與這兩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問題相聯繫起來。我首先要考慮它的外部處境，即它與國家的關係。在這個問題上，有四種基本上互相不同的制度被人們支持過： 1. 國家從屬於教會；按道德的觀點，按年代順序本身，教會先於國家；教會是最早的社會，是更高的社會、永恆的社會；世俗社會只是其原則應用的自然結果；主權按照絕對權利應屬於宗教勢力；世俗勢力只應作為其工具而行事。 2. 並不是國家在教會之內，而是教會在國家之內；管轄土地、作戰、徵稅、支配公民外界命運的是國家。這是為了國家，才使宗教社會有了最符合於一般社會的利益的形式和組織體制。一旦宗教信條不再是個人的信條，一旦它們產生了團體，這些信條就落入世俗勢力即國內唯一確實存在的勢力的管轄範圍之內。 3. 教會應該是獨立的，應該是在國內不被注意的；國家與它毫無關係；世俗勢力不應管轄各種宗教信條；它應該讓它們成為互相近似的，或互相獨立的，讓它們繼續按照它們認為最好的辦法來管理自己；它無權也沒有必要來干預它們的事務。 4. 誠然，教會和國家是截然不同的社團；但它們同時是近鄰，而且是互相有密切關係的；讓它們各自獨立生活，但不要互相疏遠；讓它們根據某些條件保持某種聯盟，而各自獨立生活，但需要時都能為別人作出犧牲，都能給別人以支援。在宗教社會的內部組織方面，原理和禮儀的差異甚至更大。首先，我們看到有兩種主要的制度，在一種制度里，權力是集中在牧師的手裡的，牧師單獨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團體；教士社會支配著宗教社會：在另一種制度里，宗教社會支配著自己，或者至少參與自己事務的管理；社會組織內既包括全體信徒，也包括牧師們。完全掌握在教士社會手中的政府，可以按照各種不同的形式組成。1. 按照純粹君主制的形式；在世界史上，這有幾種範例。2. 按照貴族政治的形式；在那裡，例如，主教們，或者各自在自己所轄的教區內，或者集體地只憑他們自己的資格無需下級教士的相助而統治教會。3. 按照民主的形式，在那裡，例如，教會的管理權屬於全體教士，屬於全都處於平等地位的牧師們的各種議會。如果社會是由自己管理的，形式的差異同樣是很大的。1）全體信徒，俗人，在議會裡和牧師們坐在一起，共同負責教會的一般管理工作。2）沒有一個總的管理教堂的機構；每一地區的全體教徒組成一個獨立的自治的教會，它的成員根據各自的觀點和目的選舉它們自己的精神領袖。3）根本沒有明顯的、常設的宗教管理機構；沒有教士，沒有牧師；教學，布道，一切宗教職務都由全體信徒按照環境、按照聖靈的啟示自己履行；經常有變化，經常有波動。我可以把這些不同的形式按照千百種方法組合起來，按照不同的比例把它們的各種成分混合起來，創造出另一批五花八門的形式，但我用盡我的創造能力也設想不出一種迄未展示於世人之前的組合方法來。先生們，不但所有這些原理已被公開表示出來，不但所有這些制度已被說成是唯一真實而合法的制度，而且它們已全都被付諸實施，全都已經實際存在。誰都知道，在十二、十三世紀時，宗教勢力有時自稱它有權直接行使世俗權力，有時自稱它有權間接任命世俗勢力。誰都知道，在英國，議會已像解決王權問題那樣解決了信仰問題，教會是從屬於國家的。什麼是羅馬天主教，埃拉斯都主義注、主教制、長老制、獨立派、貴格會派，它們無非都是我所指出的那些教義的應用而已。一切教義實際上都已有所改變：有一切制度的例子，也有一切制度的各種不同的組合的例子。不僅一切制度都已實現，而且它們個個都自稱自己在歷史上和理性上都是合法的、正統的；它們個個都把自己的起源歸溯到最早時期的基督教教會；它們個個都自稱這些古老的事實是屬於它們自己的，並把它們作為它們自己特有的根據和理由。先生們，也不是它們整個兒委屈了它們中的任何一個；我們在教會的最初幾個世紀裡看到有些事實，是它們全都有資格自稱是與之有聯繫的。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它們在理性上全都是同樣真實的，在歷史上全都是同樣可信的，也不是說，它們全都代表教會必然已經經過的一系列不同的事實。我的意思只是說，在這些制度的每一個制度中，都有或多或少的道德上的真實性和歷史上的真實性。它們全都在近代宗教史上起了作用，占有一席之地：它們全都或多或少對近代宗教史的形成工作作出了貢獻。我將在教會的最初五個時期里逐一觀察它們；我們在那裡將毫無困難地探索它們。讓我們首先考慮教會的外界處境及其與世俗社會的關係。至於一個教會的這樣一種制度，即在國家之內，它不為人所注意地獨立地存在著，不受世俗勢力的干涉而管理著自己，這顯然是基督教教會的原始情況。只要它局限於一個小區域之內，或僅僅在少數孤立的教徒中傳道，羅馬政府就不會注意它，並允許它存在，讓它按照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來安排自己的事務。這樣的事態已經結束：羅馬帝國注視著基督教社會，我指的並不是它在迫害方面注意它的那個時期，而是指羅馬世界變成基督教世界的那個時期，指基督教隨著君士坦丁而一起登上權力寶座的那個時期。這個時期教會的地位與國家相比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說國家在這個時期已淪於教會的統治之下，或者說，使它屈從於世俗權力的這一制度那時已開始施行，那是不正確的。一般而論，皇帝們並不妄圖來管理信仰的問題；他們接受了教會的教義。後來引起兩大勢力敵對狀態的大部分問題那時還沒有發生。那時，我們甚至還遇到許多事實，在這些事實中，國家君權超越於教會之上的這種制度可能已找到而且實際上已經找到其根源。例如，在三世紀末、四世紀初，主教們總是以非常謙卑而恭敬的語調對皇帝們說話，他們不斷地吹捧皇帝陛下。毫無疑義，如果皇帝想打擊他們信仰方面的獨立地位，他們是會保護自己的，事實上，他們也常常是拼著命來保護自己的。但他們非常需要皇帝新近給予他們的保護。但世俗勢力剛剛承認並實行這種保護，所以他們急於以最恭敬和鄭重的態度來對待它。此外，他們自己又什麼事都做不了；宗教社會，或毋寧說它的管理機構，在這個時期沒有辦法執行自己的意志；它既沒有各種設施，也沒有各種典章制度；它不得不經常乞援於世俗政府即古老的唯一有組織的當局的干預。