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史 · 第三章 第二次法國革命（1792年8月—9月）
戰爭使交戰雙方的預計都落空了。除了短暫的間歇外，這場大戰一直延續到1815年，整個歐洲因此陷入了極大的混亂之中。戰爭的後果首先在法國表現了出來：國王的垮台和政治民主制的實現。
一、法軍進攻的失利（1792年4月—6月）
自命有外交家才能的杜穆里埃主管了對外事務。他力圖孤立奧地利和鼓動比利時舉行反奧起義；由於奧地利在比利時的駐軍不過四萬左右，他以為不打大仗就能迫使弗朗斯瓦二世簽訂和約。他的代表柏努瓦在柏林就修改憲法發表的談話透露了這個意圖。
普魯士、撒丁和土耳其歷來是反奧聯盟的積極參加者，但這一次，法國派出的使者卻到處碰壁。英國也拒絕了與夏夫蘭侯爵一起再次出使倫敦的塔列蘭的貸款要求。古斯塔夫三世於3月16日被一名瑞典貴族所刺殺，弗洛伊達·勃朗卡已經失寵，其職位被阿蘭達所取代；由此展示的前景對杜穆里埃似乎是有利的，但他至多也不過能希望爭取兩國的中立而已。總之，在外交方面，法國遭到了全面失敗。
杜穆里埃和布里索還對業已公開組織的宣傳活動抱有很大期望。比利時、列日、日耳曼、荷蘭、薩瓦等外籍軍團紛紛成立。列日的反動勢力較為強大，比利時的情形略為好些。在奧地利，由於當局對教會的態度仍不明朗，群眾的不滿情緒十分強烈。施特拉斯堡是對德宣傳的中心，由市長底特里希、雅各賓分子拉沃、德國難民歐洛格·施奈德爾主持其事。巴黎的埃爾維第俱樂部於8月10日左右改組為亞洛布羅吉俱樂部，在克拉維埃和杜班的領導下，對瑞士和薩瓦進行宣傳。原阿維拉軍校教師尚特羅帶著秘密使命前往加塔洛尼亞。米蘭達宣布，他將領導西屬美洲舉行起義，敵國逃兵可領取獎金。總之，法國人堅信，他們將作為解放者在邊界的對面受到歡迎。問題是法軍能否越過邊界。
儘管納爾蓬作出了保證，法軍卻並未完成戰爭準備。野戰部隊中缺額甚多，因為人們更願意參加義勇軍；那裡的待遇較好，軍官由士兵選舉，戰後又可以退役。即使有這些好處，義勇軍的組織也十分緩慢；真正懷著革命熱情志願投軍者只占一小部分。國民衛隊不願意離開家鄉，通常必須採用懸賞辦法才能徵集足夠的兵員，而且招募工作也頗費時日。軍隊裝備尚待地方當局籌集，武器嚴重不足。新編的部隊缺少訓練。義勇軍軍官由資產階級的優秀子弟擔任，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共和國的著名將領，但暫且，他們首先要學會打仗。杜穆里埃知道這一切，但軍隊會在作戰中學會作戰，關鍵在於要有必勝的勇氣。在敵人方面，野戰部隊不到三萬人，分散在從海邊到洛林的弧形防線上。法軍五萬餘人兵分四路，於4月29日分別從富爾納、利爾、瓦朗西安和吉萬出發，力圖突破敵軍防線。但是，只會打正規戰的將軍們對杜穆里埃的這個計劃一竅不通，軍官們對自己所帶的紀律鬆弛的部隊缺乏信心。在法軍的九千名軍官中，至少有一半已流亡國外；有的在發動進攻前夕開了小差，有的在5月率領三團人投降敵人。4月29日，剛與奧軍發生接觸，迪永和比隆即下令撤退；部隊以為遭到奸細暗算，在一片叫罵聲中紛紛潰逃，迪永在利爾被潰兵所殺。卡爾勒和拉法葉特未等見到敵人就慌忙後撤。萊茵軍團按兵不動，以免刺激帝國議會。唯有庫斯丁部隊成功地掩護了波朗特魯韋的撤退。
將軍們把失敗完全歸罪於部隊紀律鬆弛和政府處理不力。吉倫特派下令追查殺害迪永的兇手和鼓動士兵抗命的馬拉。議會通過了法令，決定加強軍事法庭，允許將領自行制訂紀律，對違令士兵給予包括判刑在內的處分。這一措施顯然也反映了立法議會的無能。5月18日，法軍將領雲集瓦朗西安，竟不顧國防大臣的命令，公然宣布已不能再發動進攻，並建議國王立即媾和。6月，盧斯克內決心攻下庫爾特累，但占領後不得不立即退出。吉倫特派在軍事上也遭到了全面失敗。誠然，將領們有他們不可辯駁的道理，但他們的無能也是一個原因。他們把真正的原因掩蓋了起來。拉法葉特在政治上作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二、第二次革命的根源
