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史 · 第二章　歐洲的經濟

隨著各大國推行重商政策和從事新大陸開發，在中世紀末年已不斷有所發展的歐洲經濟加快了前進的步伐。英國經濟在十八世紀革命般的迅猛發展開創了機器和蒸汽的新時代。到了法國大革命前夕，英國已處遙遙領先的地位，這對後來出現的長期衝突產生過根本的影響。然而，即使在英國，人們通常所說的工業革命也是慢慢才勝利的。從歷史發展的眼光看，它在當時僅是世界變革的萌芽。英國人在工業革命初期所居的優勝地位恰恰意味著，大陸各國還很少受到這一革命的影響。事實上，雖然十八世紀末的經濟已相當繁榮，它同舊時代畢竟還相距不遠。 一、傳統經濟及其演變 在舊的生產技術條件下，農業依舊受氣候的支配，因而發展緩慢，產量低下，常遭歉收；工業則受原料匱乏和動力不足的限制。農民為滿足自己的消費而勞動，他們之所以出售產品，無非因為國王、領主和地主向他們索取現金。手工業者僅能滿足當地市場的需求。交通的極端困難迫使每個地區必須自給自足，人們緊緊抓住當地生產的糧食不放，出口既少，進口也沒有條件。這種情況在當時較為普遍：如英國進口的羊毛只占所需總量的十分之一；中歐和東歐仍停留於近乎封閉的經濟狀態中。當然，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人們也得建立一定的互通有無的關係。首先是糧食，據杜爾哥的估計，流通量約為六百萬至七百萬擔。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和瑞典經常購買糧食；瑞士和英國六分之一的糧食消費依靠國外進口。除了糧食以外，波蘭和俄國的木材、柏油、松脂和鉀土，瑞典和德國的礦石和冶金產品也銷售甚暢。地中海沿岸地區的產品有西班牙的葡萄酒、燒酒、食鹽、蘇打和羊毛，義大利的明礬和硫磺。東歐、中歐和南歐主要出售食物和原料；西歐則以製成品和殖民地產品作交換。 歐洲各國間的貿易基本上取海道進行，這對北海、英吉利海和大西洋的港口和商船，對英國、荷蘭、漢薩同盟和斯堪的納維亞等國的商人十分有利。地中海的馬賽、熱那亞、里窩那等港口也起一定的作用。當時出現的一個重要的新現象，即波羅的海貿易的興旺，使控制著松德海峽的丹麥受益匪淺。這條要道成了英國海上航運的生命線，它沿著歐洲海岸包括了普魯士、波蘭、斯堪的納維亞和俄國。相比之下，各國國內貿易顯得微不足道。在這方面，英國仍處於領先地位，法國次之。內河航運比較經濟，但因河道年久失修和運河很少而深受限制，通常採用的陸路運輸則成本要高出一半以上。在英國、法國和荷蘭，道路不斷在改善；而其他各國只有一些多少鋪點石子的小路，到了冬天便不能通行。例如，那時的阿爾卑斯山區還沒有可供車輛行駛的大道。即使在道路較多的國家，大道間的通路和鄉間小路也不宜行車，運輸通常依靠牲畜馱載。愈是朝東歐和南歐方向前進，這方面的困難就愈加嚴重。因此，集市貿易雖在西部正日趨瓦解，但在博凱爾等南部地區仍占有相當的地位。在法蘭克福和萊比錫，集市貿易甚至還像中世紀時代那樣興旺。在這種狀況下，各國的君主和領主開始設立海關（英國除外）和徵收關稅，雖然這樣做沒有把國內市場搞得支離破碎，但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族市場。 幾百年來促進歐洲經濟變革的因素繼續在起作用。西歐各大國從誕生的那天起便立即推行了重商主義政策，十八世紀的君主們完全繼續沿用這套辦法：禁止進口或課以重稅，頒發航行條例和實行專營貿易，設立王家工場或壟斷公司，對某些私人企業實行優惠，以某些行會的名義制訂行規。在英法兩國，行規尚有某些孔隙可鑽：行會不能控制所有的城市和行業，鄉村對行會更置之不理。重商政策無疑保護了每個國家的新興工業——首先是奢侈品和紡織品工業——免受外來的競爭，促進了資本的積累，並讓本國人獨占海運和殖民開發的利益。