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史 · 第二章　革命政府（1793—1794）

革命剛向歐洲宣戰不久就面臨死亡的威脅：外敵入侵、國內戰爭、經濟危機，這一切都把它推向深淵。它曾幻想解放世界，如今卻被逐出比利時和萊茵地區，國土隨時有遭入侵的危險，而且如米希勒所說，旺代叛亂又從背後給它插上一刀。組織革命政府的目的正是為了進行反擊。從法律上講，革命政府是一種臨時體制，一旦新憲法被通過，就將自動引退。在這個意義上，革命政府的成立應從8月10日算起。另方面，臨時政府也是一種戰時體制，它通過限制或暫停人權的非常措施來保衛革命和打擊國內外敵人。因此，敵人的威脅同非常措施的嚴厲程度成正比。在瓦爾米和熱馬普的勝利後，吉倫特派轉而譴責8月和9月間採取的權宜之計，而山嶽派卻於1793年繼續和進一步推行這樣的策略。結果，儘管新憲法已被通過，政府體制卻取得一定的穩固性，人們甚至同意這個體制一直延續到戰爭結束。革命政體是在形勢逼迫下逐步形成的，它經歷一段漫長的孕育階段。這裡，我們將首先研究它的孕育過程，然後再探討這一制度的性質和業跡。 一、吉倫特派的垮台，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的革命 1793年1月25日，杜布瓦–克朗賽的一份報告指出，必須徵集三十萬新兵，以便把軍隊總數增加到五十萬。報告還要求將義勇軍同野戰軍合併，恢復統一的軍事組織，但騎兵和炮兵仍實行募兵制。國民公會接受了「混編」的原則。作為準備，它首先於12月21日統一了軍餉和晉升制度，採用了國民衛隊的藍軍服作為統一的軍服，並定出了新的番號和軍銜。但是，由於新的戰役即將開始，關於建立新聯隊的措施決定暫緩執行。徵集三十萬新兵的工作一直拖到2月23日才決定在二十至四十歲的單身或喪偶男子中進行。雖然人人都懂得服兵役是件令人生厭的差使，但沒有人想到徵兵會激起強烈的抵制。 人們對海戰的前景和殖民地的命運不能抱有幻想。甚至連科西嘉島也離開了共和國。制憲議會把帕奧里放回科西嘉，這位曾經領導反對熱那亞和法國統治的領袖把該島看作是自己的屬地，並在副檢察官波佐·迪波爾哥的配合下，請求英國幫助科西嘉脫離本土。法國曾指望海盜對它有利。事實也並非如此：海盜雖然給敵國帶來了損失，但法國商船所受的損失甚至更為嚴重。中立國船隻已成為對外貿易中的主要中間人。在以往的戰爭中，法國國王歷來以「海洋自由」的保衛者自居，站在中立國的一邊，堅持「國旗掩護貨物」的原則，從而取得中立國的幫助，逃避英國的封鎖。國民公會採取的政策恰恰相反，它不僅廢除了和敵國過去簽訂的貿易協定——首先是1786年協定——和禁止了來自英國的許多商品，而且於5月9日通過法令，聲稱把服從英國命令的中立國船隻一概當作敵對國財產加以沒收。主張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的製造商，特別是棉紡廠主自然感到十分高興，其中原商事裁判官杜歇自薦在《總匯報》和巴雷爾身邊充當代言人；相反，港口的大資產階級卻怨言頗多。從這個角度看，國民公會的不妥協政策正是吉倫特派軟弱的表現。 加強封鎖只能使經濟形勢變得越來越壞。處死國王和向全歐宣戰造成了指券的貶值；指券愈貶值，人們的生活也愈困難。在1月初，指券的牌價還等於面值的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到了2月，已降低到百分之五十，2月至10月間更是不斷下跌。革命派把指券貶值歸罪於外國銀行家，說倫敦的貝林銀行、阿姆斯特丹的霍普銀行、漢堡的帕里什銀行不但互相串通，狼狽為奸，而且勾結巴黎的金融家——其中相當部分也是外國人——為皮特的利益大搞投機活動。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到，相當多的法國人同樣在搞指券投機，更多的人拋售貨幣，搶購實物。物價上漲的速度之快已使工資的增長無法跟上。里昂工人於1月要求制訂最低的工資限額。驚慌不安的各地居民完全切斷了糧食的流通；政府力圖依靠進口糧食來緩和糧荒，但外國糧食也越來越少。在巴黎，公社爭取國民公會撥款，仍維持每斤三蘇的麵包價格，但在2月25日至27日，發生了搶劫食品店和肥皂船的事件。 政府日漸衰弱。羅蘭於1月22日辭職，吉倫特派因此失去了一員大將；但是，吉倫特派於2月把巴什從國防大臣的職位上趕走，接任的勃農維爾對兩派玩弄兩面手法，把無套褲漢從部內各司局趕走，而對軍需商的要求一概滿足。擔任內政大臣的加拉雖然內心傾向右派，卻不打算受到牽連；擔任司法大臣的戈葉同蒙日一起投靠了雅各賓派。勒布倫和克拉維埃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擔任指券局局長的拉馬什遭到了彈劾。國民公會於1月1日成立了由吉倫特派操縱的國防委員會；但是，為了尊重三權分立，國防委員只是對越來越暮氣沉沉的各部實行監督。孔多塞於2月就憲法草案作了報告。這項報告並未取得人們應有的重視。山嶽派認為當前的時機不宜考慮憲法問題。對憲法草案的討論至4月方才開始，吉倫特派那時想趕緊頒布憲法，以為通過選舉就能排斥山嶽派。其實，雙方都不希望對方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權。黨派鬥爭無休止和無結果地在繼續下去。外來的力量對這場鬥爭的勝負起了決定作用。 在審判國王案後，無套褲漢不斷攻擊那些主張「處決國王應訴諸人民」的議員，接著又要求將這些議員逐出國民公會。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政府才能恢復團結，逮捕嫌疑犯，建立革命法庭，並擊破貴族的陰謀。作為平民的領袖，無套褲漢同普通百姓保持直接的聯繫，他們懂得群眾當時最關心的問題是維持生計。群眾要求實行食品限價、徵集糧食、救濟貧民和士兵家屬，以及組織革命軍隊。最後一項要求具有雙重的好處，它既保證群眾掌握權力，又使群眾不致失業。至於資金來源，他們主張向有錢人徵稅，其中表現最積極的是所謂「忿激派」，即雅克·盧神甫和瓦爾萊（家境小康的驛站職員），以及他們在外省的黨羽，例如里昂的沙里埃和勒克萊爾，奧爾良的律師塔博羅。他們並不要求實行《土地法》；3月18日法令早已規定，提出這類建議的人將被判處死刑。但在他們看來，社會問題的重要性勝過政治問題：現在主權已經屬於人民，假如人民仍不免餓死，那要主權又有什麼用處？已取得一定社會地位的俱樂部分子或已有一定名望的報刊文人，如埃貝爾和馬拉等，雖然對忿激派心懷妒忌，但他們最終還是照忿激派的願望行事。大多數無套褲漢注視著山嶽派和雅各賓派，隨時準備響應他們的號召。也有部分無套褲漢表現急躁，特別是瓦爾萊，他們認為山嶽派過於謹慎和溫和，主張自己採取主動，即令解散國民公會和奪取政權也在所不惜。有些曾參與9月屠殺的無套褲漢甚至企圖利用當時的危機，把吉倫特分子和其他嫌疑分子送交臨時組織的革命法庭或人民法庭審判。 丹東直到最後關頭仍希望恢復所有共和分子的團結。在雅各賓派和公社的支持下，羅伯斯庇爾和山嶽派認為恢復團結已不再可能，因而同無套褲漢一樣，力圖搞垮吉倫特派，並根據救國的要求，建立獨裁政府。由於他們同樣面臨著被對方排斥和指控的危險，出於對自身的安全考慮，他們也不能不這樣做。共和分子在社會綱領問題上更難達成一致意見，因為這涉及是否實行限價的問題。作為信奉經濟自由的資產者，山嶽派並不相信限價有任何好處。在他們看來，政治高於一切。羅伯斯庇爾在2月的騷動期間憤怒地指出，不該讓「無足輕重的商品」轉移人們對反革命活動的注意；肖梅特在公社會議上僅提出了查究囤積居奇者和僱傭失業工人從事公共建設的建議。他們於4月在限價問題上作了讓步，但十分勉強，以後幾個月的事態足以表明，他們從未完全贊同這個做法。此外，平原派是否願意消滅吉倫特派，這還是個問題。羅伯斯庇爾曾長期希望在國民公會內部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他也許在理論上有所顧忌，因為強行解散國民公會不符合代議制原則；另方面他對起義會帶來什麼後果，也很不放心。如同在8月10日前一樣，他反覆重申，從各方面看，對人民負責都比對選民負責更加重要，他的任務是根據人民合法表達的意志，引導選民服從人民。這裡包含著很大的幻想成分，雅各賓派對他鼓掌歡迎，無套褲漢卻公開指責他是巧言令色的騙子。實際上，羅伯斯庇爾最後仍支持舉行強大的群眾示威，迫使國民公會就範。但是，萬一國民公會堅決頂住，又該如何辦好？山嶽派不同意驅散國民公會，更不願意重演9月的慘劇。在此情況下，政權就會旁落，公社和無套褲漢頭目就會得勢。外省將不能容忍9月事件的重演；為了團結外省，必須保留國民公會，並讓它保證山嶽派的專政。這些錯綜複雜的傾向極其重要，它們說明吉倫特派為什麼在4月後才垮台；由於這些傾向的存在，革命政府的穩定始終得不到保證，且不說這些傾向後來還促使了革命政府的垮台。 在處死國王后，局勢一度趨於相對平穩；隨著國內外的威脅再度出現，危機又重新發生。3月1日，杜穆里埃剛剛進入荷蘭，他的後方在羅埃河一線被科布爾突破：科布爾不久又占領列日，渡過了默茲河。勃農維爾和吉倫特派在最初幾天曾竭力安撫輿論；但是，丹東在7日從比利時趕回巴黎後，立即發出了警報，接著又反覆重申1792年說過的那句名言：「我現在只知道要對付敵人；讓我們先把敵人打敗。」由於時間緊迫，他要求巴黎愛國者作出新的努力，以挽救比利時。但是，如同9月那時一樣，愛國者回答說，他們不能讓賣國賊利用他們離開首都的機會來製造奸計。丹東因此建議成立革命法庭，以防止出現新的屠殺。巴什於9日代表巴黎各區支持丹東的建議。與此同時，起義運動正在街頭醞釀：9日晚間，吉倫特派幾家報館的印刷廠遭到了襲擊；各區代表在主教府集會；瓦爾萊於10日說服了科特利埃俱樂部帶頭舉行起義。起義失敗了，因為公社和雅各賓派都不贊成。國民公會根據蘭代的報告，同意設立終審的非常法庭，但保留對法官、陪審團和公訴人的遴選權。丹東還要求國民公會設立一個擁有行政全權的委員會，這一建議取得了羅伯斯庇爾和康巴塞雷斯的一致贊同。吉倫特派大肆鼓譟，高呼反對獨裁；拉雷韋里埃–勒卜於11日推翻了這一動議。危機終於流產。 那時候，國民公會代表派往比利時各省的特派員正忙於搬遷公共金庫和查抄教堂的財物；當地居民或者抗議，或者抵制，到處都亂成一團。杜穆里埃從荷蘭撤出後，趕到了布魯塞爾；他把教會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壓制俱樂部分子的胡作非為。接著，他於3月12日向國民公會寄出一封語含威脅的信件，除了大發一通牢騷以外，還專門攻擊12月15日法令。國防委員會於15日就該信進行了辯論；丹東在發言中保證能讓杜穆里埃回心轉意。但他終於失望而歸，從此一直保持沉默。杜穆里埃於18日和21日分別在尼溫頓和盧萬戰敗後，同奧軍簽訂了停戰協定，企圖回師巴黎，擁立路易十七為國王和恢復1791年憲法。國防委員會決定將杜穆里埃解送法庭受審，國民公會於31日派遣勃農維爾和四名議員送達這一命令。杜穆里埃於4月1日把他們統統交給了敵人。他看到巴黎大門已開，沒有任何軍隊能阻攔他重演拉法葉特的故伎。由於部隊拒絕隨他行動，杜穆里埃於4月5日越過邊界投敵。與此同時，庫斯丁於3月27日和28日在納厄河打了敗仗，放棄萊茵左岸防線向蘭道撤退，聽任普軍圍攻美因茲。 在法國國內，徵募三十萬新兵引起了居民的普遍驚慌。徵兵法令規定，入伍新兵應由合格壯丁互相推選。因此，有的地方採取推舉的方式，其結果十分荒唐；多數情況是出錢購買壯丁；也有因互相推諉而導致無窮的爭執。但是，有的壯丁對免服兵役的地方官員群起攻擊，甚至舉行暴動，這類事件曾多次發生過。3月9日，國民公會通過法令，派遣八十二名代表去各地執行法律；3月19日法令接著宣布，對為首鬧事者處以極刑。一般說來，事態很快平息下去了，即使在布列塔尼也是如此，但在3月10日至15日間，整個旺代地區鬧了起來。旺代的農民既不留戀國王，又不擁護舊制度；但他們對城裡的雅各賓分子和行政當局製造的教會分裂以及嚴厲鎮壓頑固派神甫的做法，從內心感到憤慨。宗教改革在普瓦圖地區有很深的影響，由格里尼翁創立的瑪麗亞會以及各種修女會自十七世紀末以來一直狂熱地向居民進行宗教灌輸。在1791年8月，鄉村的人並沒有支持貴族造反；他們在1792年也沒有為使善良的神甫免遭流放而起來反抗。但在1793年8月，徵兵卻第一次在農民中激起了反抗運動；可以預見，他們決不同意為革命打仗。就在那時，所有的部隊都已向邊境開拔。 叛亂在整個旺代地區同時爆發，這表明事先肯定經過了協商。但從表面看來，這場暴動似乎使貴族感到意外，因為他們也在密謀叛亂，只是認為時機尚不成熟。叛軍攻陷了好幾座縣城；肖萊陷落後，行政機關被解散，擔任公職的資產者遭到虐待；在馬什科爾，官員甚至被毒打或處死。一些貴族很快成為叛軍的首領，但平民也並非完全被排斥。斯托弗萊和卡特里諾等人原是舊軍官，容易成為獨當一面的首領。沙列特在馬雷地區稱王稱霸：羅亞朗和薩皮諾兄弟占領著整個灌木叢地區；莫日地區仍被天主教軍所占領，該軍在蓬尚、代爾貝、斯托弗萊、累斯庫爾、拉羅什雅克林的指揮下，與培尼埃教士一起組織了政府。居約·德·豐維爾也前來投奔叛軍，他自稱是主教，大概同法國流亡者有聯繫。叛軍立即向英國求援，一些叛軍領袖曾主張向巴黎進軍，另一些則企圖進入布列塔尼。但他們不能組成一支常備軍：當「藍軍」出現時，農民們蜂擁而來；打了勝仗後，農民即各自回家。這種狀況使共和國終於得救。叛軍打了不少勝仗，在灌木叢生的丘陵地區，道路曲折稀少，農莊分散隱蔽，地形利於進行防禦和突然襲擊。如同義勇軍一樣，旺代叛軍自發地採用適於發揮其特長的戰術：以散兵隊形接近敵人，布置埋伏，當敵人出現動搖時群起攻擊。國民公會在最初幾個星期僅派出了國民衛隊或新兵前往清剿；除努瓦莫提埃外，勉強能守住或奪回海岸線。到了夏季，藍軍在蒙呂松連打三個勝仗。這對改變戰局具有根本的影響，但在4月向萊榮河發起的進攻失敗了。旺代軍占領了布雷絮爾和帕特內；5月5日，又攻克杜阿爾。豐特內一戰失利後，叛軍又捲土重來，在豐特內城大肆劫掠。6月9日索米爾戰役獲勝不久，叛軍進入了昂熱城。最後，叛軍於6月29日進攻南特，遭到了失敗。政府於5月不得不從邊境調回部分軍隊，但國民公會派駐索米爾和圖爾的眾多代表不但互不服氣，而且同據守尼奧爾基地的比隆意見相左。威斯台爾曼於7月3日奪取夏蒂榮後，於5日被擊潰；桑台爾於13日在維依埃遇到同樣的命運。羅西涅爾和龍森於是出任政府軍正副指揮，但這些無套褲漢將領仍不濟事；截至10月前，旺代叛軍仍未被消滅。 杜穆里埃的投敵叛國和旺代的內戰對共和派震動極大：這是一次新的「恐慌」，共和派又開始逮捕嫌疑犯。這兩個事件比外敵入侵更加觸到了共和派的痛處，他們不能不採取非常措施。即使在國民公會中，反對非常措施的人也越來越少。國民公會於3月18日決定，流亡分子和被判流放的神甫，凡在共和國國土上被捕者，一經驗明正身，即可處決；第二天又決定，對手持武器的叛亂分子也一概處決。21日，出現了由選舉產生的各監視委員會，負責檢查護照，監視陌生人或外國人，後來的人慣於稱它們為革命委員會。無套褲漢在這些委員會中人數眾多，很快壟斷了這個政治警察機構。國民公會於28日通過了懲治流亡者法，對流亡者一概判以褫奪公權終身，他們從祖上獲得的遺產在五十年內由共和國保管，如回法國則處以極刑。最後，國民公會於4月5日決定，向革命法庭解送人犯的任務不再由國民公會自己擔任，變為交給公訴人富基埃–丹維爾負責，但涉及政府大臣的案件屬於例外。 在雅各賓派分子的影響下，外省的行政當局自發地建立了名目繁多的救國委員會，負責徵兵事務和地方安全。埃羅州於4月19日通過了一項著名的決定，委託救國委員會徵募五千名士兵，供本州調遣，並強行攤派五億公債。先後於3月9日和4月30日派往外省的兩批國民公會代表推動了革命措施的醞釀和制訂。吉倫特派為了削弱山嶽派在國民公會中的力量，故意將山嶽派分子送往軍中效力，結果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5月6日的政府命令規定，國民公會代表有權任命特派員和建立特派員辦事處，其人員自然也在雅各賓分子中遴選。因此，特派員在各地清洗行政當局，逮捕嫌疑犯，徵收捐稅和徵發軍需。他們的活動多次遇到了依舊追隨吉倫特派的地方當局的強烈抵制。像卡諾這樣的資產階級保守派開始認識到把戰爭進行到底的必要。他於3月18日寫道：「只要敵人還存在，就不能指望得到和平，外部的敵人是如此，內部的敵人更是如此。必須把敵人徹底殲滅，否則我們就會被他們所壓垮。」 只要政府仍然軟弱無力，即使努力作戰又有什麼用處？杜穆里埃的叛變激化了國民公會中的黨派鬥爭。吉倫特派因與杜穆里埃關係密切受到了牽連；萬一政變得以成功，那些借將軍的名聲保護自己的吉倫特議員肯定會拍手叫好。他們如今採取了以攻為守的策略。在杜穆里埃的親信中，有些是菲力浦–平等的親友，後者的兒子沙特爾公爵甚至跟隨將軍一起叛逃：這是再次指控山嶽派搞奧爾良主義的極好藉口。丹東由於多次出使比利時，回來後又保持沉默，也引起了人們的懷疑。4月1日，拉索斯揭發了陰謀，遭到丹東的猛烈反擊；丹東不但不為自己辯護，反而在山嶽派瘋狂的掌聲中，明確表示他同那些曾企圖挽救暴君的人斷絕關係。第二天，羅伯斯庇爾要求彈劾吉倫特分子，他的建議未被採納。 平原派不想追隨羅伯斯庇爾，但形勢使他們向丹東靠攏。4月6日，國民公會終於接受丹東的提議，成立了救國委員會；同丹東一起選入該委員會的還有巴雷爾和康蓬等人。他們雖然不同程度地傾向山嶽派，但仍被認為是獨立的。丹東在救國委員會占有十分明顯的優勢，因而該委員會幾乎可被看作是第二屆丹東內閣。丹東依舊推行妥協和拖延的政策，儘管他在4月1日作了引人注目的表態。平原派對這個政策十分滿意，新成立的救國委員會不能直接下達逮捕令，但可對大臣實行監督，從而徒勞無益地削弱了大臣的權威。這個辦法當然不是山嶽派所希望的，也遭到吉倫特派的反對。鬥爭繼續在進行中。 4月1日，應比洛托的要求，國民公會通過了一項法令，規定凡議員有叛國嫌疑者，人身不受侵犯的條款不再適用：這個規定為國民公會議員的互相殘殺打開了暢通無阻的道路。比洛托一夥指望利用這項法令來對付山嶽派，機會不久便來到了。4月5日，馬拉以雅各賓俱樂部主席的名義發表一項通令，請求外省的愛國者前來援救蒙受杜穆里埃威脅的巴黎，他同時還揭發在審判國王案期間持「訴諸人民」意見的議員是賣國將軍的同謀者。吉倫特派立即進行反擊，於4月13日取得國民公會同意，把馬拉解送革命法庭受審。在這以前，巴黎麥市口區已於4月10日發起請願，要求把持「訴諸人民」意見的議員交給他們的選民，讓選民收回對議員的委託。平原派肯定不能接受這項請願，而吉倫特派卻一再要求用這項措施處置山嶽派議員。羅伯斯庇爾對這種無理糾纏提出了抗議，但巴黎各區的代表卻通過了請願書。這項文件本是丹東派執筆起草的，丹東的另一名親信卻建議國民公會拒絕接受請願書；國民公會於4月20日宣布，請願書是對持「訴諸人民」意見的議員的「污衊」。丹東顯然想把水攪渾，仍然希望把吉倫特派爭取過來。至於馬拉，他於24日被宣布無罪釋放。 就在那時，山嶽派終於徹底與無套褲漢和科特利埃俱樂部合流，決定實行經濟統治。這一重要事實改變了整個局勢。羅伯斯庇爾於24日建議在人權宣言中增加四項條款：規定所有權是「法律保障公民享有的那部分財產的權利」，也就是說，所有權的範圍受法律的限制；規定所有權「不能損害我們周圍人們的安全、自由、生存和財產」，從而以含蓄的方式為經濟統治進行辯解。4月11日，國民公會下令禁止通貨買賣和兩種物價並存，對拒絕接受指券者將予嚴懲。18日，巴黎地區各有關當局的代表決定舉行請願，要求實行限價。國民公會於25日前進行分組討論，接著舉行全體會議。30日，市郊聖安東尼區的群眾擁進國民公會會議廳，以進發凡爾賽聞名的巴黎婦女也及時趕到。5月4日，一項法律確定了本州糧食草秣的最高限價，各縣負責對糧食實行登記和徵購，以供應市場，市場外的糧食交易從此一概禁止。 無套褲漢當時正忙於應付在旺代軍事失敗後出現的騷亂。4月25日，蓬孔賽依區要求巴黎出兵鎮壓「盜賊」，公社於5月初決定徵募一萬二千名新兵，並根據埃羅州的原則（已取得國民公會批准），委託各革命委員會強行攤派公債。騷亂在巴黎到處蔓延。無套褲漢首先想把公證所辦事員和店鋪夥計送進軍隊，這些年輕人堅決進行抵制，並於5月4日至6日在盧森堡公園和香舍麗榭大街舉行群眾大會。各區的無套褲漢自己也不準備從軍出征，他們歷來主張實行直接民主，如今在徵兵的問題上，卻要由他們代替別人作主。國民公會終於接受了他們的要求，按照老習慣懸賞五百里佛徵集「英雄」。為了加快徵兵工作的進行，議會同意墊出這筆資金，儘管毫無償還的希望。從那時起，各區的集會變得吵吵嚷嚷，無套褲漢的敵人決心在會場上進行一番較量，雙方在本區結幫成派，互相對立，有時不惜大打出手。5月8日，羅伯斯庇爾指出了這個危險，要求由「身穿金飾套褲的富人」承擔建立革命軍隊的一切費用。 這些騷亂事件表明，群眾對為共和國作戰缺乏熱情。政府既要依靠群眾，又要強迫群眾：這一矛盾不是個好徵兆。但是，山嶽派和無套褲漢當前最擔心的事，還是在許多外省城市早已出現、而在巴黎正醞釀中的「地方自治運動」。 地方自治運動最早出現在第一次恐怖時期，處死國王使這一運動重新活躍起來。