吉倫特派的宣傳鼓動使法國國內局勢更加動盪。在「對祖國的神聖熱愛」的號召下，群眾情緒空前熱烈。魯日·德·里爾於4月26日在施特拉斯堡用《萊茵軍團戰歌》表達了這一熱情情緒。這首歌后來以另一個名稱變成了共和國國歌。1792年的愛國者是革命的擁護者。貴族們通過國王來反對祖國，並踐踏民族，他們迫切希望德國軍隊的到來，或者乾脆加入德國軍隊的行列。魯日主張對敵人寬大：「饒恕那些被迫從軍作戰的無辜受害者」，而對「背信棄義」、「殘害父兄」和「勾結暴君」的奸賊則應嚴加懲處。民族狂熱和革命熱情在歌曲中占著同等的地位。法軍在4月的失敗由於被歸罪於「奸細破壞」，一名頑固派神甫在利爾被憤怒的群眾殺死；當天，北方省政府決定，將拒絕宣誓忠於憲法的教士監禁在康布雷。貴族們在報刊上和言談中公開對法軍的失敗幸災樂禍，並且積極進行活動。這進一步加深了群眾對貴族陰謀的懷疑。拉魯里、莫尼埃·德·拉卡累、沙里埃兄弟等分別在西部、東南部以及在維瓦雷、熱伏唐、符累等地區準備暴動和幫助入侵者。依辛戈於5月發生了反革命暴動。瓦倫事件以來，反革命分子控制了阿爾勒市，並在那裡建立了據點。
自衛和懲罰情緒再次甚囂塵上。馬賽的雅各賓分子在2、3月間自發地在整個普羅旺斯地區採取了行動，他們用武力鎮壓了阿維尼翁和阿爾勒市的反革命分子。從此，愛國分子把馬賽看作是他們的希望。民主運動在不斷深入發展。在吉倫特派的首創下，戴紅色圓形便帽成為無套褲漢的時髦。吉倫特派還慫恿消極公民用長矛武裝起來。各種社團又日趨活躍。議會應群眾的要求，決定赦免因南錫事件而判處苦役的瑞士兵。人們不顧安德烈·謝尼埃的怒罵，於4月5日在巴黎慶祝這些瑞士兵的重獲自由。制憲議會關於赦免政治犯的法令，如今被推廣應用於孔塔事件中雙方的殺人兇手；因此，格拉西埃街屠殺案的兇犯也就免受刑事處分，以「殺人狂」聞名的儒爾當同馬賽人一起回到了阿維尼翁。
在平民階級中，革命行動具有比1789年更強烈的社會性，這引起了資產階級的惴惴不安。富人到處被勒令捐款，作為獎勵和裝備義勇軍的資金。土地暴動一觸即發；到了冬末，凱爾西地區的騷亂日趨活躍。後來，一艘滿載國民衛隊的船隻在前往援助馬賽的途中在羅納河沉沒，人們再次大聲指責這是奸細破壞，農民暴動的巨大風暴席捲了加爾、阿爾台什和埃羅等州。庫通提議必須讓貴族出示土地轉讓的原始憑證，從而實質上要無償地取消幾乎所有貢賦的贖買。議會於6月18日接受了這個議案，但規定僅取消「節敬」一類的贖金。
一場新的經濟危機使群眾深受震動，其後果比農村騷亂更加嚴重，因為它直接威脅到城市。這次經濟危機的發生，原因不再是饑荒，而是通貨膨脹。從10月以來，通貨已增加了六億。指券的價格繼續在下跌，匯兌下跌的速度更快。在瓦倫事件前，巴黎的一百里佛在倫敦可換兌七十里佛左右，在3月已跌至五十里佛，4月至8月間略有回升。信用券泛濫成災使不安全感進一步加劇，投機倒把者趁機漁利。3月，「濟貧所」已入不敷出，國家不得不花一年時間為濟貧所償還債務。幸而，物價遠沒有跟著黃金市價上漲：黃金價格增加了一倍，物價一般只提高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但是，在工人很難得到增加工資的情況下，這也足以引起他們的憤懣。此外，安的列斯群島的局勢仍處在動亂之中。布里索於3月24日終於使議會通過了關於讓有色人種享有平等權利的法令，但對穩定局勢無濟於事。隨著殖民地產品的貨源不斷減少，投機商人大肆囤積居奇，食糖已成為稀有之物。1月，巴黎有幾家商店被搶劫；2月，肥皂供應不足又惹起了新的亂子。糧食供應更加令人擔憂。自耕農大戶如今不再繳納貢賦和稅款，貨幣地租可用指券支付，尤其他們可以不在市場出售糧食，於是就把大量糧食囤積起來，坐等糧價的上漲。糧食流通也出現了困難。2月，努瓦榮附近方圓十里之內的居民擁到瓦茲河邊阻止糧船啟碇。