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史 · 第五章　反法大同盟的產生

如果革命當局在取得軍事勝利和占有敵國土地的形勢下，能夠觀望等待，直到第二次瓜分波蘭的發生；同時以尊重它的獨立為條件而主動歸還其占領地，它或許能拆散奧普同盟，從而取得和平。丹東在10月初顯然就想到過這一條出路。但要採取這個方案，就絕對不能被勝利沖昏頭腦，不能被宣傳戰和吞併別國的企圖所迷惑，以致同英國決裂。同時，也應該赦免路易十六。總之，這項政策意味著共和派必須保持團結一致。在四分五裂的情況下，國民公會不可能向歐洲提出和平建議。 一、國民公會初期的吉倫特派和山嶽派 9月20日下午，正當瓦爾米戰役接近尾聲時，國民公會召開首次會議，宣布自己正式成立；21日，它已代替了設在騎術院大廳的立法議會。在格雷古瓦的熱烈支持下，科洛·德布瓦在會議結束前提出了廢黜國王的建議，輕而易舉地獲得了與會代表的同意。第二天，比約–瓦倫又毫不困難地取得國民公會的同意，規定今後的議會法令改從共和元年開始算起。因此，共和國的建立並非根據鄭重宣布的理由直接作出的抉擇，而是由於革命的法國為了自身的安全，在推翻路易十六後不得不採取的統治形式。 國民公會不能忠實地反映全國的意願。8月10日革命勢必把勾結外國或有通敵嫌疑的王黨統統排斥在外。沒有參加選舉的群眾深深地感到憂慮和不滿，他們不想為革命承受重擔，卻想享有革命帶來的利益。新議會是面對危險拒絕一切妥協調和的少數人的產物。根據西哀士的理論，國民公會是體現國民主權的制憲議會，它享有無限的權力：它在事實上和法律上都擁有獨裁權。但是，國民公會的成員遠不能滿足公社和10月8日起義者的要求。一方面，不少議員只是迫於形勢才贊成共和。另方面，無套褲漢和主張恐怖與限價的平民在國民公會中沒有自己的代言人。山嶽派還沒有真正的社會和經濟綱領，只是部分地代表他們的意見，而迷戀《土地法》的「狂徒」則遭到一致的譴責。排斥在國民公會門外的極端分子不久控制了科特利埃俱樂部；隨著形勢的發展，他們在1793年推動山嶽派和巴黎各區的前進向議會施加壓力，強迫議會按照他們的意志辦事。 議會中山嶽派和吉倫特派這兩個司令部立即發生了衝突。他們都不構成有組織、有紀律的政黨，而是內部意見不一、行動散漫的派別。他們的政見並不截然相反，而只是代表了不同的傾向，由於互不相讓和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才變得分歧越來越大。他們之間的對立最早可追溯到布里索和羅伯斯庇爾在宣戰問題上的衝突，兩人互相指責對方同宮廷勾結。接著，發生了8月10日事件：羅蘭夫人不能容忍丹東的地位不斷上升，因而在她的周圍集合了同丹東勢不兩立的巴巴魯、蒲佐和盧維等一伙人，佩蒂昂對巴黎人沒有選他當議員始終耿耿於懷；他們對9月的恐怖全都心有餘悸。兩派的爭執愈演愈烈。吉倫特派在反對中央集權問題上取得了地方行政當局的支持，即使在國民公會下令改選後，地方行政當局仍由溫和的資產階級所盤踞。吉倫特派鼓動自1789年以來廣泛發展的地方自治情緒，他們中間雖然有些人對聯邦制感興趣，但整個吉倫特派卻從未有過在法國實行聯邦制的打算。他們更多地強調地方的獨立性，其結果自然更糟。他們同商業資產階級聯繫緊密，同平民很少交往，自從離開了雅各賓俱樂部以後，便經常在都登夫人、羅蘭夫人或瓦拉澤家中會商；他們堅持經濟自由的主張，因而同熱衷限價的平民百姓不相融洽。兩派的衝突具有一定的社會性。資產階級幾乎全都緊跟吉倫特派；在國民公會，尤其在外省，吉倫特派的名稱為資產階級中的王黨分子充當屏障。在巴黎當選的山嶽派議員自然偏向各區的無套褲漢群眾。他們以雅各賓俱樂部為基地，同這些群眾交換意見，並為群眾的利益辯護。吉倫特派對他們不但是個威脅，而且他們認為，吉倫特派不可能投票贊成或至少不可能有力推行因戰爭而必須採取的措施，他們終於不無勉強地接受了平民的主張，成為在議會中沒有席位的革命極左派的首領。當然，他們同平民的聯合併非親密無間，隨著外省人的不斷加入，山嶽派就更加不是整齊劃一的集團了。 處在兩派之間的中間派擁有舉足輕重的多數，他們的選擇又經常出現反覆。