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史 · 第三章 平民的革命
調動軍隊使三個等級的衝突演變成一場內戰；法國革命不但因此具有突變的性質，而且革命的深遠程度也超出資產階級的初衷和預見。在平民加入革命後，舊制度頃刻間土崩瓦解；然而，群眾是在經濟危機和三級會議召開的雙重影響下逐漸動員起來的。這兩項原因的結合為起義做好了思想準備。
一、經濟危機
法國在七年戰爭後出現的生產高漲，即路易十五的盛世，自1778年起在重重困難的阻撓下停止了。傳統經濟的周期性危機和農業的豐歉失調導致了歷史學家所說的「路易十六的衰落」。最初，葡萄的特大豐收造成酒的銷售不暢，酒價下跌一半。1781年後，酒價雖略有回升，但葡萄農的境遇沒有好轉，因為酒價回升完全是由供不應求造成的，但偏在那時，葡萄農卻沒有許多酒可供出售。法國幾乎普遍種植葡萄，這是大多數農民收益最大的商品生產。酒賤傷農：農民收入大大減少，分益佃農更沒有出路。此外，糧食價格也下降了，糧價過低的狀況一直持續到1787年。最後，在1785年，一場旱災造成了牲畜的大量死亡。
鄉村居民占消費者的最大多數，由於鄉村購買力的削減，工業生產從1786年起也直線下降。英法貿易協定雖然並非如人們歷來所說那樣是工業不景氣的根本原因，但它畢竟使法國工業暫時處於困境，迫使它實行現代化的改造，以適應外來的競爭。失業現象變得愈加嚴重，在鄉村工業已獲發展的農村，困難情形並不比城市好。
因此，當1788年農業出現災難性歉收、平民階級面臨饑荒時，糧食卻沒有一點儲備。麵包價格不斷上漲。到1789年7月，在政府賠本拋售進口糧的情況下，巴黎每磅麵包售價仍高達四蘇，而在某些外省則要加倍。據估計，要使僱傭勞動者的生活得以維持，麵包價格每磅不得超過二蘇。麵包是他們的主食，每人每天平均消費一磅半，重體力勞動者甚至需要二至三磅。奈克爾下令向國外購買大批糧食。如同通常那樣，人們開設賑濟所，布施湯粥。嚴寒過後，青黃不接，物價繼續暴漲。我們不能再被所謂經濟發達產生社會富裕這個假象所矇騙了。半個世紀以來，特別由於饒勒斯的努力，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法蘭西王國的繁榮是資產階級力量壯大的根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反駁米希勒的斷言，並進一步指出，大革命不是在一個因天不佑人和災難叢生的社會中，而是在一個蒸蒸日上的社會中出現的。應該看到，殖民開發的高額利潤首先要通過轉手出口才取得，因而本國的勞動者從中不能得到人們想像的那麼多的好處。何況，長時期的物價上漲增加了大地主和資產者的收入，而工資卻沒有相應地提高。大家知道，在大革命前的十年里，法國的生產既不穩定又不景氣，群眾的生活更加拮据，饑荒的襲擊終於到來。
不論平民（手工業者、小店主和職員）和無產者（下等平民）還是農民（收成不足自給的小自耕農和分成制佃戶，不生產糧食的葡萄種植者）和城市居民，他們一致把災難歸罪於政府和統治階級。稅收絲毫不減，收入卻一落千丈。在諸物昂貴的時期，徵收消費稅更令人痛恨。酒之所以賣不出去，是因為酒稅限制了消費。麵包之所以不夠，是因為布里盎在1787年解除了對糧食貿易和糧食出口的一切限制。奈克爾固然禁止了糧食出口，對進口給予了獎勵，並恢復了集市貿易制度，但那已為時過晚！囤積居奇者早已乘機鑽了空子。只要一名官吏從事囤積，所有的官吏，包括政府在內，都有囤積的嫌疑，「結黨營私」畢竟不是一句空話。收取什一稅的僧侶和領主也同樣激起人們的憤怒。什一稅從本已微薄的收成中提出一定比例，勢必危及耕種者的生計；尤其，僧侶和領主把收得的實物地租囤積起來，耕種者的貧困愈嚴重，他們所得的利益就愈大。總之，第三等級的團結髮生了動搖。糧商、麵包商和磨坊主感受到威脅；主張經濟自由的資產者遭到平民的敵視，平民反對資本主義，自然就傾向實行徵購和限價。奈克爾曾允許各地酌情徵購部分糧食以保證市場供應，但各省的巡按使和市政當局卻置之不理。
