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史 · 第一章 法國革命的成果
本書在前面各章中已經闡述了制憲議會在1789年為資產階級所要建立的秩序而確定了的原則。這些原則始終是大多數國民的指導方針，但在如何解釋這些原則以及調整政治體制和公共生活的問題上，都存在著重重困難。這首先因為革命是破壞有餘、建設不足的一場內戰；又因為第三等級內部出現了分裂，山嶽派在共和二年推行的經濟統制和公有化法律損害了資產階級秩序的基礎。
為了闡明霧月十八日政變的歷史意義，我們一方面應該概略地指出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和新國家的特色，另方面也不能忘記，錯綜複雜的形勢、不同的階級利益和不同的思潮造成制度改造過程中出現了眾多的曲折，延誤了改造的進程，而只要制度未能最後確立，資產階級的要求也就得不到滿足。
一、破除行會式的、陳舊的社會結構
在新秩序的原則宣布後，革命的資產階級始終認為，不搞垮建立在門第出身和特權基礎上的等級制和行會制社會結構，個人就不能得到解放。有人說，這是抽象的和虛妄的個人主義，因為人們遲早總要按照各自的利益、信念和愛好去組成集團。實際上，資產階級並不反對結成集團，只要這對它有利。資產階級在自己的統治確立後，將恢復許多集團。但為建立這一統治，它必須摧毀一切障礙。在8月4日夜晚後，法國人分作三個等級的狀況不能再維持下去，1789年11月7日法令終於宣布徹底取消三種等級。如果採用妥協的辦法，舊社會的許多特徵本可以得到保存。內戰使資產階級為戰勝貴族而逐漸走向極端，甚至不考慮由此產生的後果對它自己也有損害。
受害最深的是僧侶。在這以前，僧侶有自己的評議會和法庭，有任意贈與的表決權和獨立的財政管理，有什一稅和大量地產收入，儼然是個國中之國。隨著僧侶等級的消失，由它體現的「教會」便喪失了作為法律存在的任何資格，而僅是一個「信仰群體」。國家的世俗化是大革命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大革命所建立的新社會的基本特徵之一；可是，國家世俗化的日益深入卻使人們對教會的懷念更加強烈。僧侶內部存在著不同的派別：1790年2月18日法令取消了各修道會；7月12日的教士法取消了評議會組織；從事教育和慈善事業的教團雖保留了一段時間，但在8月10日事件後也不能倖存，終於在18日被取締。素稱無主的教會產業一律被交給國家，各種例外被陸續取消，其中包括留給基金會的產業（1791年2月10日），慈善工場的產業（1792年8月19日），馬耳他教團的產業（1792年9月19日），教會學校的產業（1793年3月8日），醫院和其他救濟機構的產業（共和二年穡月二十四日，即1794年7月12日）。在俗的和脫俗的教士統統恢復了普通公民的地位，雖然有一部分仍接受國家的津貼；此外，贊同教士法的神甫已成為領取薪俸的公職人員，但在共和二年「無套褲漢二日」（1794年9月18日），國民公會取消了他們的公職人員資格。
法國貴族不組成行會團體，但他們在三級會議、省三級會議或在1787年創建的省議會中都構成一個等級。世襲封號、特權和領主權使貴族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範疇。革命使他們喪失了這種地位，制憲議會於1790年6月19日廢除了貴族的世襲封號和徽飾紋章，並準備進一步取消貴族和平民之間的任何畛域。然而，最受大多數法國人——處在領主壓迫下的農民——歡迎的還是取消領主制。1789年8月5日至11日通過的一系列法令記錄了著名的8月4日之夜作出的決定，要求立即無償地結束農奴制以及農民對領主的人身依附；1790年2月關於市鎮當局由選舉產生的法令剝奪了領主在鄉村中的行政權；3月15日和6月19日法令撤銷了領主的榮譽性特權；8月16日的司法改革廢除了領主法庭。
貴族同神甫一樣成了普通公民，他們的產業也就不再與眾不同。隨著封建制的滅亡，貴族土地和平民土地之間的區分不再存在，采邑的等級及其有關習俗，如長子權、采邑轉讓和貢賦減免等等，跟著也取消了。許多家族的財產減少了，因為它們的主要收益就靠領主權。土地貢賦在領主權中占主要地位，而土地貢賦是需要贖買的，1790年3月15日法令就贖買金額作出了規定，但農民並不執行。1792年6月18日，立法議會取消了節敬一類的領主權的贖買，能出示原始憑證者除外；接著，議會於8月25日把這項規定擴大應用於各項貢賦，並於27日把下布列塔尼地區可退佃的領地列入普通租地的範圍。最後，國民公會於1793年7月17日徹底廢除了殘存的一切領主權。
貴族擁有的土地從此像其他土地一樣需要納稅；不僅如此，貴族根據領主對領地內的全部土地享有的領有權（不論有無國王的命令）所霸占的部分市鎮產業也一概退歸市鎮所有。制憲議會於1790年3月15日宣布，國王三十年來違背1669年敕令擅自許可的抽籤一概無效。立法議會於1792年8月28日取消了抽籤後三十年不變的柯爾培爾法規，承認市鎮對其轄區內空地以及道旁樹木的所有權。1793年6月10日，國民公會作出了關於把爭執交付仲裁的決定，從而再次有利於農民。流亡國外是對貴族更沉重的打擊，儘管這僅限於某些貴族家庭。立法議會於1792年3月決定查抄流亡者的財產，國民公會於1792年12月把動產交付出售，1793年6月3日開始出售不動產。此外，1793年3月28日法令給了流亡者褫奪公權終身的處分，同時把他們親屬的財產中可能歸他們所有的部分劃歸共和國所有，因此，他們的親屬在分割遺產前也被禁止動用財產。
未受以上處分的貴族家庭也前景不妙，因為革命派採取的措施旨在把大產業分小。資產階級當時或許認為，新的經濟秩序需要財產的流動，而增加產業主的人數將有利於社會的穩定，但削減貴族影響的決心，內戰激起的對貴族的憤恨，以及連帶引起的對被視為貴族幫凶的富裕平民的憤恨，這一切雖然也起了很大作用。制憲議會於1790年12月18日禁止簽訂永久租約，認為這會使采邑制死灰復燃。制憲議會接著制訂的鄉村法典甚至取消了租約的自動延長。1791年4月5日法令的意義更加重大，它規定遺產在沒有遺囑的情況下實行平分。同年3月17日，遺囑權以及直系親屬間的生前贈與在原則上均被取消。決定性的打擊來自國民公會：1792年10月28日法令譴責為保證長子繼承而使用的各種替換和轉手的辦法，從而使偷偷摸摸地推行長子權也成為不可能。山嶽派關於遺產繼承的法律走得更遠；共和二年霧月五日（1793年10月26日）法和雪月十七日（1794年1月6日）法確認了有關繼承人平分遺產和無限代理的規定，立遺囑人只是在沒有直系或旁系繼承人的情況下，才能在遺囑中將其十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財產轉贈給非繼承人。1793年6月4日又決定接受私生子繼承遺產，霧月十二日（1793年11月2日）法進一步給予他們以婚生子女的同等份額；此外，這些法律的生效日期可追溯到1789年7月14日，並允許為重分遺產而查找生父。
憲法的和體制的改革不僅使貴族喪失了與其特權相聯繫的聲望，而且也意味著他們收益的減少。國王不再能向國庫任意提款，給貴族以饋贈和俸祿；他雖然仍可從王室經費中開支，但不能對僅有二千五百萬的經費抱有奢望。當路易十六仍保留一定的任免權時，大貴族喜歡在外交界、軍界和王室擔任高級職務。最初，資產階級出於傳統的恭敬、感激或政治機敏，推舉貴族在地方機構或國民衛隊中任職，貴族在當選後也樂於接受。部隊的改組使居鄉貴族受苦不淺；這不僅因為捐納官職的辦法已被取消，而且因為從1790年2月28日起人人都有出任官職的可能；同年9月公布的升遷條例開始重視資歷，而不再考慮門第出身。遭受打擊最重的肯定是在行政和財經部門任職的長袍貴族，他們多數通過捐納才取得了官職。捐納官職的辦法取消後，他們失去了官職，而得到的補償卻是按官價折算的指券。司法官吏改由選舉產生，原有的法官不再保留；財政部門的官吏也同樣如此；在舊制度下，他們除了領取與他們經手的收入成正比的俸祿外，還對這些收入享有一定的支配權，可根據自己的利益發放貸款。在舊制度末期，還有許多貴族是包稅人，他們隨著間接稅的被取消而失去了收入來源。
貴族的境遇在逐漸惡化；除非能對革命作出毋庸置辯的保證，他們由於嫌疑越來越大而很少擔任公職。羅伯斯庇爾在國王出逃前已要求清洗軍隊。無套褲漢於1793年主張剝奪貴族的公民權。救國委員會沒有予以同意，繼續使用它所信任的人。流放、監禁和判刑接踵而來，共和二年芽月二十七日（1794年4月16日）法決定將貴族逐出巴黎和軍事要塞。達武等一些人採取了明哲保身的態度。熱月反動在法律上並未使前貴族的處境有明顯的改善。共和四年霧月三日（1795年10月25日）法禁止流亡者親屬擔任公職；王黨議員在共和五年曾使這項法律暫停執行，但果月十八日後又恢復了。過後不久，西哀士讓默爾特的布萊提出建議，對在舊制度下曾擔任顯職的貴族一概處以流放，並把其他貴族貶低到外國人的地位。共和六年霜月九日（1797年11月29日）法採納了後一項措施，但對革命有功的貴族例外。由於上述豁免未作明確規定，所謂例外並未產生任何效果。直到霧月十八日為止，絕大多數貴族或者逃往國外，甚至同共和國的軍隊作戰，或者蟄居國內，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
根據格里爾提供的數字，他所統計的七十二個州約有流亡者十萬零九千七百二十人；如果加上對其他十五個州的估計，總數應達到十二萬九千人。考慮到遺漏的因素，泰納所說的十五萬人這個數字似乎是可信的。有三十六個州（涉及六萬八千一百五十四名流亡者）可作分期統計。在局勢比較平穩的二十四個州，約有百分之七十二的流亡者於1793年1月1日前離開法國，其中十分之九是貴族和神甫。在曾遭到入侵或打過內戰的另外十二個州，百分之八十三的流亡者在1793年1月1日前出逃，其中十分之九以上屬於第三等級，特別是農民；貴族僅占流亡者總數的百分之十七左右（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四人），僧侶略為多些（三萬二千五百九十七人）。
這裡顯然還不能就貴族和僧侶所受的打擊得出一個完整的印象。我們不僅應該看到平民的濫施屠殺和恐怖統治的處決，而且還應該注意所謂「革命的破壞」：貴族宅邸被毀壞或被焚燒，教堂被搶掠或被搗毀，文獻散失，塑像被砸碎，徽飾紋章被踐踏。在革命風暴最猛烈的階段，立法議會和國民公會對破壞行為竟隨聲附和。為滿足國防的需要，人們拿走了鍾鈴，鐵器和其他金屬製品，甚至用漂亮的羊皮紙包火藥。1793年7月17日法曾命令焚毀封建文書。霧月四日（1793年10月25日）和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法令作了糾正，焚燒文書事件不再發生，但所受的損失已無可挽回。
我們還看到，在摧毀行會或社會的過程中，受到打擊的不僅僅是僧侶和貴族，資產階級也被強烈的震動所波及。不少資產者在舊制度下正力圖擠進貴族行列或取得個人封號，他們眼看歷來讓發財致富者為之神往的美妙前景毀於一旦。不少資產者，甚至某些人民代表，擁有采邑或某塊領地的全部或部分領主權（例如開設磨坊、麵包房等），還有些資產者受虛榮或利益所驅使，在訂立土地租約時採用了采邑（因為領主的年金不經領主同意不得贖買的形式），例如規定承租人必須繳納年金。1793年7月17日法剝奪了他們的這些權利。許多官吏並不是貴族，取消捐納官職的辦法以及官職不再與社會地位和個人收益相聯繫，使擔任官職的資產者同其他官吏一樣遭受損失。公證人成了公職人員，訴訟不再必須經過檢察官，隨著機構的撤銷，許多執達吏失去了職業。其他自由職業歷來不需捐納，但也受到一定的影響。律師公會解散後，所有人都能扮演「非正式辯護人」的角色。醫生不再構成封閉的團體。在大衛的領導下，藝術家們自1791年起對壟斷著畫院和羅馬法蘭西學院的學院派提出了強烈的挑戰。國民公會終於在1793年8月8日取消了各學士院和大學，從而使一部分藝術家、學者、文學家和教授失去固定職業。在山嶽派當政時期，商業資產階級也覺得自己的前程面臨威脅。國民公會於1793年8月24日廢止了資本主義最先進的形式——股份公司。貼現金庫的關閉比印度公司的取消給資本主義的打擊更大，因為它擔負著發行貨幣的職能，是高於一切銀行的銀行。經濟統制、限價和實物徵集限制了企業的活動和利潤，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至於平民，即手工業者、零售商和小職員，他們也受到了損失。在鹽稅、入市稅、通行稅、過境稅、什一稅、田賦等間接稅停止徵收後，許多胥吏不得不另謀生路。1791年2月2日，制憲議會取消了行業公會。這項法令似乎是符合民主的，因為當時的技術條件已允許僱傭勞動者自己開設鋪子。但它使那些師傅、小老闆喪失了壟斷，他們的利益和自尊受到了傷害：他們歷來為擁有特權和受人尊敬而自傲，如外科醫生、書商和印刷廠主、首飾工匠、理髮師等。