在敦刻爾克，平民騷動使駛往西部和南部的船隻停止裝貨。佩爾什和曼恩一帶的工人擁到博斯地區，在市場強制限價購糧。埃當普市市長西莫諾於3月3日被殺。戰爭使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徵集馬匹和車輛使糧食脫粒和運輸進行遲緩，購買軍糧促使糧價上漲。於是，有人主張實行深受平民喜愛的限價和限購制度。5月，巴黎聖尼古拉–台尚教堂的司鐸雅克·魯要求對囤積居奇者處以極刑。6月，里昂市政官員朗日建議規定糧食的全國最高限價。一些人認為，不能容許通過囤積而濫用所有權，並主張對所有權實行限制。例如，莫尚的本堂神甫比埃爾·杜里維埃曾積極為埃當普市的亂民辯護，聲稱必須迫使產業主將他們的大農莊劃小。
福揚派的報刊比任何時候都起勁地叫嚷，說限制所有權是對憲法的侵犯，並用「土地法」的幽靈恐嚇資產階級。吉倫特派也憂心忡忡。6月3日，他們為西莫諾的去世舉行正式的悼念儀式。他們既然參加了政府，就要對社會秩序負責；他們既然同資產階級緊密結合，就要無保留地宣傳經濟自由（特別是羅蘭）。他們害怕無套褲漢，逐漸轉變為保守派。但是，反革命的危險暫且在他們的頭腦中仍占統治的地位。
三、杜穆里埃政府的垮台和吉倫特派的失勢（1792年6月—8月）
拉法葉特自己未能受命組閣，而羅蘭等小人物卻居然出任大臣；他對此怎能不耿耿於懷。軍隊的失敗使他憂心如焚。福揚派的激動情緒感染了他。他在吉萬接見了杜波爾，認為必須發動軍事政變，封閉各俱樂部和修改憲法。他派出一名使者向梅爾西建議停戰，以便帶領部隊向巴黎進軍。梅爾西沒有答覆，他知道路易十六不願意讓拉法葉特扮演救星的角色。國王完全可以利用他同雅各賓派的關係破裂，而把吉倫特派的大臣免職。杜穆里埃在看到這種可能後，搖身一變，轉過來反對吉倫特派的大臣。
在5月的下半月，愛國黨十分擔心會發生政變。5月18日，治安法官拉里維埃爾竟下令逮捕科特利埃俱樂部的三員主將：巴齊爾、沙博和蒂翁維爾的梅蘭。吉倫特派在百般無奈之中，被迫又回到了在上台時所採用的虛聲恫嚇政策。23日，維尼奧和布里索指責了「奧地利委員會」；26日，立法議會下令，凡經二十名本州公民檢舉的頑固派神甫一概處以流放；28日，議會宣布永不閉會，第二天又宣布解散國王衛隊；30日，讓索內提議委託行政部門負責政治治安，並有權逮捕嫌疑犯；最後，6月6日，在賽爾文的建議下，議會決定向各州徵召二萬名國民衛隊，來巴黎參加聯盟節活動和拱衛首都。這一系列措施顯然是為了保護巴黎免受敵軍進攻而採取的，但在敵軍到達前，也能幫助愛國黨對付反革命。因此，在巴黎的國民衛隊的鼓動下，提出了所謂《八千人請願書》，聲稱他們足以維持首都的秩序。路易十六拒絕犧牲頑固派神甫，不同意成立首都衛戍部隊。6月10日，羅蘭寫信給國王，威脅他必須作出讓步，否則將導致王政的傾覆和對貴族的屠殺。13日，羅蘭、克拉維埃和賽爾文被免職。15日，議會的反應十分強烈，杜穆里埃擔心政府將受到彈劾。國王仍堅持己見，只同意解散國王衛隊，杜穆里埃提出了辭呈，前往北方軍團擔任司令。福揚派奪回了政權，拉法葉特認為時機已到，於18日責令議會粉碎民主運動。
早在5月底，巴黎市郊各區的群眾已隨時準備採取行動，吉倫特派一直通過佩蒂昂進行勸說，阻止騷亂的發生。如今，他們便撒手不管，聽任群眾在6月20日舉行示威，紀念網球廳宣誓三周年。群眾不顧州政府的禁令，列隊在議會的門口遊行，接著衝進了杜依勒里宮。面對種種斥責和威脅，國王仍鎮定自若，堅持不收回他的否決，拒絕召回吉倫特派大臣。對國王的侮辱不但毫無結果，反而激起了部分懷有忠君思想的群眾的強烈抗議。國王甚至勒令巴黎市長佩蒂昂和公社檢察長馬奴埃爾二人停職。28日，擅自離開部隊前來巴黎的拉法葉特氣勢洶洶地出席了議會。在宮廷的阻撓下，他未能把巴黎西部富裕居民區的國民衛隊調來議會會場，最後失望而歸。但他並不就此罷休。7月底，他在敵軍面前突然率領部隊同盧斯克內的部隊交換了陣地，轉道向貢比涅推進，並懇請國王前往該地。國王拒絕了這個請求。福揚派想把國王帶到盧昂，進而渡海離法，國王也不為所動。他以為，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威脅和收買以及吉倫特派的猶豫，他可以一直堅持到普軍進入巴黎。