吉倫特派的緊急呼救、山嶽派代表與地方縉紳的對立促進了地方自治運動的發展。徵集新兵、港口封鎖以及由此產生的失業，更使地方自治運動的擁護者日漸增多。一些外省試圖組織營隊派往巴黎，菲尼斯太爾曾派出了一營士兵。早在3月16日，國民公會派出的代表在奧爾良市受到侮辱，萊奧納爾·布東被刺受傷。人們對地方自治機構逐漸重視起來，積極參加它們的集會，並要求各區都有常設的區公所：既然巴黎自1792年7月以來已存在常設的區公所，為什麼外省就不能呢？人們不等國民公會的同意，便立即見諸行動。 在波爾多，各區公所滿足於在5月9日發表一篇咄咄逼人的宣言。在馬賽，由於雅各賓分子與巴巴魯關係破裂，他們失去了對城市的控制，國民公會派出的代表於4月29日離城出逃；各區公所組織了聯區委員會，並用1792年9月未經許可建立的人民法庭鎮壓無套褲漢。里昂的情形更糟：該城於5月29日發生了反對雅各賓公社的暴動。經巷戰後，國民公會代表暫時把暴動鎮壓下去。沙里埃被投入獄中。5月24日，汝拉州建議在布爾日召開候補議員會議；安州表示贊同，科多爾州建議派軍隊保護。5月30日，卡昂在是否派一營新兵前往巴黎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一些真誠的共和分子像平原派一樣反對極端民主派，他們參加了地方自治運動，但在其中僅占少數。地方自治運動的主力是仍然擁護君主制的資產者、頑固派神甫的信徒以及舊制度的擁護者。他們全都自稱是吉倫特派，但這只是障人耳目的招牌而已。加爾州副檢察長格里約雷寫道：「爭奪我們的兩大派都十分惡劣；布里索、佩蒂昂和葛瓦代與馬拉、丹東和羅伯斯庇爾同樣令人可恨。」假如吉倫特派在其盟友的幫助下壓倒山嶽派，反動派也將很快壓倒吉倫特派。米希勒說得好，吉倫特派「已不再有革命精神」。無套褲漢清醒地看到，大多數國民既依戀制憲議會的業跡，又急於求得平靜和安逸的生活，假如能通過妥協達成和平，他們會樂於接受。假如地方自治運動在外省和巴黎同時發展起來，吉倫特派遲早會以地方自治的名義，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國民公會。由此可見，6月2日的革命是山嶽派和無套褲漢針對所謂「貴族陰謀的變種」而採取的防禦行動和懲罰行動。 吉倫特派像以往一樣輕率，在勝利條件尚未完全具備前，就倉促上陣，企圖進行最後決戰。根據羅伯斯庇爾的要求，公社已決定建立一支革命軍隊和逮捕嫌疑犯；各監視委員會的代表舉行了會議，會上提出了各種建議。5月19日，兩名警察官員甚至主張把吉倫特派的主要首領綁架和秘密處死，然後就說他們已流亡國外。這一主張當即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巴什終於使會議轉入正題。但是，獲悉這一秘密策劃的葛瓦代於18日揭發了陰謀；根據巴雷爾的建議，國民公會任命一個十二人委員會負責進行調查。該委員會由清一色的吉倫特分子組成，其決議也就可想而知；它於24日下令逮捕包括瓦爾萊和公社副檢察長埃貝爾在內的四名無套褲漢，後者所辦的《杜歇老爹報》十分風行。公社於第二天提出了抗議，當時任國民公會主席的伊斯納爾在一篇「不倫瑞克式的宣言」中對巴黎大肆威脅。群眾於27日聚集在杜依勒里宮四周——國民公會自5月10日後一直在那裡開會，並於晚間擁進了會議廳。由於丹東的干預，國民公會在深夜十二時決定撤銷十二人委員會。實際上，國民公會不久又推翻了這一決定，但釋放了被捕人犯。事情已鬧得不可開交，無套褲漢於當晚在主教府開會，成立了起義委員會，瓦爾萊大概是該委員會的關鍵人物。 在5月30日至31日的那個晚上，各區的代表停止了公社的職權，接著又讓公社暫時恢復職權，並表示服從公社的指揮。昂里約出任國民衛隊司令，下令管制和逮捕嫌疑分子。儘管山嶽派贊成排斥吉倫特派，但他們對事態深感憂慮。他們在革命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提請注意，萬一國民公會進行抵制，事態將變得不可收拾。必須避免解散國民公會，尤其不能重演9月的屠殺。因此，巴黎州召集各有關當局代表開會，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協助起義委員會工作。巴什和肖梅特將協調兩委員會的活動。巴黎各區遲遲沒有行動起來，5月31日又是個星期五，工人們都已出門工作。遊行隊伍於下午才開始出發，國民公會並未受到很大威脅。十二人委員會被再次撤銷，至於逮捕吉倫特分子的問題，國民公會把這個要求交給救國委員會研究，在三天內提出報告。這是一次失敗。第二天，起義委員會再次提出要求，仍無結果，便決定於6月2日星期天圍困國民公會，勒令立即解決問題。這是大革命中組織得最好的一次「行動」。丹東放任不管，內部意見不一的救國委員會對圍困杜依勒里宮的各區群眾毫無辦法。在一些議員的建議下，國民公會決定列隊走出杜依勒里宮，企圖強行突破圍困。形勢一度變得十分緊急，萬一出現不測，國民公會就會垮台。但昂里約僅滿足於擋住通道，這使瓦爾萊深感遺憾。議員們回到大廳後，被迫下令逮捕二十九名議員以及克拉維埃和勒布倫。建立革命軍隊的要求已原則通過；至於忿激派的社會綱領，國民公會未予採納。 山嶽派從此占了上風：他們於6月8日建立了巴黎州救國委員會，以代替和取消原來的起義委員會，瓦爾萊及其一夥均被排斥在外。國民公會已名存實亡，山嶽派以國民公會的名義操縱一切。其實，國民公會永遠不能原諒山嶽派的專權；更何況，它只是把吉倫特派議員軟禁在家，而不提出起訴，根據議會制原則，法律起訴是開除議員的唯一方式。在另方面，無套褲漢仍一無所得。山嶽派有受兩面夾攻的危險，對他們說來，「五月三十日革命」僅是一個過渡階段而已。 二、1793年夏季的革命危機 山嶽派的勝利不久又成了問題。七十五名議員簽署了一份抗議書；其他議員離開了巴黎或故意逃會。各區群眾反對徵兵和建立革命軍的活動又日趨活躍；外省傳來的消息更令人震驚。6月6日，以巴雷爾和丹東為首的救國委員會建議撤銷監視委員會，並向逮捕了議員的各州派送人質。羅伯斯庇爾力主拒絕這些措施。憂心忡忡的山嶽派始終不能作出決斷。被捕的吉倫特分子雖然在逐漸增多，但他們的命運仍懸而未決。直到7月8日，聖茹斯特仍主張僅打擊內戰的煽動者。革命軍隊尚未組成，攤派公債的問題議而不決。尤其，國民公會匆忙討論了於6月24日完成的1793年憲法。憲法在前言中用信仰自由和經濟自由補充了1789年的人權宣言，從而建立了政治民主制：立法團由選民以單名投票方式直接選出；執行委員會由立法團在選民推舉的候選人中遴選。根據孔多塞的建議，為放寬人民行使主權的範圍，將以美國的某些州為榜樣，採用公民投票的形式：憲法將交給人民批准；緊急法令可由公民投票批准，但對一般法律則伴以嚴格的條件予以限制。宣言沒有特彆強調社會民主，僅滿足於宣布：社會的目的是共同幸福；救濟是「一項神聖的債務」，也就是說，貧民有獲得救濟的權利。國民公會自成立以來，反覆重申民族團結的原則，答應撫恤殘廢軍人和「祖國保衛者」的親屬，救濟戰爭難民和其他災民。羅伯斯庇爾對他以前提出的可能使資產階級害怕的幾項條款從此不再吭聲；巴雷爾於6月27日憤怒斥責土地法，儘管3月18日法令已經規定，對土地法的擁護者處以死刑。山嶽派希望憲法將掃除人們對無套褲漢專政的恐懼，但他們並不因此忘記滿足農民的願望，因而無論在5月31日革命或7月14日和8月10日的革命中，農民都得到實在的好處。6月3日，國民公會通過法令，將流亡者的產業分小份出售，價款分十年付清；6月10日的法令規定，地方公產可按人口平均分配；7月17日又規定，無償廢除剩下的一切領主權。 雖然如此，新的內戰仍不可避免。我們已經看到，地方自治運動在5月已挑起內戰。山嶽派首先在巴黎動手必然地刺激了反叛思想的抬頭。外省對首都的嫉妒以及地方主義的殘餘顯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外，地方當局在同國民公會斷絕關係後便各行其是。從統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的觀點看，人們確實可以給這種傾向加上「聯邦主義」的罪名。不容否認，聯邦主義觀點對某些革命分子具有魅力，比約–瓦倫於1791年就有過這種主張，拉雷韋里埃等吉倫特分子則更加積極。可是，「聯邦主義者」無非是想掌握政權；在環境的逼迫下，他們把1789年以來興起的地方自治推向極端，他們表現出的獨立性和主動性既是革命黨人歷來具有的特點，也是雅各賓派不斷採用的手段。隨著群眾騷動的接連出現，地方自治運動把那些為自己財產擔憂的資產者、反對普選制的福揚派、依戀頑固派神甫的天主教徒和舊制度的擁護者都集合在一起。除了這些人以外，還應該加上對殘害國民代表的罪行感到憤慨的那部分民主分子，他們的加入大大壯大了地方自治運動的力量。革命隊伍中如此錯綜複雜的黨派分野損害了內部團結。忠於1789年革命和關心民族獨立的吉倫特派拒絕與挑動內戰的旺代叛亂分子同流合污，不願向外國求援。因此，巴黎四周、盧瓦河流域和邊境的三十多個州順利地接受了既成事實；在東南地區，沒有這類顧忌的反革命分子領導了暴動，並頑固地堅持下去。 然而，布列塔尼、諾曼底、弗朗什–孔代和法國南部各州的行政當局紛紛獨樹一幟。他們同首府的地方當局一起向周圍各縣發出號召，召集初級議會的議員開會。業已變成「聯邦主義」的地方自治運動仍舊模仿雅各賓派的種種做法。他們紛紛成立救國委員會或監視委員會，逮捕嫌疑分子，封閉俱樂部，決定徵集部隊；在里昂、馬賽和土倫，「人民法庭」把愛國分子送上斷頭台或處以絞刑。分裂活動的結果相當可悲。群眾對吉倫特分子和山嶽派分子的派別鬥爭不感興趣；分裂主義的頭目如同國民公會一樣，因下令徵兵而使群眾感到厭惡，因不能解除饑荒而引起群眾不滿。何況，為使分裂得以成功，就必須在布爾日召開前面剛提到的候補議員會議和建立新的中央政權。但是，法國西北部和南部被忠於中央政府的幾個州所隔開，在布列塔尼和阿基坦之間插著一個旺代，里昂被與阿列州相鄰的索恩–羅亞爾州所隔開而不能同科多爾州連成一片，被與伊澤爾州相連的德龍州所隔開而不能同普魯旺斯州相接壤。即使地區間的合作也實現不了：土魯斯終於拒絕了波爾多的請求，切斷了阿基坦和下朗格多克之間的聯繫。最後，各州仍有一些縣和市鎮不肯參加分裂活動，一些愛國官員或者抵制叛亂，如土魯斯的台孔貝爾，或者擁護無套褲漢，如瓦朗斯的約瑟夫·培揚。許多聯邦主義者因力量太弱而迷途知返，他們在山嶽派謹慎地給予寬恕的期限內承認了錯誤；同時也因為，隨著憲法的通過，他們希望利用下屆立法團的選舉，拋棄國民公會。 在國民公會看來，直接的危險是在諾曼底：當時已沒有部隊防衛巴黎，又沒有糧食運來首都。蒲佐、佩蒂昂、巴巴魯在卡昂會面後，敦促各省加緊行動。但下塞納州不受他們的控制，仍讓糧食通過。旺代叛軍於6月9日攻占了索米爾，牽制了奧恩和曼恩兩州，唯有菲尼斯太爾表現得特別積極。諾曼底叛軍在同布列塔尼叛軍會師前，已開始進軍。7月13日，正當他們在厄爾河上的帕西毫無戒備地休息時，由救國委員會勉強拼湊的一支幾千人的共和軍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諾曼底叛軍不戰而逃。法國西北部從此平服，吉倫特分子離開了卡昂和布列塔尼，前往波爾多。在向法國東部的科多爾州、杜州、上索恩州、汝拉州和安州進攻和向南部的土魯斯和下朗格多克進攻時，共和軍也一帆風順。陷於孤立的波爾多於8月19日讓國民公會的代表進入該城，接著又加以驅逐；雅各賓派於10月重占優勢，波爾多城於19日才被占領，該城已無力進行武裝抵抗。 真正對愛國黨的事業有致命威脅的是東南部。在阿爾卑斯山和義大利作戰的法國軍隊被切斷了後路。里昂的叛軍司令普萊西向撒丁求援，馬賽和土倫以及科西嘉的帕奧里則請英國出兵。在德龍州各俱樂部的支持下，卡爾圖於7月27日打退了馬賽的叛軍，並奪回了阿維尼翁；里昂叛軍除直至9月還在西部占有羅亞爾州外，已處在被包圍之中。卡爾圖於8月底再次發動攻勢，於25日恰好趕在英軍到達前占領了馬賽。相反，土倫向外敵打開了大門，並於8月29日交出了地中海艦隊。共和軍於10月8日進入了里昂，而土倫則一直堅持到12月19日。在這個地區，內戰的激烈程度不亞於旺代，也導致了流血的報復。從8月份起，叛亂的範圍總算被控制住了。但在7月，整個法國簡直四分五裂。 邊界上的形勢也十分危急。丹東自重掌政權後，始終在進行談判。根據丹東的要求，國民公會於4月13日變相撤銷了1792年11月19日法令，共和國將不再干涉他國的內部事務。丹東雖然試圖爭取瑞典、土耳其、皮埃蒙特和科希秋什科，努力拉攏那不勒斯和佛羅倫薩兩國的宮廷，但成效甚微，因為小國對失敗者的話不容易聽得進去。丹東也向英國、普魯士和奧地利方面進行和平試探。格倫維爾傲氣十足地把談判推給了參謀部，福斯泰竟未能同參謀部取得聯繫。丹東怎麼可能把交回共和國奪得的土地作為和談的條件呢？反法同盟諸國已經收復了失地，並準備肢解法國。他們把已經陷入絕境的弒君者提出的不值一文的建議當作笑柄。這種外交實際意味著，在戰爭中如不能勝利，便只有以妥協面目出現的投降。因此，山嶽派懷疑丹東想釋放王后及王子，甚至想復辟君主制：丹東於4月13日曾聲稱，人民的主權應該被承認，但這與君主制不相矛盾。羅伯斯庇爾於是讓國民公會作出決定，禁止進行可能犧牲共和制的任何談判，並重申兼併的既成事實。早在4月10日，他已要求把瑪麗–安托瓦內特送交革命法庭審判。6月，憲法的一項條款宣布，法國人民不同占領其國土的外敵媾和。丹東仍堅持主和。在此期間，軍火製造毫無進展，對軍需商的攻擊日趨猛烈。根據都尼埃的一項報告，國民公會下令逮捕了愛斯帕涅。法軍在前線接連敗北。杜穆里埃失敗後，科布爾正圍攻孔代和瓦朗西安；法軍向雷姆和維科涅樹林中的進攻也遭失敗，丹皮埃爾陣亡。5月23日，接任的法軍司令撤出了法馬爾兵營，退至斯凱爾特河和桑賽河之間的愷撒兵營，使康布雷和通向巴黎的大道暴露在敵人面前。儘管庫斯丁為援救美因茲而再次發動的進攻遭到失敗，救國委員會仍委託他主持北方軍團。這位大貴族的努力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對政府的態度十分放肆，對只有少校軍銜的國防大臣布碩特、國防副大臣埃貝爾分子文森，以及對在利爾支持發伐爾州長反對拉摩利爾將軍的雅各賓軍官和軍事特派員全都不屑一顧。因此，庫斯丁雖然得到國民公會特派代表的支持，不久便以嫌疑罪被控，於7月12日被召回巴黎，終於一事無成。撒丁軍隊威脅著薩瓦和尼斯，西班牙軍隊越過了庇里牛斯山，正向佩皮尼昂和巴約訥挺進。在西線，威斯台爾曼在夏蒂榮一戰取勝後，於7月吃了敗仗。接著，桑台爾在維依埃戰敗。 經濟危機一天比一天更嚴重。5月4日的法律未被嚴格執行。持溫和立場的地方當局對徵發糧食往往敷衍了事，因而限價最後只是導致了市場的空虛。由於最高糧價由州政府統一規定，不考慮運輸費用，越是缺糧地區就越沒有糧食運來。在普遍的無政府狀態下，各地行政當局便禁止糧食運出。國民公會不但不加強法律，反而乾脆放任自流：7月1日，它允許地方當局在市場外購買糧食，軍糧的籌集也以同樣辦法進行；它還讓特派代表和州政府有權暫停執行限價法。巴黎和各大城市的麵包鋪門前排起了長隊，騷動隨時可能爆發。與此同時，指券的比價於7月已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資金紛紛流往國外；交易所的投機活動十分猖獗；人們囤積商品；物價不斷上漲。6月25日至28日，肥皂漲價在巴黎觸發了新的暴亂。 國民公會越是表現無力，群眾請願就越多和越強烈：政府必須作出新的努力以應付局面。和平已不再可能：同盟諸國要復辟舊制度，奧軍在諾爾州已見諸行動。無套褲漢因為只能在勝利或屈服兩者中作選擇，便孤注一擲，宣布把戰爭進行到底：「不自由毋寧死。」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為什麼不動員全國的力量呢？大舉徵兵的思想開始抬頭；平均主義的本能和對熱馬普勝利的懷念也有助於這一思想深入人心。無套褲漢認為「自私的富人」居心不良，要求對囤積居奇者處以死刑，要求封閉交易所和取消股份公司。運動在不斷深入，因為用鎮壓手段結束投機活動似乎十分容易。全國性的反動正在形成中；革命派對盲目追隨暴君的「奴隸」，以及對搶購商品準備出口的外國人懷著鄙視和仇視的感情。因此，法國似乎理所當然地應該禁止投機活動和保留自己的食品。在里昂人勒克萊爾·道茲的幫助和在演員克萊爾·拉孔勃領導的「革命婦女社」的支持下，忿激派竭力撥旺人民的怒火。雅克·盧於6月25日在國民公會旁聽席上，代表科特利埃俱樂部。以極大的憤慨指責國民公會的軟弱無力：「山嶽派的議員們，請不要以屈辱結束你們的議員生涯！」人們紛紛斥責雅克·魯散布反革命言論；羅伯斯庇爾要雅各賓派對此提高警惕；馬拉、埃貝爾和肖梅特也隨聲附和，趁機中傷他們的政敵。搶劫肥皂的事件恰好在那時發生，人們把責任加在雅克·盧的頭上。但是，人們後來稱之為埃貝爾黨的那派人——儘管埃貝爾從來不是該派的首領——主張把戰爭進行到底和消滅所有貴族，他們不久就把忿激派的社會綱領接過手來，因為無套褲漢對忿激派唯命是聽。在他們尚能希望通過山嶽派操縱國民公會時，他們寧肯同山嶽派一致行動；雖然如此，他們也並非不想再發起一次新的「行動」。他們或許會就此上台執政，因為他們已控制著科特利埃俱樂部，在布碩特主持的國防部內黨羽甚多，他們還可以把公社帶動起來；總之，國民公會的命運已在他們的掌握之下。 這種形勢具有嚴重的危險。全靠無套褲漢的奮力猛進，共和國才得以拯救；無套褲漢的生硬簡單的思想作風以及他們自身的需要推動著共和國沿著筆直的道路前進。聖茹斯特大聲疾呼：「勇敢!」在1793年7月，國民公會表現得優柔寡斷，山嶽派則爭吵不休，革命的推動力來自外部。但是，沒有一個採取統一革命行動的政府，沒有取得為革命提供幹部的大小資產階級的同意，平民的熱情終究不能持久。由第三等級發動的革命，其生死存亡取決於第三等級的團結。國民公會是第三等級的象徵，因為它是各派愛國分子不得不接受的唯一權威。由國民公會接受的並經一百八十萬張選票批准的憲法把共和分子結合成一個集團。如果解散或分裂議會，就有使內戰重起和使革命力量在無政府狀態下互相抵消的危險。皮特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銀行家培勒戈竟出錢僱人，專門負責「煽風點火」；在7月末，利爾查獲一名英國間諜的皮包，其任務就是挑動騷亂。一名自稱巴茲男爵的冒險家在試圖援救國王失敗後，正準備組織王后越獄；他看到，只有挑動共和分子互相殘殺，才能撲滅革命。這位狂熱的陰謀家和投機家同許多貪戀聲色之樂的腐化分子建立了聯繫，其中包括一些企圖渾水摸魚的議員、俱樂部的演說家和外國難民；他們積極主張採取極端措施，企圖利用公司股票下跌謀取暴利。德洛內和法布爾·代格朗丁分別於7月和8月在國民公會的講壇上揭露了他們的陰謀。羅伯斯庇爾從一開始就懷疑，極端分子中可能混有反革命的代理人。 法國終於建立了一個革命政府。在7月初，形勢的日益惡化使人們對國民公會的批評更加尖銳。此外，人們指控迪永將軍正為援救王后和王子而策動兵變，這一下使形勢出現了新的轉折。國民公會於7月10日改組救國委員會，把丹東等人開除出去。共和二年的大救國委員會花了二個月時間才逐漸組成。忠於庫斯丁的加斯巴朗很快宣布退出；丹東的朋友杜里奧於9月相繼退出；貝爾加拉特夫人——其丈夫在撒丁軍隊中任職——的情夫艾羅·德·塞舍爾很快變得形跡可疑。庫通、聖茹斯特、讓蓬–聖安德烈和馬恩的普里厄組成了取得巴雷爾和蘭代支持的堅定的山嶽派核心，隨後加入這個核心的有羅伯斯庇爾（7月27日）、卡諾和科多爾的普里厄（8月14日），以及比約–瓦倫和科洛·德布瓦（9月6日）。在不少問題上，他們的意見互不一致。蘭代厭惡恐怖主義；比約和科洛傾向無套褲漢。他們雖然都屬於資產階級，但在社會問題上，主張實行社會民主制的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同具有明顯保守傾向的卡諾和蘭代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分歧。他們的脾性也不盡相同，個人好惡最終轉化為讎隙。但在幾個月內，危急的形勢使最終導致革命垮台的分裂暫時得以避免。這是一些廉潔勤奮但又獨斷專行的人，他們有著明確和堅定的目標，並為實現這些目標而發號施令、堅持奮鬥和奪取勝利。共同的工作、面臨的危險、因掌權而沾沾自喜和自命不凡，這一切使他們在救國委員會這個獨立的機構中創造了某種團結氣氛。他們一致反擊旨在國民公會和第三等級中製造分裂，從而乘機推翻他們的任何勢力。他們大部分都兢兢業業地處理繁重的行政事務。人們往往為了貶低一些成員而過分讚揚另一些成員的功績，似乎這些人對維持政局的安定能無動於衷。應該看到，政局的安定是他們成功的保障，特別是羅伯斯庇爾，他在巴雷爾、聖茹斯特和比約的輔佐下，反覆向國民公會和雅各賓派宣講和維護他們的政策，使革命政府得以保持下去。 馬克西米里安·羅伯斯庇爾曾靠助學金在路易十四中學上學，成績優異，畢業後在故鄉阿拉斯的律師公所享有頗高的聲譽；自1789年當選三級會議代表以後，他在制憲議會、雅各賓俱樂部以及在報刊上堅持不懈地維護民主原則，深受革命人民的尊敬。