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史 · 第五章　第二屆督政府

在熱月黨建立的政權的歷史上，果月十八日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的分界線：政變結束了比較自由的立憲制嘗試。第二屆督政府——我們慣於這樣稱呼它——不但採用了已被其前任多少放棄的非常措施，而且又想出了迫使它的敵人不敢講話的新鎮壓措施。由於大陸和平的實現，它已能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內政方面，但它始終不能取得輿論的支持。 一、督政府的恐怖統治 督政府雖然以恐怖手段支撐其獨裁統治，但它畢竟沒有把恐怖主義發展到1793年的程度，因為外國的威脅暫時已不再存在，國內的叛亂者也已淪為打家劫舍的盜賊。最高法院辦事拖沓，態度曖昧；人們有時訴諸普通的刑事法庭，那裡也有類似的缺點；革命法庭始終沒有恢復。人們對非常案件採取軍法審判；在果月十八日後，軍法審判主要用於對付地方騷亂，雖然只是在南部的個別地方曾出現過比較嚴重的騷亂。立法團只是在共和六年穡月這一個月內准許抄家，但這種准許其實完全是可有可無的形式，正如鄉村中打獵不需經過任何人批准一樣。地方當局雖然無權捕人，但它們步督政府之後塵，下令對嫌疑犯執行為期不等的關押。通信秘密和個人自由均不被尊重。政府分批取締了許多報刊，留下的幾家變得沒有政治色彩。書刊和戲劇也逃不過警察的專橫檢查。 以下三種人是主要的打擊對象：強盜、流亡者和神甫。 一項新的非常法規定盜匪按軍法審判，兩人以上作案者處以死刑，這使人不能不聯想到過去的重罪法庭，並使人想像到未來執政府的特刑庭。 懲治流亡者的問題在理論上似乎是清楚的，但在實行中卻不無困難，因為流亡者的名單常有差錯。督政府歷來反對任何玩忽法律的行為，軍事法庭和地方當局也就審慎從事。儘管如此，至少在共和六年，對流亡者的處決仍在進行。流亡者親屬仍受共和四年霧月三日法的約束，在遺產預分前不能支配他們的財產。督政府的一些成員準備走得更遠。尤其是西哀士，他甚至主張驅逐所有貴族。這個建議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兩院於共和六年霜月九日（1797年11月29日）僅決定取消貴族的居住權，除非他們像外國人加入法國國籍那樣提出申請；這對那些對革命有功之人自當別論。由於名單遲遲定不下來，這項法律也就成了一紙空文。 神甫的地位比流亡者更不明確：1792年和1793年的有關法律是否仍可執行，始終沒有作出決定；警務部長於共和七年重申，被流放的神甫返回國內者將遣送圭亞那。但是，許多神甫同時也出現在流亡貴族的名單上，據說約有四十餘人因此喪命。軍事法庭和地方當局對另一些神甫網開三面，警務部長於共和七年表示，被告可對其身份提出異議。 在另方面，督政府往往根據特別法令，將拒絕宣誓仇恨王政的，甚至其他遵紀守法的神甫遣送流放地。但是，它也曾一次把九千二百三十四名比利時教士統統判處流放。在共和國的其他地區，約有一千七百至一千八百名神甫受到同樣的打擊。實際上，僅有三艘船開往圭亞那，英國截獲了一艘，其他兩艘共載有二百六十三名流放者。另有一千一百餘名被禁閉在雷島和奧列龍島。老弱病殘者悉遭關押。犯人待遇惡劣，死亡甚眾（年老病死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對教徒們說來，新的恐怖統治還表現為重新執行共和四年葡月七日法——禁止公共的宗教儀式，破除信仰的外部象徵，出售不再有神甫定期舉行祭禮的教堂。督政府分子對共和曆和旬末禮拜的熱衷也使教徒感到憤懣。督政府明令規定，各政府部門必須嚴格使用共和曆；共和四年熱月十七日（1789年8月4日）法和果月二十三日（9月9日）法確認了旬末休息一天，並規定了應予慶祝的節日。此外，督政府既無力負擔公立學校的經費開支，又鑒於公立學校遭到堅持教會教育的家長的抵制，便對私立學校——幾乎全部由天主教主辦——橫加限制。