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史 · 第四章　歐洲的思想

人的精神狀態的轉變比經濟和社會的演變更加緩慢；大多數人生活條件的變化又趕不上他們思想演變的速度。然而，資產階級的精神狀態同他們獨特的活動方式是協調一致的，它從一開始就與貴族和教士的精神狀態有分歧。隨著商業、金融業和製造業的不斷進步，以及對中世紀的經濟和社會的破壞，資產者的雄心壯志同傳統觀念終於徹底決裂。經驗理性主義的誕生不僅開創了現代科學，而且力圖在十八世紀把它的統治擴張到人的生活的各個領域，它向資產階級提供的哲學思想喚醒了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革新勇氣，這種狀況在法國特別突出。到大革命前夕，啟蒙時代的大師雖然已經去世，但他們的思想卻完整無缺地保存著，並且以極其複雜的形式作為遺產被繼承下來。另方面，舊制度的衛道士也不乏其人。所以，思想界當時處於一種動盪不定和五光十色的狀態，至少在思想活動最為活躍的英國、德國和法國是這樣的。 一、傳統的精神狀態和新思想的崛起 在舊經濟制度下，生產水平很低；饑荒、疫病、戰爭和主人的盤剝把勞動者壓得喘不過氣來。勞動者蜷縮在家庭、親鄰、同行、教區的小圈子內，以求得互相幫助和保護。他們力圖用陳規舊例限制競爭，穩定市價和工資，從而保障自己的安定生活和尊重他人的生存權利。他們為自給自足而勞動。食品和商品在他們看來只有使用價值。他們對前途不抱希望，因而也不求進取。手工業者和商人在利益的引誘下開始懂得交換價值和投機；但大多數人在十八世紀仍保留著許多中世紀的觀念。他們滿足於慢慢積蓄起來的收入，坐等顧客上門，不做廣告，出售的商品既少又貴，不求加快資本的流轉。他們的理想仍是購買土地，企圖依靠年金安度晚年。資產者很早就希望用新的社會秩序去代替封建主混戰的無政府狀態和君主專制：商人把他們的貨物和現金管理得井井有條，這些方法可以進一步運用到管理國家中來。司法和行政官吏竭力要讓法律壓倒暴力和專橫，並維護他們職務的尊嚴和利益。然而，這畢竟是個停滯不前的社會，人們對塵世既然不抱很大希望，對來世就容易抱有幻想。由於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專橫暴戾和等級森嚴，平民百姓往往懷有自卑感，因而對世俗壓迫逆來順受，對宗教訓誡奉若神明。 到十八世紀的末年，教士雖然部分地受到了新思想的影響，但他們在同平民階級的關係上仍然是傳統思想的堅固堡壘。英國的衛理公會繼續在發展，其他教派也紛紛復活；英國國教對「福音派新教徒」再也不能等閒視之。德國的虔信派依舊活躍；康德及其門生赫爾德都帶有虔信主義的痕跡。但是，異端教派的滋生繁殖似乎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因為這個發展方向超出了時代的範圍。巫術、占星術、鍊金術竟與對電流、磁場這類科學發現的胡亂解釋和藉機行騙結合在一起。繼斯維敦布爾之後，出現了帕斯庫亞利和聖·馬丁。德國的玫瑰十字會和許多共濟會分會對這些糊塗學說趨之若鶩；法國的阿爾薩斯和里昂也有眾多的信徒；英國的布萊克竟從中吸取藝術靈感。卡格里奧斯特羅和梅斯梅爾深得群眾的信服。尤其在農村，一般百姓仍沒有擺脫古老的迷信，他們對各種神鬼巫術篤信不疑。敬神怕鬼的思想遠沒有消失。 然而，新的前景早已開始出現，並逐漸對更多的人具有吸引力。歐洲的富裕使人們的收入日益增加，隨著愛好的多樣化，滿足這些愛好的欲望也更加強烈。人們對束縛個人發展的種種障礙感到不滿，在享樂者的榜樣感染下，一切自信有才幹的人都寧肯冒點風險，也要過舒服的生活。家庭關係開始瓦解，每個孩子都為自己爭合法權益。陳規舊例或者遇到反對，或者已不再起作用。城市的擴展猶如給這一切添加了一份增效劑，因為城市生活削弱了社會的束縛。城市生活越來越脫離傳統集團的控制，鄉政府最後只負責登錄戶籍而已。