可是，在吉倫特派雄辯的鼓動下，革命人民陷入了宣傳和戰爭的狂熱之中，羅伯斯庇爾未能加以阻止。如今，他的種種擔心都得到了證實。可悲的是他擔負著比任何人都更重要的責任，要在他曾徒勞地努力予以制止的風暴中挽救革命。出於自尊和自信，羅伯斯庇爾勇敢地堅持他所主張的原則，但他並非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是一個抽象的理論家。相反，人們可以看到，在接踵而來的漫長的危機中，他專心致志地注視環境的變化，並善於用政治家特有的靈活性去適應環境。長期以來，他始終認為，為了保持穩定，革命政府應該以國民公會的名義去行使權威，但是為了加強這一權威，還應該同無套褲漢群眾密切結合；救國委員會必須置於國民公會和無套褲漢之上，有選擇地接受平民的願望，並交議會通過，從而實現救國委員會的目的：鎮壓共和國的敵人和使貴族的最後希望破滅。打著國民公會的名義並強迫國民公會就範，控制人民而又不打消人民的熱情，這是羅伯斯庇爾的統治秘訣。作為經受過種種考驗的議員，他同他的親密同事全都懂得，一場「變亂」正在準備中。在極其動盪的局勢下，他們勉強統治了一年之久。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在1793年7月那時，雖然指導方針早已確定，但這些方針尚待在執行中加以具體化，因為政府還沒有足夠的有力的手段去付諸實行。由政治危機、軍事危機和經濟危機觸發的群眾運動終於在夏季迫使救國委員會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 三、山嶽派專政的建立（1793年7月至12月） 新的救國委員會剛成立，災難便接連發生，救國委員會差一點被國民公會所推翻。7月13日，馬拉被諾曼底的一名年輕的女王黨分子夏洛脫·科代所刺殺。16日，里昂的叛亂分子砍了沙里埃的腦袋。憤怒的群眾紛紛要求報復，吉倫特派首先倒了霉。聯邦主義在法國西北部已立足不穩，但旺代叛軍於17日在維依埃把桑台爾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國民公會派駐羅亞爾河前線的代表同在尼奧爾指揮軍事的比隆不能合作，他們在對待無套褲漢龍森和羅西涅爾問題上的分歧反映著國民公會內部的分歧。一方面是菲力波的指責，另方面是舒蒂歐的支持。龍森一度被送回巴黎，羅西涅爾被逮捕。邊境的形勢更糟，孔代、瓦朗西安和美因茲先後於10日、23日和28日投降。 救國委員會召回了比隆，又於22日逮捕了庫斯丁。這些將軍的朋友以及支持他們的國民公會代表立即提出了強烈抗議，加斯巴朗退出了救國委員會。與此同時，人們大肆攻擊布碩特、國防部以及無套褲漢軍官。國民公會甚至決定撤換國防部長。全靠羅伯斯庇爾的干預，局勢方告平復，他也正在那時才加入了救國委員會。25日，羅西涅爾代替了比隆；28日，國民公會下令對庫斯丁和吉倫特分子提起公訴，對逃亡的議員進行通緝。8月1日，恐怖措施斷然開始執行：國民公會把瑪麗–安托瓦內特送交革命法庭，下令平毀在聖但尼的歷代國王墳墓。國民公會還命令愛國軍隊在撤出旺代後把該地區化作一片焦土，並派被普軍放回的美因茲駐軍前往清剿。巴雷爾檢舉了英國的間諜活動，救國委員會於3日決定對英國人一概施行逮捕，又於7日宣布皮特為「人類公敵」。在此以前，人們對里昂叛亂一直比較寬容，叛軍在7月底傾向實行停戰，以求得和解。但在8月4日，救國委員會下令凱萊爾曼圍攻里昂。 儘管救國委員會推行了這些嚴厲措施，騷亂看來仍隨時可能爆發。反革命分子在各區頑強抗拒。據謠傳，他們正準備一次聖巴特羅米之夜，拿愛國分子開刀；又謠傳，愛國分子為預防反革命暴動，將再次屠殺嫌疑分子。當時，大衛正籌備一次盛大的節日，以慶祝8月10日一周年和憲法的頒布，各地方議會的代表屆時將來巴黎報告公民投票的結果。這可能成為利用食物匱乏製造「事變」的一個機會。這一次，救國委員會成功地維持了平靜，終於使慶祝儀式順利進行。 各地初級議會的代表已把裝有憲法文本的「方盒」鄭重地交給了國民公會，現在是否應該準備選舉呢？丹東的朋友德拉克魯瓦要求立即準備選舉；忿激派、埃貝爾和許多平民領袖也持同樣的主張，並對拖延選舉提出一連串的抗議。他們全都以為選舉將對他們有利。其實，不把反對5月31日革命的人排斥在選舉之外，立即選舉純粹是一種兒戲。企圖取代救國委員會成員的幻想使他們迷了心竅。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的一篇演說終於使人們的頭腦清醒起來：憲法將在恢復和平後方可執行。 不僅如此，各區的代表和無套褲漢還狂熱地要求逮捕嫌疑分子，實行大舉徵兵和對日用品全面限價。在外省的某些地區，人們自發地採取了這些措施。在諾爾州，國民公會特派代表於8月4日推行了前兩項措施，使該州陷於一片恐怖之中；阿爾薩斯於18日也出現了同樣情形。逮捕嫌疑犯的問題不難解決：根據丹東的提議，國民公會於8月12日發布了監禁令。至於大舉徵兵，救國委員會感到猶豫，國民公會則設法拖延：徵集一夥烏合之眾，究竟能有什麼用處？國民公會不能不讓步，卡諾被召回起草8月23日法令。應徵服役的新兵僅限於十八至二十五歲的未婚男子，其他公民必要時可應召參加兵工製造和後方勤務。從此，救國委員會的作用開始明確了。在平民的推動下，救國委員會支配著國家的全部力量；但是，救國委員會從大舉徵兵這個簡單的主張中，吸取了有組織的全民動員的思想。 還有限價問題，這一措施似乎已勢在必行，因為大舉徵兵勢必導致徵集大量的軍需，軍費開支極大，僅靠徵稅已不能遏制通貨膨脹；國家利益與人民願望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矛盾。仍然抱住經濟自由原則不放的救國委員會和國民公會只得一步步地後退。7月26日，國民公會通過了懲治囤積居奇法。根據這項法令，擁有食品和日用品的商人，凡不作申報和不把商品列單張貼在其店門者，一概處以死刑。各市鎮當局將任命專人負責追查囤積行為。但是，這種專橫的經濟統制能否平抑物價還是個問題。8月1日，國民公會通令禁止資本外流；15日，許多產品被勒令停止出口，由此造成的禁運中止了至今由中立國維持的海上貿易。9日，另一項法令決定建立以豐補歉的穀倉。在8月下半月，終於對燃料、鹽和菸草實行限價。軍需商和金融家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交易所自6月27日起被關閉。7月底，軍郵和軍運劃歸國家經營；8月24日法令取消了透支金庫、印度公司和所有的股份公司。康蓬利用爭取到的這段時間，致力於回收流通的指券和縮減開支。他於7月25日決定，印有國王頭像的指券不再作為貨幣流通，僅用於納付稅款和購買國有財產。8月24日，他採取了一項重大的政治和財政決策：國家的所有債務，除終身年金外，一概由共和國將債權人應得的全部定期利息（不是本金）轉為公債；但到了共和二年花月二十三日（1794年5月12日），終身年金也不再作為例外。在當時環境下，許多證券已不能兌現，許多息票也同地產一樣須扣除稅金。康蓬被人恨之入骨，被冠以「租息劊子手」的惡名。此外，9月3日，發行了強制認購的公債十億里佛，還有一筆自由認購的公債，總額不限，可用於購買國有財產，認購者可不再認購強制公債。但是，赤字的數目仍大得驚人。人們不得不承認，在恢復和平前，共和國註定要有通貨膨脹。因此，如不實行徵購和限價，又有什麼辦法？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必須經受一場新的危機。 雖然糧食收成尚好，但在青黃不接時，騷動仍經常發生；8月底，由於乾旱和風小，磨坊紛紛停工。忿激派再次煽動群眾的不滿，埃貝爾現在同他們一鼻孔出氣。如同過去一樣，食物匱乏使群眾蠢蠢欲動，鬧事的頭目首先想到採取政治措施：庫斯丁於8月27日被送上了斷頭台，但審判王后和吉倫特分子的要求未獲滿足，救國委員會被斥責為「巧言令色的騙子手」，即使丹東和羅伯斯庇爾也未能倖免。在這以後，傳來了駭人聽聞的消息：土倫發生叛變，艦隊被交給敵人。比約和科洛以及公社和雅各賓俱樂部一致贊成採取行動。9月4日，無套褲漢占領了市政廳，決定於次日舉事。國民公會在遊行隊伍團團包圍下，於5日開始討論實行恐怖統治的問題，並通過了一項綱領；救國委員會接著贊同了這一綱領，並在隨後的幾天中付諸實行：6日至8日，逮捕敵國的僑民，沒收他們的財產，查封銀行家和經紀人的家產；9日，組織革命軍隊，由龍森任司令，17日，發布嫌疑犯法，其規定有很大的彈性，因而革命委員會幾乎能為所欲為；21日，公民必須佩戴三色徽飾。在經濟統制方面，也採取了更加激進的措施：11日，改進糧食和草料的徵購辦法，在整個共和國境內實行統一價格；22日，以英國為榜樣制訂航行法，排斥中立國船隻，使海上進口幾乎不能進行；22日，開始討論主要食品和工資的最高限額。 但是，事情至此並未結束。審判嫌疑犯問題仍未提上議事日程，忿激派的批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尖銳。丹東於5日取消了區議會的常設制，代之以每周開會二次。另方面，由於出席區議會的無套褲漢如今領取四十蘇的津貼，救國委員會在巧妙地吸收了比約和科洛兩人後，認為拋棄忿激派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雅克·魯和瓦爾萊被逮捕；勒克萊爾失蹤；克萊爾·拉孔勃的革命婦女社被撤銷。 沙博、於連等「腐化分子」在國民公會中組成的山嶽反對派對救國委員會是個更大的威脅，他們讓國民公會廢除了或減弱了打擊外國人和金融家的各項法令。9月14日，救國委員會終於把這夥人從他們盤踞的公安委員會中驅逐出去。此外，救國委員會同許多被認為可疑的國民公會代表分道揚鑣，因而失去了他們的支持，例如從美因茲回來的勒貝爾和蒂翁維爾的梅蘭；從瓦朗西安召回的布里茲；庫斯丁的支持者杜海姆；曾下令逮捕羅西涅爾的瓦茲的布爾東。在洪茲肖特戰役勝利後，戰局轉而對法軍不利：胡沙特先讓英軍脫逃，又在梅嫩吃了敗仗。勒奎斯諾瓦要塞投降。康布雷的駐軍試圖援救要塞，結果在阿韋斯納–勒賽克被殲滅。胡沙特將軍當即被撤職並被逮捕。消息傳來，一場反對救國委員會的總攻擊隨即發生。杜里奧宣布辭職，並於9月25日挑起辯論，攻擊救國委員會擴大經濟統制的範圍和壯大無套褲漢的聲勢。國民公會熱烈歡迎杜里奧的演說，增選布里茲為救國委員會成員。羅伯斯庇爾起而反對，指出國民公會如果堅持這個決定，就請它將救國委員會徹底改組。這是羅伯斯庇爾最出色的演說之一：「我曾答應把全部真相告訴你們，現在我將履行我的諾言：國民公會沒有表現出它應有的堅定性。我可以告訴你們，在敵人進入瓦朗西安後仍留在該地的那個人不配當救國委員會的委員……這樣做似乎過分嚴厲，但對一名愛國者說來，更加嚴厲的是以下的事實：兩年以來，十萬公民因叛國事件和行動不力而慘遭殺害；如果對賣國賊寬容，我們就必定失敗。」這篇有力而明確的演說使國民公會驚呆了；國民公會當即宣布，救國委員會仍得到國民公會的信任。但是，一些議員對強迫他們負起責任的羅伯斯庇爾從此懷恨在心。他們把羅伯斯庇爾的行為稱作「輿論專政」。 雖然如此，事情已不可挽回。29日通過了最高限價法；10月9日，英國商品被查禁，英國僑民被關禁，他們的財產被沒收；6日，重申逮捕一切敵國僑民的法令。重大的叛國案件開始審理。10月10日，根據聖茹斯特的報告，國民公會正式宣布：「法國將保持革命政府，直到恢復和平為止。」 在救國委員會的默許下，恐怖分子從此橫行巴黎。直到9月，革命法庭的審判進展不快，庭長蒙塔內因處事不力受到了牽連。在二百六十名人犯中，六十六名已被處死，約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在9月5日那天，人們決定增加革命法庭的工作人員，並設立四個分庭；埃爾曼出任庭長，富基埃·丹維爾仍任公訴人。自10月至12月，處決加快了步伐。王后於10月16日被送上斷頭台；一項專門法令決定不准為維尼奧和布里索等二十一名吉倫特領袖辯護，二十一人於31日處死。對吉倫特派的殘殺在巴黎和外省延續了幾個月時間；羅蘭夫人、拉博、勒布倫等人被斬首示眾，羅蘭、克拉維埃、佩蒂昂、蒲佐等人以自殺畢命。巴依和巴納夫等福揚派分子以及菲力浦–平等和比隆走上了斷頭台。在三百九十五名被告中，第三季度共判處了一百七十七人死刑，占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比例的增加是因為對吉倫特派首領的鎮壓已經開始。逮捕在繼續進行，在押犯的總數從8月1日的一千四百一十七人猛增到雪月一日（12月21日）的四千五百二十五人。各區公所、平民團體和行政機構紛紛實行清洗，雖然國民公會拒絕把前貴族統統開除公職，但對他們的使用卻十分慎重。巴黎的秩序正日趨平穩，因為無套褲漢逐漸重新找到了謀生的手段：大舉徵兵和建立革命軍隊使無套褲漢的隊伍有所減少；許多無套褲漢或者在兵工廠工作，或者在救國委員會和政府各部的下屬機構工作，這些機構都有了極大的膨脹。各區又用「革命捐」養活了一批無套褲漢，後者分別充當脫產的國民衛隊、區代表或查封房產的看守。各區的慈善委員會還發放救濟。人們試圖用嚴密的警察制度監督最高限價的執行，公社規定了麵包和食糖實行憑證定量供應的辦法。但是，店鋪的商品售完後，已不再有新的貨源。肖梅特威脅商人和廠主說，將把他們的企業收歸國有。在打擊了「自私的富人」以後，同樣的命運如今落到一般店鋪主，甚至落到屬於無套褲漢的小商人的頭上。這正是救國委員會感到擔心的事情。 救國委員會的權威仍不穩固。事實上，無套褲漢領袖在代替忿激派的同時，建立了街區的平民團體，從而恢復了區公所的常設性質。在巴黎地區，革命軍隊正在發展；人們認為，革命軍司令龍森很可能像克倫威爾一樣搞軍事政變。救國委員會採取經濟統制措施，顯然主要是為了軍隊和公共機構的利益，對於平民，它所關心的僅是保證麵包的供應。另方面，它還想照顧農民、小手工業者、小店鋪主以及富裕消費者的利益。因此，國民公會於霧月二日（10月23日）決定牲畜可自由出售；物資管理委員會雖然一再表示反對，國民公會仍寸步不讓，這使肉類限價成為徒具空名的欺騙。再者，救國委員會禁止在巴黎按家搜查食品，對黑市貿易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對追查囤積居奇的專員不給任何支持。供不應求和商品匱乏的現象仍然存在。無套褲漢的憤慨情緒使政府隨時可能陷入危機。 外省的困難表現在另外一方面。那裡的無套褲漢對國民公會和救國委員會的權威並未提出挑戰或構成威脅；但是，地方上往往不經請示就自行其是。國民公會派出的大批代表主持大舉徵兵的工作。他們擁有相機處置的權力，一切均以「革命的方式」行事，也就是說，他們自己負起責任，迅速有力地採取非常措施，迫使全體公民為救國事業服務。由於通訊遲緩和事出緊迫，還由於他們掌握著全權，救國委員會不能密切監督他們的行動。當然，人們可以想像，這些獨立行事的特派代表程度不同地以山嶽派的思想為行動指南，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像是黎塞留和柯爾培爾時代的巡按使，在非常環境下充當中央集權的工具。他們和平民團體互相配合，清洗地方當局，逮捕嫌疑犯，徵集新兵，以徵購手段為軍隊提供裝備和武器，並且以同樣的手段使居民能有飯吃。但是，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情況和不同的環境，國民公會特派代表的政治傾向、個人品性和道德水準也各不相同。許多代表滿足於推行為國家安全和抵抗外敵所必需的措施；另一些代表則堅定地執行在巴黎占據優勢的社會政策。富歇在涅夫勒，博圖和塔依菲在西南部，依佐雷和夏斯爾在北部把失業者組成革命軍隊，向富人徵收捐稅，創立工場和濟貧所，強制執行最高限價；這類情形遠不僅限於以上少數地區。與巴黎最明顯的不同表現在恐怖措施的執行方面，真正導致流血的僅是個別例外。大多數國民公會代表滿足於進行逮捕；另一些代表，例如瓦茲州的杜蒙，雖然令人生畏，卻作惡不多。還有的代表僅嚴厲懲處了一些暴亂分子和叛國分子，例如首次出使外省的勒蓬。特別對聯邦主義者，處置的方式往往完全相反：在某些地區，聯邦主義者被斬首示眾；在別處，他們同革命派重歸於好，蘭代和弗蘭芒瑞在諾曼底對聯邦主義者不予處置。但某些國民公會代表自行決定設置了革命法庭。在內戰盛行的地區，例如科洛·德布瓦、富歇、巴拉斯和弗雷隆等在土倫大批處決犯人，卡里埃在南特甚至不經審判就下令處死俘虜。此外，巴拉斯和弗雷隆在普羅旺斯、洛萬在沃克呂茲、塔里安在波爾多的政績是否清廉，確實令人生疑。 如果說不同的國民公會特派代表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點推行不同的政策，每個代表推行其政策的力量也各不相同。由於他們不可能親自主持和照管一切，他們便依靠曾參加過8月10日事件、後被國民公會派往家鄉協助徵兵的本地雅各賓分子。他們為這些雅各賓分子撐腰或承擔責任，例如卡里埃在處理溺死事件上就是如此。庫通在安倍爾讓本地的雅各賓分子在各行政部門任職，並授權他們組織並無法律根據的州、縣兩級的救國委員會或革命委員會。在特派代表的縱容下，本地的雅各賓分子堅決推行革命的措施，隨心所欲地對待國民公會的法令，甚至公然置之度外。如同特派代表一樣，他們的作風也互不相同；他們住在城裡，對鄉鎮只能實行遙控，而他們在鄉鎮又沒有可靠和能幹的黨羽。因此，有的鄉鎮對追隨雅各賓派毫無熱情，有的鄉鎮則製造藉口，胡亂捕人。即使在城裡，也往往出現兩派，持激烈主張的不一定就是原來的民主派，卻往往是新加入無套褲漢行列的原福揚派分子，他們持激烈的主張，無非是為了讓人們忘記他們的過去，為了逃避革命捐稅或享有權力。溫和派和激烈派在各行政部門平分秋色。於是，監視委員會、市政機關和縣政府開始互相爭權；它們爭奪平民團體，包圍特派代表，要求逮捕對立派和清洗機構。即使最忠誠的愛國分子也沒有免遭不測的安全感。特派代表同地方實權派發生衝突的事也時有發生：聖茹斯特和勒巴斯取締了以歐洛格·施奈德爾為首的亞爾薩斯極端分子的職務，亨茲和居約在北方省也同樣如此。派別對立並非是唯一的原因；當巴拉斯和弗雷隆宣布解散「南方平民團體代表會」時，當塔里安和富歇同地方恐怖分子鬧翻時，個人間的爭權和嫉妒大概也是個重要因素。外省的雅各賓分子，特別在里昂，想在本地當家作主，對外來的巴黎人看不入眼。還不應該忘記，某些地區有數名特派代表在一起共事；他們之間也多次出現爭吵：勒巴斯和聖茹斯特同博圖和拉科斯特鬧得不可開交；亨茲和居約在諾爾州同夏斯爾和依佐雷又針鋒相對。還有在同一地區的前後任特派代表之間也表現出不同的傾向，後任程度不同地修改前任的做法，一些人因此失寵或受到懲罰，另一些人被開釋或重新得到重用。 在政府暮氣沉沉、毫無作為的情況下，正是雅各賓派和特派代表的主動性於1793年夏季拯救了共和國。他們恢復了民族的統一，招募和補充了軍隊並使人民免於飢餓。然而，當時政出多門、互不配合和紀律廢弛的情形十分嚴重；逮捕和捐稅激起了人們的憤怒；革命軍隊有調轉槍口反對國民公會的可能；地方衝突可能使行政機關趨於瓦解，或至少使革命努力歸於徒勞。平民的自發行動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正如勒瓦舍爾所指出的，無政府狀態已不能再延續下去了。救國委員會認為必須健全政權機構和加強中央集權。但問題在於，這樣做會挫傷革命精神，阻礙主動精神的發揮，以致削弱對反革命的鎮壓。從政治角度看，救國委員會感到左右為難，但經濟形勢已使它不再有其他的選擇。 根據9月29日的法令，各縣政府主管食品限價，市鎮當局則負責確定工資限額；一般說來，食品價格比1790年上漲三分之一，工資則提高二分之一。人們立即發現，各地確定的價格和工資標準有很大的不平衡。各縣往往抬高本地產品的價格，貶低外地貨物的價格。此外，法令對運輸費用和商業利潤率均不作規定；因此，商品生產者、批發商和零售商對限價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相反，9月11日法令卻對糧食草秣規定了劃一的全國最高限價，甚至對運輸費用也沒有忽略。那年的糧食收成較好，但部分地區因受戰爭破壞或需籌集軍糧而感到不足。新兵的開拔使糧食的脫粒遲遲不能完成。因此，各縣的征糧工作仍困難重重，地方當局只是勉強供應本地市場；鄰縣前來採購糧食很難獲得批准。在某些地區，特別在法國南部，由於從國外進口糧食幾乎沒有可能，居民勢必將陷於饑饉。然而，人們總不能坐以待斃，對外貿易於是又自發地活躍起來。派駐波爾多和馬賽的國民公會代表在徵求了商人的意見後，分別於10月和12月建立了專門的委員會，負責通過中立國對外購買糧食。由於中立國拒絕接受指券，特派代表同意讓某些商品出口，同時還徵購外國證券，搜括教堂的貴金屬用以製造鑄幣，甚至強行規定鑄幣必須換作紙幣流通，企圖使紙幣的市價得以回升。 救國委員會不能放棄限價，否則就會同無套褲漢鬧翻，讓極端分子的奸計終於得逞。由於需要製造大批軍事裝備和籌集大批軍糧，救國委員會不能放棄實物徵購和徵用制。