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 第十四章 革命活動的產生

但是，其他問題仍然存在，其中有一些我們可以試著作出一種回答。革命思想和革命口號是怎樣傳播給群眾的？標誌著革命群眾特點的那種緊張、猛烈、大膽和英雄主義的特殊氣氛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巴黎的各次革命暴動是怎樣醞釀和組織的？在領袖和時常組織起來響應他們的戰鬥號召的群眾之間有什麼聯繫？群眾的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發的？ 當然，群眾意見——作為構成革命群眾主體的那些個人的意見——顯然大部分是由無套褲黨自身的直接經驗形成的。有些歷史家否認這一點，但是我們關於他們對經濟危機和食品價格上漲的反應已經說明很多了，因而沒有必要再多做論述。我們這裡主要關心的是「賤民」從其他社會集團那裡取得的和吸收了的那些思想和口號，這些思想和口號，如我們看到的，不但使他們有了一套新的政治語彙，而且也使他們在各次革命大騷動中作為革命記者和政治家的同盟者參加了戰鬥。這些思想是怎樣傳播給他們的呢？至少在鄉村里，幾乎全都是文盲，這種傳播一定主要是口頭的[1]；即使在省城和市鎮（阿瑟·楊格發現那些地方也是報紙奇缺[2]），1789年第三等級代表的報告也都是在大廣場上或市政廳外面向他們的選民高聲宣讀的[3]。我們也可以假定，艾貝爾的《杜歇老爹報》（1793年陸軍部免費發給各軍事單位[4]）也是用來在營房裡達到同樣目的的工具；我們聽說1791年的憲法在制憲議會通過以前，也是通過在工人和其他人的集會上朗讀來加以討論的[5]。 但是，如果認為至少巴黎無套褲黨人沒有直接讀過政治思想家和記者的著作，那就不免是一種錯誤。在首都，識字者看來要比外省多得多，同時代的觀察家和警察報告都證實了這一點。雷斯提夫·德·拉·布累托內在1789年這樣寫道： 近來，首都的工人們變得難以駕馭了，因為他們在我們的書中讀到了一條他們認為非常有力量的真理：工人是最寶貴的人[6]。 他這樣說無疑是有些誇大，但是警察局和各區的關於這一時期騷動被捕者的警察報告表明，絕大多數小作坊老闆、商販和一大部分成年男子工資勞動者——特別是幫工——至少能簽署自己的名字[7]。雖然我們也許可以認為，直接閱讀盧梭或任何其他哲學原著的無套褲黨人並不多[8]，但是，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某些小冊子的作者和政治作家是直接向他們（包括他們當中的婦女在內）喊話的。許多小冊子不僅意在反映郊區和市場的看法，而且是用通俗的語言寫成的，這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艾貝爾的《杜歇老爹報》是一個明顯的恰當例子。有趣的是我們看到1789年出版的一本題為《賣魚婦和市場挑夫的第一次對話》的小冊子，裡面用一個市場婦女的口吻說：「太太，我盼望我們能讀書識字。[9]」1791年，民主派特別努力於打動掙工資的居民：馬拉的《人民之友》刊登了補鞋匠幫工和建築工人的來信[10]；路易·羅培於1791年6月在聯誼會敘述「國民中最沒有知識的階級」入會情況時寫道：「報紙已經不再能使他們感到滿足，它們喚起了這個階級教育自己的願望。」[11]同年警察局所作關於馬爾斯教場事件的報告中，也有證據表明，至少有一大部分活躍的幫工和其他工人閱讀革命報刊。例如，廚娘康斯坦·埃符娜告訴格雷訥累噴泉區的警務委員，說她閱讀普律多姆、馬拉、奧杜安、卡米累·德姆連作品，還常看《人民喉舌》[12]；一名菸草工人被捕時，發現帶有《人民之友》；一名流動商販講述他的觀點來自馬拉和普律多姆；一名鞋匠幫工力言他的意見是由於閱讀民主報刊而形成的[13]。也許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因政治犯罪而在巴黎各區被捕的250人中，有12人是報販，他們的罪名是向這類主顧分發小冊子和報紙[14]。如果積極的工資勞動者的情形是如此，我們就只能認為民主派的報刊在小作坊老闆和商販中銷路一定更為廣泛，這些人的文化通常高於他們的幫工，而且常常左右他們的觀點。 所以，情況似乎很可能是：期刊和小冊子在形成群眾對當時主要政治問題的意見上起了主要作用，並且至少也有時候在為首都的巨大革命事件直接準備這樣的輿論上起有重要作用。我們已經見到民主報刊和哥德利埃俱樂部在1791年的騷動中所起的作用。馬拉在1793年2月25日的《政論家》上猛烈地煽動群眾反對商人和雜貨店主，無疑助長了隨之而來的雜貨騷動的緊張氣氛。此外，根據警察局告密者的說法，在共和國第三年牧月1日起義前夕，有人把500多份《人民起義》的小冊子分發給適當選定的首都各區[15]。不過，大體上說來，這些事件的大部分參加者可能是用其他方式吸引來的。 由於無套褲黨加入了國民自衛軍，尤其是加入了各俱樂部和各社團以及各區委員會，他們就更有系統地接受了先進政治集團的思想教育。有趣的是我們看到，無套褲黨人怎樣最初被排斥於這些團體的權威地位之外，後來卻逐漸「攻占」了這些團體，甚至於——雖然是短時期的——把這些團體變為表達他們自己觀點的而不是表達建立這些團體的政治領導人觀點的工具。當1789年7月國民自衛軍組成的時候，巴那夫高興地說，它至少大部分是由「善良的資產階級」組成的[16]。不久以後，「消極」公民無形地被排除於它的隊伍之外[17]；但是，這種界限在1792年夏季被取消了；從1793年5月安利奧被任命為總司令起，它便成了主要由無套褲黨人組成的部隊，並且在許多個月中一直是聽命於雅各賓派公社的工具。毫無疑問，未來的牧月武裝起義的軍事幹部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成長起來的。 俱樂部和各群眾社團在以雅各賓派的主張對巴黎「賤民」進行政治教育上一定也起了更為顯著的作用。我們已經談過，在1791年馬爾斯教場示威和請願之前的那幾個月中，某些俱樂部和社團，也就是所謂聯誼社團，在廚師、運水工人和其他非技術工人的意見形成上起了相當的作用——在這段時期「母」社哥德利埃俱樂部由於把會費降低到每月2蘇，已經向「消極」公民敞開了大門[18]。