1789年一天一天地在過去，騷動使地方當局膽戰心驚，難以招架。4月28日，巴黎市郊聖安東尼區的雷威永工場和昂利奧工場被洗劫一空。全國各地的市場隨時都有鬧出亂子的可能。此外，由於加工和運輸的需要，糧食往往在饑民眾目睽睽之下經水陸往返運送。軍隊和騎警四出保護，疲於奔命；尤其，他們同亂民一樣食不果腹，因而往往對他們表現得十分寬容，甚至無意識地慢慢同亂民站在一起。舊制度的大廈已搖搖欲墜。
動盪的局勢在農村特別嚴重。農村被稅收壓得喘不過氣來，什一稅和領主徵收的貢賦更令人不堪忍受。作為一個整體，農民包括了短工、分成制佃農、小自耕農和大農莊主，儘管他們已經感到他們內部存在著種種分歧，但他們在反對國王的稅收和貴族的問題上卻團結一致。早在7月14日前，反抗運動已風起雲湧，例如3月末在普羅旺斯，4月在加普地區，5月在康布雷齊和畢卡第，均有農民暴亂的發生。在凡爾賽和巴黎四郊，獵物被捕殺盡淨，樹林被大批砍伐。但是，在另一方面，暴動使平民自己也擔驚受怕，因為乞丐轉眼間如瘟疫般遍布全國，許多零工和小自耕農也紛紛外出行乞。窮人們離鄉背井，流離失所，麇集城市，劫掠村莊，縱火行兇，宰殺禽畜，偷割青苗，無所不為。地方當局對這些不逞之徒無可奈何，於是同意各村莊武裝自衛。恐慌情緒十分普遍，人們往往無驚自擾，談虎色變，草木皆兵。膽怯者以為大難臨頭，逃難者又把驚慌帶往他鄉。
二、「好消息」和深切的期望
假如三級會議的召開沒有深刻地觸動平民的感情，經濟危機還不一定會推動平民去幫助資產階級。平民雖然選舉了資產者，資產者卻為著自己的目的，對平民很少關心。但是，三級會議的召開畢竟被當作一個預示著人的命運將發生奇蹟般變化的「好消息」在平民中傳開了。這個奇特的事件激起了人們既鮮明又模糊的希望；希望所有人都比以往生活得更加幸福。資產階級同樣懷有這個希望；它把第三等級中各種不同的成分凝聚在一起，從而成為革命理想主義的源泉。但在平民中間，希望還賦予革命所謂「神秘幻想」的性質，這種「幻想」孕育著主動性和堅毅性，以及有關未來的一系列觀念。可以說，在其開始，這些觀念堪與處在創始階段的宗教運動相比擬，窮人們樂於從中看到人間天堂的恢復。
7月14日，阿爾蒂爾·揚格在去阿爾貢省的依絲萊脫的途中遇到一名貧窮的婦人；她向他訴說自己的苦難：「聽說，一些大人物將為減輕窮人的苦難做點好事」；但是，她不知道究竟大人物是誰和他們要做什麼好事。她又說：「願上帝給我們帶來好世道，各種賦稅實在太重了。」
既然國王向其臣民徵詢意見，這說明他有憐憫之心。而國王所能幫助臣民的，無非是減輕其負擔，即國稅、什一稅和貢賦。假如有人能猜出他的意圖，他一定會感到高興。可是，在三級會議代表選出後，貴族從四面八方紛紛報警，因為農民公開宣布，他們對一切稅款將概不繳納。
與此同時，深切的期望燃起了強大無比的激情，資產階級也毫不例外。這一期望充滿著革命情緒，並給這一階段的歷史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三、貴族陰謀和革命情緒
第三等級立即相信，貴族將頑固地維護他們的特權。反對第三等級代表加倍和反對按人投票證明了這個預見。人們由此產生了種種懷疑，而且人們又很容易由懷疑轉變為肯定：貴族將不擇手段壓垮「村俗小民」；他們將包圍善心的國王，要求解散三級會議；他們將拿起刀槍，堅守城堡，挑起內戰，在「盜匪」中招募軍隊，監獄和流放地為他們提供士兵。為了使第三等級陷於飢餓，貴族已把他們的存糧囤積，而且希望把即將收穫的糧食也搶劫乾淨。人們迅速把對貴族的懷疑同對盜賊的恐懼聯繫在一起，把召開三級會議的後果和經濟危機的後果聯繫在一起。此外，外國將應貴族的請求出力相助，亞多瓦親王不久果然流亡國外，爭取其岳父撒丁國王、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族以及王后的兄弟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支持。等待著法國的將是遭受普魯士踐踏的荷蘭的命運。在大革命的歷史上，同外國的衝突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種情形從革命開始就已經出現，人們在7月就普遍擔心外國的入侵。整個第三等級都相信，貴族在搞陰謀。
