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史 · 第五章　國家和社會矛盾

在歐洲大陸的絕大部分地區，極權主義依然存在，但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變。哲學家們以為自己的宣傳已感動了君主，紛紛讚揚君主的「開明專制」。與此同時，貴族階級責怪國王對他們約束過嚴，資產階級為自己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憤憤不平，兩個階級之間的爭權奪利也日益嚴重。通過革命來解決這種三角衝突並不是從法國最早開始的。簡略地了解開明君主的觀點和英美兩國的解決辦法，能夠使我們認識到法國大革命在世界歷史上所占的地位。 一、開明專制 按照君權神授的原則，大陸各國的君主在理論上擁有絕對權力。事實卻並非如此，貴族的種種特權以及省議會和市政當局的某些自治權都是對王權的限制；此外，由於交通不便，由於行政體制在陸續建立過程中缺乏通盤計劃和迫於形勢而造成的機構複雜和混亂，中央集權制極不完善。這種狀況在西歐比在其他地區略為好些。到了十八世紀末期，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使社會風氣有所改變，專橫暴戾在西歐日趨和緩。在西歐人看來，君主制不等於是專制制，因為君主需要尊重由他自己制訂的法律。確實，除非君主認為自己的權威面臨威脅，除非君主一時任性或聽任官僚們濫用職權，一般說來，臣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能夠得到法院的保護。 另方面，從十七世紀起，法國的奮發圖強要求政府以都鐸王朝為榜樣，推行旨在鼓勵資本主義發展的重商主義。路易十四既然讓柯爾培爾放手推行其政策，他那已經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君主制也就初具開明專制的輪廓；隨著貴族和司法行政官吏的作用日益被削弱，國王派往各省的巡按使的權力在擴大，特別在路易十四統治末年，又強迫貴族繳納人丁稅和拾一稅 (1) ，開明專制的性質更加明顯。在十八世紀，某些大臣和許多官吏接受了新思想。宗教迫害有所緩和，陳規舊例也開始鬆動。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放棄了對殖民貿易的壟斷。在多數情況下，已允許糧食在國內流通。撒丁國王站在改革家的前列，實行了村社對領主權的集體贖買。最後，在天主教國家，推行政教合一的君主竭力控制本國的教會，並把教皇的權力限制在純屬教義的範圍之內，從而使各國保留了各自的特點。在啟蒙思想家看來，耶穌會的被取締和羅馬影響的下降是個好徵兆。然而，社會衝突仍懸而未決。人們盲目稱頌普魯士和俄國的開明君主，卻沒有看到，對這兩個國家說來，關鍵不在於推動社會的現代化或改善國家體制，而在於創立新的國家。 這兩個國家的部分疆土依然一片荒蕪，在這樣落後的情況下，君主的發奮圖強足以決定他們應推行怎樣的政策。那裡的王公從一開始就與眾不同地採取了宗教寬容立場，以便吸引來自其他各國的宗教避難者。誠然，他們向荷蘭、英國、法國，以及通過哈布斯堡王朝的介紹，向西班牙借鑑很多。此外，弗里德里希二世及其官員受到了法國文化的薰陶，俄國沙皇要求貴族們向老牌君主國學習。他們的開明專制表明，西歐的文明、經濟和制度正向東方延伸。他們竭力建立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勵精圖治，推行重商主義，從而既取得哲學家的讚揚，又達到自己的目的：充實國庫、擴大軍隊和征掠土地。人們沒有想到，這些匆促完成和極不徹底的改革依舊是脆弱的，因為官吏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一般百姓對改革採取冷淡的或敵對的態度，一旦創立新制度的名臣元勛去世，新制度就有擱淺的危險。普魯士的情形不久就證明了這點，於1786年繼弗里德里希二世任國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明顯地表現無能。總之，經濟革新對國家以及對大地主和資產階級雖然有利，但對其餘的居民顯然沒有幫助，因為革新的目的是要增加出口，而不增加國內消費。此外，稅收負擔在日益加重；貧困、失業和乞丐問題在普魯士的嚴重程度不亞於西歐。 某些德意志王公值得啟蒙思想家讚揚：安霍特的利奧波德支持巴澤多夫；卡爾–奧古斯特使知識分子雲集魏瑪；巴登總督廢除了農奴制。