人口的遷移已變得更加方便，新大陸的吸引、工業的召喚和交通的改善使人口流動日益增加。外國人和猶太難民成為革新的積極因素。資產者把騎士的尚武精神移植到資本主義中來，鼓吹僥倖冒險、投機創業和拼力競爭，從而加速了優勝劣敗的過程，使一些人發財致富，使另一些人淪落為無產者。資本主義開創了一個充滿活力但又動盪不定的社會；建立在金錢基礎上的權勢隨時都有化為泡影的危險，所以只能引起人們暫時的敬仰。資本主義保障人的塵世生活，而把來世置諸腦後。它削弱了原來限制個性發展的種種人身依附，擴大了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關係，這些關係由於僅僅涉及具體的事務，其範圍也就有了明確的界限。資本主義用控股公司取代親友集資的合營企業，用樣品推銷取代傳統市場，用劃一不二的市價取代討價還價，用商定的工資換取必要勞動力的短期契約取代農奴的勞役制和工場的幫工制。處在專制、封建和行會壓迫下的人們以各種途徑開始覺醒，渴望獨立和自由。「哲學家們」找到了洗耳恭聽的聽眾。 二、經驗理性主義 從十七世紀上半葉起，由於物理學和機械工業與技術進步並駕齊驅，理性主義呈現了新的特性，它由天才的笛卡爾上升為一種研究方法，又在隨後的牛頓和洛克的著作中得到進一步的強調，終於把信神弄鬼的宇宙觀掃除乾淨：物質從此由精神發現的不可抗拒的規律所決定，只要精神能通過觀察和實驗證實它的推論或假設。建立在自然和理性相互作用基礎上的科學變成對感性世界的一種具體認識，這一認識最終用數學公式表現出來，從而把科學的不同門類歸於統一，科學的最大奢望是把宇宙萬物列成方程。 科學的進步激發了人們的想像力。在法國，拉格朗日的數學天才光彩奪目，勒讓德爾和拉普拉斯的成就聲譽卓著。德國人赫舍爾發現了天王星，排列了行星系譜。以庫侖為首的物理學家繼續進行對電和磁的研究；繼加爾瓦尼1786年在布倫亞的試驗之後，已經頗有名望的伏打正朝著發現電流的方向走去。拉瓦錫創立了化學，他對呼吸的解釋奠定了生理學的基礎。儘管布豐名揚全球，自然史和地質學的研究卻相對落後，依舊停留在描述階段，但正在努力訂出合理的分類法：亞當森在植物學方面取得了成果。自然科學特別引起公眾的關注，因為它被應用到實際當中，例如富蘭克林的避雷針、琴納的牛痘疫苗、蒙戈費埃兄弟的氣球。同時，它還開始革新某些工業，例如法國的貝爾托萊。通過積累而獲得的經驗知識似乎能保證科學無止境地向前發展；人通過經驗知識能夠完全利用自然的力量。笛卡爾的預言已經實現：「人們將毫不困難地享受土地的果實以及人間的各種舒適。」 笛卡爾是位形上學哲學家，他認為理性是上帝給人的天賦，因而他從不涉獵政治學和經濟學，對歷史學也不屑一顧；對於在社會中生活的人的認識，他甚至沒有想到把它當作一門觀察的科學。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則相反，他們把理性主義擴展到各個領域，並開創了所謂「人文科學」。一位名叫洛克的醫生摒棄了思想天賦論，並用感覺的印象來說明精神活動。他的感覺論經伏爾泰介紹到了歐洲大陸，又經孔狄亞克的發揮導致了經驗心理學的誕生。愛爾維修、霍爾巴赫、邊沁等大膽地把道德世俗化，使道德成為一門建立在個人利益和社會公益基礎之上的「習俗科學」。至於歷史學，人們很久以來一直在努力整理確鑿可靠的資料，同時也展開文獻評論和確定考證方法，直到十八世紀繼續如此，但著作家還沒有充分利用歷史考證的成果。至少在伏爾泰的著作里，歷史學同資產階級的想法已十分合拍，它的研究對象不再單純是王朝的興亡，而且是文明的進步和社會的演變。與此同時，英國的君主立憲制以及傳教士和旅行者在他們的遊記中所介紹的異國情趣為人們進行比較提供了方便：《論法的精神》和《論各民族的風格和精神》曾大量運用了這方面的材料，宣告了社會學的即將誕生。關於經濟史，人們還很少談及；然而，經濟管理人員由於意識到統計對他們的幫助，開始收集各種數字。