在6月20日的失敗後，吉倫特派曾一度慌了手腳，但他們仍奪回了大臣的席位。7月2日，議會通過法令，准許各地國民衛隊來巴黎參加聯盟節。其實，許多國民衛隊已經動身。7月5日，議會又決定，當國家危急時，將實行全面徵兵和徵集武器。11日，議會果然宣布祖國在危急中。維尼奧和布里索在3日和9日慷慨激昂地揭露了國王和大臣的叛國行為，要求大臣對國王的否決負連坐責任，威脅將彈劾大臣和廢黜國王。因此，政府在10日提出了辭呈；在此情況下，路易十六隻得召回了吉倫特派的大臣。同過去的左派三巨頭一樣，維尼奧、葛瓦代和讓索內於7月20日通過與國王首席隨從梯葉里·德維爾–達弗蘭有聯繫的畫家博茲，向國王轉達信件，秘密通氣。維尼奧於29日又寫了第二封信；據說，讓索內曾去杜依勒里宮探望國王全家。路易十六不把組閣的使命交給他們，但留下一線希望，從而捆住他們的手腳。他們果然從國王的反對者一變而成了國王的保護人。國王看到，雖然召回了吉倫特派的大臣，但在敵軍入侵的情況下，誰也不能阻止他將他們再次免職。參加聯盟節的各省代表和巴黎各區對此看得更加清楚，他們決定結束這種狀態。一些吉倫特分子試圖加以阻撓。7月26日，布里索威脅將對共和分子進行法律處置，公開表示反對廢黜國王。8月4日，議會根據維尼奧的提議，撤銷莫孔賽依區關於「不再承認路易十六為法國國王」的決議。伊斯納爾聲稱要對羅伯斯庇爾提起公訴。因此，正當革命人民力圖貫徹吉倫特派的政策時，吉倫特派卻同革命人民一刀兩斷了。葛瓦代在1793年1月3日解釋說，吉倫特派寫信給國王是因為擔心，一旦暴動失敗，其後果將比6月20日後的形勢更糟。然而，吉倫特派的張皇失措有著更加深刻的原因。這些「政治家」對無套褲漢的同情是有限的，暴動使他們感到害怕，因為他們擔心不能控制局勢，從而像福揚派所預言的那樣，使財產和所有權蒙受損害。但是，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後退，無疑是為自己和本派宣告死刑判決。
四、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
在瓦倫事件發生後，外省對巴黎的共和分子幾乎沒有幫助，但在6月20日後，鼓勵就源源而來了。雖然各州縣當局對6月20日事件感到憤慨，許多市鎮卻明確表示反對國王，這在東南部地區尤其如此。當無套褲漢的處境危急時，他們向取得了春季鬥爭勝利而聞名全國的馬賽，向蒙彼利埃和尼姆請求聲援。當時在巴黎的巴巴魯要求他的家鄉派五百名不怕死的戰士前來首都。蒙彼利埃的雅各賓分子派了共和國未來的將軍米勒爾前往馬賽磋商。他把魯日·德·里爾的《萊茵軍團戰歌》教給了馬賽的義勇軍兄弟，這就是馬賽義勇軍向巴黎進發時所唱的歌曲。義勇軍於8月10日出發不久，馬賽市首先提出了建立共和國的主張。其他各地的義勇軍趕在南方義勇軍的前面早已到達巴黎。7月11日，羅伯斯庇爾發表了告聯盟節代表書。這些全副武裝、熱情洋溢的代表是革命巴黎的一支重要援軍。他們在17日和23日向議會遞交了請願書，主張停止國王的職務。從這個意義上講，8月10日的革命不是巴黎的革命，而如同7月14日革命一樣，是全國的革命。
各地義勇軍的代表成立了中央委員會和秘密的指揮中心，同首都各區保持聯繫的巴黎領袖也加入這兩個組織。現在，巴黎各區每天都在開會；7月15日，議會承認了各區的「常設性」；27日，佩蒂昂答應在市政廳設聯絡辦事處。各區並不全都反對國王，但越來越多的消極公民參加了各區的活動。7月30日，法蘭西劇院區決定在本區實行普選制。雅各賓分子和無套褲漢終於同溫和派人士展開了鬥爭，並逐漸占領各區陣地。議會於7月30日通過法令，接受消極公民加入國民衛隊。
