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史 · 第一章　歐洲和新大陸

從十二世紀起，歐洲的對外征服已經在各方面躍躍欲試，而到了十六世紀，竟勢如破竹地發展了起來；這股勢頭一度在教會和國王的反動下受到了壓抑，但在十八世紀，即在米希勒所說的「偉大時代」或真正的「復興時代」，它又重新迸發了出來。我們這裡先講述歐洲在探索和征服新大陸方面的進展，以及它的相對說來還很有限的擴張程度。 一、對地球的認識 經過十七世紀的間歇後，遠洋探險在科學的推動和技術的幫助下，又重新活躍和組織起來。確定航船的位置是當時的重大創新之一，船舶的導航和地圖的測繪均有賴於此。有了圓規、六分儀、緯度儀等新式航海儀器後，人們便可以精確地測量出緯度；隨著秒表和船鐘的製造以及星座表的制訂，人們就能夠算出以前僅靠估計的經度。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 庫克在1772至1776年間曾進行了多次遠洋航行，其中第二次遠航曾繞過澳洲大陸，到達了極地的邊緣。對太平洋（占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探險正在進行中，庫克的第一次和第三次遠航正是進行這樣的探險；拉佩羅茲不久前曾沿著美洲和亞洲的海岸環遊了太平洋。許多島嶼被發現了，只是沒有統計其數字和登岸觀光。此外，尋找南極洲陸地以及從東北部和西北部穿越北冰洋還尚待進行。 比海洋更難深入的大陸腹地只是慢慢在對外開放。加拿大人到達了溫尼伯湖、大奴湖和哥倫比亞河，並越過落磯山脈，到達諾特加海灣，他們在這裡與來自阿拉斯加的俄國人以及與來自加利福尼亞的西班牙人相會合。在美國，拓荒者進入了俄亥俄平原，但人們對密西西比和加利福尼亞之間的廣闊地帶仍一無所知。對於亞馬遜河流域，人們知道得很少；對亞洲的了解只是一鱗半爪；至於非洲，除地中海沿岸地區外，還是個未知數。機器還沒有把地域的距離縮短：地球依舊是那麼大，廣大地區被籠罩在神秘之中。但是，大陸和海域的分布已大致被弄清；地球從黑暗中露出了自己的面目；法國的梅尚、德朗布爾和拉朗德就要去測量子午線的長度了。 二、瓜分新大陸 正如十五和十六世紀的發現新大陸一樣，這些進步並沒有改變歐洲的命運；新大陸的發現使歐洲贏得了對海外的統治，而這個統治的四分五裂也正反映著統治者的四分五裂。對新大陸來說，歐洲似乎是征服者的一個整體，但歐洲並不像最初幾次十字軍東征時團結一致對付伊斯蘭教那樣去征服新大陸。誠然，歐洲依舊是基督徒的歐洲，但宗教分化正日趨劇烈：東歐有東正教，北歐有基督教，南歐有天主教，中歐是各教混雜；同時，到處都有自由派的出現。在政治上，各國間的糾紛出現得更早些。隨著各政治大國在十八世紀從西到東地逐步形成，統一的歐洲已不復存在，因為各個王朝的立國圖強勢必引起相互間的衝突。新大陸的發現擴大了敵對的領域。由此產生了兩個結果：一方面，在大陸戰爭之外，增加了越來越複雜的海上的和殖民地的爭奪；另方面，瓜分新大陸只對瀕臨大西洋的沿海各國有利，這些國家的經濟得到了促進，從而加強了西方的領先地位。離大西洋愈遠的國家，其經濟的繁榮和文明的發達就愈加緩慢。地中海已經喪失了對亞洲聯繫的壟斷，不再像以往那樣是歐洲生命攸關的中心；更何況，地中海的部分沿岸地區被伊斯蘭教占領著，那裡的自然資源遠沒有西方那樣豐富。從威尼斯經由布蘭耐爾、奧格斯堡和萊茵河谷通向布魯日和安特衛普的大道如今只供地區間的貿易之用。義大利和德國在歐洲經濟中所占的領先地位已消失殆盡，兩國在新大陸竟沒有插足之地。義大利還勉強保住已得的部分財富，至於德國，它在三十年戰爭中被搞得民窮財盡後，直到十八世紀的最後幾十年才終於恢復元氣。只能通過波羅的海進行國際貿易的東歐，困難就更多了。它落後於西方的距離愈來愈大。