隨後不久出現的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主張通過對現實的觀察建立一門經濟科學。 理性主義既然採取了經驗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立場，並把人的精神世界和各項活動當作自己的研究領域，它便把形上學當作不可求證的假設而予以拋棄。康德在1781年《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宣稱，「自在物」是不可認識的；拉普拉斯接著又寫道：「物的首要本原和內在本質將永遠不為我們所知。」可見，理性主義正逐漸變成一門實證哲學，但一般輿論還遠沒有接受這一認識。 三、泛神論以及自然權 感覺論並沒有使洛克擺脫「自然宗教」，大多數哲學家也還信奉「泛神論」。他們實際上通過觀察和比較為泛神論尋找根據。泛神論的原理在各種宗教的不同教義中既然都可找到，這些原理又被人們普遍地接受，這就證明上帝作為「宇宙偉大建築師」的存在；證明人的靈魂不滅，以及罪孽在來世必定受到懲罰。從本階級的利益出發，統治者認為這些思辨概念具有很大的價值，因為它們可以保證平民的馴服。儘管道德是功利的和社會的，但它仍然是強制的；因而人也依舊是自由的和有責任的。隨後，盧梭在不拋棄理性的同時，提出了感情至上的主張；「有感情的」人通過對他人的愛達到捨己為人的真正道德高度；意識作為「不滅的上天之聲」在現象世界的彼岸向人揭示人的命運的重要真理。康德於1788年在道德意識的岩石上重建了形上學的大廈。此外，德國的雅科比、荷蘭的漢斯坦尤斯、蘇格蘭的里德繼續按傳統方式研究哲學。 另方面，革新家們不僅希望認識世界，而且想要改造世界，因而保留了從事改革的自由。更有甚者，他們援引源自斯多葛派的和由中世紀某些神學家所推崇的自然權；在多數大陸國家裡，自然權一度被專制主義打入冷宮，但加爾文派仍受其影響。洛克用自然權為1688年革命進行辯護：建立社會的目的既然是為了保障人的自主，社會就應該以公民的自由契約為基礎；同樣，政府的權威也理應建立在享有主權的人民同受委託人之間的契約基礎之上。受委託人僅僅為了維護神賦予人的不可侵犯的權利而行使其權力。美國人和法國人宣稱，人權是上帝賦予的。自然權對人類的各個部分不加歧視，這體現著古代的和基督教的普救眾生的思想。 如上所述，理性主義者對笛卡爾的形上學發動了攻擊，但同唯靈論仍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原因是：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教會中學中傳統人道主義的影響，他們的科學素養一般也還很膚淺。他們的成長過程加強了階級偏見或職業偏見，從而使他們把物質生產視為下賤。法國哲學家對重農學派的著作並非無動於衷，百科全書最早賦予工藝和工具重要的地位，但這還不等於說他們已經對技術的進步、社會和習俗的演變、認識的擴展、人和思想的解放進行了綜合的考察。正如在自然科學方面還沒有接觸進化的概念一樣，他們並不試圖對他們以為在歷史中發現的曲折前進作出有機的解釋。或者，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他們把歷史的曲折發展單純地歸結為他們夢想加以消滅的宗教迫害和封建專制。他們認為，一旦實現了以上的夢想，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將永遠合乎理性地建立起來；在這個條件下，進步將得到保障，一切都取決於個人的努力。同所有新興的階級一樣，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勝利看作是歷史的終結。 與此同時，畢竟還有一些反對理性主義的人，他們雖然主張對歷史使用觀察的方法，但在非理性傾向的指導下，認為人沒有共同進步的希望，因而力圖保存他們認為由上帝創造的或由集體經驗孕育的現存體制。