四十七個區陸續同意廢黜路易十六和任命一個執行委員會。但羅伯斯庇爾指出，不把議會拋開，仍將一事無成。他主張，必須經普選選出一個立憲議會，即美國人所說的國民公會。在7月的最後幾天裡，形勢急轉直下，終於使群眾情緒達到狂熱的程度。自22日至24日，人們在街頭宣布祖國在危急中，徵兵開始了。普軍即將從科布倫茨開拔；8月1日，不倫瑞克的宣言傳到了巴黎，宣言威脅說，如果國王全家蒙受「最小的屈辱」，他將對巴黎實行「軍法處置和全面破壞」。另方面，布雷斯特義勇軍於25日到達巴黎；馬賽義勇軍於30日高唱戰歌在「光榮的市郊」列隊遊行。《馬賽曲》從此聞名於世，並始終同王政的傾覆和政治民主制的建立聯繫在一起。在26日和30日，起義已處於一觸即發的狀態。準備於8月3日代表各區呈遞請願書的佩蒂昂勸說大家耐心等待。巴黎市郊聖安東尼區確定9日為最後期限，要求議會下令廢黜國王。讓索內後來說，他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曾同意廢黜國王，但在當時，沒有任何希望能促使議會通過這樣的法令。8月9日，議會甚至拒絕彈劾拉法葉特。到了晚間，警鐘便敲響了。
無套褲漢領袖不但對起義的成功沒有把握，相反，他們在最後關頭還害怕這是貴族用以對付市郊和議會的一場新陰謀。這種「恐懼」不是毫無道理的：瑞士僱傭兵在杜依勒里宮已集結完畢，數百名王黨分子正前往支援（其中許多人後來領導了旺代暴亂），宮廷完全可以相信國民衛隊司令芒達的忠誠。即使不能發動進攻，宮廷至少有打退進攻和解散議會的能力。如果有巴拉斯或波拿巴這樣果斷有力的人物在掌舵，路易十六本可能作為勝利者迎接普軍的到來。在這個意義上，8月10日起義仍然是平民的自衛反應。革命黨人看到這個危險，勇敢地投入了拼搏。
聖安東尼區邀請各區派代表前來市政廳協助合法的公社指揮起義。芒達被傳到市政廳後，隨即被逮捕和處死，已下的命令也一概撤銷。杜依勒里宮的國民衛隊紛紛潰散。那時候，檢察官羅埃德累為了吉倫特派的利益而出面調解，勸說國王全家前往議會躲避，希望因此避免動武，而把衝突留待議員解決。
在杜依勒里宮，只剩下少數瑞士兵同由肖梅特和哥爾薩帶領的馬賽義勇軍對壘。瑞士兵讓義勇軍進入王宮大院，甚至走到樓梯口上，假意表示準備握手言和；接著，他們突然開槍射擊，衝出王宮，把義勇軍一直逐出卡羅塞爾廣場。在市郊各區的增援下，義勇軍重新發起攻勢，迫使守軍再次退進王宮。如同巴士底獄的戰鬥一樣，義勇軍大聲譴責國王設置埋伏的陰謀。上午十時許，當國王下令守軍停火和撤退時，義勇軍拒絕給予寬恕，當場殺死了許多瑞士兵。五十名瑞士兵被帶到市政廳，並在那裡處死。部分守軍被監押起來，倖免一死。
如果說7月14日事件挽救了制憲議會，那麼，8月10日事件則埋葬了立法議會。勝利者企圖解散議會，以便獨掌政權。但是，新公社中的無名之輩害怕這個舉動會使外省感到驚恐，因為吉倫特派在外省仍深得民心。因此，革命派只得實行妥協，將吉倫特派當作保證人留了下來。立法議會暫時也不解散，但它承認了領導起義的公社的合法地位。公社成員經補造後擴大到二百八十八名，其中包括羅伯斯庇爾在內。路易十六沒有被廢黜，而僅僅被停職。公社把他全家禁閉在丹普爾堡，留待普選產生的國民公會再作決定。議會任命了一個臨時執行委員會，增選蒙日和勒布倫–東杜二人協助原吉倫特派大臣工作。為了利用丹東和拉攏公社，議會又增選了丹東為大臣。