儘管十八世紀開明君主的努力，東歐仍然是貧困的。人們只是不久前才開始把派別林立的莫斯科人當作歐洲人；人們沒有想到，莫斯科人占領西伯利亞，也是想要建立殖民帝國：俄國的亞洲部分當時只有五十萬人左右。 歐洲各國的不幸紛爭在舊制度末年造成了兩個後果。在十六世紀後，對世界的瓜分不能順利地進行，這並非因為歐洲人的統治遇到了挑戰，而是殖民帝國面臨著內部瓦解的威脅。殖民擴張雖仍在進行，但殖民主之間的糾紛阻礙著殖民地的進一步擴大，因而使歐洲未能控制地球上的大部分居民。 三、各殖民帝國 本土狹小的葡萄牙和荷蘭只保留了它們原有領地的一部分；前者占有巴西以及非洲和亞洲的一些港口，後者占有安的列斯群島的部分島嶼、圭亞那的一部分、好望角、錫蘭以及爪哇和馬魯古。相反，西班牙不僅繼續占有它的屬地，甚至還通過占領加利福尼亞和取得路易斯安那而有所擴展。在加利福尼亞，出現了舊金山這個新興城市；在路易斯安那，有了直達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和紐奧良城；因此，西班牙控制了墨西哥海灣和加勒比海的全部海岸，以及其腰帶狀群島中的兩塊寶地。來遲一步的英國和法國為占有北美、印度和小安的列斯群島進行了爭奪。法國遭到了失敗，只保留海地、馬提尼克、瓜德羅普和法蘭西島；1783年，法國收復了聖露西亞島、多巴哥以及塞內加爾的幾個口岸。所以，法國雖然受到了損失，卻保住了大部分食糖生產。而且，建立不久的大不列顛帝國似乎被美國的獨立運動所震動，對印度的征服已暫緩進行。英國占有孟加拉，逼迫烏德向它納貢；加爾各答的地位超過了孟買和馬德拉斯。但是，繼瓦倫·哈斯丁之後的康沃利斯在致力行政改革的同時，休兵歇戰，拒絕支持受邁索爾邦鐵普蘇丹進攻的尼扎姆。另一個同樣可怕的敵手似乎是辛提亞，他控制著馬拉塔封建王公的聯邦，並被蒙古可汗承認為世襲執政官。儘管如此，英國的興盛在歐洲是不容否認的。 所有這些殖民帝國的開發都主要是為了滿足商業貪慾。每個宗主國都從自己的殖民地攫取它所缺少的東西，並在那裡推銷它的部分出口產品；宗主國原則上禁止殖民地種植和創造與自己競爭的產品，禁止殖民地同外國進行貿易，並強制使用本國的船隻。這就是法國的所謂「專營貿易權」。因此，歐洲在海外不僅具有必買其產品的顧客，而且還取得活躍其經濟的兩種主要資源：貴金屬和熱帶產品。 拉丁美洲提供世界四分之三的金砂開採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銀礦。隨著波托西礦的枯竭，白銀主要來自墨西哥。自從一些德國人整頓了阿爾馬登礦的開採後，新的礦藏接連被開發，水銀的價格下跌了一半，而產量卻在1760年後猛烈地增長，並於1780至1800年間達到了年產九百噸的高峰。相反，用淘洗法取得的黃金產量下降了，雖然巴西和非洲的幾內亞沿岸新增加了黃金開採。 糧食種植在發展著，畜牧業在潘帕斯草原也有所發展。為了出口皮革而於1778年開放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港開始繁榮起來。但真正為歐洲人感興趣的只是熱帶作物：首先是甘蔗，然後是咖啡、可可、棉花、靛藍和菸草。巴西的食糖、咖啡和棉花補充了西班牙殖民地的供應不足。香草、奎寧、洋蘇木、桃花心木等當地的植物產品也屬出口之列。被迫定居和從事強迫勞動的印第安人提供了絕大部分勞動力。卡洛斯三世原則上解除了印第安人在礦里的「徭役」，解散了把他們集合成村子以從事種植業的「土著定居村」；實際上，以墨西哥的僱工為例，他們的僱傭條件同奴隸制很少有差別。此外，土著居民要納付直接稅，官吏們勒令他們購買從歐洲運來的、強行攤派的工業品。由於許多印第安人為逃避壓迫而移居沼澤或山林地區，人們還使用了更能經受苦役的黑人奴隸。