第三等級的私人生活也受到了干擾。遺產繼承法對貴族和對平民既然同等適用，平民在分割遺產時不免受到種種限制。上面已經提到，許多資產者向國外流亡；在曾被入侵的地區，當革命軍返回時，各種身份的群眾卻分批離開法國；在遭受恐怖統治迫害的人中間，絕大多數不是神甫和貴族。此外，革命黨十分重視放鬆舊制度下盛行的妻子兒女對家長的從屬關係，這種考慮對貴族和對第三等級也同樣有效。限制行使遺囑權正是出自這種考慮：在歷屆議會的講台上，總是有人提議應阻止家長剝奪其擁護革命的近親的繼承權。「家長為一家之長」的傳統被削弱了；從此，根據1790年4月16日法令規定而建立的家庭會議有權同父親分掌家法。子女在年滿二十一歲後不再受父親的管束，沒有父親的孩子年滿十八歲後解除監護，並收回對自己財產的管理權。妻子不再因被人密告而關在家裡，子女的婚事也需徵詢母親的意見，她同丈夫一樣有權提出離婚；國民公會為此還先後發布了共和二年雪月七日（1793年12月27日）法和花月四日（1794年4月23日）法令。最後，為私生子恢復名譽進一步動搖了家庭的穩固性。任何社會革命終究都會觸及家庭：革命需要使個人——尤其使青年——擺脫因循守舊，以便無牽無掛地適應新秩序，而毫不顧及由此可能產生的危險；等到目標達到以後，人們再在新社會中重建紀律。
至此，我們對社會動盪還沒有完整的認識。通貨膨脹的後果十分嚴重。霧月十八日後，儘管恢復了金屬貨幣的流通，通貨膨脹卻繼續肆虐，督政府讓市場充斥著紙幣、付款單和徵用憑證，這對有錢人是個沉重的打擊。共和三年，指券貶值激起了擠兌風潮，指券持有者紛紛低價拋出，不僅用於繳納稅款和收買國有產業，而且用償回本金為手段贖取土地年金。正因為資產階級願意把積蓄用於抵押貸款，又把貸款的利息用來贖取土地年金，政府不得不於穡月二十三日（1795年7月11日）禁止償還1792年7月1日前的借款，禁止提前償還其他借款。法國的大部分地區一般採用分成制租約，佃戶在租約期滿時（通常一年為期）必須如數退回地主提供的附屬於土地的牲畜農具，否則應按清單照價賠償。從共和二年起，佃戶紛紛高價出賣未列入限價範圍的牲畜等物，然後用貶值的紙幣進行賠償。救國委員會於共和二年熱月二日（1794年7月20日）禁止出售這類牲畜，並於果月十四日（8月31日）將禁令的範圍擴大至農具，但成效甚微。共和三年芽月十五日（1795年4月3日）法令重申了以上禁令，無數的請願書充分表明了土地出租者的怨憤。現金制佃戶也以損害地主的利益為樂事，因為他們完全用紙幣支付地租。共和三年穡月三日（1795年6月21日），佃戶按規定用六倍的紙幣繳納地租；熱月二日（1795年7月20日），租金和稅款改為一半繳糧食，但佃戶仍有權以收成不好為理由拒繳糧食。在整個督政府時期，兩院曾多次討論應採取什麼手段仲裁租佃雙方的利益衝突。他們對保護既得財產的關心——這種關心在當代已不再見到——再次證明熱月黨人懂得如何恢復資產階級的優勢。但在當時情況下，產業主的損失是不可能完全彌補的。房產主的利益受到更大的侵犯。旨在幫助房產主擺脫困境的共和三年穡月三日法維持用現金和指券各半納付房租，從而造成了嚴重的房荒，尤其在巴黎。直到督政府末期，房屋的損壞情況仍十分嚴重。最後，由於大部分公債證券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康蓬關於調整永久債務和終身債務的措施，拉梅爾的「清賬」，督政府期間年金的不斷貶值和用不值一文的票據償還息金，都首先使資產階級吃虧。
這些變化的範圍之大和影響之廣觸及到每個人的靈魂。因此，貴族對現代社會始終感到格格不入，一部分舊式資產階級倒向反革命的一邊，其他資產者則希望通過保守派的反動恢復社會穩定。這種反動傾向從熱月九日起已經開始，到霧月十八日還沒有結束。只有購買國有產業和從事軍需供應的資產者占了便宜，但這些投機活動的大部分利潤並未落到舊式資產階級的手裡。接連不斷的戰爭和貨幣動盪使一批新富人應運而生，他們闖進了資產階級的行列，而原有的資產階級卻由富變窮，這一社會大變動確是資產階級所未可預見的。
二、國家
在舊制度末年，以君權神授為象徵的極權國家仍具有個人的性質。十七世紀以來，隨著中央集權的日益加強，逐步確立了一系列的官僚體制，並按照資產階級的方式，對國家實行合理的改造。這一變革遇到的障礙不僅有某些省或城市保存的部分獨立性，有因歷史環境發生變化、國家疆土不斷擴大而統治方法依舊不變所造成的層出不窮的混亂，更重要的還有等級階梯的特權。國家本是為了執行人為法和維持社會秩序而建立的，但統治階級卻始終把國家看作是維護其特權的堡壘。主權和貴族利益之間的矛盾導致了革命的發生，資產階級把國家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終於解決了這個矛盾。
資產階級取消外省和城市的特權，剝奪貴族的特權，宣布全體法國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孟德斯鳩認為唯一能遏制國家主宰一切的中間等級不再存在；傳統政體被徹底推翻，民族統一通過行政統一而實現。除通訊方面的距離和技術困難外，國家的意志從此不再遇到任何障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托克維爾可以說，制憲議會最終完成了卡貝王朝幾個世紀以來所追求的事業。
這僅是制憲議會的部分成就。制憲議會還宣布了人權，特別是人的自由權，這是為了保護人權不受國家的侵犯，也就是說，為了改變國家的本質，把主權從君主手裡轉移到人民手裡，並消滅個人政權。國家已由君主的私產變成接受臣民的委託的職能機構，君主的權威應服從憲法的規定。國王在名義上沒有被取消，但路易十六卻成了國家的頭號官吏和代表。他的命令仍交行政機構去執行，但他的臣民卻不僅要求自由，而且反對中央集權。他們希望的與其說是掌握中央政權，不如說是爭取地方自治。平民的革命趕走了國王的代理人，並根據制憲議會的規定，用民選的市鎮委員會去代替。這種自治傾向反映著人的本能；中央集權（即使由人民的代表掌權）總是阻礙自治的發展，這不僅因為官僚主義往往以墨守成規的和顢頇遲鈍的辦事方式侵犯或無視自治權，而且因為劃一不二的政令必定激起愛好獨立的個人的憤怒，遇到全國各個具有不同利益和不同習慣的小團體的抵制。
因此，1789年革命沒有使國家變得更加強大，卻反而使國家的力量有所削弱：國王和議員暫且共掌政權，他們必須尊重人權，實行權力下放，徵收稅款和維持社會治安由市政當局負責。許多公民走得甚至更遠；他們藉口主權屬於人民，援引人權宣言第六條關於不排除直接民主的條款，主張議員的決定應交給選民修改，選民有權撤換議員。這種極端自由的無政府傾向在反革命派、溫和派和無套褲漢中都有表現，它同中央政權必要的集中勢必發生衝突：自由和權威、個人和國家之間的矛盾是社會的永恆矛盾。
資產階級並非看不到困難，只是它敢冒風險。確實，一個階級為取得勝利總要冒點風險。國家體制經受的十年動盪不能證明制憲議員的無能或過於大膽，真正的原因還在於：第三等級同貴族的鬥爭，路易十六給貴族的支持以及貴族同國王、同外國的勾結。國民不能不覺悟到，為了保障邊界的安寧和統一國民的意志，必須有這樣一個政府，它的職權應該隨著危險的擴大而擴大。
資產階級不給窮人選舉權，只讓富人在縉紳中挑選議員。他們不但奪得了政權，而且自信能維持政權；既然新國家應保護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社會統治，他們就不願意看到國家的政治機構和行政組織運轉不靈。實行嚴格的三權分立和過分的權力下放有使行政當局癱瘓的危險。議會制度本可以改善三權分立和限制權力下放，而制憲議會卻沒有朝這兩個方向努力。他們既不能信任路易十六，又不敢更換國王或成立共和國，因而組織不起一個真正的政府。在很長時間裡，大多數法國人並不感到遺憾，因為這種狀況使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批評他們所不喜歡的議會法令；他們以為動亂只是暫時現象，因而並不十分放在心上。直到內戰加劇和面臨入侵，他們才感到進退兩難：或者妥協投降，或者恢復國家的權威。可是，資產階級內部很早就出現了分裂：王政派和福揚派選擇了第一個方案，堅定派則力促第二方案的實現。
在恢復國家權威的同時，堅定派損害了國家的社會基礎。由於掌握著國家權力的許多縉紳拒絕追隨堅定派，後者只得依靠平民和推行政治平等。8月10日事件似乎解開了死結：國王已被推翻，組織一個有效的行政機構似乎不會再遇到阻力。此外，實行普選制似乎也使縉紳們不再能任意支配國家。而實際上，共和黨內部也四分五裂。第一次恐怖浪潮使吉倫特派膽戰心驚，他們從此對專政深惡痛絕，並把經濟自由奉為首要的信條。相反，與無套褲漢相結合的山嶽派強迫國民公會建立革命政府，賦予政府對經濟的領導權，並同意與自己的盟友在政權中平分秋色，讓平民階級從革命中得到好處。
國家掌握在雅各賓派手中時，又變得有了權威，它的公職人員在某些方面變得民主起來；此外，國家使有些人員帶有社會民主的性質。在革命政府的短暫生命中，人們猛然看到，資產階級為廢除貴族特權而在1789年宣布的權利平等將對未來具有無限深遠的意義。山嶽派沒有許諾取消財富的不平等，但已著手縮小財富的差距。他們並不希望讓所有人享有完全的平等權利，但他們指出，民主共和國至少有部分實現這一原則的義務。
雅各賓專政僅是大革命中的一段插曲。雅各賓派的許多領導人也認為專政只是救國的權宜之計。為使社會民主製取得成效，需要付出許多金錢和時間。暫且，必須為奪取勝利而犧牲一切。雅各賓國家願意接受所有人給予的幫助，即令是貴族；它不支持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它所推行的經濟統制只是為了滿足軍隊的需要，而無套褲漢卻要滿足自己的需要。雅各賓國家加強中央集權，停止選舉，執行無情的紀律；傾向極端自由和野心勃勃的平民領袖對此深感不滿和失望，當平民領袖起而反抗時，國家立即予以鎮壓。此外，無論雅各賓派或無套褲漢都沒有組織真正的政黨來推行他們的專政。他們在政治民主的範圍內從事活動，同其他公民一起參加街區、國民衛隊和俱樂部，雖然這些組織曾有過幾次清洗。他們企圖以國民公會的名義發號施令；當他們對國民公會失去控制，國民公會轉而動搖國家的統治時，他們便陷於無能為力的境地。他們並不代表一個階級，他們的成員來自從富裕的資產者到無產者的第三等級各階層，因而在限價問題上出現了分裂：自耕農、手工業主和商人同工人和消費者發生了衝突。
在熱月九日後接管全部政權的共和黨資產階級趕緊取消國家的經濟統制。共和三年憲法恢復了制憲議會首創的選舉和自由制度。熱月黨人否定了普選，這是因為他們要建立一個納稅人的共和國，也就是布瓦西·唐格拉斯所說的有產者共和國。這個共和國的坎坷經歷給人留下了痛苦的回憶：暫停執行人權宣言已在人們的預料之中，非常法依舊有效，矛頭既針對擁護舊制度的立憲派王黨和羅馬教神甫，又針對民主派。熱月黨看到，在戰爭繼續進行和指券日趨崩潰的情況下，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共和國和革命的前途以及他們自己的前程和生命均有賴於此，因為他們一旦被逐出政府，就會落到與山嶽派同樣的下場。他們不能不加強督政府的地位。但是，他們又不惜自相矛盾，想方設法在督政府和兩院之間維持權力平衡，以阻止國家妨礙資產階級在國內的行動自由。西哀士修正了他在1789年反對貴族時提出的理論，指出主權屬於人民絲毫不等於人民擁有國王曾竊取的極權，享有主權的人民應尊重社會誕生前早已存在的自然權，首先是財產權；從這個觀點出發，他聲稱熱月黨採取的防範措施不夠有力。
