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 第十三章 革命群眾的動機

泰訥和他那一派史學家堅持說，收買、賄賂和企圖搶劫是煽起革命活動的主要原因。在談過以上各種情況之後，我們也許就不會對這種說法感到驚奇。莫提梅-泰諾說：「在大部分群眾運動中，金錢比熱情起的作用更大」[1]。按照泰訥的說法，1789年10月向凡爾賽進軍的市場婦女，是為這一目的而被雇用來的[2]；較為晚近的作家加埃，甚至於更具體地斷言，工匠和幫工都是被收買來參加進攻巴士底的：「有人在工場裡（他寫道）以每人一個金路易的代價進行收買。」[3]1792年8月猛攻圖伊勒里宮的隊伍，被莫提梅-泰諾說成是「那些無恥的人，借忠誠愛國之名肆無忌憚地從事殺戮和搶劫」[4]。 自然，在大革命當時就不乏似乎足以證實這種觀點的說法。無論是反對革命的保王派還是革命當局，他們在認為這樣做對於自己有利的時候，都會特別隨便地進行這種攻擊。例如，《國王之友》的主編蒙勺瓦，聲稱他掌握有可以證明有人向累維伊揚暴動者散發金錢的直接證據： 我問過許多這種窮人（他寫道）……我毫不懷疑，他們每人都得到了12里弗的收買費。[5] 為平定騷亂而徵集的武裝部隊總司令貝桑伐爾根據警探的一致證明聲稱，「人們看到有人煽動暴亂，甚至於散發金錢」[6]。暴動的兩個主要犧牲者，亨利奧和累維伊揚都作過同樣的攻擊[7]。 此外，1789年7月，一個聖拉扎爾事件的見證人聲稱，他曾看見有人出示裝滿銀幣的口袋；同時，在關卡上，一個見證人報告說，他曾聽到一個騷動者誇耀自己接受了米拉波的錢，據說還有一個網紗工，「為了參加這些騷亂」，他每天接受9里弗錢[8]。哈代在他那本日記上記載說，那些麵包騷動者的首領曾經企圖於9月在凡爾賽吊死一個麵包商，後來發現他們每個人的衣袋裡都有33里弗[9]。為調查10月5日和6日的事件而設立的警方調查團，曾要求許多見證人提出關於弗蘭德斯旅團士兵、巴黎市場婦女和其他職業比較可疑的人曾受過厚賄收買的證明——推測收買者是調查團準備予以中傷的奧爾良派。泰訥及其追隨者曾經隨便引用這些資料來充實自己的論點。[10] 在馬爾斯教場衝突事件前的社會緊張時期，批評當局的人動不動就被看成是被新政權的敵人以金錢收買的密探分子。小報《雜談》把救濟工場新近解散的工人說成是「被叛徒收買的人」[11]。在這以前，巴黎市長貝野就曾把1790年5月聖安東郊區的騷動（當時有3名竊盜被激動的群眾處死）歸之於同樣的原因：「政府知道有人分發金錢來達到製造危險暴亂的目的。」[12]做這種群眾受賄攻擊的，不僅是仇視革命的人，還有如貝野這樣的君主立憲派。在1793年2月的雅各賓派議員和巴黎市政當局看來，如果說雜貨暴動者的動機純粹是希望得到便宜的咖啡、食糖或肥皂，那也是難以想像的；在警察局密探提出的報告中，有許多地方提到帶著成捆的指券或者大把分發金銀的男女[13]。在牧月里，警察局也根據其密探的證明聲稱：「據說有人在聖安東郊區分發指券來鼓動暴亂。」[14] 至於對待在這類騷動中被捕、受傷或被殺死的人，當局自然有一種現成的方法，那就是不僅宣布他們的懷疑，而且還要證實他們這種懷疑的正確。在他們接觸到這一問題時，當時法國的警察局和市政委員會或政府委員會同英國的或其他地方的同等機關並沒有什麼兩樣，那就是在面對著「下等人民」對於現存秩序挑戰時，總是臆斷群眾被人收買，而對於群眾起義的補救辦法是搜捕假定的陰謀叛亂者而不是解除社會的不平。所以，在累維伊揚騷動之後，警務委員在審訊被捕者和受傷者時，問他們是不是知道有人用錢鼓動暴亂[15]。當官方對油脂運輸工人讓-尼古拉·丕平進行審訊，審問他和聖拉扎爾搶劫事件以及7月12日到14日在羅亞爾宮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一般事件有什麼關係時，就曾問他「是否接受過某些人的錢」[16]。拆除巴士底堡的工人，後來以在聖安東郊區犯下「倡亂罪」被絞死的米契爾·阿德里安，在被審訊時，人們曾問他「在7月12日前後是否收到過不同的人給他的錢，讓他在巴黎發動暴亂」[17]。弗朗索瓦·比隆，由於1789年秋季在軍校區威脅著要吊死一個麵包商人而被控告，審訊人問他，「是否受過某些居心叵測的人的煽動……那些人想用錢來對他進行誘惑」[18]。我們可以一直這樣敘述下去——1791年夏季和秋季被捕的人，受過與雜貨暴動有關的審訊的那些人，以及在共和國第三年牧月被軍事委員會或治安委員會傳訊的那些人都受過這種訊問[19]。通常的回答是完全否認，但是有時候這種回答卻更有意思。例如，我們發現，在1791年，一個萬多姆廣場區的家庭僕役用意料不到的反駁回答了這個老問題，他說他不僅沒有因為參加政治事件而接受過金錢，而且在過去的四個月里他為此而花去了24蘇——顯然指的是他作為一個雅各賓俱樂部會員所繳納的會費[20]。在牧月，一個盲人收容院區的炮手，當問到他是否知道有人在郊區散發金錢時，他的回答是「不知道」，雖然他又加上了一句，說，「他聽到有人說過，要發錢和兩磅麵包來鼓動暴亂」[21]。但是沒有一次我們看到有人直接承認，或有一個犯人或其他見證人曾經於進行這種交易時被捕。 況且，警察局還有更為有效的搜查犯人的方法。而且如果在犯人身上搜查出可疑的物品或者一定數量的金錢，他們有一切理由予以公布。可是幾乎在每一個我們有記錄可查的案件里，這種搜查的結果都是一無所獲。