它下令將私立學校置於市鎮當局的監督之下，禁止公職人員的子女進私立學校上學，並表示政府官員今後將從公立學校畢業生中選拔。這些措施看來並未真正奏效，但也有一些教會學校因此關了門。 被稱作「不流血的斷頭台」的流放政策給人們留下很壞的印象，但督政府的恐怖統治畢竟殺人不多。由軍事法庭判處槍決的至少有一百六十人，刑事法庭的死刑判決尚無統計。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最殘酷的刑罰越來越明顯地表示反感。1798年8月後，不再有人被遣送圭亞那流放；1799年3月後，僅一名流亡者被處死。督政府分子比雅各賓分子更加聰明，他們的恐怖不針對特定的社會階層，因而廣大居民並不覺得受到威脅。鎮壓完全由政府執行，沒有設立監視委員會。監視委員會固然因熟悉當地情況而有效率，但往往夾雜著個人恩怨和種種敲詐。只是到了共和七年末，當王黨同外國的勾結激起普遍的憤慨時，恐怖統治才有重新加劇的危險。然而，許多法國人把恐怖統治同督政府的宗教政策聯繫在一起，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督政府的不得民心。 拉雷韋里埃等部分共和分子對推行鎮壓政策仍嫌不夠，還要像「暴君羅伯斯庇爾」那樣用最高主宰的公民宗教反對天主教。大多數共和分子始終不同意這麼做。但是，少數人仍躍躍欲試，並於1797年1月創立了「博愛教」。這一與共濟會具有類似信條的新教會從未深入群眾；自1796年起，在羅蒂埃·德·蒙塔洛的創導下，共濟會恢復了活動。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小學教育方面，但因經費支絀而毫無作為。實際上，它僅開辦了幾所高等學校和籌建了由「觀念學派」所控制的法蘭西學院。在推行共和曆和旬末禮拜的同時，政府打算擴大宣傳，但也沒有結果，因為這不但遭到天主教徒的反對，而且也打亂一般人的習慣，使人們感到不便。 督政府雖然得不到輿論的支持，卻至少用恐怖手段使反革命在大陸和平期間無力反抗；一旦實行恐怖，誰也阻止不了督政府轉移目標，當雅各賓派重新成為它的可怕對手時，恐怖措施也就轉而針對這些人了。 恐怖是專政的必要手段，但恐怖卻彌補不了領導者的無能和政權組織的不完善。梅蘭參加督政府後曾起過一定的作用，但他的副手弗朗索瓦·德·納夫沙杜只是一名行政官員。共和四年的部長中僅留用了拉梅爾，除比利時人朗布萊奇外，人員更替並未使督政府有新的起色。許多督政府分子表示，不該像山嶽派那樣暫停執行憲法，而應修改憲法，以便不斷加強行政權。西哀士和塔列蘭，大概還有斯塔爾夫人和本雅明·貢斯當，共同進行了周密的策劃。塔列蘭通知波拿巴說，西哀士打算去拜訪他，策劃者對將軍的答覆早已心裡有底。波拿巴主張取消立法團對戰爭與和平的決定權和對稅收的批准權。他說：「根據我的設想，政府應該是國民的真正代表。」兩院自然不打算這麼做，因而兩次建議督政府在若干年內暫停選舉。三督政在果月十八日曾要求議員贊同這一創議，但不敢同時要求擴大他們自己的職權。機會既已錯過，那就必須發動一次新的政變，因為合法地修改憲法需要很長時間。三督政在政變問題上意見不能一致。拉雷韋里埃認為，破壞憲法正是為了保存憲法；勒貝爾對巴拉斯，尤其對波拿巴，很不放心。儘管督政府變得更強有力了，但對兩院和國庫仍毫無辦法，各州的地方當局也很不穩定。 在幾個月內，共和派的團結至少在表面上已經恢復。喪失被選舉權的山嶽派得到了平反；一些雅各賓派被政府重新錄用，對報紙的控制也有所放鬆。在冬季結束前，人們幾乎可以認為，督政府最害怕的還是軍事將領。奧熱羅因為沒有當上督政，正大罵忘恩負義。波拿巴在共和六年霜月二十日（1797年12月10日）對巴黎給他的隆重接待表現冷淡和傲慢，並針對巴拉斯的演說，講了下面這句名言：「一旦法國人民的幸福有了最好的組織法作保障，全歐洲都將獲得自由。」