儘管經濟學家在批評重商主義和動搖它的基礎，大多數君主卻嚴格按照柯爾培爾的主張，堅持這一政策。此外，批發商和製造商雖然對貿易自由十分神往，他們卻不準備接受外來的競爭，並堅定不移地維護關稅制度。國家與國家間簽訂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貿易協定，如維爾琴納和皮特簽訂的1786年協定、葉卡特琳娜二世關於同意開放黑海港口的協定等，只是個別例外。 王公權貴們大量購買奢侈品，並為整個統治階級所模仿，這對奢侈品工業的發展有所促進。但是，政府為擴大軍事力量而增加訂貨對冶金、船舶製造、紡織、製革等工業的幫助則更加可觀。最後，由於間接稅實行了承包，由於政府以短期償付、長期償付和年金償付的形式委託供應商包辦某些公共服務部門和供應軍需物資，金融家和銀行家的事業日漸興旺，他們的經營收益甚至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王公們的財政收支。 另方面，新大陸的開發恢復了十六世紀時的強大聲勢。首先，貴金屬產量不斷增長，並於1780年達到了新的高峰。在整個十八世紀，白銀和黃金的產量分別為五萬七千噸和一千九百噸，而最後二十年的產量則達一萬七千五百噸和三百五十六噸，分別占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和十九。黃金的身價抬高了，白銀在1774年後的英國已成為輔助的流通手段。卡龍於1785年不得不改鑄金路易，以減少鑄幣的重量。十分之九的鑄幣來自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用鑄幣支付進口，轉手交給英國、荷蘭和法國。其中，一部分流向亞洲；另一部分用於積儲或奢侈。法國的現金流通量約為二十至三十億，按人口計算，大於荷蘭，但小於英國，雖然英國的流通量不超過十億。除此以外，還有銀行的信用貨幣。貨幣的充裕使金融家有了資金；可惜的是，根據傳統，他們更喜歡把資金借給負債纍纍的政府，雖然也部分地向生產投資。在這方面，阿姆斯特丹占據世界的首位；儘管阿姆斯特丹銀行在向印度公司和市政當局的貸款中受到很大損失，處境岌岌可危，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卻始終有錢借給外國。據說，他們每年都能提供一千四百萬荷盾的貸款，投資總額高達十億荷盾。熱那亞、日內瓦和伯爾尼也輸出資金。倫敦和巴黎的金融家以向外借款居多。這些大城市的銀行家相互保持緊密的聯繫，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積極準備建立超國界的國際金融網。他們是倫敦的貝林、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和拉布謝爾、漢堡的帕里什、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和貝特曼，以及控制著巴黎的、以瑞士人和新教徒居多的外國銀行家。在每個中心城市的交易所，麇集著一批「金錢販子」；期票交易在阿姆斯特丹和倫敦早已存在。 鑄幣的增多，加上英國發行信用貨幣和許多大陸國家發行紙幣，再加上銀行信貸和商業期票的流通，造成了物價的持續上漲。從1730年左右開始，物價平穩被長時期的不穩定所代替，並一直延續到1820年。雖然中間曾有周期性的波動，物價上漲為生產打開了有利可圖的前景，從而鼓勵人們去興辦企業。以1760年為開端的人口增長從擴大消費和增加勞動力這兩個方面為興辦企業起了催化作用。但是，物價上漲仍然是刺激歐洲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最後，西歐與新大陸的關係使它的貿易有了巨大的發展。在法國革命前夕，英法兩國百分之四十的貿易是同它們的殖民地進行的；在從殖民地取得的產品中，相當一部分又轉手出口。