不錯，在累維伊揚暴動後，一個被捕的造紙工人被發現身上帶有4里弗，並且承認這筆錢是他在羅亞爾宮碰見的兩個人給他的——但是這是發生在騷動已經平息足有一個星期之後的事[22]。貝桑伐爾和蒙勺瓦提出的，並且為作家們在《歷史問題評論》中所重複過的群眾被人收買的說法，看來所根據的只是這樣一種極不可靠的基礎。此外，1789年7月14日在聖丹尼關卡被捕的4名青年工人中，有一名被發現衣袋裡裝有157里弗12蘇銀幣；但十分明顯的是，這筆錢如果不是偷自關卡，便是（如犯人所堅持的那樣）在聖拉扎爾寺院的暴動中拾到的[23]。甚至通常是一個可靠見證人的哈代，似乎也完全受到了報告的迷惑，竟認為1789年9月的凡爾賽麵包暴動者的錢袋裡發現有相當數量的錢，可是關於這次事件的警察報告對此卻隻字未提[24]。至於在警方調查十月事件的過程中對於群眾被收買所進行的大量攻擊，由於缺少旁證，大部分都不能相信，因為他們的說法很含糊，並且多數見證人都是可疑的[25]。 雖然廣泛收買的證明可以因此而被置之不理，但我們卻不能過於不假思索地否認一切，認為搶劫完全不是使人參加革命活動的一個刺激因素。不過，即使是這樣，它也被過分誇大了，並且在革命的任何階段都很少有濫肆搶劫的現象。在累維伊揚暴動期間，我們看到有些食品商店被搶——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這些騷動的根本原因[26]。在關卡上也發生過搶劫稅關職員財物和積蓄的事件，雖然所占的比例並不大[27]。在襲擊聖拉扎爾修道院的事件中，搶劫的情形較嚴重；但是即使在這裡，主要的活動也是用大車把糧食運往中央穀物市場，而搶劫不過是附帶的[28]。1793年雜貨暴動中，也有搶劫的情形，雖然比較輕微[29]。在革命的其他騷動里，根本沒有多少搶劫的情形。不過，我們看到，有一位歷史學家曾把1792年8月人們進攻圖伊勒里宮的動機說成是搶劫。在王宮陷落以後，確實有過一定的搶劫；實際上我們看到那年8月10日到9月2日有134人因為搶劫或被懷疑搶劫各種各樣的物品而被拘留於阜爾斯監獄[30]；在各區也有幾個人因為同樣罪名被捕[31]——雖然他們之中看來沒有一個武裝進攻者。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普通公民（其中包括工資勞動者）曾特地繞道把在圖伊勒里宮發現的珍貴物品交到自己的區里保存[32]；而且，即使是最敵視革命的見證人也不得不承認，武裝隊伍不但沒有寬恕或者參加搶劫，而且立即處決了他們那些非武裝的支持者中間企圖從事搶劫的軟弱弟兄[33]。在九月屠殺中，許多企圖搶劫的人也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34] 那麼，如此眾多的巴黎無套褲黨人參加這些事變，到底是受了什麼動機的驅使呢？他們和鼓勵他們、發動他們的人在革命目的上有何種程度的不同呢？首先，顯而易見的是，革命群眾不但遠不是消極的工具，而是受到了在革命前夕和革命過程中爭奪政權的各政治黨派的口號和思想的感染。例如，在貴族反叛時期，我們看到從事騷動的職員和幫工群眾怎樣在新橋焚燒不得人心的掌璽大臣拉瑪揚的肖像和高呼法官們的口號「打倒拉瑪揚！」「亨利四世萬歲！」[35]以後，在累維伊揚暴動時期，當人心已經歸向於即將到凡爾賽開會的第三等級時，示威者（雖然很多人相信這是由於保王派密探們的煽動）高呼當時的革命口號：「國王萬歲！ 內克爾萬歲！第三等級萬歲！」[36]在7月里焚燒關卡和洗劫聖拉扎爾男修道院時，群眾也喊出了同樣的政治團結的口號「第三等級！」——雖然有時候它的意義似乎已經變成號召窮人起來對富人進行反抗[37]。在「賤民」的頭腦中也逐漸有了「自由」「人權」等新思想，我們看到，在8月，一個由於發表蔑視拉斐德的言論而在凡爾賽被捕的制炮匠幫工，就曾以「人權」為理由要求當局對他進行公正的審理[38]。在隨後的幾個星期中，當國民會議中君主立憲派和宮廷派在國王否決權的問題上發生矛盾的時候，巴黎「賤民」公開地擁護前者反對後者，並且我們還看到軍校區的失業工人以及格累夫廣場和羅亞爾宮的工資勞動者和士兵，在事件正式爆發前幾天，就表示他們準備隨時去把王室弄回巴黎[39]。這一個時期的另一個特點，自然是示威者和騷動者採取了反教士的口號；在凡爾賽，示威者對待教士議員們很少有禮貌，並且向他們高呼「打倒瓜皮小帽！」[40]。 在1790年的社會平靜時期，成千上萬的巴黎人響應國民大會的號召到馬爾斯教場集合，慶祝革命爆發的第一周年。但是，沒過幾個月，民主派和共和派的社會政治觀點就開始至少在比較積極的無套褲黨人身上得到了反應。這種思想教育的結果，很清楚地表現在1791年7月的馬爾斯教場示威上，哥德利埃俱樂部號召這次示威完全具有一種政治目的——簽署請願書，質問國王在出亡瓦雷訥以後是否還有權繼續在位。在國民自衛軍到達之前，有6000人已經在請願書上籤了名或畫了十字，其中可能有許多人並沒有清楚地了解請願書的內容；但是，至少廚娘康斯坦·埃符娜在審訊時十分清楚地表明，她相信請願的目的是「為了改組政權機構」。在由於和示威有關而被關入阜爾斯監獄的將近130人中，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對國民議會、市政當局或武裝民兵表示政治上的反對而被捕的[41]。 