在十八世紀初，與笛卡爾主義相敵對的天主教徒維科把歷史僅僅看作是一個循環反覆的過程，每個王朝都像生物一樣，按照上帝的神秘意圖，從誕生、成長、衰老，直到死亡，然後讓位給另一個王朝。萊辛在宗教演變中看到了一種永恆的啟示。接著，赫爾德於1784年撰寫了《關於歷史哲學的思想》一書。他指出：從直觀所能觀察到的演變中，自然是社會的創造者，個人則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像細胞依附於活體那樣依附於社會。 在英德法這三個精神活動特別引人注目的國家裡，以上的一般特點根據各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分別占據著統治的地位。 四、英國和德國 看來，英國知識界很早就十分重視經驗研究的價值：例如十三世紀的羅吉爾·培根，十四世紀的奧卡姆派，以及早在笛卡爾以前就講述過經驗論學說的弗蘭西斯·培根。不同的是，英國人對建立一門確定科學的統一性和賦予科學結論以絕對價值的哲學不太重視。休謨從印象和感覺共同組成觀念這個思想出發，作出以下的推斷：由日常經驗灌輸給人的理性原則從來只允許人進行大致的和臨時的推廣和應用。從這方面看，經驗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區別僅僅在於前者的內容較後者更為豐富；因此，人們往往把經驗理性主義籠統地稱作經驗主義，卻把它同純推理的理性主義對立起來。毫無疑問，英國十八世紀技術發明的活躍使經驗論思想進一步深化，但亞當·斯密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顯得不如重農學派那麼系統。 至於如何調和經驗理性主義、形上學和傳統宗教，大多數英國人並不擔心會有什麼困難。何況，相當部分的資產者仍然是清教徒，他們分別信奉加爾文派的不同支派，普遍的利益要求他們對國教的信徒採取隨機應變的靈活態度，當時的歷史環境也要求他們朝這個方向努力：隨著信奉天主教的斯圖亞特王朝被推翻，天主教徒遭到了排斥；洛克主張新教各派間要互相寬容，即使不給非國教的新教徒充分的言論自由，至少也要讓他們能生活下去。在十八世紀初，一些泛神論者確實使教會感到擔憂；在大革命前夕，吉本對基督教的敵視絲毫也不亞於伏爾泰，他把羅馬帝國的滅亡歸罪於基督教。然而，過後不久，理性主義者就不再給人這樣的印象，似乎他們想要使輿論非基督教化；在英國國教這方面，也逐漸採取了寬容的態度，例如他們的代表佩利竭力證明，國教的教義同理性沒有分歧。統治階級一致認為，宗教對政治和社會的穩定是有益的。當衛理公會復活信仰主義時，人們認為它能避免平民不守教規，因而沒有壞處。 在政治方面，英國人始終主張無原則的因循守舊。然而，他們對自然權畢竟早已熟悉了：霍布斯聲稱，人民通過同國王訂立的契約，已把他們的主權永遠出讓給國王，從而為專制政體進行辯解。洛克接著用相反的理由去證明君主立憲和個人權利的合理，因此，輝格黨人似乎至少變成了言論派。但是，當選舉改革宣傳運動剛剛開始並將危及統治者的權力時，掌握國家政權的少數貴族和大資產者便驚慌起來，洛克也威信掃地。正如伯克所指出的，統治者後退到了經驗論的立場；他們斷言英國的制度是由英國人民獨特的演變而產生的，它同任何理性前提毫無關係。 大陸各國長期以來沒有注意英國的變化。孟德斯鳩和伏爾泰提出了奉英國為師的主張。日內瓦人德洛姆在1771年盛讚英國的無比優越。尊重國教和把國王奉為會長的英國共濟會在各國開始生根發芽，到處傳播宗教寬容、個人自由和代議制的思想。直到舊制度的末期，具有平等思想的法國人才不再把英國看作是自由的母親。 盛行新教的德國經沃爾弗的介紹才接觸了理性主義。但沃爾弗在哈雷宣傳的理性主義與其說是受了笛卡爾的影響，不如說是受了萊布尼茨的影響。