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史 · 第二章　革命擴張和反動

戰爭刺激了各國的領土野心，這使得革命的法國與舊制度的歐洲之間的鬥爭本質變得模糊不清。當時的人清醒地意識到，這首先是一場社會衝突，即以貴族為一方同取得第三等級特別是得到農民支持的資產階級為另一方的衝突。這也是一場政治衝突，因為國王的專制主義受到了威脅，國王在保護貴族的同時，有同貴族一起滅亡的危險。最後，這還是一場思想鬥爭，革命的敵人把革命視為理性主義的產物，理性主義的大逆不道的批判揭示了世界的奧秘，並使支持舊秩序的傳統觀念陷於破產。如果說君主之間的戰爭僅僅為了擴展版圖，那將是錯誤的。利己主義固然破壞了君主間的聯盟，但他們對伯克鼓吹的以及馬萊·杜潘和弗里德里希·根茨等御用文人不斷推崇的十字軍征討也並非無動於衷。何況，如有必要，貴族也會提醒他們，這是一場保衛社會和文明的「意識形態」戰爭。皮特和格倫維爾聲稱，只是在恢復歐洲均勢和維護英國利益的條件下，他們才能接受和談；但他們從不放過機會大罵革命把法國搞得瘡痍滿目，並要求對方恢復社會等級制的不可缺少的基礎和復辟君主制。「神聖同盟」是反法同盟的指導思想，正如它將是反拿破崙同盟的指導思想一樣。 一、革命擴張 舊制度在比利時和列日已不再存在，這兩個地區已併入法國版圖，被劃成行省，並推行共和國的全部法律。萊茵地區的情況並不完全如此：萊茵河左岸的割讓問題還懸而未決，行政改組剛剛開始，但那裡的貴族已經被消滅。在依靠法國軍隊的保護新建立起來的巴達維亞和海爾維第共和國，革新正在進行之中。在西薩爾平，革新曾取得很大進展，但奧軍和俄軍在奪回義大利後，破壞了革新的成果；同時，他們還在利果里亞、羅馬和那不勒斯制止了革新的進行。 然而，革命只是通過武力征服，付出巨大代價和經歷艱苦曲折才得以擴展自己的影響。在法軍占領的地區，革命喚起的同情被戰爭帶來的破壞、占領的負擔以及文武官員的橫行不法所損害。在其他各國，事態的發展使一般居民深感恐懼，使新秩序的擁護者不免痛心和失望。並非所有人都否定革命的原則。德國的康德和費希特仍堅定不移；在英國，集合在福克斯周圍的輝格黨始終為革命原則辯護。但是，越來越多的人轉而保持沉默或承認自己的失望，甚至投靠敵對陣營。何況，當時很少有人相信能夠不要國王，人們把共和國看作是曇花一現的怪物。革命的平民性質以及對權利平等的解釋莫不令人憤慨；民主一詞在其他各國比在法國更使資產階級感到恐慌。革命尤其成為寡頭統治藉以進行恐嚇的稻草人，這在英國和美國特別突出，因為那裡的立憲制已根據資產階級的需要推行了和平的改革。華盛頓和聯邦派以這個理由反對傑弗遜和共和派，同樣，熱內的活動在平民中也並非毫無反響。大陸各國的情況自然更不在話下。 督政府的成立及其在軍事和外交方面的成功使新法國的擁護者增強了信心。共和三年的憲法使資產階級共和國容易被人們所接受；法軍的接連勝利和輝煌戰果證明，一個國家在破除君主制以後，未必就會垮台。兼併地區的資產者和開明貴族同督政府攜手合作，接受歸化；附庸國的資產者和開明貴族則創建與共和國類似的制度。 革命雖然在恢復聲望，但我們不能把自由思想的傳播完全歸功於它。英國的影響並未減少；1789年原則的許多信奉者仍持親英立場，因為他們認為，英國政府實行的民主比較緩和，不那麼使人感到害怕。貴族和官吏歷來對英國十分嚮往，貴族認為那裡仍是貴族統治，官吏把英國當作革新經濟的楷模。美國的榜樣也令人神往；拉丁美洲的白人後裔同時吸取美國和法國的經驗。最後，推動輿論轉變的主要因素還是戰爭的進行及其後果，革命的思想滲透有時當然也起作用，但不能說它起主要作用，儘管推行舊制度的各國政府把一切都歸罪於它。 在普魯士，巴塞爾協定助長了啟蒙思想家中與法國和解的傾向：例如，里埃姆牧師曾毫不隱諱地提出過這種主張。在軍官中，甚至在宮廷里，這種意見也相當強烈，不過以維護國家利益的面目出現而已。督政府在1796年曾希望南德意志的騷動繼續發展，因為入侵的前景正使不滿情緒日漸加劇；巴伐利亞貴族和符騰堡三級會議始終反對入侵法國，但他們從沒有想過要放棄自己的特權。漢堡仍是法蘭西影響的中心，既然政府不讓商人從軍需供應中謀得利益，商人也就對繼續戰爭公開表現出不滿。基於同樣的理由，和平請願運動在英國正日益高漲：厄斯金於1797年1月發表的《簡論當前對法戰爭的起因和後果》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稅收加重，經濟困難，特別是饑饉，造成了人心不穩：本書在前面曾經談到1794年西里西亞的織工暴動以及1795年秋季倫敦出現的嚴重騷動，倫敦騷動對皮特決定和談有一定的影響。