英法在向西班牙、葡萄牙提供其殖民地產品的同時，也就在某種程度上間接地支配西、葡兩國擁有的產品。此外，還有在西屬美洲和巴西的走私活動。歐洲地主從經營種植園和其他殖民開發中取得的純收入也可計算在內。根據皮特1798年的估計，英國人在美洲種植園的收入為四百萬鎊，亞洲約為一百萬鎊。最後，販賣黑人的收入十分可觀。據估計利物浦的「黑人販子」每年有三十萬英鎊進益。在1783年至1793年期間，他們裝備了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艘船隻，賣出了三十萬以上的奴隸，價值達一千五百多萬英鎊。這些資本集中在為數不多的人手裡，其中一部分被窮奢極侈的開支所浪費，另一部分被借給國庫，或被用於購買地產和儲蓄；當然，也有相當部分向企業投資。從技術的角度看，棉花進入歐洲工業似乎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加重要。印花布的製造便由此開始；不僅如此，英國最早的機器也應用於棉紡織業。 需要大膽和冒險的航海業培育了第一代革新家；大宗批發和向國家投資起著輔助的作用。這些商人改變了歷來錙銖必較的習慣，他們為追逐利潤敢擔風險，並以尚武好勝的氣概去贏得競爭，投機已成為他們進取的動力。至此，資本主義的某些特徵開始表露出來，也就是說，資本和企業的集中使經營日趨合理，進而使這種經濟方式在歐洲文明的發展中占據頭等重要的地位。在十八世紀末，國內的批發業和金融業所冒的風險較小，而遠洋貿易顯然要碰運氣。例如，在法國，對遠洋貿易的投資被稱作「冒險貸款」；作為補償，這種投資能賺大錢。經營合理化的進程開始已久：複式簿記制和收付記賬法的採用完善了匯兌、商業票據和儲蓄銀行的技術，並有利於企業的個體化。壟斷性的大公司把企業領導權從股東手中奪走，交給了技術人員，這更是一項新的改進。合理化進程遠沒有結束。由於船主既是商人，又兼營運輸，同時還是經紀人、保險人和銀行家，職責的混亂依然存在。經營方法的改善速度不快：商品交易所只提供一個聚會地點；期貨交易只是個別現象；僅少數商行僱傭推銷員。因此，流動趕集的商人仍起重要作用，他們並非在集市設攤售貨，而是以批發商身份去拜訪零售商。許多零售商，即法國通常所說的「雜貨鋪」，也並非專一地從事經商。此外，在許多地區，甚至在英國，鄉村里竟沒有零售商，居民購買物品要靠小販。 占有遠方市場的商業資本主義很早就開始控制手工業，並在農村發展低工資的和不受行會約束的鄉村工業。棉花的引進使鄉村工業在整個西歐迅猛發展。批發商地位的上升還很不平衡。有些僅滿足於收購；而更多的卻注重改善生產組織，提供原料和工具，統一規格，負責上漿和印染。他們以輔助工資為誘餌，吸引農民做工，對他們進行培訓，增加勞動時間：早在工廠出現以前，婦女和兒童已經被編入了勞動大軍。按通常的說法，城市中的所謂「工場」只是指商人在城市中或在城市附近僱傭的工人總體。但「工場」還有另一個含義，因為經過一段時間的演變後，部分或全部工人便集中在同一個車間內，有時甚至居住在附屬的建築物中。工具的昂貴使製造業不適於採用手工業生產方式。採礦、冶金、玻璃、陶瓷、造紙、繅絲、釀酒很久以來就是在企業主直接領導下集中進行的，印花布等新興工業更是如此。但是，工人的人數一般並不很多。 工商業雖然興旺了，但農業生產仍然是基礎。任何人都十分明白這一點：無論富人或窮人都始終希望成為地主；政治家們也完全懂得，人口的增長要靠農業，而只有人口增加了，納稅人和兵員也能相應增加。可是，重商主義禁止原料出口往往使農業為工業作出犧牲。尤其，當局不顧經濟學家和土地貴族的懇求，對取消工商行規猶豫不決。糧食的貿易自由意味著推行麵包高價政策，這會激起饑民的暴動。因此，農民不能自行出售糧食：他們必須去市場出售。在那裡，顧客們的討價還價和當局的必要干預壓抑著糧價的上漲。內地的糧食流通要受到種種檢查；至於海上運輸，運糧人必須出示證明，擔保船隻在本國港口靠岸。