但是，其他王公仍專橫無道：黑森的選侯竟把他的士兵賣給英國，符騰堡的卡爾–歐仁由於同地方議會發生衝突，把麥捷爾和舒巴爾特投入獄中。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對手主要在奧地利。瑪麗–泰莉莎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失敗後，開始以普魯士為榜樣整頓國家，但在步驟上相當謹慎。相反，約瑟夫二世在其母親於1780年去世後，迫不及待和全力以赴地加速改革進程。他的整個事業設計周密，富有特色，因而很難單純用勵精圖治和爭強好勝之類的考慮來解釋；應該承認他是一個目光遠大的政治家。然而，約瑟夫二世的大臣們雖然衷心擁護開明政體，但也不能否認，約瑟夫二世對哲學家們，尤其對伏爾泰，懷有戒心。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約瑟夫二世禁止其臣民改變宗教信仰，但他仍容許各種派別的基督徒擔任公職。他改善了猶太人的命運；尤其突出的是，他首創了公證婚約。如果一定要說約瑟夫二世未受當時思想的影響，那就應該承認，很少有這樣的君主能把個人的品性如此有力地給自己的統治打上烙印。可惜的是，客觀條件對約瑟夫二世的改革企圖遠比人們所能想像的不利，奧地利各地區之間在語言、文化、經濟發展、社會結構和政治體制等方面的差別同比利時、倫巴第、德意志各邦、波希米亞、加里西亞和匈牙利的情形不相上下。約瑟夫二世在各地區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打破地方議會和傳統體制的獨立性，建立幾乎劃一的行政機構。在大多數省區，他要求官吏必須學會德語。同時，他徹底改組了教會組織，沒收了教區的財產，把神甫改為領取薪俸的職員，並毫不考慮教皇的反對，取消了許多修道院，從而在政教合一的問題上遠遠走在其他天主教王公的前面。在德語區各省和在波希米亞，不滿情緒開始出現，一個咄咄逼人的反對派在教會的領導下形成了。在不屬於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版圖而由姻親關係同奧地利相結合的匈牙利王國，政治體制和行政機構仍停留在中世紀階段，政權完全被貴族所控制，那裡的反應十分強烈。約瑟夫二世終於向領主權發起攻擊，迫使馬扎爾貴族群起反抗。 普魯士和俄羅斯的開明君主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通過對舊制度的改造，走上了西歐老牌君主國的道路，但同他們的樣板還有很大的距離。西歐各國的國王在法律上仍規定資產階級的地位低於貴族，但並不禁止資產者購買土地、采邑和領地，法國國王甚至高價出售貴族封號。西歐的國王容許貴族享有特權，但並不以放棄農民作代價去換取貴族的順從；全體臣民，包括農民在內，都能懇求國王公正裁判的保護，而且這並非是一句空話。在不時發生宮廷政變的普魯士和俄羅斯，君主一方面懼怕貴族，另方面又認為不能失去貴族的幫助。為了不得罪資產階級，君主讓他們專門從事自由職業和商業，幫助他們開辦手工工場。葉卡特琳娜二世允許資產者實行行會自治和免服兵役；弗里德里希讓資產者在軍隊和行政機構中任職。但是，資產者未獲批准不得擁有土地；晉升貴族雖然並非完全沒有可能，但機會極少，因為官職不能用金錢買到。相反，司法行政官吏多數由貴族擔任，貴族壟斷了土地所有權。葉卡特琳娜二世於1785年頒發的憲章特許貴族在由他們推選的大臣的監督下組成特權階級，且犯罪時由特殊的法庭審判。普魯士貴族在各省可以為所欲為，並由他們指定行政長官；國王為貴族單獨設置了抵押貸款。對農民的奴役最突出地表現了王室同貴族的狼狽為奸。弗里德里希二世曾贊同廢除農奴制，主張限制農民的勞役和貢賦負擔或用其他方式來代替，但他不敢貿然侵犯容克的產業，聽任他們在自己的領地內獨斷專行，並為國王徵收土地稅。葉卡特琳娜二世把俄羅斯的農奴制推廣到烏克蘭，把從王家領地和教會產業上逐走的大批農民分配給她的心腹寵臣；貴族的橫行無道比在普魯士更甚，他們可以任意征派農奴去軍隊服役。 丹麥、瑞典、波蘭等鄰國的情形只能使普魯士和俄羅斯的君主對貴族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在哥本哈根，建立君主極權使施特倫澤喪命；在貴族同意下執政的伯恩斯托爾夫雖然取消了農奴制，但僅是為了按照英國的方式兼併土地。在瑞典，農民是自由的，古斯塔夫三世同貴族的衝突表現在政治方面：國王在1772年發動了一場政變，終於執掌了政權，但他還準備發動新的政變。尤其，波蘭向王公們提供了一個富有教益的榜樣：他們對波蘭農民所受的壓迫並不關心，但他們注視著波蘭封建主的無政府狀態，因為他們正是利用了這種無政府狀態才瓦解了共和國。 