然而，行政權和立法權的對立仍使國家無所作為。督政府在有利形勢的幫助下擴大了權力：除派遣特派員外，它還任命了許多行政官員和法官；如同救國委員會一樣，它通過發布政令擴大其制定法規的權力，而不願兩院勉強同意或表示反對，共和七年牧月三十日事變正是兩院對督政府的一次報復。督政府對戰爭一味臨時應付，既不能徹底遏制國內的反革命，又不能實現普遍的和平。政權的社會基礎也過於狹窄：平民創立了共和國，而共和國卻推開平民的幫助；共和國力圖充當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大部分資產者卻與共和國為敵。現政權的領導人依靠在選舉中舞弊或踐踏憲法來維持自己的統治。立法權正日益成為附屬品，而督政府卻仍未取得它所認為必不可少的特權（它在附庸國建立的體制足以為證）。最後，共和七年的軍事失利和雅各賓派的迴光返照促使享有選舉權的資產階級同波拿巴攜起手來，他們企圖在不危及資產階級優勢地位的條件下給行政權注入新的活力。
戰爭決定了革命必須實行專政，已被共和二年的經驗所嚇怕的資產階級寧願接受軍事專政。實現他們在1789年憧憬的那種政府暫且還見不到一線希望：那將是很久以後的事情。
三、國家的世俗化
國家的政治改造誠然值得重視，但用今天的眼光看，國家的世俗化似乎也同等重要。
既然哲學家們對教會的褊狹大興問罪之師，信仰自由似乎理應與研究自由和批評自由在1789年的人權宣言中並列首位，世俗的國家似乎理應作為革命的基本特徵而產生。可是，制憲議員們在這個問題上卻表現得羞羞答答，僅把宗教寬容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直到1789年底和1790年初，他們才前進了一小步，同意給新教徒和南部猶太人以公民權。儘管如此，他們仍不建立世俗的民事登記，因而即使每個人都有選擇宗教的自由和改宗的自由，但每個人卻都必須信仰一種宗教。
議會暗示今後的法律不受教會的干預，並於1790年4月13日不把天主教當作國教。但議會遠沒有拋棄天主教，它仍然承認天主教對公共祭禮的壟斷，唯有主持公共祭禮的天主教神甫才領取薪俸和配給住房。直到1792年，教會的慈善工場的財產仍未觸動；本堂神甫繼續為出生、結婚和死亡辦理登記；教會學校和濟貧事業仍予保留，學校和醫院中的教團依然存在。
制憲議員明顯地遷就愛國的本堂神甫；他們知道僧侶享有很高的聲譽，擔心因措施過激而引起群眾的不滿；他們還認為，宗教至少對平民是必需的。此外，他們在世俗化問題上顯然沒有明確的想法。大多數人民代表是法學家，他們認為國家包括宗教，只要不去觸犯教徒公認的教義，國家就能節制教會。更何況，法國教會自主運動早已表現了較大的獨立性。舊制度留下的這一傳統促使制憲議會通過了本質上與國家世俗化背道而馳的教士法。可是，作為推動國家演變的酵母，由教士法導致的教會分裂不但使革命派把頑固派神甫當作敵人，而且使他們逐漸排斥憲政派神甫，並最終擺脫對基督的信仰。
早在1791年，當制憲議會仍允許頑固派神甫進入教堂時，某些外省地區已自發採取了針對頑固派神甫的強制措施；戰爭進一步使這些措施全面推廣；8月10日後，頑固派神甫遭到了取締。看來，革命黨對在革命中遭受損害的神甫仍十分照顧；相反，因一些神甫拒絕宣誓而激起的對整個天主教的敵對卻使憲政派神甫跟著受害，因為他們畢竟也信仰天主教。1792年9月20日，立法議會終於創設了世俗的民事登記，並允許離婚：這是向世俗化走出的決定性的一步。
已宣誓的神甫的處境變得愈加困難；在政治上，他們很快被認為有留戀王政和支持吉倫特派的嫌疑。1793年10月，國民公會允許將被控通敵的神甫處以流放；創立革命曆法和實行旬末禮拜的規定給宗教活動增添了新的困難；無套褲漢後來乾脆封閉了教堂。國民公會和救國委員會不贊成使用暴力，12月6日法令重申了信仰自由。這個法令實際上只是一紙空文。熱月九日政變也無濟於事；相反，康蓬在共和二年「無套褲漢二日」（1794年9月18日）又進一步取消了僧侶預算，從而使教士法名存實亡。政教分離至此終於完成。
隨著反動的開始，信仰又重趨活躍。熱月黨制訂了詳盡的信仰法規，並歸還了教堂。順從派和憲政派神甫趁機公開活動，頑固派神甫則從事秘密活動。直到霧月十八日前，督政府隨著形勢的變化左右搖擺，有時安撫，有時壓制。
與此同時，8月10日後學校和慈善事業中教團的廢除以及教會學校和教會醫院財產的出售，導致了教育和濟貧事業的世俗化。私立學校仍然存在，但在國民公會創設的公立學校里，教士不再有任何地位。山嶽派通過「全國慈善募捐」，把濟貧的職責交給了共和國。督政府把這一事業又移交給市鎮當局，創設了慈善辦事處，但世俗化原則保留不變。
國家的世俗化表面上似乎已全面完成。其實，這項任務並未真正完成，因為大多數共和派認為必須為功利主義的公民道德提供一個精神基礎。他們從幻想出發，以為自然神論能使教徒的精神有所寄託，旬末禮拜和革命節日至少能有效地代替天主教的種種儀式，因而極力推行在革命初年自發形成的這種國民宗教，用以反對傳統的信仰形式。但是，在內戰壓力下逐漸實現的世俗化並沒有開始時曾有過的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由此可見，世俗化運動同信仰自由或者同無視精神因素的實證理性主義並不協調，這確實證明，十八世紀的思想在當時並未真正達到家喻戶曉。
革命的急風暴雨沒有把基督教傳統連根剷除，但它使一部分法國人脫離了這一傳統。當國家不再強迫人們在周末望彌撒和在復活節領聖體後，傳統勢力在許多地區立即大大削弱，巴黎地區和法國中部則尤其明顯。在霧月十八日前，僧侶已無扭轉局面的能力：僧侶喪失了財產，部分地轉入地下和流落異鄉，很少接納新的成員；神甫的人數本就不足，許多年老神甫又後繼無人；僧侶內部四分五裂，等級制度發生動搖；一些頑固派教士不受憲政派主教和本堂神甫的約束，自行其是。信徒行聖禮的次數日益減少；兒童的宗教教育往往不能進行；宗教習俗日益淡漠，因而在十九世紀上半期需要花很大力氣才能恢復。但是，無套褲漢堅持與教會為敵，並把這種敵對情緒傳給了他們的後代。不信宗教在1789年前僅限於貴族和資產階級，如今在平民階級中已十分普遍；這一意義重大的新事物，加上革命與教會的決裂，其後果是不可估量的。革命的資產階級開始認識到，1789年原則同天主教義是互不相容的；教會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庇護六世在1790年譴責了人權宣言；至於法國僧侶，他們最初曾表示接受人權宣言，或至少大部分沒有反對，但隨著教會的分裂、鎮壓措施的嚴酷和世俗化的加劇，逐漸採取了與革命為敵的立場，除少數憲政派神甫例外。
絕大多數國民對國家的世俗化並不關心，他們對原則不感興趣，對原則的衝突興趣更小；日常的經驗告訴他們，他們在生活中註定要左右徘徊。他們已進行了1789年的革命，革命的社會成果基本上符合他們的要求。但他們同時堅持要保留自己的宗教，這既出自一種信仰，又出自與信仰相聯繫的利益，而更普遍的則出自習慣和求得平靜：宗教爭執造成了家庭分裂、夫妻不和乃至父子反目。許多人希望國家設法結束這種狀態，以便只舉行共同的彌撒。
宗教和睦看來不能很快實現，因為部分僧侶仍服從流亡的主教和支持英國豢養的王黨。當前可行的辦法是同教皇達成協議，讓教皇要求神甫在政治上服從國家或保持中立。督政府在1796年已有過這方面的考慮，但事情卻留待波拿巴去做。
四、公共機構
不管時局使中央政府發生了多大的變更，任何人都不能否認，資產階級在政府中安插了一些有能力的人，他們在執掌政權當中更增長了才幹，其中的出類拔萃者後來又被拿破崙接納到他的班子當中。但是，在一般百姓的生活里，立法部門的決策和政府的命令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行政機構的效率以及行政人員辦事的認真程度至少是同等重要的，甚至是更加重要的。下級官吏同平民百姓直接接觸，他們對一個政權的名聲好壞關係十分重大。
如同各級議會一樣，州縣的行政官員也來自資產階級，其範圍直到1793年才略有擴大，且主要是縣級行政官員。在各大城市中，一些手工業主、零售商和自由職業者進入了市鎮委員會；甚至市政府。一些職業地位和經濟地位較低的人——胥吏和少數幫工——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這種狀況使縉紳感到特別惱火。但是，督政府不能完全改變它，因為大多數縉紳是王黨。公民們在這些民選機構中逐漸學會管理公共事務，並提拔有才幹的人擔任高級職務。為此，在制憲議會和共和三年的國民公會中，人們曾主張實行「階梯制」，這個主張並未被採納，但大多數政治家實際上都是逐級提升上來的。在農村，市鎮機關的官員往往令人失望，有些是目不識丁的農民，有些甚至不懂法語。針對這個缺點，孔多塞等人早在1789年就提議建立「大市鎮」。他們的主張到共和三年才付諸實施：每個市鎮派正副聯絡員各一人參加區級行政機構的工作。這一嘗試因遭到地方自治思想的激烈反對終於被擱淺。
地方議會並不經常開會，開會的時間也不長，議員承擔的任務也不繁重。後來，革命政府命令改設常務機構。市鎮、縣、州三級行政機構是不可缺少的，它們不僅要處理日常事務，而且承擔著司法職能：縣州兩級政府除執掌行政和司法職責外，還負責經營和出售國有產業，開列流亡者名單，貫徹各項革命法律，工作極其繁忙；市鎮當局通常處理各項違章行為，在1793年後，還處理輕微的違法行為。行政官員們在革命的急風暴雨時期對工作的認真負責值得人們尊敬。儘管選舉人資格受財產的限制，革命的資產階級（尤其是民主派共和分子）始終反對以政務繁忙為理由，只讓富人當選；專職的行政官員同議員一樣領取薪俸；但是，仍有許多官員為避免影響自己的事業而不得不辭職。
另方面，也有一些新提拔的官員能力不夠或缺乏主見，需要穩定一段時間後才能熟悉自己的職責。可是，選舉十分頻繁：根據制憲議會的規定，州縣兩級官員每兩年改選一半，市鎮官員每年改選一半；共和三年的憲法改為州級行政官員每年改選五分之一，市鎮官員每年改選一半。1793年至1795年間的歷次清洗加劇了行政機構的不穩定性。頻繁的改選固然符合民主思想並能彌補代議制的缺點：這使更多的公民有參與管理公共事務的機會和使他們關心公共事務，這使當選的行政官員不是終身任職，而是定期更換。但是，時間久了，這不但使棄權者日益增多，而且有使當選的官員不能積累經驗的危險：在對國民進行公民義務教育剛剛開始的時候，這個缺點顯得特別突出。
在任何制度下，行政管理方法的連續和完善部分地取決於下級官員，即人們所說的「職員」。最初，舊制度下的胥吏均被留任；隨著各黨派更替執政，它們在各辦事機構大批任用親信。革命政府職能的擴大使各類書記的人數成倍增長，這是革命政府的特徵之一。許多書記任職不久，由於能力和責任心不強而遠不能勝任。共和三年後，情況有了一點好轉：督政府的特派員負責領導下級行政人員，他們比民選機構較為穩定。可惜，貨幣混亂和財政支絀使營私舞弊現象日益普遍，而1789年以前遠沒有現在這麼嚴重：特派員及其同夥的貪贓枉法鬧得人人皆知，怨聲載道。霧月政變的目的之一正是為了取消選舉，鞏固行政機構的權威，以重建國家的威望和保證各級機構的效率。誰也不會否認，取消念一稅的督察員嚴重地損害了直接稅的計征工作，革命時期的行政官員忽略了他們的先輩所創立的統計工作。經濟統制一度使救國委員會重新抓緊統計工作，但直到督政府末期，弗朗素瓦·納夫沙杜卻還在提出這方面的建議。
選舉的原則在司法組織中也一直維持到執政府成立，而且沒有遇到那麼多困難。治安法官不算真正的司法官員，對他們沒有任何技術要求；1790年8月16日法要求各級各類法庭的在職法官必須有擔任法官職務或從事法律工作五年以上的歷史。這一規定於1792年9月22日被取消，但選舉人會議在選舉法官時仍按老辦法行事。治安法官任職期限僅二年，法庭法官的任期則要長得多：按1790年法為六年，按共和三年憲法為五年。他們都可連選連任，總的說來比較穩定。治安法官制度頗受人們的歡迎，至少選舉時投票的踴躍程度同市鎮選舉不相上下，拿破崙直到1804年才取消這個制度。縣級法庭本身似乎沒有引起太多的抱怨，如果說有不滿，主要因為法律的日趨統一和革命立法的不斷變化造成了司法程序的極其複雜。鎮壓性的非常法無疑引起強烈的憤怒和怨恨。但是，一般刑事法庭及其法官似乎沒有遭到眾多的責難。霧月黨所以要取消選舉，主要是想加強國家的權威和保障資產階級對司法職位的壟斷，其最終目的則是鞏固資產階級的社會威望和地位。