然而，據洪堡估計，黑奴的人數並不多；他認為在拉丁美洲一千六百萬居民中，黑人占百分之五，印第安人占百分之四十七，還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混血兒」。 安的列斯群島、路易斯安那以及北美從佛羅里達到馬里蘭的大西洋地區都沒有礦產，那裡的熱帶作物占絕對優勢；馬斯卡林群島的情況也是如此。例如，大部分食糖和咖啡來自安的列斯群島。英法兩國把這些島嶼當作最寶貴的殖民地而珍愛著。美國出口菸葉，但還沒有棉花，棉花從「海島」引進只是1786年的事情。在安的列斯群島，原有的加勒比人已被消滅乾淨，大陸上的印第安人在殖民主的壓迫下向內地遷移；於是，這一地區的全部經濟就建立在黑人奴隸制的基礎之上。根據洪堡的材料，黑人約占安的列斯群島居民的百分之四十；這個百分比似乎小了一點，因為據奈克爾的估計，黑人約占法屬各島居民的百分之八十五；路易斯安那約有百分之五十的居民是黑人，美國至少也有五十萬黑人。 從1790年起，估計每年有七萬四千名奴隸被「黑奴販子」運到美洲。非洲成了新大陸的「烏木」倉庫，在歐洲人的劫掠下，非洲的居民正急劇減少。被裝運上船的黑人一部分死在海上。白人有時也通過他們開闢的口岸同當地的土著進行交易，但他們並不力圖征服土著居民。在亞洲，他們長期採用這種純商業的辦法，即不用通過武力征服，而是向當地王公購買開闢口岸的許可證，開展貿易活動。直到十八世紀，這個方法還部分地保留著。此外，美洲原有的許多享有特權的公司，除在加拿大留下少數幾家從事皮毛收購外，都已不再存在，而各國的東印度公司卻始終保持它們的壟斷權。因美洲戰爭而債台高築的聯合省東印度公司搖搖欲墜；卡龍於1785年重建了法國東印度公司；皮特於1784年改組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占著主導地位。 這些公司在遠東售貨較少，而購貨很多。在四年里，法國公司的出口額為七百萬里佛，購回的貨物則達五千萬里佛。英國公司在同期只賣出少量毛織品和五金產品，卻買進棉紗、靛藍、食糖、大米以及大量的硝石，每年的貿易逆差達二百萬英鎊左右。貿易壟斷沒有擴展到中國：1789年，在停靠廣州港的船隻中，除去五十艘英國船和五十艘從事邦際貿易的印度船以外，還有二十五艘掛不同國旗的船隻。但貿易也出現了逆差：中國人只買少量的鴉片，卻賣出成箱的茶葉、瓷器和漆器。所以，歐洲人在美洲大發橫財，在亞洲卻相反入不敷出。各公司的股東們並沒有因此吃虧：他們把貨物重新售出，從自己的同胞那裡取得巨額利潤。 在大革命前夕，荷蘭人和英國人採用了一種新的辦法。他們像在美洲那樣對當地的土著進行統治，直接剝削土著，不必再運送黑奴。荷蘭人強迫馬來人必須在他們的墾殖園進行勞動，強制農村種植某種作物，並徵收一部分收穫。英國公司壟斷著食鹽、鴉片和硝石的貿易，同織布商簽訂有利可圖的預付合同，尤其代替失勢的王公們徵收土地稅。公司經紀人的敲詐勒索甚至在英國也引起了憤慨；這在克萊武案件和瓦倫·哈斯丁案件中均有所披露，他們兩人因以往的功績而受到了寬恕；但從已暴露的事實看，他們下屬的胡作非為也就可想而知了。雖然在亞洲沒有「奴隸販子」，但這裡所用的辦法不能不令人想起西班牙冒險家在拉美曾用過的那些手段。 雷納爾教士在其《東西印度哲學史》一書中強烈譴責了征服者的暴行。他們的統治同奴隸制簡直一模一樣，這使宗教界和慈善界開始看不過去了。長期以來，只有基督教公誼會單槍匹馬地譴責奴隸制；後來，一些哲學家也開始說話；最後，於1787年在倫敦成立了一個「黑人之友會」，1788年在巴黎建立了分會。維爾倍福斯和皮特對該會的綱領頗感興趣，因為這綱領並不要求立即取消黑人奴隸制，而是主張通過廢除黑奴買賣使奴隸制逐漸消失。至於殖民體系，由於這同政治家和商人的利益關係甚大，所以沒有考慮放棄它，何況，還有人為殖民體系進行辯解。