在第三等級看來，國王的中央集權和三個等級的衝突是出現危機的主要原因。他們不把危機歸罪於自然條件，又不懂得分析經濟條件，卻把責任推到了國王和貴族身上。這個看法雖然不夠全面，卻不能說不正確。顯然，布里盎規定的糧食貿易自由有利於投機商人。如果有人藉口這項規定能促進生產，平民就會反駁說，生產的發展首先對貴族和資產者有利，而平民卻為此付出代價。同樣，雖然貴族並不像第三等級所斷言的那樣具有「倒轉乾坤」的能力，但不容否認，宮廷同貴族確實正合謀懲罰犯上作亂的第三等級，何況被過早揭露的貴族陰謀不久就會變成現實。總之，這種思想狀態對歷史學家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它表明，導致新事實出現的直接原因並非寓於以往的歷史先例之中，而表現在串演新事實的人物身上。
貴族陰謀和「盜賊」橫行的確使不少人驚惶萬分，但也有一些人並不感到特別害怕，並堅定地正視這個危險。因此，如果說「大恐慌」竟把整個第三等級嚇得不敢動彈，這就未免言過其實。實際上，革命情緒使人們能夠以自衛本能去克服恐懼心理。第三等級從他們代表的來信中了解到時局的演變，又以大批覆信鼓勵他們的代表。資產階級很想讓事態進一步發展，希望從少數司法行政官吏的手中奪走市鎮的權力。縉紳們也有組織「民兵」的打算。巴黎的選舉人曾向制憲議會提出過這個建議，但制憲議會不敢給予批准。這是個一箭雙鵰的圖謀：抵抗國王調來的部隊，鎮壓平民的暴亂。在建立民兵前，縉紳們竭力爭取軍隊。這一努力居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為下級軍官們沒有升遷的任何希望，士兵們則深受物價上漲之苦，薪餉早已因購買生活用品而預支幹淨。在巴黎，法蘭西衛隊在羅亞爾宮與平民一起聯歡；6月底，平民把因參加這次聯歡而被關在阿培監獄的士兵釋放出來。據了解，一些知名人士曾向士兵慷慨解囊，或出資賠償七月起義者的損失。當然，其中部分錢財來自奧爾良公爵，這已是無可懷疑的了。
除自衛的本能外，還要有懲戒的決心，換句話說，平民既要挫敗貴族的陰謀，挫敗囤積居奇者和一切人民公敵，就必須懲辦這一批人。從7月起，懲戒的決心表現為一些平民擅自進行監禁、施刑和殺人。
「恐懼心理」、自衛本能、懲戒決心是革命情緒的三個特徵，認識這三個特徵是了解下階段歷史的關鍵。到了1789年底，陰謀似乎已被挫敗，鎮壓也逐漸放鬆。隨後，陰謀又重新抬頭，其性質未出人們所料，而且外國也拔刀相助了。出於自衛本能，各地湧現出大批義勇軍，接著又宣布了大舉徵兵。懲戒決心導致了1792年的屠殺，而在1793年局勢再次惡化時，國民公會只是通過恐怖統治才預防了新的屠殺。「恐懼心理」以及伴隨著它的自衛本能和懲戒決心，直到法國革命取得肯定無疑的勝利後，才逐漸消失。
四、巴黎的革命
群眾的思想狀況既然如上所述，奈克爾被免職一事起了在火藥庫點燃導線的作用。貴族的陰謀開始付諸行動。巴黎謠傳紛紛。7月12日（星期日），天氣晴朗，在羅亞爾宮門前，特別在奧爾良公爵不久前剛對外開放並成為娛樂中心的花園和長廊，聚集了成群遊人，他們圍在即席演說者的四周（其中的一位演說者卡米爾·德穆蘭名垂青史）。過後不久，遊行隊伍走上了街頭。在聖奧諾蘭街，騎兵開始驅散群眾，接著又在路易十五廣場向人群發起衝鋒，但遭到了法蘭西衛隊的反擊。巴黎駐軍司令伯桑瓦爾男爵當晚把所有部隊帶到了馬爾斯廣場。
巴黎人沒有想到趕赴現場援救國民議會，他們只是間接地幫助了國民議會脫離險境。他們憂慮的只是他們自己的命運，因為他們深信，處在國王部隊和強盜包圍下的巴黎城，將遭到來自蒙馬特爾高地和巴士底獄的炮擊，以及強盜的搶掠。在這些天裡，市內驚恐頻生，演出了「大恐慌」的第一幕。此外，警察早已絕跡，人們縱火焚燒稅卡，並把聖拉扎爾看守所的囚犯全部釋放。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似乎都受到了威脅，無人管理的首都籠罩在一片恐懼之中。