當形勢在1797年變得對英國極端危急時，皮特強迫英國作出的努力確實非同等閒；鑒於自己越來越不得人心，為謹慎起見，皮特再次把馬姆茲伯里派往法國。 同大陸的情形相反，法國革命在英國的影響只能導致民主；英國政府的反應因而與其他各國不同，它擔心手工業者的不滿以及工人階級因百物昂貴而掀起的零星騷亂，因為這種狀況只會有利於反寡頭統治的宣傳。1797年5月18日，在倫敦的一次宴會上，有人提議為選舉改革、為愛爾蘭自由和法國聯盟而乾杯。各種社團秘密地或合法地存在著；有一篇政論文自稱代表八百名堅定的雅各賓分子講話。假定這種說法並無誇大，那就不說明一場暴動正在準備當中，而且，大批送往內務部的使人不安的報告也並沒有證據。但是，政府卻草木皆兵，故意製造緊張為實行鎮壓尋找理由。 任何人都不能再否認，資產階級的上升是歐洲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徵；盎格魯–撒克遜的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法國革命以更加激進的方式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強大，因為這場革命要消滅貴族。法國革命將在未來激起無窮的反響。但在霧月十八日前夕，吉倫特派懷抱的希望竟全部落空，沒有任何一國的人民按法國人的榜樣行事。舊制度的擁護者在各國牢牢地掌握著鎮壓機器，顯然不肯輕易放手。 二、反動 革命政府以個人權利的相對性作為在革命時期或在國內外戰爭時期暫停行使權利的依據，從而引起了各國君主和作家們的一片鼓譟。英國政府顯得尤其不滿，因為英國在十八世紀被認為是人身得到尊重的少數國家之一。實際上，經驗表明，如果國家利益需要，英國政府也同樣踐踏個人權利，反動的出現正是一個新的證明。「人身保護令」停止執行後，警察橫行無忌；忠於政府的順民及其組織通過監視和告密賦予自己類似俱樂部和革命委員會的使命。在1799年，又加強了對煽動暴亂的集會和出版物的鎮壓措施，勒令印刷商必須申報登記。英國沒有發生旺代叛亂，因而不必設立特別法庭，鎮壓措施僅限於法國督政府時期使用的所謂「不流血斷頭台」，即把嫌疑犯送上國王陛下的船艦服役和把為首者流放到澳大利亞。只是在愛爾蘭才出現流血事件，那裡的起義者遭到了屠殺和處決。 大陸諸國的專制君主沒有憲法的約束，他們的鎮壓機器隨時都可以開動：他們只要根據形勢的需要決定鎮壓的嚴厲程度。在伊比利亞諸國和教皇領地，宗教裁判所無須接到新的命令。在拉丁美洲，納里尼奧被判處十年徒刑，羅德里格斯在一次密謀失敗和同黨多人喪命後，於1797年離開本國避難；他的門生玻里瓦爾在兩年後跟著出走。沙皇保羅一世同樣轉向反動。他最初曾釋放了諾維科夫、拉季舍夫和科希秋什科；但他同他的母親一樣極端仇恨革命，不久就加強了鎮壓，接納了孔代的軍隊，並讓路易十八在米塔瓦定居。哈布斯堡王朝的首席顧問大臣科洛雷多完善了約瑟夫二世的警察制度，後來的梅特涅為他擔了惡名。警察的權威高於一切，暗中操縱內閣，實行新聞檢查，普遍監視官吏的言行和任意實行逮捕。在匈牙利殺了一批人以後，世襲領地陷於一片沉寂。帝國的其他各邦也根據君主的不同態度，不同程度地以匈牙利為榜樣。甚至在耶拿，費希特因被指控為無神論者，於1799年離開了學校的講台。不甘屈服者流亡國外，例如雷伯曼於1796年來到了巴黎。在普魯士，啟蒙運動繼續在抵抗；弗里德里希–威廉於1797年去世，他的兒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繼位後，沃爾納開始失寵，迫害政策也告停止；即使如此，康德仍必須極其謹慎小心。在法軍被逐出義大利後，白色恐怖便橫行無忌；在羅馬，特加在那不勒斯，白色恐怖就在納爾遜的眼皮下猖獗。 維護政府的權威並不等於要放棄一切改革。皮特不能否認，輝格黨主張的某些改良能取得他的贊同。在大陸上，效法英國革新農業的主張引起了政府和開明貴族的重視，其中包括廢除農奴制、贖買領主權、小塊土地合併和取消集體權。制憲議會和救國委員會的某些建設性措施也適用於開明專制，戰爭暴露了舊時代遺留下來的行政體制的種種積弊。 在特權階層中，大多數人憎惡變革，深怕雅各賓主義的蔓延會引起連鎖反應；英格蘭主教霍斯雷於1795年聲稱，平民百姓對法律唯有服從，無權說三道四。政府也持同樣的主張；皮特認為改革只會助長平民運動；何況，即令他有別的看法，他已被喬治三世的盟約捆住了手腳。改善行政機構和施政措施十分緩慢，成效甚少，幾乎可以說毫無進展，官僚們上下勾結，暗中加以阻撓。 在奧地利，弗朗斯瓦堅持事必躬親，同大臣的交往都以書面形式或由科洛雷多轉達。