制憲議會力圖讓訴訟人不通過法官和法律界人士而自己解決爭端，以便減少訴訟開支，這一努力並不成功。治安法官的仲裁和家庭會議在督政府時期已不復存在，因為被請來為訴訟人做主的人或者不懂法律，得不到訴訟雙方的信任，或者自己感到膽怯，充當了代替他們作主的法律界人士的傀儡。檢察官、「訴訟代理人」、律師和「非正式辯護人」雖屬可有可無，但仍有人向他們請求幫助，因而法律費用仍然昂貴。共和三年憲法規定每州僅保留一個民事法庭和三至六個輕罪法庭；同時，隨著縣級行政機構被取消，全部民事糾紛集中到州級部門處理：辦事變得曠日持久，旅費開支變得更加高昂。霧月黨人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正式批准檢察官重新收取訴訟費。
在霧月十八日前後，對司法機構的批評主要是鎮壓不力。被制憲議會廢除的「檢察院」尚未恢復；案犯先由刑警和治安法官預審，後交民事法庭庭長主持的起訴庭受理，公訴人由起訴庭組成人員選出；於1792年10月被廢除的國民特派員又被共和三年憲法所恢復，其職責為監督遵守法律和執行判決。檢察院只是在隨後的十年中才逐漸恢復。
制憲議會從一開始就十分關心刑事訴訟的改革，這一改革成為它名垂青史的成就之一。設置審判團從未有人反對，儘管對審判官的選任往往因保守利益的力圖控制而引起種種爭議。普通法庭看來比較注意遵守新的規章。議會仍努力保護一般被告免受軍法審判，在陸海軍中則採用有士兵和水手參加的陪審團制度。議會最後為叛國罪設立了最高法院，並為訴訟程序制定了規章。
雖然如此，內戰還是使一般法的保障受到限制、被拋棄或被踐踏。歷屆議會的查究委員會、監視委員會或公安委員會往往不經司法官員的允許，擅自下令搜查和逮捕；救國委員會自然更不例外。每當形勢需要時，地方當局也依此辦理，1793年至1795年間的恐怖法律給了它們便宜行事的權力。督政府實際上繼承了這個傳統，甚至為準備選舉而不惜採用預防性拘留。至於特刑庭，司法程序更加簡化，國民公會竟然下令，凡流亡者、流放犯、手持武器的叛亂分子和通緝犯一經驗明正身即可處決。督政府也實行軍法審判，在處理巴貝夫分子時絲毫不顧法律。在和平尚未恢復前，輿論界並不幻想當局會有任何法律顧忌，也不認為政府會把司法大權交給獨立的法律界人士。
然而，自1789年以來，民法變動頻繁，始終不能形成法典，輿論界對此嘖有煩言。制憲議會僅於1791年9月通過了鄉村法典。國民公會在1793年和在熱月九日後曾討論過民法典，但未得出結果，只是後來的兩院才通過了抵押法典。民法典遲遲不能制訂出來，其原因不能完全歸結為任務繁重和局勢混亂，具有追溯性的山嶽派法律的提出，熱月黨的首鼠兩端以及因貨幣危機而必須對權益進行的許多調整都與此有一定關係。總之，民法典始終有待制訂。
制憲議會建立的稅務組織經常在變動中。土地稅和動產稅的徵收額隨稅區的不同而不同，這勢必引起很多不滿；營業稅完全根據納稅人自報確定，弊端自然極大。如果考慮到這兩個因素，稅務機構的改組就不足為怪了。國民公會於1793年3月21日廢除了營業稅，接著於共和二年花月二十一日（1794年5月10日）取消了動產稅和調整了土地稅。徵稅工作在內戰期間進展緩慢，山嶽派用強制性公債、革命捐、征糧徵實和通貨膨脹等手段取得財源。共和三年熱月，由於指券已經破產，又在新的基礎上恢復了動產稅和營業稅；土地稅改為一半用實物繳納：這些措施在共和五年葡月三日（1796年9月24日）暫停執行前曾給督政府幫了大忙。熱月黨共和國雖然退回到制憲議會時的制度，種種抱怨卻並不因此停止。它兩次修改了動產稅的稅則，營業稅則修改的次數更多；兩院在共和七年終於決定對這三種稅以及對登記捐和印花捐進行一次全面調整，同時又增設第四種直接稅，即門窗稅。這次調整比以往有了可觀的進步，共和七年的法律在半個多世紀內將基本保持不變。納稅人仍不滿意。國家的徵稅額從1791年到共和七年確實在減少。土地稅由二億四千萬降至二億一千萬，並穩定在這個水平上，實現了耕種者所希望的承包制。動產稅由六千萬下降到三千萬；雖然具體的納稅人對稅額減少感到滿意，但抱怨並未完全平息，因為這項措施主要有利於城市的富人。此外，制憲議會對動產稅中的所得稅實行一定程度的累進制，這種累進制經過共和五年熱月十四日（1797年8月1日）的改革變得更加突出；共和七年雪月三日（1798年12月23日）的改革取消了房產稅的累進制，改行比例制，從而為執政府制訂長期的規章作了準備。但是，由於土地稅仍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土地稅如何分配的問題始終是不滿的主要原因：在市鎮內部，分配做到了大致公平，但各市鎮間和各省間的比例儘管進行不斷的修正，卻始終不能完全合理。人們早在1789年就提出編制土地冊的要求，因為土地稅的合理分配取決於土地冊的制訂，但這是一件需要花費大量人力、財力和時間的事。拿破崙在恢復國內穩定後才開始這項工作，工作延續了將近半個世紀。
國家最關心的事是徵稅、籌集軍費和保證國庫收入。制憲議會委託市鎮當局制訂稅冊和負責徵收，這一做法帶有舊制度的特徵，更何況，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平民的革命不能同意削弱市鎮的自治。在1789年前，國王不但可以派出稅務督察，在納稅人的幫助下，根據各種文書，按部就班地制訂出詳盡的稅冊，而且可以要求專職的稅吏負責徵收稅款。稅吏不能不加快徵稅，因為納稅通知書是由他們簽署的；他們也希望早日把稅款收齊，因為他們的個人收益取決於稅收狀況；他們可以派員督催拖欠的稅款，必要時甚至沒收欠稅人的財產。大革命用領取薪俸的職員代替了稅吏，這些職員既沒有獨立的地位，又不能使用強制手段，他們自然就沒有那麼大的積極性。直到果月十八日後，各州才設置了「稅務局」，稅冊的制訂由督政府的特派員負責，專業稅收人員並不參與其事，而稅務局則起保證的作用，這個做法雖然恢復了派員催督拖欠的制度，但也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稅款的徵收額畢竟有了明顯的增加，執政府成立不久，又立即建立獨立於地方當局的專門稅務機關，負責制訂稅冊和徵收稅款。
由於直接稅的徵收工作進展緩慢和很不穩定，國庫更加注意通過向消費品徵收間接稅來增加收入。可是，平民革命卻把廢除間接稅作為首要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制憲議會不得不予以同意。督政府時期的兩院因不得人心而不敢同意徵收鹽稅，經猶豫再三才決定徵收低額的菸草捐。即使拿破崙也直到1804年才斷然走上這條道路。此外，國庫自己不能簽發納稅通知書，發行公債只能採取攤派的形式。但是，它又必須清償債務和提供額外的軍費支出。國家的財政狀況日益惡化；對於金融家的貪污中飽和營私舞弊，對於他們賄賂和勾結國家職員和人民代表的行為，山嶽派表示了合理的憤慨，他們禁止國庫向金融家求助；據說，金融家當時曾同意給國庫短期貸款，以保證必要的軍需供應。國庫只得依靠發行指券和出售國有產業來維持日常開支和軍費支出。人們說大革命依靠這兩項措施渡過了難關，這種說法並非沒有道理。熱月黨人恢復了興業自由後，放心大膽地使用軍需商。「金錢販子」一再要求成立擁有發行紙幣壟斷權的國家銀行，但兩院拒不同意，督政府只得採用舊制度所慣用的應急措施，結果造成國有產業被出售一空，沒有償還能力的息票充斥市場，信用破產接連發生。
通貨膨脹和國庫空虛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關於這個問題，下面還將談到。這是大革命之外的又一次革命，它使受害者或者離開革命，或者對革命感到失望，而幾乎全體國民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執政府的首要任務正是力爭財政狀況的好轉，隨著國家的強盛，波拿巴使自己深得民心。儘管如此，大革命的事業卻因財力不足而部分地失敗了：制憲議會和山嶽派都不敢放手出售國有產業，進而增加產業主的人數；1791年憲法在前言中曾就教育和救濟這兩大公共事業許下了諾言，山嶽派也認為這是民主共和國的要害部門，但公共教育僅實現了一半，公共救濟則完全失敗。
百科全書派的門生賦予國民教育崇高的使命，孔多塞用最精闢的語言表達了這樣的希望：大革命應該組織國民教育，從而使「知識的不斷進步為滿足需求、克服弊病、實現個人幸福和共同繁榮開闢無限廣闊的前景」，並為「接近一切社會制度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人類的普遍完善——作出貢獻」。孔多塞的民主思想反映了寬宏的人道主義，這同金錢至上的利己主義勢不兩立；他接受並進一步發揮了笛卡爾的思想，主張賦予教育以新的使命：「保證人人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天賦，從而在公民間建立事實上的平等，使法律承認的政治平等得以實現。」也就是說，教育的使命是向所有人提供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享受人權的手段。
問題還在於要確定教育制度的性質。教育究竟由國家主持，還是委託地方當局和家長負責，或者是否應該獨立自主？為了達到教育的目的，學生入學是否必須是義務的和免費的？假如回答是肯定的，費用應該由誰負擔？向所有人開門的國立學校不能是教會學校，而只能是世俗的學校。但是，教育是否應該變教會壟斷為國家壟斷？在當時的形勢下，教育的世俗性質已不成問題，但在其他問題上，意見分歧始終存在。
制憲議會於1791年9月10日聽取了塔列蘭宣讀的一項報告。立法議會於1792年4月20日和21日讓孔多塞陳述其著名的計劃。吉倫特派當政時期的國民公會曾聽取過公共教育委員會的多次報告，並在1792年12月正值審判國王期間進行過討論，但未能得出結論。孔多塞雖然沒有明確談到義務教育，但看來是同意這個原則的；然而，他反對實行國家壟斷，主張任何公民都可開辦學校。關於國民教育，他建議首先對男女兒童實行包括基礎教育和普通中學在內的初等教育；接著是由「專門學校」組成的中等教育；最後是由九所「公立學校」組成的高等教育。一些出類拔萃的青年人將作為「祖國的兒女」由國家負擔學費，逐級升學。至於其他青年，他們將通過演講會和國家慶典逐步完善早已開始的國民教育，直到成年為止。「全國教育協會」將主持全國的教育工作和科研工作，上下共分四個等級，其人員一概實行聘任制。各級教師的聘用和監督由上一級機構決定。可見，孔多塞是要創立一個獨立的行會，使教育不受政治波動、家庭干預和教會檢查的影響。人們對他的指責也正是如此。
山嶽派對建立科研機構也相當熱心，他們於1793年6月10日開始把「王家花園」闢為自然博物館。但他們認為當務之急還是創建初等教育。他們無疑需要通過初等教育對未來的公民進行公民教育。此外，他們希望教育應該是實踐的和功利的，因為他們打算通過職業教育使青年獲得一技之長。山嶽派中最激進的分子從平等思想出發，主張建立單一的學校。羅伯斯庇爾在1793年7月13日把勒佩蒂埃·德·聖法戈草擬的計劃提交國民公會審議，並於29日以公共教育委員會的名義要求通過這項法案。法案主張實行國家對教育的壟斷：共和國將負責全體兒童的教育，女孩自五歲至十一歲，男孩自五歲至十二歲，但學校將作為某種合作組織置於家長會議的領導之下，學生將部分出賣其勞動果實，儘可能做到自食其力。學校主要不是向學生灌輸知識，而是使他們掌握倫理原則和職業技能。這裡可以明顯地看到《愛彌兒》的影響。勒佩蒂埃贊成孔多塞設計的高等教育，但對高等教育如何組織卻隻字不提。