這些議員在維護革命和國王完整的問題上態度堅決，但對採用什麼手段卻游移不定。他們實際上害怕平民，十分接近資產階級。他們厭惡暴虐和流血，把經濟自由奉為準則。但是，在共和國處境危急的情況下，他們又認為不宜同8月10日的起義者分道揚鑣，更何況後者的要求在勝利前暫時尚有用處。所以，中間派的巴雷爾、卡諾、蘭代、康蓬等部分議員歸附了山嶽派。大多數議員比已被仇恨迷了心竅的派別領袖較為明智，他們認識到，共和派本來人數太少，如果發生內訌，只會徹底垮台。為了面對現實，他們不斷改變立場，從而使國民公會令人難以置信地出爾反爾。 二、黨派鬥爭和處死國王（1792年9月—1793年1月21日） 吉倫特派在最初幾個星期享有威望，國民公會似乎已被他們所控制。外省對公社和無套褲漢的嫉妒，屠殺引起的驚恐，由於所有權蒙受威脅而激起的憤怒，軍事勝利迅速帶來的安全感以及全國性的反恐怖情緒，這一切使大多數人向吉倫特派靠攏。丹東選擇了國民公會議員的職務，離開了執行委員會，「德高望重」的羅蘭從此成為執行委員會的領袖。公社直到11月底才被解散，但在這以前它已失去了它的特殊權力，並撤銷了監視委員會。中央政權派往各地的特派員紛紛被召回。警察由羅蘭和議會公安委員會接管。查辦嫌疑犯已經停止，被捕人犯已陸續釋放，許多被流放的神甫和流亡貴族已允許回國。隨後，8月17日成立的人民法庭已經取消，正常的法院恢復了工作，不再有鎮壓反革命的專門司法機構，高等法院也被取消。糧食貿易法規已不再適用，9月法令從未得到真正執行。羅蘭始終反對限價；由於限價在厄爾河和羅亞爾河之間的地區再次引起了重大的騷亂，羅蘭於12月8日下令恢復糧食貿易自由。戰爭開始以來，軍需供應商簡直福星高照；在比利時戰場，依靠杜穆里埃的配合，他們更是財運亨通，特別是愛斯泊涅教士。新任國防大臣巴什一度曾設立「採購署」代替軍需供應商，遭到了杜穆里埃將軍的不斷抗議，國民公會最後讓他自行處置供應軍需的必要開支。 與此同時，由於不必再加固巴黎城防，負責挖壕築壘的工人均被解僱，羅蘭並在國家工場中恢復了計件工資。他竭力主張取消公社規定的每磅三蘇的平價麵包，不再把這大筆開支轉嫁到納稅人身上。農民的利益也遭受損害：平分公地和出售流亡者產業已被推遲。這項政策使無套褲漢對羅蘭分子更加怨恨。但在國民公會，這項政策卻沒有遇到人們所設想的抵制；在糧食貿易的大辯論中，作為正統經濟學家的聖茹斯特指出，對付價格上漲的唯一辦法是緊縮通貨。羅伯斯庇爾雖然雄辯地反映平民的怨憤，並要求制止囤積居奇，但沒有提出徵購和限價的建議。共和派在對待教會的問題上意見比較一致。他們拒絕了康蓬關於取消從國家預算中開支信仰費的建議。但是，在12月，他們平靜地討論了孔多塞所作的關於建立世俗的、免費的和義務的公共教育的報告，這項報告沒有被通過。最後，丹東不同意羅伯斯庇爾處處與吉倫特派為敵的立場，主動向吉倫特派提供支持。 正如勒瓦舍爾所指出的，丹東實質上屬於中間派。他一心想拋棄極端措施；當泰奧都爾·德·拉默在10月從倫敦趕來向他說情時，他曾答應盡全力去救護路易十六。他知道這是和平的條件之一。為了求得和平，他甚至會同意恢復君主立憲，例如讓沙特爾公爵就任國王。早在10月4日，他就建議宣布祖國不再在危急中。但是，從相反的角度看，必須有了和平才談得上穩定局勢和採取溫和政策。這個困難必須通過共和各派的團結才能夠解決，至少也要使山嶽派不公開反對。丹東於9月21日和25日在否定聯邦制的同時，否定了專制和土地法。從理智出發，吉倫特派應該同丹東握手言和。 但吉倫特派卻想壓倒他們的對手。他們要求清算丹東的秘密開支，而丹東又交不出賬目；羅蘭夫人還把王室失竊的財物說成被丹東所偷盜，這就把丹東推到了左派的一邊。9月25日，馬拉和羅伯斯庇爾受到了猛烈的攻擊，說他們企圖擅權獨裁；對公社的攻擊成倍增加；盧維於10月29日再度向羅伯斯庇爾開火。吉倫特派的目的十分明顯，他們企圖把屠殺和革命專政的罪名加在那些沒有像卡拉和巴巴魯一樣投靠他們的8月10日起義者身上，並進一步加以懲辦。他們完全懂得，在這樣的威逼下，巴黎的無套褲漢忍無可忍時會冒險再次鬧事。因此，羅蘭於9月23日要求國民公會設置守衛；因愛上羅蘭夫人轉而反對其舊夥伴的蒲佐鼓吹成立旨在保護國民公會的「州國民衛隊」。 