他想方設法讓貴族擔任高級官職。他放棄了土地改革，並於1798年作出規定，減輕勞役須經領主和農民協商一致和取得當局的批准。 人們對保羅一世不能寄予更高的期望。雖然他表面上似乎偏向農奴：確實，他禁止在小俄羅斯不附帶土地出售農奴，並規定勞役為每周三天。但是，這些規定實際上無人遵守。他滿足於讓里沃尼亞省議會略為減輕對農奴的壓迫，他派駐多瑙河公國的特命大臣吉謝廖夫並未作更多的努力。保羅一世還把皇家農奴分配給臣屬，使這批農奴的處境更加困苦。行政改革也完全落空；他對臣屬喜怒無常，即使潘寧、羅斯托契尼和蘇沃洛夫這樣的近臣也不免突然失寵。這種走馬燈式的更替不僅造成人人自危，而且使政府無所適從，終於以沙皇遇刺而完成了一場宮廷革命。 改革思想在普魯士高級官員中仍相當活躍；例如，在科尼斯堡受過康德和克勞斯的薰陶的舍恩和施勒特爾鼓吹經濟自由。一些來自西德意志的流亡者，如萊茵人施泰因、漢諾威人哈登堡和丹麥人施特倫澤等人，也有同樣的想法。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最初準備同意實行稅務平等；後來仔細一想，又改變了主意。施泰因只是在金融管理上作了一點技術改革，甚至未能取消國內稅卡。貴族保留了高級職位：在1800年，在六七千名官員中，非貴族僅占六百九十五人。當時謠傳，新國王希望結束農奴制度，請願書便紛至沓來。土地改革在國王領地繼續進行，但容克的財產不受影響。普魯士同奧地利一樣，行政體制沒有任何進步。相反，由於歸化的困難，不久前從波蘭割讓的土地另設總督單獨管理，同西里西亞一樣不受政府各部的節制。1794年的起義導致了教會的土地和讓給貴族的王室領地一概沒收，僅把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作為薪俸留給教士，把百分之六十一留給未參與叛亂的貴族。國王成了被兼併地區最大的地主，擁有土地一千五百平方公里。這片領地的經營人在出租時只收極低的貢賦；農業大臣助理澤爾伯尼曾揭發營私舞弊，但他因此被控參與秘密會社，並被判終身監禁。 只有兩個公國屬於例外。在巴伐利亞，蒙特熱拉於1799年執政，開始行政改組，奠定了新任的選侯和未來的國王馬克西米利安的統治：他用大臣代替了政務官，並建立了樞密院。在丹麥，特別在霍爾斯坦和什勒斯維希地區，土地改革正深入進行；人們定出了勞役的贖買價格，土地兼併加快了，其結果與英國的圈地運動相類似，農民變成了為貴族地主做工的農業工人。可見，改革者與革命的同情者幾乎同樣軟弱無力。正是共和國的軍隊才使世界的面目為之一新。可是，既然法國人渴望和平，這將會帶來什麼結果呢？霧月黨在擁立波拿巴的同時，決心讓革命大軍在所到之處推翻舊制度。 三、美國 美國的保守派領導人——如今稱作「聯邦黨」——雖然恪守中立，卻不免對革命的事態發展感到不滿；路易十六的處死，拉法葉特的出走，流亡者（例如塔列蘭和原來的杜邦·德·納莫爾）的敘述使他們憤慨莫名。民主派的暫時勝利尤其使他們惱怒，因為平民騷動在美國正此起彼伏。俱樂部紛紛成立，處處可以感到法國事態的影響。禁酒令更激化了矛盾，鄉村中釀酒戶有成千上萬，他們的激烈抵制實在令人擔心。在賓夕法尼亞西部邊區，華盛頓於1794年不得不派出軍隊，粉碎反對派的抵抗。吉倫特派的使者熱內要求美國預付應償債務和給法國購買食物的貸款，或至少根據同盟條約給法國必要的援助，當他的要求被華盛頓拒絕後，他竟訴諸輿論。總統把因禁酒令激起的騷亂的責任加在俱樂部身上，聲稱要像法國的福揚派、拉法葉特和熱月黨一樣取消俱樂部。 聯邦黨在黨內和本階級中都不能保持一致意見。作為種植園主的傑弗遜不贊成漢密爾頓的政策，辭去了國務卿的職務：他責備政府歪曲憲法，一味為商業資本家謀利，不惜損害農場主和小自耕農群眾的利益。麥迪遜也分裂出去。傑伊協定呼籲維護民族尊嚴，指責漢密爾頓卑躬屈膝地為英國人效勞。於是，便逐漸形成了一個反對黨，即以民主為號召的「共和黨」。華盛頓於1797年離職後，約翰·亞當斯接任總統，但他僅以微弱多數戰勝了傑弗遜。他同漢密爾頓關係不和，後者接著辭職。但是，亞當斯對平民運動和法國革命都懷敵意，他利用與督政府的關係破裂，使國會不僅通過了外僑法案，以驅逐可疑的法國人，而且通過了懲治叛亂法案，以查禁被認為危險的俱樂部和書刊。弗吉尼亞州和肯塔基州相繼提出抗議，均屬徒勞。這為1800年的選舉作了準備，傑弗遜在那次選舉中當選了總統。 如果把極不相同的新舊兩大陸的自然條件和歷史環境撇開不談，人們會發現，有產者的擔心雖然會因為悲觀而加重或因為樂觀而減輕，（其程度自然因各人的性格不同而異），但這種擔心卻到處都是歷史的普遍運動的原動力。聯邦黨對伯克的思想懷有好感。