陸上運糧要受到當局的盤查和引起居民的反對；糧食出口原則上是嚴格禁止的。至於種植自由，政府也不願給予通融，因為幾乎所有的農民對傳統慣例仍留戀不舍。 大陸上繼續保持著幾個世紀以來固定不變的基本特徵。唯有佛蘭德地區取消了休耕制，開始種植牧草和油料作物，實行集約耕作和牲畜圈養。其他各地主要靠開荒和曬地等粗放的辦法來增加生產。在山區或在因土質缺鈣而荒蕪的地區，農民只在小塊土地上耕種，這些土地四周用樹樁圍著，以防牲畜進入，因為牲畜是在廣闊的公共荒地上放養的；人們每隔一段時間，通過放火燒荒開墾出一些地塊，然後圍起來耕種。在適於耕種的平原，村莊的土地仍實行輪休，北歐三年一次，南歐為二年。每個莊園都有休耕地，北歐的地塊呈長條形，比較分散，其餘各地比較規則。由於缺少肥料，休耕制似乎是必需的。缺少牧草的農民在冬天只能圈養少量牲畜；其餘季節的牧草可取自輪休地、公共荒地和樹林。牲畜的自由放牧要求開放耕地。樹樁圍地的做法在北歐遭到禁止，在其餘各地也頗受物議，除非在荒地甚多的地區，例如法國西部，才不受干涉。自由放牧只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區才不如此重要，因為這裡耕地不多，位置分散，地塊較小，部分耕地可以灌溉或修成梯田，耕地之間還種有葡萄、橄欖和其他果木。由於農民的負擔很重，他們沒有餘力去改進耕作方法，有點積蓄也用於購買土地。他們往往是些文盲，因而極其守舊。尤其，他們頑固地維護自由放牧，認為取消這一傳統將使他們無法飼養牲畜。在他們賴以為生的「集體權」中，放牧權占了首位，其次是採伐權，即在森林中伐木，供取暖和建築之用。 以上是整個歐洲的概貌。然而在十八世紀發生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大事：銀行組織的發展和新工藝、新機器、新動力的出現導致了生產的徹底變革，工業資本主義代替了商業資本主義的地位，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與此同時，近代農業的輪廓也逐漸形成。 這些革新主要發生在英國：英國在開始覺醒的西歐遙遙領先，而中歐和東歐則依然一團漆黑。 二、英國的經濟革命 十七世紀末的經濟發展明顯地對英國有利。在十八世紀，英國擁有的船隻數量增加了兩倍，噸位增加了三倍。英國造船量僅1788年就達九千六百三十艘，載重量達一百四十五萬三千噸。1790年出入英國港口的船隻等於1714年的三倍多。進出口貿易額從十八世紀初的六百萬英鎊增加到進口額一千九百萬和出口額二千萬。英國由於整個國土離海不遠，沿海航運方便，而且優越的地理條件使它容易地建成了運河網，此外還根據麥克–亞當的設計修築了一些道路，所以，它國內貿易的增長比其他國家容易。英國使用煤炭也比大陸更早和更多。從十五世紀起，英國的商業資本家就不以控制城市手工業為滿足，開始發展鄉村工業。 據估計，在1740至1800年間，英國的流動資本增加了十四倍。英國從出口貿易、販賣黑人、開墾種植園、出租船隻和經營保險業中取得了大量鑄幣，因而在十八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已基本上實行了金本位制。然而，早在1694年，商人與國家已經一起在新的基礎上創辦了倫敦銀行：一方面以黃金儲備作抵押發行銀行券，另方面對商業期票開辦貼現業務。到了1789年，銀行券的流通額約為一千萬至一千一百萬英鎊，雖然在各郡的流通額不超過一百萬。但從1695年起，蘇格蘭也有了發行銀行券的銀行，1783年在都柏林又創辦了這樣一家銀行。此外，倫敦約有六十家私人銀行，外省約有三百家，蘇格蘭和英格蘭也有，它們往往發行銀行本票。如同大陸的金融家一樣，倫敦銀行在某種程度上也屈服於國庫的需要，對大臣簽發的財政證券和支票必須一概接受。但是，它還用銀行券做商業期票的貼現，從而為企業開放了短期貸款。