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史 · 第一章 制憲議會和歐洲
路易十六之所以出逃，是想向外國君主乞求，最終得到他們的支持。外國君主反對革命，這是任何人都毫不懷疑的。革命所宣告的和推行的原則革新了有關權利、政府和社會的全部觀念。但各國間的爭奪使君主們無暇顧及法國的內亂，直到路易十六主動向他們求援，他們才開始予以重視。瓦倫事件給了法國君主制致命的打擊，它對革命和歐洲的關係也具有決定性影響。
一、宣傳
最使國王們感到放心不下的還是革命的國際影響。他們很早就對「俱樂部分子」的宣傳橫加指責，並怪罪法國政府的姑息和縱容。其實，正如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一樣，革命思想的傳播是自發地進行的。法國的事態發展自然也刺激了人們的好奇心。無論在德國還是在義大利，純文學報刊的讀者不斷在減少。法國出版商對他們所能得到的這批新主顧決不肯輕易放棄。西班牙駐巴黎大使努內茲於1789年8月指出，有人將書刊譯成西班牙文，準備運往加塔洛尼亞。人們耍盡種種花招逃脫警察的追查，即使宗教裁判所對書報走私也束手無策。成千上萬的法國僑民是革命的義務宣傳員，旅法的大批外國人為革命宣傳出力更大。
成群的外國人擁向法國，這是空前的盛況。巴澤多夫的繼承人崗普司鐸帶著他的學生威廉·洪堡於7月14日後從德紹來到法國。因隨同庫克作了環球旅行而名揚四海的喬治·福斯泰從美因茲前來參加聯盟節。施特拉斯堡吸引著萊茵人和施瓦本人；波恩大學教授、嘉布遣會教士歐洛格·施奈德爾於1791年到該地定居。來自英國的有丹東的朋友霍爾克洛夫脫（1789年到達），布里索的朋友、貴格會教士皮戈，詩人沃茲華斯和威廉斯小姐（1790年到達），後者不久對羅蘭夫人欽慕備至。甚至從俄國也來了作家卡拉姆津，以及由其家庭教師羅默陪同的斯特羅加諾夫大公的兒子。在這些客人中，竟有不少人公開參與法國人的內部紛爭。這在風行世界主義的當時是不足為奇的。革命黨人以為世界的振興將以他們為榜樣，因而熱情歡迎一切願意加入革命的新人。當然，並非所有的外國人都被革命所誘惑。格里姆男爵堅持反對革命；拉馬克伯爵收買了米拉波；科爾夫男爵夫人和英國人克拉福特幫助了國王出逃；《信使報》社長馬萊·杜潘最後轉向反革命一邊。外國人中間還有一些間諜，如英國間諜埃利沃脫和米爾納，普魯士間諜埃弗拉姆，荷蘭間諜埃爾台男爵夫人。但是，大多數外國人對自由事業懷有真誠的熱情，特別是沃茲華斯。他們分別參加了「1789年俱樂部」、「雅各賓俱樂部」、「社會俱樂部」和「科特利埃俱樂部」。有些人很快一舉成名，如人所共知的馬拉；克洛茲男爵於1790年6月19日帶領一群世界主義者來到制憲議會，以「人類演說家」的名義要求榮幸地代表世界各國參加聯盟節活動。通過他們同自己祖國的聯繫，或者通過他們回國後從事的活動和撰寫的遊記，這些「愛國分子」分散地、幾乎不自覺地變成了革命的宣傳員。
在外國人中表現突出和惹起較多麻煩的是那些政治避難者。由於1781年和1782年的動亂，一些納沙特爾人和日內瓦人逃到了法國。1787年有荷蘭的難民；1790年又有薩瓦、列日和布拉邦特的難民。這些因深受迫害、離鄉背井而滿懷怨憤的人把宣傳當作發泄怨氣和怒火的機會。他們往往因不了解法國的情況而把希望當作現實，並以自己的幻想來感染他們的法國朋友。瑞士的政治避難者於1790年就在巴黎成立了「海爾維第俱樂都」，卡斯台拉律師在瑞士各州進行了串聯。當年夏季，伯爾尼和弗里堡正式提出了抗議。
秋天很快來到了，一些民主分子似乎也想到要展開宣傳。社會俱樂部的講演者以及博納維爾的《鐵嘴報》分別發出號召，要求各國人民通過自由實現世界和平。隨後，龐卡爾·台依薩爾曾試圖在倫敦建立該俱樂部的分部。社會俱樂部是由共濟會組織「真理之友社」創立的；博納維爾在共濟會的另一組織「蘇格蘭聖約翰社」中頗有影響，該社出版的小冊子由施特拉斯堡市長底特里希負責向德國散發。光明異端會於1787年曾試圖在法國共濟會中吸收會眾，博納維爾同他們建立了聯繫。在薩瓦方面，革命宣傳看來利用了蘇格蘭共濟會——該組織在舊制度末年就以里昂為中心，並演變為法國共濟會的一個分支組織。大革命時代的著作家往往過分強調秘密會黨的影響，卻不能提供任何證據。這些團體可能對革命有所幫助，但也不應過分誇大，隊伍比較整齊和能起一定政治作用的會黨肯定不多。總而言之，在瓦倫事件前夕，宣傳正逐漸成為戰鬥的工具。
二、革命思想的傳播
革命宣傳並不一帆風順，事實證明它所遇到的障礙是根深蒂固的。人們由於看不到或輕視這些障礙，往往把浮誇和狂熱的罪名加在革命者頭上。確實，攻克巴士底獄曾激起了一些貴族和資產者的熱情，這種熱情甚至使法國人自己也上當受騙。「向自由朝聖」的各國使者向革命黨人保證，革命的擁護者遍布全世界。他們當然有權這麼說，但是，革命的擁護者在東歐顯然人數不多，影響不大。諾維科夫、詩人拉季舍夫、哥里津大公等少數俄國人對革命泛泛地表示同情，他們所希望的僅是由中央政權來推動革命，也許他們還等著拉哈爾普一手教育成人的、葉卡特琳娜二世的孫子的上台。女沙皇把波蘭貴族當作雅各賓分子看待，因為貴族們在拉捷維爾家裡設立了一個俱樂部，並且以西歐為榜樣制訂了1791年5月3日憲法。可是，城市的權利要求呼聲不高，在柯侖泰的努力下，貴族僅接納了幾名資產者參加議會有關貿易和市鎮事務的討論。至於農民，他們得到的不過是在理論上受法律保護而已。匈牙利的局勢在1790年仍十分動盪。數百篇政論以「人民」的名義要求恢復代議制和接受馬扎爾語為國語。但這裡所說的人民仍然指貴族。費克蒂·德·加朗塔等一些貴族對伏爾泰和盧梭讚嘆不已，他們在約瑟夫二世統治期間曾是反對派領袖，但在同利奧波德二世重歸於好後，卻要他放棄解放農民。誠然，在約瑟夫二世和法國人的雙重影響下，巴提亞尼和哈日諾齊等作家如今在大叫大嚷地反對貴族。其中有些人，如出身舊官吏家庭的拉茲科維奇以及加入了光明異端會和在巴黎同孔多塞結為好友的博學教授馬爾提諾維支，表現得尤其咄咄逼人。但他們在群眾中沒有任何影響。這些國家畢竟遠離法國，革命宣傳不易達到。老實說，革命黨人對這些國家也並不重視，關鍵在於爭取鄰國的輿論。鄰國的敵對是極其可怕的，因為這是外國入侵的溫床。在這方面，首先需要爭取的是德國和英國，恰巧就在這兩個國家，革命思想的傳播可能獲得最大的成功。