他們沒有國王、勳爵和教會需要保護，假如不是法國革命的曲折進程和反宗教措施已把他們嚇怕，他們本來會更加靠攏已持保守立場的法國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西哀士。 傑弗遜的民主思想遠不如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徹底。他並不堅持普選制，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鄉村獨立小生產者的共和國，這同山嶽派和某些制憲議員沒有太大差別。作為地主，他對工業資本主義懷有戒心，深怕由此而形成人數眾多的無產者；如同盧梭、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一樣，他認為這同政治民主是決不相容的。他以為找到了一條脫身之計：讓歐洲去搞工業，而美國仍停留於農業國家。這當然是個幻想。只圖近利和不顧將來的商人不由自主地登上歷史推動者的寶座。傑弗遜至少希望鄉村的小產業主能大批增加；在這方面，他比最有寬闊胸懷的法國革命者更有理由採取樂觀主義的立場。 在舊大陸，擴大耕地需要以艱苦的墾荒為代價，而且這種代價正變得越加高昂，但在美洲，遼闊的處女地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均有待人們放手大膽地去開發，這種狀況減輕了社會的壓力。所以，雖然大西洋地區的小農仍反對大農莊主，並擁戴傑弗遜任總統；雖然新邊疆人民的艱難和冒險的生活促使他們更明確地轉向政治民主，資產階級卻仍能最完美地和最無阻力地奠定在美國的統治。 四、觀念的衝突 政治衝突和社會衝突繼續在觀念世界中得到反映。在統治階級內部，權威和傳統又重新變得時髦起來，越來越多的作家或者出自信念，或者為了遷就讀者，對法國革命表現得冷淡和敵視。坎寧在英國創辦了《反雅各賓報》，後來成為激進派領袖之一的科貝特猛烈斥責革新派。政府有鑒於宣傳的重要，從經濟上給予資助。皮特給最著名的漫畫家吉爾萊發放津貼。來自日內瓦的避難者約瑟夫·台薩爾、伊佛諾瓦和馬萊·杜潘在宣傳運動中占了重要地位。維也納人霍夫曼、瑞士人吉爾塔內和漢諾威人齊默爾曼聲稱法國革命是光明異端會和共濟會陰謀的結果，這種說法在德意志諸國傳播甚廣，一個名叫羅賓遜的軍官於1797年在愛丁堡再次申述了這個觀點。 法國流亡者也是反革命宣傳的參與者。但他們之間的意見並不一致。例如，穆尼埃後來為共濟會辯護；君主立憲派與君主專制派相對立。布瓦日蘭在倫敦策劃了一項宣傳計劃，夏多勃里昂繼1796年發表了《論古今革命》後，於1799年開始撰寫《基督教的真諦》，這些也許就是以上計劃的一部分。另方面，維里埃熱烈地信奉了康德主義。但大多數流亡者都毫無例外地詛咒大革命，巴呂埃爾於1797年和1799年出版的著作獲得了經久不衰的成功。 新制度的最傑出的捍衛者主要在英國出現。潘恩的《人權論》的第二部分於1792年問世，這是法國革命喚起的最熱烈的同情表現。葛德文於1793年發表了《政治正義論》；他在次年發表的《卡萊布·威廉斯》中對當時的社會作了辛辣的諷刺。在他看來，社會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公平，而傳統的所有制是罪惡的發源地。同巴貝夫一樣，他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土地所有權的平等；但作為極端民主派，他對政府和政黨不寄任何希望，而想通過個人的完善與和平而合法的演變達到共產主義。如果說他在當時已成為獨立的派別，這恐怕還不盡然，他的妻子瑪麗·沃斯托恩克拉夫是最早的女權主義者，但其影響更要小些。程度不同地傾向民主派的律師和演說家直接接觸群眾；儘管警察的查禁，秘密出版從未停止過。自從英國認為不再有入侵的危險後，宣傳運動的勢頭有明顯下降。彭斯於1796年去世；其他詩人默不作聲；科爾律治在聽到法軍進入瑞士的消息後，竟公開承認錯誤，並在一篇「自嘲詩」里譴責敵人的大逆不道、出爾反爾和輕佻殘忍。在現存的大批漫畫中，有反革命畫家諷刺宮廷和大臣的對內政策或對外戰爭的作品，卻幾乎見不到民主派的作品，他們即使有作品，恐怕也無人印刷和購買。 在歐洲大陸，革命的同情者不能公開投入論戰，只是從事一些地下活動，還要冒很大的風險。黑格爾不能發表抨擊符騰堡大公暴政的檄文。贊同新原則的思想家往往只談哲學，不談時事。而哲學幾乎完全被德意志所壟斷。赫爾德、康德和費希特至少仍忠於啟蒙運動，但不免遭到他人的指責。費希特於1793年發表了《確立爭取思想自由的原則》和《對法國革命公眾評價辨謬》。