由於經常需要得到外界勢力的裁可，這就使宗教社會，在外表上更甚於實際上，具有一種屈從和依附者的氣氛；實質上，它的獨立，甚至它的權力是相當大的，但幾乎在它的一切事務方面，在影響教會利益的一切問題方面，皇帝仍然在干預；他的同意和批准永遠是人們所乞求的。宗教會議一般是奉他的命令召集的；他不僅召集會議，而且還或者親自或者派代表主持會議，並決定會議應討論什麼問題。君士坦丁就這樣親自出席了314年的阿爾勒宗教會議和325年的尼西亞宗教會議，而且至少在表面上監督主持了會議的審議。我說表面上，因為僅僅皇帝出席宗教會議這件事，對教會來說就是一個勝利，一個遠不是屈從的而是勝利的證據；但不管怎樣，這些禮儀無論如何總是恭敬的服從的禮儀；教會利用皇帝的權力，把皇帝的威儀覆蓋在自己的身上；而埃拉斯都教義便在它所根據的民族的理由之外，又在這個時期的歷史中找到了一些可以作為它的理由的事實。至於相反的制度，即教會的普遍而絕對的統治權，在宗教社會的初期，顯然是無法遇到的，它必然是屬於宗教社會最強盛、最發達的時期。但人們也許早已在五世紀時就看出了它的一縷微光，一縷非常清楚的微光。宗教勢力優於世俗勢力，信徒的命運優於單純公民的命運，宗教社會所宣布的原理，都早已被世俗社會所承認。因此我們覺得不久前十分文雅、十分含蓄、十分溫和的宗教社會領袖們、教士們、主教們的語言，現在已變得很自信、粗魯甚至往往很傲慢了；而在另一方面，世俗社會領袖們、皇帝們自己的語言，雖然還帶有一些浮誇之辭，但實際上卻是溫和而謙恭的。誠然，這個時期世俗勢力的整個體制已處於急劇衰亡的狀態；帝國正在斷氣；帝國的力量正日益逼近一種完全可笑的無足輕重的狀態。與此相反，宗教勢力正日益強大、日益更深更廣泛地滲入世俗社會；教會日益富裕，它的管轄範圍日益擴大，它顯然正在向主宰地位進展。帝國在西方的完全的沒落和諸蠻族君主國的興起，大大促進了它的抱負和勢力的提高。教會長期處於那些莫名其妙而軟弱的、可以說純粹是孩子氣的皇帝們的權力之下，因此，它已學會了與他們交往時採取一種含蓄的態度，已養成了一種尊重他們昔日的權勢和虛名的習慣。所以十分可能，如果皇帝繼續存在，教會將永遠不能徹底擺脫它青年時代的這個習慣。這個假設的確證是，東羅馬帝國一直就是這種情況，它在十二個世紀中就一直處於逐漸衰微的狀態中；帝國的權力已漸漸成為僅僅是名義上的東西。然而那邊的教會從未取得，甚至從未想取得統治權。希臘教會與東羅馬帝國皇帝們之間的關係，幾乎跟羅馬教會與羅馬皇帝們之間的關係完全相同。在西方，帝國是倒下來了；穿著毛皮袍子的國王們取代了穿紫袍的君王們；教會卻沒有向這些新來者表示它曾向他們的前任表示過的這種敬意。而且，為了向他們的野蠻狀態鬥爭，它覺得自己必須竭力卷緊宗教勢力的發條：使群眾在這方面的感情昂揚起來是它的安全和行動的手段。因此，現在它對統治權的覬覦之心進展得十分迅速，而這在五世紀時是幾乎感覺不到的。至於這兩個截然不同而獨立的社會之間的聯合制度，在這個時期是不難看出的；在聯合的條件方面，毫無明確的或固定的東西；這兩個勢力從未長期平等相處；它們總是各自呆在自己的領域之內，只有偶然相逢時才在一起商議。因此，我們看到，從一世紀到五世紀，教會和國家據以調節它們之間的關係的一切制度都處在萌芽時期和發展階段；它們都來源於宗教社會嬰兒時期開始的種種事實。讓我們接著講這個社會的內部組織，教會的內部管理；我們將達到這個同樣的結果。你們當能記得，兩個截然相反的原則可以支配這個組織：不是宗教社會自己進行管理，便是教會社會單獨組織成並單獨掌握權力。十分明顯，這個最後的形式決不是一個幼年教會的形式：任何道義上的聯合都不是從那些已聯合的群眾的無所作為開始的，也不是從人民與政府之分離開始的。因此，這是肯定的，基督教開始時，全體信徒是全部參與社會事務的管理的。長老制，即在一些主要教友的輔助下由教會的精神領袖們管理教會的制度，是原始的制度。可能有許多問題會產生，例如稱號的問題，職務的問題，這個日益增長的群體中的那些俗人和教會領袖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但是關於他們合力管理他們共同的事務這一事實，那是不會有任何疑問的。同樣沒有疑問的是，在這個時期里，各個獨立的社團相互之間，這個城市的全體基督教徒與另一個城市的全體基督教徒相互之間，遠比以後任何一個時期更為獨立。毫無疑問，它們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也許並不完全如此，但差不多如此，它們各自為自己而不管其他社團，因此而產生了獨立派教徒的制度，這派教徒堅決認為，宗教社會不應該有總的管理機構，但每一個地方的全體教徒應成為一個完整的主權社會。再者，沒有疑問，在這些早期的基督教徒小社團里，它們相互之間是沒有聯繫的，而且往往都沒有傳道和教學的資財的；沒有疑問，在沒有一個由這種信仰的創立者設置的精神領袖的情況下，它往往會發生這樣的事，即在一種內心的衝動的影響下，這團體中某一個頭腦堅強、具有能影響其周圍群眾的天賦的成員起來向他所屬團體的全體成員傳道。由此而產生了貴格會（公誼會）派教徒的制度，即自發的個人的傳教制度，這種制度既沒有任何教士的授職儀式，也沒有正規的常設的傳教士。這些就是基督教會初期的宗教社會裡的某些原則、某些禮儀。它還包括許多其他原則和禮儀；實際上，也許我提到的那些，就其影響而論並不是最強大的。第一，無可爭辯的是，基督教最早的創始人，或更確切地說，奠定基督教基礎的最初的工具即使徒們，把自己看作是負有來自天上的特殊使命的人，而且還須通過手把手的傳授或其他方式負責把這教誨和傳道之權傳遞給他們的門徒。聖職的授任是基督教教會的一件原始的事實，此後就有教士的授職儀式，教士是一種與眾不同的、常設的傳教士，賦有特殊的職能、職責和權利。讓我們轉過話題來講另一件原始的事實。誠然，每一個個別的教徒集體都是孤立的，但就它們整個趨勢而言是趨向於聯合、趨向於要像生活在一個共同的信仰之下那樣生活於一個共同的教規之下的。這是每一個處在自我形成的進程中的社會的自然趨勢和天然的目的；這是它的發展和確立的必要條件。各個不同成分的近似和同化，向統一移動，這就是正常的創造過程。況且，基督教的初期傳播者、使徒或其門徒們對大多數遠處的教徒集體有相當的威信，能進行遠距離的有效的監督和指揮。他們不僅注意形成和維持各個教會之間的道義上的兄弟之誼，而且還注意形成和維持它們之間的組織關係。因此，有一種趨向於由各地教會組成一個總的管理機構、一個完全一致的常設組織的不變的趨勢。