丹東是阿爾西一名檢察官的兒子，曾任樞密院律師，於1791年任州政府委員，後任公社代理檢察長；他從1789年起就以民主分子而著名。但是，人們突然發現他十分有錢。據說這錢是從國王那裡得來的。米拉波在一封密信中證實曾收買過丹東。但究竟宮廷從他那兒得到了什麼，卻至今是個謎。關於他在8月10日扮演的角色，他在革命法庭面前誇耀自己是事件的策劃者，但有關的旁證不但很少，而且說法不一。無論如何，吉倫特派既然需要他的幫助，他同起義者的關係必定很深，並深得起義者的歡迎。如同米拉波一樣，丹東是個容易衝動、貪圖享樂、不講道德和性格隨和的人。他沒有著述，因而我們往往抓不住他的政治思想和真實意圖。作為一名老謀深算的政治家，他在作出決定前總要窺測方向。但他也表現了政治家的才華：目光敏銳、處事果斷、注重實際、不擇手段和擅長演說。他從不記仇和嫉妒，始終主張為行動而團結。這位「平民的米拉波」（革命的敵人給他的名稱）至今仍得到法國許多中產者的同情，他的愛國主義、他那奮勇向前但又不作無謂犧牲的現實考慮使人們覺得他特別親切。丹東實際上主持了執行委員會，並為革命立了功勞。
在外省，主要的危險來自拉法葉特，他煽動阿登州反對革命，準備向巴黎進軍；同時，他的朋友底特里希試圖在施特拉斯堡發動叛亂。這些行動全都失敗了：拉法葉特被部下所拋棄，於8月19日投奔奧軍，並被囚禁。內地還有幾個州政府不服從議會命令，後被勒令停職而告終。雖然如此，許多地方當局仍掌握在憲政派手裡，它們同雅各賓俱樂部經常發生衝突。為此，議會決定援引軍隊的先例，向各地派遣特派員。丹東向執行委員會推薦了一些起義者擔任這一職務，羅蘭也派出了他的幾名親信，公社則另行選派自己的特派員。某些特派員採取了革命的措施：逮捕嫌疑犯，任命監視委員會，清洗地方當局。地方當局對特派員進行了抵制，有時甚至下令將他們逮捕。如同巴黎一樣，各地也處於幾個政權互相敵對的混亂狀態。
8月10日事件的確是一場「第二次革命」。革命帶來了普選制，實際上也是共和制。不同的是這次革命得不到全民族幾乎一致的熱烈擁護。自從1789年以來，革命隊伍中許多人追隨了頑固派神甫；在仍然忠於革命的這部分人中間，一些人譴責8月10日事件，另一些人戰戰兢兢地採取觀望立場。敢作敢為和堅定不移的革命分子只占少數。他們決定不惜一切手段打敗反革命：恐怖統治便由此開始。但是，人們看到，在救國委員會成立前，基本上仍是無政府狀態。
五、第一次恐怖統治（1792年9月）
起義的勝利者首先著手建立專政。公社從一開始便取消了反對派的報刊，封鎖了交通，並通過多次搜查，捕獲了許多頑固派教士和貴族縉紳。8月11日，立法議會同意授權各市鎮當局逮捕嫌疑犯。這項法令的執行在各地很不一致。科爾多州對嫌疑犯發出了許多逮捕令，但大多數地方當局表現謹慎，或根本不行使這項權力。隨著外國軍隊的入侵和選舉的迫近，議會於8月26日決定將頑固派一概放逐。在巴黎，被捕的頑固派仍被關在獄中；在外省，大多數頑固派流亡國外，個別留下未走的也未受到迫害。此外，許多被捕者並未長期被關下去。即使在巴黎，在押犯的人數也被誇大了。9月2日，當行刑隊巡視九個監獄時，在押犯不過二千六百人左右，其中將近一千人還是在8月10日後入獄的。總之，儘管第一次恐怖統治使人不寒而慄，但如果這場恐怖讓行政當局主持，本可能溫和得多，因為市鎮官員一般尚未改選，而資產階級共和派不願意取消人和公民的權利。
不幸的是，這場恐怖同平民的忿激情緒有關。在8月10日前後，外省曾出現過多起殺人暴行。8月30日，當隆維陷落的消息傳來時，康布雷市差一點導致了把在押神甫斬盡殺絕的事件。義勇軍往往最容易不問是非而隨意殺人。巴黎決心為8月10日中了埋伏而犧牲的起義者報仇雪恨，這更增加了隨意殺人的危險。起義者最初威脅說，如果不把犯人迅速移交人民法庭審判，就把犯人一概處決。議會於8月17日勉強同意由各區推選代表組成人民法庭。出人意外的是，法庭的審判進展緩慢，論罪又十分寬大。當外國軍隊入侵的消息傳開時，群眾更加迫切地要求殺一批犯人。而且，議會中關於使用暴力的呼聲也日益提高，蒂翁維爾的梅蘭建議將流亡者的妻子兒女作為人質關押；德布里要求成立暗殺團，專門謀刺各國國君。馬拉早已反覆陳述，殺盡貴族是拯救革命的唯一手段。這位「人民之友」備受貧困、疾病和司法迫害的折磨，但他具有相當的影響，因為他的不祥預言往往竟化為現實，因為他反映著群眾的真實痛苦和內心愿望。人們通常把9月事件歸罪於他，但是，事件的發生畢竟起因於群眾的集體精神狀態，而集體精神狀態取決於當時的環境，不取決於個人的意志。