自衛本能立即作出了反應。街頭建起了街壘，武器商店被搶劫一空。選民們任命了一個常設委員會，開始組織民兵。14日晨，人們從傷兵院取來三萬二千支槍武裝民兵，接著又要求巴士底獄交出武器。由於駐軍較少，堡壘的指揮官德洛內一邊進行交涉，一邊下令守軍撤出前院，群眾隨即進占。高達三十米的壘牆，圍有二十五米寬的塹溝，溝內放滿了水，德洛內對騷亂並不害怕。但是，由於失去鎮定，他下令開了槍。一些人中彈倒下，其餘人在混亂中後退；人們大罵指揮官不講信義，以為他故意讓人群靠近，以便隨後槍殺群眾。人群中攜帶武器的也開始射擊，戰鬥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繼續進行，圍攻方面死傷一百多人，被圍困者僅一人受傷。據事後的調查，在我們所知道的「攻打巴士底獄」的許多戰士中，社會的各階級都有其代表，但大多數戰士屬於市郊聖安東尼區的手工業者。
正當雙方勝負未決時，法蘭西衛隊和國民衛隊在原下級軍官烏蘭和愛利上尉的率領下，從市政廳趕到現場，進入了巴士底獄前院，冒著槍林彈雨，把大炮對準大門架了起來。驚慌失措的德洛內表示願意放下武器。愛利同意了，但士兵們紛紛抗議：不許投降！德洛內在慌亂中命令放下了吊橋，群眾於是湧進堡壘。大多數防守者保全了性命，三名軍官和三名士兵被殺。德洛內被人群帶到市政廳門口，並在那裡處死。不久，巴黎市商會會長弗萊塞爾遭到了同樣的命運。人們割下他們的首級，刺在矛尖上，在市內遊街示眾。
伯桑瓦爾男爵將部隊撤到了聖克羅。選民們接收了市鎮權力，任命巴依為市長，並請拉法葉特任國民衛隊司令。拉法葉特後來把代表巴黎的紅藍二色作為國民衛隊的徽飾，而在紅藍二色的中間，他又加上了代表國王的白色。由他設計的和作為大革命象徵的三色旗把新舊法國結合在一起。
任何人事先都沒有想到，攻打巴士底獄竟在衝突中起了關鍵的作用。任何人最初也沒有想到，巴士底獄的陷落竟決定了衝突的結局。驚惶情緒仍然存在。攻下巴士底獄本身雖然沒有重大意義，但它卻粉碎了宮廷的反抗。宮廷掌握的武力不足以占領巴黎，何況這些部隊也並不可靠。國王對是否逃出巴黎猶豫不決。他不顧亞多瓦親王的反對，決意退讓。7月15日，他親臨制憲議會，宣布把軍隊調走。16日，他召回奈克爾；17日，他來到巴黎接受三色徽飾。
至此，還不能說貴族已經甘心失敗，種種可怕的謠傳仍紛至沓來。亞多瓦親王和其他許多貴族亡命國外。據傳說，一支英國艦隊在布雷斯特港外游弋。常設委員會命令搜索巴黎四郊，追捕盜賊，結果僅找到一些流浪漢，被遣送回原籍了事。由於郊區害怕強盜出沒作案，驚惶情緒有增無減。巴黎巡按使貝蒂埃·德·蘇維尼同他的內弟富隆·德·杜埃以及伯桑瓦爾本人均被逮捕，屠殺又重新開始。7月22日，前二人在格雷夫廣場被處絞刑；30日，由於奈克爾及時趕到，第三人才幸免於難。一些資產者在他們親身經歷的危險的刺激下，參與了平民的狂暴舉動。巴納夫當著制憲議會厲聲說道：「難道說這血不是污濁的嗎？」在這種情況下，怎能使人同意必須停止任意殺人。7月23日，黎塞留街的一位公證人代表本街區來到議會，要求設立平民法庭。30日，巴依又重新提出這個法案。議會對此置若罔聞，直到10月才決定對叛國罪進行追究，並交付巴黎的沙特累初級法庭審理。雖然如此，制憲議會於7月建立了一個「追查委員會」，這是未來的公安委員會的雛形；巴黎市政當局另設了一個委員會，從而成為最早的革命委員會。與此同時，在通信秘密問題上，各種政治色彩的議員，從古依·達爾西侯爵和學士院院士塔爾熱到巴納夫和羅伯斯庇爾，都強烈主張戰爭和革命時期的治理方式應不同於和平時期，也就是說，人們準備承認的公民權在實施範圍上要顧及當時的局勢。革命政府的理論便由此產生。
五、市鎮的革命
奈克爾的免職在外省同樣也激起了強烈而迅速的反響。人們不再以呈遞威脅性請願書為滿足。在許多城市，人們開始奪取銀庫、彈藥庫和軍需庫，成立常設委員會來負責組織民兵和向鄰近市鎮以至農民請求幫助。第戎的駐軍司令被逮捕，貴族和僧侶被禁止外出，這為拘禁嫌疑犯提供了最早的先例。在雷恩市，居民鼓勵士兵開小差，發動了民變，軍隊指揮官被迫離開了這個城市。
當攻下巴士底獄和國王親臨巴黎的消息傳開時，外省居民紛紛熱烈慶祝，從此變得大膽的資產階級在各地接收了政權。我們所說的「市鎮革命」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和平地完成的。市鎮當局或者吸收部分縉紳參加，或者改由選舉產生。市鎮當局往往被迫或聽任成立一個常設委員會，以負責組織國民衛隊，但該委員會逐漸把全部行政事務包辦起來。也有這樣的情況，平民配合資產階級的示威行動，要求降低麵包價格，當他們的要求遲遲得不到滿足時，騷亂就隨之發生，亂民不但襲擊官吏和囤積居奇者的房屋，同時也往往解散舊的市鎮機關。