我覺得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即在初期基督教徒的頭腦里，在他們共同而單純的感覺中，使徒們被視為比他們的門徒高明，而使徒們的中層門徒又比他們的後輩高明；這樣一種純粹道義上的優越性，雖未被規定為一種制度，但是真實而被公認的。在其中我們就有了最初的萌芽，即主教制度的宗教上的萌芽。這個制度也來自另一個來源。成為基督教發祥地的各個城市在人口、富庶程度和重要性上都是非常不平衡的，而在才智的發展和精神力量方面的不平衡也像物質方面的不平衡一樣的大。因此，在各教徒集體的精神領袖之間的勢力分配方面也同樣有一種不平衡。比較重要比較文明的城市的領袖們當然率先對周圍比較小的教徒集體行使權力，起初在道義上，然後在制度設施上行使權力。這就是主教制度的政治上的萌芽。先生們，因此，我們在宗教社會的原始狀態中同時辨認出了一般信徒和管理機構中的教士的聯合，即長老會制度；各個教徒集體的孤立，即獨立派制度；自由的、自發的、偶然的說教，即貴格派制度：在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為了反對貴格派制度興起了一個教士階層，即一批常設的傳教士；為了反對獨立派制度興起了一個教會的總管理機構；為了反對長老會制度興起了教士之間的不平等的原則，即聖公會制度。這些如此各不相同、有時又如此互相反對的原則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一個原則之貶低和另一個原則之被抬高是由於什麼原因呢？而且第一，從一個由全體信徒分享的管理機構轉變到一個完全歸屬於教士的管理機構的轉變是如何完成的呢？宗教社會又通過怎樣一個發展過程而落入教士社會的控制之下的呢？先生們，在造成這種變化的這場革命中，教士的野心、個人利益和人類的情慾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不想低估它們所占的比例。無可否認，所有這些原因都有助於促成我們現在關注的結果；但是如果只有這些原因，即不合理的原因，在那裡起作用，則決不會出現這種結果。我早已說過，而且這是我在一切可能的場合重複說的一句話，任何重大的事件都不是由完全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在這些底下，或是在它們的旁邊，總有一些合理的原因，總有可以說明一個重要事實為何能實現的一些正確而可靠的理由在起作用。我們在這裡就有一個關於這點的新鮮事例。我相信，這是一條明白的原則——一條普遍成立的原則，分享權力就應以有行使這種權力的道義上的能力為其先決條件；缺乏這種能力的地方，分享權力之事就完了。實質上，行使權力的權利仍存在於人的天性之中；但它處於睡眠狀態，或是僅僅存在於胚芽中，存在於展望中，直到所需的能力自行發展，於是它甦醒了，隨著能力的發展而自行發展壯大。先生們，你們大概還記得我在上一講中說的關於五世紀時羅馬世俗社會的狀況的話。我竭力描述了它的極度的衰敗。你們看到了貴族階級正在消亡，他們的人數已大大減少，他們的勢力已經消逝——他們的優點都已消失。他們中間凡是具有一些能力、一些精神活力的都進入了基督教教士的團體。實際上那裡只留下了純粹的平民，plebs romana（羅馬平民），他們團結在牧師和主教的周圍，形成基督教的人民。在這種人民與其新領袖之間，在宗教社會與教士社會之間，存在著極大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僅表現在財富上、勢力上、社會地位上，而且也表現在知識上、才智和精神的開展上。基督教僅僅由於其不斷的持續而愈益發展自己、擴大自己、提高自己，這種不平等就愈益增長、愈益明顯地表現出來。信仰和教義的問題就變得一年比一年複雜而難以解決。教會教規戒律的條文，它與世俗社會之間的關係，也變得越來越廣泛而複雜；因此，為了參加教會事務的管理，隨著時代的發展需要有越來越高的知識和資格，一句話，需要有越來越高、越來越難以滿足的精神方面的條件。然而由於整個社會的秩序如此的混亂、這個時期的災難又是如此的普遍，人民的精神狀況不是越來越好，其品質不是越來越高，而是一天比一天低落。先生們，考慮了人類情慾和個人利益在這變化中所起的一切作用之後，我們在這裡找到了使宗教社會轉變為有絕對權力的教士社會的真正原因在於它從全體信徒那裡取得了一切權力之後就把它全部交給了傳教士。這場第二次革命的起因我們已經了解，現在讓我們研究一下它是怎樣完成的。在教士社會內部，權力是怎樣從牧師們的手裡轉移到主教們的手裡的？先生們，在這裡，我們必須看到一個重要的差別。五世紀時，主教們在其所轄教區內所處的地位和他在教會的總的管理中所處的地位都已不同於過去。過去，主教們在其所轄教區內並不是獨權行事的，他需要取得他的教士們的協助和同意。誠然，這並不是一種絕對的制度：這事並不是按照任何固定的習俗，也不是按照某些常規辦理的；但這一事實的存在已為一切與城市或主教轄區的管理有關的文獻所表明。cum assensu clericorum 注這幾個字常在這個時期的文獻中出現。可是在涉及一般管理的問題中，不論是教士活動領域內的一般管理問題還是一般教會的管理問題中，情況就不同了；主教們總是作為這個管理機構的代表單獨出席歷次宗教會議；而牧師們都是作為他們的主教的代表而在那裡出現的。這個時期教會的總的管理權已完全握在主教手裡。但你們切不可認為剛才出現的那幾字還帶有它們在後一時期取得的那種含義：你們切不可認為，每個主教都是完全為了自己的利益、憑著他自己的權利出席宗教會議的。他是作為他的教士們的代表到那邊去的。認為主教在任何地方都應代表他們並以他們的名義說話和行事的這種思想在那個時期流行於所有人的頭腦里，流行於主教們自己的頭腦里，並限制了他們的權力，雖然實際上它已成為主教們爬得越來越高和逐漸擺脫控制的階梯。另一個原因，也許是更有決定性的一個原因，使出席宗教會議的人僅限於主教：這個原因就是教士的人數很少，同時還有由於教士們常常不在自己的崗位上而造成的種種不便。僅僅從他們所起的重要作用來判斷，僅僅從（請容許我這樣說）他們在五世紀時發出的吵吵嚷嚷的聲音來判斷，人們往往會認為傳教士是一個人數很多的群體。但情況並非完全如此：我們有一些能說明相反情況的確實的跡象、一些歷史上的證據。例如，在五世紀初，我們遇到一個關於羅馬有多少個教士的問題；我們發現有人把它作為說明羅馬特別富庶而重要的一個例子提出來說，羅馬共有二十四個教堂和七十六個教士。