在1792年8月武裝推翻王室和1793年5月到6月驅逐吉倫德黨這些事件上，我們不能提出同樣的文件證據；但是這並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這些起義完全是另外一種形式，它們的貫徹執行不是依靠非武裝的（或大部分非武裝的）革命群眾，而是依靠集中組織起來的武裝部隊——巴黎國民自衛軍（在前一事變中，還有來自馬賽、布列斯特和其他城市的武裝部隊的支援）展開戰鬥。同樣，這些行動也標誌著把巴黎無套褲黨人完全卷進去的多月政治醞釀的最後成熟。一個重要的新因素是，布里索派發起的反對歐洲各王室的革命戰爭運動，這一運動正如戰爭本身在開始階段一樣得到了群眾的熱烈擁護。關於這一點，1791年秋季志願去守衛邊疆的工人、工匠和幫工的長長的名單就是證明[42]。另一點證明是大批作坊和工場工人們的捐款，他們把這項「愛國捐款」送到國民議會，以供應1792年部隊的糧秣和裝備[43]。此外，我們還看到了攻陷圖伊勒里宮以前的一場開幕戰——6月20日群眾闖進了王宮，由聖安東郊區和聖馬瑟勒郊區成千的武裝的和非武裝的公民向國王呈遞請願書並高呼流行的「愛國派」口號；就在8月10日革命爆發的前四天，大批公民也曾聚集在馬爾斯教場要求國王退位[44]。在1793年5月至6月的革命爆發前，也有同樣的政治醞釀。那年3月警察密探的報告就已指明，人們在俱樂部和市場上公開討論有必要舉行一次新的起義來清洗國民大會。在4月，如我們所看到的，雅各賓派決定給這一運動規定一個明確而固定的目標，在他們的領導下，在實際行動爆發以前就有無數的代表團和請願書要求驅逐吉倫德黨的議員[45]。最後，在共和國第三年芽月和牧月的暴動中，闖入國民大會的群眾要求給山嶽黨的政治綱領以支持和釋放被捕的雅各賓派；用針綴在他們的便帽和罩衫上，與「麵包」字樣並排在一起的，是「1793年憲法」這一政治口號[46]。 所以不容懷疑，這些革命群眾對於國民議會中的政治集團哥德利埃和雅各賓俱樂部的目標、思想和口號給予了熱烈的支持並且也有所領會，他們接受這些政治團體的領導，並且為它們的利益而示威、請願或者拿起武器。這些本來是自由、民主和共和派的資產階級的目標、思想和口號（以革命向左發展所達到的階段為依據），但巴黎「賤民」（起義者和示威者大部分來自他們中間）中的積極分子接受它們作為自己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在摧毀舊制度和保衛共和國的鬥爭中，看來是與他們自己的利益相符合的。但是不能把它們看作工資勞動者、小店主和作坊老闆本身的特定要求[47]。所以，我們雖然和泰訥以及他那一派的見解相反，承認領導者的政治思想對刺激群眾革命活動起有作用，但是我們只能把它作為一部分的解釋來接受。它對於如累維伊揚暴動、導致向凡爾賽進軍或推翻吉倫德黨的社會不安、1792年和1798年襲擊雜貨商店等這種非政治性的運動，以至芽月和牧月騷動的基本性質並不能作出解釋——而這些運動卻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而且被捲入的人民大體上是來自猛攻巴士底、推翻王室和簽署馬爾斯教場請願書的同一個社會集團。尤其是，它不能解釋幾乎始終存在於「賤民」中間的造成社會不安的一般要求，而這種要求正是我們所研究的整個時代的特徵，如果沒有這種要求，互相鬥爭的政治集團就不可能在本身是巨大的政治騷動中動員群眾隊伍。要想得到一個更為滿意的解釋，我們必須於領導者時常變換的政治口號之外找出更固定的因素，必須詳細研究參加者本身的社會要求，並證明喬治·勒菲富爾論點的正確性：「群眾的參加意味著有他們自己的特殊動機。」[48] 這種研究表明，在革命時期，正像在整個18世紀一樣，我們最常看到的群眾騷亂的動機，就是「賤民」迫切需要廉價而又充分供應的麵包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對此有保證的必要的管理措施。這一點也許並沒有什麼奇怪的。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們的這種迫切要求因為和一切資產階級集團所主張的自由貿易和財產觀念相矛盾，往往在他們和甚至最進步的政治領袖之間的聯盟上造成緊張關係。如果市場和郊區的普通老百姓只滿足於戴上三色帽徽和紅帽子，空喊幾句激進的愛國口號，而不十分關心於滿足他們自己的特殊需要和解除他們自己的特殊疾苦（例如，如果累維伊揚的騷動者，在高呼無可指摘的「第三等級萬歲」口號的同時，沒有堅持搗毀像亨利奧和累維伊揚這樣真正第三等級的忠實同志的財產；或者，如果市場婦女僅僅滿足於向凡爾賽進軍把王室逼回巴黎——如君主立憲派所需要的——而不那樣猛烈地騷動和呼喊著要求更多的麵包和更好的麵粉），那對於羅亞爾宮的記者們、革命議會和雅各賓俱樂部的議員與演說家們說來，當然是很令人愉快的。1792年和1793年的雜貨暴動也許最能說明這種利益的分歧。第一，雅各賓派鄭重提議，只要零星消費者自動地不去購買像咖啡、食糖等這種「奢侈品」——也就是羅伯斯庇爾所說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商品」，危機就可以得到解決。第二，在當局拒絕採取措施，騷動者強制執行他們自己特殊形式的物價管制的時候，馬拉和羅伯斯庇爾都斥責他們受了皮特和反革命分子的欺騙。「7月14日的人們並不是為糖塊而鬥爭。」