法國革命在德國無疑激起了許多達官名人的好感。其中包括一些貴族和王公，例如哥達公爵和公爵夫人，但多數是作家、記者和教授。在當時最自由的知識中心美因茲，有瑞士史學家和埃塔爾大主教的秘書約翰·彌勒以及大學圖書館館長福斯泰；在哥丁根，有施略策爾和詩人施托爾貝格；在不倫瑞克，有米拉波的朋友毛維雄少校；在漢堡，有克洛普什托克。表現最冷淡的恐怕要算魏瑪的一批文人：首席牧師赫爾德、《德意志信使報》社長維蘭特和讓–保爾·李希特爾支持革命；歌德和席勒首鼠兩端，不肯公開反對。在易北河彼岸的基爾，大學裡也分成了兩派，尼布爾表示不贊成革命。在普魯士，許多人樂於向沃爾納的權威提出挑戰，他們同《智慧女神報》編輯阿爾申霍茲、德意志叢書出版社社長尼古拉和柏林歌劇院院長雷哈德一起盛讚革命。康德和費希特這兩位偉大的哲學家沒有改變他們對革命的信念。即使在維也納，啟蒙運動也蓬勃高漲。唯獨受耶穌會教士控制的巴伐利亞長期抵製革命的宣傳。
革命宣傳不是單純的思想運動。漢堡的資產階級於1790年7月14日舉行了慶祝活動。一些報刊作家發表了言辭激烈的演講；不久，有人控告光明異端會在準備起義。更嚴重的是，萊茵地區的群眾正醞釀反抗。由於饑荒蔓延，城市陷於混亂，寡頭統治面臨著挑戰。在阿爾薩斯的影響下，萊茵地區的農民開始拒絕繳納貢賦，這種情況在帕拉丁地區和萊茵河沿岸地區尤其嚴重。動盪正逐漸深入德國內地：呂根島、邁森市郊和薩克森選侯國都爆發了規模不等的土地暴動，漢堡於1791年出現了罷工。
如果比利時和瑞士的起義能為宣傳助一臂之力，革命思想在德國的傳播還將會更加容易些。巴黎一度曾對此寄予希望。列日主教國在1787年前局勢始終平穩，隨著法國消息的傳來，逐漸變得動盪起來。那裡的貴族比較軟弱，而資產階級卻隨著工業的發展變得十分強大。後來成為吉倫特派大臣的勒布倫當時在列日出版《歐洲總匯報》。在攻克巴士底獄和8月4日晚的消息傳到後，群眾在柏桑日、法布里和朗松內的領導下，於8月18日舉行了起義。主教逃往特里爾避難，但騷亂不久又蔓延到了特里爾。工人和農民正自己解放自己，列日公國正走上自發響應法國革命的道路。這種情況固然是獨一無二的，但繼法國的榜樣之後，列日的榜樣鼓舞了比利時人反抗帝國皇帝的壓迫。於1787年建立的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激起了一場猛烈的政治風潮；至今默默無聲地忍受約瑟夫二世統治的僧侶乘機起來造反。省三級會議對君命時有抗拒，布拉邦特的省三級會議於1789年6月18日被撤銷。在布雷達避難的律師萬代·諾脫向英國和普魯士請求支援布拉邦特，英普兩國為了使奧地利陷於困境，接受了這個請求。省三級會議完全聽命於貴族，第三等級並不真正代表資產階級。在布拉邦特，第三等級的議員由布魯塞爾、安特衛普和盧萬三大城市的行業公會所選出。但在當時，還有一個由馮克領導的改革派，這位布魯塞爾的律師受到富裕資產階級、部分低級僧侶和少數貴族的支持，他在列日地區組織了幾支部隊，由曾在法國和奧地利擔任軍官的汪德曼什指揮，正準備發動起義。萬代·諾脫勉強接受了他們的幫助。馮克的隊伍於11月偷襲了根特城；蒙斯和布魯塞爾同時舉行了起義。奧國軍隊於12月撤出了比利時各省。
不僅在萊茵地區，而且在瑞士德語區，阿爾薩斯的榜樣都具有很大的影響。奧克什和未來的巴黎省主教戈培爾在巴塞爾大肆活動，迫使當地主教請求奧地利派軍占領他被改良派逐出該城後仍保留的國土。在蘇黎世，羅蘭的朋友拉瓦代把新法國的擁護者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在日內瓦，「消極派」被迫同意於1789年2月和12月先後兩次修改憲法。遠在聖彼得堡的拉哈爾普煽動沃州和瓦萊州居民進行反抗。在聯邦中左右一切的各大州感到尤其恐慌，因為它們發覺革命的火種有可能在自己身邊點燃：饑荒導致了薩瓦州的騷亂，農民拒絕納付取消領主權的贖金。薩瓦的醫生杜班同許多人一起逃出瑞士，到巴黎去尋求支持。
英國的情形正相反，那裡沒有發生任何平民騷動。革命接觸群眾只能通過激進運動的介紹；革命對激進運動的復活雖然有所促進，但這需要足夠的時間。統治階級對法國人為建立立憲制所作的努力最初曾寬宏大量地表示贊同。福克斯及其朋友謝里丹、斯坦霍普、羅德戴爾和厄斯金均給予同情。邊沁起草了一份司法改革計劃，請米拉波交給了制憲議會。最熱情歡迎革命的是那些非國教的新教徒。普萊斯於1789年11月4日作了一次布道，非國教的新教徒們接著推動「1688年革命會」向法國國民議會寄送支持信，於1790年7月14日舉行慶祝活動，並與巴黎各俱樂部建立聯繫。他們堅持要求取得已經許諾的改革，但托利黨卻隨著革命的向前發展而逐漸變得冷淡。皮特保持沉默。於是，非國教的新教徒的態度逐漸強硬起來。他們在1791年重建了由選舉改革派成立的「倫敦憲政宣傳促進會」。當時，在大多數城市，都有一些由通常不信國教的知識分子組成的團體，程度不同地主張刷新政治制度。在倫敦，站在普萊斯一邊的有霍恩·圖克、葛德文、托馬斯·潘恩，以及女權運動的主持人瑪麗·沃斯托恩克拉夫。在伯明罕，有著名的化學家普列斯特萊。曼徹斯特的「憲政會」於1790年宣布成立。蘇格蘭本是鄧達斯的禁臠，這位大臣巧妙地使用種種拉攏和腐蝕手段，使那裡陷於一片死氣沉沉；如今，政治生活也開始活躍起來。然而，在瓦倫事件發生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群眾受到了宣傳的影響。只是在1791年末，群眾才開始關心法國革命。愛爾蘭的反應比較敏銳，因為自1782年以來，群眾的情緒從未真正安定過。那裡的天主教徒支持法國人實行宗教寬容和廢除什一稅。與此同時，在主權屬於國民這一思想的啟示下，天主教徒菲茨傑拉德和新教徒沃爾夫·湯恩提出了愛爾蘭獨立的要求。輝格黨俱樂部在1789年已在都柏林和貝爾法斯特成立。議會領袖格拉坦竭力把獨立要求限制在合法範圍之內，到1791年末，他也失去了控制。