某些君主不但不放鬆對革新派的限制，相反對德國教會，對資產者和貴族中傳統觀念的衰落感到驚慌。和由不倫瑞克的斐迪南所領導的共濟會的忠君思想並不招惹嫌疑；但激進分子對它的軟弱感到不滿，特別在耶穌會仍有影響的巴伐利亞。威沙普特在因戈爾施塔特成立了光明異端會，並同漢諾威人克尼格一起制訂了該會的等級和紀律。1782年，他們在哈瑙附近的威爾海姆斯巴得的共濟會會員大會上試圖爭取各支部的同情，但沒有成功；然而，他們在德國南部和維也納的自由職業者、官吏和紳士中爭取到二千多名信徒。光明異端會分子尖銳批評已成立的政權和社會，但還沒有任何事實能證明他們打算採取革命行動。如同哲學家們一樣，他們只是希望通過擴大信徒的辦法來取得政府的同情。在巴伐利亞，他們被敵人指控為奧地利的奸細，而奧地利當時正想吞併巴伐利亞選侯國。光明異端會於1785年被禁止，耶穌會掀起了一場反對自由思想的運動；威沙普特亡命出走；其擁護者受到追捕，從1789年起更有問罪判刑的危險。 與此同時，玫瑰十字會在普魯士挑動政府鎮壓啟蒙運動。弗里德里希二世1786年去世後，玫瑰十字會更掌握了普魯士王國，因為隨之接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是玫瑰十字會的成員之一。沃爾納和比碩夫斯威德藉機飛黃騰達，前者出任司法大臣兼情報部門的頭目，後者任國王軍事總監。被迫左右逢源的國王得不到信徒們的諒解；但是，他力圖要新教牧師和教師皈依正統。在《宗教敕令》發布後，學生使用的課本受到嚴格的審查，牧師和教師必須精通教義，而且備受行政當局的種種限制和監督。反動勢力在薩克森和漢諾威蔓延猖獗。 儘管強盛的鄰國君主對貴族尚且曲意遷就，約瑟夫二世卻堅持己見，一意孤行，拒不附和反動勢力。他的可悲下場使鄰國君主更加謹慎小心。約瑟夫二世決心向領主制開刀，下令廢除農奴制，接受農民向法院告狀，限制勞役和貢賦，允許並規定將勞役和貢賦改作贖金。1789年，他又把以上改革同土地稅改革和建立土地冊結合在一起：如果把土地收入按百分計算，其中農民占七十，十二又三分之一歸國家，領主只剩下十七又三分之二。這些措施激起了貴族的普遍反對；首先在匈牙利，他們利用1787年開始的艱難的和付出很大代價的奧土戰爭，促使哈布斯堡王朝土崩瓦解。哈布斯堡王朝的失敗以及弗里德里希二世和葉卡特琳娜二世的成功足以說明，東歐的開明君主只能在犧牲第三等級和同貴族妥協的條件下才能成功。在義大利和西班牙，只要社會等級制不受到嚴重威脅，早已順從國王和力不從心的貴族表現尚稱安分；但即使在那裡，也談不到取消特權的問題。 二、英國 英國的進步同大陸各國的落後恰成鮮明對照。英國貴族對英國的經濟進步起了一定作用，而資產階級的地位在經濟進步推動下上升了，這種上升在英國國教教徒和加爾文派之間的衝突和反對天主教的鬥爭的掩蓋下，導致了最早的兩次近代革命。實際上，兩次革命最後都以妥協而告終，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一方面，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為著自己的利益，同心協力統治社會和領導政府。另方面，國王不得不最終承認立憲制原則。個人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已經被確認，至少它們已為上層階級所理解，並且後來也部分地得到了實現。國王同國會——即同組成貴族院的貴族——共掌政權；同時，國王又利用混亂和腐敗的選舉制度，部分地控制平民院的議席，既尊重富裕縉紳的地位，又巧妙地把某些「腐敗選區」或「保留選區」讓給大學中出類拔萃的「人才」，例如小皮特。 然而，國王畢竟享有特權，他掌握部分選區，分配「賞賜」、津貼和肥缺，出讓包買權，從而使政府能掌握「順從的多數」。在漢諾威王朝最早兩任國王的統治期間，由於托利黨人有同情詹姆士二世之嫌，而紳士又與新王朝作對，國王不得不幫助輝格黨人控制國會，並在輝格黨人中挑選大臣。英國的「議會制」從此粗具規模，真正的權力屬於代表議會多數並隨著議會多數的變化而變化的內閣。但是，隨著斯圖亞特王朝的歷史教訓日漸淡薄，喬治三世以為可以濫用王權，並企圖重新執掌政務；皮特在同輝格黨破裂後，於1784年協助國王主持國政。他們串通一氣，為「新托利黨」爭得了議會多數，皮特因此獲得了鞏固議會制的名聲。其實，皮特只能指揮少數個人私黨，他無非假手國王搞垮他所不贊成的改革而已。他權欲甚旺，並像他父親一樣，以為只有他才能保證國家的強盛和繁榮，因而他對國王的肆意羞辱始終逆來順受。 社會妥協並不因此被破壞，它貫穿著整個這一時期。