我們擁有的這些間接的證據提供了這種同樣的結論；四五世紀曆次宗教會議的法令中充滿著禁止普通教會執事到自己教區之外的其他教區去擔任教士職務以及禁止教士離開自己的教區到其他教區供職或者不經主教同意甚至根本不許到其他地方旅行的宗教法規。注為了使教士們留在他們自己所屬地區曾採取了各種措施，人們用一種近乎壓迫人的關心態度監視著他們，因為他們的人數是如此之少，而其他主教想得到他們的心又是如此急切。諸蠻族君主國建立之後，法蘭克或勃艮第諸國王，富裕而比較著名的領袖們，經常竭力從對方那裡勾引那些王室的近臣和侍從以構成自己的近侍和優秀衛士：蠻族法典中充滿了旨在制止這種企圖的法規。我們發現國王們經常在他們相互的條約中同意不把他們對方的近臣們邀請到自己的宮廷中來，甚至不接待他們。四五世紀的教會立法中也有類似的無疑是根據同樣理由制定的關於教士的規章。因此對一個教士來說，為了到遠處去完成一項使命而離開他所屬的教堂，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因為他不在家時撂下的宗教工作很難代替他完成。在教會裡建立代表制度也像在國家裡一樣，必須先有足夠數量的人以便需要時可以容易地派一個人去代替另一個人的工作。五世紀時的情況並非如此；為了使教士能出席宗教會議，也許必須採取補償和強制的措施，正像英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為了使自由民出席國會會議而必須做的那樣。因此，一切事情都傾向於把教會的管理工作轉移給主教們，因此在五世紀時，幾乎已全部實行主教制度。至於純粹君主政治制度，它是我們迄未談到的唯一的一種制度，因為各種事實尚未向我們呈現出來，它在這個時期遠未占統治地位，甚至還完全沒有資格要求這種地位；當時最有經驗的智者、對個人野心有最熱切的期望的人也決不能預見到它的未來命運。雖然我們甚至在這樣早的時候就已看到，教皇統治制度的重要性和影響正在一天一天增長。但如果沒有看到人們不斷地從歐洲各地向羅馬主教請示他對信仰問題、紀律問題和對主教們的考驗問題，總之對與教會有關的一切重大問題的意見甚至決定，那我們就不可能公正地閱讀這個時期的一些重要著作。誠然，人們要求他的僅僅是發表一個意見，而當他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後，那些不贊成他的判斷的人往往不遵照他的意見辦理。但另一方面，他的意見卻得到一批相當有勢力的人的支持，而一般的結果是，他的優勢地位隨著人們向他請教次數的增加而變得越來越鞏固。特別促使人們去向羅馬主教請示的有兩個原因：一方面，老族長原則在教會裡仍處於統治地位；在主教和大主教之上（他們的各種特權雖然多半是名義上的，但在理論上仍普遍得到承認），有一個最高級主教在那裡統轄一切。東方有幾個最高級主教，耶路撒冷最高級主教、安提阿最高級主教、君士坦丁堡最高級主教、亞歷山德里亞最高級主教。西方只有一個最高級主教，即羅馬主教；這種情況，在教皇的獨占性的提升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傳統認為聖·彼得曾擔任過羅馬主教，同時認為教皇們都是他的繼承人這一觀念早已在西方基督教徒的頭腦中紮下了根。先生們，這樣，我們在最初的五個時期中，清楚地追溯了在宗教社會的內部組織和外界地位方面被引證和應用過的一切制度的歷史根源。這些制度決不是同樣重要的，其中有些只是作為暫時的偶然的情況而附帶地出現的；其餘的那些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一直處於萌芽狀態，緩慢地、不慌不忙地發展；它們屬於不同的時期，而且其重要程度也是非常不同的；但它們全都和某種事實有關，而且都能引證一些典據。當我們對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原則中哪些原則處於主導地位，在五世紀時達到了哪些大的結果進行探索時，我們發現有下列這些事實： 1. 宗教社會和教士社會的分裂和教士社會對宗教社會的控制；這一結果多半是由於在人民和基督教教士之間存在著才智方面和社會地位方面極端的不平等。 2. 在教士社會的內部組織方面，貴族政治制度處於支配地位：普通教士參與教會管理的機會愈來愈少，而且變得越來越無權無勢了；權力愈來愈集中在主教們的手中。 3. 最後，關於宗教社會與世俗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教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則當時實施的制度是聯合的制度，即雖然截然不同但相互之間不斷地保持接觸的各派勢力之間實行交往的制度。這些便是五世紀初教會狀況的三大特徵。在敘述它們時，單單在敘述它們一般的外貌方面，就不能不看到，一方面，在宗教社會內部，對全體信徒的自由，另一方面，在教士社會內部，對全體教士的自由，都存在著危機的萌芽。教士對信徒和主教對教士的幾乎獨占的優越地位，明白地預示著權力的濫用和革命的騷亂。然而五世紀的人們雖然可能已懷有這種恐懼心，但對它們還沒有作何種打算。那時的基督教社會正全神貫注於自我調整，使自己成為一個固定的明確的團體；它特別需要的是秩序、法律和治理；儘管有當時流行的某些原則的危險趨勢，宗教社會中人民的和教士社會中普通牧師的自由仍不無現實性和可靠性。首先，它存在於主教的選舉上，這一事實我無需設法加以證實，因為任何人只要看一下當時的重要著作，他就會不言而自明。這種選舉既不按一般規則進行，也沒有永恆的形式；它完全是不規則的、多變的、常受偶然情況的影響的。374年，米蘭主教奧克森提烏斯（接其主張是一個阿里烏斯教派）死了，大家就在大教堂里選舉他的繼位者。民眾、教士、該省的主教們都在那裡，都是生氣勃勃的；有兩派，正統派和阿里烏斯派，每派都想指定一個主教。這場騷亂以極大的混亂告終。一個行政長官剛好以皇帝的名義到達米蘭；他是一個名叫安布羅阿斯的年輕人。知道了騷亂的情況後，他就到教堂去平息騷亂；他的講話，他的態度頗為民眾喜愛。他名聲很好：有一個聲音在教堂中間升起——據傳說，這是一個孩子的聲音；這聲音喊道，「讓安布羅阿斯擔任主教！」於是，安布羅阿斯就被指定為主教；他後來就成為聖·安布羅阿斯。這是直到四世紀末仍在實行的選舉主教的風俗的一個實例。