各地的市鎮革命具有不同的性質，而且往往半途而廢。這一革命在某些城市是徹底的。例如在施特拉斯堡，舊的市鎮機關被武力解散；在第戎和帕米埃，舊的市鎮機關雖保持其職能，但舊官吏在常設委員會中只占少數；在波爾多，市鎮權力被削減為只管「一般的警察事務」，而常設委員會則具有革命權力機關的性質。在諾曼底的某些城市，市鎮革命尚不徹底，舊政權和革命政權同時並存。在麥斯和南錫，兩個政權的並存反映了兩種不同社會成分的對立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在蒙托邦和尼姆，社會對立之外還存在宗教對立。在里昂和特魯瓦，愛國黨在7月的勝利遇到了舊勢力的反撲。最後，在相當數量的城市，市鎮革命沒有進行。例如，土魯斯的舊市政機關得到愛國黨的信任；艾克斯的市鎮機關因得到軍隊和法院的支持而得以維持。這多種多樣現象的出現，其原因可以用舊制度下市鎮結構的多樣性和社會對抗的演變來說明。在佛蘭德地區，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同平民群眾的社會要求在時間上並不合拍。因此，市鎮革命的規模較小。一般說來，在法國北部和南部那些具有市鎮自治傳統的地區，革命運動相對地顯得較為和緩。
市鎮革命的結果在各地卻都是相同的。人們不再聽從國民議會的命令，國王也喪失了任何權威。與此同時，中央集權在逐漸削弱，每個市鎮不僅在本市鎮，而且在附近的教區也行使絕對權力。從8月開始，城市之間開始訂立互助協議，從而使法國自發地變成一個市鎮聯邦。這種自治為少數辦事果斷的人打開了方便之門，他們不等巴黎的命令，強制推行他們認為對救國必須採取的措施，這是保衛革命的一般基本原動力。
但是，也應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制憲議會享有任何其他機構所沒有的威望，但居民只遵守適合他們的法令。居民的最大願望是什麼呢？改革稅制，廢除間接稅，統制糧食貿易。當時，賦稅已停止徵收；鹽稅、間接稅、入市稅已被取消；糧食流通已被阻止或禁止；當局的公告和命令已不起任何作用。巴黎的情形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為選舉三級會議代表而劃定的各選區中，公民們以選民為榜樣自動集會，企圖代替選民而監督選出的市鎮機關。在他們看來，主權屬於國民意味著直接民主，這一觀念將為後來的無套褲漢所珍視。
六、農民的革命和「大恐慌」
鄉村緊跟城市的步伐，但巴黎革命在鄉村的影響更加深遠。許多地區發生了土地暴動。在諾曼底西部、埃諾和上阿爾薩斯，農民襲擊貴族鄉墅和修道院，焚毀文契檔案，強行取消領主權。在弗朗什–孔代和馬孔內，農民燒毀或洗劫許多貴族鄉墅。資產階級也並不始終得以倖免：農民要求他們提供捐贈。亞爾薩斯的猶太人受到很大損失。此外，農民清楚地表明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敵視，從而為反動領主所利用。自由放牧的舊規矩被重新恢復，圈地遭到了破壞，樹林被任意砍伐，瓜分了的公地又被收回。農民革命是一把雙刃的利劍。為此，縉紳們開始互相靠攏。城市的民兵下鄉恢復秩序。在馬孔內，除了正常的刑事法庭外，資產階級又成立了特刑庭；三十三名農民被判處絞刑。農民暴動誠然令人觸目驚心，但消極抵抗的影響更大；整個法國的農民普遍抵制什一稅和田賦，繳納賦稅全憑自願。「大恐慌」進一步給了抗租運動不可抗拒的力量。