貴族或者在政府和國會任職，或者管理地方事務（州郡的保安官，教區的鄉紳），他們要把既得利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圈地法和穀物法就證明了這點。大資產階級也參與其事：他們竭力維護關稅保護、航運法、殖民貿易壟斷，以及凡能保證足夠勞動力的法律。公債利息、軍需供應、對印度的掠奪使大資產階級的資本大大增加。作為貴族和大資產階級集團的代理人，老皮特創建了大不列顛帝國。他的兒子小皮特耐心地醫治美國獨立戰爭帶來的創傷，強迫動產主作出微小的犧牲，力圖整頓財政、償還債務和恢復金融。為此，他一方面認為必須求得和平，另方面仍努力重建海軍，伺機加強英國的外交地位。 陰暗面也還不少。在英國，金錢勢力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通行無阻。一切都可用金錢買到，人們鑽營進入國會，往往只是為了擴大謀取財利的地盤。由貴族控制的大部分行政機構本身就十分軟弱，加上收受賄賂、濫用特權和安插親信，就變得更加腐敗。非國教新教徒仍受限制，針對天主教徒的非常法仍然存在。許多寡頭生活腐化，激起了受宗教復興運動支持的清教徒的憤慨。人們希望純潔公共生活；社會福利和慈善團體紛紛要求改組濟貧和平民教育事業以及改善監獄待遇。有一個社會團體曾要求廢止黑人買賣。此外，愛爾蘭的狀況始終令人擔憂；那裡的絕大多數居民仍然是天主教徒，他們對於向國教教會交納什一稅和教區稅以及被剝奪選舉權感到憤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全都抱怨政府封鎖英格蘭的市場和阻撓愛爾蘭工業的發展。他們的領袖格拉坦要求都柏林的國會取得立法自治。在代理貴族收租的管家的中間剝削下，貧苦農戶以抗租相報復，因此地方秩序很不安定。他們開始向美國移民。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愛爾蘭人組織了志願軍，以抗禦法國可能的入侵，這個先例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 在實行選舉改革前，人們對英國國會還不能抱太大希望。被趕下台的輝格黨人在福克斯、謝里丹、伯克的領導下，如今已成了在野黨，他們內部並不十分融洽，但在批評政府時卻完全一致：議會制的基本條件之一正在實現中。他們指責國王偏袒執政黨，主張推行經濟改革，裁撤閒職，糾正其他弊端。他們完全懂得，關鍵還在於實行選舉改革。但是，他們既然尚能利用現制度，因而也就不急於去動搖它。福克斯寧可把重掌政權的希望寄托在他的朋友、可能就任國王的威爾斯大公的身上。不久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使統治者更加感到害怕。在威爾克斯的領導下，這個運動在1760年後十分活躍，雖然它沒有波及無產階級，暫且還處在潛伏狀態，但法國大革命將使它變得活躍起來。當時，舊制度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貴族同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可能決裂。資產階級認為自己在國家中具有的影響同自己的地位很不相稱，工業的發達有使製造商轉而反對地主的危險，但是這個危險並不緊迫。皮特意識到了其中的困難，他想通過解放非國教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取消黑奴買賣、對愛爾蘭開放英格蘭市場、實行起碼的選舉改革等方法去排除某些困難。國王推翻了大臣提出的所有這些建議，僅僅同意減輕保護關稅和同法國簽訂貿易協定。儘管資產者對此極不滿意，他們仍然希望，隨著立憲制和代議制的發展，寡頭政治最終和平地投降。 英國領導人的妥協性超過了他們的革命膽略，這種為商人所特有的隨機應變的現實主義態度得到一些人的好評。使1789年的法國資產階級感到特別驚奇的是，英國人根本不喜歡談論平等。其實，在英國的大資產階級看來，自由和政治權利應該同出身和富有成正比，而平等卻是只會動搖社會等級和為平民謀利的一架戰爭機器。同貴族合夥的大資產階級看不到突出平等原則的任何理由，這在法國卻不是如此。 三、大陸的聯合省和豪門統治 在歐洲大陸上，有幾個小國同英國的情形比較接近。不同的是，在英國，出身軍人的貴族處於附屬地位，出身豪門世家的資產者獨掌政權，新興的資產者也被排斥在政權之外。 聯合省是由一些自治國家及其附屬地區聯合組成的共和聯邦，這個以自由著稱的國家在文明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那裡，尤其在東部地區，貴族依舊存在，並保留部分領主權。