德國通過英屬漢諾威境內的哥丁根大學和漢堡同英國發生聯繫；德國同英國在教派林立這方面有相似之處，只是德國比英國略遜一籌，因為在德國，路德派的勢力遠遠超過了加爾文派，但加爾文派畢竟使德國接受了宗教寬容。在普魯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甚至容許哲學思辨相當自由的發展。理性主義者並不攻擊啟示宗教本身，後者更怕他們對《聖經》的批評，這種情形在德國甚至比在英國更加普遍。另方面，新教牧師大膽地對教義加以理性化。在科學研究、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等方面，德國不能同英國相比。在德國的理性主義中，推理和形上學大大超過經驗的成分。以普魯士為據點的啟蒙思想家著重強調理性主義的純功利性質，開明君主對此頗感興趣，行政官吏也深表贊同。因此，啟蒙思想滲透到了巴伐利亞和奧地利等天主教地區，並爭取到部分教士的同情。但是，啟蒙宣傳畢竟只觸及少數官吏和知識分子；虔信派的神秘主義仍有深厚的社會基礎；盧梭的影響十分明顯；文學界的狂飆突進運動展現了帶有無政府傾向的前浪漫主義；康德以後的哲學很快朝先驗論唯心主義的方向發展。 王公的專制政權和封建制的存在決定了德國與英國的根本不同，資產階級的軟弱又使德國不同於法國。德國啟蒙思想家從來只是羞答答地批評特權，對農奴制則更少批評。他們把具體的改革寄托在開明君主身上，聲稱進步取決於個人的修養，而不取決於制度的完善，並以此為他們的謹慎行事和軟弱無力辯解。 五、法國 理性主義者在天主教國家裡所冒的風險遠比在新教國家中嚴重得多。庇里牛斯半島各王國對理性主義尤其敵視，奧拉維特被迫離國外逃。羅馬天主教是反理性主義的靈魂。在義大利，知識界的活力正在甦醒，預告了復興運動的興起。貝卡里亞是當時的風雲人物之一。在法國，哲學家們向天主教會的宗教迫害和思想控制大膽地發起了攻擊。由於教會的權威全靠世俗政權和統治階級的支持，哲學家們用無情的冷嘲熱諷攻擊教會的特權、暴戾和教義。伏爾泰分子成倍地增加，對宗教的敬畏已煙消雲散。冉森派和耶穌會的爭吵，高盧派和教皇至上派的爭吵，廢除南特敕令的不幸後果，許多新教徒被迫改宗天主教後對信仰的冷漠，這一切都為哲學家的攻擊提供了有利條件。共濟會也廣泛發展起來，因為它的基本主張是宗教寬容和自然宗教。教皇對共濟會的譴責竟無濟於事，因為教皇諭旨在法國必須根據國王的命令才能生效，而國王卻拒不下令，相反對一些大貴族取得共濟會分部的領導地位深感滿意：許多在俗的和脫俗的神甫竟同時是共濟會會員。在狄德羅的主持下，百科全書把理性主義哲學家集合在一個派別中，達朗貝爾撰寫的《卷首語》就是這個派別的宣言。他們成功地改變了人們的思想狀態，以致新教徒奈克爾在路易十六統治期間能夠加入政府，以致宗教鎮壓機構逐漸走向衰落。世俗政權對望彌撒和參加復活節祭禮等活動不再關心；甚至宗教裁判所也很少追究違教行為。 大多數哲學家已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但他們並不因此認為人的一切都由自然所決定。伏爾泰始終顯得游移不定，狄德羅在其遺著中則鮮明地採取了贊同的立場。但是，對於愛爾維修、霍爾巴赫和拉美特利所堅持的原子說（唯物主義的一種傳統形式），哲學家們就更加不能接受了。他們從維護舊道德出發，竭力要保留自然宗教。伏爾泰寫道：「即使沒有上帝，也必須創造出一個上帝。」他們把天性同禁慾、把人性向善同原罪對立起來，把人的墮落歸罪於社會的壞影響，並歌頌原始狀態的人的善良。儘管如此，他們對人的德行並不真正抱有幻想，至少在有產階級看來，他們自己可以不信上帝，但也要讓他們所懼怕的平民「迷信」上帝，這是個穩妥的辦法。伏爾泰還說：「必須為平民創立一個宗教。」 盧梭的感情抒發給泛神論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塗上了溫情脈脈的色彩：「行善」這個新詞使「有同情心的人」從內心感到滿足。這個轉變甚至幫助了天主教散布宗教感情。