倫敦銀行雖然只與本地客戶有業務往來，但它允許某些也從事貼現業務的私人銀行在它那裡立戶，因而實際上起著超級銀行的作用。 工業革命進一步鞏固了英國的領先地位。隨著煤炭代替了木材，鋼鐵業分別於1783年和1784年採用了攪拌爐和軋鋼機。工具機的增多使鐵的用途更加廣泛，人們開始用鋼鐵建造駁船和橋樑；伯明罕的五金用品名揚四海。工程師的職業地位日漸提高，後來的莫茲利便是享有盛名的工程師之一。棉紡織業技術革新的影響更大：珍妮機、水力機和克倫普敦在1780年發明的騾機使紡紗實現了機械化，卡特賴特接著發明的織布機使織布的效率跟上了紡紗的進步。陶瓷製造和印染技術也在改進中。蒸汽機的發明以及瓦特於1764至1789年對蒸汽機的改進向人們提供了新的動力，並逐漸顯示出其無比重要的意義。 工商行規一天天在被破除，商人紛紛向印度公司的壟斷挑戰。然而，重商主義並沒有喪失其全部地位，它繼續用保護關稅、殖民地的專營貿易權和航行法規對付外來競爭。另方面，隨著分散的「自由放牧」地被合併和公地被瓜分，農業正沿著解放和現代化的道路迅猛前進，圈地正逐步成為可能，自由放牧正陸續被消滅。圈地的主張並不新鮮，但它的全面推廣卻在貴族通過第二次革命掌握了全國政權以後才終於實現，議會於1780年才以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來。蘇格蘭的貴族把圈地擴大到蘇格蘭高地。由擁有知識和資本的農莊主經營的大莊園取代了自由放牧，他們發展牧草種植，增加牲畜數量，實行圈養和選種；這使英國的畜群名聲大振。在1688年後不久，大地主開始主張生產糧食，實行了穀物法：穀物法一反以往的傳統，准許糧食出口，但在糧價不利的情況下禁止進口。 新技術的縱深發展要比長期以來人們所想像的緩慢。圈地雖然發展最快，但個體農民在部分地區仍然存在。直到1788年，只有一家棉紡廠使用蒸汽機；二十七座高爐生產五分之一的生鐵，其餘煉鐵設備仍用木材做燃料；織布還沒有採用卡特賴特的織布機；毛紡工業根本談不上使用機器；在倫敦，除釀造業外，手工業方式占著統治地位。英國的銀行業雖然十分發達，但仍不能充分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因而資本主義集中受到一定的限制：合股公司不但必須經過議會批准，而且不能適應英國的國情。 此外，隨著蒸汽機的使用，改善交通已成為當務之急。船舶製造有了改進，從1780年起，船身開始包有銅殼。但是，船身依舊由木材製成，造船的數量和大小取決於木材採伐（造一艘大船要用四千根櫟樹幹）和樹幹的長度（一萬根櫟樹幹中只有一根可做桅杆）。大多數船隻不超過百噸，只是印度公司才有幾艘超過八百噸的船隻。還有，帆船行駛速度既慢又不安全。驛車有了一點進步，最大的運貨馬車載重不到一千五百磅，而且至少要四匹馬才能拉動。大批勞動力從事運輸，工業一旦實現了機械化，這種狀況很可能使工業陷於供應不良和銷售不暢的兩個極端。 然而，新時代即將到來。英國的人口有了增長，部分居民又從事工業，糧食已不再完全自給。在1789年英國發生的糧食危機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歉收的緣故，人們卻把責任推給機械化的不完善和對機器的迷信。倫敦銀行的貼現額從1788年的五千八百萬鎊下降至次年的三千五百萬鎊。人們指責私人銀行隨意放款，造成了生產過剩；人們指責棉紗生產過多，使手工織布消化不了。人們還說，東歐的戰事關閉了原有的市場，而新的市場又沒有打開，致使經濟陷於癱瘓。大英帝國的優勢直到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時期才真正建立起來；那時候，英國才向反法同盟諸國提供了財政支持，稱霸海洋，逃避大陸封鎖和為本國工業打開新的市場。 三、歐洲大陸的落後 歐洲大陸明顯地落後於英國經濟，即使西歐各國也是如此。