在這一時期，像雅各賓聯誼俱樂部、市場區俱樂部、暴君主敵協會等社團，主要都是由這些分子組成的，它們的每次集會能夠吸引300人至800人不等[19]。到1792年初，到處都在成立這類社團，同年5月，戈布蘭區掛毯工場曾抱怨工人們「長期守在俱樂部」[20]。一年之後，偉人祠區的一個書籍裝訂商在抗議雇來建築聖日訥維葉教堂的工人行為越軌時說，「他們組織了俱樂部，並且在區議會之外或開會以後另外開會」[21]。 各革命委員會從一開始就主要是由無套褲黨人組成的。在其代表的就職會議上，它們曾請求公社和國民大會給它們的成員以補償，「因為他們全都是以勞動為生的工人」[22]。甚至於在現代化居民區西部邊界上的香榭麗舍區，在1793年6月也有了一個「由工人組成的雜有幾個資產階級分子」的委員會[23]。從以前引用過的數字上，我們看到共和國第二年絕大多數委員是店主、小作坊老闆和獨立工匠，只有略多於四分之一的委員是租金收入者、工場主、公務員、承包商和專門職業者[24]。雖然關於巴黎人民團體的組成，我們知道的要少得多，但看來大體上與此相似[25]。這一時期的巴黎公社的組成也是一樣[26]。政府對損失工作時間的人發給40蘇的補助金保證了為數可觀的無套褲黨人經常出席各區大會[27]。情況既然如此，這些團體時常成為無套褲黨人本身觀點——誠然，一部分是從革命領袖那裡得來的——而不是國民大會多數派觀點的傳播中心這件事就不足為奇了。這當然也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在1794年春季這些社團大部分都被封閉和各區的獨立性受到限制[28]——熱月以後「溫和」的國民大會用大批「清洗」和改組公社、民政委員會、革命委員會以及停發40蘇補助費等方法更快地完成了這一過程[29]。如我們所看到的，到1795年9月，已經沒有任何直接表達無套褲黨人意見的社團、俱樂部、委員會和區議會了；當召開預選會討論共和國第三年憲法草案時，只有很少幾個工人參加會議[30]。從此以後，他們又只能在街頭、作坊和市場上進行鼓動和發泄他們的不滿了。 儘管如此，公共集會場所、作坊、酒店、市場和食品商店等處的談論在傳播思想和形成意見上一定仍起有相當的——也許是很大的——作用。警察報告和其他關於這一時期騷動的同時代評論都充分證明了這種看法。在貴族反叛時期，新橋和多飛內廣場是議論政治和革命騷動的主要中心：這當然是由於它們緊鄰法院，是法官和他們最有力的支持者、律師的書記和庭丁們的活動場所。1789年6月，一度在東部郊區的騷動中心，轉移到羅亞爾宮，奧爾良公爵和追隨他的那一群演說家、小冊子作者和記者在那裡建立了他們的總部。6月30日夜間，群眾就是從這裡出發去釋放亞培監獄裡的11名法蘭西自衛軍士兵，他們被關在那裡是因為他們曾經拒絕向一星期前因反對宮廷企圖解除內克爾職務而在凡爾賽示威的巴黎市民開槍[31]。也是在羅亞爾宮，卡米累·德姆連等人於7月12日發出武裝起來的號召，點燃了巴黎革命的烈火；人們也是從這裡出發去破壞關卡，在寺院和槍炮作坊里搜索武器，並從聖拉扎爾男修道院把糧食運到中央市場[32]。在為10月的進軍凡爾賽作輿論準備上，羅亞爾宮也起了作用；就是在羅亞爾宮花園裡和咖啡館裡，聖杜律治侯爵和他的同伴企圖以煽動巴黎市民在8月底進軍來加速解決問題；這裡的演說家在10月4日的重新煽動上卻獲得了更大的成就[33]。在以後幾年，羅亞爾宮（不久更名為平等廳）的拱廊和花園成了臭名遠揚的娼妓、投機者和賭徒的出沒場所，而不再是政治記者和演說家的活動地點；但在熱月之後，它又重新成為騷動中心：在1795年春季，它成為「紈絝子弟」和無套褲黨人的舌戰之地，在葡月以前的日子裡，這裡曾發生過保王派青年和共和派軍隊之間的更為猛烈的衝突。在其他場合，羅亞爾宮可能不如格累夫廣場有名，因為這個廣場和人煙稠密的各區很近，並且就在市政府的門前（我們已經看到它在7月13日、1789年10月5日和熱月9日的重要性）[34]；此外，羅亞爾宮也可能不如馬爾斯教場有名，因為這個教場已經成了有組織的盛大慶祝或示威的集合地點，或者不如斐揚派平壇有名，因為它就在國民大會的入口處。其他當地的集合中心是聖安東郊區大街和莫弗塔街。 小作坊在為輿論作準備上所起的作用在文獻上能夠找到的證明比較少，老闆和幫工們就在這些小作坊里一起勞動，並且也常常一起吃飯和睡覺，在這裡，老闆們對於時局問題的看法常常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在警察報告裡也能偶爾看到這種關係。例如我們看到瓷器製造商奧列弗，或有意或無意地、不厭其詳地轉述了累維伊揚據說在聖馬格里特地方議會發表的關於工人工資的演說，藉以煽動他的工人反對累維伊揚。更典型的例子是師傅同幫工一起肩荷著武器去參加革命武裝暴動：我們看到釀酒者桑代爾如何帶著自己的一名幫工到巴士底去（在聖安東郊區，當時類似這樣的例子一定很多）；此外，我們看到皮埃爾·歐邁特，一個細木工幫工，在1792年8月10日伴同他的僱主到圖伊勒里宮去；傷兵院區農場主葛勒在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中曾安排他的兩個農場助手輪流服役。在其他場合，我們也聽到作坊老闆受到敵對的見證人的控訴，說他們煽動自己的工人參加馬爾斯教場示威和牧月起義這一類運動。[35] 酒店也可能是溝通革命思想的同樣有力量的地方。不僅酒商看來是最堅持革命的一個集團——注意他們在攻打巴士底的人中所占的數目，在燒毀關卡當中，他們的數目還要大[36]——而且他們的酒店也是郊區和市場「賤民」的公共消遣之所，特別是在星期日和星期一，這些人成群地越過關卡聚集在眾所熟知的庫提厄、鮑雪隆和新法蘭西酒店裡。這些酒店成了談論國事和交換新聞與謠言的方便中心，就因為這個以及其他原因，巴黎的許多重大事件都在周末發生或得到推動也許就不是偶然的了[37]。考斯道夫·博爾的那篇文章是言過其實的，但是他斷定許多攻打巴士底的人都來自聖安東區的酒店的說法卻不無正確之處[38]。