深受盧梭影響的費希特主張國家以契約為基礎，反對特權，認為只有勞動所得才合理合法。總之，他似乎是一個強烈反對國家的個人主義者。但是，他於1796年在《根據認識原理談天賦人權的基礎》一書中奠定了先驗論唯心主義的基礎。他在該書中不再談論法國革命，他的政治觀點已轉到另一個方向：人們只是在社會中生活；人與人在發生關係時便出現權利，國家則用強制手段保障權利；因此，個人的實現有賴於國家。到了1800年，費希特甚至主張，為了保障生存權，應該讓封閉的商業國家來領導經濟。 赫爾德於1793年至1797年期間所寫的《論人類進展的通訊》更接近啟蒙運動。康德在1795年的《論永久和平》、1797年的《道德的形上學》和1798年的《學院之爭》闡述了關於「法權國家」的原則和國家間法律關係的原則，這些原則同1789年展望的理想是一致的。威廉·洪堡在其未發表的《論國家的界限》一書中提出了關於個人不受任何限制的主張，這種主張肯定不會使霧月十八日時的西哀士感到不快。 然而，所有這些思考都不促使人們採取行動。德意志思維的特點在於它強調人的解放從屬於個人精神和道德的進步：自由首先是個人努力服從康德的「絕對要求」的產物。積極投身政治生活、甚至為法國出力的人，如福斯泰、雷伯曼和戈爾等，聲稱法國大革命之所以名聲不好，是因為法國人的道德低下。這種說法同哲學家們的說教遙相呼應。康德認為，即使國家首腦推行暴政，反抗也應受到譴責。費希特指出，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因為一旦人民破壞權利，又有誰行使否決權呢？ 其他一些思想家雖然並不打算維護舊制度，卻甘願與反動派攜手合作，因為他們對法國發生的事懷有強烈的反感。其中主要有魏瑪文人，首先是歌德和席勒；兩人在經歷了狂熱的青年時代後，已適應了環境：歌德擔任了魏瑪的卡爾·奧古斯特的大臣，席勒在耶拿執教。他們聲稱從古希臘文化中發現，藝術能使人的不同傾向和諧一致，使生命的衝動和人的激情同理智互相協調。這種新興的人道主義要求個人獨自進行全面的修養；在哲學方面，它具有泛神論的傾向。歌德於1794年至1796年發表的《威廉·邁斯特》以及席勒於1789年和1799年發表的《華倫斯坦》三部曲和《鍾之歌》曾轟動一時，人們爭相閱讀。威廉·洪堡加入了古典主義的潮流，賀爾德林也不置身事外。這些作家強調思想修養和藝術修養，但在政治上墨守成規。 人們在閱讀這些作家的作品時總有這樣一個感覺，似乎在聆聽一些在舊制度下過著安逸生活的人的對話：他們對舊制度不抱幻想，但特別害怕自己的平靜被攪亂。他們默認自己的軟弱無力只能表明他們的孤陋寡聞，他們的見解遠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麼獨具一格。公民道德很難同個人道德相分開，沒有公民道德，就不能設想有自由和民主：這類的話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已是老生常談。德國人本該承認他們已熟知孟德斯鳩、盧梭和羅伯斯庇爾的主張。法國人也完全了解，如果沒有維護個人自由和提高人的精神水平的政治制度，「道德」之花便不能盛開。德國作家要他們的同胞作出精神的和道德的努力，卻又不想把他們從農奴制下解放出來，這豈不是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此外，人歸根到底還不能僅僅依靠精神，人的行為也取決於人的感情、感覺和肉體，這本是古人早已知道的事，特別在文藝復興以後，自由派難道不正是大談特談這些東西嗎？總之，每當歷史環境還不允許人們打破暴君的統治時，便一定會有某種哲學或宗教出來向民眾指出，他們應該把內心的自由和精神的拯救放在首要地位。從這個意義上看，德意志的思想家雖然否定禁欲主義和愚民政策，卻仍然在軍隊的殘酷統治下，奉行摒棄一切人間希望的斯多葛主義和基督教義。 在其他各國，理性主義的統治似乎不如法國那麼穩固。首先，各國科學發展的程度十分參差不齊；在這方面，法國暫時占著無可爭議的領先地位。德國的高斯在數學方面僅僅初露頭角。避居美國的英國化學家卡文迪什和普里斯特萊年事已高。才華出眾的尼科爾森尚未完成水的分解。戴維和道爾頓只是初出茅廬，瑞典人柏采留斯也屬同樣情況。只有盎格魯–撒克遜的沃拉斯頓和倫福德才能和法國物理學家平起平坐。在義大利，對電的認識正醞釀著一場革命，波倫亞的解剖學教授加爾瓦尼的試驗最早從1786年開始；正在帕維亞任教並已有起電盤和氣體燃化計這兩項發明的伏打即將向世界揭示電流的奧秘，但他在1801年已發現了電池。至於博物學家，亞歷山大·洪堡正在拉丁美洲旅行，另一名德意志人帕拉斯正漫遊俄羅斯帝國。