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 第十一章 葡月

革命時期巴黎群眾起義的歷史雖然以上述事件而告終，但並不代表它們是革命群眾以武裝叛變或街頭示威向政府當局挑戰的最後一次。構成最後一個插曲的是葡月12日到14日（1795年10月4日到6日）的事件。所以，即使鬧事者的出身與目的以及導致這次暴動的各項事件的類型和前幾章所敘述的截然不同[1]，本書對此也不能略去不談。這次暴動並非企圖推動革命朝著更徹底的方向前進或者建立或加強共和國，它的最後目的是摧毀共和國和為王政復辟開闢道路。暴動的倡導者不是民主派、雅各賓派或無套褲黨人，而是盤踞在首都西部各區的最頑固的金融集團和保守派，他們曾經最熱心地站在熱月黨人一邊反對羅伯斯庇爾，並且在芽月和牧月起義中曾經是國民大會的主要捍衛者。在這次事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無套褲黨人所起的作用和態度，他們雖然在牧月被鎮壓了下去，但仍然是一個應該加以考慮的因素。他們雖然面對著和前一章所述的同樣嚴重的經濟困難，但是並沒有給保王派（或者近於保王派）叛徒以支持；他們自己不能開展一個獨立運動，但他們寧可聯合起來支持（誠然有些消極）政府當局來反對那些想用武力推翻共和國的人。 葡月事件在另外一點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在政府和巴黎公民的關係上展示了一個新的前景。這些事件自1789年以來第一次揭示出，革命議會即使沒有首都任何有力的社會集團或輿論團體的積極支持，也仍然可以維持住自己的地位和把它的意志強加於全國。在熱月，國民大會能夠依靠巴黎多數區——包括那些無套褲黨仍然有鞏固陣地的各區——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值得感謝的中立來推翻羅伯斯庇爾。在牧月，為了戰勝無套褲黨人和活躍的雅各賓派殘餘，國民大會能夠號召「可尊敬的」西部各區的武裝公民予以援助。在葡月，國民大會已經消滅了雅各賓派幹部，鎮壓住了無套褲黨人，逮捕了他們的領袖，並把他們趕出了各區議會和委員會，因此，當它處在正好是西部各區要發生暴亂的境地時，除了依靠軍隊以外就再也沒有別的辦法。此例一開，再也不容易消除；從1795年10月起，軍事政變已經作為政治紛爭的最終裁決者而隱約地在地平線上出現。 引起葡月暴動的直接原因是1795年8月22日的法令（「三分之二」法令），該項法令提請為新選舉而召集的預選議會同意上屆國民議會的議員中有三分之二仍然連任議會代表。這樣明目張胆地企圖延長一個團體的政治生命，而這個團體由於種種原因，已經失去了它一度享有的大部分的尊敬和信任，這就使首都一小撮死心塌地的保王派有了藉口和機會把巴黎多數各區集合起來反對國民大會，並為接著發生的武裝叛亂取得有力的支持。大體說來，這就是葡月事件的政治背景[2]。但是，完全用這些政治術語來介紹這幅圖畫，未免過於簡單化了。所以，在開始敘述9月中旬——當時正在開始形成對於「三分之二」法令的反對——的各種政治事件以前，我們準備先研究一下政府的經濟政策及其對有關各方面的影響[3]。 儘管零星消費者的慘況在春季和夏季已經十分明顯，但國民大會和它的各委員會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修改它們的經濟政策，戰爭的擴大和自然因素的繼續不利，不斷使經濟政策的惡果趨於嚴重。指券在實際作廢以前，在10月更進一步下跌到票面價格的5%[4]。規定按每磅3蘇的價格配給麵包（名義上每人得到1磅到1.5磅）仍舊公然不兌現：至少一直到7月底，我們看到每人只分到2、4、6、7或8兩；而且人們常對麵包商超過規定價格售貨表示不滿[5]。8月里，情況有些好轉：一般都達到半磅，月末增加到3/4磅；但是在9月里，又常聽到人們抱怨麵粉質量太差，在10月以前，配給量又減低到半磅或者更少[6]。