南歐各國受宣傳的影響更少。革命在義大利文學界博得一些同情。例如，那不勒斯的齊亞加和戈伐尼伯爵，義大利北部的帕里尼、品德蒙脫兄弟、阿爾菲耶里等人至少在初期是擁護革命的。皮斯托亞的主教會議對教皇政權仍懷有敵意；該市的主教希比昂·李奇同格雷古瓦和凡爾賽憲政派主教克萊芒都保持通信聯繫。分散在各地的革命黨人準備伺機而動，例如著名的邦納羅蒂。然而，革命思想長期沒有深入人心。庇里牛斯半島的情形更差；無論是自稱啟蒙思想之友的霍韋利亞諾斯和康波曼內斯，還是伏爾泰分子阿蘭達，都不敢公開表示擁護革命。
革命黨人知道義大利當時自顧不暇；認為西班牙也不在話下。因此，他們毫不害怕這兩個國家。但是，他們不能不看到，在英國和德國，反動勢力正與革命勢力在同時增長；尼德蘭的革命使他們深感失望。
三、反動勢力和十字軍計劃
1789年的事態發展，特別是平民起義，播下了革命黨人幻想的種子。他們說，人民已站了起來，推翻了暴君。他們顯然已經忘記，人民只是在最後關頭才加入了革命，甚至資產階級也只是由於三級會議的召開才開始行動，而三級會議又是國王在貴族的逼迫下才同意召開的。隨著土地暴動的發生，特別在制憲議會於8月4日晚通過了廢除封建權的法令後，人們就能衡量出歐洲貴族為對抗極權主義而炫耀的「哲學」的價值。除個別例外，歐洲的哲學家都搖身一變而成了反革命派。出售教會財產的法令更使各國僧侶惶惶不可終日。歐洲的王公貴族從法國貴族所犯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從此不再抱怨君主的專制主義，而與國王共同努力保護他們的特權和財產。因為，一旦國王的權力陷於癱瘓，整箇舊制度就會崩潰。在這些國家，資產者的力量還很薄弱，貴族採取以上的態度已足以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何況，即令資產者並不絕對否定新原則，他們畢竟害怕平民的騷亂和要竭力保護自己的產業和利益。麥考萊說過，在二十個有身份和有產業的英國人中間，有十九人是反對革命的。平民的行動稍有越軌之處，統治者便齊聲叫嚷要把不軌分子鎮壓服帖。可見，在革命勝利之前和之後，法國在其鄰國引起了完全相反的反應。
法國流亡者竭力把警報傳到各國。在都靈的亞多瓦伯爵以及法國駐羅馬和馬德里大使貝爾尼主教和拉伏古榮公爵盡力保護他們。他們於1790年開始在特里爾選侯國集結流亡武裝。但大多數流亡者仍迷戀於玩樂，以為流亡生活不久就能結束。他們一擲千金的揮霍竟使物價為之上漲。許多流亡者表現得傲慢、放肆、輕佻和糊塗，因而任何人都不喜歡他們。當地貴族把他們當作活教材，他們講述的聳人聽聞的故事充斥於報刊和書本，令人不能不信以為真。他們斷言，國內同胞早已不能忍受少數壞分子的暴政，只要派出相當的部隊，便能長驅直入地攻下巴黎。他們在國外的表演與流亡法國的外國政治避難者確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尼德蘭事變對革命者應該是一次極好的教育。在奧地利軍隊撤退後，馮克向萬代·諾脫提出了改革計劃：實現權利平等，改造省三級會議，第三等級代表加倍並由各教區直接選出，召開聯省議會。馮克絲毫不想用法國的方式去對待貴族和僧侶。儘管他的改革要求十分溫和，萬代·諾脫領導的「國家派」卻認為一無是處；1790年1月12日，當他們宣布「比利時合眾國」獨立時，「國家派」只是單純恢復了省三級會議，然後由各省代表參加的國會負責處理政務；他們甚至不去爭取列日代表的參加，而列日的革命者本可以給他們寶貴的幫助，以完成比利時的統一大業。萬代·諾脫像以往一樣向英國和普魯士尋求支持，但毫無成果。同樣，馮克向法國爭取幫助也不成功，除了拉法葉特派幾名前來出謀劃策的使者外，就只剩一心想當國王的比頓·夏洛斯特公爵。馮克派在一些城市建立了委員會。資產階級內部發生了分裂，行業公會紛紛宣布擁護舊制度。僧侶在司鐸萬厄本和耶穌會教士費勒的領導下，發動了一場反對改革的運動，猛烈攻擊改革的目的是要推翻教會；萬代·諾脫成了他們的工具。工人和農民附和了這個運動，因為馮克的改革計劃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打動工農群眾。同他的對手相反，馮克沒有充當群眾領袖的天賦。「國家派」對汪德曼什率領的「義勇軍」存有懷疑，指責他們圖謀不軌。最後，1790年3月16日至18日，數百名暴動者在布魯塞爾追逐馮克分子，馮克本人被迫流亡法國。特權階級保住了政權，但他們沒有抗禦奧地利的能力，只得被動地等待自己最後的失敗。1790年11月和12月，奧軍恢復了列日主教大公的權威，並重新占領了比利時各省。
在英國，也是教會首先發出了警報，接著是土地貴族。1790年大選時，托利黨的多數地位得到了加強。關於廢除對非國教的限制和改革議會制的主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無成功的希望。皮特聲稱，採取這些措施將是軟弱的表現，在目前形勢下，應該暫緩執行。確實，這種狀況維持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輝格黨發生了分裂。溫德海姆誇大地渲染教會所面臨的危險，藉以恐嚇下議院，這使福克斯深感不快。接著，在議會討論有關組織加拿大的立憲政治的議案時，伯克鄭重宣布同福克斯絕交，由此引起了輝格黨內的一系列分裂。在這以前，伯克已於1790年11月發表了《法國革命感想錄》，這部著作已成為反革命派的福音書。