英國殖民者在印度或北美開戰尋釁、侵城掠地的行為，在大陸各國人士中找不到很多辯護者。但是，在關於拉丁美洲的問題上，有人反駁雷納爾說，混戰的被禁止以及在工具和經濟方面的顯著進步，這對土著人不是沒有好處的，因為大家公認，儘管有饑荒和病疫發生，土著的人口還是增加了。有人舉出為減少弊端而進行的改革，提到一部分種植園主的仁慈，以及教徒們的熱心相助，例如巴拉圭的耶穌會教士曾經把印第安人召集到他們的「教會」中進行教育。有人聲稱，富裕的和受過教育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兒正形成著中間階級的萌芽。但不容否認的是，無論本土的歐洲人或當地的種植園主都並不扶持殖民地，他們在殖民地發展生產無非是為了增加自己的利潤，從不考慮提高土著人的地位，以為把天主教強加於土著人就足夠了。西方的語言和習俗通過交往、利益和社會分化得到了傳播；充滿種族偏見的白種人對被同化了的土著，甚至對他們生下的混血兒，仍然一概予以排斥。可是，大多數被征服者從沒有完全逆來順受。他們把外國語改造成為「洋涇浜」，秘密地舉行自己的宗教儀式——例如，聖多明各的服圖教——甚至還保留他們的司法習慣。 白人不在熱帶亞洲和非洲定居。氣候不允許他們這樣做，西方公司的大批士兵和經紀人在那裡因病死於非命。這與美洲和馬斯卡林群島的情形大不相同。在那裡，除官吏和軍人外，還生活著種植園主、商人、技工，以及各行各業的地位不一的「次等白人」。其中的許多定居者在當地傳宗接代，因而到十八世紀末，土生土長的白人便大大超過來自宗主國的白人。 據洪堡估計，西屬美洲約有百分之十九的居民是白人；在墨西哥，他認為歐洲出生的居民約占百分之七。據奈克爾的計算，在法屬安的列斯群島，白人僅占百分之十二，還有百分之三的有色人種自由民。可是，少數的奴隸主面對絕大多數的奴隸，天長日久就難免要出危險。奴隸不時揭竿而起，進行暴動。圖帕克·阿馬魯於1781年在秘魯舉行起義；提拉唐代斯於1792年在巴西被處決。 種植園主對黑奴經常的行兇鬧事和此起彼伏的暴亂深感恐懼。在他們看來，這是與制度本身不可分割的缺陷；在適應這種狀況的同時，他們對未來充滿著信心，因而逐漸擺脫對宗主國的依戀。 四、各殖民帝國的危機和美國革命 各國政府把它們的統治方法——君主專制、官僚集中、軍隊和警察統治，以及宗教褊狹——搬到海外領地去。唯有實行君主立憲的英國頒布了憲章，給予在美國的英國國民一定程度的自主權。舊大陸還把自己的社會結構的某些特徵移植到拉丁美洲：教士享有特權，貴族驕橫無忌；法屬加拿大甚至建立了領主制。然而，這些特徵在新的國土上有了一定程度的緩和，至少在城市中是如此。例如，在法屬安的列斯群島，直接稅確實得到了實施，任何人不得減免；教會財產為數甚微；貴族和平民不分彼此地轉變為近代的資產者，這些富裕產業主的地位高於「次等白人」。 在非洲和亞洲，僅有少數臨時居住的白人不顧一切危險，但求儘快獲得私利，他們不會想到向大公司的壟斷進行挑戰。雖然糾紛也不時出現，那只是個人間的對立和衝突，可是宗主國也一樣受到影響。至於在殖民地土生土長的白人後裔，他們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了。那些事關他們利害的重大問題竟由內閣各部的官僚們作出決定，這使他們憤憤不平。他們嫉妒王國政府的派出代表，渴望獨立和自己管理自己。「專營貿易權」極大地束縛著他們，他們特別希望能同別國進行自由貿易。就安的列斯群島來說，如果能用食糖和羅木酒換取新英格蘭的定期食物供應，那對他們將是件有利可圖的事。除了利害衝突以外，還有啟蒙哲學傳到美洲所引起的爭執。白人有他們自己的中學和大學；即使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書籍也不顧宗教裁判所的禁令到處流傳。