隆維陷落後，人們於9月2日（星期日）獲悉，被包圍的凡爾登也將支持不住。警鐘和警炮響徹天空，義勇軍整裝待發。謠言紛傳，說犯人們在義勇軍離開後將進行暴動，向愛國分子反撲。其實，犯人雖然渴望普軍的到來，卻並不想冒險舉行暴動。但是，由於監獄的看守的人數少，素質差，越獄逃跑和搗亂反抗的事時有發生，當局曾表示擔心刑事犯會成群結隊地在城內流竄。在此情況下，謠傳也就變得可信了。對平民說來，除反革命分子外，最可惡的就是這些刑事犯；既然進出監獄是那麼容易，他們在獄中偽造大批指券，拿到巴黎各區流通。
當天下午，一批犯人從區政府被押往阿培監獄，剛到目的地就被聚集的人群處死。各區當時正在開會。普瓦索尼埃區作出決定，要求將犯人立即交付審判；在其他各區，持類似主張的人也一致同意執行這項決定。臨近傍晚時，屠殺行動開始了，人群先後向卡爾姆、阿培、福爾斯、沙特累、孔西埃日等監獄擁去。人民法庭成立了，犯人未經審判就立即處決。屠殺一直延續到6日為止，並擴展到比賽特爾和薩爾佩特里埃兩監獄。從事屠殺的人數有限，其中多數是小資產者和義勇軍。丹東聽任群眾濫施暴虐；至於吉倫特派，他們簡直噤若寒蟬，因為自己也受人懷疑。羅伯斯庇爾於2日揭發布里索和卡拉是敵人的同黨，卡拉曾經令人難以置信地主張推舉不倫瑞克或約克公爵任國王。布里索被抄了家，有人甚至主張逮捕他，因丹東反對而作罷。根據現有的資料，被殺的人數約在一千零九十人至一千三百九十五人之間，約占在押犯人的一半。在被害者總數中，神甫和其他政治犯有二百二十名，占四分之一，剩下四分之三為刑事犯。在馬拉的參與下，公社監視委員起草了告外省愛國分子書，號召他們前來保衛巴黎，並在出發前將當地的反革命分子收拾乾淨。吉倫特派後來曾借題發揮，但沒有事實能證明這篇文告對外省有過什麼影響。直到敵軍退出國土後，外省的屠殺和流血事件仍繼續發生。集體的精神狀態足以對此作出解釋。
恐怖使8月10日事件在政治、宗教和社會等方面產生的反響更加強烈。從此，再沒有人敢於維護君主制。立法議會於9月4日表示，希望國民公會廢除君主制；巴黎的議員在唱名投票當選時都接受了明確的委託。外省的一些選民會議也在同一氣氛下進行，甚至已開始了清洗。棄權票的數量很大。因此，與其說國民公會的議員選舉標誌著普選制的實現，不如說這意味著8月10日起義的擁護者建立了專政。
議會於8月11日封閉了留下的所有修道院，於15日取消了從事教育和濟貧事業的教團，並把被國王否決的懲治頑固派神甫法令付諸實施。在8月26日的放逐令發布後，大批頑固派神甫橫遭逮捕和屠殺。原來不必對1790年11月27日憲法宣誓的羅馬教神甫，如今卻根據8月4日法令，必須宣誓忠於自由和平等（8月4日法令原來僅對公職人員有效，但從9月3日起，適用於全體公民）。教皇從未公開譴責這種宣誓，教會中再次出現了分裂。部分神甫表示服從，例如聖蘇爾皮斯教堂堂長愛姆里。從此，許多頑固派盤踞的教堂也不得不接納憲政派神甫。但是，由於憲政派神甫人數不夠，議會於9月20日通過了討論已達數月之久的關於把民事登記移交世俗機構辦理的法案。在同一天，議會還頒布了離婚法。就在戰勝頑固派的同時，憲政派神甫自己也受到了打擊。國家對教會的權威變得越來越大：國家禁止教會接受「節敬」，教士除履行教職外不得穿著教服，不得登錄教徒名冊，婚姻除尊重法律規定的條件外，沒有別的條件，也就是說，離婚後再婚和神甫結婚均不得拒絕。教堂的鐘和銀器被奪走，慈善工場的財產被拍賣。共和分子同憲政派神甫的決裂只是個時間問題。
制憲議會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也受到平民所取得的勝利的打擊。農民朝著解放的路上邁出了一大步：8月25日，農民對貴族的貢賦，除原始契約依然存在的情況外，全被無償廢除；27日，布列塔尼停止了租地退佃制度；28日，市鎮當局將領主非法占用或占有的公共產業全部收回。此外，8月14日，決定為鄉村無產者取得土地提供方便：根據7月27日法令規定，流亡者的地產將被分成小塊出售，以年金形式分期付款，市鎮產業也允許交給農民平分。在巴黎，公社徵募失業者修築城防工事。