他有力地指出，單憑一紙法令，不足以使人們學會行使自由權利和履行公民責任，從而把進化的概念引進到歷史學和政治學的領域中去；在這方面，他不愧是個思想家。但是，他給社會的進化確定了一個限度，而這恰恰是他的著作獲得成功的原因。在他看來，階級的尊卑貴賤完全是神的安排；他譴責法國革命是大逆不道，說它破壞了全部社會等級，因為革命使貴族淪於破產。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問題的關鍵和要害。伯克的成功並不妨礙他遭到了出乎意外的反駁。在持反對意見的人中間，多數只是為適應資產階級的要求，對伯克就1688年革命和社會進化論所作的解釋提出異議。蘇格蘭人馬根多士的《高盧的要求》就是一個例子。但是，因參加了美國獨立戰爭而享有盛名的托馬斯·潘恩卻獨樹一幟，他對政治和社會不平等的譴責，以及對國王和貴族的猛烈攻擊，深深地打動了平民的心。《人權論》的第一部分於1791年發表，全書以廉價的普及本形式在全國廣為發行，使群眾懂得法國的榜樣在哪些方面能對他們有用。
在德國，施略策爾從1790年初開始攻擊法國的「暴民統治」，但仍不否定自由的原則。人們批評「哥丁根的風標」，但越來越多的報刊作家卻反而站在他的一邊。他們是：奧托卡爾·賴哈德、吉爾塔梅、漢諾威的秘密顧問布蘭德，以及耶拿《文學評論》的主筆德國人伯克雷貝爾。在維也納，得到利奧波德保護的霍夫曼在《維也納報》展開了猛烈攻擊自由派的宣傳運動。秘密會黨和大學到處都成了嫌疑對象。一篇題為《遊人來信》的匿名短文指責秘密會黨在法國煽動混亂。「魔笛」社因舉行共濟會儀式而在維也納被查禁。最嚴重的徵兆也許是：自由派在稱讚制憲議會的改革同時，卻拒絕把改革引進德國，僅僅強調要努力推動個人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進步。法國革命的直接目的——改變制度——被推遲到可望而不可及的遙遠將來。這就充分表明了自由派的軟弱。
輿論的轉變只能有利於普魯士自1789年前業已開始了的對啟蒙運動的反動。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全力支持下，沃爾納不顧牧師和教授們的強烈反抗，努力迫使他們重新接受嚴格的宗教教規。國王下令修改弗里德里希法典，刪除有損國王和容克的權威的條文。他明確表示，不準備對封建製作任何更改。在哈布斯堡王朝各國，1789年的比利時暴動以及匈牙利起義也導致了改良主義政策的後退。約瑟夫二世於1790年2月去世前，停止執行或廢除了他曾採取的幾項革新措施。在繼承其兄弟就任皇帝前，利奧波德二世曾是托斯卡納公國的開明君主。但他首先要保住帝國的遺產；他不得不同貴族和解，滿足地方主義的要求，以便儘可能挽救約瑟夫二世的事業。為了安撫僧侶，他取消了新的祈禱文和神學院，把已被取消的修道院交回給教士管理，並答應今後不再取消任何修道院。但他仍堅持教會的世俗化，不允許破壞宗教寬容，不改變國家對教皇的獨立。他恢復了帝國議會以及匈牙利和各州區的獨立體制，允許比利時在平定暴動後恢復傳統的行政結構；因此，在帝國的各領地，又重新出現了各行其是的鬆散狀態。最後，利奧波德二世放棄了稅務改革和土地改革；儘管波希米亞和匈牙利不斷發生農村騷動，領主制仍確定不變，但已被廢除的人身奴役不再復活。
在其他天主教國家，政府採取了防守的立場。1790年12月，巴伐利亞重申對光明異端會的鎮壓措施，甚至巴黎的《總匯報》在這裡也禁止發行。同年，撒丁國王要求共濟會不再舉行集會，約瑟夫·德·梅斯特爾勸誘他的朋友科斯塔·德·博雷加爾投入了反動陣營。教皇敕令教徒為拯救教會而齋戒祈禱，並對不守教規的異教徒明令申斥。在義大利，反動浪潮迅速遏制了革命激起的微弱同情。共濟會、冉森派和自由派統統受到報刊和學院的譴責。許多法國人被逮捕或被驅逐出境。然而，如同德國一樣，義大利也有一些王公不主張採取鎮壓措施。例如托斯卡納大公。西班牙的情況正相反，弗洛伊達·勃朗卡和宗教裁判所於1789年末共同決定，取締法國書報；檢查來自外國的信件和商品。霍韋利亞諾斯被流放，康波曼內斯被逐出卡斯蒂利亞省政府。法國僑民受嚴密的監視，卡瓦魯斯等人被逮捕，更多的人被驅逐出境。葡萄牙的情況也是如此。一個法國人不知為了什麼原因於1790年6月18日刺傷了弗洛伊達·勃朗卡，鎮壓於是變得更加嚴峻了。1791年3月，西班牙在庇里牛斯沿線部署警戒部隊，防止「法國瘟疫」的滲透。
伯克希望各國都這樣做，希望英國政府主持旨在對付革命宣傳的和平封鎖。他認為，這僅是一項預防性措施。他主張對這個向野蠻倒退的民族發動十字軍征討。格里姆男爵及其顧問原瑞士醫生後成為漢諾威貴族的齊美爾曼立即在德國響應伯克的創議。1791年春，當庇護六世公開譴責革命的原則時，各國國王不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場，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也跟著宣布反對新的叛教分子。問題已到了應該解決的時候了。
四、路易十六和流亡者向外國求援
問題的提出並非僅僅由於論戰的需要和國家利益的需要。流亡者和路易十六分別以公開和秘密的方式敦促各國國王採取行動。在都靈，亞多瓦伯爵曾向撒丁國王懇切陳詞，他還派遣伏特勒依前往羅馬和馬德里。1791年5月，他在曼圖亞向利奧波德二世求見。他雖然主要想乞求經濟資助，但也希望奧國進行軍事干涉，以支持法國南部掀起的暴亂。6月，他同波拉斯通夫人一起前往申博恩比斯特府邸，在他叔父特里爾選侯的領地定居，隨行的還有一批揮霍無度的近臣，而孔代親王在沃爾姆斯集結的渴望戰鬥的流亡者部隊卻被拋在一邊，缺少最起碼的供應。於1790年末為孔代親王出謀劃策的卡龍主要寄希望於普魯士，但也不忽視奧國皇帝可能給予的支持，同時還準備以出讓某些殖民地為代價，爭取實現英法聯盟。他認為，有了孔代的部隊為外國軍隊開道，就能復辟舊制度。流亡者一方面對本國同胞進行聲色俱厲的威脅，另方面對順從地忍受議會壓迫的路易十六嗤之以鼻。