在共和二年霜月二十九日（1793年12月19日）法令中，國民公會既未採納孔多塞的計劃，又未接受勒佩蒂埃的方案；這一法令僅涉及「初等學校」。教育將是自由的，對小學教師不要求任何技術準備。家長至少應讓孩子上學三年，但學校可以自選。共和國根據學生人數多少發放教師津貼。如果某個市鎮沒有人擔任教職，市鎮當局可聘請一名小學教師，由國家付給固定的薪俸。法令未規定實行世俗教育，不禁止神甫主持學校，但教師必須具有公民證書。市鎮、區和家長共同對學校實行監督。小學教師必須使用由救國委員會批准發行的課本，首先是《人權宣言》。教育一方面受國家的嚴格控制，另方面又實行分散管理，這同無套褲漢的精神狀態完全合拍。已把全部精力投入戰爭的山嶽派仍不時強調教育的實用性，要求科學研究應促進教育的發展。由於時間緊迫，他們總是把革命急需解決的問題首先提上議事日程。例如，他們把從事熬硝的公民從外省召來，交給著名的化學家培訓數十天；他們在徵集的新兵中選拔一些青年在「馬爾斯學校」集中訓練，準備提供後備軍官。
熱月黨最初並不否定山嶽派的業績。共和三年葡月十日（1794年11月17日），他們通過了關於開辦高等師範學校的法令，派深孚眾望的學者培訓各縣送來的一千三百名教師。共和三年霧月二十七日（1794年11月17日）法真正開始了公共教育，決定共和國在每個市鎮（至少在千人以上的居民區）開辦一所學校，教師領取薪俸；受縣督學團監督。私立學校仍予保留，有人公開表示，他們希望資產階級的孩子有可能在自費學校上學。
但是，熱月黨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高等學校：工藝博物館建於共和三年葡月十九日（1794年10月10日）；為陸海軍和橋樑工程部門培養人才的公共服務學校（後稱公共工程學校）於霧月一日（10月22日）成立，該校就是今天的綜合技術學校。不久又增加了礦業學校。霜月十四日（12月4日）成立了三所醫科學校，接著是聾啞人學院和獸醫學校。穡月七日（1795年6月25日）成立了緯度局，附設的天文台開設天文課。有關語言、考古和藝術的學校也紛紛出現：東方語言學校於芽月十日（1795年3月30日）成立，法國文物館早在共和二年果月十五日（1794年9月1日）已經創設，音樂學院也在這個時期開辦。國民公會在解散前曾於共和四年霧月三日（1795年10月25日）建議成立法蘭西學院，領導全國的知識生活，從而實現孔多塞關於建立「全國教育協會」的願望，但法蘭西學院並不具有孔多塞主張的那種行政性權威。
組織中等教育也刻不容緩：資產階級子弟為準備從事自由職業不能不上中學；學術界為了後繼有人和推廣知識也不能沒有中學。共和三年風月六日（1795年2月24日），國民公會根據拉克納爾的報告，決定各州均可設置一所「中心學校」，費用由各州負擔，教師可在督學團認可的人選中聘用。中心學校原則上不實行免費制。
熱月黨顯然不同意孔多塞在1792年表達的民主意向；貨幣危機和保守勢力抬頭是變化的原因之一。普及教育接著也受到影響：國民公會於共和四年霧月三日（1795年10月25日）停止向小學教師發薪；教師僅保留住房，於是重新向家長收取學費，數額由市鎮當局確定。在此情況下，人們也就再不談論義務教育了。
督政府成立後，熱月黨沒有修改法律，卻把重點放在貫徹執行法律上。高等教育基本上已安排就緒；督政府首先創設了法蘭西學院，除原有的數學和物理班外，新開辦了倫理和政治班以及文學和藝術班。中心學校也紛紛出現，有幾所辦得十分成功。課程共分三個階段，每階段為兩年，學生可自由選課。因此，有人指責這些學校沒有正規的學業，不像中學，倒更像大學，尤其它們既不設預備班，又不收寄宿生。有的學校自發地彌補了這些缺陷，但整個教育改革還有待進行；這個問題雖幾經討論，但終未得出結果。至於小學，可以預見的後果終於出現了：教師的素質越來越差；由於沒有師範學校，教師素質怎能得到改善？如果不是因為督政府與教會衝突而維持學校的世俗性質，學校很可能會回到舊制度去。因此，私立學校（其中多數是教會學校）的學生人數猛增。政府把私立學校置於市鎮當局的監督之下，禁止公職人員送子女上私立學校，並決定政府官吏將僅在公立學校畢業生中選拔。最後兩項措施雖然並未真正實施，但市鎮當局的監督以及強制推行旬末禮拜導致好幾所私立學校自動或被迫關門，而這並不能使國民教育有所起色。
教育制度的民主化演變帶有過渡階段的痕跡。戰爭、經費不足和時間過短極大地限制了這項試驗的成果。但是，應該看到，絕大多數資產者認為新制度是可以接受的，或至少感到滿意。新制度與舊傳統有著深刻的不同。革命結束了教會的壟斷，開創了世俗的公共教育。革命讓教育首先重視實證科學，同時也不忘記，除了自然知識以外，還應該有人和社會的知識。革命奠定了以下的原則：教師應把科學研究、技術應用和向青年傳授方法結合起來。這是革命的獨創之一。儘管這遠沒有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但畢竟反映了百科全書派的思想。
救濟事業的情況較差。隨著教會不再取得募捐（儘管為數有限）和不再徵收什一稅，隨著教堂的產業以及醫院和濟貧所的產業被出售，救濟事業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地方議會作了一定的努力，不時讓市鎮當局撥款接濟和資助慈善工場。山嶽派在共和二年花月二十二日通過的法令描繪了社會保險的草圖，但在熱月九日後已化為泡影。熱月黨僅限於把尚未出售的一部分產業退回給醫院和濟貧所。後來，督政府建立了濟貧辦事處，允許市鎮當局開徵慈善捐，用於救濟事業，市鎮當局實際上也把這筆費用通常列入預算。救濟事業實現了世俗化，這是革命給它打上的烙印；1793年的人權宣言承認窮人有權要求救濟，當時的資產階級更希望把救濟限於救急，並且主要以慈善的形式而出現。
五、軍隊
在法國革命的建設性事業中，1799年建立的國民軍無疑是最成功的創舉。法國人在1789年還沒有這個打算：他們討厭民兵抽籤，他們熱愛平等並不等於希望人人都服兵役。戰爭本是王公們的事情，新政權難道不正是要爭取世界和平嗎？制憲議會取消了民兵，但否定了杜布瓦·克朗賽的建議，繼續實行志願募兵制。1790年2月，制憲議會廢除了捐納官職的陋習，宣布所有人都能晉升軍官；接著從9月開始，每四名少尉的缺額留一名由士官升遷，在晉升中重視資歷。除了這些能使下級軍官和資產者滿意的改革外，軍隊中的舊秩序很少觸動。路易十六仍是軍隊的統帥；貴族軍官只要不流亡國外，一概保留原職。第三等級和貴族的衝突逐漸向軍隊中滲透，制憲議會始終不肯決定清洗。作戰部隊正日益瓦解，兵員在不斷減少。
然而，為了對付貴族和盜匪，革命的平民成立了國民衛隊。議會通過了有關的法律和規章。國民衛隊作為不脫產的地方部隊，凡能手持武器的公民均可參加，穿藍色軍服，軍官由士兵選舉，他們自認為完全不同於正規軍隊。歷屆議會因對軍隊很不放心，把國民衛隊看作是革命的堡壘，不同意把他們交給正規軍官指揮。但是，國王的出逃預示著外國的入侵，制憲議會從國民衛隊中抽調十萬名義勇軍，以州為單位組織營隊。戰爭開始後，立法議會擴大了義勇軍兵員；在此基礎上，制憲議會於1793年2月23日又增調了三十萬人。國民衛隊仍然存在，雖然各地的國民衛隊在1792年和1793年間曾局部動員，後來又為督政府提供巡防隊，它們仍保持自己的特點。因此，革命的法國具有兩種守衛國土的作戰部隊。8月10日後，國王不再是軍隊的總指揮，瑞士團隊也遭解散。共和二年的一次清洗清除了可疑分子。但軍隊還遠不是國民軍；為此，必須實現義務兵役制和部隊的統一。這是一件不易做到的事情。
國民公會於1793年2月下令正規軍和義勇軍實行混合編制；兩種部隊在原則上統一了規章，但混編工作進展緩慢，直到督政府初期方告完成。在這期間，由於1793年8月23日的大舉徵兵，已要求適齡的非婚男子服義務兵役，但這僅是一項非常措施。第二年，熱月黨不再規定年滿十八歲的青年必須參軍，也沒有發布徵兵命令。追查抗命士兵的措施今後可能對那些新征入伍者有效；但他們大多數都能有把握地逃離部隊，而1793年入伍的士兵卻始終留在部隊，至少直到執政府成立為止。共和六年果月十九日（1798年9月5日）的茹爾丹法才把二十至二十五歲的男子必須服兵役的規定改變為經常的制度。在共和六年雪月二十三日（1798年1月12日）兩院開始討論該法案前，已婚男子可免予服役，並允許找人替代；有關替代的規定在共和七年穡月十日（1799年6月28日）被取消，義務兵役制的演變至此告一段落。實際上，義務兵役制並不意味著必定要服兵役：茹爾丹法僅規定兩院有權根據情況需要徵集必要的兵員補充和擴大部隊。兩院於共和七年穡月再次大舉徵兵，向各年階的適齡男子發出了徵召令；鑒於這一措施引起了強烈的不滿，波拿巴不但恢復了替代制以安撫縉紳，並且在帝國戰爭開始前始終限制徵兵的數額。
山嶽派指望通過部隊混編把義勇軍的平民性普及到整個軍隊；實際上，正如後來的經驗所證明的，混編使這種平民性在某些方面有所減弱。但是，革命畢竟給軍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軍隊即使在淪為拿破崙的私產以後，仍與前貴族和神甫為敵，他們始終是普遍留戀革命的國民。民主精神沒有被磨滅：軍人只要具有智慧和勇敢就能求得晉升，知識尚在其次。混編仍是軍隊的一大特點。新兵入伍後不過兵營生活，立即開赴前線參加戰鬥。
革命軍隊的以上特點決定了必須改變作戰方法。首先，在戰術方面，義勇軍的主動精神是個始終起作用的因素。當然，騎兵不能不經過長期的訓練；法國騎兵儘管在督政府期間有所進步，但直到帝國期間仍不如奧軍。戰略方面需要革新之處更多。卡諾的戰略思想還不完善，波拿巴在義大利一戰僅初露頭角；在這以後，戰略進步暫告停止，1799年戰役幾乎使前功盡棄。一切還有待於拿破崙的天才，由革命錘鍊的軍隊只是在拿破崙的戰略思想指導下才所向披靡。帝國期間的幾次戰役充分地顯示了這支軍隊具有攻無不克的威力。
六、民族的統一
法國革命的破壞或建設從多方面完善了民族的統一，正因為如此，它在法國歷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國內各地區之間的隔閡從此被打破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全體居民都要服從國家和統一的行政機構。國內從此不再有重重關卡，在交通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民族市場業已形成。法國同外國的邊界已明確劃定：鄰國的領主和主教失去了他們在法國的封建權和司法權。隨著「樊籬」已撤至政治邊界，阿爾薩斯和洛林停止了同德意志方面的交往，緊密地同法國經濟結合在一起。第三等級以聯盟的形式團結在國民議會的周圍，這對促進民族統一是個十分重要的心理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畢竟是國民軍的建立及其進行的戰爭和取得的勝利。從物質方面看，許多人因為當兵或因為形勢所迫而離開家鄉，這使他們對歷來一無所知的法國其他地區開始有所了解。
但是，必須承認，民族統一的任務至此尚未完成。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之間的協調還有待完善。法典的編纂工作幾乎完全沒有開始。對公民教育至關重要的初等教育體制尚未建立。至於統一市場，儘管陳情書早已提出了統一度量衡的要求，這項工作至今仍未完成。制憲議會曾委託一個委員會就此問題作專門研究，該委員會於1791年3月19日提出了兩項新的基本原則：採取十進位制和以科學觀測為基礎。根據第二項原則，丈量單位將等於地球子午線的四分之一的一個整分數（即千萬分之一），稱作「米」，而整個度量體系則稱作「米達制」。重量單位「克」將由一立方厘米的蒸餾水在特定條件下測出。其實，在測量必然不甚精確的條件下，即使以自然物體為依據，人們也只能得出約定俗成的單位。十進位制的確是個合理而方便的創造。丈量子午線於1792年開始；科學院於同年列出了明細表。十進位制後來出現了一個缺口：國民公會於1793年8月1日確定貨幣單位為「法郎」，相當於十克銀的價值；但國民公會於共和三年熱月二十八日（1795年8月15日）將法郎貶值一半，使之大致等於舊制度時的「里佛」，其目的顯然是為了照顧習慣，使傳統的貨幣單位能永遠保留。直到督政府結束時，整個計量制度還沒有完全確定，這方面的事也留待執政府去完成。