法國並不例外，雖然它在大陸占著首位；越往東去，停滯狀態就越加嚴重。 銀行最早出現在義大利的熱那亞和威尼斯以及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但這些銀行只是普通的儲蓄所，付款憑證雖然允許轉手，但畢竟起不了銀行券的作用。沒有一家銀行做商業貼現。法國在1776年後才有了一家「貼現金庫」，由國家批准發行紙幣，支付存戶向他們的客戶開出的匯票。這種紙幣僅在巴黎及其附近流通。私人銀行為數甚少，奧爾良等大城市竟一家也沒有。私人銀行非在特殊情況下不敢貿然使用本票。法國只有巴黎一個城市由於稅款集中而銀根充裕；在外省，信用貸款很難得到，利息也很高。商業期票在義大利甚至不能貼現。一般說來，企業主擁有的資金完全是他個人以及親友的投資，或者由企業主的地產作抵押。另方面，企業主不得不放寬買主的付款期限，即使極其富有的買主也往往採用「騎士式」的通融票據。法律只承認所謂「通用公司」，即合辦的無限股份公司。成立有限股份公司必須取得國家的批准；股票是具名的，或至少在公司的同意下才能轉讓。此外，經理和股東的責任沒有法律的明文規定。由於法國的習慣法很不明確，它只是把經理和股東的責任限制在股份範圍之內。同英國相反，大陸各國的銀行起不了集中遊資並向企業投資這樣的槓桿作用。 在英國人看來，阿姆斯特丹和漢堡是重要的金融中心；里斯本同樣如此，它在倫敦的匯兌市場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從梅都恩協定以來，葡萄牙幾乎成了英國的殖民地。只有法國依然是英國的競爭勁敵，法國的貿易額在大革命前夕打破了十億大關，足以與英國相匹敵。法國的貿易誠然有逆差，出口額為五億四千二百萬，進口額達六億一千一百萬，但其中二億的進口額來自殖民地。法國雖然擁有二千艘遠洋貨輪，但海運卻發展不快。國內運輸也顯然落後。通航的運河有南方運河和佛蘭德運河；在畢卡第和勃艮第開鑿的另外三條運河尚未完工。河道使用很少，在夏托–梯葉里和芒特，每年過往船隻分別僅有200艘和400艘。利用農民的勞役修築王家道路網的巨大工程正在工程橋樑局的工程師指導下繼續進行，完工尚頗費時日，大道間的通路和鄉村小路則毫無眉目。國內的稅卡林立造成了嚴重的地方主義；省際的糧食交流還剛剛開始，各省幾乎普遍種植葡萄。首都的產品主要供應本地及其近郊，向外地的輸送不超過七萬五千噸，南部地區更鞭長莫及。 按照傳統，大宗買賣在法國占著首位，海上貿易在馬賽尤其興旺；到了十八世紀，南特的地位不斷上升，接著在十八世紀最後幾十年，又出現了波爾多。許多工業，特別是煉糖業，保證了各海港的日益繁榮。為國王服務的金融業已積累了巨額資產。商業資本主義支配著手工業。從十六世紀起，里昂的「製造商」實際上就是買進蠶絲和出口絲織品的批發商：他們把生絲分發給織工加工。鄉村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並於1762年獲得了御前會議正式批准。許多外省均從中受益，特別是佛蘭德的棉麻毛織品，康布雷齊、埃諾和韋芒杜瓦的細麻布，上諾曼底的「魯昂織品」和呢絨，曼恩和布列塔尼的麻布，香檳和奧爾良的針織品和朗格多克的毛料。此外，還有為國王生產奢侈品而開辦的名符其實的手工工場，為海軍製造船錨和大炮、為陸軍製造槍支和刺刀的兵工廠。私人也創辦了冶金等大企業，例如勒克勒佐工廠和佩里埃兄弟的夏約工廠。奧貝坎布在阿爾薩斯和茹依昂若沙開設了紡織廠和花布印染廠。化工業有沙普塔爾在蒙彼利埃開設的工廠。政府當局傾向放寬工商行規，但仍在摸索中。杜爾哥取消了行會；後來，行會又改頭換面地復活了。工商界人士在專營貿易權和關稅保護的問題上寸步不讓，因為英國的現代化生產對他們是莫大的威脅。1786年協定激起了無數人的抱怨。 法國人並不缺乏創造精神：貝爾托萊於1785年改進了漂白工藝；在這以前，蒙戈費埃把氣球送上了天。他們對新機器並非無動於衷，英國人向他們提供了棉紡機械。