其實，路易十六的屈服只是表面現象。由於害怕發生新的「事件」，他不得不採取兩面手法，而結果卻使自己威信掃地。但是，早在1789年11月，他就向他的親戚西班牙的卡洛斯四世表示，他對被迫作出的讓步概不承認。瑪麗–安托瓦內特向她的朋友瑞典伯爵阿列克賽·德·費遜以及向奧地利駐法大使梅爾西·阿爾讓多傾訴了她對拉法葉特和憲政派的仇恨。攜帶國王抗議書前往馬德里的豐脫布律恩教士受命向西班牙宮廷試探是否可能給予國王支持和貸款。豐脫布律恩於1790年再次出使維也納。於同年2月繼位的利奧波德二世同先皇約瑟夫二世同是瑪麗–安托瓦內特的兄弟，還有另一名兄弟當時任科隆大主教。瑪麗–安托瓦內特的兩個姐妹分別是尼德蘭和那不勒斯的統治者。然而，豐脫布律恩所得到的僅是好言安慰而已。那時6月即將結束，由此可見，路易十六決定向外國求援，根源並不在《教士法》。當然，信仰方面的考慮更加強了他的決定，但其他原因也促使他義無反顧。由於制憲議會建立的行政機構開始履行職權，國王挑選的大臣相繼去職，路易十六不得不承認，這場革命與通常的貴族反抗已不可同日而語。10月，已經流亡國外的帕米埃教區主教達戈重返巴黎，敦促國王行動；他不費唇舌就說服了國王。布勒特依男爵全權負責指揮一切，向各外國宮廷派出了特命使者。路易十六決定秘密逃出首都，指定麥斯軍區司令、鎮壓南錫事件的劊子手布葉侯爵採取迎候聖駕的各項措施。12月，德·費遜著手進行外逃的準備工作。
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內特一直抵制流亡者展開的外交努力，亞多瓦伯爵為此曾與法國駐威尼斯大使蓬倍爾侯爵大鬧一場。蓬倍爾雖然不顧職守。積極為亞多瓦伯爵效力，但他畢竟要服從國王的秘密命令。國王和王后責備流亡者只顧逃命而把他們扔下不管，又責備流亡者採取急躁和莽撞的行動而危害他們的安全。他們還擔心在勝利後會淪為貴族的附庸。與其讓孔代親王率軍入侵法國，他們寧肯要各國聯合陳兵邊境，脅迫制憲議會根據國王的意志修改法令。路易十六準備駐蹕蒙梅迪，居間進行斡旋，並操縱事態的發展。他一再強調指出，他不要求外國軍隊進入法國。但是，如果國王沒有想到，至少王后已經想到，一旦議會不肯就範，已陳兵法國邊境的各國國王難免會命令部隊越過邊界。在這種情況下，法國無疑要酬答各國給予的幫助，割地賠款也就在所不免。出讓幾個省份，這是路易十六很不願意的事。但是，根據布葉的建議，國王於1791年5月派人出使英國，準備以部分殖民地做代價換取英國的中立。
各國國王對支持路易十六或支持流亡者意見很不一致。葉卡特琳娜二世熱烈歡迎流亡者，積極主張發動一次無情的十字軍討伐。她說：「剷除法國的無政府狀態將是一件萬世不朽的勳業。」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持相同觀點，他於1791年春親臨斯巴和亞琛，表示願赴前驅。撒丁國王維克多–阿梅代和教皇已經表示贊同亞多瓦伯爵的主張。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裝出一副見義勇為的樣子，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幫助路易十六，但他同他的近臣比碩夫斯威德一樣，對流亡者也言聽計從。相反，西班牙的弗洛伊達·勃朗卡對流亡者不理不睬，認為他們是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徒。至於利奧波德二世，他也無意同流亡者合作。這位皇帝於1791年1月拒絕接見卡龍，並命令卡龍離開維也納。同年5月，他在曼圖亞又不肯召見亞多瓦伯爵。在英國，國王、大臣和議會的想法不盡相同，卻一致主張，除非出於國家利益的需要，否則決不進行干涉。伯克向他的同胞鼓吹十字軍討伐，響應者屈指可數。
流亡者的朋友們顯得十分起勁地反對革命，但沒有利奧波德的首肯，他們將辦不成任何事情。葉卡特琳娜二世把別人推在前面，自己卻決心落在後面。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於1790年8月熱情接待了羅爾男爵，並於9月同維也納進行了初步會商，但他由於未得到奧地利的同意而不能作出承諾。就國土的地理位置和同瑪麗–安托瓦內特的兄妹關係而言，利奧波德理應是反法同盟的當然領袖，而他卻偏偏最不主張動武。從他以往在托斯卡納推行的政策來看，制憲議會的大部分改革措施並不使他感到可怕。何況，他不認為舊制度在法國復辟是有益的或可能的。當然，他並不想放棄自己一絲一毫的權威，但他又覺得法國國王權威的削弱對他並非是件壞事。最後，他在本國為解決約瑟夫二世留下的難題已傷透了腦筋。因此，他不鼓勵他的妹夫倒行逆施，而希望後者同憲政黨達成妥協。他藉口別國意見不一或行動遲緩，又藉口英國態度不明，竭力推託拖延。在瑪麗–安托瓦內特的信件中，以及在努內茲大使的信件中，人們可以看到王室的種種努力和有限的選擇逐漸都陷於落空。王室本身也有意見分歧，伊麗莎白王姐和國王的姑母站在流亡者的一邊，王后則抱怨各國君主的自私和不明事理，特別是她的兄長利奧波德。後來，有人為了把挑起衝突的責任加在革命黨頭上，曾竭力強調各國君主對革命並不懷有敵意。其實，對於革命宣傳的危險，以及對於自己因血緣聯繫和君主間的聲援而應盡的義務，利奧波德並不是無動於衷的，但他像其他君主一樣正確地看到，他們沒有任何必要害怕法國革命。當時，他正忙於重新征服比利時和平定匈牙利的暴亂，因而認為，在著手去管路易十六的事情以前，理應先管好自己的事情。
五、制憲議會的對外政策