但早在十七世紀，正當荷蘭在歐洲經濟中遙遙領先時，貴族地位就江河日下。母親是英格蘭人、父親是普魯士國王內弟的奧倫治親王威廉五世，雖然仍擔任聯合省的陸海軍統領，並有尊位稱王的野心，大資產階級仍牢牢控制著國家、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銀行。荷蘭的衰落如今已顯而易見。它在海上和亞洲的優勢已不得不讓位於英國。由於缺乏煤炭和原料，工業不能革新，資本首先用於向各大國投資。尼德蘭資產階級在向食利者轉變的過程中喪失了進取心。任用私人和裙帶風使官職集中在少數豪門世家的手裡：大資產階級正變成壟斷的和腐化的家族集團。受其排斥的資產者組成「愛國黨」，要求改革政治組織，力圖分享政權，使政府更有活力，並把聯邦制改為統一的共和制。美國獨立戰爭使當局的軟弱無力暴露無遺，阿姆斯特丹銀行因向印度公司和市政當局貸款而岌岌可危。然而，改革派的要求絲毫未能實現。何況，他們害怕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則出於同資產階級的對立，一直倒向奧倫治親王的一邊。 瑞士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而僅是由互相獨立的各州為著共同防禦的目的而組成的邦聯，其中部分州擁有附屬地區。貴族依然存在，但什一稅大部分已轉入推行新教的政府之手，領主權的負擔比什一稅較輕。各州的權力由資產階級豪門世家所掌握，其中以伯爾尼、蘇黎世和巴塞爾的大資產階級尤其富有。但也有一些被排除在政權之外的資產階級家族通過長途販運、經營鄉村工業和向外國貸款獲得利益，他們渴望實現民族統一和政治改革。在與瑞士邦聯結盟的日內瓦共和國，衝突導致了革命：「代表」黨聯合被剝奪政治權利的「本地人」於1782年推翻了「否定派」的豪門寡頭。法國和「伯爾尼的先生們」在那裡恢復了秩序。日內瓦和瑞士的流亡者不久在動亂的歐洲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在德國，在許多直屬皇帝管轄的共和城市裡，豪門寡頭也居統治地位。除漢薩同盟各港口和法蘭克福外，這些城市大多並不出名。義大利的威尼斯和熱那亞也是寡頭統治的共和城市；但隨著這些城市的逐漸演變，依靠貿易和金融致富的豪門寡頭開始自封為貴族。在威尼斯，載入「金冊」的豪門構成了世襲的特權等級，他們的警察專制享有理所應得的聲譽。 所有這些國家都具有某些共同點。它們或者因地理位置而不能進行海外擴張，或者因國小和人少而受到一定限制；自然資源也不允許它們超出商業資本主義的階段。封閉的和僵死的寡頭統治之得以維持，是因為被排斥在政權之外的資產階級不但本身十分軟弱，而且在軍人貴族當中既找不到可效仿的榜樣，也找不到同盟者。另外，如同其他各國的情況一樣，他們也不信任平民階級。 四、美國革命 美洲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提供了一個特別發人深省的榜樣。在同宗主國的衝突中，起義者不僅以傳統的免稅權，而且以在清教徒中依然流行的自然權，同宗主國相對抗；他們在人權宣言中陳述了人和公民的天賦權利，並以主權屬於人民的名義創建了共和國。 消息傳來，歐洲大陸受到了猛烈的震動，起義勝利激起的浪漫主義熱情動搖了人們對舊秩序的服從，並產生了不同的後果。在愛爾蘭，當地居民利用英國政府對可能的外來入侵的擔憂，組織了志願軍；為此，英國政府認為必須同愛爾蘭達成和解：向愛爾蘭開放殖民地市場，允許它出口毛織品和其他製成品，緩和旨在限制天主教徒的非常措施。殖民帝國的首次分化瓦解鼓勵著各殖民地的白人居民要求自主和獨立。美國革命使英國的民主派更加鬥志昂揚，托馬斯·潘恩公然前往加入「起義者」的行列。因此，美國革命揭開了民主宣傳的帷幕，法國革命不久則使這一宣傳進一步展開。在大陸上，啟蒙哲學的信仰者群情振奮，富蘭克林的深得民心便是個證明。他出生在一個小雜貨鋪家庭，長期充當排字幫工，因經營書店和其他商業而逐漸富裕，進而成為資產階級的一員；他最初僅在報界和木器業有相當影響，最後在政治界和外交界發揮作用，成為新秩序的象徵。法國人之所以願意幫助起義者反抗英國，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們對七年戰爭仍耿耿於懷。但是，通過同起義者的並肩作戰，許多出身貴族的法國軍官，首先是拉法葉特侯爵，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他們在回國後，當革命危機迫近時，便自然而然地成為自由派貴族的核心。