人們在不少革命家身上能隱約地看到這種宗教色彩，例如後來為夏多勃里昂的成名助了一臂之力的羅蘭夫人就是如此。傳統的宗教虔誠並沒有消失，這對許多教徒說來並非純屬形式。數量眾多而質量低劣的正統出版物居然獲得很大成功。宗教信仰在西部以及東部和北部的邊緣地區，特別在山區，雖然仍十分活躍，但在巴黎四周、香檳、法國中部和馬孔內地區的許多城市以及某些鄉村正日趨淡薄，因為在大革命取消信仰強制以後，宗教勢力便一落千丈。社會風尚既沒有變好，也沒有變壞；部分貴族和資產者的窮奢極欲在十八世紀並未帶來新的惡果，因為他們在這以前早已如此了。此外，無論功利主義或感情至上都消滅不了法國道德中笛卡兒和高乃依的經驗理性，相反，學校里教授的關於普盧塔克等古希臘作家的作品更加強了理性的影響。 封建特權、封建殘餘、君主專制及其種種弊端也在法國受到最猛烈的攻擊。哲學家們異口同聲地主張維護自然權，聲稱人有根據理性從事改革的自主權。《社會契約論》開宗明義就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即使認為氣候條件對社會發展具有決定作用的孟德斯鳩，也在《論法的精神》中寫道：「有一種原始的理性存在著；智能的存在物可以有自己創製的法律……如果說除了人為法所要求或禁止的東西外就沒有正義與非正義可言，那就等於說，人在畫出圓形以前，所有的半徑並不都是相等的。」 在某些問題上，例如關於稅收的不平等和領主權，哲學家們維護的是整個第三等級的利益；但也不容否認，他們更主要的是為資產階級效力。資產階級一旦上升到國家的領導地位，就要把金融秩序引進到管理國家中去，並要政治服從生產的繁榮。資產階級要讓經濟擺脫一切羈絆，例如：農奴制妨礙工業獲得足夠的勞動力；教會財產的不可轉讓和貴族財產的繼承妨礙財產的流動。為此，經濟學家認為，只有加速財產的流動才能滿足人對利益的貪慾，並為勞動和創業精神提供動力。負擔的不平等減少了群眾的購買力和積蓄；國內的稅卡林立和度量衡的不統一延緩了民族市場的形成；宗教迫害妨礙了科學研究。當然，這一切並不意味著資產階級的改革熱情已在他們的頭腦中占了首位，工商界人士因此成為大革命的主要動力。追求法治和權利平等其實比這些改革要求更加強烈，也就是說，人們所渴望的既是權利，又是尊嚴。在這方面，真正左右輿論的力量是舊制度下的舊資產階級，即那些相對獨立的、有一定閒暇的，以及在職業、利益和文化這三方面都竭力堅持以法治代替暴力和專橫的官吏和法律界人士。 資產階級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國王身上，他們的代言人——哲學家——多數也信任並讚揚大陸上的開明君主。盧梭誠然是民主制和共和制的旗手，但也應該看到，《社會契約論》的讀者比《新愛洛漪絲》或《愛彌兒》的讀者畢竟要少得多。此外，他所信任的「普遍意志」只是一種無私的意志，因而在他設想中的民主制只可能在「君子國」中實行。他所主張的共和制是要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因而人民的這種直接統治只適用於幅員較小的國家。至於馬布利，他主要在1789年才開始出名，那些在盧梭的啟示下抨擊財產的私有制和遺傳制的作家，那些恪守古代禁慾勸善的共產主義傳統的作家，他們對輿論的影響就更加小些。人們認為這些作家只是些烏托邦；人們滿足於建立代議機構，以阻止王權蛻化成暴君統治。 對國王的攻擊並非來自資產階級，而是來自貴族。貴族也受到了資產階級代言人的影響。一旦有了公民自由，貴族將不受君主專制的某些控制；一旦有了經濟自由，貴族從大地產所取得的收益將會增加。政治自由對貴族特別有吸引力，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律師，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孟德斯鳩。