在各國君主和革命法國之間，確實在有關公法和領土等問題上出現了一些衝突。廢除領主權侵犯了在阿爾薩斯留有領地的某些德意志王公的利益；他們援引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向帝國議會提出控訴，施特拉斯堡、凡爾登等地的法國主教也跟著這樣做。此外，阿維尼翁和孔塔地區由於放棄舊制度，同教皇發生了衝突。1790年6月12日，阿維尼翁要求併入法國；卡彭特拉只是宣布接受法國的憲法，但不考慮教皇的否決。制憲議會沒有表明態度，阿維尼翁和卡彭特拉之間便爆發了戰爭，阿維尼翁的貴族和愛國黨也互相殘殺。
這兩次衝突的發生促使大革命從革命原則中推導出一種新的國際法，雖然1789年科西嘉被接納為法國的一個行省已使人們預感到這一點。杜埃的梅蘭於1790年11月代表制憲議會向德意志王公作了如下答覆：阿爾薩斯之所以屬於法國，並非因為1648年條約把這塊領土交給了路易十六，而是因為阿爾薩斯人通過他們參加聯盟節的特派代表表達了和自己的同胞團結一致的決心。革命不僅是人和公民的解放，也是民族的解放，它甚至認為民族具有生存權。在這以前，法律只承認國家的存在：人跟隨土地一起被征服或被割讓。1790年5月22日，制憲議會莊嚴地否定了征服權。從此，自由表達的人的意志反過來主宰土地；王朝的地理國家也就被民族國家所取代。為此，左派要求制憲議會根據阿維尼翁人的願望，將阿維尼翁併入法國版圖。1791年5月，議會以微弱多數拒絕了這個要求，但仍決定占領阿維尼翁和孔塔，以便恢復秩序和徵詢居民的意見。合併的建議於當年9月終於被接納。那時，教皇早已請歐洲各國出面干涉。在國王們看來，實行這種新法等於宣布法國可以和平地和無代價地兼併所有國家，只要這些國家的居民同本國君主發生衝突，也想搞一場革命。在法國同歐洲各國之間，所有的條約完全被撕毀，所有的法律聯繫全部被割斷。各國君主和外交官怎能不感到憤怒呢？
然而，他們口頭上不作空洞的表示。讓阿爾薩斯和阿維尼翁問題懸而未決對他們只會有好處，因為他們可以隨時找到宣戰的藉口。但是，各大國的利益並未受到損害：除非法國實力完好無損，大國才會感到威脅；而在當時，法國在陸軍、海軍和財政方面已無實力可言，原來的同盟關係又完全斷絕。革命黨人實在狂妄得令人可憐，只要一有機會，人們就會打消他們的氣焰。
制憲議會看來確實害怕戰爭。這不僅因為它在原則上就反對戰爭，而且因為戰爭將加強國王的地位。為此，它拒絕接受比利時三級會議的通告；它雖然不准奧國派往尼德蘭的部隊從法國過境，卻又聽任這些部隊占領巴塞爾主教國。它在原則上否定德意志王公的權利，卻又主動提議給予賠償，路易十六則趕忙派奧日爾勸說德意志王公拒絕接受。在阿維尼翁併入法國的問題上，制憲議會也盡最大可能進行拖延。1790年5月，為了不讓國王把既成事實強加於議會，它又規定國王行使宣戰和締約的權利必須交立法機構批准。它讓國王繼續領導外交事務，但於8月1日設立了外交委員會。最後，由於舊制度原有的同盟關係有使法國不由自主地卷進某個衝突中去的可能，制憲議會寧肯陷於孤立，也不肯去冒這個風險。實際上，法國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同盟已經自動解除。一方面，皇帝不再把衰弱的法國放在眼裡，而法國革命黨人從法維埃等作家的著作中接受了反奧傳統，加上他們對王后的仇恨，就更加傾向普魯士。另方面，普魯士大使戈爾茲和間諜埃弗拉姆也在鼓動親普情緒。這種反奧傳統十分強大，甚至流亡者也像敵對方面一樣偏向普魯士。法國和西班牙的同盟曾使兩國在上次戰爭中打敗了英國，儘管沒有人反對法西同盟，制憲議會卻放棄了這一聯繫。看來，許多革命者轉而同情英國，塔列蘭以及金融家和批發商自然都是親英分子。1790年5月，西班牙在皮特咄咄逼人的威脅下，曾向姻親波旁家族求援。制憲議會於8月6日同意武裝四十五艘戰艦，但又宣布王朝間的同盟已經不再有效，必須重新談判兩國的同盟條約。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皮特的間諜密爾斯和埃利沃脫肯定已經收買了米拉波，並同他通了氣；他們對法西同盟從此不再存在深感慶幸。
法國顯然已不再是個強國了。人們認為，自古以來，衰弱是革命的後果。對各國國王說來，聰明的策略是放任不管，只追求自己的目的；如果法國國王能夠先頂住革命，然後再去恢復他的權威，那也還為時不晚。
六、歐洲政治
法國革命在最初幾年遠沒有吸引歐洲的全部注意力，因為人們以為一場全歐大戰即將來臨。約瑟夫二世於1782年與葉卡特琳娜二世結成了同盟，逐漸被「希臘計劃」所迷惑。這項計劃的內容包括：恢復東羅馬帝國，由沙皇的孫子任皇帝；重建達西亞古國，波將金正窺視該國的王位。另方面，這項計劃還準備把奧斯曼帝國的塞爾維亞各省以及威尼斯的領土交給奧地利。因此，威尼斯將和倫巴第連成一片，奧地利自1715年以來企圖征服義大利的野心也將加速實現。
維爾琴納和皮特二人都不贊成肢解土耳其。法國在土耳其占有特殊的地位；皮特希望不讓俄國靠近地中海和印度航線。但是，由於荷蘭陸海軍統領於1787年同資產階級發生衝突，並要求英國和普魯士給予支持。普魯士軍隊開進了聯省共和國，皮特乘機施展外交手腕，使聯省共和國脫離法國。他聲稱，如果法軍向普軍開戰，英國將進行干涉。布里盎當時正與高等法院鬧翻，維爾琴納不久前剛去世，接任外交大臣的蒙穆蘭只得承認現實。陸海軍統領重新執政後，荷蘭與普魯士和英國結成了三邊同盟。這場失敗使法國國王的威望受到很大損失，同時又使約瑟夫二世相信他的盟友不想在東方起任何作用。總之，西方各國間和睦共處的可能從此被排除了。
如果說法國因國內的困難而無能為力，皮特同樣也處境艱危。1788年，國王喬治三世精神失常，王太子要求出任攝政。儘管王太子十分低能，他的這個要求卻很難加以拒絕。但是，皮特一再堅持，攝政的人選應由議會決定。在無法排斥王太子的情況下，他讓議會通過一項法令，限制攝政的權力。皮特之所以取得議會制保護人的名聲，這件事無疑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其實，他是個善於執行國王意圖的人，他主要想約束勢必會將他免職的王太子以及可能接替他擔任首相的福克斯。但是，他們之間長篇大論的爭執只是空吵了一場，因為國王於1789年恢復了健康，皮特始終主持著政府。在這期間，歐洲的危機已經開始了。