不實行限價，指券將徹底崩潰；相反，實行了限價，指券行市於12月回升到面值的百分之五十。因此，救國委員會必須切實健全經濟統制，統一食物的最高限價，並以由中央政權決定的實物徵購和徵用制為手段，在共和國各地區之間公平地分攤資源。對外貿易也應收歸國有，救國委員會在決定從各種渠道進口原料和物資後，又制止地方自行其是，以免個別州為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窮竭交換手段。經濟的需要比政治的需要更有力地推動救國委員會把整個國計民生掌握在自己手裡，由此建立的絕對權威確實是前所未有的。 在10月至12月間，有關經濟統制的理論、行動計劃和執行機構在逐漸形成。繼聖茹斯特之後，比約在霧月二十八日（11月18日）的報告中陳述了革命政府的原則和目標；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進一步確定了革命政府的基本特徵：一切違法行為均得依法懲處；行政機構間或平民團體間的串聯活動一概禁止；外省的革命軍隊全部解散，額外的捐稅一律取消。於10月22日成立的物資管理委員會主持經濟統制事務。該委員會分別於11月18日和12月10日獲得了進口貿易的壟斷權和出口貿易的批准權。從雨月二十四日（1794年2月12日）起，除地方的市場供應外，它又獲得了實物徵購和徵用的全權。霧月十日（1793年11月1日），根據國民公會的法令，物資管理委員會負責制訂各種商品在其產地的標準價格，並為此展開了一次廣泛的調查。國民公會拒絕停止鑄幣在市場的流通；但在雪月五日（12月25日），康蓬通知銀行家，決定徵用他們的外匯。革命政府的形式在年底業已確定。 但是，革命政府的支柱——救國委員會——卻費了極大努力才能勉強維持；從9月開始，山嶽派的分裂已顯而易見，並且日趨嚴重，兩個對立的派別都想壓倒對方，伺機取而代之。 四、破除基督信仰運動 破除基督信仰運動於11月猛烈展開，觸發了一場出人意外的社會動盪，最後的危機也因此開始。危機延續至冬季方告結束；在此期間，救國委員會的立場曾多次左右搖擺。 這場運動的發生有著深刻的原因。除少數「紅色神甫」外，8月10日事變使憲政派神甫普遍感到驚慌；他們既不贊成處死國王，又不主張推翻吉倫特派，自然就成了嫌疑分子。國民公會於10月25日通過了懲治頑固派神甫的法律，同時還規定，凡經六名公民檢舉的憲政派神甫，也一律處以流放。另方面，越來越多的共和分子認為不必繼續進行制憲議會開始的試驗：康蓬早在1792年11月已經建議，不再向教士發薪，雖然這一建議未成現實。由於人們對是否實行政教分離尚在猶豫之中，由於大多數無套褲漢已不參加宗教典禮，人們的傳統信仰逐漸同自1789年起開始孕育的革命信仰發生對立。1793年舉行的8月10日事變一周年紀念首次成為純世俗的慶祝活動：新宗教有它的象徵和儀式，崇拜「神聖的山嶽」及其先烈勒佩蒂埃、馬拉和沙里埃。霧月三日（10月24日），國民公會聽取了羅默和法布爾的報告後，接受了共和曆法。共和曆法試圖把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天，即1792年9月22日代替耶穌的生日作為紀元，從而把破除基督信仰運動推廣到日常生活；它用法國人熟知的生產和工具的名稱代替宗教節日和聖徒紀念日的名稱，並且用「旬末休息日」代替「周末禮拜天」。瑪麗–約瑟夫·謝尼埃在霧月十五日（11月5日）所作的關於公民節的報告預示著民族信仰的正式形成。在這之前，天主教徒的宗教信仰尚未受到任何法律限制。 然而，山嶽派分子已越來越不能容忍天主教徒的信仰。9月22日，富歇同前往訥韋爾呼吸「故鄉空氣」的肖梅特一起，在大教堂舉行了紀念布魯土斯的盛大儀式；10月10日，富歇禁止在教堂外舉行任何宗教典禮，即使送葬和下葬也一概舉行世俗儀式。肖梅特返回巴黎後，把以上措施向公社大加推崇。其他特派代表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革命軍隊也不例外。一些神甫自動辭職，科爾貝縣宣布，該縣的大多數居民不願再信仰天主教；霧月十六日（11月6日），國民公會表示，各市鎮有權自行決定是否放棄天主教。於是，某些極端分子便迫不及待地採取了行動。在16日至17日的深夜，他們強迫巴黎主教戈培爾退職。大主教同他的助理司鐸於17日來到國民公會鄭重宣布辭職。霧月二十日（11月10日）被定為「自由節」，慶祝哲學對宗教狂熱的勝利。公社占領了巴黎聖母院，在祭壇上樹起了一座山嶽，一名女演員裝扮成自由神。國民公會獲悉後來到了被命名為「理性廟堂」的大教堂，參加了國民節日的慶祝活動。一些區公所也依此榜樣行動。霧月三十日（11月20日），團結區（前稱四國區）的公民披著教堂的飾物在國民公會門前載歌載舞地列隊遊行。接著，霜月三日（11月23日），公社封閉了各種教堂。 國民公會的多數派接受了共和曆法，這已表現出他們對基督的敵視。但他們對化裝遊行這類胡鬧感到不快，並認為在破除宗教信仰的問題上犯了政治錯誤。共和國已經樹敵太多，不宜再把那些願意望彌撒的教徒推到反對派方面去。議會拒絕取消神甫的薪俸，救國委員會也持同樣的主張。卡諾一類的保守分子同伏爾泰以及同後來的拿破崙一樣，深信為了預防社會動亂宗教對人民是必需的。羅伯斯庇爾在這個問題上更加高瞻遠矚；他懷疑在破除基督信仰運動的背後有無神論——這是與平民格格不入的富人的理論——在作祟，在他看來，無神論同傷風敗俗的不道德行為是分不開的。為此，他在雅各賓俱樂部讓人把愛爾維修的胸像砸碎。 對救國委員會說來，它有更加緊迫的問題要考慮：破除基督信仰運動是否掩蓋著一種政治陰謀？毫無疑問，這一運動反映著無套褲漢的感情；上等階級的伏爾泰主義在平民階級中歷來幾乎沒有信徒，而現在，平民階級對教會的敵對情緒卻更加強烈，這就是一個證明。因此，信仰問題上出現的危機加劇了各區和各俱樂部中旨在威脅救國委員會的鼓動。更糟糕的是，在10月12日左右，法布爾·代格朗丁由於同極端分子反目，指責他們是為皮特和巴茲男爵服務的「外國陰謀集團」的同謀，救國委員會嚴密監視外國政治亡命者的行動，特別是布拉邦特的富人普羅里，據說他是科尼茲的私生子，古茲曼已被逮捕。在參加逼迫戈培爾主教退職的那些人中，尚有德意志男爵克洛茲和葡萄牙人佩雷拉。另方面，在贊同破除基督信仰的議員中，有搞投機嫌疑的沙博，以及丹東的朋友、以溫和著稱的杜里奧，他們在國民公會中同時向救國委員會發起攻擊。處決吉倫特分子在議員的心裡留下了憂慮的陰影：他們能否允許救國委員會任意逮捕議員，並且在不讓有關議員進行辯護和不讓議會了解案情的情況下提起公訴？如果聽任救國委員會大批處死議員，救國委員會豈不將用恐怖手段把議員壓服，而使自己擺脫議員的監督？霧月十九日（11月9日），國民公會不得不把奧斯蘭——他讓當了他情婦的一名貴族夫人免於被逮捕——交給了救國委員會。第二天，國民公會突然反悔，決定今後將聽取被控議員的辯護；巴雷爾於22日費了好大力氣才說服國民公會撤銷這一法令。隨後不久，因與嫌疑甚大的奧地利猶太人弗雷兄弟的妹妹結婚而受到猛烈攻擊的沙博，為了給自己開脫，於霧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向救國委員會進行告密，巴齊爾進一步確認了沙博對法布爾的指控。據沙博說，德洛內和土魯斯的於連在巴茲的串通下，曾給法布爾一筆賄賂，要他在一份關於印度公司清賬的偽造法令上簽字。救國委員會和公安委員會決定把原告和被告一概逮捕。在夏季重新結婚和在10月起住在阿爾西的丹東立即於霧月三十日（11月20日）趕回巴黎，顯然是為了援救他的密友巴齊爾和法布爾。救國委員會開始懷疑，「外國的陰謀」牽涉到兩個派別：一方面是沙博與之結黨的埃貝爾派，另方面是同一個沙博與之串通的貪污分子，這些貪污分子與巴茲男爵以及丹東的朋友結合在一起，作為國民公會中的反對派向貴族提供幫助。 羅伯斯庇爾把革命的航舵轉向右方，並在丹東的配合下反對破除基督信仰運動；應該看到，反法同盟的威脅當時極其嚴重。法布爾承認，他未經過目，便在德洛內偽造的法令上籤了字。救國委員會不但不動法布爾的一根毫毛，反而讓他參加調查工作，貪污分子也沒有送交法庭審判。羅伯斯庇爾帶領雅各賓分子一起抵制破除基督信仰運動，丹東則懇請國民公會「放下柵欄」。國民公會的霜月十六日（12月6日）法令確認信仰依然是自由的。霜月二十九日法律宣布，教育也是自由的，神甫不受歧視和排斥；救國委員會雪月四日（12月24日）的通告再次指出暴力的危險。 救國委員會的成功實際上完全是相對的。國民公會於霜月十八日（12月8日）指出，國民公會代表關於封閉教堂的命令仍然有效。公社承認，憲政派神甫可以在私下舉行宗教儀式，但巴黎的教堂仍然關閉。國民公會的一些代表遵從了救國委員會的意向，但大多數代表認為，安全措施不能與暴力相混淆。在他們看來，憲政派神甫的影響對革命不利，因而他們肆意虐待或監禁拒絕放棄信仰的教士。國民公會甚至在芽月六日（3月26日）停止發放聖職津貼，不少縣政府甚至停止給神甫發薪。但是，我們已經指出，破除基督信仰運動發展很不平衡，一切還取決於地方當局的態度。在一些地方，人們很快就關閉教堂，甚至對原來不參加彌撒的人也濫加逮捕；在另一些地方，停止舉行宗教儀式的命令執行得很慢，也很勉強。在個別地區，破除基督信仰運動激起了騷動，這使人們不得不慎重行事。直到熱月，仍有一些教堂對外開放，雖然其數量越來越少。總而言之，埃貝爾的主張占了上風，這對山嶽派專政沒有任何好處，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只能在平民階級中製造分裂。 救國委員會主要在政治方面取得了勝利：它擊破了旨在把它架空、然後再把它打倒的溫和派陰謀。這是皮洛士式的勝利 (1) ，因為溫和派在幫助羅伯斯庇爾同無套褲漢鬥爭的同時，希望把羅伯斯庇爾爭取過來，使救國委員會喪失主心骨。軍事形勢的改善為他們提供了論據。建立革命政府難道不是為了戰勝敵人嗎？既然革命軍在戰場上接連取勝，革命政府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這對救國委員會說來是一個新的危險。 五、革命政府初獲勝利（1793年9月至12月） 徵集三十萬新兵的決定在夏季終於得到執行；在7月前後，兵員總額達到了六十五萬人。救國委員會正是使用這些部隊才勝利結束了1793年的戰役。徵集的新兵由於缺少武器裝備，長期留駐國內。困難確實很大，於9月開始動工的軍火製造業，到年底才取得重大的成果。指揮系統處在清洗的危機中。出身第三等級各階層和窮貴族家庭的新一代將領初試鋒芒，一些傑出的軍事領袖嶄露頭角，但許多無能之輩也打了敗仗。救國委員會一方面為在未來的決戰中取勝做好準備，另方面又不能不立即打幾次勝仗，以阻止外敵入侵和內戰蔓延。任憑它如何堅毅果斷，它畢竟需要時間和機會。波蘭的起義，反法同盟諸國的內部分裂，以及同盟軍將領的平庸無能，為救國委員會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時間和機會。 反法同盟諸國於8月已各行其是，它們的部隊已完全投入圍城戰。約克公爵竭力要攻下敦刻爾克；從路易十四以來，這一海港的造船速度始終遭到英國同行的嫉妒。科布爾先向勒奎斯諾瓦發起進攻。工兵軍官卡諾對要塞寄予極大的重視。他利用革命的動員措施，集中大量兵力守衛要塞，但他不想為打開比利時的通道而同科布爾進行一場決戰。他首先率軍增援胡沙特的軍隊，再派胡沙特去援救處境危急的敦刻爾克。胡沙特打退了掩護圍城英軍的弗雷塔格，並於9月8日在洪茲肖特把弗雷塔格徹底擊潰。胡沙特沒有切斷英國和漢諾威軍隊的後路，聽任其脫逃。不久，他在梅嫩被荷蘭軍隊打敗，接著被送上了斷頭台。勒奎斯諾瓦要塞陷落後，科布爾向莫伯日進攻，進駐桑布爾河以南，截阻法國援軍。由於不倫瑞克作戰並不積極，卡諾把部分軍隊從摩澤爾河北調。因此，一支機動部隊朝吉茲方向集結，由茹爾丹指揮，卡諾本人則於10月8日與茹爾丹會師。共和軍先於15日向科布爾的部隊發動正面進攻，但被打退；又於16日在瓦提尼從左翼包抄，莫伯日之圍因此被解除。莫伯日駐軍沒有出兵夾擊敵軍，駐軍司令尚賽爾將軍也被送上了斷頭台。在這期間，自7月以來同萊茵軍團在勞特河以北不斷交戰的奧軍發動了攻勢；武爾姆澤爾於10月13日攻占了被稱為「維桑堡防線」的堅固陣地，並在封鎖蘭道的同時，進入阿爾薩斯境內；法軍或者被迫退守孚日山區，或者龜縮在施特拉斯堡的炮火保護之下。幸而，不倫瑞克作戰不力，沒有向摩澤爾軍團爭奪薩爾河防線。趕往施特拉斯堡的聖茹斯特和勒巴斯，以及在洛林地區主持戰事的博圖和拉科斯特及時準備了反擊；當戰役在北部結束後，卡諾率軍東進。庇什格律負責指揮萊茵軍團，於11月18日發起了進攻，但戰果不大。摩澤爾軍團已由在敦刻爾克建立卓著戰功的奧什將軍充任司令。他於28日至30日攻打不倫瑞克守衛的凱澤斯勞滕，普軍打退了進攻，但未敢窮追。於是，奧什翻越了孚日山，取道弗勒什維萊和弗爾特襲擊武爾姆澤爾的後方，迫使他且戰且退。奧什同庇什格律會師後，被博圖和拉科斯特推舉為總司令，他奪回了維桑堡防線，於12月29日解除了敵軍對蘭道的封鎖，並占領了斯皮爾。入侵的外國軍隊到處被打退或停止前進。西班牙軍隊退到了巴約訥以南，在東庇里牛斯一線，則退到了台什河。凱勒爾曼於10月已解放了薩瓦。 王黨的暴亂同時也被鎮壓下去了，但花了幾乎同前線作戰一樣大的力氣。杜布瓦·克朗賽於8月宣布里昂已迅速投降；實際上，炮轟里昂並未平息市內的抵抗；何況，只是在庫通從奧弗涅抽調的軍隊於9月17日到達後，該城西面的通道才完全封閉。9月29日的總攻終於使富爾維埃等地落入共和軍之手，而共和軍進入里昂則是10月8日的事情。救國委員會對久攻不下里昂感到十分惱怒，因為這牽制了阿爾卑斯前線的軍隊，妨礙了卡爾圖出兵援救土倫。最令人氣憤的是普萊西竟得以逃跑；他手下的部隊雖然已被分割包圍，但人們仍擔心殘部會竄入普羅旺斯。救國委員會為此召回了杜布瓦·克朗賽。國民公會下令里昂改名為「被解放的城市」，城內的富人住宅一概平毀。羅伯斯庇爾要求在里昂組織鎮壓。庫通在進行鎮壓時顯得有點手軟；但從11月起，科洛和富歇接替了庫通，對犯人的處決便成倍增加。截至3月前，革命特派員共判決了一千六百六十七名犯人死刑。在攻下里昂後，共和軍已能加緊圍攻土倫。杜戈米埃在炮兵上尉波拿巴的協助下準備向土倫發起總攻；總攻於12月15日開始，城市於19日落在共和軍的手中。巴拉斯和弗雷隆下令槍決了幾百名叛亂分子。 第一次旺代戰爭在幾經曲折後也同時結束。美因茲駐軍的到達給叛亂的天主教軍一個致命的打擊。由於國民公會代表同指揮圍攻的將領之間意見不和，叛亂仍未真正平定。龍森和桑台爾在科龍戰敗，克累貝在托爾富失利（9月18日和19日）。藍軍於10月17日在旭雷會師，並打垮了白軍，白軍的首領幾乎損失殆盡。但拉羅什雅克林和斯托弗萊率領約二三萬人渡過了羅亞爾河，在曼恩河一帶與舒安黨人會合。叛軍於10月25日在拉瓦爾以南的恩特勞姆被尾隨的共和軍所趕上，接著於11月13日和14日，叛軍給了共和軍嚴重的打擊，以致它後來可以在據守該地的國民公會代表勒卡邦蒂埃的保護下放心地向格朗維爾進發。由於在前進中被擊敗，叛軍回師向南，接連打敗了企圖阻擊它的分散的共和軍部隊。叛軍最後到達了昂熱，於12月3日和4日又打了敗仗。馬爾蘇這時已取代了無套褲漢將領，他率領經過整編的部隊及時趕到。旺代叛軍扼守通向勒芒的大道，但在一場激烈的巷戰中遭到徹底失敗，叛軍殘部竄至薩維內附近，於23日被殲滅。可是，拉羅什雅克林和斯托弗萊又回渡羅亞爾河，沙列特尚未離開馬雷地區。沙列特甚至還偷襲努瓦莫蒂埃，但該地於1794年1月3日由哈克索收復。游擊戰仍綿延不絕，共和軍司令圖羅在旺代全境派出清剿部隊，執行8月1日法令規定的掃蕩計劃。 軍事特派員將大批「土匪」處死。僅昂熱一地，「清查委員會」不經審判下令處死的就有二千餘名。國民公會代表弗朗卡斯台爾的名聲雖然不像卡里埃那麼壞，但他的手段卻同樣毒辣。在旺代叛軍最後潰敗前，不經審判的處決在南特已經開始；在這次最著名的大屠殺中，等待處決的犯人之多竟使軍事委員會窮於應付，南特法庭的被告席也有人滿之患。監獄中疫病流行，犯人食不果腹。為了加快處理，當局竟讓監獄把犯人丟進羅瓦爾河溺死。第一次溺死犯人的行動可能是由地方恐怖主義分子搞起來的，但卡里埃聽任他們繼續幹下去，被處死和被溺死的犯人總數，包括頑固派神甫、嫌疑犯、「土匪」和一般刑事犯在內，至今說法不一，而各種傳說更使這些夜間的屠殺令人毛骨悚然。在12月和1月期間，被殺害的人數至少有二三千人。 旺代叛亂沒有完全被征服，人們毫不懷疑，反法同盟諸國到來年春天將進行新的反撲，但當前的威脅已經消失了。因此，政府是否還要把弦拉緊呢？救國委員會作了肯定的回答，其理由是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去爭得決戰的勝利。事態的發展將證明救國委員會的決策是正確的。至少，人們是否能夠緩和鎮壓措施呢？國民公會的許多議員有這樣的想法，一些山嶽派議員更把這種想法付諸言辭。對此，無套褲漢大叫大嚷地指責叛變。救國委員會再次處在前後夾攻之中。 六、救國委員會的勝利（1793年12月至1794年5月） 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已被救國委員會所否定，這在極端分子中帶來了恐慌；科特利埃俱樂部以變節罪將肖梅特開除。丹東一夥在羅伯斯庇爾的默認下，向科特利埃分子展開反攻。卡米爾·德穆蘭創辦了《老科特利埃報》，頭幾期獲得驚人的成功：法布爾、布爾東、菲力波揪住龍森和文森不放，並於霜月二十七日（12月16日）讓國民公會下令將二人逮捕。 與此同時，溫和傾向開始抬頭：霜月二十五日（12月15日）出版的《老科特利埃報》第三期對懲治嫌疑犯法提出了指責；三十日，許多婦女前來懇求國民公會釋放無辜被捕的犯人，在羅伯斯庇爾親自建議下，國民公會任命了一個負責複查案情的委員會。雪月二日（12月22日），根據國民公會的決定，一名因囤積居奇而被判刑的商人恢復了自由，7月26日法令不久也停止執行。 通過對布碩特部長以及對海隆（政府的一名官員）的攻擊，溫和派的矛頭所向已暴露無遺。布爾東早在霜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就提出清洗救國委員會，蒂翁維爾的梅蘭主張救國委員會成員每月改選三分之一。羅伯斯庇爾似乎已同「寬容派」妥協，喪失了保證救國委員會內部團結的仲裁者立場。就在霜月二十二日那天，他把克洛茲從雅各賓俱樂部驅逐出去。比約和科洛當然不同意這個做法。救國委員會內部出現了分裂，人們就可以要求改選，所有的人都以為，丹東將重新成為救國委員會的領袖。 如同在瓦爾米戰役勝利後一樣，丹東認為，既然祖國已不再處在危急之中，人們可以緩和鎮壓措施。他於12月2日大聲疾呼：「我要求減少流血。」結束革命統治意味著對外和平；關於和談的傳聞到處在散布；伯恩施托爾夫在哥本哈根暗示他可以出來調停。如同埃貝爾一樣，丹東也不是派別的領袖。但寬容派的策略和希望同丹東的一貫政策以及同他那見風使舵的調和立場正不謀而合。不幸的是，在主張寬容政策的人中有一批「腐化分子」，他們「因害怕自己被送上斷頭台而想砸碎斷頭台」；由於丹東也有「貪贓枉法」的行為，人們只要把寬容派向前推進一步，便足以把它當作一個為「外國陰謀」服務的集團，並說這個集團同過激派懷有相同的目的，領取同等的津貼，只是採用不同的途徑而已。 科洛·德布瓦從里昂趕回巴黎後，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轉變，他於雪月一日（12月21日）在雅各賓俱樂部勇敢地為恐怖分子作了辯護。羅伯斯庇爾顯然也有所退縮，再次揭露來自右翼和左翼的雙重危險。雪月六日，比約大概在取得公安委員會的一致贊同後，讓國民公會撤銷了負責複查案件和持寬容立場的「司法委員會」。不久，人們在雅各賓俱樂部對《老科特利埃報》大興問罪之師；羅伯斯庇爾最初裝出一副責備卡米爾不該亂捅婁子的樣子；但是，卡米爾·德穆蘭聽到羅伯斯庇爾要他焚毀已出版的各期報紙時，立即對這種勸說進行反駁：「燒毀報紙不能代替對問題的答覆。」第二天，即雪月十九日（1794年1月8日），羅伯斯庇爾再次陳述了兩派的論據，指出二者的勢不兩立，但他仍設法避免撤除卡米爾的職務。政府在同寬容派的鬥爭中掌握著更加有效的手段：它知道在已被逮捕的貪污犯中，一些人是寬容派的朋友，因而把貪污犯留作人質。對貪污犯的查處開始加緊進行。人們完全明白，法布爾所謂未經過目就在偽造的法令上簽字的藉口是站不住腳的。法布爾於雪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1月12日至13日）的夜間被逮捕歸案。丹東要求援引11月的先例，在逮捕國民公會議員前聽取被告的申訴，比約用明確的言辭對丹東進行威脅。另方面，到了雨月，馬絮埃爾、龍森和文森先後被釋放出獄。 救國委員會在局勢穩定後，因派別鬥爭白白浪費了兩個月時間。德穆蘭和菲力波繼續在進行宣傳活動；為了反擊，埃貝爾分子大肆檢舉囤積居奇者，要求通緝反對6月2日行動的七十五名議員（羅伯斯庇爾沒有把他們解送革命法庭受審），通緝在1792年的所謂八千人請願書和二萬人請願書上簽字的人以及路易十七。相反，蘭代在救國委員會會議上要求，在他就聯邦主義分子的活動提出報告前——這份報告始終沒有提出——暫緩審理有關聯邦主義分子的案件。