誠然，並不是所有的選舉都是如此無秩序而突然的；但這些特色並不使任何人感到吃驚；聖·安布羅阿斯在他被提升後的第二天就被大家公認是正式選舉出來的。你是否希望我們在以後的一個時期里，在五世紀末找一個例子？我打開了西多尼烏斯·阿波利拿里烏斯的書信集，它是關於那時風俗尤其宗教社會風俗的最奇特同時也最可信的一部重要著作；西多尼烏斯是克萊蒙的主教，他自己收輯並修訂了自己的書信；我們在書信集裡看到的恰恰正是他希望留傳給後代的東西。這裡是一封他寫給他朋友多姆努勒斯的信。「西多尼烏斯致其親愛的多姆努勒斯；祝您健康！注「因為你渴望知道我們的大祭司佩興特注以其平素的虔敬和堅定性在沙隆作出的事跡，我不能再延遲讓你分享我們的極大的歡樂了。他身前身後都簇擁著本省的主教們來到本市，舉行集會，以便讓這個自從保羅主教退休和逝世以來在紀律方面十分不安定的城市的教會有一個領導人。「會議發現在這個城市裡有各種派別，所有那些陰謀的形成只能有損於公眾的福利，它們是競爭者三巨頭所引起的。其中一個，一切優點都沒有，僅以其出身古老的宗族自誇；另外一個，像一個新的阿匹西烏斯，讓自己由一批喧嚷的寄生蟲的喝彩聲擁護著，通過其廚房的作用而博得名聲；第三個則通過一項秘密交易，答應如果他達到自己野心的目的，就把教會的領地放棄給他的黨徒供其掠奪。聖·佩興特和聖·歐夫羅尼奧斯注丟開一切反感和好感，首先嚴格而堅定地維護最正確的觀點，不久就知道了事情的實際狀況。他們在公開顯示任何事情之前，先和自己的同僚秘密舉行會議；然後，他們不怕一群暴徒的叫囂而突然任命其本人尚未有此願望甚至尚未想到會當選的一個名叫約翰的虔敬的人為主教，從其為人的正直、仁慈和謙和方面看他都是一個值得稱讚的人。約翰起初是一個讀經師並從小就服務於祭台，後來經過長期的辛勞成為一個副主教。……因此，他僅僅是一個二等教士，而在這些狂暴的宗派中，是沒有一個人能通過他的吹捧來提拔一個沒有任何要求的人的，但也沒有一個人敢於譴責一個唯一值得頌揚的人。我們的主教們宣布他為自己的同僚，這使這些陰謀家大吃一驚，使惡人們陷於極端混亂之中，它博得了善良的人們的喝彩和歡呼，而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或願意反對他……」正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了一次普選，這是一次同樣不尋常的出乎意外的由兩位虔敬的主教同時在人民中間舉行的普選。這裡還有第三個人，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更加卓越的人。西多尼烏斯本人既是這次普選的敘述者同時也是它的參與者。布爾日主教死了：各競爭者及其宗派的熱情一下子高漲起來，使整個城市陷入混亂之中，無法作出一個決定。布爾日的居民想寫信給西多尼烏斯，他以其出身、財富、口才和知識而在整個高盧聞名，長期擔任最高的世俗職務，最近被任命為克萊蒙主教。他們請求他按照希臘各共和國初期的人民所採取的那種方式（那時的人民已厭倦於國內的風浪和自己的無權的狀態，想請求一位外國哲人給他們制定法規）替他們選擇一位主教。西多尼烏斯起初有些吃驚，但當他弄明白了主教們一致同意任命他個人想推舉的那個人時，他便同意了，併到布爾日去，召集人民在大教堂里開大會。我要引用他寫給圖爾主教珀佩圖斯的報告全部事務和送給他讓他在這個大會上宣讀的那篇講稿的那封信。這封信和那篇講稿都相當長；但這一修辭與宗教的混合物，這些實際生活最生動場面中的文學上的幼稚言行，這種才子和主教的混淆，使這個奇妙的社會比世上一切學術論文更加出名；這個社會既是古老的，同時又是年輕的；既是正在衰亡的，同時又是正在向前發展的：這裡我只在幾個地方略去一些沒有關係的段落。「西多尼烏斯致教皇聖主珀佩圖斯書；祝您健康。注「您對宗教讀物的熱情竟使您想了解有此無論如何不值得您注意或運用您的判斷的有些著作。因此，您要我把我在教堂里念給布爾日人民聽的那篇論文送給您，這篇文章無論在講話的分段方面或是演說藝術方面或是語言形態方面都沒有達到適當的優美和有條不紊，因為在這種場合，我未能按照演說家的一般用法把嚴肅的歷史證據、詩人的虛構事物和論戰中的閃光語言結合起來。騷亂、陰謀詭計和各方面的分歧使我應接不暇；如果這時能提供給我充分的材料，這麼多的事也不會留給我時間細細考慮它們。這裡有這樣一大群的競爭者，兩條長凳也容納不下爭奪一個職位的全部候選人，他們全都孤芳自賞，但每個人又讓其餘的人看了生氣。如果比較鎮靜的人都不能放棄自己的判斷而聽從主教們的判斷，那我們為公共利益就什麼事都做不了。有幾個教士在角落裡竊竊私語，但在公開場所，從他們那裡就一點不滿的聲音都聽不到。因為大部分人害怕本階層的人不亞於害怕其他階層的人。……因此，請接受這個文件：基督作證，我已在一個夏夜的兩個值班時間裡把它抄寫了下來；但我很擔心，你在閱讀時會把它看得比我設想的更重要。講話稿「諸位親愛的，據世俗的歷史說，有一個哲學家先教給他的學生們保持沉默的耐心，然後向他們透露說話的藝術，還說，為達此目的，所有初學者在同學之間進行討論的時候，奉行嚴格的沉默達五年之久；所以最敏捷的頭腦也不能受到讚揚，除非經過了一段適當的時間，他才被人們所理解。至於我自己，我的弱點是為一種非常不同的情況保留下來的，我在尚未使任何一個人擔任比較低下的門徒職務時，就知道我自己應該跟著其他人之後擔任先生的工作。注 ……但既然謬承厚愛，希望我這個笨人，在基督幫助之下，為您尋找一位十分聰明而又集各種美德於一身的主教，我知道您定能滿足這個願望，這事雖然給了我極大的榮幸，但也給我加上了一大負擔…… 「第一，您必須知道將有多麼兇猛的傷害等待著我，而這群狂妄的自命不凡的人也將使您陷入怎麼樣的人言嘖嘖的困境之中……如果我從許多修道士中指定一個人，即便這個人在各方面都比得上保羅、奧頓、希拉蕊烏斯或馬卡里烏斯，我也會在耳邊聽到一群卑鄙侏儒的吵吵嚷嚷的聲音說，『他們提名的那個人所擔任的並不是主教的職務而是修道院院長的職務；他更適宜於為靈魂而向天上的法官說情，而不太適宜為軀體而向地上的法官說情。』看到最真誠的美德被描述為罪惡，誰不會生很大的氣？