國民公會大多數議員雖然與吉倫特派一樣討厭無套褲漢，但不同意讓吉倫特派處置對手。這就暴露出第三派的存在，即與山嶽派相對而言的平原派，或用貶義的名稱，即沼澤派。他們暗中承認羅伯斯庇爾11月5日的發言是篇出色的辯護詞：8月10日的某些後果令人惋惜，但對於推翻了路易十六和制止了通敵陰謀的人們，絕對談不上予以法辦。否則，國民公會豈不等於譴責起義和葬送自己的權威；此外，如果它對巴黎的無套褲漢使用武力，就會使自己受王黨的擺布。因此，國民公會僅對馬拉表示鄙視。羅伯斯庇爾沒有被法辦。經過這場考驗，羅伯斯庇爾名聲大振，一躍成為山嶽派的領袖。為了避免挑動外省反對首都，國民公會對外省寄來的支持吉倫特派的文告只能表示歡迎，並聽任外省自發派遣許多聯盟軍前來巴黎。 吉倫特分子這次由於未能說服國民公會，他們的勢力開始下降。在執行委員會，國防大臣巴什和海軍大臣蒙日脫離了羅蘭。巴黎資產階級堅持不參加選舉，雅各賓分子掌握了州政府，公社選了一名溫和派分子任市長，但又配備肖梅特和埃貝爾任正副檢察長。更糟糕的是山嶽派在反駁時指責他們的對手拖延審判國王。 吉倫特派確實希望拖延審判。他們的國內政策要求寬赦路易十六。丹東曾對拉默說過：「一旦把國王交付審判，怎麼再能救他？國王出庭受審，他就必死無疑。」事實上，國民公會只有宣布國王有罪這條路可走，除非它對8月10日的起義、它自身的存在、共和國的成立統統加以譴責。羅伯斯庇爾於12月2日以不容置辯的邏輯向國民公會指出：「假如國王無罪，推翻國王的人便有罪……制憲議會禁止你們去做已經做過的一切……你們應該向路易十六跪下，懇求他的饒恕。」在認定國王有罪後，國民公會就很難不判國王死刑，因為他召請外國入侵法國，因為力爭為同伴報仇的無套褲漢認為他是杜依勒里宮設伏襲擊的主謀。為了救國王一命，必須不提審判的問題，這正是吉倫特派的願望。但是，他們既要排擠山嶽派，就不能阻止山嶽派打破沉默：國王的腦袋成了黨派鬥爭的賭注。 國民公會到11月才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在聽取了瓦拉澤和梅勒的平庸乏味的報告後，辯論開始呈膠著狀態，一直拖到11月20日，從宮中發現了裝有罪證文件的鐵櫃；由於疏忽，羅蘭沒有先獨自檢查文件的內容，從而鑄下了大錯，使審判國王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12月11日，路易十六出庭受審：他或者矢口否認，或者以憲法作掩護。他獲准聘請了特隆歇和馬勒謝爾伯為諮詢律師。26日，德歇茲律師提交了辯護詞：他也否認國王犯有叛國罪，但他主要指出國民公會無權審判國王，並強調國王人身不受侵犯。作為制憲議會，國民公會理應擁有全部權力，大多數議員對此毫不懷疑。在瓦倫事件後，布里索和羅伯斯庇爾一致主張，君主僅在其文書符合憲法、並經一名大臣副署時才能免於追究責任。1792年7月3日，維尼奧曾憤怒指出，憲法中恭敬地對叛國罪隻字不提，這竟被解釋成國王免受法律起訴。儘管如此，吉倫特派採取了阻撓的手段。他們要求將波旁家族一概放逐，其藉口是：主張處死路易十六的那些人打算讓已當選巴黎議員、改稱菲力浦–平等的奧爾良公爵代替路易十六。這樣，山嶽派便被迫為奧爾良公爵辯護，吉倫特派就能指責山嶽派是王黨。隨後，他們又堅持判決須交人民批准。巴雷爾於1793年1月4日用他最傑出的演說對他們進行了反駁。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們又說，弒君將導致全歐性的反法同盟，使共和國再次處境危急。這是避免審判的決定性理由，但到現在提出已不合時宜，它只會使吉倫特派理屈詞窮，因為他們在11月主張把戰爭進行到底。 投票在1793年1月14日開始，每一名議員都登台陳述理由。認定國王有罪獲一致通過，訴諸人民的建議被否決。決定國王生死命運的投票從16日開始，延續了二十四小時之久。在出席的七百二十一名議員中，三百八十七人主張判處死刑，三百三十四人反對。但是二十六名主張判處死刑的議員曾建議考慮緩期執行，其中梅勒最早想出這個巧妙的主意。