巴黎的事態發展加強了人們的恐慌心理，在貴族的陰謀策動下，外國可能為支持他們而入侵法國，「盜賊」也可能受他們的收買。現在，小麥已經成熟，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又宣布驅趕乞丐和流浪者，盜賊之禍變得一天比一天可怕。饑民騷亂和土地暴動，城市的國民衛隊下鄉查抄貴族鄉墅和徵集糧食，更使鄉村里人心惶惶。大恐慌的產生是由六次地方事件引起的，這些事件本身與曾經帶來種種虛驚的以往的事件大同小異；不過，這次的恐慌風潮在流傳中經過添油加醋變得更加駭人聽聞，流傳的路線竟長達幾百公里，擴散的面廣達幾個省份。猶如連鎖反應一般，驚恐由一地傳至另一地，流傳的地域又如此廣大，這不能不說明「大恐慌」的獨特性質，同時也說明何以產生「大恐慌」的思想狀態。
南特發生的一次「驚人事件」使整個普瓦圖地區人心不安；博韋齊地區的埃斯特雷–聖但尼的另一事件把恐慌傳諸四方；香檳南部的又一事件使驚恐遍布加蒂內、布爾博內和勃艮第；鄰近拉費爾丹–貝納爾的蒙米拉依林區發生的另一事件使曼恩、諾曼底、昂儒和都蘭等地區警報頻傳。驚恐從希贊樹林四周傳到昂古萊姆、貝里和中央高原，又向阿基坦和庇里牛斯地區蔓延。在東部，弗朗什–孔代和馬孔內的土地暴動把驚恐一直傳到地中海沿岸。
革命者和貴族互相指責對方製造了恐慌。革命者說，革命的敵人在散布無政府狀態，藉以搞垮國民議會。貴族說，資產者要平民提高警惕是為了推動他們進行武裝暴亂，而貴族自己則只求平安生活。這後一種說法容易被人們所接受，因為大恐慌激起的自衛本能使平民轉而反對貴族。在勒芒附近和在維瓦雷，三名貴族被處死，多菲內的農民四出燒毀貴族宅第，從而驚動了附近地區。根據人們事後的說法，恐慌是在秘密信使的串聯下在各地同時爆發的，它同時為土地暴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實際上，恐慌遠不是那麼普遍，布列塔尼、洛林、下朗格多克等地區就沒有發生。從時間上看，它從7月20日延續到8月6日。一些文件往往指名道姓地說出那些散布了恐慌的人。奇怪的是，在原已發生暴亂的地區卻反而沒有出現恐慌，多菲內的農民起義是恐慌引起的唯一的一次騷亂。恐慌對農民革命雖然有所促進，卻不是它的起源。當時，農民已經站立起來了。
七、8月4日之夜和《人權與公民權宣言》
正當平民革命在全面鋪開時，制憲議會的辯論卻議而不決。應該立即公布人權宣言，還是推遲至憲法完成以後，以保證宣言和憲法的一致，兩種方案究竟何種為好呢？議員們停留於泛泛而談，不講明產生不同意見的真實理由：宣言的原則將譴責等級的存在和特權。因此，貴族主張推遲發表，希望能保住他們的一部分特權。失去耐心的愛國黨人指責貴族設置障礙，一些頭腦清醒的人則懷疑第三等級中有部分議員為維護本省或本市的特權而與貴族秘密串通。8月4日早晨，制憲議會決定就宣言問題先行表決；可以預料，辯論將會遇到新的阻力。
另一方面，平民革命總應該有個結局。平民革命既然挽救了制憲議會，制憲議會也只能肯定平民革命；但必須恢復秩序，以便讓平民平靜地等待他們的代表決定適當的改革。在城市中，資產階級有控制平民的可能。農民的情形則不同，他們不顧制憲議會，自作主張地破除了領主制。這該怎麼辦呢？制憲議會假如訴諸軍隊和法院，就會同平民決裂，使自己受國王和貴族的擺布。另一個方案是滿足暴動農民的要求，但為第三等級的勝利助了一臂之力的本堂神甫和自由派貴族又決不肯答應。
在8月3日至4日的夜晚，一百多名議員聚集在阿摩利咖啡館，商討決議案的措辭以及力爭使決議獲得通過所應採取的策略。阿摩利咖啡館又名「布列塔尼俱樂部」；在4月末，布列塔尼的議員到首都以後，逐漸養成了到這裡來共同協商的習慣，其他省區的議員不久也加入了他們的會商。總之，議員們決心「用一種神奇的魔力」帶動整個制憲議會，厄基養公爵答應就解決封建權問題提出倡議。
8月4日晚間，由於諾亞依子爵搶先提出了議案，厄基養公爵只能給予附議。議會在熱烈氣氛中一致同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人身依附應無償取消外，其他封建權實行贖買。接著，其他提案也紛紛獲得通過：刑罰平等，人人得以出任公職，廢除官職捐納制度，將什一稅改作可予贖取的貢賦，宗教儀式一概免費，禁止教士兼職謀利，廢除首歲捐，即新任主教把任職第一年的全部收入贈送教皇的陋習。最後，各省和各城市也同意作出犧牲，放棄自己享有的特權。「魔力」居然成功地發揮了作用。