1788年8月，早已忍無可忍的土耳其人搶先挑起了戰爭，最初戰爭形勢對土耳其有利。俄國軍隊向位於第聶伯河和布格河入海口的奧恰科夫猛撲，但要塞久攻不下。奧地利軍隊的情況更糟；在攻打貝爾格勒失敗後，奧軍被迫且戰且退，土耳其占領了巴納特。後來，土軍終於勢衰力竭。洛頓奪取了貝爾格勒，蘇沃洛夫攻克了奧恰科夫。但是，希臘計劃顯然不會實現。此外，約瑟夫二世的軍事失敗鼓勵了各附屬國紛紛起來反抗，哈布斯堡王朝面臨瓦解的危險。就在這時，約瑟夫二世於1790年2月猝然去世。由此又產生了出現新動亂的可能。
瑞典和普魯士利用了這個局面。瑞典向俄國進攻，直達聖彼得堡城下。瑞典貴族乘機向古斯塔夫三世奪權，部分軍官拒絕在軍隊服役，從而緩解了葉卡特琳娜二世的困難。但是，瑞典國王通過一場新的政變，鞏固和加強了自己的權威，戰爭又繼續進行。瑞典軍隊在陸上打了敗仗，但於1790年取得了海戰的勝利。至於普魯士，它於1789年支持了列日的起義者，又在比利時策動反對奧地利的陰謀；它希望不讓俄國控制波羅的海。皮特也持同樣的立場，因為英國和荷蘭的貿易在波羅的海占著絕對的統治地位。由於皮特的以上立場，丹麥也就不敢幫助俄國去反對瑞典。然而，普魯士首先主張，如果奧地利和俄國向土耳其方面擴張，普魯士應該在波蘭方面得到補償。葉卡特琳娜二世自從波蘭被瓜分後一直占領著這個國家，對普魯士的主張自然不能接受。因此，普魯士竭力慫恿波蘭貴族舉行暴動，並答應同他們結成同盟。「愛國黨」的勢力在波蘭日益壯大，它改善教育組織，煽動民族感情，主張通過廢除「自由否決權」來結束無政府狀態。葉卡特琳娜二世扶植的傀儡斯塔尼斯拉夫·波尼亞托夫斯基國王雖然正談判締結一項協定，準備把原來留給「共和國」的部隊派去同土耳其作戰，但在1788年9月議會（即所謂「四年議會」）開會時，愛國黨看穿了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建議的虛偽性，不願作任何考慮。1789年5月，他們要求占領軍撤出波蘭。人們普遍以為普魯士決不肯就此罷休，因為在人們的心目中，普魯士不但野心勃勃，而且國力強盛。但是，歷史進程表明，普魯士的領導人十分無能，他們遷延不決，動搖猶豫，終於導致了1792年的慘敗。根據海爾茲伯格於1789年5月向國王呈遞的「偉大計劃」，奧地利從土耳其方面得到擴張後，就把加里西亞歸還波蘭，後者則把但澤、托倫、波茲南讓給弗里德里希–威廉。海爾茲伯格以為，只要普魯士軍隊一調動，就足以使這筆交易成功。國王則相反，他並不把事情看得如此簡單，何況他還想從奧地利手中奪走尼德蘭，在可能的情況下，甚至還要占領波希米亞。為此，他鼓動比利時人和匈牙利人反抗奧國，爭取英國的支持，並於1789年8月在西里西亞集結軍隊。正當需要他作出決斷和拿出勇氣的時候，他把軍事行動推遲到次年春季。在此期間，約瑟夫二世突然去世，英普同盟的計劃終於擱淺。
皮特認識到英普同盟的可貴，因為同盟能幫助他遏制俄國和在尼德蘭擴大影響，但他不想超出這個限度，尤其不願冒武裝衝突的危險。荷蘭由於向葉卡特琳娜二世出借了巨額貸款，更不希望發生戰爭。它為哈布斯堡王朝的瓦解感到擔憂，因為這將打破大陸的均勢，並使取得獨立的比利時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對荷蘭說來，重要的是維持現狀。另方面，皮特的注意力集中在海上和殖民地。他首先是個事業家和金融家，因而不希望打仗；但當他覺察到對方有軟弱的跡象時，也願意顯露自己的膽氣，在美洲戰爭中的戰勝國自然首先是他的打擊對象。為此，他在1787年曾對法國進行威嚇，並抓住荷蘭事件大作文章。接著就輪到西班牙了。西班牙於1790年在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亞北部的諾特加海灣扣留了幾艘英國船隻。儘管該海灣的歸屬歷來存有爭議，皮特卻要求給予賠償，並於1790年5月進行軍事動員。英國擁有戰艦九十三艘，西班牙僅三十四艘。由於法國竭力迴避，馬德里歸還了被扣船隻，並於10月24日在最後通牒的威脅下出讓了海灣。既然皮特的注意力集中在以上方面，人們也就可以理解，在整個這一年裡，為什麼皮特不斷告訴普魯士，說普方的計劃不符合同盟的精神。
然而，假如弗里德里希–威廉利用約瑟夫二世的去世立即採取行動，皮特恐怕也很難阻止他這樣做。由於他放過了這個機會，皮特就有了同利奧波德磋商的時間，從而在普奧之間進行調解。利奧波德不像他哥哥那樣容易衝動和急躁。為了挽救奧地利，他必須儘可能保住在對土戰爭中奪得的利益，同時又要首先孤立普魯士。4月，當英國提出在恢復原狀的基礎上進行調解時，他趕緊接受了建議。此外，他把「恢復原狀」作了「簡單恢復」和「改善恢復」的區分，因而打算在同普魯士談判時力爭第二種方案。科尼茲反對這個政策，但利奧波德有他的「秘密」：副首相菲利浦·科本澤爾和掌璽大臣斯皮爾曼不顧「老頭」的反對，竭力為皇帝效勞。談判會議在西里西亞的賴興巴赫召開，同時，十七萬普軍在那裡同十五萬奧軍相對壘。海爾茲伯格修改了計劃，以期達成全面和解：奧地利將僅僅交出加里西亞的六分之一，在土耳其奪得的利益也相應減少；普魯士將僅僅占有但澤和托倫。英國人立即變了臉色，波蘭人提出了抗議。弗里德里希–威廉慌了手腳，突然放棄一切割地要求，斯皮爾曼只得於7月27日傷心地接受了「簡單恢復原狀」。
實際上，利奧波德從這場會談中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全部好處。6月，他同馬扎爾貴族實現了和解；11月，奧軍開進了比利時，12月初，相繼占領了布魯塞爾和列日。12月10日，海牙三邊聯盟迫使他同意實行大赦和維持尼德蘭各省的特權，但他拒不批准協議書。他在西斯托瓦同土耳其人的談判沒有簽訂和約。奧地利局勢恢復了穩定，這對普魯士是個可悲的失敗。