孔多塞等人在革命過程中提出的某些創議正是從新共和國那裡吸取的教益。 正如1688年的英國革命一樣，美國革命的成功在於大地主貴族階級同金融家、大商人、造船主和製造商等大資產階級實現了妥協；唯一不同的是：一方面，由於在殖民地從未有過貴族院，當王權不再存在時，美國不保留任何世襲的政治權；另方面，華盛頓等人並不享有任何特權，他們之成為貴族，僅僅因為祖上擁有大量地產而已。在這個社會裡，財富等級比舊大陸更加明顯，統治階級所關心的事同英國的主子沒有根本性差別，只是要防止共和國朝民主的方向發展。然而，戰爭的後果比對未來的擔憂使統治者更加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他們的直接利益在戰爭中受到了損害。美國各州和聯邦國會分別發行了紙幣和公債；由於比價不斷下跌，債權人在收回債款時，這些證券很可能一文不值。航運、貿易和工業在戰爭期間已瀕於破產。在和平恢復後，英國又是一個可怕的競爭對手。 平民階級因參加了獨立戰爭而表現很不安分，尤其是作為債務人在通貨膨脹中得益的小地主和小莊園主。他們開始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種植園主相敵對，對那些用低價收買貶值票據或者買進大片土地然後分作小片出售的投機商，則更加憤恨。同不久後的法國革命一樣，美國革命也把流亡的保王分子的土地沒收和出售。此外，隨著「拓荒者」深入到俄亥俄平原，國會於1787年制訂了有關占有這些「西部土地」的法規；商人們甚至勸誘歐洲加入對西部土地的開發。最後，由於革命精神與奴隸制互不相容，有一些州在取消黑人買賣的同時，準備根絕奴隸制。 組成合眾國的十三個州原則上都是獨立的；至於合眾國是否如歐洲的瑞士邦聯那樣僅限於共同防禦，這在當時還不清楚。聯邦當局由於沒有權力，也就不能制止通貨膨脹、清理貨幣、整頓債務、償付利息、制訂關稅，以及維持一支對外保障獨立、對內保護有產者的軍隊。1787年憲法的通過和合眾國政府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義；其創議者為此獲得了應得的榮譽，但他們的本意並非單純為了建立民族國家，階級利益和個人利益也部分地促使他們這樣做。華盛頓本人就是共和國最富有的產業主之一；羅伯特·莫里斯是個大投機商；富蘭克林對賺錢的機會從不放過。相比之下，因作出傑出貢獻而遭到殘酷打擊、最後可憐地死去的漢密爾頓顯然是最冤枉的了，他公開推行了發展工商資本主義的政策。大產業主也贊成這個計劃，其條件是奴隸問題由各州自行決定，以便通過有效的聯邦執行機構防止可能發生的黑人起義。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各州均附有財產條件。何況，在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和缺乏組織的條件下，群眾不可能同有知識、有財產的少數統治者相對抗。城市無產階級或者表現冷淡，或者追隨僱主。反對情緒在鄉村居民和退職軍人中比較強烈，後者的薪餉是用貶值貨幣支付的。 主持費城會議的領導人在承認主權屬於人民的同時，容許各州保留其獨特的選舉制，竭力分散聯邦權力，以防止獨占聯邦權力的任何圖謀。隨後選出的眾參兩院只是費城會議的延續。當華盛頓於1789年就任總統時，半數以上的憲法起草人加入了他的政府。出任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終於開始工作了：在1790和1791兩年內，國會穩定了公債的比價，其中包括各州的公債；建立了國家銀行，其中四分之三的資金來自聯邦公債券；通過了關稅稅則；出售了公有土地，其中部分土地以公債券償付；批准了招募陸軍和海軍；通過對農民私人釀酒徵收酒稅，彌補了財政收入的不足。在建立國家機器的過程中，統治階級滿足了自身的利益，並儘量堵塞了通向民主的道路。如果完全按漢密爾頓的辦法去做，人們或許會走得更遠，因為他對英國憲法規定的爵位世襲頗為欣賞。約翰·亞當斯也認為，官吏終身制至少可以使人更加放心。把起義軍軍官集合在「辛辛納圖斯會」中已是把他們晉升為世襲貴族的一次嘗試，雖然這是一次徒勞的嘗試。 歐洲的民主派看來並非十分懂得這種政治生活的經濟和社會實質。然而，他們覺得，同美國革命初期宣布的原則相比，革命事業尚有其不足之處。美國革命所說的信仰自由僅適用於基督徒；對黑人說來，奴隸制依舊存在。如同在英國一樣，美國革命的領導人閉口不談權利平等，這不僅因為，在一個不存在合法特權的國家裡，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且因為，這個原則只能為平民階級的權利要求提供藉口。