為了確保公民自由，孟德斯鳩提出了三權分立，這對貴族、法院、官吏、教士這些特權集團和中間集團十分有利。孟德斯鳩援引並不可靠的古代史為依據，說貴族的地位和領主權是日耳曼族入侵時用武力強加給高盧和羅馬混血種的。法院以法蘭克議會的繼承者和被王權篡改的古憲法的保護人自居。在貴族的心目中，政治自由將使他們在政府中重獲主導地位，並取得在外省的行政權。貴族和資產階級在爭取自由的問題上團結一致，而在權利平等的問題上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六、文學和藝術 新思想的傳播和社會經濟的演變對文學藝術具有一定的影響。某些文藝體裁的成功足以為證，例如哲理故事、博馬舍的新劇作、古典主義不屑使之規範的流行小說、新興的市民戲劇以及格遼茨的繪畫。沙龍的社交生活使纖巧小詩的寫作技巧登峰造極。追求舒適使建築師減少室內陳設的排場，而更講究實用；畫師和裝飾師則以色情、肉感和異國情趣投人所好。版畫和色粉畫的技術更加細膩。此外，在肖像畫、風景畫和動物畫方面，現實主義盛行不衰。英國的油畫不受學院派傳統的影響，風景畫的現代化正在醞釀中。 對理性主義的反動預示著一場更加深刻的變革。英國的約翰遜是古典主義的最後一名代表，揚格的《夜思》、理查遜和斯特恩的小說標誌著感傷主義的復興。在德國，歌德和席勒為初起的「狂飆突進」文學增色不淺，這個運動與依仗法國作家的威望而得以確立的規範徹底決裂。在盧梭的影響下，前浪漫主義情緒遍布各地。人們指責理性主義和古典藝術枯竭想像力，抹殺幻想，否定神秘和黑暗的魅力，使人一味追求功利，斤斤計較。人們陶醉於英國園林里的仿自然景色；人們遨遊名山大海，觀賞黎明日出或在星空下沉思。傷感和涕泣，絕望和恐怖，懷古的遐想，奔放的熱情，這一切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沉悶和單調。歐洲的日耳曼作家從古典文藝復興之外的歷史遺產中吸取靈感：但丁和莎士比亞、中世紀作品、假託莪相的詩歌、聖經、波斯文學和印度文學。在音樂方面，基本樂器已經存在，不久前又發明了鋼琴，以格魯克、莫扎特和海頓為代表的音樂家通過交響樂、奏鳴曲和歌劇等形式使浪漫主義在德國到處風行。法國受到了這一浪潮的衝擊。英國文學和德國文學被介紹到法國，杜西翻譯了莎士比亞的作品。特雷桑伯爵的出版物預示著仿古行吟詩體的盛行。《保爾和薇吉妮》使貝爾納丹·德·聖皮埃爾一舉成名。兒女情長的牧歌和纏綿悱惻的哀歌為人們所喜聞樂見。音樂家們更加偏愛有大量詠嘆調的歌劇和主要供人們消遣的喜歌劇。無論在巴黎或在維也納，人們依舊為義大利人的美聲唱法所傾倒。 被學院派奉為正統的古典主義繼續享有威望，儘管它的生命力正日漸衰竭。阿爾菲耶里等劇作家仍在創作古典悲劇，但不再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史詩、抒情詩以及風行一時的詠物詩也起色不大。至於體裁比較自由的喜劇，哥爾多尼、謝里丹、塞台納的作品較受觀眾的歡迎。藝術保持了對傳統的敬仰，這個傳統在法國由畫院和羅馬法蘭西學院所維持，在英國則依仗弗侖的輝煌聲名。建築師和許多雕塑師仍舊忠於古典主義的傳統，歷史畫始終受官方的褒獎。 復古傾向起源於龐貝遺址的發掘。在德國的溫克爾曼、法國的凱尤斯和英國的弗拉克斯曼的推崇下，古典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風行。巴特雷米於1787年發表的《青年阿納沙齊遊記》取得的巨大成功，恰好與復古風氣的抬頭相呼應。德國作家，尤其是歌德和席勒，一度被這個潮流所吸引。法國作家幾乎不受其影響，因為安德烈·謝尼埃的仿古希臘的詩文只是在後來才出現的。但在藝術方面，情況就不同了，新古典主義的建築藝術顯得更加莊重樸素。以大衛為代表的油畫技巧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色彩讓位於線條，古代的經典代替了活的模特兒。