普魯士為自己準備了新的失敗。葉卡特琳娜二世收到了要她接受調解的通知。沙皇對此已有準備，由於看到利奧波德作了退讓，便同古斯塔夫三世講和。於1789年在福克沙尼打了勝仗並把戰線推向多瑙河的蘇沃洛夫，於12月22日占領了伊茲梅利亞，對駐軍和居民進行了駭人聽聞的屠殺。葉卡特琳娜於是不再遷就普魯士，相反普魯士卻向她表示，在不犧牲波蘭的條件下，準備達成一項協議。1791年3月26日，沙皇向普魯士發了一份照會，提出第二次瓜分波蘭的建議，但照會到達柏林已為時過晚，否則，整個反革命行動就會以另一種面目出現。
處在猶豫不決中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仍然拿不定主意。他周圍的親信紛紛向他建議同奧地利接近，以便孤立葉卡特琳娜，他自己也制訂了一項「秘密計劃」，甚至把海爾茲伯格也完全蒙在鼓裡。比碩夫斯威德於1790年向利奧波德作了初步試探，接著於1791年2月前往維也納。利奧波德不想同俄國搞壞關係，又認為以不得罪普魯士為好。因此，他在接待普王的寵臣時只聽而不作任何許諾。這一態度足以使比碩夫斯威德頭腦發熱。利奧波德在回國後報告說，一旦普俄發生戰端，奧地利將持中立立場。3月11日，普魯士國王要求英國答覆，如果普國對俄國採取懲罰行動，英國將持何種立場。
在羞辱了法、西兩國和挽救了奧地利以後，皮特的氣焰已囂張得不可一世。英國艦隊仍處於動員狀態，駐彼得堡大使惠特沃思保證俄國已無力進行新的戰爭。至今只靠虛聲恫嚇就取得成功的皮特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在駐柏林大使依瓦特的慫恿下，他決心由英國發起，聯合瑞典、波蘭、土耳其和普魯士等國，組成反俄同盟，徹底打退俄國的擴張。內閣於3月21日和22日作出決定，向葉卡特琳娜二世發出最後通牒。普魯士立即表示響應。但皮特沒有考慮到輝格黨會反對。在俄國駐英代表沃龍佐夫的合謀下，輝格黨煽動輿論反對這場戰爭。俄國四分之三的進口商品來自英國，英國人難道要支持土耳其異教徒反對購買英國商品的俄國嗎？在那時，只有皮特一人預見到俄國是對印度航道的威脅。在下議院，擁護皮特的多數派出現了分化，大臣也分成了兩派。為了保住首相的職位，皮特於4月6日無可奈何地收回了成命。丹麥大臣伯恩斯托爾夫作出保證，葉卡特琳娜將以德涅斯特河的東側為界，這算為皮特保全了面子。依瓦特於20日再次出使波茨坦，通知普魯士英國已拋棄了它。葉卡特琳娜用以下的話表達了對勝利的興奮：「愛吠的狗不一定都咬人。」通過雅西協定（1792年1月9日），她守住了奧恰科夫和德涅斯特一線。
遭罪的這次不僅是普魯士一個國家，波蘭首當其衝面臨著葉卡特琳娜的報復。外來的威脅促使國王斯塔尼斯拉夫同愛國黨領袖讓·波托茨基、馬拉霍夫斯基、科倫泰和恰爾托雷斯基重歸於好。1791年5月3日，他們起草的新憲法獲得了議會的通過，決定廢除自由否決權和實行君主立憲制，斯塔尼斯拉夫的王位由薩克森選侯的女兒繼承。人們當時預計，波蘭將沒有足夠的時間組織防禦，俄國將重新占領波蘭。對奧地利和普魯士說來，這將是一個災難性的結局，兩國終於決定團結起來。由於海爾茲伯格已經失寵，比碩夫斯威德於5月12日經國王同意，向利奧波德提出建立普奧同盟的建議。6月11日，他前往米蘭覲見奧地利皇帝，後者接受了這一建議，並答應同土耳其簽訂和約。雙方同意，兩國君主將在薩克森的皮爾尼茨會面。另方面，利奧波德要求普魯士同奧地利一起承認波蘭憲法，有關薩克森選侯的女兒繼承王位的問題也包括在內。最後的協議將在維也納簽署。德意志的兩個大國已同意一致對付俄國。但是，他們的合作建立在一個誤會的基礎上。利奧波德希望保全波蘭，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則力圖肢解這個國家。後者認為，波蘭議會既然已於1790年9月6日禁止出讓任何國土，同波蘭結盟也就喪失了任何價值，相反，這只會有利於波蘭的復興。他打算把奧地利從俄國那裡分化出來，從而迫使俄國同意重新瓜分波蘭。總之，事態發展很可能重複1772年的歷史先例，即在奧地利作出讓步後，重建的三國同盟將集中全力共同對付法國。但是，反革命的計劃已經滲透到了歐洲政治中去；在波蘭問題尚未解決前，普奧兩國就冒險在西線作戰，這對葉卡特琳娜極其有利，而反法同盟卻在締結前就註定要破產。
在賴興巴赫會議失敗後不久，普魯士首先提出了干涉法國的建議。弗里德里希–威廉附有兩項條件：奧地利的合作；還有必要的軍費補償。具體地說，巴伐利亞將把茹利埃和貝爾格兩地割讓給普魯士；作為報償，奧地利將和巴伐利亞一起在阿爾薩斯和洛林取得部分領土。這一主張成了普奧兩國於1790年9月開始接近的藉口。不容否認，普魯士國王對路易十六和流亡者的個人感情促使他提出了這項創議，但賴興巴赫會議的失敗也反過來使普王覺得，反對法國革命是他求得主動的一個機會。一方面，普奧同盟可以使他獲得一個盟友，以代替態度日漸軟化的英國；另方面，為了個人的榮譽，必須擴大普魯士的版圖。後來，儘管東方的形勢出現了種種波折，他對這個方案始終不能忘情。1791年2月，比碩夫斯威德向奧皇重申，普魯士在對法干涉問題上將隨奧皇馬首是瞻。6月，他在米蘭再次申述了這個意見。
利奧波德最初對干涉法國裝聾作啞。5月18日，他在曼圖亞謝絕了亞多瓦伯爵的拜訪。葉卡特琳娜二世不斷催促他出兵法國，這反而使他增加了拖延的理由。突然，他在米蘭熱情地歡迎比碩夫斯威德的建議，並把反對法國革命作為兩國協議的基礎之一。原因是，他接到了瑪麗–安托瓦內特關於王室即將出逃的來信。人們過分誇大了利奧波德對法國王室的冷淡；其實，為了避免受到前後夾攻，他不得不儘量克制自己，這是個聰明的策略。一旦他的妹妹和路易十六的處境更加惡化，他當然有義務去援救他們。這個思想狀態使他的行動受路易十六的擺布；由於路易十六的外逃，他必須立即動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