此外，推廣法語仍無進展。十八世紀的世界主義以及所謂民族以自願結合為原則的觀點最初並末使革命者關心語言問題，地方自治的自由主義傾向也促使他們對推廣法語不感興趣。相反，制憲議會於1790年1月14日命令把各項法令翻譯成在王國中使用的各種方言。國民公會在推行民族戰爭時才改變了主意；有人甚至指責，主要為教會所堅持的方言俚語會助長反革命；國民公會的特派代表，特別是派往阿爾薩斯的聖茹斯特，對方言俚語持反對態度。共和二年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根據巴雷爾的提議，國民公會決定今後的政府文件和公證文書一概使用法語起草，私人文書也須用法語起草才能歸檔。國民公會還規定，在使用方言的各州，每個市鎮必須在十天內接受一名教法語的小學教師。格雷古瓦走得更遠，他於牧月十六日（6月4日）建議議會讓各機關團體努力取消俚語，他的請求沒有被採納。雨月八日法令能否執行顯然取決於小學教師，而在熱月九日後，這項法令便被束之高閣。法語的推廣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應歸功於中心學校（以及後來的公、私立中學）的建立以及國家的行政統一和經濟統一。
然而，就在民族統一日趨完成時，內戰卻使少數法國人離開了本國，他們是流亡者及其親屬，還有頑固派神甫，照共和六年的法律的說法，其中大多數是貴族。實行大赦固然能使他們回國，但可以預見，回來的人只會在表面上敷衍新政權，而暗中準備東山再起。總之，如果把目光放遠些，人們很容易會看到，利害衝突將隨事態發展而加劇，並最終導致勢不兩立，宗教對立、政治對立、社會對立以及傳統和理性主義的對立使新法國比舊法國在精神上更加四分五裂。
七、知識生活
革命黨在不同程度上全都堅信理性主義原則。共和二年葡月十一日（1793年10月2日），國民公會給予笛卡爾配享先賢祠的榮譽。孔多塞於1794年寫下了《論人類精神的進步》一書，這部堪稱十八世紀思想的最高體現的著作雖然遭到取締，卻表明作者對人類的命運充滿著信心。自然神論的形上學絲毫沒有喪失其影響，只是以尋求道德（羅伯斯庇爾等人主張還應加上感情或希望）的立論依據的實用主義形式而出現。沃爾內在1791年的《廢墟》一書中指出，在專制政治和神權政治下的各個帝國因放棄了自然宗教而最終紛紛滅亡。沃爾內於1793年發表了《公民的教義問答》，主張實行對最高主宰的崇拜、旬末禮拜和有神博愛教。
到了督政府時期，以法蘭西學院為基地的「觀念學派」為使認識完全得到實證，牽強附會地使用經驗科學的研究方法（不考慮經驗科學家對此作何感想），硬是把認識拉回到感性世界的邊緣。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主張採用觀測的方法來確定觀念的形成過程：觀念學派便因此而得名。卡巴尼斯醫生首創了經驗心理學，在薩爾佩特里埃研究精神病的皮內爾於1798年發表了有關病理心理學的第一部著作。在他們看來，道德是一門旨在研究倫理的科學。讓格內和福利埃爾把歷史批判主義應用於研究文學和藝術。斯塔爾夫人於1800年出版了《論文學與社會建制的關係》。迪皮伊於1794年在其《一切宗教的起源》中試圖把歷史批判主義方法推廣應用於宗教史。
不斷進步中的科學成了理性主義的堡壘。拉格朗日、勒讓德爾、拉普拉斯等數學家推動了函數分析的發展，為法國在代數、幾何、機械力學和天文學等方面爭得榮譽。蒙日的畫法幾何學創立於1799年，拉普拉斯於1796年出版的《宇宙體系解說》使傳統的機械力學達到了頂點，直到二十世紀仍無匹敵。物理學至此還沒有出現大科學家。化學的創始人拉瓦錫雖不幸去世，但貝爾托萊和其他化學家都還健在。在自然博物館講課的有居維葉、若弗魯瓦·聖–伊萊爾和拉馬克等，但他們關於物種進化的爭論尚未開始。
憎惡革命的思想家普遍把理性主義——即使停留在唯靈論和多神論——看作是罪魁禍首。他們背叛了啟蒙哲學，主張回到傳統和啟示宗教那裡去：拉哈爾普已淪為信仰主義者，豐塔納則大談其社會功利。在流亡的知識界中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博納德和梅斯特爾正是在國外於1796年發表了他們最早的著作。他們步伯克之後塵，歪曲經驗理性主義，為傳統辯護，後來被十九世紀的反革命奉為至聖先師，但他們在督政府時期尚未出名。巴呂埃爾教士於1797年所寫的《雅各賓主義的歷史回顧》較快地取得了成功，作者企圖把大革命說成是共濟會搞的陰謀。
在思想界，同理性主義作對的主要是盧梭的影響：儘管盧梭的政治理論業已聲譽掃地，人們欣賞他作品中所表現出的纏綿悱惻和多愁善感；其實，盧梭只是崇尚直觀，並不贊成精神至上。那些對革命心懷不滿的人，那些責備理性主義不能給他們帶來感情安慰的人——每當時運不佳，人們總是要尋找精神寄託——，大多把哲學思辨看得無足輕重，因而容易倒向傳統宗教或形形色色的神秘主義的一邊。天主教會在竭力恢復其已被大大削弱的影響（削弱的原因前面已經談到）。教會的四分五裂妨礙著這種努力。原有的憲政派教會始終存在，還有四十四名主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格雷古瓦。他們於1797年舉行了一次全國主教會議，出版《宗教年鑑》刊物。羅馬教神甫拚命反對憲政派，但其內部也不團結。以布洛涅教士為首的不妥協派出版《教會年鑑》，譴責以愛默里教士為首的順從派（順從派也有自己的報紙，即西卡爾教士主辦的《宗教年鑑》），對那些在果月十八日後宣誓仇恨王政的「仇恨派」更大肆攻擊。但是，不再受教會紀律約束的人在思想上並不一定信奉理性主義；他們對以神怪為中心的宇宙觀十分留戀，不加選擇地接受五花八門的神秘主義學說，其統稱即是「光明異端派」。聖馬丁尚未去世，阿爾薩斯和里昂是神秘主義的兩個活動中心。此外，預言和通靈的巫師不時出現；蘇珊娜·拉布魯斯在大革命初年招收了一些愚民為門徒，卡特琳娜·苔奧在恐怖的巴黎也這樣做。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能把兩種思想方法絕對地看作是對待大革命態度的分野。庫爾諾曾指出，大多數法國人不能理解黨派鬥爭中錯綜複雜的和細微曲折的變化，卻分成具有截然不同觀點的兩個對立陣營。他們或者擁護革命，或者反對革命；家庭的傳統，加上學校教育、私人關係乃至職業影響，促使兩派的對立變得根深蒂固。何況，觀念的衝突在1789年前業已開始，它的延續只是順理成章而已。
以上情形在語言方面也有所表現。在革命初年，語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總是同復興、進步、造福社會等觀念相聯繫的某些詞，由於人們懷有的希望和熱情在含義上有所擴大，並充滿激情。例如，貴族、獨裁者、暴君、封建制、舊制度、革命等詞具有時代的感情色彩；法律、憲法、公民等詞能給人一種肅然起敬的感覺，這種感覺不久便消失了；但也有的詞，如民族、祖國等，始終保持崇高的價值。由於感情衝動，人們毫無節制地使用誇張、狂熱和過激的言辭，從而產生一些令人不可忘懷的奇談怪論：「你們同勝利締約了嗎？」——「不，我們同死亡締了約。」平民的言談一度使傳統的語言受到影響：這種狀況推動了簡單過去時和虛擬式未完成時的衰退，儘管這兩種時態在議會演說中仍照常使用。總的說來，發展的連續性占著主導地位。除個別例外，革命家們都曾上過私立中學，他們力求字斟句酌，遵守語言規範。他們從教義問答和共濟會術語中借用詞彙以及類比、轉喻、暗喻等修辭形式，大量引證古代作家的作品，迎合近幾十年來流行的多愁善感的風格。在霧月十八日前，不守語言規範已被當作是雅各賓派和無套褲漢的恥辱，因而越來越少見了。
大革命開創了政論文、政治新聞等新的文學形式，向作家提供了新的題材：安德烈·謝尼埃寫的是網球場，他的兄弟卻寫了查理九世，法布爾·代格朗丁寫了《菲蘭特》。除了雜誌、小冊子、遊行和慶典外，人們還用戲劇作為宣傳手段：一些活報劇應運而生，其內容都猛烈抨擊貴族、國王和教會，在熱月九日後轉而反對雅各賓派；這些劇本毫無成就可言，其中演出時間最長的《自由祭》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在督政府末年，大演說家已紛紛去世，留下的任何一名時論作家都不能與德穆蘭同日而語。古典的文藝形式和千篇一律的題材占著統治地位；一些小有文采而無天才的作家，如杜西、阿爾諾、昂德里厄、德里爾和勒勃倫–潘達爾保持著古典文學的傳統。但古典主義正在消亡中，使古典主義得以誕生的社會已經滅亡，其影響也日趨削弱。新富人和小資產者因未上過中學，欣賞不了古典主義的文學靈感，也理解不了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典故。他們更喜歡畢克塞雷古和杜克萊–杜米尼的傳奇劇——最早的浪漫主義戲劇。貝爾納丹·德·聖皮埃爾於1787年創作的《保爾和薇吉妮》始終獲得讀者的熱情歡迎。特雷桑伯爵的仿古行呤詩體因配有小曲和木刻而廣為風行，預示著浪漫主義對中世紀的留戀。外國的浪漫主義作家也開始使法國讀者入迷，麥克孚生於三十年前編造的《莪相詩歌》在督政府時期獲得空前的成功。舊制度末期的復古傾向未能讓文學面目一新：安德烈·謝尼埃的仿希臘詩歌尚未問世。但復古傾向卻使革命時期的演說家和時論作家更加懷念過去的中學。這種狀況在督政府時期仍繼續存在。
在繪畫和雕塑方面，復古傾向也十分頑固。人們或許會說，藝術教育和藝術創作中的繼承性肯定會因文物遭到破壞而受到損害。其實，歷屆議會有時雖放任不管，但畢竟也採取了一些制止措施。制憲議會設立了「文物委員會」，專門負責保護文物；後來的國民公會於1793年12月18日成立了「臨時藝術委員會」，代替了「文物委員會」；格雷古瓦曾多次提出報告，要求制止對文物的破壞。國立圖書館、國家檔案館、盧浮宮博物館和亞歷山大·勒努瓦領導的自然博物館、法國文物館都收集和保存了不少歷史文獻和藝術珍品。隨著畫院和羅馬法蘭西學院的消失，由大衛領導的一大批藝術家終於獲得了解放，這同時也預示著，藝術意境和創作技術從此將面目一新。繪畫家和雕塑家都從當時發生的事件中取得靈感和題材，大衛的《網球場的宣誓》和《馬拉之死》等傑作就足以證明。在大衛的推動下，藝術家們組織了慶典：1793年8月10日的復興節、共和二年牧月二十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節都極其出色地表現了革命的精神狀態。人們可以認為，大衛在1789年前後展出的歷史畫《賀拉斯兄弟盟誓》和《處死自己的兒子布魯特斯》中對公民盡忠報國的歌頌，同革命的精神狀態也完全合拍。
然而，傳統沒有喪失自己的權利。弗拉戈納爾、烏東、克洛迪翁、帕儒始終忠於十八世紀的藝術。大衛一派在1789年前具有的那種復古和重畫面輕色彩的特徵仍保持了自己的魅力。古羅馬建築藝術在革命節日的裝飾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在督政府時期，為古典主義所特別推崇的歷史畫再次以古代題材為楷模：大衛就是於1799年展出了《薩比納》一畫。錢拉、吉羅代和格羅尚未脫穎而出，普呂東也尚未成名。復古風尚使亞歷山大藝術以及所謂伊特魯立亞圖案或埃及圖案深受歡迎，因而在裝飾和家具方面，沒落中的舊制度的傳統竟同時得以保存，並為「帝國風格」的出現做好準備。正如「路易十六風格」一樣，「督政府風格」是多種風格的混合物。
同文學和塑雕藝術相比，音樂更容易被革命熱情所感染。戈賽克、梅烏爾和格雷特里為革命節日譜寫了讚歌；直到督政府時期，這類歌曲仍有新的創作。共和派總是用自己的歌聲壓倒《人民覺醒報》，著名的《馬賽曲》（魯日·德·里爾詞曲）和《出征歌》（梅烏爾曲，瑪麗–約瑟夫·謝尼埃詞）在革命後經久流傳。但是，在室內音樂和詠嘆喜劇方面，傳統勢力還很強大：格雷特里和德萊拉克仍然健在。
八、新社會
同舊社會相比，霧月十八日前的新社會的一個明顯特徵是天主教僧侶的消沉。他們過去人數眾多，備受尊敬，有錢有勢，現在不但陷於貧困，流落異鄉，而且被督政府當作嫌疑犯和敵人對待，世俗化的國家只允許教會享有教徒所承認的精神權威。暫且，貴族的命運似乎並不比他們強。門第和封號雖然已被取消，但前貴族仍保持一定的潛在影響，此外，這種影響的物質源泉並未完全枯竭。有些貴族家庭，例如費里埃爾侯爵家，照常過著傭僕成群的生活，他們受到傭僕的暗中保護，或至多受到逮捕或臨時騷擾，但地產卻未受任何觸動。一些流亡者的妻子甚至用假離婚的辦法，保住自己的陪嫁或原丈夫的遺產。一些回國的流亡者，不論是否已在戶籍冊除名，竟在白色恐怖時期脅迫別人歸還他們原有的產業，更多的是借他人之名贖回產業。此外，還有不少居鄉貴族仍為共和國效力。