在隨後的幾個月里，人們仍徵詢他對外交事務的意見，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有力地推動共和國走上他所主張走的那條道路。 二、第三次反動：共和六年花月二十二日（1798年5月11日） 選舉制度原封未動，政界滿懷焦慮地等著改選的到來；這次改選很可能在春末改變果月十八日的結果。 改選涉及的面相當大：由於不久前撤銷了部分議員的職務，應該補足的議席達四百三十七個，其中包括「終身」議員的一半。人們決定採用在共和五年被認為背離代議制原則而遭否定的預防措施。共和六年雨月十二日（1798年1月31日），立法團宣布自己負責對新任議員的資格審查，因而二百三十六名原國民公會議員將同二百九十七名現任議員一起參加對即將代替他們的新選議員的清洗。二十四日（2月12日），在職的兩院確定於花月二十七日（5月16日）選舉新督政，也就是說，把改選權抓住不放。改選結果是讓特雷拉取代弗朗索瓦·德·納夫沙杜。 人們逐漸覺察到，王黨分子或者已經被排斥，或者因害怕而不再投票，但對現政權不滿的人仍不選現任議員。這種狀況豈不對雅各賓派有利？他們領導著許多憲政小組，在行政官員中朋友甚多，他們的宣傳也使人擔心，拉雷韋里埃總以為恐怖分子會暗殺他，因而惴惴不安。梅蘭或許真的感到擔憂，或許出自策略需要，扮演了卡諾的角色，他警告資產階級應防止共和二年民主制的再現。《政府通報》提醒有產者注意，「無恥的無政府主義正宣揚羅伯斯庇爾的平均和平等，向一無所有者許諾將把有產者的產業分給他們」。本雅明·貢斯當從理論上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其實，新雅各賓派同無套褲漢已不再有聯繫，但「社會恐懼」過去對熱月黨人有用，現在對督政府分子有用，將來對波拿巴依然有用。巴拉斯高聲反對在共和派內部製造分裂，但也毫無用處，因為其他幾名督政另有自己的小算盤。督政府與兩院爭吵不休：問題在於督政府不僅要排斥雅各賓派，而且要排斥拉馬克這樣的獨立派（儘管拉馬克原是吉倫特分子），以便在議會中取得馴服的多數。波拿巴後來指出：「決不容許反對派的存在。」打定主意以後，督政府對這次選舉作了認真的準備。它免除許多官員的職務，在許多城市宣布戒嚴，並藉口檢查路捐執行情況，派遣巡視員攜帶命令和經費送交各地的特派員。梅蘭的拿手好戲正是大搞分裂，以便操縱對立的各派。 選舉的結果沒有任何地方可以使資產階級感到驚慌，但人們認為，新的立法團大概不會像以往那麼順從。由於議會將在牧月一日（5月20日）開會，必須趕緊動手。督政府的親信擬出了一份應予剔除的議員名單，提交兩院通過。共和六年花月二十二日（1798年5月11日）法規定：在未發生分裂的八個州中選出的議員均被除名，議席空缺待補；在十九個選區中當選的分裂分子准予取得議員資格；在別的選區中也有個別當選議員被撤銷；另有六十餘名行政官員和法官被驅逐。總計共有一百零六名當選議員受到花月法的制裁；約有六十名反對派逃過了厄運。花月二十二日選舉進一步表明，政府的勢力——六十八名特派員、十七名一般官員以及一百零六名行政官員和法官，其中大部分都依靠督政府才謀得官職——進入了兩院。立法權的地位正繼續下降，國家官吏闖入立法機構將長期毒化代議制的氣氛。 失望接踵而來。多數議員眼看許多備受他們尊敬的人竟被除名，他們在不滿之餘，暗中對他們服從的領導人懷有怨望。在反對派方面，呂西安·波拿巴危言聳聽地抨擊當局。督政府達到了權力的巔峰，它的垮台也就為期不遠了。 三、財政問題與國民經濟 然而，督政府的業績主要是在果月十八日後的二十個月內完成的；人們對此沒有作出公正的評價，儘管督政府遠不止在經濟方面為執政府作了準備。 當務之急是要恢復經濟。兩院迅速採取措施，再次削減債務。國家債冊僅留有或登記有債權人三分之一的證券，這些證券可用於納稅和支付購買國有產業時必須用鑄幣償付的部分，餘下三分之二的證券改作銀行券，可與其他「死價值」一樣抵償購買國有產業的其餘部分價款。這就是所謂「拉梅爾清賬」或三分之二的信用破產，也就是共和六年葡月九日（1798年9月30日）對世襲年金和霜月二十四日（12月14日）對終身年金、養老金以及對待積欠債務和浮動債務提出的解決辦法。 