然而，這種傾向遠沒有占絕對優勢。弗拉戈納爾和烏東不失為十八世紀的藝術巨匠，他們多才多藝的作品豐富了古典主義的藝術教育。在龐貝出土的壁畫為裝飾藝術開創了亞歷山大風格，這些裝飾同埃及的和據說是伊特魯立亞的圖案相結合，形成了與追求舒適並行不悖的路易十六風格。此外，大衛的畫作對公民美德的歌頌（例如1784年的《賀拉斯兄弟盟誓》）加深了對普盧塔克筆下堅韌不拔的英雄的懷念，同時也預示著未來的大革命的氣氛。演說家的演說和革命節日的宏偉場面將表明，採用古典主義的文藝形式絲毫不等於文藝家在社會和政治領域中必定持保守的立場。文藝生活的豐富多彩反映了個人主義在社會中的擴展。在法國，以大衛為首的青年一代渴望著掙脫君主專制政體強加於他們的學院派藝術的枷鎖。 七、世界主義和民族問題 精神生活具有幾個發源地：除英國和義大利外，後起的德國堪與法國相匹敵。由十八世紀體現其特徵的哲學運動雖然最初從英國興起，但英國隨著海上實力和發達的經濟加強它的霸主地位，它在哲學運動中的作用卻相反在削弱；貴族和大資產階級覺得英國的影響比大膽的法國思想更令人放心，因為英國的制度保證了自由同他們的利益融合一致。然而，法國思想也有它的有利條件，因為它不僅是嶄新的思想，而且路易十四的盛世使法語和法國文明名聲大振。即使波旁王朝的政治實力在十八世紀屢遭挫折，歐洲的小國君主也無不對凡爾賽宮傾慕神往。哲學的名聲和文學、藝術的名聲，再加上宮廷和巴黎華麗優雅的魅力，人們幾乎可以說：「啟蒙時代的歐洲是法國的歐洲。」 文化界人士相信，文明的統一正在實現，這不僅適用於業已征服的或準備征服的海外居民，歐洲本身的文化也日趨統一。雖然政治敵對繼續使歐洲四分五裂，但人們注意到，國際公法正通過均勢思想力圖緩和這種敵對。在1783年後，均勢已成為維爾琴納的政治指導思想，皮特同維爾琴納在維護和平這方面也是一致的。同以往幾個世紀相比，戰爭逐漸文明化。占領軍不再在被占國獲得給養，而依靠後勤供應；變得「軟心腸」和講人道的軍官對平民不再肆意虐待。在一般居民眼裡，國家的政策是王公的事情。哲學家也持同樣的態度，他們對民族利己主義深感厭惡。由於政治和軍事的統一尚未完成，德國人沒有擴張好戰的思想，德國作家認為這是值得引以為榮的優點。 這當然是一種錯覺。世界主義其實不過是貴族和富裕資產者的漂亮招牌和知識界的時髦。歐洲各國間各方面的交往依舊十分有限，因而不能不停留在互不干擾的狀態。只是在塔列蘭等少數手段高明的金融家和投機家的頭腦里，才隱約出現過世界主義的想法，並預見到國界線將會阻礙經濟的發展。這些人的思想走在他們時代的前面，因為資本主義在各國間還沒有建立起足夠鞏固的依賴關係，因而重商主義即使在英國也並未喪失其影響。 我們這裡所看到的還不是世界主義，即將在地平線上升起的將是王朝國家向民族國家的轉變，赫爾德的有機論和法國的唯意志論正為這一轉變準備意識形態。在英格蘭，以至在整個英國，由於島國地位和幅員較小，這種轉變已經實現。在荷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在瑞士、西班牙以及特別在法國，這個轉變也有很大的進展；沒有這一進展，法國大革命或許不可能發生。在德意志和義大利，不受法國影響和獨立進行的文學復興是政治統一運動的前奏。匈牙利的民族感情和多種語言的存在歷來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隱患。四分五裂的波蘭開始覺醒，而在奧斯曼帝國內部，各派基督徒正以不妥協的獨立精神與土耳其人相對抗。民族國家普遍形成的最大障礙在於各國的王朝政體和中世紀結構的存在。儘管國王的中央集權有所加強，這種結構仍保留了各省和各城市的地方主義，以及建立在特權基礎上的社會等級制。後來的法國大革命動搖和清除了這些障礙。與此同時，世界主義不但沒有深入人心，它的影響相反地逐漸減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