大革命對資產階級有利，這固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有利的程度對所有人卻並不完全一樣。那些以「家景頗豐、生活闊綽」自誇的資產者如今不再趾高氣揚了：他們開始滿足於「年金收入者」、「土地出租者」這類更符合他們社會出身和社會身份的名稱。舊制度時期的一些資產者或者因反對革命，或者因停留在1789年階段和主張君主立憲，最後被人當作貴族看待。其中，有些流亡國外，喪失了家產，甚至讓親屬受到牽累；另一些在果月十八日後仍被資產階級共和派視為嫌疑分子。明哲保身的資產者也因取消行會、增收革命捐稅、攤派公債和通貨膨脹而受到財產損失。對商人說來，除了部分地受到以上幾方面的損失外，還因經濟統制而吃盡苦頭，只要戰爭不停和信貸緊缺，他們不能期望以往的繁榮。由於英國封鎖海洋和攔截商船，尤其由於殖民地的丟失，遠洋貿易瀕臨破產。資產階級的優勢地位未受動搖。貨幣混亂帶來的後果不像今天那樣普遍，因為動產在整個國家富源中只占較小的地位。地主保留著他們的土地，一旦貨幣恢復正常，便能重新獲得收入。在督政府末期，物價下降使資產階級陷於困境，但這類有得有失的事在任何時候都會出現。何況，許多資產者顯然通過購買國有產業和參加共和四年風月二十八日法開創的分贓彌補了損失。商人有更多的機遇，因為他們在日常活動中學會了投機，他們留在或流向國外的資金在原封未動地收回後，無論用於資助督政府或向國家供應貨物，都能獲取利潤。例如，培勒戈和雷卡米埃等銀行家，佩里埃兄弟和沙普塔爾等製造商都能逢凶化吉，甚至撈得油水。另一位被稱為「貴人」的佩里埃在舊制度末年曾是多菲內工商界的巨頭，並於1788年在維齊爾鄉墅接待了革命解放的創導者，他趕上了種種機遇，後來使他的家族成為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政治生活中享有盛名的一個大家族。
可見，資產階級只是喪失了自己的部分代表，包括一些傑出的代表在內，階級的內在結構也有所變化。不從事生產而依靠官職或祖業為生的那部分資產者，如年金收入者、舊軍官、國家官吏、法律界人士等，雖然他們的地位並未真正動搖，但已不如舊制度下那麼富裕。關於這一點，我們今天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他們從思想上為大革命作了準備，提出了革命的原則，充當了革命的領導，最後卻發現自己的領導地位逐漸被操縱經濟活動的新富人所取代，因為這些新富人正購置地產，在縉紳中擴大影響和提高聲望。從另方面看，資產階級的地位也隨著新富人加入自己的行列而更加鞏固。當然，這些暴發戶的類型也有不同。
最大多數的暴發戶原是舊制度下所謂平民出身的小手工業主和小商人，他們利用機會買下了自己的住房、城裡的其他房屋和市郊的土地。投機活動總是對中間商（特別是糧商和磨坊主）十分有利。個別小手工業主和小商人擠進了批發商和製造商的行列，大多數則沿著普通的道路向前發展：在商業和財產都得到擴大後，他們自己感到心滿意足，他們的進過中學的兒子如果不繼承父業，便進入行政機關或從事自由職業。他們竭力利用聯姻、關係和習俗的途徑取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正因為如此，他們對納稅人選舉制並不反感。文學家、時論作家、演員、藝術家和教授確實通過大革命提高了他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只要能夠功成名就，他們自然樂於為統治階級服務。可以說，統治階級也變得比以往較為民主；但是，大批新人的擁入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該階級的性質。資產階級化是法國社會演變的一大特徵，法國大革命只是這個演變的一個歷史階段而已。
在所謂「新富人」中，還有另一種性格類型的人。他們往往不願通過勤勞刻苦和節衣縮食逐漸發家致富，而企圖在社會中一蹴而至，通過冒險的途徑達到自己的目的。這類人雖然在任何時代都是有的，但在社會和經濟出現重大動盪的時期，即使平時謹小慎微的人也會不顧冒險而孤注一擲。在熱月政變後，冒險家急劇滋生。他們愛虛榮，圖享樂，擺排場，成為戲劇、漫畫和歌曲的攻擊目標。從那時起，昂戈夫人已是諷刺畫中的著名人物。這些僥倖發了橫財的人多數很快把家產揮霍乾淨，落到悲慘的下場。但是，情況也不盡如此，一些騙子手靠督政府發財致富，其中最著名的是烏佛拉爾。不少人在社會上神氣了很長一段時間。最聰明的一些冒險家後來把資金投入商業，成為生財有道的批發商和製造商。他們不同於舊的資產階級，因為他們沒有文化，對無利可圖的知識不感興趣，對革命理想也一竅不通。他們死守著狹隘的功利主義，貪得無厭，不擇手段。然而，即使蔑視他們的人也不能不承認，他們畢竟是資產階級的一支新生力量，給資產階級帶來了新鮮血液；沒有他們，資產階級將會衰竭，因為暴發戶的後幾代子孫就不再像第三等級中的富裕家族那樣拚命想擠進貴族行列中去了。
鄉村社會中也發生了類似的演變，但規模更加巨大，因為農民占法國人口的大多數，正是農民的反抗才給了舊制度以致命的打擊。實行稅收平等，取消什一稅和領主權，使革命精神在鄉村有產者的頭腦里喪失乾淨。他們同貧苦農民之間的鴻溝日益加深，貧苦農民所得的唯一好處只是廢除了農奴制和對領主的人身依附。農民共同體的解體更加速進行。在實行了瓜分公地的村莊裡，農民普遍有了小塊土地；但多數村莊不願瓜分公地，或者因公地面積過少，或者農民更希望保留公共牧場。國有產業的出售使自耕農戶以及他們自有的土地有所增加，尤其在革命的第二階段，即在實行山嶽派法律的時期。到了督政府時期，購買國有產業的主要是資產者，除部分土地外，城市的住房、鄉村的貴族宅第、修道院和樹林全部落到他們的手裡。即使在有利農民的那個時期，國有產業在拍賣時也總是讓富裕自耕農和大農莊主占了便宜，因而農民資產階級的地位正在不斷上升和鞏固。在實行限價以前或以後的時期，商業自由同樣對這些人有利。根據租約法的規定，凡土地出售轉讓，土地租約同時失效，但教會產業例外。經營教會產業的農莊主獲悉制憲議會要求教會土地購買者維持原租約後，感到十分高興。山嶽派國民公會表現得比較嚴厲：它允許國有產業購買者撤銷原租約。經濟統制給農業生產者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這使農業生產者更清楚地看到，共同的保守利益把他們同整個資產階級聯繫在一起。
在這少數人的強有力的幫助下，新秩序將在下一個世紀中逐步鞏固。但也不能否認，大多數法國人的生活狀況暫且沒有很大改善。地位始終低於資產階級的手工業主和零售商不但人數眾多，而且生活方式也沒有變化。據認為，他們的人數可能略有增加，這在原來行會領袖為保持其地位而禁止別人開業的行業和地方至少是如此。農村的前景看來較為暗淡，因為土地危機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農民仍感土地不足或租不到土地。前面已經講到，分成制佃戶對法律不能感到滿意。
至於無產者，他們像其他人一樣因取消間接稅而有所得益，至少在城市，徵稅工作還沒有全面鋪開。鄉村無產者擺脫了對領主的人身依附。工資沒有隨物價下跌，仍比1790年約高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督政府的最後幾年恰逢豐收，窮人得以有暫時的喘息。然而，失業威脅仍然存在，特別是零工，濟貧事業的衰落更使他們的生活沒有保障。最後，工人的狀況沒有任何改善：幫工會逐漸在恢復，互助會正在開始建立，有些互助會成為支持工人反抗的互助組織，但禁止工人「同盟」和罷工的法令仍然有效。
霧月十八日前夕，法國社會的上等階層還處於重新組合的狀態，縉紳們希望在改組中奪回對社會的領導，重享榮譽和利益；他們正確地看到，關鍵在於如何維持國民的生計和習慣。國民為消滅貴族而容忍了對行會舊秩序的打擊，也容忍了為他們鄙視的少數人飛黃騰達，但他們始終認為這是令人遺憾的權宜之計。除了在奧特依區的斯塔爾夫人、雷卡米埃夫人和孔多塞夫人的沙龍外，巴黎還有其他一些沙龍，各種出身和各種文化程度的人均混跡其中，核心人物則是巴拉斯、烏佛拉爾以及他們得寵的輕浮女子，如塔里安夫人、哈姆雷夫人和約瑟芬·德·博阿爾內。她們的敞胸露臂和放蕩不羈成為督政府時期種種傳聞軼事的最好題材。但是，這個由幾百人組成的上流社會並未用他們的傷風敗俗影響法國人民。悲觀論者認為傳統的習俗已被動搖；其實，貨幣的混亂以及大批人經濟地位的改變會使社會風氣不可避免地偏離正軌。人們希望減輕道德敗壞的嚴重程度，這無疑部分地說明了對基督教和教會學校的留戀，因為它們同道德教育是不可分割的。離婚在村鎮尚未開始流行，雖然它把舊制度下被認為是見不得人的醜事合法化了。即使在城市，許多人也把它看作是避免被沒收財產的權宜之計。最熱烈的革命者儘管在公共生活中積極爭取自由和平等，但一回到家裡，仍像1789年前那樣堅決維護自己作為丈夫、父親和老闆的權威，而且絲毫不覺得這有什麼矛盾。雅各賓分子反對私生活中的不道德，無情地取締妓女，但不主張家庭解體，也不贊成婦女解放。雖然婦女在某些「群眾行動」中起了重要作用，雅各賓分子仍把她們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並封閉了她們的俱樂部。
九、經濟自由和權利平等
人們往往單純用邏輯雅理來判斷制憲議會宣布的原則將會產生怎樣的必然後果；其實，繼承性的意義遠比人們所想像的要深遠得多。資本主義集中的發展只是在後來才改變了社會的結構，經驗科學的技術革新也只是在後來才在改變物質生活條件的同時，擴大了個人的獨立性。同這些後果相比，經濟自由顯然是新秩序的一個根本特徵；何況，商人們也認為經濟自由是制約其他一切因素的因素。但是，在十八世紀末，即使思想最大膽的人也沒有充分認識到經濟自由的重大意義，它的直接後果甚至得不到人們的普遍重視。
毫無疑問，經濟自由有一個方面對法國人很有吸引力：只要具備了創業的條件，每個人都可以碰碰自己的運氣，即使僱傭勞動者也有權決定在自己喜歡的時間和地點就業。當然，個人的抱負決不是大革命的產物，它存在於人的內心；但是，大革命既然給人以各種自由，它也賦予個人抱負以合法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經濟自由便與其他各項自由不可分割地聯結起來，成為最寶貴的自由，甚至是各項自由的象徵。