[49]這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社會矛盾，很少有革命領袖——雅各賓派也不過是在1794年的短時期內——準備解決這種矛盾。但是，至少巴那夫對於這一問題及其在革命上的重要性有些認識，當他在向自己的選民談到1789年10月事件時，他把資產階級的純政治目的和人民所主要關心的經濟要求劃分得很清楚——「這裡邊摻雜著麵包開始缺少的問題」[50]。 拉布魯薩教授研究了革命爆發前若干年的物價波動和預算情況，他的研究重新強調了物資缺乏和物價高昂（特別是麵包）是18世紀法國社會動亂主要原因的這一課題。他指出，在這些年中，特別是小麥長期缺乏和價格高漲給城市居民中較貧窮的人群帶來了悲慘的後果，這種情況在1787—1789年期間達到了高峰[51]。當我們了解到，比如說，一個巴黎建築工人為了維持他的正常消費而不得不用在麵包上的錢在他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從1788年8月的約50%上升到1789年2月和7月之間的80%以上，我們就能更好地領會為什麼巴黎工資勞動者對於舊制度如此仇視和他們為什麼願意與資產階級聯合起來，消滅這箇舊制度[52]。 所以，從當時的文獻中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麵包的價格和供應問題經常是1788年起義運動和革命最初幾年期間的群眾騷動的根源，這並不奇怪。例如我們看到，1788年8月審判廳書記在多飛內廣場和新橋上發起慶祝召回最高法院的運動，與麵包價格的突然猛漲正好是在同時——幾天以後，郊區和市場的「賤民」參加了騷動，並使騷動的性質有了變化。再有，半個月的暫時平靜之後，騷動又以再生的力量重新爆發，其原因可以歸之於拉瑪揚被免職所引起的狂熱，也可以同樣歸之於9月初麵包價格的進一步上漲[53]。在11月和12月，麵包繼續漲價，到4月累維伊揚暴動事件發生的時候，4磅重的麵包在整整三個月內一直保持著14蘇半的奇高價格。事實上，如我們所看到的，麵包的昂貴和欠缺正是騷動的主要根源，雖然它並不是騷動的直接原因[54]。姑且不談其他支持這個論點的證據，警察局長梯魯·德·克羅納在騷動中間呈給國王的報告也著重地說明了這一點：「雖然騷動從表面上看起來是反對累維伊揚，但實際上卻為的是要求減低麵包價格。」[55]在這種臨時性的爆發之後，麵包原因幾乎在長期的群眾運動中一直是主要的刺激力量，這一運動發生於5月末，到7月12日至14日達到了高潮，到10月5日至6日達到了另一高潮，直到11月初也沒有看到它的平息，這時，使君主立憲派得以牢固掌握政權的政治革命的第一階段早已完成。 在以攻占巴士底為高潮的七月革命之前的那幾個星期里，哈代在他的日記里生動地描述了群眾心理，以及當局不斷擔心會爆發一次比4月底聖安東郊區規模更大和更猛烈的騷亂。在5月、6月和7月初，他曾經9次記載在市場布置特別崗哨以平息麵包騷動的情況。6月13日，他記述了警察局為怕發生社會騷亂曾經批駁麵包商把4磅麵包的價格從14蘇半提高到15蘇的請求。在這次政治革命的前幾天，一群人公開焚毀了《人民的希望》這本小冊子，因為它提議要有兩種價格的麵包——每磅3蘇的和5蘇的。哈代寫道：「下層階級的人民不了解這樣做的目的。」[56]在七月革命期間，同樣的問題經常出現。7月13日早晨，人們有組織地進攻聖拉扎爾修道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修道院倉庫里儲存的糧食運到中央市場，並且還可以聽到在各屋子裡搶劫的當地人高呼「讓我們找麵包」；同時，對於那些接受羅亞爾宮政治領袖的命令去燒毀關卡的工資勞動者、店主和小商販來說，問題更是十分簡單——保證有廉價的食物和飲料：如一個在搗毀夏約關卡辦公室家具的制鎖匠所說的，「我們有3蘇錢就可以買酒喝了。」[57] 自然，我們已經充分證明，在政治上達到了把王室擁回巴黎這一目的的10月5日到6日的騷動，顯然與巴黎飢餓群眾的麵包供應問題有更大關係。我們已經看到，在7月22日殺死了富龍和他的女婿貝梯埃之後的平靜只是短時期的。8月初，在豐收以後，麵包價格曾降到12蘇；但是，一部分由於乾旱，預期麵包房能有充足的麵包並未實現，結果是一直持續到11月的麵包缺貨使群眾運動始終在興奮狀態中。接著就是市場婦女和其他人在市政廳和麵包房的引人注意的一系列示威，最後發展成為向凡爾賽的偉大進軍。這次騷動值得注意的特點自然是示威者所喊的口號——「去找那個麵包房老闆、老闆娘和小老闆！」——以及婦女和她們的代言人馬伊雅堅持要求國民議會使巴黎人民有東西吃[58]。 另一方面，馬爾斯教場的示威雖然在巴黎多數各區里受到「賤民」的廣泛支持，但在許多方面都是巴黎各次偉大騷動中的一次純粹政治性的事件。1789年11月初，由於國民議會和公社採取了有效措施，向巴黎供應了廉價而充足的麵包，並穩定了公共秩序，革命最初幾個月的持續不斷的社會運動這時已告結束。由於指券貶值和戰爭時期的通貨膨脹所引起的特殊問題還沒有到來，所以1791年7月馬爾斯教場的示威，是巴黎各次大騷動中唯一一次在任何方面都與群眾要求管制麵包或任何其他主要必需品沒有關係的運動。誠然，在示威前曾發生過一次相當大的工資運動，捲入了成千上萬的各行各業幫工；示威以前也發生過因救濟工場停辦而受到飢餓威脅的失業工人的連月騷亂。但是這些運動雖然受到了哥德利埃俱樂部和它的所屬團體的支持，卻不能說它們和馬爾斯教場示威事件本身有直接關係；而且，對於這一時期在巴黎各區被捕的許多工資勞動者、店主和作坊老闆的審問也並沒有反映出這些工人的要求[59]。