如果他們以此為條件，真正主張判處死刑的票數隻多半票，因此必須讓他們明確表態。經過協商，決定就緩刑問題舉行了投票，議案以三百八十票對三百一十票被否決。每次投票，吉倫特派都發生一次分裂。 在審判期間，巴黎各區動盪不安，謠傳紛紜，都說議員們將因害怕而退讓。一位名叫勒佩蒂埃·德·聖法戈的山嶽派議員於1月20日被王黨刺殺，但受害喪命的畢竟僅他一人。另方面，收買政策使少數派人數不斷增加。西班牙駐法代辦奧卡里茨不僅公開拉攏議員，而且從銀行家勒戈特那裡借到二百萬巨款，廣為散發。直到最後時刻，王黨仍抱有希望，而投票結果使他們感到意外。 1月21日上午，公社在通向斷頭台的路上布置了全部國民衛隊。路易十六在革命廣場引頸受刑。除個別地區例外，全國都保持沉默，但人們在思想上震動很大。處死國王的後果如何，將始終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可以肯定，這刺激了一些人對國王的憐憫，又加強了另一些人的信念。但總的看來，忠君思想無疑受到了決定性的打擊：既然一位國王已像一個普通人那樣被處決，君權也就永遠喪失了「神授」的性質；而在處決路易十六以前，即使法國革命也未能將君權神授予以勾銷。隨著國王的被處決，投贊成票和投反對票的兩派議員之間結下了不可解開的仇恨；整個歐洲決定發動一場剿滅弒君者的戰爭。面對這些後果，大多數法國人被驚得目瞪口呆。審判國王其實是「調和派」和「不調和派」之間的一場鬥爭：前者為了實現和平，多少有意識地準備同反革命派妥協；後者則切斷任何後路，使民族危亡同戰爭勝敗聯結在一起。 三、宣傳戰和領土兼併 吉倫特派希望避免專政和不殺國王，這一政策的前提是實現和平。然而，他們卻偏偏主張戰爭：他們眼看無套褲漢在遠離他們，便大膽抬出法國是世界的解放者這個幽靈，竭力把無套褲漢爭取過來。這裡並不單純是派性在起作用，浪漫的夢幻迷住了他們的眼睛。他們憑本能感到，宣傳戰仍為革命人民和許多山嶽派分子所珍愛，革命人民之所以責備吉倫特派，並非因為吉倫特派開展了宣傳戰，而是由於他們未能打好這場宣傳戰。 國民公會對有關革命前途的某些緊迫問題遲遲不肯作出決策。人們相信，被占領的國家渴望擺脫舊制度。但是，究竟讓這些國家自己解放自己，還是迎合它們的願望，直接在那裡「設置政府」？此外，法國究竟應該自己出錢，即通過輸出鑄幣的辦法，去解放這些國家，還是應該用徵購實物和索取賠款的手段去養活自己的部隊？巴黎的外國難民十分活躍，其中的克拉維埃竟是法國政府的一名大臣，他下令將遷就日內瓦貴族的孟德斯吉烏免職。在11月，尼斯、薩瓦和萊茵諸國提出了一個新問題：它們要求併入法國。由於接不到指示，將領們便各行其是。安塞姆改組了尼斯當局，設置了市政府；孟德斯吉烏在薩瓦則聽任各俱樂部自行成立，並於10月20日召集「亞洛布羅吉國民議會」。在萊茵地區，庫斯丁親自著手組織俱樂部——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因茲俱樂部——積極主張廢除封建制。杜穆里埃希望成為獨立的比利時的首腦，他商得馮克派的同意，決定選舉各省議會，以代替三級會議，這一行動足以使他同國家派鬧翻。此外，他阻止不了反教會的民主派在列日取勝，更不能阻止他們在其他各地開設立即引起教會敵視的、大吵大嚷的俱樂部。在財政方面，所採用的方法也因地而異：安塞姆、孟德斯吉烏和杜穆里埃儘量少向當地居民索取；杜穆里埃試圖向教會借款，他的軍需供應商用紙幣購買物品。相反，在萊茵地區，庫斯丁在占領區就食，向富有的資產者，例如法蘭克福的銀行家，徵收稅款。直到11月中旬，國民公會仍不表明態度。 就在這時，發生了熱馬普戰役。信心和熱情頓時大增。山嶽派也同樣興奮，羅伯斯庇爾不再試圖抵擋這股滾滾洪流。人們甚至不肯花時間認真思考。11月19日，當魯勒陳述美因茲俱樂部的擔憂以及它希望取得法國的保證時，拉雷韋里埃–勒卜當即讓國民公會通過法令，決定向爭取自由的各國人民提供「博愛和救援」。由此，革命向世界進行了挑戰。27日，格雷古瓦在接見前來祝賀共和國取得成功的一個英國代表團時，預祝一個新的共和國不久將在泰晤士河兩岸誕生。布里索全力推動同西班牙斷交，他說：「只要波旁家族還有一人留在王位上，我們的自由便不得安寧。