如果我們選擇的是一個謙卑的人，他們會稱他為卑鄙的人；如果我們選擇的是一個有自尊心的人，他們會把他看作傲慢的人；如果我們提出的是一個知識不多的人，那他的愚昧將使他受到奚落；如果相反，他是一個學者，則他的博學將被稱作自高自大；如果他是嚴肅的，則他們會把他看作殘酷而恨他；如果他對人寬容，他們會指責他過於柔弱平易；如果他純樸，他們會把他當作畜牲而蔑視他；如果他富於洞察力，他們會說他狡猾而拋棄他；如果他精細，他們會說他瑣瑣屑屑；如果他隨和，他們會說他粗心大意；如果他有一個精明的頭腦，他們會說他有野心；如果他態度安詳，他們會把他看作懶惰；如果他穩重沉著，他們會當他貪婪；如果他為了補養身體而吃些東西，他們會指責他大吃大喝；如果他經常按時持齋，他們會責備他風頭主義……。因此，不論你是按照什麼方式生活的，好的行為和好的品質總會因受到尖刻語言的污衊而放棄，這污衊就像被兩個倒鉤的漁鉤鉤住而使人開不了口。此外，頑固的人和倔強的教士總是難以馴服於寺院教規之下的。「如果我提一個教士的名，那末那些在他後面被任命為教士的人就會妒忌他，那些在他前面被任命為教士的人就會破壞他的名譽；因為他們中有些人（我這樣說不會得罪別的人）認為曾任教士職務時期的長短是衡量功績的唯一尺度，因此，希望在選擇高級教士時不要以公眾福利為目的，而要根據年資來進行。…… 「如果，碰巧，我向您提出來的一個人是曾經擔任過軍職的，我定會立刻聽到這樣的話：『西多尼烏斯，因為他是從世俗職務轉到宗教職務來的，所以決不會從宗教界中挑一個人來擔任主教的；他以自己的出身自豪，靠著自己貴族的徽章被提升到頭等的地位，他看不起信奉基督的貧苦人。』就為了這個緣故，我立刻在此表明，這個聲明與其說是我針對善良的人的仁愛發的，毋寧說是我針對惡人的猜疑心發的。我以聖靈、即我們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名義聲明，我在選擇我認為最有價值的人的時候，沒有受到金錢或偏愛心的影響（上帝通過彼得的語聲宣告術士西蒙有罪，因為他認為聖靈的恩惠可以用金錢購買），我還聲明，對個人、時間、行省和城鎮作了必要的甚至更多的考察之後，我已斷定，最適宜於推薦給你的就是這個人，他的生活我將用幾句話來加以評述。「感謝上帝，辛普利西烏斯以其品行和職業而論符合於兩方面人士的願望；一般社會團體方面可能認為他有許多值得讚美的地方，教會方面可能對他抱有許多希望。如果我們重視出身的話（福音書作者本人已對我們證明，這種考慮是不容忽視的，因為路加在開始頌揚約翰時，就把他出身於一個祭司的家族看作一大有利條件），辛普利西烏斯的親屬曾在教會和法院裡擔任過負責工作；他的家屬也都是著名的主教和高級教士，所以他的祖先一向擁有執行世俗社會的和教會的法律的權力……如果我們看看他的年齡，那末他既有青年人的一切活力，又有老年人的審慎……如果博愛是人們所熱切希望的話，那末，他曾經慷慨地施捨給市民、教士和朝山進香的人，既有大人物也有普通老百姓。他的麵包往往甚至毋寧說都是那些毫不還報的人吃掉的。如果必須履行過傳教活動的話，那末辛普利西烏斯曾不止一次地親自來到您的城市叩見穿貂皮袍子的國王們和穿紫色袍子的諸侯們……我幾乎忘了說到一件不應該略而不談的事了。早先，在摩西那個古老的時代，據《詩篇》作者大衛王說，當必須把那隻藏猶太經典的柜子抬起來時，沙漠裡的全體猶太人都把上貢的產品堆到貝塞利爾的腳邊。後來，所羅門為了建築耶路撒冷廟，動員了人民的全部力量，雖然他已經把南部賽伯伊王后的禮物、巴勒斯坦的財富和附近諸國王的貢物都合併在一起。辛普利西烏斯，是一個無人幫助的年輕軍人（雖然已經做了爸爸，但仍然住在父親的屋子裡），他也為您造了一座教堂；他在敬神工作方面受到了抑制，這既不是由於老人們對其財產的依戀，也不是由於考慮到他的幼小的孩子們；但他仍然很謙虛樸實，對這個問題一直保持沉默。事實上，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此人對於一切世俗的野心都漠然置之；他追求的並不是所有人的好感，而僅僅是善良的人的好感；他決不讓自己貶低到厚顏無恥的親昵的地步，但他極珍視牢固的友誼……最後，如果說他特別適合於當主教，這是因為他絲毫沒有想當主教的念頭；他辛勤工作並非為了取得主教的職位，但他應該得到這個職位。「也許有人會對我說，『但是你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又怎樣知道如此多的關於這個人的事的呢？』我要回答他說，我在了解布爾日這個城市之前就已了解布爾日的居民。我在路上，在服兵役時，在金錢關係和事務關係中，在他們的和我的旅行中，了解了許多關於他們的事。人們也能從公眾輿論中知道許多事情，因為老天爺並沒有把名聲局限於某一地區的狹隘範圍之內。「辛普利西烏斯的妻子是帕拉第烏斯家族的後裔，帕拉第烏斯曾任文學教授並服務於祭壇，受到這兩方面人士的好評。辛普利西烏斯的妻子作為一個主婦的身份只能簡單樸素地加以回憶，我將滿足於肯定這位夫人完全無愧於這兩個家族的榮譽和功績，無論是她的幼年或成人時期還是她通過高尚的選擇而投入的全部生活歷程。他們倆很好地、用全部才智撫養他們的孩子，父親在把孩子們和自己相比時，發現一件令人高興的新鮮事兒，原來他的孩子們早已勝過了自己。「既然你已堅決承認並接受我以天父、耶穌和聖靈的名義就這個選擇問題所作的聲明，辛普利西烏斯正是我宣布的我們這個省的主教和您的城市的最高祭司的那個人。至於您自己，如果您採納有關我剛才談到的那個人的決定，那就請隨即列入您預定最先要辦的幾件事情中去。」先生們，我無需再說更多的話了；這三個例子就完全足以說明主教的選舉在五世紀時是怎麼一回事了。毫無疑問，它絲毫沒有真正的法規的性質，既沒有規則，也沒有永恆的法律的形式，完全委諸偶然的環境和熱情，它並不是那種大有前途的強有力的自由，但就目前而論，它是一種真正的現實；它在各個城市內部導致一場偉大的運動；它是一個有效的保障。還有第二個保障，即經常舉行的宗教會議。這個時期，教會的一般的管理完全操在宗教會議——一般的、全國的、省的宗教會議的手裡。它們在會議上討論信仰和紀律的問題、主教們的行為和教會裡一切重大的或困難的事情。在四世紀中，我們看到有十五次宗教會議，在五世紀中有二十五次；注而這些僅僅是留下了書面的通知書的那些主要的會議；此外，肯定還有許多地方的會議，沒有留下文獻的、甚至還有回憶不起來的短暫的會議。有一個間接的證據證明這個時期宗教會議的重要性。誰都知道，在英國，在代議政治初期，在組織眾議院的時期，頒布了許多法令，規定國會應經常按時開會。在五世紀時，關於宗教會議，也有這種事情出現。許多宗教法規——尤其是441年舉行的奧朗日宗教會議的法規——規定，宗教會議必須確定下次開會日期後才得散會，如果不幸的時世使宗教會議不能按照教規每年舉行兩次，則應採取一切可能的預防措施來保證不至於很長時期不舉行一次會議。