預算因此減少了一千六百萬，並且不留尾欠。餘下的事是爭取財政收支平衡。為了加快徵收直接稅，各州均成立了稅務局：督政府的特派員與納稅人代表一起確定課稅基數和制表造冊。但特派員往往忙於其他事情，對徵稅業務也不在行，因而這次改革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看來，派遣稅吏前往欠稅人家裡索取的措施比較有效。兩院還決定開徵新稅，特別是路捐，但仍毫無計劃地批准各種開支以及緩納稅款。兩院始終不願增設間接稅，後來雖勉強予以同意，但也只是由市鎮當局徵收。共和六年的財政赤字高達二億五千萬。共和七年初，正值秋季，也許因為大陸戰爭又迫在眉睫，兩院終於批准了關於徵收營業稅、印花稅、註冊捐、地產稅、動產稅等基本法，其中一些稅則或者長期有效或者至今有效。此外，兩院還設立了一項門窗直接稅。增稅措施在短期內仍不能使財政收入顯著增加，出售國有產業不足以應付非常開支；主要財源來自對英作戰的一筆八千萬借款以及對「姊妹共和國」的榨取。 國庫羅掘俱空，「金錢」主宰一切：督政府繼續對金融家曲意奉承，聽取他們的要求。烏佛拉爾、海蓋洛、保萊、范勒爾貝格、塞甘和朗熱小姐的丈夫西蒙的名聲都與日俱增。官員和政客中貪污成風：1798年8月，國防部長謝雷的幾名助手被撤職，其中就有部長的兄弟，人們認為他是受賄的主犯；許多醜聞暴露了軍需供應中的舞弊行為。督政府制伏不了國庫，叛國者混跡其中：共和六年熱月，國庫中的叛國分子用拒付軍費的辦法，導致了第二次愛爾蘭遠征的失敗。 大陸的和平僅維持了一年半時間，而不是執政府時期的四年，執政府還取得一年的海上和平。督政府的政績較為遜色原是不足為怪的。更何況，由信用破產和價格下跌帶來的通貨緊缺使督政府面臨重重困難。貨幣不足使貸款利息超過百分之十，短期借款的月息也高達百分之七。培勒戈和雷卡米埃於1796年創辦了「往來客戶銀行」，1797年又出現了「商業透支銀行」；外省也開辦了幾家貨幣發行銀行。但兩院始終拒絕承認這些銀行發行的紙幣為貨幣，國庫也不予接受，這些銀行只是以透支形式為其股東的商業往來服務。 價格下跌還促使了經營積極性的下降。1796年和1798年的豐收導致糧食過剩，加上1798年葡萄酒銷售不暢和出現乾旱，農民被迫賣掉牲畜。政府從中得到好處：生活好過了，社會秩序也日趨安定。但是，收入長期不高使大農莊主、富裕農民和大地主對督政府十分不滿，而他們多數又都是選舉人。 農業危機反過來影響到工業，製造商很難彌補增稅、徵購和戰爭給他們造成的虧損。國內運輸遇到許多困難：道路破壞嚴重、運河年久失修、盜匪出沒搶劫。海上貿易困難更大：商船日益減少；殖民地與本土幾乎不再有聯繫；遠征埃及切斷了法國同土耳其和中東的來往。 鑒於以上情況，督政府在經濟方面所做的努力無法取得重大成果。出力最多的要算是在共和六年就任內政部長的弗朗索瓦·德·納夫沙杜。他曾設想過許多計劃，但最終只能發些通報和給人們一些鼓勵而已。共和七年葡月二十四日（1798年10月15日），他主持了國家博覽會的開幕式。法國基本上仍是個農業國，生產水平仍低於1789年，農業發展十分緩慢。經濟萎縮勢必影響財政收入，而沉重的軍費又使財政陷於百孔千瘡的境地；哲學家關於國民教育和社會救濟的理想原則曾由山嶽派付諸實施，如今越來越顯得只是好大喜功的空想。必須像過去那樣，踏實而緩慢地去爭取進步。在這方面，弗朗索瓦·德·納夫沙杜是最能幹的組織家：在他的創導下，設置了公共教育委員會，籌建了「法蘭西子弟學校」，接受獎學金生入校寄宿，以補充中心學校的不足；每個市鎮均設立「濟貧辦公室」，負責救濟事務，其開支有時由市鎮徵收的稅款提供。 法國人的生活改善不大。督政府只是依靠和平才能維持下去，因為它的部隊大部分由其附庸國供養。隨著戰火重起和軍事失利，軍隊退到了國境線內，軍事負擔再次加重，使政府走投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