玻里瓦爾的老師羅德里格斯是盧梭的門生。此外，也有一些白人後裔來到歐洲留學。美國革命終於瓜熟蒂落，促使人們不再滿足於抽象的思辨。 與拉丁美洲各色人種雜居的情形相反，在沿大西洋的北美邊緣地區，居民是清一色的白人；其中，那些尋找土地或職業的勞動者根本就不需要黑奴或被奴役的印第安人，居領導地位的白人是一些以商人為主的、一般尚屬小康水平的資產階級。這是歐洲擴張的第三種形式。成群擁來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組成了新的西方世界的核心，這種「美國型」的新西方不僅繼承和發展了歐洲的冒險精神和創業精神，而且以強烈的個人主義為標榜，這種一掃因循守舊的個人主義同舊大陸上曾迫使清教徒離鄉背井的教會、貴族和國王的專橫統治是格格不入的。他們共同關心的問題是驅逐印第安人和不再同充當教皇走卒的法國人相毗鄰。對法國人的痛恨，加上對宗主國的派出代表及其強制推行的重商主義的厭惡，促使當地白人同新英格蘭和賓夕法尼亞的殖民主、港口的批發商、弗吉尼亞的種植園主，甚至同南部各州的種植園主接近起來。在南部各州，美國型的特徵誠然是存在著的，但被大產業和奴隸制沖淡了。清教徒的獨立精神包含著天賦人權的概念，向各殖民地頒發的憲章保留著英國「習慣法」的傳統。殖民主們拒絕服從他們不派代表參加的倫敦議會，並進一步同宗主國斷絕關係，由此誕生了合眾共和國。美國獨立的榜樣在歐洲深得人心，並有力地推動了未來的社會革新和政治革新，但可以預見，它也將動搖各殖民大國的權威。首先，美國的獨立表明，假如英國今後要建立由白人居住的殖民地，它就必須設計一個嶄新的帝國結構。當然，這個問題的解決還並不十分緊迫，因為無論法語區的加拿大或來自美國的移民，都毫不使人感到擔心：前者信奉天主教，內部十分團結，對外則顯得孤立；後者因忠於英國，定居在大湖區的北部。問題僅僅是要防止兩部分人之間發生衝突；皮特於1791年通過建立兩個獨立的地區，終於做到了這一點。 相反，對各拉丁大國說來，美國的解放使它們面臨著像英國一樣遭到肢解的威脅。群情激憤的白人後裔本能地把他們的目光轉向從十六世紀以來與天主教國家在利益上和信仰上始終對立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英國人對開放西屬美洲的廣闊市場懷有野心，對產糖諸島也饞涎欲滴。毫無疑問，美國不久也會高興地看到把歐洲人趕出新大陸；在這以前，美國取得法國人的同意，於1784年進入了安的列斯群島的某些港口。委內瑞拉人米蘭達後來曾向華盛頓和皮特請求給予幫助，1787年，巴西人梅依阿在尼姆試圖爭取傑弗遜的支持。 其實，「起義者」之所以取得勝利，是因為各宗主國不由自主地要互挖牆腳。法國、西班牙和荷蘭一起支持起義的殖民地反對英國，殖民地的白人因而可以指望同其他國家結盟，並從中漁利。歐洲在它所征服的海外領地打上自己的烙印：人們可以看到，以歐洲為形象的人類正在全地球形成著。雖然有色人種覺醒的時代還遠沒有來到，但歐洲開始發現，它把自己的兒女送往海外，也就為海外脫離自己做好準備。與此同時，歐洲各國間的糾紛也讓世界的其他部分能夠暫時保持平靜。 五、其他各種文明 幾個世紀以來，穆斯林和基督徒似乎始終是不可分開的。雙方都在宗教狂熱的煽惑下進行聖戰。繼承了希臘和羅馬文明和橫跨亞歐兩大洲的伊斯蘭教曾經是中世紀文藝復興的酵母；地中海的貿易把兩個大陸緊緊地連接在一起。當時，伊斯蘭教繼續在蘇丹和馬來亞招收信徒；但是，它在歐洲方面被迫採取守勢。隨著亞歐兩洲的貿易繞過了伊斯蘭地區，該地區的經濟便停滯不前，思想和藝術的活力也日漸衰弱。 當近代的晨曦來到時，奧斯曼蘇丹似乎正實現伊斯蘭的統一，但他沒有成功。摩洛哥對他不予理睬；波斯的什葉派奮起抵抗；柏柏爾人也不再服從他。