技術革新如今已擺脫了一切障礙，而人們卻對此十分冷淡。由於謹小慎微、因循守舊、自以為是或缺少資本，小手工業主不經深思熟慮決不肯輕易接受技術革新。他們逐漸由不願革新轉變為反對革新，因為採用新技術，特別是蒸汽機，勢必會導致資本的集中。小手工業主害怕自己淪為僱傭勞動者；工人懂得，機器將擴大失業隊伍；農民看到，在集體權被取消後，他們將只能放棄土地。資產階級希望革新農業耕作技術，因為土地仍是最寶貴的財富，因為農業生產提供國民收入的主要部分；但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情況就不完全如此。從事自由職業的資產者曾受過經濟學家和百科全書派的薰陶，他們相信大企業能使科學同生產相結合，並有招收部分窮人做工的優點。然而，他們對擴大企業仍然猶豫，擔心大企業會被金融家所操縱；擔心企業的迅速致富會背離傳統；擔心經濟的優勢地位會削弱他們引以自豪的精神生活的作用；擔心經濟有朝一日會把政治壟斷起來。即使在商人中，興辦事業的進取心也很不夠。不建立銀行足以表明他們的膽怯。很少有人想當工業巨頭。法國人對英國經濟普遍抱有偏見，相信建立在信貸基礎上的英國經濟勢必會因採用機器而導致生產過剩，而歐洲一旦停止接受英國的出口，英國經濟就會垮台。這種心理狀態十分說明問題。假如法國像英國一樣擁有豐富的煤礦，假如法國加速引進英國的機器和技術，大革命或許會給法國人一個心理衝擊，從而打開他們的視野。可是，戰爭相反卻中斷了外來的進步影響。在督政府末期，技術進步有所恢復，但幾乎僅限於棉紡業；蒸汽機仍未被利用，水力也往往不足：長期作為最重要的工業中心的巴黎正屬於這種情況。一些資本主義大企業家，例如巴黎的里夏爾和勒努瓦，巴黎和根特的鮑文斯，土魯斯的博瓦野–馮弗雷特，占用國有的廠房和僱傭貧苦的勞力，特別是濟貧所收留的棄兒，開始建立起大工廠。如同英國一樣，這些工廠還遠沒有實行嚴格的專業化生產；有些企業家，如泰爾諾，仍保留商業資本主義的傳統，除實行工場製造外，還利用家庭加工和農村勞動力，把製造、批發、銷售、運輸和借貸結合在一起。他們取得的實際成果給不少歷史學家留下印象，但也不應忘記，工場企業畢竟規模較小，而且極其分散，小手工業在國內仍占主導地位，法國基本上是個農業國。耕作技術的停滯不前突出地表明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遲緩。歷屆議會雖然對英國的耕作方法很感興趣，卻不敢用圈地運動普及這些方法。制憲議會准許實行圈地，但為了緩和群眾的反對，同時規定凡實行圈地藉以逃避自由放牧的地主不再有讓自己的牲畜進入他人土地的權利。制憲議會還決定，人工草地仍將不許自由放牧，因而不必圈起籬笆。隨著耕作規章被取消，強迫輪作制也跟著取消，因而自由放牧只能在市鎮公地才可進行。但是，由於沒有用行政命令推行土地兼併，以上措施的進展極其緩慢，其效果在當時簡直微乎其微。國民公會允許瓜分公地，以便增加小規模經營的數量。供不應求鼓勵農民種植土豆、菊苣和油料；助稅的取消使葡萄種植大大增加。這些演變沒有打破傳統的約束，絲毫不意味著現代農業的誕生。
可見，在革命的十年中，資本主義發展並未加快；相反，時局的動亂只是延緩了這一發展。大企業繼續讓小手工業主和農民很不放心，但並沒有給他們帶來比革命前更多的損害。大企業還沒有把勞動力集中起來，嚴格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尚未形成。總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大量的小手工業主同他們的傭工之間的界限仍然是模糊的。
經濟自由和權利平等之間的矛盾尚未明顯地暴露出來。在資產階級看來，兩者之間沒有任何矛盾，因為他們認為，平等意味著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當他們為廢除貴族的血統特權而宣布這一原則時，卻暴露了第三等級內部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對立，並加速了鄉村共同體的瓦解；換句話說，經濟狀況的不平等上升到了首要地位。因此，即使在1789年7月，當資產階級慶祝平民革命拯救了國民議會時，他們也沒有擺脫他們歷來對「平民」和「賤民」懷有的恐懼。在《人權宣言》宣布全體公民有權參與制訂法律以前，制憲議員們接受了西哀士的意見，把能力（即財富）作為選舉公職人員、特別是當選公職人員的先決條件。
選舉保證金制度把國家的領導權交給了資產階級，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權利平等首先出現了矛盾：政治民主制是解決矛盾的一個方法。但是，從開始起，一些民主分子就走得更遠。他們揭露有產者對僱傭勞動者的為所欲為，這些猛烈的批評堪稱未來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序曲。他們指出，對不具備享有權利平等能力的人說來，權利平等和自由只是一句空話。然而，他們的思考仍停留在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傳統對立上；他們雖然經常為窮人辯護，卻始終不能為窮人下個確切的定義；他們的分析顯得軟弱無力，因為他們維護舊的經濟，而不突出強調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生產的技術進步。只是在食物危機的壓力下，他們才離開泛泛的空談，站在消費者一邊去反對生產者，實際上是站在城市人一邊去反對農民，並要求把土地收歸集體所有；他們的目的不是要剝奪耕種者的土地，而是為國家徵集農產品尋找合法的理由。值得指出的是，莫姆洛於1792年9月提出這個論斷時曾補充說，工商企業的所有權仍受國家的保障：這就證明，當時的經濟基本上是農業經濟，即使在形勢極其緊迫的情況下，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最後，山嶽派企圖把民主共和國的意志強加於有產者和僱傭者。他們保護有產者，宣布對支持「土地法」者處以極刑，但同時又試圖用繼承法限制有產者的財產。他們向僱傭者提供免費的公共教育，並給生活最沒有保障的人提供初步的社會保險。這種社會民主制構成解決權利平等問題的第二個方法，這個值得懷念的方法長期受到資產階級的反對。儘管如此，山嶽派雖然沒有像後來的聖西門那樣對財產的繼承原則提出異議，他們並不反對經濟自由，因為他們只是把限價制度當作戰時的權宜之計。手工業者和零售商大致也有這種想法：他們不喜歡「大老闆」，但又很願意加入這些人的行列，這是他們的根本性矛盾。許多農民進行請願，抱怨出售國有產業時沒有給他們留下一份，可見他們也希望成為產業主。無套褲漢確實比山嶽派更重視限價，百物昂貴和失業直接損害了他們的利益，物質利益在平民運動中所占的地位大大超過意識形態觀點和對未來的憧憬。但是，他們強制推行的辦法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因為在人們的回憶中，這些辦法總是同物品匱乏和官僚主義的分配混亂聯繫在一起。此外，無產者紛紛反對限制工資；從這個角度看，那些從自由經濟制度得益最少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贊同自由經濟。
當政治民主和社會民主已面臨窮途末路的絕境時，巴貝夫和邦納羅蒂提出了共產主義是實現權利平等不可缺少的條件的主張。但是，他們的預言仍帶有時代的烙印。他們建議實行「土地法」，其目的是要把土地平分給耕作者，而並非主張集體生產。他們的共產主義僅限於實行產品的社會化，這就等於把共和二年的經濟統制加以全面推廣。在當時，唯有他們持這第三種方案。
雅各賓派的試驗足以使絕大部分資產者不再像在大革命前那樣樂善好施和對未來充滿樂觀，也不再像在革命最初幾個月那樣為維護第三等級的團結而鼓吹博愛。縉紳們永遠忘不了經受的這場驚嚇。熱月九日標誌著長時期的政治反動和社會反動的開始。共和三年憲法恢復了選舉保證金制度，並特地給平等和所有權下了一個符合資產階級要求的定義。在督政府統治期間，餘下的國有產業多數都落在資產階級的手裡。共和七年風月十四日（1799年3月4日），共和國把君主時代典押的產業無償或廉價出讓給典據持有人，得到好處的也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本可以按照1793年7月17日法案收回那些因帶有封建語彙而已失效的土地租約，但這個方案長期議而不決。但是，共和國卻強制拒不退佃的布列塔尼農民同意地主必要時可贖回租約。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租佃雙方洽商租約的新法律於果月十八日前由五百人院通過，又在果月十八日後被元老院通過。資產階級在這類問題上總是意見一致的。鄉村居民的集體權再次引起爭議，在樹林問題上尤其如此；瓜分村社公產已經停止。司法改革略有改變：家庭會議被逐漸取消；治安法官的裁決逐漸減少；立案審理恢復了收費制度。家庭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有人反對離婚，共和二年通過的便利離婚的法律被廢止；康巴塞雷斯指出，1793年關於准許私生子尋找生父的法律僅對過去有效，他提出的法典草案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父權和夫權，同時也限制了私生子的權利。
但是，反動並未走得太遠，因為縉紳內部也四分五裂：懷念舊制度的一些人不能原諒另一些人，堅持君主制的1789年革命者對共和派有很多不滿，並恨透了「弒君者」；督政府分子害怕新雅各賓派；許多革命者所共有的強烈反教會傾向更增加了混亂。
十、貧困化和戰爭
當十八世紀行將結束時，絕大多數國民認為舊制度已一去而不復返，他們對政治生活和社會對抗也不再關心，資產階級已勝券在握。青年人完全沒有1789年的激情。他們不幸生長在動亂的年代，每當回顧童年時經歷的磨難，無不充滿著怨艾；這一代青年十分貪圖享樂，比通常的青年更加容易同他們的父輩對立。許多成年人已對動亂感到厭倦；他們希望安享晚年和重見繁榮。
革命讓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革命使法國變窮了。公共設施破敗不堪，即使巴黎的建築物和道路也年久失修。死亡率上升了：據說，僅在軍隊中就有六十萬人死亡或失蹤。共和國雖然把疆土擴展到了「天然邊界」，但它失去了殖民地，海上封鎖使法國出口額比1789年減少一半。此外，為了保住新占領的土地，法國必須繼續打仗；在上一次戰役里，法國丟失了整個義大利以及瑞士的一半，勉強避免了國土遭到入侵。
可是，人們的最大希望是先結束國外戰爭，再結束內戰。只有軍需商和害怕英國競爭的製造商才對敵對行動稱心如意。即使在多次依靠軍隊渡過難關的督政府中，也有不少人主張為建立和平不惜放棄全部或部分兼併土地。共和八年霧月二日（1799年10月23日），元老院否決了五百人院的一項議案，該議案提出對主張或支持割讓國土的人，以及對接受包含這類條件的人處以死刑。波爾歇在反對該議案時直截了當地指出，在他看來，如果在談判過程中硬是不肯把部分同胞交給外國統治，那將是荒唐的。霧月十日（10月31日），據說熱月黨人多弩在《十年》發表一篇文章，責備國民公會不該宣布共和國的邊界不可更改，因為這就等於宣布「把戰爭無限期延長，直到所有法國人死光為止」。這些對戰爭已感厭倦的法國人認為，1793年共和派的英雄主義是可笑的蠢舉。
十一、霧月十八日事變的意義
除軍隊以外，革命的建設性業績尚未完成；人們對憲法的許多條款持有異議。熱月九日後的反動仍未使憲法滿足資產階級的願望。此外，共和三年憲法的自由化嘗試並不成功，督政府只是用一些權宜之計彌補該憲法的缺陷，未能賦予制度以必要的效率。最後，一年一度的選舉使督政府成員面臨被反革命派或被民主派排斥的危險。他們在策劃新的政變時，首先就想到用聘任制代替選舉制，以便穩掌政權。反對派指責他們企圖玩弄花招謀取「終身職務」，這確實正中他們的要害。這夥人其實並不單純為自己謀利：反革命派或民主派的勝利會使整個資產階級受害。因此，霧月十八日事變，或更確切地說，霧月十九日事變，在歷史的遠景中具有廣闊的意義，因為它更加符合法國當時的社會發展，波拿巴的上台又為它增添了光彩。
當時的形勢使波拿巴政變變成軍事獨裁，而波拿巴的大權在握又對資產階級十分有利。沒有霧月黨的幫助，波拿巴不能建立和鞏固其政權；但是，為了登上皇位，他又必須擺脫對霧月黨的依賴。波拿巴因此與教會重歸於好，大赦流亡者，任用所有願意投靠他的人，不論他們是貴族或資產者，是王黨或共和分子。這樣，他促使了當時統治階級的不同派別達成暫時的團結，而他則以監護人身份，督促這個階級根據他的意願創建體制和制訂法典，並讓其成員擔任國家和各級行政機構的高級官員，以便加快經濟復興，鞏固階級統治，進而實現資產階級在1789年所確定的最終目標和完成大革命的任務。
內戰終於結束，歐洲和平也一度實現，而法國的占領地和殖民地卻未受絲毫損失，波拿巴的深得人心與此關係甚大。
然而，霧月黨人對波拿巴的專橫跋扈和耽於幻想卻估計不足。他們以為波拿巴在處理政務時會同他們協商一致，而波拿巴對他們卻不予理睬；他甚至剝奪資產階級起碼的自由。最令人失望的是，他竟越過「天然邊界」重啟戰端，肆無忌憚地和無限期地把戰爭進行下去，終於把國家引向了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