因此，在五世紀的教士社會裡，實際上存在著對自由的兩大保障，即選舉和討論。誠然，正如後來明白地證明的那樣，這是沒有秩序的、不完善的、不穩定的保證，但暫時來說，是現實而有力的，同時也是思想活動和思想熱情的原因和證據。先生們，現在，讓我們把宗教社會的這種情況和我們上次會見時我竭力描繪的世俗社會相比較。我馬上就來推斷這種比較的結果；這種結果很快就出現在我們眼前，而且一定會被我們所承認。我把它們扼要重述如下：在世俗社會裡，既沒有人民，也沒有政府；帝國的行政機關已經垮台了，元老院的貴族政治已經垮台了，自治城市的貴族政治已經垮台了；任何地方只有解體和消亡；權力和自由都受到這種枯燥無味的東西、這種毫無價值的東西的打擊。與此相反，在宗教社會裡卻出現了一群非常有生氣的人民和一個非常活躍的政府。無政府狀態和暴政的原因是很多很多的，但自由是真實的，權力也是如此。精力旺盛的群眾活動和非常強有力的政府的胚芽正到處在發展壯大。一言以蔽之，這是一個充滿前途的社會，它的前途充滿暴風雨，肩負著善與惡，但卻是強大而富饒的。你們是否希望我們把這個對比推進得更遠些？到目前為止，我們僅僅考察了兩個社會的一般事實，可以說是它們的公眾生活。你們是否希望我們再深入到家庭生活中去，深入到住宅內部去？是否希望我們一方面去探索世俗社會的著名人士，另一方面探索宗教社會的領袖們都在忙著什麼，以及如何消磨他們的時間？很值得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向五世紀請教。因為它的答案一定是頗有教益的。四世紀末和五世紀時，高盧有許多長期肩負著國家重任的重要而體面的人，他們是半異教徒、半基督徒，也就是那些不參加和不願參加任何宗教事務的人；是有才智的人、文人學士、哲學家，極想從事研究和知識的探索；他們富有而過著豪華的生活。在四世紀末，詩人奧索尼烏斯就是這樣的人，他是帝國宮廷的伯爵、審判官、護衛軍地方長官、執政官，他在聖頓和波爾多附近有許多殷實的地產；在五世紀末，這樣的人則有托南斯·費雷奧爾，他是深受西哥特諸王的信任的高盧地方行政長官，他的領地在朗格多克和魯埃格，在加登的邊上和米約附近；還有優特羅庇烏斯，他也是高盧地方行政長官、柏拉圖學派成員，居住在奧弗涅；還有納博訥的孔森西烏斯，南方最富的公民之一，他的鄉間宅邸叫做屋大維族別墅，坐落在到貝濟耶去的那條路上，被認為全省最豪華的宅邸。這些都是羅馬高盧的大貴族；他們占據了國家高級職位之後就遠離人民群眾，靠著他們的地產而生活，在狩獵、釣魚、各種娛樂中消磨他們的時間；他們擁有美麗的圖書館，往往還有一座劇院，他們就在那裡演出受他們保護的某個平民文人寫的戲劇：修辭家保羅就曾在奧索尼烏斯的宅邸里安排演出他寫的喜劇《怪人》（《黛利羅斯》），他親自為幕間插曲編寫樂曲並主持演出。在這些文娛節目表演會上，組織了知識的討論、文學的交談；詳細檢查和評論了古代作家卓越的作品；賓客們就生活中的各種小事寫出了詩文。時間就這樣消磨過去了，愜意地、平穩地、多樣化地，但軟弱無力地、自私地、枯燥無味地度過去了；完全不了解一切嚴肅的職業、一切強大的和一般的行業的情況。我在這裡說到的羅馬社會最可敬的殘餘分子都是些既不貪污腐敗、放蕩淫亂，也不品格低下的人，他們都修習各種知識，厭惡當時的那種缺乏獨立精神的生活方式和頹廢生活。看看，一個主教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例如五世紀初的阿爾勒主教聖·奚拉里和特魯瓦的主教聖·盧普。聖·奚拉里早晨起身很早；他一直住在鎮上；從他起身的時候起，任何人要看他都能受到接待。他傾聽人們訴苦，調解糾紛，履行了一個法官的職務。然後他來到教堂，主持宗教儀式，布道，講授，有時連續好幾個小時之久。回家後，他就進餐，一面聆聽一些敬神的讀物；要不然，他就進行口述，人們都可以自由地進來靜聽。他還從事體力勞動，有時為窮人紡紗，有時耕耘他教堂的田地。他就這樣在人民中間，有一些與公眾利益有關的、每小時都能帶來成果的、嚴肅而有益的工作中度過他的日子。聖·盧普的生活並不完全與此相同；他的生活方式更加簡樸，他的活動比較不太多樣化；他生活很嚴肅，他的嚴格的行為、他的兢兢業業的祈禱不斷地受到他的同時代人的稱頌。因此，他通過他的總的榜樣，而不是通過他的一個一個的行動，發揮了更多的優勢。他觸發了人們的想像力竟達到這樣的程度，據傳說——這傳說是否真實是無關緊要的，是真是假同樣說明同時代人的意見——阿提拉在離開高盧時，把聖·盧普一直帶到萊因河邊，認為這樣神聖的一個人一定會保護他的軍隊。此外，聖·盧普也是一個頗有教養的人，對知識的開發具有積極的興趣。他在自己的教區里總是一心牽掛著學校和敬神的讀物；他保護一切從事文學的人。而當必須去與不列顛的貝拉基教義鬥爭時，429年的宗教會議把勝利的取得完全歸於他和聖·日爾曼·德奧克塞爾的雄辯。先生們，還有什麼需要說的呢？各種事實已經說得明明白白；在羅馬社會的大貴族與主教之間，權力在哪一邊，未來屬於誰，這些都是不難說出的。我還要加上一件事實，它是使我們描繪的五世紀時的高盧社會及其獨特的狀況的這幅圖畫臻於完美所不可或缺的。我剛才展示於你們面前的兩類人、兩種活動，並非總是像人們認為的那樣截然不同的，也不是像它們之間的差異可能使人們認為的那樣各不相關的。大貴族們幾乎沒有一個是基督教徒，高盧的前任地方長官都是俗人和尋歡作樂的人，但往往都漸漸成為主教。如果他們希望參加當代的任何道德活動，保留一些實際價值，發揮一些積極作用的話，他們就結束他們過去的生活，甚至也不得不如此做。西多尼烏斯·阿波利拿里和其他許多人的遭遇就是如此。但他們成為主教後並不完全放棄他們的習慣和嗜好；修辭家、語法學家、才子、俗人和尋歡作樂的人並不因為穿上了主教的斗篷而就此改變本性；兩個社會，兩種生活方式有時證明它們自己是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這裡是一封西多尼烏斯寫給他的朋友厄立菲烏斯的信，它是這種奇特的聯盟的一個奇妙的例子和不朽之作：「西多尼烏斯致其親愛的厄立菲烏斯；祝您健康。「我親愛的厄立菲烏斯，你始終是這個樣子；狩獵、城市、田野對你的吸引力都不十分強，所以，對文學的愛好仍能把你留住……你吩咐我把我應您岳父的要求寫成的詩文送給您。你的岳父注，這位可敬的人在其同輩人之間，既樂於當司令員，也樂於服從別人的指揮。