例如，販運大理石的約瑟夫·夏諾在累維伊揚騷動中被一塊落下來的瓦片砸傷了，他承認是在一個酒店裡坐著喝酒的時候被一群巡迴的騷動者拉出來的；那一次的其他被捕者也有類似的說法[39]。一個蠟燭商的油脂搬運工讓-尼古拉·丕平，在詳細敘述他在7月革命中的經驗時說，「在新法蘭西酒館賣金太陽酒的老夏維那裡」酒足飯飽以後，於12日夜間加入了聖馬丁關卡附近的騷動者[40]。 食品商店和市場更是顯而易見的騷動中心。在物資缺乏和價格高昂的日子裡，人們在雜貨店、肉鋪和麵包房排隊之際很容易發脾氣。根據哈代的證明，我們已經看到，在巴黎革命爆發前的若干星期中，政府為預防騷動曾調派軍隊進入市場並在麵包店門前設置崗哨；並且也看到，在隨之而來的夏天和秋天裡，當這種措施不再成為可能時，麵包商怎樣不止一次地成為群眾暴動的犧牲者。雖然在1789年以後不再採取「燈柱上吊人」的辦法，但如已經充分證明的，麵包房和雜貨店，仍然是一般騷動的中心和常常達到起義程度的群眾示威的出發地點。 聚集在市場、麵包房和酒店的工匠、工資勞動者和家庭婦女怎樣從這種規模較小的團體開始發展成為帶來一切恐怖表現、英雄主義和破壞性暴行的偉大革命群眾的呢？歷史家們似乎不大願意探討這類問題，認為它們特別屬於社會學家或群眾心理學家的研究範圍[41]。但是，由於缺乏歷史眼光或可靠的文獻，專家們也同樣容易誤入歧途，正如寫了不少有關這個問題的著作的考斯道夫·勒朋一樣。按照勒朋的說法，革命群眾往往是由犯罪分子、墮落分子和具有破壞天性的人構成的，他們都是或多或少消極地響應「領導者」的號召[42]——這表明作者不僅是拾泰訥的牙慧，而且表明作者想把他的革命群眾的一般化概念同樣應用於一切時間和一切地點。喬治·勒菲富爾與此相反，曾經論證革命群眾並不是抽象的，而是一種社會現象，它雖然符合於某些一般的發展規律，可是它是從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產生的，並且是特殊的社會壓力和思想影響的結果；法國革命的情況正是如此[43]。 在這一方面，當然有必要把群眾為了直接響應領導人的號召而集合起來的示威運動和其餘的騷動分開——如1791年7月17日馬爾斯教場事件，1792年8月武裝進攻圖伊勒里宮和1793年6月2日驅逐吉倫德黨議員的有組織的軍事行動等都是這一類的示威運動。在這些情況下，無論一般的或特殊的參加者都是心悅誠服地為同一目標而戰鬥，群眾的共同心理和組織這個示威運動的個人或集團的心理完全一致，沒有從這一種心理到另一種心理的突然變化[44]——自然，除非某些意想不到的新因素參加進來破壞了平衡[45]。1792年6月20日一類的示威似乎屬於另一種類型：這一次，公民們在他們公認的領袖率領之下的和平遊行，由於沖入圖伊勒里宮（可能純粹出於自發），竟一變而成為對於國王本人權威的猛烈而自發的挑戰。 事實上，標誌著革命群眾的最典型的形式的正是這種變化或轉化的因素——在革命開始階段，國民自衛軍組織還沒有建立，各區還沒有設立一種可以更有計劃地來組織對當局挑戰的機構，這種形式是最為常見的[46]。例如我們看到，1788年法院書記和老城區幫工的並沒有多大害處的慶祝，由於郊區和市場區的小作坊老闆、幫工的參加，就轉化為達到起義程度的暴動了；這種轉化並不是領導人伺隙煽動的結果（如泰訥和勒朋所要使我們相信的那樣），而是由於麵包價格的暴漲對零星消費者發生了影響造成的。構成累維伊揚騷動事件的原因，在累維伊揚和亨利奧於4月23日作了激怒群眾的演說後已經存在，因此在騷動的過程中就沒有這種突然轉化。然而，這次騷動卻從酒店、作坊里的群眾發牢騷和通過鄰近各區的結隊遊行發展成為28日夜間在聖安東郊區的瘋狂的破壞和對於槍彈的英勇抵抗。這裡，暴動速度和性質的發展與其說是由於外部因素的干預，不如說是由於參加示威者人數的增多和當時存在的因三級會議即將到來而產生的緊張激動的氣氛。 1789年夏季和秋季的兩次規模巨大的巴黎起義，足可以作為這種轉化的典型例子。第一次起義是星期日，在羅亞爾宮裡散步的心境和平的群眾，聽到了內克爾解職的消息和奧爾良公爵周圍演說家發出的準備戰鬥的號召，像觸電一樣突然變成了一種革命的力量。從這以後產生了即使最機敏和最堅決的宮廷反對派也無法計劃或預見其一切的一系列事件：舉著內克爾和奧爾良公爵肖像在大街上遊行；對關卡和聖拉扎爾修道院的襲擊；在槍炮作坊、寺院和兵工場裡搜索武器；在正在組成新市府的市政廳外面示威；為了尋找武器以武裝新成立的資產階級民兵而展開對於傷兵院的進攻；最後（一部分是有計劃的，但主要是整個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結果）是對巴士底的正面進攻和殺害德洛納與弗勒塞爾[47]。在10月，我們看到了同樣類型的發生和發展，雖然起義的最後階段比較明確地帶有政治方向。自然，對於10月5日清晨要求供應較廉價和較充分麵包的絕大多數家庭主婦及市場婦女來說，正如對於偶然在場的觀察家一樣，暴動的開始放槍一定看來不過是9月里整個一系列同樣示威的繼續。甚至於群眾闖入市政廳也不過是前幾周同樣形式的抗議在一個更大的和更猛烈的規模上的重演。但是婦女們的轉趨凡爾賽（一部分是由於「愛國派」幾周來的鼓動，一部分是由於馬伊雅和他的巴士底義勇隊的參加）卻賦予了她們的示威一種全新的政治內容。從這時起，雖然示威所抱的仍然主要是經濟目的，但它已經與「愛國派」所發動的並受到巴黎國民自衛軍遊行隊伍支持的政治起義合二為一了[48]。 我們已經看到，革命群眾的性質和行動的轉化可能是由於插進了各種極為不同的因素造成的。領導者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雖然他們並不起泰訥和考斯道夫·勒朋為他們規定的那種突出的作用；關於他們以後還要談到。但是有一個因素我們必須在這裡予以注意，雖然它並不是法國革命事件所特有的，事實上它可能是在一切時間和一切地點造成某種群眾心理狀態的永久性的要素之一。這就是由謠言造成的恐怖和疑懼——在交通困難、消息遲緩和不容易得到的情況下，特別易於發展。不論它在其他情況下的直接起因是什麼，這裡，這種恐懼產生於對極其重要的三件東西——財產、生命和生活資料的真正的或者想像的威脅。我們看到這種恐懼不斷地以各種形式發生在革命年代裡——既發生在城市也發生在鄉村——並且隨著1792年4月里戰爭的爆發而更為常見。