這些觀測和實驗雖然具有很高的價值，但在思考的深度上畢竟比不上拉瓦錫所表現的綜合天才以及意識形態家們的科學實證觀。善於收集新事物的普里斯特萊直到臨死仍頑固地抱住司塔爾的燃素說，拒絕接受近代的化學。 此外，正如人們所知道的，英國的經驗主義從休謨開始早已變得保守，而到了邊沁那時則更是如此，他們否認法國哲學關於人有主宰自己命運能力的主張，竭力重建道德的規範和權威，他們持這種觀點並非出自形上學的考慮，而是有歷史觀察和政治經驗作依據。人們通過實驗找出物理世界的規律，從而加以掌握和遵循；在觀察社會生活時，同樣的方法也能使人們注意到，舊體制既然存在已久，早為人們所習慣，它不但「順乎自然」，並且在事實上具有相對的「真理性」。在伯克那裡，這種實用主義由於增加了從醫學上借來的生機論而變得複雜起來，蒙彼利埃學派曾在十八世紀的法國傳播過這種生機論，比夏在督政府時期還堅持這個觀點，因為拉瓦錫開創的實驗生理學當時還沒有占壓倒優勢。生機論認為，生物是一種叫做生命的非理性的和神秘的力量逐漸和自發成長的結果。伯克指出，社會像是一株植物或一種動物，而個人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而社會的權威作為個人的生存條件而強加於個人，個人卻不能擺脫社會的權威，正如他不能拒絕其軀體的需求一樣。這種經驗理性主義經過同神秘主義相雜交，開始與浪漫主義相銜接，並從英國經漢諾威傳到了德意志：雷貝爾和布蘭德受到生機論的深刻影響。費希特承認國家對公民具有至上權，這一新轉變表明他的哲學也走上了同一條道路。於1793年翻譯了伯克著作的弗里德里希·根茨拋棄了神秘主義傾向，而用功利主義的觀察為政治保守主義辯護。人們認為政治哲學便由此產生，後來成為根茨得力助手的梅特涅就用政治哲學為哈布斯堡王朝效勞。甚至政治經濟學也忍不住要壓一壓理性的傲氣。馬爾薩斯通過對當時英國的觀察於1798年指出，人類的無限進步只是一種幻想，因為儘管技術在進步，人口增長的速度要比生活資料的增長快得多。一切社會改良既然促進人口的繁衍，便只會使禍害加劇，而疾病、惡行、饑荒和戰爭卻能促使社會恢復平衡。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者，馬爾薩斯找到的解決辦法是規勸窮人節慾和忍耐。恪守傳統的思想家認為，馬爾薩斯給了孔多塞和葛德文的希望一個致命的打擊。 正流亡國外的博納特和約瑟夫·德·梅斯特爾於1796年分別發表了《關於政權和教權的理論》和《論法蘭西》，這兩部著作與以上保守的經驗論也有一定的聯繫。例如，博納特經常以所謂「順乎自然」為理由。他們要個人從屬於社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竟把他們列入「社會主義」的範疇。但是，他們用上帝造物論代替了生機論。既刻板又武斷的博納特還醉心於天主教的王政傳統；在他看來，上帝為社會確定的結構將永恆不變，家庭作為社會的原始結構是社會基礎在人類存在中的延續，國王則是家庭擴展成社會的一家之長。作為一名忠實的教權主義者，富有歷史感的約瑟夫·德·梅斯特爾對世俗政府的形式不大在乎；在他看來，明智的上帝滿足於用極其靈活的行動維護社會現狀，因而必須服從現實。 反對知識至上的運動在各國遠比在法國更為強烈地同實證科學和理性主義相對立，不管實證科學和理性主義的方向是什麼；這個運動在1789年前曾啟發了盧梭和「狂飆突進」，如今為各種事件通過宣揚投機冒險和不健康的東西所加強，安娜·拉德克里夫的小說風靡一時正是個證明。多少不幸的情景重新刺激了人們的悲劇感，促使人們去思考人同自然力和命運作鬥爭的意義。然而，我們只有充分認識追隨這個傾向的人的精神狀態和社會地位，才能充分衡量出這個傾向的力量：他們多數不能適應環境，因自己的病態或精神不定而陷於苦惱或企圖自殺；他們是些渴望自立和貪圖享樂的青年，但在謀求出路時因遇到社會的限制或受到地位、財產、名望和特權的阻撓而鬱鬱不樂。他們對鋤惡扶善的「綠林英雄」懷有好感，這並不奇怪；其中許多人到了成年或在事業上取得成功後，自己就會清醒過來。在任何時代，都有一些耽於幻想的人，但隨著資產階級的上升，原有的社會框架被打破，許多青年人容易變得憤世嫉俗或心灰意懶，耽於幻想的人也就成倍增長。 這種思想狀態在德意志比在任何其他地方表現得更加突出。它清掃了啟蒙運動的影響和歌德人文主義的短暫魅力。事情並非出自偶然；因為神秘主義在德意志比在其他各國更加強大。神秘主義是路德教派的核心；通過虔信派和摩拉維亞修士派，人們可以發現十七世紀自稱有神附身的鞋匠雅各布·伯梅同浪漫主義之間的親緣關係。