在這一方面，馬爾斯教場事件似乎並不屬於這裡所說的一般形式的社會騷亂。在這次事件中，普通人民很少提出他們的特殊經濟要求[60]。他們的要求和抗議所採取的毋寧說是一種政治形式——證明是，在這一運動中被捕的人曾經給國民自衛軍以種種侮辱並對國民議會和市政機關有許多抱怨。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馬爾斯教場事件和1791年春、夏季的群眾運動標誌著巴黎無套褲黨作為革命力量的一個重要發展階段。隨著革命資產階級的分裂和民主派以及共和派決定要在人民中間獲得可靠的支持，他們正在開始起一種更為獨立的作用：他們不僅提出資產階級比較激進部分的特殊綱領，而且正在開始（雖然不是十分堅定地）以政治形式來表達他們自己對社會的不滿。 到1792年春天，革命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一階段的群眾運動具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向。指券的貶值已經開始在1791年秋季的物價上有了反映；但是帶來長期的通貨膨脹災難的卻是戰爭的爆發，在這一時期，無套褲黨人的注意力幾乎一直集中在物價問題、食品缺乏及必須迫使當局不得不在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和供應方面採取管制措施上。從社會史學家的觀點來看，整個時期都受這種迫切要求的支配。但是，巴黎無套褲黨人在艾貝爾派，甚至更多是在忿激派的幫助下，才一步步地找到了一個適合於他們特殊需要的社會要求方案，最後迫使雅各賓派掌握的國民大會以最高限價的形式在短時期內接受了這個方案。他們的憤怒矛頭，像以前指向麵包商和磨坊主一樣，首先指向了雜貨商，表現在革命群眾試圖強迫食品商人（特別是他們當中較殷實的商戶）按革命前的價格出售貨物上。第一個這樣的運動——1792年1月到2月的運動——只發生在少數的中央北部各區和聖安東與聖馬瑟勒郊區，並且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不管怎麼說，它和不久以後發生的6月20日和8月10日的政治騷動是沒有多大關係的[61]。1793年2月的騷動規模要大得多，也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義[62]。這一次，在動員了國民自衛軍、逮捕了數十名騷動者和採取了一些不重要的行政上的緩和措施以後，運動並沒有停止。一般說來，1793年9月公布最高限價法以後，經過羅伯斯庇爾的革命政府以及它在熱月的垮台時期，到共和國第三年牧月的無套褲黨人的最後一次起事，甚至在起事以後，運動一直沒有平息。這一運動一發生就立即與雅各賓俱樂部所領導的更為廣泛的運動匯合到了一起。後一活動導致了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推翻了吉倫德黨，這時，至少在比較積極的無套褲黨人看來，吉倫德黨和可恨的壟斷者或食物囤積者並沒有什麼區別。我們並不打算在這裡分析那年4月到5月的警察局和國民自衛軍每天的報告，但是它們足以清楚地證明，在這幾個月為了糾正和清洗國民大會而發生的騷動背後，存在著群眾對於食品價格不斷上漲的深切的關心[63]。 吉倫德黨的被逐雖然使政權轉到了山嶽黨手中，但並沒有能立即消除這種不安。6月里警察密探呈交的報告幾乎和4月或5月的完全相同。麵包房缺少麵包又開始引起3月里的憂慮，到8月末，排隊購買麵包和麵包騷動又成了巴黎生活中常見的特點。這就是由艾貝爾和碩默特掌握的巴黎公社所領導的1793年9月4日至5日的暴動的直接背景。如我們所看到的，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之下，國民大會最後決定頒布最高限價法，並開始著手組織拖延已久的「革命軍」，作為恐怖時期的一種工具，其用意在於保證巴黎從四郊獲得糧食和肉類的充分供應。[64]在這種不間斷的群眾壓力之下，國民大會和公安委員會靠管制政策設法制止了通貨膨脹，使指券的價值在幾個月內未再下跌。但是革命戰爭的需要和農民的敵對，造成了食物供應的不足，這些農民常常把他們的農產品囤積起來待機出售，或者是因為害怕徵收而根本不從事生產。由此產生的困難和委員會企圖滿足大生產者和大商人的欲望， 自然會給政府與巴黎無套褲黨人的聯盟帶來十分緊張的關係。我們已經指出，由此產生的不滿再加上工資勞動者對於政府決心實行最高工資限額的特別怨恨，使羅伯斯庇爾和他的同伴失去了群眾的支持，在熱月9日決定命運的那一夜他們本來是可以指望得到這種支持的[65]。 當然，有許多巴黎人後來都為羅伯斯庇爾的滅亡感到惋惜。但是他們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有這種反應，而在當時，他們對於雅各賓派領袖的被捕、地方委員會的清洗、政治團體的封閉，乃至他們自己創立的最高限價法的廢除等，都或多或少是無動於衷的；不過，當主要由於政府的政策而造成瘋狂的通貨膨脹和必需品價格的急劇上升時，一個相當龐大的群眾運動就形成了。這一運動在1795年年初的幾個月里得到了動力，最後在芽月和牧月爆發成為嚴重的騷動。