舊制度的最後幾年，人們對於「饑荒協定」懷著恐懼，根據這個協定人們認為國王和他的大臣們在有意識地製造一種麵包缺乏以餓死廣大人民。在1775年的糧食暴動時期，一種類似的想法為人們所相信——雖然這次說的是杜爾而不是國王——因而大概幫助了暴動的擴展和延續。在革命時期，新的當局，有時候是磨坊主和麵包商，往往被加上類似的罪名，因為我們在累維伊揚暴動以後幾個星期里的聖安東郊區的不安中，在反對壟斷者的不斷呼聲中，在對磨坊主和麵包商以及聖丹尼區的區長助理夏特耳的暴力攻擊中，都看到了這種想法。這種想法幾乎是一直存在的，雖然在10月5日到6日的騷亂中暫時被「愛國派」轉移了方向。在1792年和1793年的襲擊雜貨店事件中，在牧月和葡月前夕，這種想法都曾經再次出現。共和國第二年的革命政府曾利用它對艾貝爾和他的同夥提出控訴，於是他們在1794年春天連同其他罪狀被冠以陰謀製造動亂以斷絕首都供應的罪名。[49] 另一個時常想到的問題是擔心財產遭受攻擊，這種恐懼對於資產階級、富農和農業經營者特別有影響，但是它也與無套褲黨人中間的小有產者有重要關係。我們看到，這種恐懼在人們不斷談到「土地法」的可怕中得到了清晰的說明，並且被用來有效地動搖了雅各賓派和其他資產階級民主派威脅著要實現一部分財產分配的決心。但是，它的最突出的表現是1789年夏季襲擊了大部分巴黎郊區，並且影響了巴黎本身的恐懼——歷史家稱為「大恐怖」的那一個插曲。它的起源一方面是產生自1787年至1789年經濟危機中農村人口的失業和流離失所，一方面是人們普遍相信特權階級準備粉碎召開三級會議所喚起的希望和幻想。因此，鄉村的流浪漢——漂泊者或匪徒——被認為是執行「貴族陰謀」的爪牙，他們隨時都會進攻農村小有產者，因而引起了普遍的恐懼。在村莊裡，農民武裝起來應付後來證明並不存在的危險，他們的這種防禦性組織不久就變成了焚燒城堡和消滅莊園契據的進攻性集團[50]。巴黎也受到了它的影響，成千上萬的農村失業者出現在市內，他們當中許多人被趕入聖母山上的救濟工場，其他的人在街頭遊蕩，這就引起了同樣的恐怖。這自然就是巴黎資產階級義勇隊建立的一部分背景，這個義勇隊的建立一方面是為了對付可怕的流浪者對財產的進攻，另一方面是為了防備凡爾賽宮廷派在首都發動軍事政變，哈代在敘述巴士底陷落後第二天的事情時，就曾反映了這種恐怖[51]。1791年春季，再度發生這種恐怖，特別是在國王出走瓦雷訥以後的幾個星期里：對於巴黎市政當局和制憲議會的多數人來說，不久以後終於要從救濟工場中解散的失業者是科布蘭茲流亡者手下實際的或潛伏的特務——《雜談》稱之為「被亂黨雇用的那些人」[52]。有些民主派也傾向於這種看法，如激進派的記者路斯塔洛把「無產階級」和「所有容易被人收買的公民」兩種人等同起來；即使對窮人十分同情的馬拉也擔心救濟工場的工人可能成為反革命分子的現成工具[53]。1791年7月示威運動的前夕，謠傳有人陰謀劫走王室並在主要來自於失業者的4萬人協助之下在首都縱火[54]，並且人們普遍相信，窮人將為馬爾斯教場的「大屠殺」而對有產階級採取大規模的復仇行動[55]。這種恐懼可能在革命民主派和西部各區的保守分子中引起戰鬥的反應。關於前一種傾向我們看到的例證是，謠傳即將發生監獄暴動——各種監獄陰謀——所引起的許多恐懼和1794年春季比較不著名的那一次軍事陰謀事件[56]。關於第二種傾向，我們看到的典型例證是，葡月前夕籠罩於巴黎各區的恐懼。當時，店主、公務員、有產者為了反對可怕的恐怖分子或嗜血鬼以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而迅速拿起武器來，他們認為這些人正在釋放慣匪和監獄中的囚徒來對他們進行襲擊。當然，在這種情形下，保王派為了於己有利，會把這種恐懼轉變成反對國民大會的武裝叛變[57]。 第三種恐懼是從對生命的威脅中產生的，這種恐懼自然和前一項恐懼有密切關係，並且，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們有時候同時出現。在圍攻巴士底時我們看到了這種恐懼。當時，德洛納向集合群眾開槍的愚蠢行動引起了「有陰謀」的呼喊和對要塞司令與若干守軍的屠殺[58]。在1792年8月進攻圖伊勒里宮時發生了幾乎相同的情況。不過，這些恐懼只是暫時的，雖然影響了圍攻者和支持他們的人的行動，但並沒有怎樣改變事變的進程。規模更大和後果更為嚴重的是路易十六被趕出圖伊勒里宮以後發生的恐懼。當時，在義勇軍開赴前線的同時，謠傳說監獄裡的犯人正在等待機會越獄出來屠殺婦孺和老人，因此造成了群眾的緊張氣氛，導致了9月的大屠殺。 這種自衛行動是無套褲黨人、小有產者甚至於資產階級對於在法國革命前夕和革命進程中發展起來的許多情況的典型反應。只是因為沒有認識到這一事實，所以從柏克以來的許多歷史學家和作家把革命說成是持續不斷的革新，或者說成是「政治救世主義」的信徒對於哲學家們孕育已久的方案的有計劃的揭露[59]。這種設想除了有其他錯誤之外，再一次把無套褲黨降低到消極工具的地位——自然，除非能夠證明無套褲黨人也滲透有這種「全面革新」的願望。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階段，無套褲黨參加革命並不是為了革新社會或者按照新的標準來改造社會，而是為了收回傳統的權利，維持他們認為由於部長、資本家、投機者、農業「改良家」或市政當局的革新而受到了威脅的標準。這種對於事情的守勢反應是導向革命或標誌革命發展的每一次巨大暴動的特點。1788年8月到10月參與騷動的書記和幫工為了反對國王的大臣們的革新，曾高呼亨利四世萬歲並聲言最高法院是「古代自由」的保衛者。累維伊揚暴動是聖安東郊區工資勞動者的一種自衛行動，它的產生據說是因為反對本區兩個僱主對於工資和生活標準發出威脅。1789年7月的巴黎革命開始時是對於一名深得人心的大臣被免職的抗議，以後發展成為反對顯然產生在凡爾賽宮的「貴族陰謀」的群眾自衛行動。在以後幾個星期中，成群結夥的農民攻擊貴族城堡和焚毀財務契據，是對於領主們的革新的有力回擊——這些領主對於封建契據實行分類和擴大領主的權利對農民的傳統產權構成了一種侵犯。