但因為你想知道，這些詩文是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場合下寫成的，以便更好地了解這篇價值很小的作品，所以如果序言寫得比詩文本身還長，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我們是在聖·賈斯特注墓前開的會，你因為生病沒有來參加。上一天，我們舉行一年一度的巡行瞻禮，參加的男女信徒非常之多，教堂及其地下室都容納不下，雖然教堂四周繞有寬大的門廊。修道士和教士們做完早禱、輪番愉快地唱了讚美詩之後，大家退下來（但不遠離）以準備第三次祈禱，那時牧師們將舉行聖餐儀式。狹隘的地面，擁擠在我們四周的群眾和大量的燈火，使我們透不過氣來；夏末初秋夜晚的悶熱空氣雖已由於黎明時的清新而轉涼，仍使這個圍場熱烘烘的。當社會各階層人士向四處分散時，公民領袖們就在離此不到一箭之遙的西阿格里烏斯執政官墓地附近集合起來。「有些人坐在一個葡萄棚的綠蔭下；我們都伸開四肢躺在花香陣陣的綠色草皮上。交談是親切和藹、令人高興而愉快的；此外（這是更使人感到愜意的）沒有權勢或上貢的問題，沒有損人名譽的話，也沒有誰會受到這種損害。誰能用適當的語言敘述一段有趣的歷史，人們肯定會認真地傾聽。雖然如此，但誰也沒有作冗長的敘述，因為談話常常被狂歡所打斷。最後，我們對長時間的休息已感到厭倦，都想幹些別的事情。不久，我們按照年齡分成兩隊，一隊大聲地吵著要去打網球，另一隊則要去擲骰子。至於我呢，我是第一個發起要去打網球的，因為，你知道，我像愛看書那樣愛打網球。另一方面，我的哥哥多米尼修斯，一個和藹而快樂的人，抓起骰子匣一面搖一面拍打，好像吹喇叭似的，把愛擲骰子的人召喚到他身邊去，我們和這群學者一起玩得很痛快，通過這種有益健康的活動，使我們由於長時間休息而僵硬了的四肢恢復了活力。著名的菲利馬修斯自己，正像這位曼圖亞詩人所說，『Ausus et ipse manu juevenum tentare laborem，』經常和愛打網球的人混在一起。他年輕時玩得很成功；但現在，他往往由於受到某個奔跑著的參賽的競技者的衝擊，而在人們都能堅持的場合，中途被逐退下來；又因為在其他幾次里，如果他進場，他既不能攔住人家前進的路，也不能躲開劈面飛來或落在他面前的球，又因他常常跌倒而勉強從不幸的跌倒中痛苦地站起身來，所以他總是第一個離開競技場，費勁地嘆著氣，非常惱火：這種活動吞噬了全身筋力，使他嘗到了難以忍受的痛苦。我立刻寬大地和他同時停下手來，因而使我們的兄弟對自己的疲勞不至於感到狼狽。於是，我們再次坐下來，不久，他不得不要一些水來洗臉，他們拿給他一些水和一條沾滿頭髮的餐巾，這條餐巾是洗過後偶然掛在門房間摺疊門前由滑輪支持著的一條繩上的。當他悠閒地擦乾臉時，他對我說：『我希望你為我口授一首關於交託給我的這次禮拜式的職掌的四行詩。』我回答說，『就這樣吧。』他接著說，『把我的名字也包括在這些詩句里。』我回答說，他的要求容易辦到。他答道，『那好！就請口述吧。』於是我微笑著對他說，『可是，要知道，如果我在這樣多的目擊者的面前，干擾他們的合唱，詩歌女神們會勃然大怒的。』於是他非常活潑但又很有禮貌地（因為他是一個頭腦非常敏捷又有不竭的機智的人）回答說：『索利烏斯老爺，還是小心些好，如果你試圖偷偷地獨自去勾引阿波羅的寶貝學生們，他決不會發更大的火的。』你可以想像一下被這句敏捷而漂亮的答辭引起的讚揚聲。於是，我不再耽擱，就去叫他的秘書（原來他早就在那裡了），手裡拿著便箋簿，我就向他口授一首四行詩，其大意是：「『另一天早晨，不知是正從熱浴中走出來，還是打獵已使他興奮得眉毛直豎，可能英俊的菲利馬修斯仍在尋找這件內衣來擦乾他濕淋淋的臉，因此水可能從他的額頭流入這件絲絨衫，正像流入一個酒鬼的喉嚨似的！』」「您的伊皮凡尼烏斯剛寫下這些詩句，他們就對我們宣布說，主教們出來的時間到了，於是我立刻站起身來。」西多尼烏斯當時是主教，毫無疑問，那些陪同他一起到聖·賈斯特墓和西阿格里烏斯執政官的墓，同他一起舉行禮拜儀式，一起打網球，一起唱頌詩，一起品嘗區區的詩句的都是像他一樣的主教。先生們，我們現在就要結束我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了：我們已經考察了五世紀時世俗社會和宗教社會的社會狀況，羅馬的和基督教高盧的社會狀況。留待我們研究的是這同一個時期的道德精神狀態，鼓動它的思想、教義、情緒，一言以蔽之，人的內心生活和理智生活。這將成為下一講的主題。 * * * [1] 十六世紀日耳曼神學家和醫生埃拉斯都首先提出的教會由國家管理的原則。 [2] 意即：並經教士們同意。——譯者 [3] 參看314年阿爾勒宗教會議、397年都靈宗教會議、450年阿爾勒宗教會議和461年圖爾宗教會議頒布的宗教法規。 [4] 第IV卷，第25號信。 [5] 里昂的主教。 [6] 歐坦的主教。 [7] 第7卷，第9號信。 [8] 西多尼烏斯在471年底剛被任命為主教。 [9] 參見下列兩表：第四世紀主要宗教會議表年份地點出席人數 314 阿爾勒主教33人，教士14人，副主祭25人，讀經師或驅魔師8人 346 科隆主教14人，教士代表10人 353 阿爾勒 355 普瓦捷高盧的主教們 356 貝濟耶 358 韋松同上 358 地點未詳同上 360 地點未詳同上 362 巴黎同上 374 巴倫西亞主教21人 385 波爾多 386 特里爾 386 地點未詳高盧的主教們 387 尼姆 397 都靈共15次第五世紀主要宗教會議表年份地點出席人數 406 土魯斯高盧的主教們 419 巴倫西亞同上 429 地點未詳 439 里茲主教13人，教士代表1人 441 奧朗日主教16人，教士1人 442 韋松 444 地點未詳 451 地點未詳 452 阿爾勒主教44人 452 納博訥第一納博訥的主教們 453 昂熱主教8人 454 布爾日高盧的主教們 455 阿爾勒主教13人 460 里昂 461 圖爾主教8人，教士代表1人，會後簽名的主教1人 463 阿爾勒主教19人 465 瓦恩主教6人 470 索恩河畔夏隆里昂人的主教們 472 布爾日 474 維也納 475 阿爾勒主教30人 475 里昂 495 里昂 496 蘭斯 499 里昂主教8人共25次 [10] 菲利馬修斯。 [11] 四世紀末里昂的主教，他的誕辰是在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