同時，在「自由」市場中，麵包仍然賣15～20里弗一磅[7]。肉類按照21蘇的規定價格往往買不到，在「自由」市場中，肉價從6、7月的每磅8里弗漲到9月底的15里弗[8]。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同樣上漲：黃油從7月的16～18里弗一磅漲到9月的30里弗；食糖從1月的11里弗漲到9月的62里弗；雞蛋從7月的每打9里弗漲到9月的12里弗；馬鈴薯從5月的34里弗一蒲式耳漲到10月的56里弗；牛油蠟燭從1月的5里弗漲到6月的30里弗和8月的50里弗；煤從6月的75里弗一伏阿漲到10月的175里弗；木柴從5月的160里弗漲到9月底的500里弗[9]。 生活費用這樣繼續上升對工資勞動者和其他收入微薄或固定的人產生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工人們為了要求更多的麵包而在8月罷工，他們聚集在聖馬丁門，提出這樣一個應當問的問題：「我們用每天掙的12法郎怎麼能買15里弗一磅的麵包呢？」[10]一切小有產者在這種情形下的慘況，在7月16日一個密探的報告中得到了確切概括的說明： 「工人的工資按他每天必需的生活費來說是太低了；不幸的租金收入者為了生活不得不賣掉他的最後一件家具，使貪得無厭的投機者發一筆橫財；產業主別無生路，只能連收入帶本金一起吃光；完全靠薪金生活的公務員也在忍受著窮困的煎熬。」[11] 事實上很多觀察家都認為，租金收入者和小業主所遭受到的這種痛苦，比工匠和工資勞動者還要大一些[12]。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可以幫助說明為什麼像累珀累提爾、布特·代·莫蘭（羅亞爾宮）和萬多姆廣場這些西部各區——這些區里很多人都是這種社會成分——早在「三分之二」法令引起政治危機以前，就對國民大會表示極端仇視[13]。但是從這些地區當然不會產生出有效的行動來結束它們所抱怨的經濟情況，因為所說的這些區同樣也是投機者和股票經營者的主要巢穴，他們利用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大發其財，而政府的政策是有利於他們的活動的[14]。 在無套褲黨這方面，他們以其獨特的形式做出了反應。像在牧月以前的幾個月一樣，有些人流於悲觀失望而只關心目前的麵包和生活問題。 「（一個觀察家在7月寫道）公眾似乎只專心致志於自己的生活需要……政治問題已經從咖啡館裡絕跡了。」 「政府並不怎麼重要」（一個公民說），「只要我能夠維持生活就行了。」 在8月，據另一個觀察家報告：「公眾……既不注意法律，也不注意憲法；他們只注意自己所要求的麵包。」[15]不過，另外有些人反應很強烈：在6月和7月，我們聽到群眾在羅亞爾宮為工人們搶奪在自由市場上出售麵包的商人的存貨而歡呼助威；而且人們認為，只要麵包繼續缺乏，聖日瓦教堂就應當停止在聖餐儀式上送麵包的習慣[16]。有些人開始惋惜舊制度，痛斥共和國，把希望放在王政的復辟上。7月，有人聽到聖安東郊區的公民說，他們才不在乎敵人是不是進入巴黎呢，「因為我們反正不能攔住物價上漲，英國人和法國人還不都是一樣。」還有一個觀察家寫道，「下層」群眾雖然沒有公開宣布贊成有一個國王，但是，只要君主制能給他們麵包，他們似乎也並不反對。據說，某些公共場所在8月里流傳著這樣的口頭禪：「國王或者麵包」；一個密探寫道，「和舊制度比起來……共和國並沒有增加聲譽」[17]。不過，至少在無套褲黨人中間，這種心情並沒有維持多久，在葡月事件之前已經不存在了。 雅各賓派煽動的復活而造成的影響是比較持久的。8月，有人要求重新控制物價和必需品供應：「（一個觀察家寫道）公眾似乎期望糧食和其他必需品有一個合理的限價。」[18]同一月稍後一點，有人報告說很多人惋惜羅伯斯庇爾的時代：「在羅伯斯庇爾統治時期，人們的日子要好過得多，那時候人們並不覺得這樣的窮困。」