十月暴動所採取的形式是要求恢復較為廉價而供應充足的麵包和反對宮廷正在準備的軍事措施的自衛行動；而強迫國王回到首都則是在王室和巴黎人民之間的關係上復活了一種古老的傳統。甚至王室的被推翻也同樣既是一貫的共和派所擬定的那些計劃的必然結果，又是在對抗反革命陰謀的一種自衛運動中的一個最後行動。我們已經看到，在葡月以前武裝起來的多數各區不但不認為他們自己是反對依法組織起來的政府當局的叛徒，而且相信他們是為保衛自己而對一個暴虐的國民大會進攻作戰。屢次爆發的群眾物價管制或群眾平價運動，難道不正是零星消費者主張他們有受保護的傳統權利來反對資本家的「自由市場」和新奇的供求原則的革新運動嗎？然而，在當時的革命危機的狀況下，每一次這樣的運動，除去葡月以外，都是推動革命前進的，都有助於把封建主義更深地埋進墳墓和使比較自覺的激進集團的目標得到實現。 這些暴動者和示威者的行動往往在表面上採取傳統的形式，而且我們能在許多革命騷動中看到過去事件的映射，這也許並沒有什麼奇怪的。破壞城堡或屠殺引起群眾不滿的人，如德洛納、弗勒塞爾、富龍和貝梯埃等，這裡邊並沒有什麼革新：起事者是在走15世紀和17世紀的農民暴動與其他時期較近的群眾爆發憤怒的老路。1789年和1793年的群眾平價運動有1752年[60]和1775年的先例。卡隆告訴我們，1792年9月的監獄大屠殺標誌著人民主張一種古老的權利，即「保留的裁判權」——統治者不必通過正常司法程序來處理案件的特權。這種權利在傳統上是授給國王的，但是從8月10日以後就落到自主的人民手中了[61]。請求國王作為人民的保護者出面仲裁的凡爾賽進軍，也有1775年騷動[62]和較晚的1786年的巴黎運輸工人的罷工[63]作為先例。甚至於進軍者所高唱的「我們去找那個麵包店老闆，老闆娘和那個小老闆」所表現的情緒和1674年波爾多農民的「國王萬歲，取消鹽稅」的口號，以及1775年5月一名巴黎鎖匠師傅喊出的「國王萬歲，麵包減價」[64]的口號所表現的情緒都是相似的。1789年7月叛亂農民的領袖把他們焚燒和破壞貴族財產的行為說成是國王授予的權限（「受命於國王」），也同樣表明人民把國王當作保護者的觀念；與此相呼應的是，在1775年糧食騷動期間，人們也相信國王曾親自干預，把穀物、麵粉和麵包價格降低到一個公平合理的水平[65]。除去1793年6月2日和8月10日的武裝起義以外，我們也許只能在1791年7月和1792年6月的請願以及1794年軍火工人的騷動中看到在未來的工業城市社會出現的新的行動方式。 我們固然不應該低估下列兩種情況，即一方面革命領導人雖然寢饋於新的哲學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以前事為師；另一方面，他們不但沒有採取一種首尾一貫的全面革新綱領，而且還時常急不暇擇地從這一種政治手段改取另一種政治手段——戰爭的緊急情況、社會的需要調和和缺少傳統的政治經驗，這一切，在整個過程中都起有作用。但是他們的利益或環境卻在引導他們企圖找到一些新的解決方案，這些方案，如我們已看到的，不止一次地導致他們和無套褲黨人發生衝突，或者使他們企圖採取迂迴的路線與無套褲黨人和解，或者是把無套褲黨人的力量引導到「安全」的政治道路上去。如我們看到的，這些企圖在從攻克巴士底起到斥逐吉倫德黨為止的各次巨大政治騷動上，都是成功的。但是，在無套褲黨要走他們自己的道路的時候，如在累維伊揚暴動和1793年2月的糧食暴動中，這些企圖就失敗了；不過，這些失敗還不是不可挽救的災難。最嚴重的失敗是雅各賓派在1794年夏天沒能再得到無套褲黨人的效忠，那時，革命政府和無套褲黨之間的裂痕已經無可彌補，因而加速了羅伯斯庇爾及其戰友在熱月的滅亡[66]。這只能再一次說明：革命群眾的組成分子雖然吸收了雅各賓派和進步的民主派的政治思想，但仍有他們自己的社會要求，為了堅持提出這些要求，他們甚至會違反革命領導人本身的勸告，有時甚至會違反他們的利益。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這就是：不論無套褲黨人是直接捲入或者被號召參加革命時期的巨大政治示威和暴動，或者是在自發地行動，所通過的人事媒介到底是什麼呢？自然，十分明顯的是，每一次巨大的政治騷動，雖然很難預測其準確的結果，但都經過相當的準備工作，並且常常是在當局充分了解之下進行的，這裡面包括各區的決議案和代表團、演講、報紙文章，甚至於建立各區的通信或聯絡委員會以在指定的日子裡協商和指揮一切行動——如1793年5月、6月、8月10日以及葡月時的情況。這當然已經足以說明無套褲黨人是怎樣被吸收進來和怎樣取得他們的同情的，特別是在地方社團、議會和委員會為他們中間最積極的分子所塞滿或支配的年代裡。此外，當正在發生的活動是由軍事單位在自己的司令官指揮之下進行的時候，領導者和參加者之間的溝通途徑是沒有什麼秘密的。不過，在革命最初的幾個月里，仍有一個因素是我們所沒有注意的，而各種文獻也常常很少談到這個因素：群眾是怎樣並且在什麼階段參加革命的， 口號和行動計劃是怎樣傳達的？我們偶然也能看到這種正在進行的傳達方式——例如，在焚毀關卡事件中，我們從許多見證人的證明那裡知道，地方領袖是在羅亞爾宮的直接命令之下行動的[67]。再如在10月5日，我們發現斯塔尼拉·馬伊雅和婦女的代言人商議著怎樣指揮行動；美洲人富尼葉怎樣匆忙趕回他的聖尤斯塔區鼓動對遊行者給以支持，並在凡爾賽煽動賣魚婦要求國王回到巴黎[68]。但是，這種偶然看到的材料非常稀少，而暴動的真正關鍵之所在是我們一般所發現不了的；不過，根據以上這些例子，我們可以假定，在這些和相似的事件中，最高領導人和廣大參加者之間的聯繫，是通過像馬伊雅和富尼葉這些次要的領袖以及其他人如聖杜律治、聖費利、太魯瓦思·德梅庫爾和克累勒·拉剛布等來保持著的。 但是，來自其他社會集團的這些中間人本身並不是無套褲黨人。因此就產生了另一個問題——無套褲黨究竟有沒有他們自己的領袖來和資產階級各集團及各黨派的代理人合作或接受他們的命令呢？而在他們自己行動起來的時候，有沒有這樣的領袖來鼓動和領導他們呢？他們是不是在這一方面的自發性特彆強呢？毋庸置疑，在這些場合下當然有人表現得比他們的夥伴更熱情、更積極、更勇敢，或者採取了更驚人的暴力行為，因而引起了警察、國民自衛軍或旁觀者的注意。