對於去冬押來巴黎的一百三十二名南特人，也沒有進行審判。政府在外省同艾貝爾分子的決裂使無套褲漢處境不利。善於見風使舵的富歇同里昂的無套褲漢斷絕了關係，果利在布爾也如法炮製。經過反覆估量，寬容派並未喪失希望。雖然救國委員會沒有對他們作出讓步，但它至少在遏制平民的行動。雅克·魯在獄中自殺。卡里埃、塔里安、雅伏格、巴拉斯、弗雷隆等以推行恐怖政策而聞名的國民公會代表紛紛被召回巴黎；奧古斯丹·羅伯斯庇爾讓貝爾納·德·聖得在弗朗什–孔代地區結束恐怖政策。 到了冬末，經濟形勢更加惡化，政局不穩已發展到了非徹底解決不可的地步。麵包量少質次，肉類奇缺，農民由於害怕各區徵購專員的橫徵暴斂，提供的食物越來越少。科特利埃分子煽動無套褲漢要求政府採取強硬措施。軍火製造廠爆發罷工。羅伯斯庇爾正在病中，人們顯然把希望寄托在比約、科洛和聖茹斯特身上。救國委員會當時的態度十分和緩。雨月十三日（1794年2月1日），國民公會決定撥發救濟款一千萬；風月三日（2月21日），巴雷爾提出了新的全面限價法令。8日，聖茹斯特讓國民公會通過法令，沒收嫌疑犯的財產，平均分給農民。9日，一項新的反囤積居奇法草案在國民公會宣讀。科特利埃分子認為，如果施加更大的壓力，他們將徹底取得勝利。風月十二日（3月2日）龍森揚言要發動起義；十四日，埃貝爾指名攻擊了羅伯斯庇爾。十七日科洛代表雅各賓派前往科特利埃俱樂部爭取兩派實現和解，但對方仍威脅要如同9月那樣組織一次新的示威行動。在這種情況下，警察當局一再聲稱有人已武裝了起來，而且獄中的犯人也正蠢蠢欲動。人們可以設想，救國委員會是何等的驚慌，即使逮捕一些人，也不足以使它安心。總之，救國委員會喪失了耐心，羅伯斯庇爾於風月二十二日（3月12日）出席了救國委員會，決定同埃貝爾分子作最後的較量。他把普魯里、克洛茲、佩雷拉等外國亡命者列入埃貝爾、龍森、文森和莫姆洛集團，以便指責他們「勾結外國、圖謀不軌」。所有這些人於芽月四日（3月24日）均被處死。無套褲漢竟毫無反抗，這一事實說明，國民公會的法令、對埃貝爾的指控、食物的分發以及革命軍的分散都是為達到同一目的而採取的措施。 五天前，法布爾、沙博、巴齊爾、德洛內等「腐化分子」已被提起公訴。在芽月九日至十日（3月29日至30日）的晚間，救國委員會決定增加丹東、德拉克魯瓦、菲力波和卡米爾·德穆蘭為委員。在公安委員會的支持下，科洛和比約顯然覺得，在打擊了左派後，必須也壓服寬容派。比約從聖馬洛出差回來後，得知埃貝爾分子已被處死，感到十分驚詫，他後來責備羅伯斯庇爾不該拒不對寬容派進行新的鎮壓。羅伯斯庇爾被說服後，立即負起了責任，他幫助聖茹斯特起草了報告，並在國民公會中使那些被驚呆的和嚇得發抖的議員不敢為「早已腐化的偶像」辯解。被列入寬容派的還有：愛斯帕涅教士，他是著名的投機倒把分子；威斯台爾曼，據信此人歷史上有污點；艾羅·德·塞舍爾，此人雖是救國委員會的成員，但救國委員會早已把他撇在一邊，因為他泄露會議的機密；古茲曼和弗雷兄弟，他們一起被控參與了「外國陰謀集團」。正如過去不讓吉倫特分子辯護一樣，人們以有人正陰謀進行劫獄為藉口，阻止丹東進行公開辯護。丹東和其他被捕人犯於芽月十六日（4月5日）一起被送上了斷頭台。這僅是檢舉陰謀的一個序幕，另一批犯人，其中包括肖梅特、埃貝爾的遺孀和呂西·德穆蘭，接著被處死。 這場危機具有決定性意義。在革命運動歷史上，埃貝爾分子的垮台標誌著革命運動開始走下坡路。從1789年以來，政府第一次搶先行動，把平民領袖消滅掉。接著，它又採取果斷措施，完成自己的勝利。革命軍於芽月七日（3月27日）被宣布解散；臨時執行委員會，即各部部長，於芽月十二日（4月1日）被撤職；陸軍部各司局在文森被捕後，已不受布碩特的控制，布碩特本人也於熱月三日（6月21日）被關進監獄。州政府、市政府、公社議事會和警察局均經過清洗，改派可靠的人組成。巴什市長於花月二十一日（5月11日）被捕。自芽月八日起，物資管理委員會控制了巴黎的麵包和肉類供應。科特利埃俱樂部已降到無足輕重的地位，各區俱樂部在政府的壓力下，於花月末和牧月紛紛宣布解散。被指控為埃貝爾分子的平民領袖從此感到心虛膽怯。巴黎的一些平民領袖被監禁，有的甚至被送上了斷頭台。在布爾，自從國民公會代表阿爾比特離職調往薩瓦後，平民領袖被投入獄中。在里昂，富歇清洗了平民團體和市政府。在奧爾良耐，救國委員會特派員德馬約將恐怖分子武裝押送巴黎。經過這次打擊，無套褲漢再也無力威嚇救國委員會，政府的權威得到了恢復。 誠然，羅伯斯庇爾及其一夥仍指望溝通同平民的聯繫。但他們沒有估量到風月慘劇的道義影響：在忿激派之後，杜歇老爹 (2) 和科特利埃分子已是無套褲漢的真正領袖。其中的倖存者不能原諒救國委員會殺害了他們的朋友。既然他們自己不能主持革命專政，他們便開始與革命專政對立，並且不遺餘力地反對革命專政。眼看這些愛國分子被當作賣國賊而遭到打擊，群眾怎能不感到泄氣和失望？救國委員會的經濟政策現在已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真實面目，這項政策完全是為了支持戰爭，毫無滿足平民願望的打算。在社會政策方面，救國委員會的措施是否足以使平民追隨山嶽派，那就更成問題了。 救國委員會實際上已受國民公會的任意擺布。救國委員會迫使國民公會先後交出了吉倫特分子和丹東，以為能掌握國民公會的多數。這個估計完全錯了；不但如此，國民公會不能饒恕救國委員會強迫它作出這些犧牲。國民公會出現那麼多的空缺席位，這在議員的心中播下了恐怖的種子，而恐怖的種子很容易長出反抗的果實。救國委員會之所以有力量，這是因為它在議會和無套褲漢之間處於調解人的地位。它一旦同無套褲漢斷絕了關係，議會也就獲得了行動的自由；加上內部又出現分裂，救國委員會的末日終於來臨了。 七、革命政府的性質和組織 自共和二年芽月十六日至熱月六日（1794年4月5日至7月27日），革命政府還沒有在環境的影響下隨波逐流，相反，由於救國委員會的專政地位的確立，革命政權顯得相當穩固。 救國委員會的基本思想是要建立一種戰時政體。無論在邊境或在內地，革命都處於守勢。羅伯斯庇爾指出：「內部的敵人同外部的敵人難道不是一致的嗎？」革命必須為自身的存在而奮鬥，這種「必要性」使非常措施成為合理。在共和國獲得勝利、和平到來的那天，憲政制度將重新施行。 議會已投票通過了一些重大的非常措施，但這仍不足以支持戰爭，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協調各方面的努力和貫徹執行這些措施。波拿巴於熱月一日（7月19日）曾向馬克西米利安的弟弟指出，「在我們所進行的巨大鬥爭中，絕對必須有穩定的革命政府和中央權威」。由於時間緊迫，這個政府的行動必須如閃電般迅速和雷擊般有力。所有行政部門都應服從中央的權威；一切反抗都要被強力手段，也就是被恐怖手段所粉碎。任何人違抗法律都將作為「人民公敵」而被處死。革命政府實質上是要恢復權威。 政府的官吏必須僅僅為救國目的而行使權威，他們的「美德」是保護愛國者。除叛國外，瀆職便是最大的罪惡。羅伯斯庇爾於1792年寫道：「共和國的靈魂是對祖國的熱愛，是把一切私人利益匯集在普遍利益之中的無限忠誠。」這些高尚的情操同私生活的不道德是不可調和的。因此，私生活不道德的政府官吏便有犯罪的嫌疑；「共和國的敵人是那些卑鄙的利己主義者，是那些野心家和腐化墮落分子。」孟德斯鳩和盧梭早已這樣說過。 革命政權雖然是個臨時的和必須靈活地適應環境的政府，它仍需要有一個有機的框架。它的施政準則是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日（1793年12月4日）的法律。比約於11月18日和花月一日（1794年4月20日），羅伯斯庇爾於雪月五日（1793年12月25日）和雨月十七日（1794年2月5日）以及聖茹斯特、巴雷爾、卡諾、庫通等人曾反覆解釋過這條法律，救國委員會的歷次通告和特派代表的各項宣言也先後援引過這條法律。這條法律在原則上是符合民主的，因為國民公會擁有最高權威，下屬的各委員會則在國民公會的監督下分掌政權；同樣，愛國者可以在平民團體中講話，他們的報紙不受新聞檢查。但行政機構是革命政權的根本機構；它的行動不受任何阻撓，它的威信不受任何損害。因此，在芽月後，國民公會的會議變得死氣沉沉；各委員會分別在默默地工作；各俱樂部紛紛消失，唯獨雅各賓俱樂部例外，但光顧者大部分是執行恐怖政策的官員。在外省，各革命委員會和平民團體協助當局工作和向當局提供建議，但稍有批評便招致嫌疑；獨立的報刊已不再存在。國民公會設置的委員會在共和二年達二十一個之多，但掌握大權的僅救國委員會和公安委員會而已。在艾羅·德·塞舍爾被處死後，救國委員會剩下的十一名成員每月都連選連任，從未有所變更。作為「行政權的中心」，救國委員會負責頒發逮捕令，掌管外交事務；它通過其陸地測量部指揮戰事，通過軍火管理委員會管理武器彈藥，通過食物管理委員會主持經濟生活（後者在花月十一日即4月30日被「貿易和供應委員會」所代替）。芽月十二日後，救國委員會下屬的十二個管理委員會代替各部部長發布命令；它的秘書處逐漸設置了大批局、處級機構。救國委員會擁有發布行政命令和為執行法律制訂細則的權力；因此，它有時甚至歪曲法律或公然自行立法。公安委員會負責執行嫌疑犯法，領導革命的治安和司法工作，實質上是「恐怖統治部」。在長時間內，公安委員會不像救國委員會那麼穩定，現在也同樣穩定下來了。 革命政權在外省的組織比較簡單。州級行政機構由於有搞聯邦主義的嫌疑，被縮減成一個州政府，喪失了大部分職權。主要的行政機構設在縣和市鎮兩級，它們同中央政權直接發生聯繫。革命委員會仍然存在；但大多數村莊沒有這類組織。在每個行政機構中，都設有「國民代表」一職，代替原來的檢察官。國民代表由各級行政機構選舉產生，但應負責執行政府的決定，縣級國民代表每隔十天向政府遞送一份報告。所謂選舉純粹是個形式，清洗實際上已使所有公職人員的任免權集中到中央政權及其特派代表手裡。聖茹斯特曾設想在每個行政區劃中任命一名官員，代表國家執掌該行政區的全部權力。在地方行政機構和國民公會的各委員會之間，還有特派代表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國民公會最後一次派出大批特派代表是在1793年12月末，其目的是為了貫徹霜月十四日法律。但這項法律本身意味著要限制特派代表的主動權：不准委託授權，撤銷革命軍隊和廢除革命捐稅。花月十九日（5月8日），地方革命法庭也被取消。那時，大多數特派代表已回到國民公會：富歇於芽月七日（3月27日）被召回，其他的二十一名特派代表於三十日（4月19日）被召回。比約於1793年11月18日說過，國民公會派出的代表人數愈多，這些代表的權威愈被削弱，代表的人選也就不能十分恰當。實際上，救國委員會的成員對國民公會特派代表的擅自行動和各行其是感到不快，因為這妨礙著中央集權。他們寧肯派遣救國委員會的辦事員，例如茹連·德·巴利（德龍地區的一名國民公會代表的兒子）促使了卡里埃和塔里安的被召回。或者，在需要「重新裝配機器」時，救國委員會成員親自前往外省和軍隊作現場指導。 救國委員會實際上沒有徹底推行中央集權的時間。在芽月前後，它不得不遷就國民公會和其他委員會。康蓬控制了財務委員會；既然國家的財政需要獨立，財務委員會被認為是反革命分子的巢穴。公安委員會抵制救國委員會對其職權的侵犯，二者的衝突將導致革命政權的垮台。國民公會特派代表在外省推行他們個人的政策，地方衝突從未停止。革命政權遠不如拿破崙統治那麼有秩序。然而，制憲議會時代推行的地方分權早已成為人們留戀的往事。無套褲漢曾要求實行專政，這個要求如今已成為現實，但行使專政的卻是國民公會各委員會的官僚，無套褲漢則同其他人一樣只是默默地服從而已。 各委員會確實盡了一切努力爭取無套褲漢心悅誠服的贊同。儘管革命政權在理論上十分嚴密，但在事實上卻並非那麼完備，即使領袖們在執行時也不能完全步調一致。救國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一心想著戰爭；對於那些在愛國心驅使下表示服從的人，甚至包括前貴族在內，救國委員會自然樂於接受他們的效力。於是，無論富人、商人或金融家，只要他們表現順從和忠實，救國委員會一概委以要職。它僅對日用必需品實行限價，但不把限價當作社會改革的工具，以免使第三等級各階層互相衝突。對它說來，「不反對我們，便是贊成我們。」這種傾向是如此明顯，人們簡直可以認為革命政府僅僅是個普通的國防政府而已。當然，革命政府確實是個國防政府，但又不僅僅是國防政府。假如僅僅是國防政府，那麼，在芽月後，人們希望看到破除基督信仰運動的停止，恐怖統治也會得到緩和。但是，事態的發展卻完全不是如此。 問題在於這場戰爭不僅是民族戰爭，而且是階級戰爭。第三等級在守土衛國的同時，繼續在進行從1789年開始的反對貴族的鬥爭。它已看到自己的部分成員——富人和窮人——投靠了敵人：無套褲漢更加強烈地要把敵對階級和所有的背叛者剷除乾淨。對「貴族陰謀」的恐懼，由此產生的自衛決心以及恐怖鎮壓的本能反應，始終存在著。因此，埃貝爾的思想也始終不能被撲滅：所有的無套褲漢都滿腦子這種思想；即使在國民公會及其下屬的委員會，這種思想也在散布分裂的種子。 從經濟和社會的觀點看，戰爭只是推動建立專政的部分因素：無套褲漢要求實行限價，遠不是為了國防和革命的利益，而更多地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哪怕讓資產階級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山嶽派領袖則主要為國家的利益而利用限價，這終於使無套褲漢失望。因此，無論從社會的角度或從政治的角度看，山嶽派領袖都懸在空中。 八、共和二年的軍隊 然而，打贏戰爭的決心卻是一致的。在軍隊中，山嶽派分子無不甘願作出一切犧牲。凡對革命多少懷有一點忠誠的人，都不能不心悅誠服地承認他們做得對。共和二年的軍隊是革命團結的象徵。 在救國委員會中，兩名工兵軍官卡諾和科多爾的普里厄在陸軍部長布碩特（芽月前）的協助下，負責組織和指揮這支軍隊。普里厄主管軍火，有關糧秣車馬的事務由蘭代襄助；卡諾以主帥身份統一部署軍事行動。 在大規模徵兵後，法國擁有的軍隊超過了一百萬人；但兵源五花八門，有的是行伍出身的老兵，有的是義勇軍或剛徵集的新兵，即所謂「混賬的白軍」和「不堪一擊的藍軍」。1793年2月，國民公會通過了混合編制的原則，同正規軍相比，義勇軍熱情有餘，耐力不足，尤其紀律較差。由於士兵中偏見很深，軍官人數過多，作戰指揮相當困難。義勇軍戰士為打敗入侵者臨時當兵，卻不認為自己是個「軍人」；行伍兵對他們不免側目而視，何況，在實行清洗前，行伍兵能否恪守公民職責尚令人擔心。組織新部隊的工作暫且停止了。已徵集的三十萬新兵被編到現有的部隊中去。到了1794年春，軍隊的混編工作開始進行，前後花了很長時間。兩營義勇軍同一營正規軍混編成一個團；接著是改編連隊，有時打散原有連隊編制，以便使混合更加徹底。從此，軍隊名義上只剩下藍軍，但由於藍色軍服不足，原有的白軍服仍沿用很長時間。 指揮系統的改組也同時完成。清洗工作告一段落後，貴族紛紛被撤職，但芽月二十七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仍允許救國委員會保留它所認為有用的貴族軍官。新一代的軍官現在允許達到最高的軍階，「馬爾斯軍校」從每縣招收六名青年，以改善軍事幹部的素質。行伍軍官為1793年的軍事訓練出了力氣；他們陸續被主要從義勇軍戰士中提拔起來的新軍官所取代，這些新軍官是在戰爭中出類拔萃的青年人。1793年2月21日法令統一了正規軍和義勇軍的晉升制度，它強調正規軍所注重的資歷，大大減弱了選舉在任命軍官時的作用。士兵僅選舉他們的班長；對於班長以上的軍官，三分之一按資歷晉升；在剩下的三分之二中，士兵可推舉三名候選人，但候選人必須在低一級軍官中挑選，然後由現任的同級軍官決定晉升。校級軍官一律按資歷晉升；將級軍官三分之一按資歷，三分之二採取推選的辦法。正在作戰的部隊是否能完全遵守如此複雜的步驟？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懷疑。隨著軍官權威的加強，晉升大概主要採用推選的辦法。軍團長的任免權由國民公會掌握。 軍隊的紀律正在恢復中。恢復紀律必須從高級指揮官開始。拉法葉特和杜穆里埃背叛國家和實行軍事獨裁的企圖至今記憶猶新，救國委員會對高級指揮官處處提防。庫斯丁因有步二人後塵的嫌疑而被處決，軍事首腦只能消極地服從文職政權機關。在軍情極其緊急的1793年夏季，一些高級指揮官因無能和疏忽而被認為缺少愛國心，受到了同樣的懲罰。國民公會特派代表像過去國王派駐軍隊中的監軍一樣成為共和國權威的體現。此外，陸軍部特派員以及公社於1793年派駐旺代的專員也參與監視軍事指揮，散發無套褲漢的報刊，並且在俱樂部中向士兵發表演說。但在1794年春，他們全都被撤銷了。國民公會代表的監督工作並非完全沒有缺點，特別是某些代表有時干預了軍事指揮，但共和國在對指揮官的忠誠尚無把握以前，就不能賦予指揮官全權。此外，在制訂旺代的作戰計劃時，由於國民公會的許多代表全都插手，大家意見紛紛，莫衷一是。但這種情況畢竟不是普遍的，不少代表確實對勝利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其中特別突出的是聖茹斯特。國民公會於1793年12月21日決定，禁止部隊進行集體請願。卡諾指出：「武裝部隊應絕對服從法律，貫徹執行法律，決無討論的餘地。」俱樂部不再干預軍隊的管理；軍事法庭的陪審團制度仍被保留，但在形勢緊急時，國民公會代表也設立秘密審判的軍事法庭，例如共和二年花月十八日（1794年5月7日）摩澤爾軍團就曾經這樣做。但是，救國委員會並非就像歐洲反動派所宣傳的那樣，僅僅依靠斷頭台來推動將領的積極作戰和維持軍隊的紀律。救國委員會所依靠的，首先是信任以及對祖國和革命的熱忱。在共和二年，它對共和軍的將領已相當信賴，不再把戰鬥的失敗歸罪於叛賣。卡諾簡單扼要地指出：「當人們作了一切努力去爭取勝利時，即使打了敗仗也不算有罪。我們不能單純以勝敗來判斷一名軍人，還要看他是否努力和是否勇敢。」至於軍事法庭，雖然在審理叛逆分子、流亡者、攜槍脫逃者的案件時，它根據法律的規定，作出嚴厲的處置，但在對待士兵的一般過失時，特別在對待抗命不服的士兵時，卻表現得相當寬大。從霧月七日（1793年10月28日）到風月十六日（1794年3月6日），萊茵軍團的軍事法庭共審理了六百六十名被告，其中二百八十二人被宣布無罪釋放，一百八十八人被送回原來部隊，一百九十人被判有罪，僅六十二人披處以死刑。軍隊保持了它的民主性質：共和二年的士兵繼續參加俱樂部的活動；政府讓他們了解政治形勢，向他們分發愛國報紙。國民公會答應為士兵保留十億巨款的流亡者產業，向殘廢軍人和愛國軍人家屬發放津貼。聖茹斯特指出：「勝利的取得不能僅僅依靠軍隊的人數和紀律；唯有共和精神在軍隊中不斷深入人心，才是勝利的保證。」共和二年的軍隊並不僅僅由熱烈的共和分子所組成；但其中的共和分子確實相當多，他們與國內其他共和分子是同呼吸共命運的。人們往往把一心保衛祖國的共和二年士兵同集中精力打擊貴族的無套褲漢對立起來，這是完全錯誤的。從軍作戰的革命者忘不了他們的仇恨；後方的共和分子也同樣忠於祖國和不怕犧牲。奧什曾是馬拉的擁護者；克累貝和馬爾蘇高度讚揚卡里埃的堅毅：波拿巴對羅伯斯庇爾深為愛慕。問題的實質是軍隊中的共和分子的任務比較簡單，團結也比較容易保持。因此，在事情過去了許多年以後，馬爾蒙和蘇爾特等人在回顧往事時，無不以激動的心情，陳述他們為保衛「不可分割的共和國」所立下的豐功偉績。 一支真正全民皆兵的部隊開赴前線，這是史無前例的；一個民族竟能養活和武裝如此眾多的士兵，這也是自古以來首創的新事物，然而這正是共和二年軍隊的特點。軍事技術的革新首先是兵員眾多的結果，許多革新沒有維持很久或只是緩慢地和不穩定地形成。武器沒有明顯進步，步兵仍用有效射程為一百米的1777年式步槍；炮兵仍使用能把四磅重的炮彈發射到四五百米遠的格里博瓦爾式大炮。戰術的運用取決於部隊的訓練。一般說來，共和二年的士兵作戰時善於利用地形，以散兵隊形衝鋒，然後在有利時機同敵軍拼刺刀肉搏。但1791年的軍事條令對軍官來說仍是必須遵守的法律。在條件許可時，尤其在進行決戰時，他們仍採用線狀隊形。他們認為，由於士兵沒有經過足夠的訓練，在運動時不宜布置攻擊縱隊，而在對付騎兵時不宜排列方陣。這些戰術到了1795年又重新出現；可見，隨著共和軍逐漸訓練有素，它又回到了舊制度時的戰術。如果說有新的創造，那主要是系統地成立了師旅兩級的建制，這是由兵員眾多所必然產生的。作為戰術單位，師級組織在1793年仍不十分明確，而到1794年才正式確定。茹爾丹當時規定，每師下轄二個步兵旅、二個騎兵團、一支馬拉炮隊，附屬於各營的大炮不計在內，總共約八千至九千人。至於戰略原則的革新，問題在於如何充分利用優勢兵力。因此，攻堅戰和圍城戰的陳舊作戰法已不受重視。處在反法同盟諸國各軍空隙中的法軍可以通過內線運動，讓一部分軍隊沿邊境進行穿插，並利用一部敵軍的無所行動而擊敗其餘各部。密集行動和以多勝少，這就是卡諾的原則。