然而，直到1789年，法國擁有的珍妮機估計僅九百台，而英國卻有二萬台。佩里埃兄弟工廠製造的蒸汽機還只用於昂贊和阿尼希的煤礦和克勒索工廠。冶金業變化很小，一般均使用木柴，而且十分分散。 據皮埃爾·萊翁的考察，1730至1830年間的工業增長速度在不同地區間，尤其在不同的生產部門間，是很不平衡的。傳統的紡織業（即毛織和麻織業）發展緩慢：整個法國在一百年內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在技術進步和巨額投資刺激下的「新興」工業，如煤礦、冶金和新型紡織業則發展甚快。煤炭產量的增長竟高達七至八倍。至於冶金業，直到大革命時還進展不大，後來才飛速前進。在棉布和印花布方面，魯昂地區的棉布於1732至1786年間增長了百分之一百零七，米盧茲的印花布交易額自1758至1786年增加了百分之七百三十八。絲織業雖然屬於舊工業，但在普遍繁榮的帶動下，也以新興工業相同的勢頭向前發展：里昂的織機數量自1720至1788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八十五；多菲內的風動絲織生產量（重量）自1730至1767年增加了百分之四百。 農業生產繼續在緩慢地發展。玉米種植使西南部的農業有所改觀；葡萄的種植面積不斷擴大，但馬鈴薯和牧草的種植則尚未出現。政府竭力改進畜牧業；農業團體為此提了許多好的建議。然而，傳統基本上沒有改變。為了增加糧食產量，人們往往盲目開荒，對集約耕作注意不夠。貴族很想聽取重農學派的勸告，向英國學習。但當局在這方面表現得猶豫不決。路易十五滿足於在幾個省准許圈地和瓜分公地，因而成效甚微。糧食貿易的問題也頗費躊躇：貝爾坦和杜爾哥先後廢除了國內的運糧法規，但在二人去職後，舊法規經略加修改又重新恢復。 法國本質上仍是一個農業和手工業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經濟自由遇到巨大的阻力。這對大革命具有很大影響：第三等級內部的大資產階級和平民階級發生分歧；救國委員會的經濟統制政策遇到生產分散和運輸不暢的障礙；對傳統經濟留戀不舍的法蘭西民族並不認為建立在信貸和出口基礎上的「現代伽太基」將能無往而不勝。 周圍鄰國的發展方向與法國相同，但發展速度卻不盡一致。除荷蘭外，其餘各國從開發新大陸中得利較少。在卡洛斯三世批准了幾個港口同殖民地直接貿易和加強了關稅保護以後，西班牙似乎有了一點進步，特別是加塔洛尼亞地區。鄉村工業，首先是棉布工業，喚醒了瑞士、黑森林、薩克森、義大利北部等地區，但機器生產還只是個別現象：瑞士採用了珍妮機，而在克姆尼茨，珍妮機到1788年才剛剛出現。魯爾地區開始引進煉焦爐。 除波羅的海毗鄰地區外，中歐和東歐還很少參與國際貿易，商業資本家僅在一些港口和少數內陸城市立足，主要從事原料出口。開明君主們效仿西歐推行柯爾培爾主義，但其效果比西歐要差得多。他們鼓勵發展手工工場，或直接創辦手工工場。西里西亞和烏拉爾的採礦業和冶金業紛紛發展壯大起來。在有些地方，批發商控制了手工業者，例如西里西亞的織工。鄉村工業在波希米亞開始發展；普魯士政府禁止開辦鄉村工業，因為城市更便於徵收消費稅。農業的變化很小。曾有少數人，例如德國的塔埃和科尼斯堡的克勞茲，鼓吹採用英國的方法，但響應者寥寥無幾。波羅的海貿易的發展鼓勵了附近地區的糧食生產：人們用粗放的耕作法擴大糧食生產，貴族竭力排擠自耕農，以擴大他們使用勞役經營的領地。但政府並非始終放任不管；普魯士國王對貴族圈地作出一定的限制。只是在丹麥的什勒斯維希和霍爾斯坦，才允許鄉紳進行圈地。 在英國經濟革命的推動下，歐洲逐漸確立其優勢地位，而在十八世紀中葉，能否取得這一優勢似乎還值得懷疑。木材變得稀少了，工業生產在緩慢地發展著，農業有不能養活全部勞動力的危險。如果西歐在新大陸治理不善，殖民開發是否會把新大陸羅掘俱空呢？歐洲是否會像羅馬帝國的命運一樣，讓純商業和純金融的資本主義最後以被征服國的破產而告終呢？