例如，在累維伊揚暴動中起領導作用的是一個名叫瑪麗-貞尼·特魯摩的女人，她是伯爾的妻子，一個市場婦女，曾因高呼「干哪，第三等級萬歲」和「去找累維伊揚」等口號來煽動騷動者搶掠和放火而被判處死刑（雖然之後被赦免了）[69]。據目擊者說，在焚燒關卡的那些無套褲黨人中間，帶頭的是一個酒商助手巴塔厄和一個碼頭工人杜蒙（化名卡德）[70]。在婦女進軍凡爾賽時，據馬伊雅說，她們的主要發言人是一個不識字的護士，一個搬運夫的妻子拉瓦朗訥太太，雖然她聲稱自己是被迫參加的[71]。參加馬爾斯教場示威的那些人裡面，我們曾提到惹人注目的廚娘康斯坦·埃符娜——雖然她在政治意見方面的成熟要比她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更引人注意[72]。在1793年2月的雜貨暴動期間，根據警察記錄，有幾個人在鼓動群眾不滿和規定食糧、蠟燭及咖啡應有的售價上起了突出的作用。兵工場區警務委員的一份詳細的報告中說，這些人當中 有一個我們不認識的漂亮女人……身高約五尺一寸，30來歲……穿著一件時髦的深藍色布便服，披著一塊黑色絲綢披肩，並且有一塊帶鋼鏈的金懷表……這個婦女儘可能地擴大暴動範圍……也正是她規定了肥皂價格為每磅12里弗，糖18里弗[73]。 牧月事件以後，有些人被向治安委員會和特別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告發為騷亂的帶頭者；這些人有的是過去「革命軍」的成員，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曾經因為具有人所共知的共和國第二年的軍事履歷而被選出來領導本區起義的國民自衛軍部隊[74]。在這一例子中，我們所談的是有經驗的雅各賓派幹部，他們是在革命的年代中成為領袖的；但這只是後來的現象，在1791年夏季以前我們很少看到有這種情況[75]。在以前所引證的例子中，那些被認為起主要作用的可能都是以前完全沒有戰鬥經歷的人，他們之所以知名也許是由於他們在那一特殊事件中特別活躍或勇敢；我們甚至可以完全接受這樣一種人們常聽到的說法，就是這類領袖的產生是出於有意，也同樣可以說是出於偶然，他們有的是受鄰居或遊行的隊伍所勸說或裹脅。事實上，不管瑪麗-貞尼·特魯摩或拉瓦朗訥太太怎樣表現了暫時的鬥爭精神，她們也不會和1775年布里埃-孔特-羅培地方糧食暴動中作為暴動領袖出現的鄉村婦女有什麼不同的經歷。當警察要這個鄉村婦女解釋她的不法行為時，她樸實地回答說， 她是被拉來的……她的腦袋長得和別的女人的腦袋一樣，她也不知道她說的是什麼，乾的是什麼……[76]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公認的那種意義上的領袖，戰士或積極分子與普通參加者之間的分別也消失了。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革命後期就不是這種情形，那時，俱樂部和社團有充足的時間從無套褲黨的群眾中間挑出人來把他們訓練和裝備成戰士與領導者。但是，至少在最初幾年裡，在我們對小冊子、雜誌，及公共集會場所、食品商店和市場中的口頭宣傳等在產生革命行動上所起的作用作過說明以後，這裡仍然存在我們不能予以精確分析的自發性這一因素。 * * * [1] 關於這一時期農民文盲，可參看埃·商皮昂：《從1789年的記事看當時的法國》（E.Champion，La France d』après les cahiers de 1789），1921年巴黎版，第209—210頁；德·莫內：《法國革命的精神來源》（D.Mornet，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33年巴黎版，第420—425頁。 [2] 阿瑟·楊格：《法國和義大利遊記》，第174、178—179、182、185—186頁。 [3] 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的大恐怖》，第83—84頁。 [4] 陸軍部每日訂閱的份數從1793年9月18日起，由8000份增為12 000份（圖埃特伊：《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第10卷，第2221號）。 [5] 《內外新聞》，第8期，1791年4月23日。 [6] 雷斯提夫·德·拉·布累托內：《我的隨筆錄》（Restif de la Bretonne，Mes inscriptions.Journal intime ），第130頁；轉引自德·莫內：《法國革命的精神來源》，第426頁。 [7] 參閱附錄五。識字的程度當然隨著工資勞動者的工種不同而有很大差別——這一種和那一種無套褲黨人之間差別更大。正如我們可以想到的那樣，作坊老闆的識字程度比幫工高，幫工比「普通」工人或工場工人高，男子比婦女尤其高得多；在男工中，最低的是革命最初幾個月中擠滿了救濟工場的失業工人和農民。 [8] 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參看德·莫內：《法國革命的精神來源》，第281、449頁。 [9] 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7577，第16頁。 [10] 《人民之友》第468期，1791年5月24日，第7頁；第487期，1791年6月12日，第1—5頁。 [11] 《內外新聞》，第24期，1791年5月10日，第376頁。 [12] 參閱本書第91—93頁。 [13]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b 324，第44頁；Aa76，對開本第40頁；國家檔案館文件：DXXIXb36，第376號，對開本第37頁。 [14] 參閱附錄四。 [15] 阿·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735頁。 [16] 國家檔案館文件：W 12，第197—198號。 [17] 莫·圖諾：《法國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書目》（M.Tourneux，Bibliographie de l』histoire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92年至1913年巴黎版，5卷本，第2卷，第6702號。 [18] 參閱本書第89—91頁。 [19] 伊·布丹：《革命時期巴黎的民眾團體》，第131—139頁。布丹小姐的敘述只包括1790年至1792年這一時期。 [20] 國家檔案館文件：O1 2053。 [21] 1793年5月29日杜達爾給加拉的報告（阿·希米特：《法國革命年表》，第1卷，第330頁）。 [22]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250。 [23] 希米特：《法國革命年表》，第2卷，第52頁。 [24] 參閱本書第135—138頁。 [25] 巴黎社團的這類名單，現存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中我所見到的最完整的是法國劇院區「人民共和統一協會」的名單，在1794年1月，它的280名會員中包括大約260多個行業的工匠和店主（15名細木工，24名裁縫和39名鞋匠）、28名小職員、16名各種工資勞動者以及若干商人、承包商和股票投機者等〔大英博物館文件：F·827（5）〕。我所知道的外省各社團會員的一點情況得自從事於法國外省檔案廣泛研究的科伯·利夏先生。 [26] 參閱本書第135—137頁。 [27] 埃·梅伊埃，《法國革命時期的巴黎各區》（E.Mellié，Les Sections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98年巴黎版，第145頁。 [28] 僅在1794年5月到6月間，巴黎就有39個這樣的社團被封閉〔亞·索布爾：《羅伯斯庇爾和1793年至1794年的群眾運動》（「Robespierre and the Popular Movement of 1793—4」），載1954年5月號《今昔》，第69頁〕。 [29] 參閱本書第147頁。 [30] 參閱本書第167—169頁。 [31]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73頁；《關於聖日耳曼修道院事件》，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1882；馬·羅夫：《1789年6月30日和8月30日暴動中的巴黎工人》，載《法國革命》，第63期，1912年7月至12月，第430—454頁。 [32] 參閱本書第53—56頁。 [33] 參閱本書第75—78頁。 [34] 警察局在1793年至1794年往往到格累夫廣場探聽無套褲黨人的意見；然而，以後在1795年，人們常做這種活動的中心似已向北移到聖馬丁門和聖丹尼門（參看卡隆和奧拉爾搜集的這一時期的警察報告，散見各處）。 [35] 警察局檔案館文件：Aa153，對開本第6頁；國家檔案館文件：F74707，第2號卷；F7 4735，第2號卷。 [36] 參閱本書附錄四。 [37] 累維伊揚騷動和1793年的雜貨騷動發生在星期一；1789年的巴黎革命開始於一個星期日；1791年7月馬爾斯教場示威在一個星期日舉行；1793年6月2日（反吉倫德黨革命中有決定性的一天）也是一個星期日；另一方面，1792年8月10日則是星期五。 [38] 考斯道夫·博爾：《1789年的共濟會叛亂》（G.Bord，「Ld Conspiration maçonnique de 1789」），載《通信雜誌》，1906年5月10日和25日，第521—544、757—767頁。 [39]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1033，15101。 [40] 國家檔案館文件：Z2 4691。 [41] 參閱卡隆：《九月大屠殺》，第6頁。 [42] 考斯道夫·勒朋：《法國革命和革命心理》（G.Lebon，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psychologie des révolution ），1912年巴黎版，第55—61、89—93頁。同一作者：《群眾心理》（Psychologie des foules ），1895年巴黎版。 [43] 勒菲富爾：《革命群眾》（Foules révolutionnaires ），載《法國革命史年鑑》，第11卷（1934年7月），第1—26頁；由《法國革命研究》重登（1954年巴黎版），第271—287頁。雖然勒菲富爾的研究主要是關於1789年的，他的結論卻一般可以應用於1787年至1795年的整個時期。本章的討論內容主要是我從他那裡得來的啟發。 [44] 勒菲富爾：《革命群眾》，第272頁。 [45] 例如，馬爾斯教場示威初期，兩個不知名的人被發現藏匿在祖國之壇下面，再如1792年8月10日瑞士近衛軍士兵的「背信」，他們出乎意料地向馬賽人開了槍。這兩件事情都引起了驚恐和挑起了殺戮。 [46] 勒菲富爾：《革命群眾》，第279頁。 [47] 參閱本書第52—62頁。 [48] 參閱本書第77頁以下。 [49] 國家檔案館文件：W76，78；圖埃特伊：《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第11卷，第1—171號。 [50] 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的大恐怖》。 [51] 「當時有一種可怕的陰謀，有3萬人準備在匪徒支持之下於14日夜間進入首都」（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95頁）。