以上的決議尚待見諸文字，因而議會於次日繼續開會，直到8月11日為止，法令的最後文本在篇首寫道：「國民議會完全廢除封建制度。」這一表述遠不符合事實，因為長子權和領主的榮譽特權依舊被保留下來，貢賦的贖取又頗費時日。相反，什一稅卻無償地被取消；但是，正如在贖償方式尚未制定前，貢賦仍需繳納一樣，在法律尚未就公開祭禮作出規定前，教會仍收取什一稅。
總之，在8月4日晚間，議會原則上實現了國家的法律統一，推翻了貴族在鄉村的統治，邁出了財政改革和教會改革的第一步。在一切準備就緒以後，議會如今可以討論宣言了；討論於8月20日開始，直到26日為止。這個文件既是自由、平等和國民主權的宣言，又是被平民革命所消滅的舊制度的「死亡證書」。
八、十月事件
路易十六對8月5日至11日通過的議會法令和人權宣言一概不予批准，危機再次產生。議會認為這些文件具有憲法的效力。穆尼埃聲稱，立憲權是至高無上的，高於君主的憲法不需要取得國王的同意。西哀士的論點占了上風，憲法從此不再是一項契約，而以近代的面目出現在人們的面前。
鑒於愛國黨面臨著分裂，路易十六便力圖爭取時間。一些自由派貴族、本堂神甫以及擁有領主權和官職的資產者集合成了一個旨在停止革命的派別，他們贊同奈克爾在6月提出的關於國王享有立法批准權，即「絕對否決權」的主張，以便與國王妥協；他們還同意奈克爾關於建立上議院的主張，以便與貴族妥協。人們把這伙議員稱作是「英國派」或「王政派」。其中最著名的有拉利–托倫達爾、克萊蒙–托內爾和馬魯埃等人，穆尼埃後來加入了他們的行列；米拉波在絕對否決權問題上也支持他們。杜波爾、巴納夫、亞歷山大·德·拉默三巨頭一躍成為愛國黨的領袖，並取得了勝利。9月10日，關於兩院制的提議被否決了，第二天，議會只同意賦予國王對法律的延緩否決權，並通過奈克爾說，國王在接受議會的八月決議的同時，已默認了放棄憲法批准權。事實當然並非如此。議會只是在10月1日，而不是更早，才決定向國王「遞交」八月法令，而國王既可以給予批准也可以拒絕接受。因此，唯一的出路只有再次強迫國王退讓。
在巴黎，群眾的激動情緒並沒有平息。報紙和小冊子到處散發。馬拉在9月創辦了《人民之友報》，猛烈攻擊巴依、拉法葉特和奈克爾。8月末，有人在羅亞爾宮鼓動群眾向凡爾賽行進，結果這次嘗試失敗了。但事後不久，貴族的陰謀再次顯得咄咄逼人，國王調來了軍隊，佛蘭德率領的團於9月23日到達。由拉法葉特選派的資產階級子弟所組成的國民衛隊和由他招募的僱傭兵都相信將有發生新事件的可能。儘管十月事件發生的原委和經過至今不很清楚，但無可懷疑的是，巴黎的革命者和愛國黨議員之間已有默契。米拉波大概為了奧爾良公爵的利益也參與其事。不論拉法葉特如何表白，看來他和巴依都沒有反對這項計劃，因為他們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加以制止。
可見，政治形勢是發生十月事件的基本原因。然而，正如7月的情況一樣，如果沒有經濟困難這個因素，動亂的規模或許會小一些。外國人、貴族和富人紛紛辭退僕人，離開首都。錢財或者流往外國或者被藏匿起來。奢侈品工業一落千丈。失業人數空前增多。此外，麵包不但價格昂貴，而且有時供不應求。小麥收成很好，但尚未收穫，市場空空如也，糧食流通十分困難。由於風小水淺，磨坊轉轉停停。人們再次把糧食匱乏歸罪於陰謀：揪住國王不放似乎是個合理的辦法。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又一次互相促進，互助推動。
10月1日，宮廷衛隊的軍官設宴歡迎佛蘭德的軍隊；當宴會臨近結束時，國王全家在一片歡呼聲中親臨宴席。賓客們紛紛對國民表示敵意，並把其象徵——三色帽徽——拋在地下踐踏。猶如奈克爾被免職一樣，在事件的經過傳開後，巴黎群情激憤，立即準備起義。10月5日，哈勒區和市郊聖安東尼區的婦女擁到市政廳前要求麵包。這可能不是件偶然的事，但對其籌備經過，我們至今一無所知。巴依和拉法葉特均不在場。婦女們讓攻打巴士底獄的一名「勇士」馬雅爾領頭，向凡爾賽進發。在正午左右，國民衛隊已集中完畢，當拉法葉特剛剛趕到時，他們向拉法葉特表示也要前往凡爾賽。群眾愈聚愈多，並提出種種威脅。公社最後下達了出發命令，並派兩名代表陪同拉法葉特前往，負責把國王帶回巴黎。運動的政治性質至此已十分明顯。