在阿拉伯中部，阿卜杜·瓦哈伯首先鼓吹伊斯蘭教應恢復建教初期的苦修生活，薩烏德接著又準備進行聖戰。由於幅員遼闊，奧斯曼帝國保持著強大的外表，但它的衰落卻已經顯而易見。土耳其武士已習慣在「封地」的定居生活，他們竭力為自己受過學校教育的子弟謀取官職；從此，他們為奧斯曼蘇丹建立起來的很有特色的行政結構和軍事結構開始搖搖欲墜。外省的帕夏逐漸趨向獨立：阿里·泰布蘭霸占了亞尼納；在埃及，馬穆魯克騎兵更為所欲為。土耳其人並不要基督徒改宗伊斯蘭教，也不設法去同化他們，卻聽任他們在自己的神甫和官吏的治理下生活。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在港口經商和開設銀行，他們同那些受「特惠條例」保護的歐洲商人進行貿易，逐漸形成資產階級。此外，帝國僅有的商船——希臘船舶在地中海到處航行。最後，基督教國家為眾人所注目：天主教徒受法國的保護，塞爾維亞投靠奧地利，門的內哥羅和希臘倒向俄國。奧地利首先利用奧斯曼帝國的衰落，征服了匈牙利。不久，葉卡特琳娜二世在擴展到黑海和布格河後，吞併了克里米亞和高加索，從而結束了韃靼人的劫掠，並使俄國農民能夠開墾「肥沃的黑土」。土耳其帝國再也不能把歐洲同穆斯林世界隔離開了。 在非洲，歐洲人僅來到沿海口岸，主要在塞內加爾和幾內亞海灣的口岸尋找奴隸。至於內地，除了好望角的荷蘭殖民主外，只有蘇丹和東部地區的少數阿拉伯商人才冒險深入。那裡，一些王國正在形成中，其存在的時間長短不一；例如貝寧王國在十六和十七世紀曾產生了光輝的青銅藝術，到十八世紀一度相當繁榮。豪薩各國十七世紀後在尼日東部興盛了起來；索科托、博努和坎南各國在十九世紀初曾建立了穩固的統治。這些國家對整個歷史沒有產生過任何影響。 相反，亞洲神話般的財寶和偉大的文明遠在歐洲以前就達到了頂點，它繼續吸引著人們的好奇心。波斯國王和蒙古可汗的金碧輝煌和奇珍異寶沒有喪失其神話般的名聲，但人們開始看到，由於幾百年來不再前進，世界的這部分地區正是一個供人掠奪的目標。印度正落到英國人的手裡。緬甸和柬埔寨決不會進行任何反抗。比尼奧·德·貝海納主教和本地治里的商人利用越南中部的無政府狀態，企圖碰碰運氣。叛亂的太松族山民在占領了北越和順化後，向交趾支那發動進攻，阮映於1787年簽訂了一項同盟條約，答應把峴港、崑崙島和貿易壟斷出讓給法國。然而，路易十六沒有批准這項條約。其實，這是因為印度支那的吸引力不如中國和日本那麼大，傳教士和商人在十六世紀已經向中國和日本滲透，但從十七世紀起，他們便不再許可去那裡了。 在中國，於1736年登基的乾隆皇帝已接近暮年。這位崇尚武功、治國有方、才學高深的聖明君主成功地繼承了康熙的事業，使滿族王朝達到了強盛的頂點。他征服了歷來騷擾中國和歐洲的蒙古部落和土耳其斯坦部落，並使尼泊爾和越南成為藩屬國。 另外，外出的僑民也擴大了中國的影響。在日本，唯有中國人才受到接待，他們在交趾支那定居，遠航孟加拉和菲律賓，到處都通過經商和高利貸發財致富。乾隆不准外國人進入中國，甚至嚴厲懲罰加入耶穌會和遣使會的中國臣民。對於那些給他帶來錢財的「蠻夷」，天子採取寬容的態度，允許他們同本朝臣民從事貿易，但只限廣州一地。西方人欽佩中國的純倫理哲學，欽佩它的開明君主，以及中國社會的民主性，因為中國的貴族只是一個榮譽稱號，並不意味著特權和官職，所有人都能通過考試而為國效力。確實，中國的官吏制度當時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何況中國過去還出現了一些發明家和思想家。 但是，很久以來，中國處於墨守成規和停滯不前的狀態，官吏的學識往往流於形式。勞動力過剩使技術不能進步，至今只是使用畜力而已。皇帝的權威實際上得不到制度的保證，在亞洲歷來是這樣，一切都有賴於他個人的才幹。