為更加保險起見，他們把權利平等束之高閣，並且不給平民選舉權。 五、法國 由其本身的性質所決定，法國的君主制界於英國的立憲制和大陸的專制制之間。法國不同於英國，因為國王並不與貴族分享政權；它又不同於俄國和普魯士，因為國王並不把農民完全交給貴族。法國在保留貴族特權的同時，讓新貴族大量滋生，又讓資產階級成長壯大。 在路易十四時代，君主制業已成為中央集權的官僚極權制，似乎已沒有任何力量能動搖國王的絕對權威，貴族也似乎已永遠服從國王。其實不然，正如資產階級的上升一樣，貴族的反動貫穿著整個十八世紀。貴族固然已不再動用武力，但它用資產階級的慣用手段——對抗宮廷和訴諸輿論——抵制和破壞國王的權威。那些遠祖或近祖原是平民出身的佩劍貴族自然一馬當先，購買官職的司法行政官吏則隨聲附和，因為國王派往各省的巡按使正力圖從他們手裡奪走地方政務。世襲貴族和主教聯合控制著各省的三級會議；在省三級會議業已消失的地區，他們力圖恢復這個組織。「太陽王」對世襲貴族的不信任，如今已逐漸被他的繼承人所遺忘，他們把高官顯職交給世襲貴族。假如聖西門公爵在路易十六統治期間依舊在世，他或許不會再責備國王被「資產階級宵小」所包圍。除奈克爾外，所有的大臣都是四代封爵的貴族。出身同樣高貴的巡按使分別在各自的轄區定居、聯姻和購買土地，並與當地的貴族稱兄道弟。 可見，法國開明專制的行之有效僅僅依靠了個別卓越人物的治理才能。馬肖、摩普和杜爾哥推行的結構改革在貴族集團、高等法院、教士會議和各省三級會議的反對下終於慘遭失敗。行政組織的改善起色不大，路易十六在任用大臣和聽取意見等方面，同路易十四很少差別。隨著交通和經濟聯繫的發達，隨著學校教育和首都吸引力的加強，民族統一繼續有所進步，但法國仍分為「稅區」和「省區」兩種行政體制。在各個「稅區」，巡按使包攬一切，反對高等法院有所畏懼；在各個「省區」，巡按使必須同日益擴大其自主權的省三級會議進行協商。這種情況在布列塔尼尤其突出。法國南部仍遵循羅馬法，北部則在很大程度上按習慣辦事。貴族仍享有一定的司法權，教會法庭執行其教規，國王的手諭高於一切。國內的稅卡林立和稅制不一阻礙著民族市場的形成。大至地區之間，小至教區之間，度量衡均不統一。行政、司法、財政和宗教區劃的極不平衡和互相牽制，只能導致一片混亂。一些享有豁免權或自主權的省區和城市把這些特權看作是對抗君主極權的護身手段，頑固地堅持地方主義。卡貝王朝在用武力統一法蘭西國土的同時，理應擔負起統一行政機構的歷史使命；這同正在形成的民族意識本是和諧一致的，因為這既有利於國王行使其權力，又能給所有人帶來方便和好處。官吏們對此也求之不得，因為這不僅將加強國王的權威，而且也擴大他們的影響。但是，正因為如此，實現行政統一首先遇到了貴族的拚命反抗。國王的偉大業績一旦完成，就會危及當時社會的結構，這個結構本身就是對統一的否定。 即使當時的局勢能提供統一行政的機會，日趨衰弱的王權也會遇到貴族更加膽大妄為的挑戰，而資產階級很可能支持貴族的反動。佩劍貴族和長袍貴族將堅持歷史先例，司法行政官吏將維持其職業傳統，法律界人士和哲學家將援引自然權和理性思辨；總之，他們將異口同聲地主張用法律限制王權，反對專橫暴戾，保障個人自由。大地主和大資本家都贊同經濟自由；對於許多行政改革，他們在原則上也並不反對。在這基礎上，縉紳們很可能聯合起來，強迫國王接受君主立憲，並如同在英國那樣，使自由得到尊重。事實上，這種聯合在多菲納地區已開始形成。 但是，英國革命的勝利不僅意味著國王和縉紳之間的妥協，而且也意味著貴族和資產者之間的妥協。然而，法國貴族卻不願同資產者妥協；僅有少數人通過英國和美國的榜樣懂得，這種妥協對他們沒有任何害處。世襲貴族並非不知道金錢的威力，他們認識到，沒有金錢，單憑出身尚不能使他們飛黃騰達。他們在宮廷向國王請求恩賞。一些貴族開始注意興辦大型企業，塔列蘭甚至已從事投機。允許圈地和瓜分公地正是為了滿足大地主的利益。地主們力圖向農民攫取更多的收益，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領主的反動」。然而，正當一些貴族由於商業意識和生活方式日益向資產階級靠攏時，另一些貴族卻不能再保持其身份和地位。米拉波被迫賣文為生；夏多勃里昂面對那些將為他的雄心壯志開闢道路的新事物暗自長嘆：「快來吧，期待已久的暴風雨!」多數具有封建軍人氣質的貴族不知如何適應資產階級的秩序，何況他們也不願去適應：寧肯貧苦為生，決不丟失貴族的體面。他們在極端的排外主義中尋找出路。為此，他們力圖使貴族等級成為封閉的特權階級；要求廢除買官制度，使平民不能躋於貴族行列，而由貴族壟斷與他們的高貴身份相符的所有官職；要求增加專門的貴族子弟學校和修女院。