這似乎不是沒有可能的。暫且看來還有希望：煤和鐵將取代木材，蒸汽和各種機器將使勞動效率成倍增長，而農業將能養活勞動力。不過，這還需要歐洲大陸推行新的經濟政策。假如和平得以維持，這只是個時間問題。 四、歐洲的富裕 無論如何，歐洲正變得富裕起來，西歐當然更是如此。究竟富裕到什麼程度，人們卻說不清楚。據說，英法兩國的國民收入在十八世紀翻了一番；兩國增加了稅收和發行了公債。英國的公債從1701年的一千七百萬鎊增加到1784年的二億五千七百萬鎊；法國的公債在1721年僅十七億里佛，而在1789年則上升到四十五億里佛。人們在伊姆拉的結算中注意到，進出口貿易不是英國致富的主要原因。對外的債務清算對英國也並不有利，因為大量資金被用於經濟投資和工業投資，以及購買政府的公債。當然，除了出口商品以外，英國還可賺得運輸費、保險費和佣金。但在當時，英國沒有向歐洲大陸輸出資金。相反，它吸收了荷蘭人和日內瓦人的大量存款，這削弱了它在對外債務清算中的地位。從伊姆拉的計算中可以看出，英國在開發海外領地中得到的收入占著最重要的地位：販賣黑人、種植園投資、印度公司職員的薪俸和退休金、殖民地產品的商業投機。毫無疑問，伊姆拉的結算不僅對英國，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對其他殖民大國都是有效的。物質生活的優裕和人與人關係的緩和開始向縱深發展，雖然得益的主要是統治階級。 有錢人歷來喜歡炫耀，但十八世紀的風尚卻是追求舒適和享樂，而且追求的程度根據各人的知識水平的不同有高低之分。除了供擺排場的大客廳外，人們還要求甚至更喜歡布置一些令人賞心悅目、又可隨意取暖的整套房間。家具也為同一個目的在演變，體積由大變小，線條由直變曲，座椅鋪上軟墊，因而不僅比以往更加舒適，並且因裝飾的千變萬化和精雕細刻而變得更加迷人。異國情調也給裝飾增添奇彩，桃花心木風行一時。在龐貝發現的亞歷山大時代的裝飾開始流行起來。彬彬有禮使沙龍的社交生活文明化了，男子向婦女的恭維也以巧言妙語的方式而保持含蓄。巴黎咖啡館中流動的社交關係則比較自由和混雜。人們的求知慾更廣了，學士院、閱覽室、各種講課和報告會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感情、愛好、善行和慈悲使享受具有多種形式。許多不像塔列蘭那麼富有的人後來也對1789年前「甜蜜的生活」留戀不已。 手工業者、店鋪主和富裕農民從普遍的富裕中得到好處，某些食品消費量的增長足以證明這一點。在大革命前夕，茶葉消費在英國開始普及；1784年茶葉進口量達八百五十萬磅，走私還不算在內。由於皮特降低了關稅，茶葉進口量在1786年就上升到一千二百萬磅。咖啡在法國獲得了同樣的成功。食糖的吸引力也相應提高。據說，英國人的食糖消費等於法國人的十倍多。還要加上巧克力、菸草、啤酒、葡萄酒和燒酒。僱傭工人的增加特別引人注目：法國在七年戰爭後反而增加了三百萬人；在整個十八世紀，英國從五百五十萬人增加到九百萬人；奧地利從二千萬到二千七百萬；西班牙從五百萬到一千萬；義大利從一千一百萬到一千八百萬。饑荒的減弱和工業發展提供的條件降低了死亡率。 在許多問題上，這裡還需作一點保留。中歐和東歐的貴族沒有改變他們對「下屬」進行體罰的習慣；在西歐，貴族的這種習俗雖然變得溫和了，但並不是心甘情願的。他們總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往往以縱情放蕩和肆意揮霍而自鳴得意。在平民階級方面，貧困和無知使酗酒和滋事習以為常。小資產者、手工業者和富裕農民最安分守法，但有時也不免表現得粗野和嚴酷。 總之，人們因富裕而感到樂觀，進步的觀念就是這種樂觀主義的思想體現，它激勵當時的人放心大膽去從事隨著社會和精神狀態的變革而必須進行的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