同波旁家族決沒有和平，因此必須考慮討伐西班牙。」他要杜穆里埃派手下的軍官米蘭達去組織拉丁美洲的起義。德意志帝國和義大利沒有被忘記。布里索於11月26日寫道：「只有整個歐洲著了火，我們才能安寧」；肖梅特在16日已經預言：革命政權不久將在全歐建立，直到俄國為止。各國在法的政治難民有力地鼓動法國東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克洛茲；荷蘭人要求杜穆里埃侵入他們的國家。馬謝那和黑維亞在巴約訥組織對西班牙的革命宣傳。 自然，國民公會首先要解決被占領國家的命運問題，由於占領地區已延伸到阿爾卑斯山和萊茵河沿岸，有人主張將法國的疆土擴展到「天然邊界」為止。從此以後，許多歷史學家都把這種理論說成是王朝遺產和民族傳統。其實，法國的歷代國王似乎從未有過這個設想。曾經有幾代國王向尼德蘭擴張他們的勢力，在十六世紀前，尼德蘭的佛蘭德公爵曾是法國國王的附庸，尼德蘭的邊界曾十分靠近巴黎，甚至影響法國國王的安全。但是，到了十八世紀，路易十五不再效法先王。由於偶然的機會，亨利二世進占了三個主教國，黎塞留又占了阿爾薩斯。但在更接近北部的地區，法國從來只求保住萊茵河左岸的幾塊領地。因此，所謂天然國界命定地構成法國框架的說法，大概是在軍事勝利的影響下產生的浪漫想法。這種影響的存在是不容懷疑的。何況可以肯定，人們的思想也已經有了準備，因而樂於接受以上的說法。天然邊界的概念至少在為黎塞留效勞的一些文人那裡已經出現過；被十八世紀奉為經典的史學家梅澤蘭作出了明確的表述。此外，或許人們對學校時代聽到的關於《高盧戰記》的解釋沒有完全忘記。在這部著作的開頭，愷撒確實如同革命黨人所要求的那樣，劃定了高盧的界線。總之，布里索在11月寫道：「法蘭西共和國只能以萊茵河為界」，執行委員會為了討好安特衛普人，竟將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置之不顧，於16日決定開放斯凱爾特河的入海口，似乎比利時已經併入了法國。因此，解放事業就有演變為征伐戰的危險。宣傳的失敗和軍事的需要加速了這種演變：幾星期後便見了分曉。 如同吉倫特派一樣，國民公會本希望在法國四周出現幾個姊妹共和國。但人們不久明顯地看到，被占領國的居民對此表示反對，或謹慎地持保留態度。再說，軍事占領給各地帶來了痛苦或困難，人們希望從這種痛苦和困難中解脫出來。唯有薩瓦直截了當地廢除了舊制度，要求併入法國。相反，比利時派出代表團，於12月4日向國民公會要求承認該國的獨立：這些代表本身因害怕教會，不準備採取全部革命性改革。萊茵地區的情形同樣如此。總之，各國人民既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又不願別人解放他們。共和派為此怒不可遏。丹東於9月28日驚呼：「我們在給予人民自由的同時，我要說，我們有權告訴他們：『你們不會再有國王了』。」革命的外國朋友想到，如同反法聯軍獲勝一樣，獨立會使他們受敵人的擺布。尼斯人於11月4日就說過這樣的話；美因茲俱樂部感到十分孤立，福斯泰終於建議同法國合併。 11月27日，國民公會跨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同意薩瓦併入法國。格雷古瓦在為法令辯護時援引的理由如下：主權屬於國民，薩瓦天然就是法國的一個地區，法國和薩瓦具有共同的利益。這些條件至少要求，在決定每個被占領國併入法國時，應分別進行討論。可是，軍事和財政的需要卻加快了兼併的步伐。 11月30日，正當杜穆里埃及其軍需供應商大吵大鬧，責備「採購署」置軍隊於缺衣少食的境地時，國民公會派遣了幾名特派員來到比利時。卡繆代表特派員回國報告時指出，部隊確實備受饑寒之苦，因此杜穆里埃推翻了康蓬的決定，獲得便宜行事的權力。但是，卡繆通知政府各委員會，杜穆里埃不會借到足以應付其開支的錢：這些開支應該由共和國負擔。康蓬回答說，在這樣的條件下，法國不能把戰爭再繼續下去了。戰爭應該伴以革命的措施。教會、王公以及「助紂為虐者」的財產要一概沒收，充當指券的抵押，而指券要在被占領國流通，以免法國向那裡輸出鑄幣。