維爾納、里特爾和巴德爾等學者對他們的經驗認識居然作了最出人意外的上帝顯聖的解釋。因此，滲透進共濟會和光明會的種種愚妄暗昧竟自稱有科學理論或科學發現為依據：他們從醫學那裡借用了生機論，從物理學借用了磁力學，磁力也被認為是一種非理性的力量。催眠術把精神引向心蕩神馳的無意識狀態，進而接觸超自然世界。這些有知識的人竟以自己的方式同神秘主義的宇宙觀相妥協了，而神秘主義的宇宙觀只能反映同啟蒙運動始終格格不入的普通居民的原始迷信思想。神秘主義侵入了哲學領域。康德在破除了形上學以後，又聲稱道德意識歸根到底是神的直覺，從而為新的形上學奠定基礎。繼康德之後，德意志哲學朝著這個方向走上了先驗論唯心主義的道路。費希特在1794年出版的《知識學基礎》一書中，通過精神的幻覺，把「自我」當作唯一的實體；活動中的「自我」賦予自己活動的理由，並在竭力吸收「非我」的同時創造出「非我」。接著，謝林又賦予「非我」一個獨特的但又純觀念性的存在；自然和自我從此成為絕對的兩個表現方面，思考把絕對的無意識統一分割為二，但藝術天才卻能憑直覺達到絕對，並在其作品中表現絕對。最後，這種思潮對器樂的進步大有好處；作為典型的浪漫主義藝術，器樂的規則完全取決於自身，因為它沒有固定的形式，需要人們意會，著重在打動人的情感，即所謂以聲娛人。德意志在器樂方面取得了無比光輝的成就。 十八世紀的最後十年尚未完全過去，已有一群作家背離歌德和席勒，打出了浪漫主義的口號，並因此交上了好運。弗里德里希·施勒格爾在其兄弟奧古斯特的幫助下，於1798年在柏林創辦了一個名叫《雅典娜神殿》的雜誌，該雜誌共維持了三年。他們於1798年在德勒斯登，1799年又在耶拿同諾瓦利（他的真名是哈登堡男爵）、謝林和蒂克交往頻繁。當時，蒂克剛出版了他的已故朋友瓦肯羅德留下的遺著《一個藝術之友、世俗修士的傾訴》，他們共同討論哲學，但始終未能得出一個能夠自圓其說的哲學體系。作為古典作家的門生，他們最初認為世界是生命力的變化無窮和永不枯竭的創造物；接著，在謝林和其他學者的影響下，他們又認為創造物之間具有某種「普遍的同情」，其表現形式有化學親合、磁力吸引和人類之愛等。後來，他們被施萊爾馬歇的宗教狂熱所感動，終於從伯梅那裡借用了中心一詞充當世界的靈魂和神的本原。總之，只有天才的藝術家才能通過直覺，甚至通過夢幻和奇蹟，接觸到真正的實在，而這種神秘的體驗又通過藝術家轉化成為藝術品。詩人變成了傳教士，哲學也屈服於奇蹟。這些假道學家如同被他們不屑一顧的窮人一樣在坐等奇蹟的出現。可惜的是，人們不能說他們等到了奇蹟；他們沒有留下偉大的作品。較受歡迎的只是諾瓦利的作品，特別是1798年和1799年寫下的《夜之頌歌》。 造型藝術沒有突破性的進展。新古典主義的建築風格繼續遙遙領先；卡諾瓦的塑雕把十八世紀的美色傳統同學院派的題材結合在一起。然而，在英國，風景畫正刷新繪畫藝術；布萊克的超自然視野與浪漫主義的夢幻相當接近。德意志的音樂也有進步；海頓當時創作了他最偉大的作品《四季》和《創世紀》，他的靈感使人想起十八世紀那種怡然自得、充滿信心的樂觀主義，而貝多芬的悲壯激越的靈魂已活躍在他的奏鳴曲中。 就其本身而言，浪漫主義不是一種政治學說。但是，由於浪漫主義在政治領域中也訴諸人的感情，浪漫主義者的政治立場往往隨環境而轉移。當反動派得勢時，他們為了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很快變成了狂熱的反革命分子。但是，由於不滿現狀，他們力圖在虛幻的過去中尋找藏身之地。諾瓦利發現了神聖羅馬帝國和中世紀教廷，他於1799年曾為以往幾個世紀增添榮耀的基督教統一大唱讚歌。天主教的祈禱書和音樂使他們深受感動；諾瓦利甚至為聖母瑪利亞寫了讚美詩，儘管他仍然是新教徒。後來，隨著奧地利有更多的官職交給他們，諾瓦利的許多朋友轉而為奧國服務，並皈依了天主教。 這些新動向雖然值得重視，但決不能誇大它們對輿論的影響。憎惡法國革命的人多數並非出自哲學方面的原因；如果他們感到有這種需要，他們本可以向教會提出要求。在十八世紀末期，自行萌發的宗教情緒在保守的實用主義和直覺主義的推動下逐漸重新抬頭，這種狀況在其他各國比在法國更加明顯。貴族在向國王靠攏的同時，深感與國家的信仰休戚相關，大家一致同意：魔鬼是雅各賓派的始祖。更何況，各種災難和曠日持久的戰爭總是把膽戰心驚的群眾拉回到祭壇的面前。 天主教十分需要這樣的復興，因為它在革命中是主要的受害者。法國及其占領的各國只不過是「傳教區」而已。在德意志，新的災難迫在眉睫：巴塞爾協定和康波福米奧協定宣告了一場普遍的世俗化運動即將來臨，甚至反革命的新教徒也都熱切盼望「把黑袍軍趕出萊茵地區」。