並可參看博勒帕勒爵士在1789年8月發表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聲言聖母山區失業者正在構築工事以便對準巴黎架設大炮（《給小馬杜林區諸位先生的報告》，國立圖書館文件：Lb 40 285）。 [52] 《雜談》，第24期，1791年7月6日，第3頁。 [53] 饒勒斯：《社會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第3卷，第388頁；《人民之友》，第422期，1791年4月7日，第6頁。當然，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在最初幾年，反革命分子曾企圖在郊區的工資勞動者、特別是在救濟工場的失業者中間煽起不滿——對革命和新政權不滿；雖然當局和民主派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但是，反革命分子並沒有獲得多大的成功。〔參看埃·塔爾累：《制憲議會時期的工人階級和反革命派》（E.Tarlé，「La Classe ouvriére et le parti contre-révolutionnaire sous la Constituante」），載《法國革命》，第57期（1909年），第304—326、385—404頁；和拙著《巴黎工資勞動者》（Parisian Wage-Earners ），第1卷，第260—269頁〕。 [54] 國家檔案館文件：DXXIXb33，第348號，對開本第26頁。 [55] 國家檔案館文件：DXXIXb33，第347號，對開本第9—10頁。 [56] 羅·克·科伯：《共和國第二年風月的軍事陰謀》（R.C.Cobb，「Le Complot militaire de ventôse an Ⅱ」），載《巴黎與法蘭西島》（Paris et Île-de-France ），第7期（1956年），第221—250頁。 [57] 參閱本書第173—178頁。有產者的恐懼轉而在監獄犯人中引起了恐懼，他們害怕1792年9月事件的重演。 [58] 參閱本書第59—61頁。 [59] 例如，可參看日·耳·塔爾蒙：《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J.L.Talmo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52年倫敦版）。這本書把革命說成是盧梭、馬布雷、摩雷利等人的思想和他們的信徒（羅伯斯庇爾、聖鞠斯特及其他）的思想和行為的必然結果，這些人「受到了一種全面革新的革命力量，和一種有意識地按照一種合理的終極的標準來改造社會的思想的推動」。 [60] 《達冉松侯爵的日記與回憶錄》，第7卷，第229頁。 [61] 卡隆：《九月大屠殺》，第435—445頁。 [62] 喬·魯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區的群眾平價運動》（「La Taxation populaire de mai 1775 à Paris et dans la région parisienne」），載《法國革命史年鑑》，第143期，1956年，第148頁。 [63] 參閱本書第24—25頁。 [64] 喬·魯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區的群眾平價運動》，第177頁。 [65] 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的大恐怖》，第111—117、141頁；喬·魯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區的群眾平價運動》，第147—160頁。 [66] 參閱本書第134頁以下。 [67] 例如，杜昂耳——以前的一個制鎖匠和幾個關卡縱火案中的首領——向一個見證人說，「他們是奉命這樣做的，並且還要完成別的任務」；在聖馬丁關卡，一個騷動者用這樣的話斥責另一個人：「如果有必要，我們可以放火，因為有這樣的命令，但我們不能搶劫，因為命令禁止我們這樣做」；在布朗希關卡，一個男子要大家安靜下來聽「羅亞爾宮來的命令」（國家檔案館文件：Z1a886）。 [68] 《警察局刑事審訊記錄……》，第81號證人；《美洲人富尼葉的秘密回憶錄》。 [69] 國家檔案館文件：Z13981，13454。 [70] 國家檔案館文件：Z1a886。 [71] 《警察局刑事審訊記錄……》，第81—82號證人。 [72]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148，對開本第30頁。 [73]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69，對開本第296頁。在一般認為騷動從那裡開始發生的倫巴底大街上，警察選出糧食市場區賣魚婦阿尼埃斯·貝爾娜作為特別注意和懲罰的對象；她之後被判處兩年徒刑（參閱本書第185—186頁）。 [74] 羅·科伯和喬·魯德：《巴黎革命最後一次群眾運動：共和國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79頁，注2。 [75] 我們在1791年7月的馬爾斯教場運動中發現了最早的這類情況：在各區因抗議國民自衛軍暴行而被捕的人當中，有3個人是巴士底攻克者（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85，對開本第85—86頁；167，對開本第460頁；206，對開本第370—372頁）。 [76]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1141（對於厄爾省日僱工湯通太太的審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