什一稅和領主權要廢除，舊稅收要取消，改變為向富人徵收捐稅。新的行政官員要推行改革：凡向自由宣誓和放棄特權者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樣，群眾就會感受到革命的好處。「向宮室開戰，給茅屋以和平」這個著名的法令於12月15日在歡呼聲中被通過。在法國刺刀的保護下，少數革命分子著手建立專政，他們不顧人民願意與否，硬要人民出錢去換得幸福。這一次，杜穆里埃終於碰了壁。他不但要取得經濟獨立，而且竭力遷就比利時人，以便將來有建立獨立政府的可能時，自薦出任政府首腦。戰爭進行了還不到一年，他已開始玩波拿巴的那套把戲。眼看自己的計劃全遭擱淺，杜穆里埃於1月1日趕回巴黎，最終一無所獲。 正如羅伯斯庇爾所預言的，採取以上的措施，結果是場災難，就連平民也拒絕接受這份得不償失的贈禮。三十名特派員分布在比利時各地，強制推行國民公會的法令。康蓬於1月1日為從比利時榨取六千四百萬里佛而自鳴得意，但他剝奪教會財產，勢必同約瑟夫二世一樣失去居民的支持。同月17日，特派員毫不掩飾地指出，只要法國打一次敗仗，比利時居民就會群起造反。其他各國的情形也同樣如此；薩瓦開始同法國疏遠。國民公會不得不作出這樣的結論：兼併是在被占領國預防反革命的唯一手段。尼斯於1月31日併入法國。當天，丹東要求對比利時採取同樣措施，他用特別簡短的話語提出了一個理論，即共和國必須把版圖擴大到天然邊界。2月14日，卡諾援引歷史為證，補充了這項聲明：從這天然範圍中離棄的各部分，「純粹是非法侵占的結果」。由於不敢召集比利時全國議會，合併的問題在法國代理人的親法分子主持下被交付各省分別表決。萊茵地區在同樣條件下選出了一個議會，於3月17日同意併入法國。國民公會在當月完成了批准手續。於1792年11月剛成立羅拉西亞共和國的原巴塞爾主教國在1793年3月23日變成了蒙代里布爾州。 就在那時，反法大同盟已基本形成，開始向共和國發起進攻；從此，只有軍隊才能保證這個政策的成功。當國民公會經過六個月的討論終於採納這個政策時，軍事失利已經開始了。 四、與英國斷交 局勢的發展使皮特感到突然。他在1792年2月17日作預算報告時曾斷言英國能安享十五年和平。為此，他削減了二千名水兵和五千名士兵。當大陸爆發戰爭時，他嚴守中立。他大概像所有人一樣，以為革命不久將被鎮壓下去，他對此感到高興，因為這反過來會使英國的騷亂氣餒。 民主派的宣傳在日趨擴大。好幾名輝格黨領袖在4月組織了「人民之友社」。但這些激進分子控制不住局面：就像在法國那樣，民主派從天然的斜坡上往下滑，開始觸及社會綱領。潘恩於2月發表《人權》的第二部分時，猛烈攻擊英國貴族，建議徵收累進稅，凡收入超過二萬三千英鎊的部分一概歸公。葛德文正在寫作其主張實行空想共產主義的《政治正義論》一書，該書於1793年出版。然而，早在1791年末，倫敦的一名窮修鞋匠托馬斯·哈第在一家小酒鋪集合了幾名工人，他們於1792年1月25日成立了共有八人參加的「倫敦通訊會」，規定每星期繳納會費一便士。與此同時，謝菲爾德有五六名工人也組織了起來。無產者或至少手工業者參與公共生活，這是一件大事：社會問題已成了政治現實。斯托克波特俱樂部指出：「正是我們的勞動養活了君主、貴族和教士，我們不是伯克先生所說的群氓。」蘇格蘭詩人彭斯以更加粗獷的言詞表達了平民的感情。新人物的湧現推動了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3月24日，各俱樂部代表在諾威奇舉行會議，希望實現自由之友的大團結。平民聯合的思想不久成了貴族的心腹之患；貴族擔心十七世紀的「平等派」將會復活。如同法國一樣，民主宣傳的抬頭是由當時的經濟形勢造成的。穀物法的執行在1791年變得特別嚴格；這也是英國出口小麥的最後一年。從冬天開始，麵包價格日益昂貴；1792年預計將會歉收。到了5月，騷亂此起彼伏，罷工也成倍增加。那些不住在兵營而僅靠薪餉維生的士兵深受物價上漲之害。他們在各俱樂部的鼓動下，紛紛在請願書上簽名，軍紀逐漸鬆弛了。愛爾蘭的形勢也不妙，土地暴動在那裡重新出現。