當然，執行這個原則並非一帆風順，在波拿巴以前，人們僅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卡諾及其助手——例如阿爾松——是些名符其實的工程師，在他們看來，要塞具有頭等重要的地位。守衛「鋼鐵的邊界」在1793年仍是他們作戰的出發點。他們仍像在舊制度下那樣指揮戰事，最初想採用迂迴運動去解除敵軍對要塞的包圍，當要塞行將陷落時，他們又想在二十萬機動兵中抽調部分援軍，派遣四萬人前往洪茲肖特，五萬人前往瓦提尼，剩下的部隊則列陣待敵或駐守其他要塞。結果，敵人雖然被擊退，但未被消滅。在1794年，由於過於重視依普雷的地位和一心想奪取佛蘭德，他們讓法軍向左翼運動，而置右翼於不顧；在當時，唯有通向沙勒羅瓦的右翼才能切斷科布爾的交通和殲滅其部隊。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後，當他們決定從右翼威脅敵軍時，時機已經錯過：科布爾在失敗後，撤出了比利時，其軍隊未受損失。指揮技術的高明顯然比行動迅速和堅毅果斷所起的作用要小，而後面的兩項恰好是革命政府的基本力量所在。卡諾在率軍到達瓦提尼的第二天便發動了攻擊，聖茹斯特驅使桑布爾和默茲軍團「如狼似虎地」向沙勒羅瓦猛撲。他們不但是真正的常勝將軍，而且在戰場上表現得英勇頑強；人們將能看到，他們在國內動員了全民族的人力物力，為軍隊在前線作戰提供條件。 在海上作戰方面，救國委員會不但行動遲緩，而且成效很小，紀律鬆弛使造船工場混亂不堪，艦隻在迎敵時往往出現抗命事件。海軍軍官嚴重不足；1791年4月法令允許商船船長在海軍服役一年後擔任大副，在服役二年後擔任艦長。到了1793年，有的商船船長甚至可以擔任艦隊指揮。但多數船長寧肯淪為海盜，例如絮爾科夫。先後在布雷斯特和土倫領導海戰的是最初擔任商船船長、後來改任牧師的讓蓬·聖安德烈。他整頓了紀律，命令造船工場開工，並讓艦隊出海巡航。但臨時拼湊一支艦隊比組織一支陸軍要困難得多，讓·蓬·聖安德烈未能改變海軍的落後狀況和彌補土倫叛亂所造成的損失。 九、經濟統制 救國委員會在同意大舉徵兵的同時，已意識到它為養活如此眾多的部隊，尤其為解決軍服、裝備和武器等問題，將遇到極大的困難。大部分兵工廠集中在莫伯日、夏爾維爾、杜埃、克林根塔爾等地，敵人幾乎近在咫尺。聖艾蒂安掌握在叛軍手中；炸藥製造供不應求。封鎖使法國得不到德國的鋼、印度的硝石、波羅的海的苛性鉀、西班牙的苛性鈉和義大利的硫磺。必須發展軍火製造，復活對外貿易，並在法國找到新的資源。時間十分緊迫，任何人的努力都不足以克服這麼多困難，更談不上恢復均衡生產。如果把軍需採辦交給私人負責，軍需商將勒索高昂的手續費；在此情況下，通貨膨脹將在1793年末使指券的價值降低到等於零。此外，整個法國猶如一個被團團包圍的堡壘，如果救國委員會不進行干預，先為部隊留下軍糧，然後把剩餘部分進行合理分配，以維持社會秩序，那麼，即使非軍事人員也會為爭奪食物而動起武來。形勢逐漸迫使救國委員會不得不實行全國的經濟統制。這是它採取的最富特色的一項政策。這同組織一支龐大的軍隊是分不開的。 部隊只征十八至二十五歲的未婚男子入伍，但在許多情況下，那些需要留在後方的人也可緩徵或免徵；舞弊由此應運而生。許多人設法受僱於運輸部門，逃避去軍隊服役。此外，公職人員仍留任原職。 對所有其他公民說來，大舉徵兵的決定無疑是一項軍事動員令。所有人都是動員的對象，為有效起見，徵兵必須從速進行。雖然整個徵兵工作處於臨時應付的狀態，人們仍努力注意才能的發揮，但對政治方面的因素卻很少考慮。大工業家佩里埃和沙普塔爾，銀行家培勒戈，都得到救國委員會的重用，雖然人們知道沙普塔爾同聯邦主義有所牽連，培勒戈是一名同皮特有聯繫的外國人。科學家尤其得到器重，許多科學家站在革命的一邊。哈森弗拉茨是巴黎武器製造工場的主要組織者之一。蒙日、旺代蒙德、貝爾托菜、達爾賽、富爾克魯瓦改進了冶金業和軍火製造業；伏克蘭同沙普塔爾和台斯克瓦齊爾一起領導硝酸鹽的研究。卡爾尼想出了精煉硝酸鹽和製造火藥的新工藝。救國委員會在默東設立了研究實驗室，貝爾托萊、孔台、古依東·德·莫爾伏都在那裡工作。人們試圖用氯酸鹽炸藥製造炮彈，並在弗勒留斯戰役中第一次把氣球用於軍事目的。沙普繼續進行光線通訊的試驗，並在巴黎和北部邊界之間建立了第一條通訊線路。 所有的實物資源自然都進入徵用之列。農民必須交出糧食、草料、羊毛、亞麻、芝麻乃至牲畜；手工業者和商人必須出售他們的產品；私人的武器、國民衛隊的制服，有時甚至被褥，也被征作軍用。聖茹斯特曾勒令施特拉斯堡居民提供二萬雙鞋。原材料的徵集範圍十分廣泛，不僅包括各種金屬和教堂的鐘，甚至還收集繩索、廢紙、破布和草木；牆腳的硝土和廚房的爐灰被用於製造鉀鹽，板栗用於煉糖。所有的企業都為國家服務：森林、礦山、採石場、各種鍋爐和冶金爐、染坊和造紙工場，織布工場和修鞋作坊。國家此外還積極建造新的工廠。必須加緊製造武器彈藥，這就要求現有企業不僅達到最高的生產水平，而且採用科學家發現的新工藝，進一步提高產量。共和二年的制度有利於工業技術的進步。 人的勞動和物的價值都受限價法令的制約。最高限價讓商人仍有利可圖，並給生產以一定的獎勵。同流行的說法相反，在共和二年，並非所有的企業都虧本，它們只是不能損害國家謀取巨額利潤而已。歸根到底，任何人沒有搞投機倒把和發國難財的權利。 軍隊的服裝和一般裝備主要由地方當局通過開設被服和皮件工場負責解決。中央政權勒令屠宰場交出畜皮，用於製作皮鞋；染坊從國家經營的林場取得樹皮充當鞣革的材料，保證日夜開工，不得停頓。塞甘在比揚古的一個小島上，試驗成功了一種快速鞣革法，該島後來以塞甘命名。製鞋作坊的每個夥計每十天必須做出兩雙鞋。 武器問題仍令人十分擔憂。1793年9月，巴黎動工建造一家生產步槍和刺刀的大工場。除利用私人作坊外，還安排工人在杜依勒里宮和盧森堡宮的兩個公園，以及在原羅亞爾廣場和殘廢軍人院前面的空地上工作。此外，在外省，不僅讓已有的工場復工，而且積極開設新工場；例如諾埃爾·普恩脫和拉克納爾分別在穆蘭和貝日拉克作了這方面的努力。廠址設在夏約的佩里埃工廠同位於盧昂附近的羅米依工廠開始使用青銅鑄炮。費烈、普恩脫和羅默大大促進了法國中部和西南部的維埃宗、勒克勒佐、呂埃爾和阿布扎克等工廠的鑄鐵炮製造。 救國委員會顯然在彈藥工業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難，但也正是在這方面，它取得了最驚人的成就。由於硝鹽貨源不足，必須在國內自行解決。大量硝土終於在都蘭地區發現，伏克蘭親臨現場查勘；根據他的建議，科多爾的普里厄下令建立全國性組織，並實行統一管理。各地市鎮當局指定硝土專家領導硝土的普查和淘洗工作，並設置乾餾工場。部分硝土專家於風月前來巴黎參加實習訓練班。二十八所煉硝工場在巴黎成立，其中最大的一所設在聖熱爾曼的大教堂。炸藥製造工場同時在發展，最重要的工場設在格勒內爾和里博脫。 這些成就雖足以使歐洲驚慌萬狀，但仍遠未達到人們所希望的目的。例如，巴黎的步槍製造廠本應每天生產一千支槍，但實際生產量不超過六百至七百支，修理的槍支也包括在內。春季戰役期間，部隊的彈藥供應仍感到極大困難。困難表現在多方面。救國委員會不掌握生產進度；沒有統計數字，經濟統制也就不能進行。它不得不通過倉促的調查和大量的報表作粗略的估計。法國當時基本上還是個農業國，資本集中剛剛開始起步，工業分散在全國各地。此外，工人還有待培訓，以使之適應新產品的製造和新工藝的採用，因此必須調動和集中工人，以保證生產的同步進行。最後，運輸問題尤其嚴重。國內幾乎沒有運河，陸路交通很少維修，馬匹車輛不但要滿足軍隊的需要，而且要保證一般居民的衣食供應和土地耕種。當局不得不徵用船舶和車輛，設立全國運輸管理處，並為這一機構籌集必要的物資。假如救國委員會不用恐怖手段強迫所有公民作出應有的努力，它就既不可能壓抑投機心理，又不可能克服消極抵抗。 國家的經濟大部分歸國家支配：或者直接地通過創辦國立工場，或者間接地通過供應原材料和勞力，以及通過徵購和限價對生產實行監督。有人認為，救國委員會有意識地實行生產社會化，以便偷偷摸摸地把法國引向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是民主的頂峰。雖然經濟統制在無套褲漢看來具有社會的價值，但它同共產主義畢竟毫無聯繫，因為它只是全面調節經濟的各個環節，用今天的話來說，只是一種結構改革。在風月前依然存在的物資管理委員會以及國民公會的某些代表可能對國家主義懷有好感；相反，救國委員會從來認為，經濟統制只是為保衛革命而必須採取的臨時措施。尤其，它在推行這些措施時也極其勉強。對於資產階級所珍愛的經濟自由，救國委員會始終留戀不舍，因而在幾個月內曾背離了限價政策。救國委員會一方面在客觀環境的推動下不由自主地走向國家主義，同時卻注意限制國家主義的擴張。如同地方行政當局一樣，作為最高政治權威的救國委員會成員只是出於救國的考慮才執掌了經濟部門的職責；他們在思想上始終認為，這些職責超出了他們自身的職權範圍，只是額外地增添了他們的工作和責任；因此，一旦危機有所緩和，他們十分希望從中解脫出來。事實上，生產和運輸狀況不允許他們許諾滿足消費者的所有需求。在埃貝爾分子垮台後，他們的觀點更赤裸裸地暴露無遺。顯然，工業的分散迫使他們向許多小工廠的老闆求助。這在蓬提厄、莫雷茲、蒂埃爾是如此，甚至在巴黎也是如此。救國委員會只要下道命令，就能將礦山收歸國有和增加國立工場，而救國委員會卻毫無行動。相反，卡諾公開反對國家直接經營由國民代表創設的工場，因為他認為，這樣做不但費用浩大，而且容易滋長官僚主義。救國委員會對待以下兩個問題的態度是明朗的。首先，人們看到，救國委員會對於把外貿管理交回給批發商真是求之不得；其次，它在市場供應方面無疑對擴大經濟統制的職責感到厭煩。 從1793年11月起，外貿完全集中在物資管理委員會的手裡，該委員會為復活對外貿易，向國外派出受權經商的代理人；他們有權徵用商船，在港口開設國家貨棧。中立國商船重新備受歡迎：航行法暫停執行。交易雙方在自願基礎上以鑄幣或貨物充當支付手段。在波爾多和自由鎮（阿爾薩斯的聖路易），設有專門委員會負責接待各種客商。法國同熱那亞、瑞士、漢堡、哥本哈根和美國都達成了大筆購貨協議。在貨物進口恢復後，物資管理委員會為保證購貨的支付能力，採取了以下措施：在國內徵購中立國希望得到的葡萄酒、白酒、絲綢和毛毯；動用繳獲或沒收的英國貨物；在犯人和流亡者的已被充公的財產和國王的動產中挑選寶石、珍貴家具和藝術品用於出口。此外，根據康蓬雪月六日（1793年12月26日）的提議，用等價指券強行收購外匯。風月八日（1794年2月26日），為防止資本外流，強迫巴黎各銀行家交出五千萬里佛的外國票據。儘管無套褲漢反對，許多法國的和外國的批發商已開始重操舊業；在埃貝爾分子垮台後，救國委員會更加毫無顧忌地幹起來。巴雷爾和羅伯斯庇爾指出，遏制貿易對共和國損害甚大，相反，正確的政策是要發揮批發商的智慧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在風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逮捕埃貝爾分子的決定恰恰是在二十二日晚間作出的），救國委員會准許除物資管理委員會統制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產品出口，條件是或者進口受限價管理的等量商品，或者為共和國換回鑄幣和外國期票，統一上交國庫。在各大商業城市和港口，批發商組成的貿易經理處必須先墊出一筆兌換券，然後通過出口商品進行支付。物資管理委員會的貿易經紀人紛紛回國，向中立國購貨的業務從此移交給充當掮客的私商。在這些措施尚未獲得重大成果前，霧月九日的命令終於下達了，但是對製造商說來，這個發展趨向仍沒有變化。人們指出，用「貿易和供給管理委員會」取代物資管理委員會是換湯不換藥。誠然，只要維持限價，即使容許私商活動，也不能起多大的作用。救國委員會不惜違背法律通過放寬限價的措施為商人提供方便，並根據國家的需要，儘可能縮小經濟統制的執行範圍。它推行的供應政策就是一個證明。 當某個縣擁有足夠數量的糧食時，物資管理委員會便向該縣徵集糧食，供應軍隊和缺糧的各縣。當然，供應的主要對象是軍隊，缺糧的縣很少顧及。鑒於運輸的困難，糧食分配不能做到絕對平均。物資管理委員會往往優先考慮供應鄰近地區的軍民，不惜使產地居民冒挨餓的危險，或者用以後再行救濟的諾言敷衍塞責。可見，物資管理委員會絲毫不關心消費者的利益。霧月二十五日（1793年11月15日），國民公會發布了磨坊管理法規，勒令磨坊將各種糧食混合加工，以便生產所謂「平等麵包」。但物資管理委員會對這項法令置若罔聞，不予貫徹執行。它對居民甚至不實行定量供應，其中的道理是容易猜出的。在統計數字、交通工具和工作人員均感不足的條件下，怎麼保證糧食的混合加工？在大多數村莊擁有磨坊的條件下，怎麼實行對磨坊的監督？如果在全國給每個法國人分發糧食供應證，人們是否在所有地方都能保證取得應該供應的份額？對於資本主義集中在今天使政府能愉快勝任的事，在當時的技術水平下卻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有關糧食供應的全部事務都交給各縣政府和市鎮當局去完成，前者負責徵購糧食和供應市場，後者負責監督磨坊、麵包房和點心作坊實行混合加工，必要時實行定量供應。中央集權因而仍停留在浮面。危機在各地產生了同樣的後果，但在不同的時間和以不同的嚴重程度表現出來。在土地肥沃的地區，市場供應有時能維持到夏末，殷實富戶仍自己烤制麵包，麵包商也保留相當的自由。在大城市和法國南部，市場收市很早：農民的糧食一概由市鎮當局收購入倉，經混合加工後，交麵包房烤制，然後憑證供應居民。麵包商實際上成了市鎮當局僱傭的工人。市政當局有時也在濟貧所或自設烤房製作麵包：例如，特魯瓦市的食品供應完全由當局一手包辦。鄉村的糧食種植者迫於無奈，使用了種種狡詐手段，當局則以抄家、管制、逮捕等措施作對策。在許多村莊，恐怖統治主要表現在這些方面。農場主至少為自己留下足夠的糧食，最可憐的則是那些管家和農業工人。他們被城市拒之門外，不得不懇求農場主出讓一點糧食；至於是否按最高限價購買，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干預。 對於其他食品和商品，物資管理委員會於風月僅公布了產地的最高限價。在這基礎上，各縣再加上運費、批發利潤（通常為百分之五）和零售利潤（百分之十），編成大本的價目表。這項工作直到夏末仍在進行，但實際上對大部分商品不起任何作用。對於有關國計民生的有限幾種商品，國家儘量採用徵購和徵用的方法實行限價；救國委員會還容許許多寬免。至於一般消費者，國家聽任他們自己去爭得限價。最初，物資管理委員會曾給予消費者一些幫助。例如，委員會在奧爾良扣壓了糖廠的食糖，在馬賽勒令肥皂廠製造肥皂，產品在法國實行全國分配。但後來，救國委員會很快停止推行這些措施，並規定地方當局不得進行徵購和徵用。因此，無套褲漢除對商人進行警察監督和恐怖威脅外，就沒有任何其他辦法，而警察監督和恐怖威脅又幾乎沒有任何效果。商人即使不剋扣斤兩或以次充好，還可以進行秘密的黑市交易。這也正是農民最喜歡使用的手段。農產品的地下交易有了飛速的發展。某些市鎮向商人提供貨源，對消費者實行定量供應。巴黎在實行了糧食的憑證供應後，於春季又增加了肉類供應證。在克萊蒙費朗，當局曾試圖將屠宰場收歸市有。由於缺少通盤籌劃，各地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經濟統制的受益者主要是軍隊。冬季的軍糧似乎勉強能夠維持。萊茵和摩澤爾軍團把在1月新占領的帕拉丁地區的糧食資源羅掘俱窮。服裝、靴鞋和其他裝備顯然仍嫌不足，但從各方面看，士兵在共和二年的生活遠沒有共和三年那麼困苦。相反，救國委員會卻不肯包辦民用供應。困難肯定是不可克服的，但各州的地方當局確實做了值得稱道的努力。為什麼諾爾州當局對燃料油不肯實行徵購，從而使投機盛行？為什麼它堅持議價收購牲畜，而不實行肉食的限價？因為它要遷就手工業者和農場主的利益，就不能不這樣做，還因為該州的無套褲漢主要不是工人，而是手工業者和佃農。店鋪主和手工業者推行限價本是為了對付農民和批發商，沒有想到在執行限價時自己卻先受其害。鞋鋪和麵包鋪對自己竟淪落到僱傭勞動者的地位感到憤憤不平。對於受到更大限制的農民說來，牲畜和其他農產品的議價貿易是一種補償。如果限價真正嚴格執行，無論農民或店鋪主都將難以忍受；至於資產階級，它早已渴望取消經濟統制。所以，救國委員會最初為維護第三等級反對貴族的革命團結，長期不肯斷然實行限價，而在被迫實行了限價後，也儘可能把利益留給國家。 在僱傭勞動者看來，限價似乎有百利而無一弊，因為根據限價的規定，工資比1790年增加二分之一，而商品價格只上漲三分之一。但是，既然除麵包價格外救國委員會並不強制執行限價規定，僱傭勞動者如果不利用戰爭時期勞力不足的有利時機，豈不反而吃虧！由於各市鎮確定的最高工資限額很不平衡，工人便乘機謀取較高的工資。但是，至少由國家控制的企業不能對工人作出讓步，否則整個經濟大廈以及指券體系會全部崩潰。工人騷動因此日益增加。救國委員會正確地看到，這裡有敵人在趁機搗亂，在巴黎則尤其嚴重。它在徵兵征糧的掩護下，堅決抵制罷工浪潮，對拒不復工者以解送革命法庭相威脅。當收割季節臨近時，它還想控制農業工人。它勒令農業工人受國家統一調配，而讓各縣政府去確定該縣的工資，這樣做是違背法律的。實際上，救國委員會未能完全遏制工人的鬥爭行動，僱主一般不可避免地要作些忍讓。革命政府為工人階級提供了工作和麵包，使之免受極度的貧困；假如恢復經濟自由，受苦最深的恐怕還是工人階級。這無疑是個事實，但工人階級不免要尥蹶子：商人既然破壞了限價而不受懲罰，怎麼能強迫工人必須接受限制工資呢？ 十、社會政策 從社會的角度看，無套褲漢曾寄於限價很大希望，這是他們爭取生存權的一種法律形式。限價在歷史上已有過先例，在無套褲漢看來，救國委員會的經濟統制是他們用傳統法規對資本主義得寸進尺的侵犯所取得的一個勝利；這個勝利同時也給後代留下了一個榜樣，即把經濟統制當作支持民族戰爭的必要措施。既然限價政策必將失敗，為了使無套褲漢不致失望，救國委員會必須設計出一種面對未來的新方案去爭取他們。 出身於資產階級的山嶽派分子並不喜歡共產主義。他們認為，共產主義無非是烏托邦式的道德說教。他們把共產主義看作是中學教科書上講到的在羅馬共和國末期曾曇花一現的「土地法」，其內容不過是平分土地而已。根據1793年3月18日法令，凡鼓吹土地法者將處以極刑。羅伯斯庇爾始終反對實行土地法，他承認世襲的私有財產制有缺點，但又說，這是不可彌補的缺點。經濟統制帶來的困難足以表明，共產主義所要求的生產集中比資本主義尚未實現的機械化生產在程度上還更進一步。同樣，由於無產階級的分散，建立階級政黨的條件也尚未具備。無套褲漢和雅各賓分子只是組成了一個「人民陣線」，通常殷實富有的批發商、手工業主、法律界人士和公職人員在其中無疑占有優勢。何況，無地農民的唯一希望只是取得土地，而各行業的僱傭勞動者所期待的民主也無非是取消行會，因為只是在行會取消後，他們才有自己開業的前景。 但是，所有這些人和山嶽派分子都對坐享其成的「豪富」和「大戶」懷有敵意。聖茹斯特的《共和體制》一書明確地表達了這種意向，羅伯斯庇爾同樣也認為，隨著社會不平等的日趨嚴重，大多數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也就不再存在。因此，共和國一方面要限制財產和擴大小產業主的行列，另方面則要向所有人提供通過教育提高其社會地位的手段，並通過國家的適當救濟為不幸者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民主制是要保存農民、手工業者等獨立小生產者，但他們沒有看到，這個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它同為資本主義集中開闢道路的、以競爭為特徵的經濟自由相矛盾。 國民公會仍在冠冕堂皇地投票通過種種法律。根據霧月五日（1793年10月26日）和雪月十七日（1794年1月6日）的法律規定，遺產將在直系子嗣——私生子包括在內——間絕對平分，遺囑贈與僅對族外親朋有效。此外，1793年6月3日通過的關於將流亡者產業分成小塊出售的法令，自霜月二日（1793年11月21日）起被推廣應用於所有國有產業，已被收歸國有的慈善機構和教育事業的財產以及已被處決的犯人和被流放的神甫的財產均按同樣辦法處理。把地塊分小誠然使相當數量的農民從此能擁有土地或使更多的農民能擴大其農莊，但地塊的出售仍採用拍賣方式，因而絕大多數農民從中沒有得到任何利益。1793年6月10日法令允許按人口平分市鎮公地，使每個居民都能分得一份土地，但並非所有的市鎮都有公地可分，有些公地不宜耕種，有些地區則認為平分公地會影響牲畜放牧而加以反對。6月3日法律雖然同意窮人可購買二十至五十公畝土地，地價分多年付清，但到了9月13日，國民公會又從財政考慮出發，收回了這個讓步，改作發給他們一張分二十年償還的票面為五百里佛的無息借據，權充購買國有產業之用。