如我們看到的，這個運動與殘存的群眾團體和雅各賓派殘餘分子所領導的政治運動合在一起並從其中吸取了力量，但是它的始終不變和長期存在的一個原因，仍然是對麵包的迫切需要[66]。 但是我們必須避免某些歷史學家曾經對之屈服的誘惑，慣於把革命時期的群眾起義說成幾乎完全是受暫時的經濟原因的支配——好像每一個運動實質上都是「飢餓暴動」一樣。這當然不是實際情況。我們不僅看到，隨著革命的進展，無套褲黨已經完全接受了範圍廣泛的各種各樣的政治思想和響應了行動號召；而且還特別看到，馬爾斯教場示威和導向這個示威的整個準備活動，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更不必說無套褲黨人對於像攻打巴士底和圖伊勒里宮以及從國民大會裡逐出吉倫德黨等這些純屬軍事政治的行動所給予的積極支持了。至少在馬爾斯教場事件的情形下，飢餓的威脅或物價的高漲並沒有起任何作用。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無套褲黨人對於共和國第四年葡月事件沒有進行任何直接的政治干涉——和幾個月以前，他們積極參加芽月和牧月事件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雖然在這兩次事件中群眾對於麵包缺乏和通貨膨脹都是同樣地十分關切[67]。根本區別當然在於政治情況有了變化和葡月叛變者抱有與牧月起義者完全不同的目的[68]。所以儘管通貨膨脹繼續，半飢餓狀態仍然存在，積極的無套褲黨人卻不準備把他們對於熱月國民大會的敵視擴大到使共和國的公開敵人感到愉快的程度。這一點是很有意義的：一方面可以據此駁斥一種論調，這種論調說，「賤民」由於政治上不成熟，所以會不顧自己的利益或意圖而準備盲從任何煽動者；另一方面，它表明如果要滿意地解釋群眾為什麼參加或不參加這些運動，必須把政治和經濟的因素都適當地考慮在內，如果只集中考慮一方面而不考慮另一方面，結果只能產生一幅被歪曲了的畫面。 但是，不管怎麼說，不可避免的結論仍然是：這一時期推動革命群眾的主要的和最常看到的動機，是對廉價而充分供應的食品的關心。這一點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充分解釋群眾革命的根源，只有這個理由可以說明為什麼會持續不斷地發生社會騷動——這是首都這些年中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一切重大政治事件本身都是從這種騷動發展來的。它還更可以說明「賤民」為什麼有時候會爆發出獨立的行動，超過或者違反他們的資產階級同盟者的利益，並且被這些同盟者指責為「反革命」——例如累維伊揚騷動者爆發出來的盲目憤怒，或者是巴黎市民在1792年和1793年雜貨暴動中強制執行一種群眾限價的比較有建設性的努力等。但是，如果沒有主要來自資產階級領袖的政治思想的推動，這些運動就會由於無目的而成為不可思議的，並且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如果無套褲黨果真像某些作家所說的那樣，沒能夠吸收這些思想，那麼，他們對於革命進程和結果，就不會起正如他們事實上所起的那麼大的影響。 * * * [1] 莫提梅-泰諾：《恐怖時期史》（M.Mortimier-Ternaux Histoire de la Terreur ），1862年至1881年巴黎版，8卷本，第8卷，第455頁。 [2] 泰訥：《現代法國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29頁。 [3] 阿·加埃：《1789年的騷動者》（A.de Gallier，「Les Émeutiers de 1789」），載《歷史問題評論》，第34期（1883年），第122頁。 [4] 莫提梅-泰諾：《恐怖時期史》，第2卷，第105頁。 [5] 蒙勺瓦：《回憶錄》（Montjoie，Mémoires ），第1卷，第91—93頁；轉引自沙森：《1789年巴黎的選舉和陳情表》，第3卷，第58頁。 [6] 貝維厄和巴里埃勒：《貝桑伐爾男爵回憶錄》（Berville and Barriére，Mémoire du Baron Besenval ），見《法國革命回憶錄選輯》（Collection des Mémoires relatifs 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21年巴黎版，兩卷本，第2卷，第346頁。 [7] 《亨利奧先生的辯護狀》（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1619）；《累維伊揚先生的辯護狀》（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1618）。 [8] 國家檔案館文件：Z2 4691；Z1a 886。 [9]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88頁。 [10] 巴黎警察局的刑事審訊記錄（特別參看第20、29、45、71、87、89、91、144、161、164、373、387各號證人的證詞）。 [11] 《雜談》，第24期，1791年7月26日。 [12] 《箴言報》（重印），第4期，第465頁。 [13] 國家檔案館文件：AFⅣ 1470（1793年2月26到28日的報告）。再參看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第153頁以下。 [14]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742頁。 [15] 參看1789年5月1日警務委員博瓦累在市立大醫院對23名受傷者的審訊（國家檔案館文件：Y11033）。 [16] 國家檔案館文件：Z2 4691（1789年7月29日）。 [17]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68（1789年10月21日）。 [18]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69（1789年11月16日）。 [19]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集；國家檔案館文件：W546，F7（字母排列順序）。 [20]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06，對開本第366—367頁。 [21]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4735，第4號卷（重點是作者加的）。 [22]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4119（1789年5月5日至6日）。再參看警務委員奧丹對於運到蒙特羅公墓待認領的18具屍體的檢驗（國家檔案館文件：Y 15019）和上文的第44—45頁。 [23]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0634，對開本第149頁；15683。 [24] 塞納瓦茲檔案館文件：B集。宮廷檢察官，1789年審訊記錄，對開本第7—21頁。 [25] 參閱本書第76—80頁。 [26] 參閱本書第49頁。 [27] 參閱本書第54頁。 [28] 參閱本書第55頁。 [29] 參閱本書第121—122頁。 [30] 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6140。 [31] 警察局檔案館文件：Aa 88，對開本第514—544頁；153，對開本第48頁；157，對開本第200頁；173，對開本第43—44頁；262，對開本第40—41頁。 [32]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88，對開本第546—571頁；219，對開本第32頁；262，對開本第42—44頁。再參看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傾覆》，第297—298頁。 [33] 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傾覆》，第136、195頁。塞涅克引證了保王派圖爾澤耳夫人的回憶錄：「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幫強人相互禁止在圖伊勒里宮搶劫，如果發現某一個人想把宮中的某些物品據為己有，就毫不姑息地把他處死。」 [34] 卡隆：《九月大屠殺》，第111頁。洛德萊向拿破崙說，「屠殺者並不搶劫」。 [35]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9—68頁。關於本章以後所談的大部分資料，可參看喬·魯德：《法國革命時期巴黎群眾起義的動機》（「The Motives of Popular Insurrection in Paris during the French Révolution」），載《歷史研究所學報》（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 第26期（1953年），第53—74頁。 [36]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299頁；國家檔案館文件：KK641，對開本第17頁。 [37] 阿瑟·楊格也趨向於把「第三等級」和「窮人」等同起來（關於例證，可參看《法國和義大利遊記》，人人叢書版，第172—173頁）。再參看本書第49頁。 [38]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66。審訊他的警務委員的反駁也很有趣，這位委員說：「他不斷談到自由、人權等字眼，這就足以說明他在精神上已準備參加暴動。」 [39] 參閱本書第75—77頁。 [40] 參閱本書第70—73頁。至於革命中的反僧侶運動和以後的「反基督教」運動在多大程度上產生於「賤民」自己的深刻感情和經驗，在多大程度上產生於非群眾的來源，如專門職業階級或開明貴族等，這仍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有利於後一種說法的證明似乎相當有力量。 [41] 參閱本書第90—93、96—97頁。 [42] 沙森和昂訥：《革命時期的國民義勇軍》（Chassin and Hennet，Les Volontaires nationaux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899年至1904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6—136頁。 [43] 亞·圖埃特伊：《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第4卷，第258—392、1403、1422、1747—1749號。的確，1792年3月，大約有250名店主、工匠和幫工（幫工只占少數）簽署了一份《巴黎市工人的聲明》，公開地反對革命和反對鼓動戰爭（國家檔案館文件：C284，第115號，對開本第249bis，250—251頁〔手抄本〕；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11162〔印刷本，有重要改動〕）。不容置疑，1792年秋季以後，戰爭日益變得不受歡迎了，雖然從文獻上很難充分說明這一點。 [44] 參閱本書第105—106頁、109—111頁。 [45] 參閱本書第124—126頁。 [46] 參閱本書第153—156頁。 [47] 這並不等於說無套褲黨人——特別是店主、作坊老闆以及他們當中的其他小有產者——在任何階段都沒有他們自己的政治思想。在1793年6月到1794年7月期間，如我們所看到的，當這些分子在巴黎各區非常活躍的時候，有許多表明他們特殊的社會和政治要求的請願和決議〔參看馬爾科夫和索布爾：《巴黎無套褲黨人》（Markov and Soboul，Die Sanskulotten von Paris ），散見於第2—5章〕。然而，除去1793年9月4日到5日的運動以外，這些在鼓動參加革命運動上並沒能起任何作用。 [48] 喬治·勒菲富爾：《法國大革命，1789年的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a révolution de 1789），第141—142頁。 [49] 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第46—49、151—157頁。 [50] 國家檔案館文件：W12，第200—201號。 [51] 塞-埃·拉布魯薩：《法國的經濟危機》（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第42—50頁。 [52] 參閱附錄七，第一表。 [53] 參閱本書第36—38頁；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72頁。 [54] 參閱本書第47—49頁。 [55] 國家檔案館文件：C221，第160/146號，對開本第48頁。 [56]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10、312、320、332、341、344、348、351、378、384頁。 [57] 國家檔案館文件：Z24691；Z1a886。 [58] 參看本書第二篇第五章。 [59] 參看本書第二篇第六章。儘管工資勞動者的這些獨立的運動——特別是1791年和1794年的運動——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但它們在鼓動參加這一時期的騷動上似乎並沒有起任何顯著的作用（當然，除非我們把熱月9日工人在市政廳前的示威也包括在內）。最常推動工資勞動者的經濟動機，自然是他們和全體「賤民」所共有的那一種——對於價廉而充足的麵包的需要。 [60] 然而，當一個婦女在以侮辱拉斐德和國民自衛軍罪被控時，她尖刻地回答說，如果控告人和掙麵包吃的人有同樣的痛苦遭遇，她就不會這樣袒護他們了（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153，對開本第7頁）；還有一個廚娘，當她被問到如何解釋對國民自衛軍的仇視時，她說，由於麵包商缺少找零的錢，因此感到買麵包時很困難（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85，對開本第117頁）。 [61] 參閱本書第101—103、105—107頁。 [62] 參閱本書第119—124頁。 [63] 國家檔案館文件：F736882；AFⅣ 1470；F1c111賽納27。 [64] 參閱本書第131—132頁。 [65] 參閱本書第二篇第九章。 [66] 參閱本書第二篇第十章。 [67] 參閱本書第二篇第十一章。 [68] 誠然，這裡面也牽涉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牧月徹底失敗之後來從事一致行動有純技術性的困難；但是這絲毫也無損於這一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