天主教的抵抗分子和新教的「黎明之友」 (1) 開始同政治團體攜手合作。這些團體——例如沃爾夫·湯恩於1791年末組織的「愛爾蘭人聯合會」，還有於1792年2月由各地方分會派遣代表組成的「天主教委員會」——一致要求廢除對非國教的新教徒的限制和給天主教徒選舉權。格拉坦在議會為這個綱領辯護，但同時又不贊成騷動。天主教徒的要求在對法宣戰前不久終於得到了滿足，但其他建議均未被接受。 直到1792年5月，皮特似乎沒有感到驚慌。就在5月，雖然他拒絕了格雷關於選舉改革的新動議，他仍讓關於文字案件需交公法團審理的福克斯法案得以通過。但在21日，國王在一篇文告中突然檢舉有的出版物「混淆視聽」，並下令追查。同時，政府開始津貼保守派的宣傳。6月，在趕走了長期同他作對的掌璽大臣梭羅後，皮特開始同波特蘭領導的輝格黨右翼談判，企圖組織聯合內閣。如果沒有國王的反對，皮特本想接受福克斯加入內閣；由於排斥了福克斯，聯合內閣也就組織不成了。 法國民主派的勝利促使英國形勢進一步惡化。這一次，皮特和格倫維爾不再隱藏他們的個人感情，因為他們反映著喬治三世和廣大選民的感情。駐巴黎大使高威被召回國內，同肖夫蘭的一切官方關係全告斷絕。皮特的冷淡和格倫維爾的倨傲使非正式會談難以進行。何況，法方又提出承認新政府作為先決條件，英方則指責肖夫蘭支持在野的輝格黨和資助民主宣傳。9月屠殺事件後，大批難民湧向英國——總數達三千七百七十二人，其中神甫約二千人，輿論界反應十分強烈。人們傳說，巴黎的雅各賓分子竟以人肉為食。沃森主教等對革命同情者發生動搖，開始轉變立場。丹東的使者諾埃在9月承認，局勢正變得日益危險。 雖然如此，民主宣傳在秋季仍進展迅速。革命的初步勝利，無論在法國或英國，都激發了人們的革命情緒，革命者公開組織慶祝活動，哈第的通訊會派遣代表向國民公會祝賀。在蘇格蘭，繆爾於10月3日創立了「憲法和人民社」，彭斯集資購買大炮送給法國，並在劇院中高唱《前進曲》。據揭發，有人在私造武器；伯克於12月向下議院進行檢舉，並拿出一把匕首擲在地上當作證據。11月24日，諾埃斷言革命運動即將興起，貴族和資產階級一面毫無根據地硬說英國的俱樂部分子企圖暴動，一面又指出皮特能夠應付局面。歷史學家里夫斯建立了「反平等社」。大批忠君的和排法的團體紛紛出現。隨著戰爭的迫近，統治階級十分樂於製造驚慌，這對他們有利，因為他們既能就此向法國報復，奪取它的殖民地，又能乘機鎮壓民主派。出於這個打算，皮特和格倫維爾為同法國絕交而高興。他們宣布，向各國人民許諾友愛和援助的11月19日法令是一份「宣戰書」；這實際上就等於指控英國的民主派犯有叛國罪。潘恩因在加來海峽州當選國民公會議員，被缺席審判。繆爾剛動身前往巴黎，司法追查便接踵而至。此外，對法開戰還可以加強政府在議會中的權威，因為部分輝格黨人將拋棄福克斯和投靠多數派。 然而，皮特只是為了維護英國的特殊利益，才下了斷交的決心。11月6日，格倫維爾還對駐海牙大使奧克朗聲稱，他認為放棄中立沒有任何好處。皮特在10月16日說過，如果法國兼併薩瓦，事情就會發生全盤的轉折。儘管如此，即使法國兼併了阿爾卑斯和萊茵地區，皮特恐怕也不會斷然動武。但是，杜穆里埃和國民公會如果以為皮特會聽任他們征服或兼併比利時，那就大錯特錯了。人們至多可以設想，皮特或許能容忍杜穆里埃把戰爭引向比利時，但他要杜穆里埃的正式保證作交換：法國未得英國的認可，不能支配比利時的命運。勒布倫曾派馬雷向皮特保證，共和國將不把比利時據為己有；開放斯凱爾特河入海口一事使馬雷的使命失去任何價值，在皮特看來，執行委員會的這個決定具有象徵的意義。國民公會12月15日的法令證明了皮特的看法是正確的。何況，英國是荷蘭的盟友，開放斯凱爾特河直接有損荷蘭的利益。一支法國艦隊闖過了荷蘭設置的各道關口，陸海軍統領面臨法國的入侵威脅，要求英國給予支持，皮特立即答應了請求。 吉倫特派在12月顯得猶豫不決：他們曾希望爭取英國和普魯士。波爾多和其他港口的資產階級已因殖民地的動亂受到了損失，他們對海上戰爭不能懷有好感。熱馬普戰役以來，杜穆里埃一再堅持進兵荷蘭；阿姆斯特丹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中心，不少人以為入侵荷蘭後軍費便有了著落。