這些借據在拍賣行使用的希望極小，因而任何人都未作過這種嘗試。一些思想開明的行政官員徒勞地指出，這種虛幻的寬宏只能在農村造成失望。 大多數國民公會議員看來並不感到擔憂。他們注意到，大農莊主和製造商正尋找勞動力；他們覺得，在人口不斷增長和資本主義日趨發展的社會裡，讓所有的無產者變成獨立生產者將是個幻想。有些議員還強詞奪理地指出，只有大農莊才能向城市出售足夠的糧食。當然，資產階級的眼睛正盯住大片的地產，許多縣仍有意無意地不分小塊出售，儘管救國委員會在夏季曾通令全國，要求地方當局遵守分塊出售國有產業的法令。 與此同時，貧苦農民不斷要求無償地或至少以他們力所能及的價格和以分期支付的形式取得部分國有產業。但是，有購買能力的農民，特別是雇有零工的農莊主，對支持貧農的要求絲毫不感興趣。曾迫使國民公會下令徹底廢除領主權的團結精神如今在農民中已分崩離析。更何況，把維護指券看作是首要任務的山嶽派也對以上情形裝聾作啞。 唯有羅伯斯庇爾分子也許已經覺察到，必須給予貧苦的無套褲漢某些滿足。聖茹斯特於風月讓國民公會通過法令，「赤貧者」將從沒收的嫌疑犯的財產中得到「救濟」。這類「危害共和國」的嫌疑犯大約有三十萬人。國民公會當真考慮要剝奪那麼多人的財產嗎？看來未必如此，它作出這種許諾，只是針對埃貝爾分子的宣傳。聖茹斯特在其演說中宣布，這些土地將無代價地出讓，但法令卻對此隻字不提，巴雷爾於花月二十二日（5月11日）所作的關於國家濟貧工作的報告卻相反暗示，這些土地也將投標拍賣。總之，人們沒有確定處置的方法，而且即使已作出的明確規定也不能使眾多的農民滿意。首先，許多嫌疑犯並不擁有地產，因此，國民公會的法令在許多村莊等於無的放矢；其次，分成制佃戶和已有小塊土地的農民是否算在「赤貧者」之列？他們的懇切要求是把大農莊分給小農經營和改革租佃分成制。第一種要求同分塊出售國有產業一樣遭到了反對，第二種要求所提出的問題必須加緊解決，因為如同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一樣，國民公會認為，廢除收成分配前首先扣除什一稅和支付領主權制度的收益自然歸地主所有，而佃戶卻相反認為，今後的分成應以全部收成統一計算。熱爾州已出現了騷亂；騷亂被鎮壓後，資產階級保住了它從廢除領主權和什一稅中獲得的全部利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羅伯斯庇爾分子一方面想到了赤貧農民，另方面卻對赤貧農民的願望置之不理。這大概同他們對自由經濟的依戀有一定關係。他們也許像討厭限價那樣討厭限制地產。但他們並不要求廢止1793年4月24日法令；根據這項法令，村莊不得集體購買國有產業，而私人間合夥購買則完全允許。他們對鄉村的實際情形了解不多。至於為公共利益需要而徵購和均分大地產，這類建議任何人都從未提出過。革命沒收私有財產的起因始終是為了懲罰賣國賊和叛亂者。總而言之，無論羅伯斯庇爾分子或忿激派和埃貝爾分子都沒有一項足以使農民群眾動心的土地政策。在城市裡，羅伯斯庇爾分子一方面聽任放寬限價，另方面又不向無產者提供任何生活保障，無產者既不能組織工會，又沒有罷工的權利。山嶽派假如關心工人運動，他們當然會廢止勒霞不列法。但他們至少仍試圖履行制憲議會許下的諾言。花月二十二日（1794年5月11日）法律把救濟事業交給國家經營，並發起「全國濟貧募捐」。這項法律規定醫生免費出診，發放養老金和多子女家庭津貼，從而為今天實行的「社會保險」奠定了基本原則。霜月二十九日（1793年12月19日）法律下令開辦世俗的、免費的和義務的小學。創設科研機構和高級文化機構的工作正在繼續進行；但山嶽派把改組中學教育的事推遲到以後去做。他們首先需要教育人民，振奮民眾精神和加強國民團結：雨月八日（1794年1月27日）法令規定，凡在居民不講法語的地區，一律開設法語課。可惜的是，人力物力都很不足。組織救濟和開展平民教育需要很多的時間和金錢。 山嶽派不僅重視學校教育，「旬末禮拜」和公民節日都是學校教育的延續。羅伯斯庇爾打算以上帝主宰一切、靈魂不滅和為來世修善等思想為主體，利用各種場合宣傳共和主義思想。花月十八日（5月7日）法令規定了公民節，並以法國人民的名義確認了羅伯斯庇爾的主張。這些主張同某些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義和實證哲學顯然是對立的，它們反映羅伯斯庇爾的個人信念，並由羅伯斯庇爾實用主義地加以論證，他那今世不幸求來世的思想反映了他對現實生活的悲觀。任何人都沒有反駁羅伯斯庇爾，但國民公會的許多議員根本不信這套說教，甚至暗中懷疑羅伯斯庇爾企圖同天主教徒握手言和。天主節慶典於牧月二十日（6月8日）在大衛主持下舉行，當時任國民公會主席的羅伯斯庇爾以新宗教的教皇身份出現，這個慶典在形式上同聖體瞻禮的遊行幾乎完全一致，人們因此得出結論，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即將結束。把新的偶像崇拜同天主教混為一談無疑是荒謬的；假如不採用這種辦法，精神至上的宣傳便不足以爭取鄉村的無產者。歸根到底，革命政府不但沒有滿足其創始人——城市無套褲漢——的願望，反而在無套褲漢深感失望後，對他們進行了鎮壓；這個政府當然更談不上去滿足鄉村無產者的願望了。 經濟形勢在夏季更加惡化。即使在博斯、利馬涅、佛蘭德濱海州等土地肥沃的地區，也開始出現缺糧。當時，脫粒打場的唯一工具是連枷，加上勞力不足，新麥上市還可能拖很長一段時間。此外，由於收成不好，從長遠來看希望也很暗淡。救國委員會為保證土地的耕種作出了很大努力，並讓地方當局必要時動員市鎮勞力提供幫助。國民公會為擴大耕地，下令填池干塘，拔除花卉，改播糧食。人們利用《種植者需知》積極進行宣傳，試圖改良耕作方法和擴大土豆消費。當局有時甚至制止農民放棄糧食種植而改種非限價作物或改營畜牧。對饑荒的恐懼給政府助了一臂之力。但情況仍不十分美妙。由於缺少車輛、農具和勞力，也由於戰爭的破壞，相當部分土地仍被荒廢或耕作不善。再加上天氣失常，人們可以預見共和三年將是一個荒年。通貨膨脹雖然有所緩和，但仍在繼續，指券再次貶值：在塞納州，指券在霧月已降到面值的百分之三十四。 革命政府爭取到一年時間，戰勝了外敵；如今它又面臨被經濟危機拖垮的危險。由於和平的前景依舊遙遠，為了保住革命制度，政府只得讓恐怖統治繼續維持下去。 十一、恐怖統治 我們一開始就已經指出，革命者的心理狀態是面對「貴族陰謀」而出現的懲罰決心和自衛反應的結合：根據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個人性格，兩種因素既不可分割，又交替起著主導作用，從而產生出千變萬化的表現形式。鎮壓行動早在1789年7月已經出現，巴黎各區的常設委員會開始滿足於進行秘密監視和調查；但在少數情況下，也有過憤怒的群眾隨便殺人的事。當局即使動員治安部隊，也往往不足以避免此類現象的發生。必須認真破獲陰謀，迅速而嚴厲地懲辦陰謀分子，以平民憤。歷屆議會均設置了調查委員會或公安委員會，並把「危害民族」的罪犯解送專門法庭審判：最初的沙特累審判庭、後來的高等法院和最後的1792年8月17日法庭。在這第一階段，鎮壓尚未走上正軌。由於資產階級對威脅個人安全的臨時處置感到厭惡，往往危險剛過去，鎮壓便停頓下來，懲罰也就敷衍了事；但一旦發生地方事件，平民又故態復萌，隨意處決犯人。這類不經審判就地處決的事件隨著戰爭和外國入侵而日益增多，並以巴黎的九月大屠殺而達到頂點。吉倫特派不但不加強政府的鎮壓行動，反而取消了高等法院和8月17日的革命法庭，把政治犯的審判納入一般法庭的職權範圍之內。 1793年的危機再次提出了實行恐怖統治的問題，平民的懲罰決心和自衛反應的結合使革命政府得以產生，並使革命政府的領導人和擁護者頭腦發熱。九月大屠殺差一點把他們自己搞垮；他們決不容許屠殺事件的重演，於是便著手組織恐怖統治。鎮壓的第二階段從此開始。最初，於3月21日建立的監視委員會掌握著逮捕嫌疑犯的權力，在9月17日法律通過後，這些組織在公安委員會的慫恿下為所欲為。控告的理由一經提出，由國民公會任命的革命法庭（3月10日成立，9月5日改組）立即就開庭審判。各州刑事法庭也以同樣的革命手段對某些罪行進行審判。最後，在內戰橫行的地區，軍事特派員更直接主持審判。總之，審判程序被簡化了，陪審團已不再存在，法官代行陪審團的職責，判決後不得上訴。此外，國民公會還規定，對於在逃犯人、叛亂分子、流亡者和被流放的神甫，凡在共和國的國土上抓獲，一經驗明正身，即可處以極刑。 實際上，政府部分地失去了對鎮壓的控制。由於時間緊迫，鎮壓大權被下放給地方當局：地方委員會的成員熟悉當地情況，只有他們才能更好地執行權力。離心傾向在原則上受到國民公會特派代表的遏制。在幾個月內，權力主要集中在地區一級。革命委員會在許多市鎮或者徒具空名，或者根本不存在。在鄉村中，特派代表很難找到可靠和能幹的行政機關，往往讓縣區兩級的革命委員會，或者讓當地革命者自發成立的救國委員會充當政治警察機構。大權在握的特派代表隨心所欲地主持恐怖統治：他們同地方的恐怖分子有時合作，有時對抗。這種變化無常的狀況造成了鎮壓的擴大化，鎮壓的嚴厲程度也極不平衡。 當時的所謂嫌疑犯並非指那些可能犯有某種罪行，但對犯罪時的特定環境尚需經過查究對證加以澄清的人，而是指那些由於其思想觀點，甚至由於其模糊不清的冷淡態度被認為可能犯罪的人。在普通司法程序下，由於調查十分細緻和處理需要時間，很少有武斷的危險和搞錯的可能，這些危險和可能如今都大大增加了。尤其，如果動輒對嫌疑犯提起公訴，武斷的危險就變得更大和更加嚴重。當詢問犯人的歷史時，人們把犯人原本無可指責的言行——如贊同八千人和二萬人的請願書——和在法律上符合憲法的言行——如反對8月10日事件或6月2日事件——統統當作嫌疑記錄下來，儘管這些所謂的「福揚派」和「聯邦主義者」事後再沒有任何反對革命的事可被指責，許多人卻因此坐牢，甚至被送上斷頭台。 此外，「貴族陰謀」不再是恐怖統治的唯一對象。在經濟危機及其社會後果日趨嚴重的情況下，藏匿錢財、資金外流、逃避限價以及拒收指券如今都可被指控為「人民公敵」。恐怖統治已成為經濟統制的支柱，無套褲漢指望依靠恐怖保障自己的生存。雖然經濟犯罪分子並不全都解交特別刑事法庭審判，但他們往往作為嫌疑犯被拘押；如果他們的政治觀點和外界環境恰好使人認定他們懷有反革命企圖，他們就有被砍頭的危險。同其他因素相比，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對普及恐怖統治起了更大的推動作用：過去的修士、宣誓忠於憲法的神甫、虔誠的教徒統統被當作危險分子或罪犯對待。恐怖鎮壓無疑是有效的，許多敵人或者被消滅，或者不敢和不能亂說亂動；但它畢竟打擊面過寬，使許多雖然因不同的理由反對革命政府，但準備採取逆來順受態度或至少不想搞陰謀活動或武裝暴動的人備受驚嚇和感到憤慨。 但是，由於恐怖統治的執行者擁有較大的機動餘地，恐怖的嚴酷程度往往取決於執行者的個性和外界的形勢。從一開始，群眾的懲罰行動中便夾雜著公報私仇的成分；某些人的專擅弄權有時使懲罰無端加重，或者使早已平定的事端出現反覆。另方面，容忍、友誼和寬宏也往往使鎮壓措施趨向緩和，國民公會的許多特派代表滿足於殺雞嚇猴或只關不殺。各級救國委員會的特派員在鎮壓問題上的態度也各不相同：在聖波爾縣，一名特派員僅在弗雷旺一個區就逮捕了一百四十一人，而其他區的特派員一般只逮捕二至三人，甚至一人。相比之下，外界形勢所起的影響要大得多；某些特派代表不完全出於個人的性格，而更多地根據敵人的危險程度，獨自決定建立革命法庭或人民法庭，並把巴黎的革命法庭撇在一邊，加速處決嫌疑犯。人們注意到，幾次搜捕嫌疑犯同局勢都有一定的關係：1793年8月的搜捕行動發生在國難當頭和大舉徵兵的時期；秋季大逮捕發生在恐怖統治剛被提上日程的時候；風月大逮捕發生在戰事剛開始的時候。格里爾關於死刑判決的統計更突出地表明了環境所起的作用：在所有的死刑判決中，兩個內戰地區占百分之七十一，其中東南地區占百分之十九，西部地區占百分之五十二，而巴黎則僅占總數的百分之十五。從判刑理由去分析，人們也得出相同的結論：在處死的犯人總數中，百分之七十二屬於叛亂罪。相反，有六個州沒有死刑判決，三十一個州處死的犯人不到十人，十四個州低於二十五人。 當然，數字本身的比例更能說明鎮壓對輿論的影響。格里爾的統計可惜只涉及死刑判決：總數約在一萬七千人左右。死於恐怖統治的人數實際要高得多。即使兩軍交戰中死去的叛亂分子不計在內，這裡至少應加上未經審判而被處死的人：有的是僅憑一紙命令而被直接處死的，例如在南特和在土倫就有這種情況；有的是在戰場上、在追捕過程中或在搜查中不肯放下武器而被打死的。此外，監獄的惡劣生活條件使犯人的死亡率很高。這類死亡不可能作出確切的統計，格里爾認為總數約在三萬五千至四萬人之間。我們還知道，流亡者、被流放的神甫和已決犯的財產已經被沒收，流亡者親戚的財產已經被封存，甚至應由流亡者繼承的遺產也被提前扣除。關於嫌疑犯的人數，聖波爾一個縣共關押一千四百六十人，估計全國約有三十萬，這個數字是可信的。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時代的人對他們經歷的恐怖永遠不能忘懷，他們的怨恨也傳給了他們的後代。 但是，格里爾的統計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證實了恐怖統治的性質。正是在反革命分子拿起武器和公開進行叛亂的地區，恐怖以最瘋狂的形式盛行。儘管少數人的輕率處事造成了鎮壓的擴大化，但直到革命勝利前，恐怖統治始終保留了它原有的性質，這是對「貴族陰謀」的懲罰行動和自衛反應相結合的產物。有人也許會反駁說，在被處死的名單中，百分之八十五屬於第三等級，即是資產者、手工業者和農民，而教士僅占百分之六點五，貴族占百分之八點五。但我們應該理解，在這樣一場鬥爭中，背叛者比原來的敵人更難得到寬恕。 以上種種在某種程度上只是恐怖統治的外在表現。如果我們注意到，同革命政府相結合的恐怖統治在賦予革命政府以「強制權」的同時恢復了國家的權威，並能強迫國民為救國作出必要的犧牲，那麼恐怖統治便以另一種面目出現在我們的面前。雖然大多數法國人要求革命，反對外國干涉，他們的公民意識畢竟尚不能克制利己主義和處處服從紀律。恐怖統治採用了強迫手段，從而大大推動他們養成一致對外的習慣和發揚團結對敵的精神。山嶽派無疑贊同無套褲漢的懲罰決心，但從這個觀點看，恐怖統治畢竟是治理國家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強迫全民族服從這個政府，無套褲漢自己也不能例外。這也許就是恐怖統治的實質。 隨著救國委員會專政的確立，恐怖統治表現了第三方面的性質。一些山嶽派指責它過於嚴酷，一些無套褲漢則抱怨它不夠有力。恐怖統治的矛頭開始轉向其創立者。風月和芽月的事變標誌著它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恐怖統治的目的轉而變成維護盤踞在救國委員會中的作為革命專政化身的少數人的政權。 然而，即使在第三階段，恐怖統治的原有性質依舊存在。中央集權更進了一步。公安委員會要求對逮捕人犯提出罪狀；救國委員會派人作了一些實地調查：茹連·德·巴利被派往南特和波爾多；德馬約被派往奧爾良耐；卡里埃、巴拉斯和弗雷隆、富歇、塔里安等最著名的恐怖主義者陸續回到了巴黎。芽月二十七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決定取消州革命法庭，到了花月十九日（5月8日），這項法令在幾乎所有的外省已被執行。不久，局勢再次要求採取非常措施。在諾爾州，戰事進展不利：朗德蘭西於花月十日投降，康布雷已處在敵軍威脅之下。匆匆趕到當地主持軍務的聖茹斯特和勒巴斯召請勒蓬從阿拉斯革命法庭中抽調部分人員來到該城，康布雷的革命法庭直到穡月二十二日（7月10日）方告結束。在普羅旺斯，梅尼埃指出不可能把幾千名犯人解送巴黎，救國委員會於花月二十一日（5月10日）建立了奧倫吉人民法庭，該法庭至霧月九日仍在行使職權。另方面，救國委員會和公安委員會互相爭奪對鎮壓的領導權。為了集中權力，救國委員會必須把鎮壓大權從公安委員會那裡奪走，因而於花月末建立了警察總局。公安委員會不肯讓步。革命政府內部從此出現了裂痕。這將加速革命政府的崩潰。 恐怖只是一種統治手段，救國委員會在勝利條件下本應保持清醒的頭腦。所有的獨裁制度都採用恐怖方法。其他的制度在戰時或遇暴亂時也採用這種方法，但是，政治家們必定注意以往的先例，既要保證大多數人的服從，又不使他們陷於絕望。一些跡象表明，救國委員會中某些人已覺察到其中的危險。羅伯斯庇爾曾因一些議員反對6月2日事件而把他們逮捕審判。由於蘭代的反對，避免了對「聯邦主義者」的全面迫害。抵制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和召回主要的恐怖主義分子也是為了同一個目的。雪月五日（1793年12月25日），救國委員會曾商定要「完善」革命法庭。這是否意味著將明確限制必須鎮壓的罪行，擴大對辯護的保障和複查已捕的人犯呢？事情完全不是如此。環境再次作為重要的砝碼左右著人們的立場。直到6月底，戰爭仍勝敗未決，要求人們勉力作最後的拼搏，鬆勁的時刻尚未到來。因此，國民公會於芽月二十七日通過法令，將貴族和外國人驅逐出巴黎和各個設防城市。救國委員會在迫害寬容派和極端派的同時，並不打算對反革命分子手下留情。它同無套褲漢一樣狂熱地主張懲罰，不願被人抓住把柄而受到背叛的指控。巴黎在花月期間出現了幾次轟動一時的審判案。一些議員因1789年時立場不穩而被交付審判，對包括拉瓦錫在內的原包稅人的審判，對伊麗莎白夫人的審判，這些審判無不表明，恐怖統治在保持其原有性質的同時，已不再是單純的統治手段。貴族陰謀這個概念已廣泛地應用於被控反對政府的所有人。不顧真正的司法程序把不同案件和互不相識的被告「混雜」在同一案件中判決的現象日益增多，這些被告除「陰謀反對法國人民」這個罪名以外，在言行方面竟毫無共同之處。隨著暗殺開始威脅著革命領袖的個人安全，恐怖主義的精神狀態被進一步激化。恐怖鎮壓在程序上確實發生了變化，但只是變得更加簡單而已。 牧月一日（5月20日），一個名叫亞德米拉的人用手槍行刺科洛·德布瓦，但未擊中。四日晚間，賽西爾·雷諾一再要求見羅伯斯庇爾，遭到了逮捕；她拒絕透露求見的意圖，但聲稱對反法同盟的勝利堅信不疑。就在當天，巴雷爾揭發亞德米拉是皮特收買的旨在反對共和國的陰謀分子。七日（5月26日），國民公會通過法令，決定對英國和漢諾威士兵格殺勿論，這項史無前例的法令雖然不可能被軍隊所執行，但它反映國民公會的反英情緒達到了何等強烈的程度，勒佩蒂埃和馬拉的被刺顯然也是促使國民公會議員感情衝動的原因之一。這種感情衝動還表現在救國委員會於六日向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聖茹斯特發出的召喚中：「自由正面臨著新的危險；救國委員會需要集中全體成員的智慧和力量。」他們把暗殺事件歸結為無法抓到的巴茲男爵主持的陰謀，儘管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在革命者看來，這種暗殺顯然是企圖在決戰前夕瓦解法國的防務。聖茹斯特於十日到達巴黎。他同一些人進行了秘密會晤，其內容我們一無所知。定於二十日舉行的天主節慶典的籌備工作使會晤的成果未能立刻表現出來。聖茹斯特於牧月二十二日（6月10日）終於露面。庫通提出了著名的大恐怖法案，法案的原稿出自聖茹斯特之手。主持會議的羅伯斯庇爾上台作了演說，爭取國民公會通過法案。後來，救國委員會一些成員在反對派的威脅下，推託法案事先沒有徵詢救國委員會的意見，聲稱它是由已被處死的幾名成員一手炮製的，這種託詞並不能使熱月黨人信服。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項法案的確沒有徵求公安委員會的意見，公安委員會並因此懷恨在心。 根據牧月二十二日法律的規定，開庭前的預審一概取消，法庭可自行決定是否聽取證人的證詞，被告不得請律師幫助辯護，從而使辯護的法律保障徹底破產。此外，法庭除宣布釋放和判處死刑外，別無選擇餘地。既然恐怖統治被認為是政府為保衛革命而使用的工具，它就不需要採取以上措施去加強它。庫通曾經說過：「問題不在於採用殺雞嚇猴的辦法，而是要把暴君周圍的保護人斬盡殺絕。」這種無視政治家風度、徹底陷入鎮壓狂熱的言論是在個人面臨被刺威脅時發出的胡言亂語。此外，在國民公會中，牧月二十二日法律使議員們的擔憂心情達到了頂點：反對救國委員會的議員指出，這條法律的實質是准許救國委員會不需通知議會就對議員提起公訴。第二天，羅伯斯庇爾好不容易才排除了這種指控，但懷疑仍然存在。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救國委員會加強恐怖統治的目的是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這種性質在處死埃貝爾和丹東後已隱約可見，如今則暴露無遺了。 牧月二十二日法律造成了「大恐怖」。