在婦女到達凡爾賽前不久，議會再次要求路易十六接受八月法令。馬雅爾僅要求議會保證巴黎的供應和調離佛蘭德的軍隊，並沒有談到國王。議會卻立即派遣會議主席穆尼埃前往宮中。正在狩獵的路易十六被召請回宮，他和善地接見了婦女，向她們許諾供應巴黎的急需。部分群眾已開始返回，宮廷尚不知道國民衛隊已經出發，以為事情已經解決。不久，國王接到了拉法葉特派人送來的通知；在聖普里斯特的勸說下，他決定前往朗布葉宮，但隨即又改變了主意。他大概以為，國民衛隊無非是要他接受八月法令，因而只要把同意及時通知穆尼埃，就能結束危機。但是，當拉法葉特與公社代表於晚間十一時到達時，他們卻要求國王搬到巴黎去住。人們向他提出這樣的要求還是第一次，他推託等第二天再說。國民議會在那天得到的唯一實際好處，就是國王接受了八月法令。10月6日清晨，示威群眾進入王宮大院；宮廷衛隊予以制止，衝突隨之發生。一名工人被打死，接著又有幾名衛隊隊員喪命。群眾打開一條通道，直奔王后的臥室前廳，王后被迫逃到國王的房間裡躲避。最後，國民衛隊把宮中其他人趕走。這時拉法葉特也出面了，他同國王全家一起到陽台上與群眾見面。群眾以「國王到巴黎去！」的呼聲作答覆。路易十六被迫讓步，議會宣布跟隨國王前往巴黎。
午後一時，一支雜亂不堪的隊伍出發了。一些在刺刀尖上挑著麵包的國民衛隊隊員護衛著裝有小麥和麵粉和蓋有樹葉的四輪貨車在前面開道，一些坐在或騎在炮筒上的搬運工人和婦女同赤手空拳的宮廷衛隊、佛蘭德的軍隊以及瑞士僱傭兵混雜而行，拉法葉特騎馬緊隨國王和王后的御輦在一旁侍候，代表國民議會的一百名議員驅車前進，接著是國民衛隊，最後是群眾。天下著雨，隊伍在泥濘中行走；天色很早就暗了下來。平民對這淒涼的景色似乎毫無感覺，他們顯得平靜而有信心，分享著勝利的歡樂。他們把「麵包房的老闆、老闆娘和小老闆」一起帶了回來。巴依在市政廳歡迎國王，後者當晚住在杜依勒里宮。制憲議會於10月19日才離開凡爾賽，暫借大主教府做會址，於11月9日正式遷至杜依勒里宮的騎術院。
部分資產者同貴族一起憤怒抗議對國王施加暴力。一些保王分子脫離了愛國黨，轉而反對革命，穆尼埃回到了多菲內，不久從那裡亡命國外。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平民的革命行動既然已使資產階級擺脫了困境，危機將很快結束。其實，革命行動只是使危機更加嚴重。由於取消了等級和特權，貴族的財產和威信都受到了損害，大部分貴族對革命恨之入骨，貴族的陰謀從此見諸行動，並準備向外國求助和挑起內戰。與此同時，第三等級發生了分裂。既然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全都參加了戰鬥，他們不再甘心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民主運動在巴黎各街區和各選區開始萌芽。議會享有無限的威望，人們只服從議會的命令。但這種服從是以議會的命令與輿論相一致為條件的。人們仍然拒絕繳納捐稅和貢賦。一項法令恢復了糧食貿易自由，而任何人都不遵守它。
正如米拉波所指出的，資產階級需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以鞏固自己的統治；但是，從路易十六在7月的舉動看來，他還很值得人們懷疑。他幾個月來一再聲稱忠於憲法，議會也擔保自己的忠誠以安撫膽怯者，而懷疑卻始終存在。制憲議會由於對國王懷有戒心，將行政權力置於議會各小組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實際上施行了議會專政，雖然這種專政還並不十分有效，因為大臣及其部屬仍能暗中阻撓。為此，西哀士、米拉波等人想逼迫路易十六同意把王位交給太子，而讓一位取得國民信任的攝政代替他發號施令。他們的計劃沒有成功，因為他們唯一的人選奧爾良公爵不但沒有威望、沒有骨氣，而且遭人唾罵。革命已使路易十六無力招架，但到1793年止，革命也使法國處於沒有政府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