另方面，開明專制一直把教會置於自己的監護之下；巴伐利亞向教會徵稅；在西班牙，歷來以哲學家自居的薩維德拉和烏爾基霍於1798年接替了戈多伊：他們於1799年禁止向羅馬教廷上訴，力圖攫取教會的產業以開闢財源。庇護六世作為督政府的俘虜剛剛死去，奧地利幾乎毫不掩飾它想同那不勒斯王國平分教皇世俗領地的願望。可是，同敵人的期望相反，教會的不幸變得反而對教會有利，因為不幸引起人們的同情。英國熱情歡迎被放逐的法國神甫，從而為天主教的復興播下了第一批種子。為了安撫愛爾蘭人，伯克不斷主張給予他們宗教自由，皮特個人也持同樣的立場。在德意志，集合在菲爾斯滕貝格和奧韋爾貝格周圍的一小批狂熱分子在明斯特建立了「神聖家族」，哥里津郡主和蒙塔居侯爵夫人（拉法葉特夫人的妹妹）在其中十分活躍。在1800年，施托爾貝格很有改宗天主教的希望。保羅一世也使他們相信，復興天主教可大有作為；俄國沙皇允許波蘭人信仰天主教。約瑟夫·德·梅斯特爾和格律貝爾神甫已說服他提議重建耶穌會，沙皇已把馬耳他騎士團置於他的保護之下，並當選為該騎士團的大首領。 新教在大革命期間未受重大衝擊，宗教情緒的抬頭對它只有好處。在德意志，施萊爾馬歇於1799年出版的《論宗教》一書再次激發了神秘主義狂熱，而瓦肯羅德和浪漫主義者又通過美學直觀把人們重新引向宗教。在英國，衛斯理已於1791年逝世；他在保留世俗傳教士的同時，創立了由教士互相推選的等級體系，從而使衛理公會逐漸向英國國教靠攏；因此，衛理公會於1797年發生了第一次分裂。這個教派竭力煽動平民中的神秘主義情緒，並繼續取得進展，它對「英國非國教的新教徒」具有廣泛的影響。浸禮會派步衛理公會之後塵，也有相當的進展，而普利斯特萊的索西長老派和普萊斯的衛理公會長老派卻正迅速消亡。甚至在英國國教內部，也形成了一個以維爾倍福斯為首的福音派集團，他們試圖恢復國教的活力，但未成功。脫離英國國教的革新派教徒拋棄了對法國革命的同情；他們對人民群眾的影響雖然被人誇大了，但這種保守主義影響的存在畢竟是無可爭辯的。在德意志，雷文特洛在霍爾斯坦的恩肯多夫建立的新教徒團體與明斯特的「神聖家族」相呼應。斯托爾貝格在皈依天主教前常與這個團體交往，後來在波拿巴統治期間主持宗教事務的天主教徒波塔利斯也和該團體有聯繫。雷文特洛的宗教熱情擴展到整個霍爾斯坦公國，基爾大學因此受到了清洗。與此同時，雷文特洛堅決維護霍爾斯坦的自主權，反對丹麥政府的干預；這並不奇怪，因為他要使德意志貴族至高無上的權威免受任何衝擊。 在君主們和形形色色的反動派看來，革命黨人為之自豪的民族觀念引起了敵對或強烈的反感。君主們認為，民族觀念意味著主權屬於人民，他們明白這對他們統治的國家具有何等的危險。形形色色的反動派認為，民族觀念必然和平等相聯繫：「民族這個詞，聽起來像雅各賓。」在尼德蘭，貴族和教士寧願回到奧地利的奴役之下，也不肯喪失他們的特權；同樣的恐懼削弱了波蘭的民族抵抗事業；匈牙利的大貴族仍然忠於哈布斯堡王朝，只要保住對農民的奴役，即使實行部分的日耳曼化也在所不惜。匈牙利議會徒勞地要求維也納作出讓步：以馬扎爾語為國語，給予關稅優惠，合併達爾馬提亞和阜姆以取得出海通道。弗朗斯瓦不顧攝政王約瑟夫大公的諫勸，對這一要求置若罔聞。在愛爾蘭起義後，皮特決心取消都柏林的政府和議會，進而摧毀愛爾蘭殘存的自治地位：聯合將於1800年實現。 然而，戰爭正逐漸使民族主義代替世界主義。革命黨人又一次作出了榜樣。英國在同革命軍作戰中終於染上了民族主義的狂熱。在福克斯領導下的輝格黨殘餘分子長期附和平民階級，認為戰爭是皮特和托利黨的事情；但在康波福米奧協定後，當英格蘭處境孤立、愛爾蘭起義蔓延、尤其法軍登陸日近時，輿論開始感到恐慌，戰爭便具有了民族性質。此外，法國在荷蘭、西薩爾平和瑞士根絕了舊制度，實現了領土和國家的統一，大大促進了民族覺醒。法國入侵對義大利十分有利，持統一主張的義大利人遠比人們通常想像的要多得多，他們指望這次入侵能對他們有所幫助。迫於戰爭的需要，法國把義大利當成了軍事競技場，讓義大利養活它的士兵；這使義大利人明白了獨立所需付出的代價；正如羅伯斯庇爾預言的那樣，戰爭必然使義大利人轉而反對法國：義大利人於1799年把奧軍和俄軍當作解放者歡迎。但是，傳染才剛開始，德意志還未受到影響。文學藝術的蓬勃發展，浪漫主義推崇的「復古」，以及由懷念歷史而對神聖羅馬帝國的強烈眷戀在文學家中激發了民族感情，但這種民族感情尚未具有政治的形式。它把作為「文化古國」的德意志同陷於野蠻廝殺中的新建民族國家對立起來；德意志人甚至把自己的弱點當作優點，並以此找到自己負有神聖使命的證據。這種傲慢自大和自甘落後的狂妄情緒在德意志遭到入侵後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