皇帝名義上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際上卻要受帶兵理財的督撫們的牽制，而他們只向國庫繳納很少一部分稅款。在北京和幾個重要城市周圍駐紮的軍隊只擁有陳舊的裝備。最後，儘管滿族人對漢族實行懷柔和合作政策，無數秘密會黨正醞釀著一場民族主義運動。乾隆末年曾不得不鎮壓了多次暴亂。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也不可能對歐洲人進行有效的抵抗。 日本對歐洲更加敵視。它只向與長崎隔海相望的一個小島上的幾個荷蘭人出售少量的銅，但從不向他們購買任何物品。此外，德川家族雖然征服了各「藩」，恢復了秩序，並強迫各「藩」通過國家出售他們領地的多餘農產品，但將軍和大名的藩政仍保留了下來，幕府繼續讓他們壟斷地權和統治農民，並禁止農民外流，以保證各藩對勞動力的需要。日本具有巧奪天工的藝術，為貴族服務的繪畫和木刻在清長、歌麿和北齋時代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但如同中國一樣，日本在技術和實驗科學方面沒有任何進展。尤其，日本的武士還停留在中世紀的階段。 在十七世紀，這個國家似乎十分欣欣向榮，據說人口達二千三百萬左右。但到了十八世紀，困居小島彈丸之地的日本居民因連年災荒而成批死亡。隨著國家和各藩收入的減少，稅收、勞役和田賦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貨幣不再穩定，幣值不斷下降。由於各藩財政支絀，向武士提供的俸祿不夠他們維持生活，武士們開始不顧自己的門第而就業謀生，有些甚至淪落為社會上尋釁鬧事的「浪人」。 到了德川家族的不肖後代德川家治掌權的時候，大將軍和幕府官僚們對武士的衰落不但毫不關心，相反窮奢極侈，加速了這一衰落的進程。京都的皇室為了換取大將軍和幕府的順從，也助了一臂之力。1786年，尚未成年的德川家齊出任大將軍職，一切事務由他的哥哥一橋代拆代行，據說田沼老中曾提出過一些改革主張。德川家族於1788年推翻了一橋。新任攝政的松平定信著手恢復舊制，他至少通過限制奢侈、縮減債務和鞏固幣值等法令，整頓了財政。但是，由於與京都不和，又受到前任的抵制，他被迫於1793年引退；那時，德川家齊恰好長大成人。在大城市中（主要在大坂）已存在著商業和金融資產階級，他們雖頗有影響，但不得出任官職和占有地產。他們是否受到華僑中崇高理性的儒家思想的影響，我們至今還不清楚；據說這些華僑竟敢斷言，人在天神面前沒有高低之分，他們竟敢懷疑天皇是太陽的化身。田沼和松平定信同資產階級是否有聯繫，我們也並不了解，但他們同西方的開明君主卻有某些相似之處。總之，一個神秘的和民族主義的潮流開始上升，這個潮流取得了於1769年去世的賀茂真淵的門生、宣揚神話歷史的本居宣長的支持。賀茂真淵純潔了日語，主張恢復「神道」，抵禦中國的影響。本居宣長提出，天照大神的子孫天皇應統治世界。這個主張取得了文人和武士們的紛紛支持。這種浪漫主義在政治方面表現為譴責大將軍謀篡王權。但是，使幕府制垮台的歐洲的干涉是遲遲在四分之三世紀以後的事。 中國和日本的技術落後使兩國人民蒙受侵略的威脅。誠然，在帆船時代，遙遠的距離保護著遠東：往返中國的旅途需要花十八至二十個月時間，而去地中海的伊斯蘭教地區，就不用考慮路程了；何況，俄國繼奧地利之後，從陸上向奧斯曼帝國發動了進攻。但是，歐洲內部的敵對延緩了對外的侵略。當時歐洲約有二億人口；美洲約有二億五千萬；一億左右的非洲人和五至六億的亞洲人還不在歐洲勢力的控制之下，因而當法國爆發革命時，世界的大多數人都沒有想到，在世界一角發生的這場革命竟會使他們的子孫受到其思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