從二十九日起，被控圖謀暗殺和參與巴茲陰謀的五十三名犯人被依法處死。然而，人們對監獄的關注進一步擴大了恐怖的影響。就其本身而言，事情並不新鮮：犯人發生暴亂，自然是貴族陰謀的結果，這在1789年7月和1792年9月早已被公認。嫌疑犯的數量眾多——巴黎約有八千多人——只是加強了這種恐懼心理。關押制度的鬆弛足以表明，這種恐懼並非沒有根據，牧月的一份報告承認，犯人隨時都可進行暴亂。於是，有人便檢舉埃貝爾分子和呂西爾·德穆蘭有搞暴亂的動向。比賽特爾監獄在6月破獲了一起越獄陰謀，三批犯人為此被解送革命法庭。既然人們把牧月的暗殺事件歸結為反革命陰謀，整頓監獄被重新提上議事日程也就不足為怪了。但是，庫通關於斬盡殺絕的這類話也表明，人們歡迎對奸細進行檢舉。經救國委員會批准同意，在民事和司法事務委員會主席埃爾曼的主持下，自穡月十九日（7月7日）至霧月八日（7月26日），共有七批犯人從盧森堡、卡爾姆和聖拉扎爾等監獄被提出處決，其中包括安德烈·謝尼埃。大恐怖期間處死的犯人總計達一千三百七十六人，而從1793年3月至牧月二十二日，巴黎處決的犯人不過一千二百五十一人。 成批處決令人觸目驚心，鎮壓手段也增添了恐怖氣氛：雙輪推車帶著犯人在聖安東尼區示眾，緩慢地行進到「推倒王位」的柵欄口上，這裡新近設置了斷頭台。劊子手當眾行刑，開動斷頭機，割下犯人的首級，污血四濺，令人不寒而慄。可是，恰巧在這個時候，革命在戰場上已穩操勝券，對貴族陰謀的恐懼正在消失，群眾的懲罰決心在逐漸緩和，平民的狂熱開始下降。 十二、革命的軍事勝利（1794年5月至7月） 有人曾責備救國委員會不該放棄丹東的政策，認為它應試圖通過外交途徑，用較小的代價求得勝利：它本可以利用反法同盟諸國間的分裂，支持波蘭，促使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採取行動。格魯威爾從哥本哈根，巴特勒米和巴歇從瑞士分別向救國委員會作了報告；他們認為，普魯士和奧地利傾向同法國談判，丹麥大臣伯恩施托爾夫願意居中斡旋。救國委員會竟置若罔聞。在國內，談判可能使寬容派得到鼓勵，同時使國民放鬆努力：1793年末，關於和談的謠傳和關於寬容的主張曾同時出現。在國外，談判決不能達成任何結果：普魯士國王已表示，只有在打敗弒君者以後，他才能接受談判。對於波蘭人，救國委員會僅讓巴朗蒂埃把科希秋什科派來巴黎，但拒絕給予任何資助。它曾醞釀一項同中立國結盟的計劃，並通過格魯威爾做中間人，推動丹麥和瑞典的團結。它曾準備出資幫助瑞典建立武裝，但它無從取得這筆資金。何況，斯堪的納維亞同美國一樣，無非想不動干戈地做點生意而已。一旦形勢嚴重，英國只消作出某些讓步，便會使法國的犧牲陷於徒勞。波蘭對法國或許更加有用，但法國哪有幫助波蘭的力量？受貴族和國王操縱的波蘭「共和國」也不值得革命者的同情。救國委員會大概還有它私下的考慮：一旦同普魯士談判，就必須犧牲波蘭；因此，為誠實起見，它不肯向波蘭作出任何許諾。 救國委員會對外交活動雖然不太重視，但它畢竟有一定的對外政策，那就是拉攏中立國和儘可能減少敵人。羅伯斯庇爾以歷史傳統為例，於霧月二十七日（1793年11月17日）提醒小國注意：萬一法國失敗，它們的獨立將隨之葬送。他痛斥那些主張搞破除基督信仰運動的人，說他們使共和國在國際輿論中陷於孤立。在那以後，法國恢復了同中立國的貿易往來，中立國船隻受到相當的優待。尤其，革命宣傳也不再進行。瑞士主要對法國的宣傳感到恐慌；因此，羅伯斯庇爾勒令埃羅州停止旨在兼併與巴塞爾相鄰的米盧斯的各項活動。蒙貝里亞爾公國決定併入法國，並採取了相應的行動，國民公會卻不予宣布。在蘇拉維任法國駐日內瓦代表期間，民主派推翻了日內瓦的寡頭政治，救國委員會卻不主張占領該城。巴特勒米終於平息了瑞士各州的懷疑，大批經紀人向瑞士各州訂貨，法國則向瑞士供應它所需要的食鹽和其他產品。伯爾尼貴族領袖施泰格爾的活動遭到了蘇黎世和巴塞爾兩州的抵制，後者堅持同法國自由貿易。在美國，吉倫特派的使者熱內聯合共和分子反對華盛頓，力圖把美國拖入戰爭。熱內在美國的港口武裝海盜船隻。兩國關係瀕臨破裂的邊緣，這對法國特別不利，因為美國是法國唯一可以取得信貸的外國債主。熱內被撤職後，不敢再回法國。 救國委員會停止宣傳活動，並不僅僅出於謹慎。「被奴役國家」人民的麻木不仁和外國的陰謀喚醒了民族利己主義，使革命初期的世界主義幻想逐漸破滅。人們從商業利益出發對撕毀1786年協定和斷絕對英貿易感到由衷的高興。救國委員會趕緊利用這種情緒，使戰爭具有「民族的」或「人民的」性質。巴雷爾在他的《卡馬尼奧》中不斷醜化敵國和煽動民族自豪。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大聲叫嚷：「我不喜歡英國人。」既然敵國人民不反對他們的政府，革命將像對待敵國政府那樣去對待敵國人民。救國委員會於1793年9月通令各軍團沒收其占領區的全部財物，並將軍隊消費剩餘的全部財物運回法國。帕拉丁地區在冬季受到了殘酷的搜括。當進攻即將開始時，救國委員會在每個軍團附設了一個專門機構（花月二十四日，即5月13日），該機構於穡月三十日（7月18日）正式開始往法國運送財物，在被占領的國家濫施劫掠。在西班牙的庇里牛斯地區，凡不能被利用的金屬熔煉廠均遭到了破壞。革命政府的這些措施為今後熱月黨人的兼併政策開闢了道路，並使歐洲衝突遲遲不能結束。革命政府的本意與熱月黨人不同。它清楚地看到國家已疲憊不堪；羅伯斯庇爾曾對吉倫特黨人預言，如果鬥爭曠日持久，「人民將會感到厭倦」。救國委員會擔心出現軍事獨裁，絲毫也不希望把戰爭繼續打下去。卡諾寫道：我們要在今年結束戰爭；否則，「就會死於飢餓和疲勞」。 他命令庇什格律率領北方軍團十五萬人進攻佛蘭德，以奪取依普雷斯並最後到達紐波特。在戰線的右側，阿登軍團二萬五千人應威脅沙勒羅瓦，摩澤爾軍團四萬人則向列日挺進。法軍仍採用舊制度時的戰略，以敵人的要塞為攻擊目標，採用平行的線狀隊形包抄科布爾戰線的兩側，企圖迫使敵軍後退，而不集中兵力攻打沙勒羅瓦，切斷敵軍退路，最後加以殲滅。共和國軍隊集中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在左翼，使敵軍掌握了作戰的主動權，因為戰線中央一旦被敵軍突破，指向巴黎的道路便暢通無阻。根據馬克的建議，奧軍在奪取朗德蘭西後，在卡托河附近擊潰了法軍。但是，科布爾卻把進攻指向利爾，他的部隊於花月二十九日（5月18日）被庇什格律在圖爾昆擊退。在此期間，聖茹斯特終於使右翼的包抄行動變成一場真正的猛攻：阿登軍團逐漸增加到五萬人；他曾四次率領阿登軍團回攻沙勒羅瓦，但均未成功。 如同1793年時那樣，普魯士軍隊的駐足不前決定了戰役的命運。茹爾丹率領摩澤爾軍團一部順利地朝阿登省推進，在追擊博里厄過程中，又轉而朝迪南方向進軍。救國委員會決定將茹爾丹部同阿登軍團合併，這支擁有九萬人的部隊不久便成為著名的「桑布爾和默茲集團軍」。在一次進攻失利後，茹爾丹終於迫使沙勒羅瓦的敵軍投降。這時候，庇什格律正奪取依普雷。兩翼包抄的傳統戰路通過種種摸索取得了成功：科布爾開始向後撤軍。但現在，從沙勒羅瓦堵住科布爾的後路已為時過晚。科布爾看到了這個危險，於穡月八日率軍在弗勒留斯平原向據守沙勒羅瓦城的茹爾丹進攻；進攻雖然被擊退，科布爾卻因此平安地撤出了比利時。庇什格律和茹爾丹在布魯塞爾會師；卡諾當時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建議，主張抽調茹爾丹部的主力沿海岸向澤蘭發動進攻，由於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的反對，這項建議才被否決。 反法同盟軍已兵分兩路，奧軍朝亞琛方向撤退，英國和漢諾威聯軍朝萊茵河下游發展。法國軍隊也如法炮製，由茹爾丹尾追奧軍，庇什格律緊隨英國和漢諾威聯軍，兩支部隊於霧月九日（7月27日）同時進入了列日和安特衛普。接著，法軍暫停前進，以鞏固在比利時的基地，並在後方收復諾爾州的各個要塞。茹爾丹於9月再次發動進攻，在烏爾特河和羅埃河一線擊敗博里厄後，隨即抵達萊茵河。正在那時，普軍回師威斯特伐利亞；萊茵軍團和摩澤爾軍團趁勢前進，並封鎖了美因茲。庇什格律等待河流冰凍後再進入荷蘭。他於12月和1月不費一槍一彈占領了荷蘭，英軍已退至漢諾威。 在東庇里牛斯地區，杜戈米埃在攻克布洛兵營後，於花月十二日（5月1日）重新拿下被占要塞併入侵加塔洛尼亞。在西線，蒙賽避開正面，從側翼驅散敵軍，分別於熱月六日和七日（7月24日和25日）占領了豐塔拉比和聖塞巴斯蒂爾。入侵義大利一度已近在眼前。現已擔任旅長的波拿巴通過羅伯斯庇爾兩兄弟促使卡諾接受了他的計劃。但在霧月九日後，卡諾又回到了他原來的打算，即加強杜戈米埃的兵力。西班牙軍隊在9月的黑山戰役中慘遭大敗。菲格爾宣布投降。杜戈米埃陣亡後，由佩里貢接任，後者率軍包圍並攻克了羅扎斯。 海戰的情況不同於陸戰。在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協助下，英軍控制著地中海，先迫使托斯卡納和熱那亞就範，後同帕奧利勾結，征服了科西嘉全島。然而，在大西洋方面，共和艦隊仍能開出港口。牧月初，一支滿載糧食的船隊自美國開來，豪厄企圖攔截，維拉雷–儒瓦依厄士從布雷斯特出海迎戰（5月28日、29日和6月1日）。法方損失較重，「復仇者」號在海戰中被擊沉，但豪厄主動撤離了戰場，使船隊得以逃脫。 在殖民地方面，英國占領了法國在印度的商行以及聖比埃爾和米克隆島，但置塞內加爾於不顧，也並未染指馬斯卡林群島。雙方的爭奪集中在安的列斯群島。制憲議會於1791年9月24日解散前夕，曾經重申有色人種的地位問題委託殖民地議會解決，對維護奴隸制沒有提出異議。但是，特派員們既不能恢復秩序，又未能壓服起義的黑人。吉倫特派於1792年3月28日承認了有色人種和自由黑人的公民地位，並改派了一批新的特派員，其中最著名的是松都納克斯。當特派員到達海地時，8月10日事件的消息把白人推到了反革命的一邊。立法議會的代表以混血兒為依靠對象，而埃斯帕佩斯和加爾博等將領則偏向對立方面。內戰導致了太子港和法蘭西角的被破壞。英國同當地殖民主勾結，並在倫敦同殖民主派出的使者馬魯埃和杜比克（馬提尼克人）進行了會談。英軍開始占領各港口，松都納克斯勉強同意給幫助驅逐外國軍隊的黑人以自由。隨後，國民公會於共和二年雨月十六日（1794年2月4日）無條件廢除了奴隸制。這項法令在除瓜得羅普外的向風群島和馬斯卡林群島均未得到執行，前者因已被英軍占領，後者因被當地種植園主宣布無效。但在聖多明各，法令產生了共和分子預期的效果。最傑出的黑人領袖杜山–路維都爾在同西班牙鬧翻後，投誠了拉伏將軍；其他黑人領袖紛紛以杜山為榜樣，到了1795年底，法國奪回了全部失地。在向風群島中，法國只剩下由維克多·雨蓋收復的瓜德羅普；果阿朗一度收復了聖露西亞島，但於1796年經長期抵抗後重新失守。雨蓋不給英軍任何安寧；他雖未奪回馬提尼克，但給敵國貿易造成了重大損失。 儘管英國占著優勢，法國仍未認輸。為了使海上霸主不能為所欲為，法國必須首先重建大陸和平。這在當時卻是不可能的：普魯士和西班牙將接受談判；尼德蘭擁有豐富的資源，法國通過尼德蘭同漢堡和波羅的海地區恢復了貿易；共和國本可以推遲金融和經濟的崩潰，並以最後的努力迫使奧地利接受和平，從而取得軍事勝利。但要達到這個目的，法國的革命骨幹必須依然存在。 十三、熱月九日事變（1794年7月27日） 法國絕大多數國民反對革命。除了那些從1789年起就對抗第三等級的人，或那些因利害關係、個人好惡、留戀國王和忠於教會而逐漸轉到反革命一邊的人以外，即使那些原則上忠於革命的人也因渴望恢復興業自由和謀利自由而對國內混亂感到厭倦和希望和平。人數達百萬之眾的雅各賓分子內部也出現了意見分歧：手工業者和店鋪主想方設法要躲開最高限價；至於無套褲漢，他們對救國委員會的統治感到失望和不滿，責備救國委員會竟然逮捕他們的領袖；工場裡怨言頗多，各種事件層出不窮。在國民公會方面，由資產者選出的議員們希望停止經濟統制，恢復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威和社會權威。他們不能容忍山嶽黨人利用群眾壓力架空議會或迫使議會就範：牧月法律發布後，謠傳將進行新的清洗，議員們膽戰心驚，朝不保夕。山嶽黨如今已同無套褲漢鬧翻，國民公會覺得東山再起的時機已到。當革命處境危急時，各個派別需要以國防大局為重，不得不對自己的野心有所克制。現在，軍事勝利解除了各派的顧慮，派別鬥爭便變得肆無忌憚。在那些長期明哲保身、躲避危險的人中間，有誰不認為自己理應進入救國委員會和摘取革命果實呢？ 那些對革命政府切齒痛恨的人首先把矛頭指向了羅伯斯庇爾。這也十分自然，因為正是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和雅各賓俱樂部勇敢地和富有遠見地為各委員會的政策進行辯護。推崇最高主宰和發布牧月法律便是最後的證明。由於牧月法律是維護現有領導人當政的一個手段，種種罪名便栽在羅伯斯庇爾的頭上，似乎羅伯斯庇爾真的想搞個人獨裁。其實，羅伯斯庇爾在救國委員會並不享有任何特權；他是進入救國委員會的最後一名委員，既未推薦其他人擔任委員，又不主持該委員會的會議，他必須先取得其他委員的同意才能採取行動。當然，他的聲望無疑在上升；他有雄辯的口才；堅持原則，決不調和，從而贏得「鐵面無私」的美名；對賣國賊處置嚴厲，決不手軟；性格多疑，以致把反對派與賣國賊相混同。這一切使他甚至在雅各賓俱樂部也受到「獨斷專行」的指責。 由於不再有獨立的報刊和選舉，所有的決策都由國民公會作出，而國民公會則按月延長各委員會的權力。但是，在沒有政黨組織的情況下，國民公會的每名議員都感到孤立和為自己擔心。誰敢以專橫的罪名去趕走和取締各委員會呢？在派往外地執行使命後回來的國民公會代表中，不少人對各委員會懷有怨恨；那些被召回的主持恐怖鎮壓的人更認為自身也面臨威脅，他們到處活動，拚命拉攏其他議員，其中最突出的有塔里安和富歇。塔里安因其情婦卡瓦魯斯不久前被捕需要他營救，人們往往認為他是熱月九日事變的策動者；而事變的真正策動者還是富歇，他的活動更要聰明得多。當然，單靠他們二人，事變也不會成功。平原派並不喜歡主持恐怖鎮壓的那批議員，因為其中不少人品德低下，不值得受他人的尊敬。隨後的事實將證明這一點。他們的行動之所以成功，這是因為各委員會的部分領導人充當了他們的同謀：分裂使各委員會把自己葬送，而使國民公會重新獲得了主宰一切的大權。 公安委員會對救國委員會心懷嫉妒，在牧月法律發布後，雙方的衝突更加尖銳。中央集權的傾向對獨掌財政委員會和國庫大權的康蓬也是個威脅。仇恨又一次集中到羅伯斯庇爾身上。毫無疑問，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確實想到，組織一個清一色的中央政權將能促進革命政府的團結，並將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公安委員會的許多成員仍有埃貝爾主義的傾向；反對破除基督信仰運動和推行對最高主宰的信仰使他們感到憤慨。他們對羅伯斯庇爾的個人作風也感到不滿，而這種個人作風又偏偏使羅伯斯庇爾在革命小資產階級中深得人心，因為小資產階級把羅伯斯庇爾看作是他們的化身。雖有才能而無財產的羅伯斯庇爾住在聖奧諾蘭街一位名叫杜普萊的木匠家裡，過著儉樸的生活。民主派的這位創始人同下層百姓親切相處，但注重外表修飾，討厭無套褲漢那種衣著不整，大吵大嚷和標新立異的作風。 假如救國委員會本身尚能保持團結，它或許會占有優勢：平原派不會追隨公安委員會或搞恐怖鎮壓的那一伙人。可是，救國委員會也發生了分裂，多數委員也反對羅伯斯庇爾，忠於他的只剩下庫通和聖茹斯特二人。比約反對羅伯斯庇爾是因為後者遲遲不肯拋棄丹東；科洛·德布瓦曾與富歇在里昂同舟共濟，他反對羅伯斯庇爾並不令人奇怪。比約和科洛二人同公安委員會進行了串聯。至於救國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馬恩的普里厄、讓蓬·聖安德烈正在外地巡視，與事無關。慣於見風使舵的巴雷爾拖到最後才表明態度。餘下的蘭代、卡諾和科多爾的普里厄三人，同巴雷爾一樣，都屬於為拯救革命而投靠山嶽派的那部分平原派，他們仍抱住資產階級的保守思想不放，始終認為經濟統制只是臨時的應急措施，共和二年民主政治的社會政策至少應予修改，他們對風月法令肯定非常反感。蘭代對熱月九日事變始終冷眼旁觀，科多爾的普里厄僅起幫手的作用，真正發難的人是卡諾。發難的原因除了社會觀點的分歧外，無疑還有在極端個人主義刺激下產生的個人恩怨。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雖然能幹正直，卻未免太獨斷專行。卡諾對他們寸步不讓地批評他提出的各項計劃尤其感到惱火。他們被工作搞得疲憊不堪，在危險面前又精神高度緊張，往往難以控制自己。羅伯斯庇爾隨著身體的衰弱，便好發脾氣，輕易不肯饒人。他在私下表現得和藹可親，但在公開場合卻顯得冷淡隔膜，從不微露笑容。爭吵便接連不斷地發生。 當時有個名叫卡特琳娜·苔奧的老年婦女，自稱是「上帝之母」，廣收門徒。瓦蒂埃於牧月末借題發揮，恥笑最高主宰及其教主。羅伯斯庇爾反對立案開審，經過大吵一場後，取得了勝利；此後不久，他便不再出席救國委員會的會議。在整個穡月，他始終一言不發，長時間的沉默只能便於敵人進行宣傳和加強配合。到了熱月初，反對派曾試圖填平相互間的溝壑；聖茹斯特和庫通也有這種意向，但羅伯斯庇爾卻認為反對派沒有誠意，要求國民公會作出最後裁決。熱月八日（7月26日），羅伯斯庇爾要求實現「政府的團結」，同時又揭露有人反對他。議會投票同意將他的演說印發各市鎮當局。當議會要他說出對方的姓名時，羅伯斯庇爾卻予以拒絕；這一軟弱表現導致了羅伯斯庇爾的垮台，因為人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羅伯斯庇爾想取得任意處置權。平原派開始不聽號令了，業已通過的決定被推遲執行。可是，當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進行反撲時，平原派是否會像以往那樣屈膝投降呢？為了避免自己受害，反對派決心先下手為強。他們估計公社或許會號召巴黎各區拿起武器，巧妙地制訂了應變的策略，因而讓同謀的議員扮演主角。當國民公會於熱月九日（7月27日）正午開會時，他們阻止聖茹斯特和羅伯斯庇爾二人發言。在亂鬨鬨的一片嘈雜聲中，各委員會一致決定撤銷昂里奧國民衛隊司令的職務，下令逮捕革命法庭庭長迪馬。接著，一名隱秘的丹東分子提議對羅伯斯庇爾兄弟二人、聖茹斯特和庫通起訴論罪，這個提議獲得了各委員會的贊同，勒巴斯挺身而出，自願同以上四人一起受審。到下午三時，事變的全過程已告結束。 公社宣布隨時準備起義。昂里奧到處活動，企圖解救他的朋友，卻愚蠢地反而被人抓獲。國民衛隊僅有兩名區隊指揮響應了他發出的號召。因此，國民公會的權威仍占了上風，而羅伯斯庇爾分子這時才意識到鎮壓埃貝爾分子和分散革命力量造成了多大的危害。然而，在七時左右，約有三千群眾帶著三十多門大炮來到格雷夫廣場集合。這支人多勢眾的武裝力量群龍無首。在科菲納爾的率領下，人們前往國民公會援救昂里奧，但因犯人已被關進監獄，便中途折回，沒有去解散國民公會。深感後怕的國民公會於是宣布，對在押犯人和起義分子將依法嚴懲不貸。巴黎各區和各雅各賓俱樂部驚惶失措，議而不決。群眾雖然救出了被捕的議員，而且後者也於晚九時至凌晨一時陸續來封了市政廳，但他們當中無人站出來領導起義。他們並不否認起義的必要性，大概他們認為起義也不是出路。他們歷來聲稱自己以國民代表的名義執掌政權，而面臨的矛盾使他們無所作為，聽天由命。在放任自流的情況下，無套褲漢陸續離去，到凌晨一時，廣場已空無一人。國民公會的武裝力量恰在那時趕到。富裕居民區的國民衛隊提供了一支分隊，由舊軍官巴拉斯指揮，後者作為熱月黨人的救星從此官運亨通。據米希勒說，格拉維利埃區由於不忘雅克·魯的舊情，同時也派來了一隊人。勒巴斯在絕望中自殺；羅伯斯庇爾對自己開了一槍，僅傷及下顎。國民公會的部隊未用一槍一彈就進入了市政廳，把留在那裡的人統統逮捕。接著，在整個巴黎開始對公社和雅各賓俱樂部的支持者進行大搜捕。 熱月十日晚間（7月28日），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庫通、迪馬同其他十八人一起在革命廣場的斷頭台引頸受刑。第二天，又有七十一人被殺，這是革命期間處決的最大一批犯人。第三天，又有十二人被執行死刑。三名逃犯在事後被抓獲處決，從而結束了這場屠殺。 在整個法國，曾主持過恐怖鎮壓的人都被嚇了一跳：羅伯斯庇爾居然步埃貝爾和丹東之後塵成了共和國的叛逆！他們大部分都對此難以置信。但絕大多數國民都認為這是對革命政府的致命打擊，因而感到滿意：他們確實沒有看錯。 ———————————————————— (1) 皮洛士系伊皮羅斯的國王。公元前278年曾戰勝羅馬人，但損失慘重，耗盡全部力量。「皮洛士式的勝利」意為得不償失的勝利。——譯者 (2) 杜歇老爹為埃貝爾的別號。——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