一些地方的高等法院已不再接受平民任職，作為貴族首領的國王對貴族的這些願望頗為遷就。從此，所有的主教均由貴族擔任；自1781年起，只要證明四代封爵，不問有無資歷，均可充當司法行政官吏。在這方面，法國貴族同大陸各國的貴族十分相似；他們沒有看到，他們的敵對階級的力量卻與盎格魯–撒克遜各國不相上下。巴納夫寫道：「各條道路都給堵塞了」，沙特爾大教堂堂長西哀士承認，他不會升任主教。既然所有的大門都被關上了，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大門撞開。同英美兩國的情形相反，法國資產階級為維護自身的利益，必須強調權利平等，由此決定了1789年革命在世界歷史上的獨特意義。 六、各國間的爭奪 政治大國的形成在破除各國的封建無政府狀態的同時，促進了歐洲文明的發展。但是，各王朝的立國圖強從一開始就引起了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國王們把國家看作是自己的私產，他們最大的野心便是損害鄰國和擴張國土。假如有人告訴這些國王，隨著舊制度在法國的迅速崩潰，不僅社會的等級結構和他們自身的權威將會動搖，而且國家也有變成國民公產的危險，國王們一定會回答說，波旁王朝的垮台對他們有利，因為這意味著它將被驅逐出他們時刻注視其動靜的歐洲政治舞台。 人們根據經驗可以想到，國際糾紛將隨之產生。英國怎能不乘機為不久前的失敗報仇雪恨？儘管維爾琴納堅持和平立場，儘管皮特似乎也傾向和平，人們預計到，英法兩國將進行一次新的較量；法國將獲得其海上盟友的支持，首先是西班牙。西班牙始終為它在美洲的領地擔心，此外，它同波旁王朝還有「姻親」的聯繫。人們知道，一旦英法交戰，英國外交部準備資助大陸聯盟，從而通過大陸戰爭牽制敵方的兵力。自從十六世紀以來，大陸戰爭在義大利和德國從未間斷。在外交家和軍事家看來，義大利只是有名無實的一個地理概念，而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也正隨著普魯士的崛起和普奧之間的對立而日趨崩潰。法國長期支持德意志各邦的王公，以遏制哈布斯堡王朝；在義大利，法國幫助西班牙擁立其王子分別在那不勒斯和在帕爾瑪即位。1756年後，法奧同盟的成立使敵對有所緩和。實際上，法國輿論對這個同盟並不歡迎，人們尤其不甘心把比利時讓給哈布斯堡王朝。在人們的思想里，不時出現從十六世紀以來對奧地利的傳統敵視，因而法國對那些受奧國武力威脅的國家，特別對德意志各邦的王公，深表同情。與普魯士結盟的主張仍得到不少人的擁護，凡爾賽宮廷本身就竭力保持在萊茵地區的影響。舒瓦瑟爾和維爾琴納雖然保留了1756年條約，但條約的作用已僅限於維持現狀而已。維爾琴納在但辛與葉卡特琳娜二世曾達成協議，阻止奧地利和普魯士在巴伐利亞繼承問題上挑起新的戰爭，並按照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規定，把神聖羅馬帝國置於法俄兩國的保護之下。後來，由於約瑟夫二世企圖開放自1648年後關閉的斯凱爾特河的入海口，維爾琴納自薦充當約瑟夫二世和荷蘭之間的調解人。當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德意志王公同盟反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用奧屬尼德蘭換取巴伐利亞時，維爾琴納也沒有支持皇帝。人們以為，和平在西歐將能持續下去。 暫且，衝突的危險出現在東部。葉卡特琳娜二世和約瑟夫二世打算重新分割奧斯曼帝國，普魯士則準備乘機重新瓜分波蘭。維爾琴納拒絕接受敘利亞和埃及提出的調停請求；但是，想到通向印度的古道從此將落在俄國人的手裡，皮特深感驚慌；東方問題變成了歐洲的問題，隨時都有爆發一場全面戰爭的危險。 此外，由於約瑟夫二世的匆促改革，哈布斯堡帝國一旦戰事失利，就有土崩瓦解的危險。對整個歐洲說來，這又會導致多少內部紛爭！ 在政治上，不存在統一的歐洲，正如不存在統一的德國和義大利一樣。整個歐洲不懂得為維護歐洲和平和奴役海外領地而團結起來，各國君主甚至把革命看作是他們得以渾水摸魚的機會。盎格魯–撒克遜人正是部分地藉助這種混亂局面，使他們的革命得以成功；如今，法國人也將利用這種混亂局面從事他們的革命了。 ———————————————————— (1) 這裡的人丁稅（capitation）和拾一稅（dixième）不同於農民向國王繳納的人頭稅（taille）和教會徵收的什一稅（dîme）。——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