由於一日三餐已成為一個尖銳的問題，公社於8月11日要求禁止金銀貿易和市場的雙重價格。一場大暴動使南方運河的交通陷於癱瘓。其他騷亂接連發生，里昂和圖爾實行了強制限價，各地均自動恢復了限價制。最後，議員通過了9月6日和16日法令，允許各縣政府實行糧食普查和強制出售，以保證市場供應。議會拒絕實行限價，不敢再前進一步。以上措施似乎預示著其他措施將接踵而來。一些雅各賓分子的言論讓人很不放心。在厄爾州和卡爾瓦多斯州，杜福爾和莫姆洛聲稱，工商業所有權得到了國家的保障，但國家在暫時尊重土地所有權的同時，應對土地產品享有節制權。蘭代主教寫道：「留神，可別又搞土地法。」在歇爾州，本堂神甫普蒂讓竟請本教區的教徒實行財產公有和不再繳納地租。
在巴黎當選的山嶽派議員不同程度地跟不上形勢的發展。他們即使對屠殺能予原諒，卻不能容忍街頭的無政府狀態。他們從未想過要取消所有權，哪怕馬拉和埃貝爾也是如此。他們不主張實行限價，尤其不主張由當局強制推行限價。但是，一旦同平民決裂，他們就會成為溫和派的掌中玩物，就像福揚派是反革命的掌中玩物一樣。另方面，他們想到，為了保衛革命，平民要求採取的某些措施或許是有用的。敵人在國內的同謀者確有自覺和不自覺之分。8月21日，第一次旺代暴亂的叛軍占領了夏蒂榮；拉魯里在布列塔尼的叛亂陰謀已向丹東揭發；凡爾登的投降是王黨活動的結果。許多人鼓動抗拒徵兵徵實，幸災樂禍地預言奧普聯軍必將勝利。在恐怖的威脅下，嫌疑分子不敢也不能恣意妄為。徵實和限價保證了軍需供應，減少了開支和維持了治安。可以說，從那時起，共和二年的制度已粗具規模。公社和議會—致同意在巴黎四郊徵召三萬軍隊，敦促義勇軍開往邊境。法國東部和北部地區正組織全民性的國民衛隊。公社開始總動員的嘗試，普遍徵集武器和馬匹，以及教堂的銅器和銀器，並成立了被服工場。最後，執行委員會下令對軍需糧秣實行限價徵購。這些努力雖然需要時間才能見到成效，但這樣強有力的支持對國防畢竟是有幫助的。約有二萬軍隊出發前往香檳。在瓦爾米戰役後，這些援軍動搖了普魯士的軍心，加強了對比利時的攻勢。軍隊感到政府已下了戰鬥到底的決心。丹東比任何人都更加堅定地表達了這種必勝的意志。某些大臣表現軟弱，他們在8月28日曾考慮撤退至羅亞爾河一線，如果沒有丹東的反對，全國的鬥志將徹底崩潰。丹東並不像他所說的那樣對勝利有充分把握，他的堅毅鎮定表明，他當之無愧地起了領袖的作用。
恐怖無論作為平民的自衛反應或統治手段，畢竟是應付危急局勢的臨時措施，它在勝利後勢必要結束。瓦爾米戰役的勝利是局勢緩和的信號。何況，吉倫特派未等這一時刻的來到，就開始反撲了。亂殺濫捕激起了強烈的反對；實物徵集制和傾向社會主義的言論使資產階級驚慌不安：他們本能地成為吉倫特派的後盾，吉倫特派同前不久的福揚派一樣，譴責社會禍害。在議會和執行委員會中，吉倫特派占了多數，議會改選的結果對他們是個鼓勵，因為大多數當選議員擁護吉倫特派。外省的革命分子並不詳細了解巴黎內部的黨派鬥爭；由於他們人數少，處境險惡，對團結戰鬥有更深的感受，所以對黨派鬥爭不很關心。在他們看來，吉倫特派是8月10日起義的代表，因為正是這場起義才使吉倫特派的大臣復職。
9月13日，羅蘭對公社特派員橫加指責；17日，維尼奧對監視委員會肆意攻擊。公社立即屈服：解散了監視委員會，誠懇地承認了錯誤。但在20日，公社又決定選舉新的監視委員會。這僅僅是個開端。布里索分子不能原諒巴黎無套褲漢拋開他們而選了山嶽派。羅蘭夫人對羅伯斯庇爾簡直恨之入骨；她對丹東的仇恨更深，因為他把她的丈夫完全架空了。羅蘭夫人想出了建立州國民衛隊以保護新的議會的主意；這樣，吉倫特派就可以在新的議會中指控山嶽派。國民公會開幕前，一場不可調和的內部鬥爭已經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