然而，執行委員會於12月5日卻推遲作出決定；後來，國王審判案終於促使吉倫特派用外來的威脅進行恐嚇。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吉倫特派內部又出現了分裂：海軍軍官蓋爾森於1月1日列舉種種理由說明法國可以認為英國不堪一擊，這個建立在信貸基礎上的現代迦太基將如同紙糊的大廈那樣徹底傾覆。至於山嶽派，他們對必然導致擴大戰爭的措施都不反對，甚至鼓掌擁護。羅伯斯庇爾保持沉默。吉倫特派為了掩飾自己的猶豫，只要對方有反對的一點表示，肯定會加以揭發。這一次，黨派鬥爭又起了決定的作用。杜穆里埃趕到巴黎後，於1月10日取得了執行委員會的贊同，但命令於31日才終於發出。吉倫特派因此喪失了兩個月時間，否則，占領荷蘭就不會遇到任何困難。 皮特和格倫維爾表現得非常果斷。格倫維爾於11月29日接見了肖夫蘭，向他指出16日的決定和19日的法令必須撤銷。皮特於12月2日向馬雷作了同樣內容的談話。在前一天，他已下令召集民兵。議會於13日開會，除個別例外，輝格黨議員決定支持政府。福克斯、蘭斯多恩、謝里丹譴責了法國的行動，但在荷蘭不受侵犯的條件下，他們堅決反對戰爭。皮特輕而易舉地占了上風：20日，要求增加水兵二萬人；31日，議會通過了外僑法案；1月，停止裝載糧食和原料的船隻開往共和國。路易十六之死加速了事態的發展進程。肖夫蘭於1793年1月24日開始收拾行裝；勒布倫預計事情已不可挽回，於25日將肖夫蘭召回國內。在肖夫蘭到達的當天，即2月1日，國民公會通過了宣戰法令，議案的報告人竟是布里索! 五、與南方各國斷交 對英國說來，處死國王只是一個藉口；西班牙則不然，處死國王是它同法國宣戰的真正原因。8月10日以來，阿蘭達仍處處遷就法國，他甚至採取了一些不利於流亡神甫的措施。勒布倫不顧布里索的反對，要布古安大使採取克制態度，並建議在西班牙承認共和國之前，兩國同時裁軍和宣布中立。但在11月15日，一場宮廷政變迫使阿蘭達下台，由王后帕爾瑪的瑪麗–路易絲的情夫戈多伊接任。接著，路易十六審判案又激起了反法示威。戈多伊決定根據審判結果再考慮中立問題，並於1月22日拒絕了法國的建議。布古安於2月22日離開了馬德里，國民公會於3月7日對西班牙宣戰。地中海的大門從此向英國打開，義大利各王公認為從此可以毫無顧忌地反對法國。 同羅馬的絕交已是既成事實。由於教皇監禁了法蘭西學士院的兩名學生——隨後即行釋放——法國駐那不勒斯的代表馬科派了他的秘書胡古·德·巴斯維爾前往羅馬交涉；巴斯維爾不但公然佩戴三色綬帶，而且堅持要樹起三色國旗。巴斯維爾於1月13日在一場暴亂中被殺。由羅蘭夫人起草的執行委員會抗議書斥責了「羅馬的兇殘和虛偽」。 於12月處在拉圖什–特雷維爾率領的法國艦隊威脅下的那不勒斯等著英國艦隊的到來。費迪南四世及其大臣阿克通加入了反法同盟。托斯卡納也不得不同法國絕交；威尼斯同樣如此。帕爾瑪和莫德納分別以西班牙和奧地利為榜樣行事。即使在遙遠的土耳其，什瓦塞爾–戈費埃大使無疑會警告大公要提防繼任大使台什科希。除了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兩國外，法國幾乎同整個歐洲開了戰，而法國軍隊卻日趨崩潰。義勇軍參加了野戰，但到冬季即開始撤退，因為他們看到祖國已不再在危急之中。吉倫特派也不再像在春天那樣積極主戰。 吉倫特派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他們希望恢復自由體制和挽救國王，這就應該實現和平，而他們卻挑起一場全面戰爭。他們唯有達成各派共和分子的一致，才能赦免國王和締結和約，而他們卻拚命攻擊山嶽派和無套褲漢，從而使團結完全沒有了希望。反法同盟出師作戰初期取得了輝煌勝利，這些勝利對未能克服其自身矛盾的吉倫特派是個致命的打擊。 ———————————————————— (1) 1784至1795年間英國非國教的新教徒團體，他們往往在清晨活動，故稱「黎明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