9月8日，一個士兵在羅亞爾宮說，「如果不實行恐怖」，事情會繼續壞下去。兩星期後，有人聽到一個婦女在聖馬丁門說，她很惋惜斷頭台時期，她希望那個斷頭台永久存在。到月底，由於有些區釋放了前恐怖黨人，以及保王派在其他一些區里大肆煽動，人們又在圖伊勒里宮花園和聖丹尼門、聖馬丁門附近的人口密集地區公開地宣揚雅各賓派的主張了[19]。 同時，雖然牧月暴動失敗了，但仍有人談到將有一個新的無套褲黨人起義。 〔一個觀察家在6月底寫道〕在排隊或集會中，人們談論著，大家認為工人是安靜的，因為他們的武裝已被解除，不過，他們懂得使用和大革命開始時同樣的方法來取得麵包。 一星期之後，監察官布伊龍把正在發生的群眾議論和牧月事件爆發前的情況作了一個比較。8月20日，人們看到，「聚集在馬丁門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第二天，一般的騷動到了這種程度，「以致使人們相信他們準備在最近就舉行起義」[20]。但是，這時政府和各區之間已開始發生政治衝突，我們要看一看這對於無套褲黨人的騷動將有什麼影響。 在6月里已經召集了預選議會（在巴黎，相當於各區的區議會）。召集這個議會的目的是通過新起草的憲法並推舉選舉人，再由選舉人推舉定於秋季召開的新的革命議會的議員。這時保王派的煽動日益猖獗，並且正在巴黎、各省城鎮和鄉村贏得一些徒眾[21]；毫無疑問，為了保衛共和政體不至於被保王派的反動搞垮，同樣也是為了延續它自己的政治生命，行將解散的國民大會的多數派於8月22日和30日公布了有名的「三分之二」的法令。法令要求預選議會同意500名新議會的議員一半由國民大會的現有議員中選出，只有其餘的250名議員由選舉人自由選舉。國民大會預料到將有不利的反應，因此，在同一天開始調動正規軍進入首都；並且為了緩和輿論的不滿，通過9月2日的法令，允許以前的恐怖黨人參加預選議會[22]。 收到這些提議的巴黎各區從熱月以後已經有了很大變化。接連不斷的清洗已經把所有的雅各賓派不僅從西部各區而且同樣從郊區與市中心區的委員會和每星期開會的區議會裡驅逐出去。當各區召開普選議會投票表決憲法的時候，大約有12個區——包括阿爾西區、人權區、格拉維葉區、植物園區、倫巴底區和朱利昂溫泉區等這樣一些最近起義的區在內——特別把所有前雅各賓派排除於審議之外[23]；在6月，植物園區曾經宣布逮捕不下於38名所謂「9月2日和3日的屠殺者」[24]。不受歡迎的社會成分受到同樣認真的清洗：從牧月以來，國民自衛軍中的工人和工匠不是被批准免予服務，就是被特別排除於軍職之外；9月，據一個觀察家記載，「出席各區議會的工人寥寥可數」[25]。事實上，區議會已經日漸貼近熱月以來為統治集團所喜愛的「有產者共和國」，9月24日的《法蘭西報》確切地說明了它們的社會哲學： 在所有文明社會中，只有有產者是組成社會的成員。其餘的都是無產者，他們屬於廣大的市民階級，正在等待時機，以便取得一筆財產[26]。 這類公民在接受共和國第三年的憲法草案前是不會有長時間的猶豫的。這部憲法和1793年的憲法最顯著的差別是：它重新採用了間接選舉制度，並且甚至在預選階段就只限於納稅人才有選舉權，而在選舉國民大會代表階段則只限於殷實的有產者才有選舉權。事實上，到9月6日，所有各區都以大多數通過接受了這部憲法[27]。至於對待「三分之二」的法令就與此完全不同了。在激烈辯論和對國民大會及其各委員會進行了猛烈的反攻之後，國民議會最後宣布投票結果，人們發現巴黎不下於47個區否決了這項法令——唯一的例外是聖安東郊區的盲人收容院區，以433票對139票通過了這項法令[28]。 不僅是8月22日和30日法令本身引起了各區的政治反抗，選派軍隊進入首都以及允許前恐怖黨人（僅僅在幾個月以前各區當局才費盡心機解除了他們的武裝和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參加議會和他們的政敵一起投票的決定，也引起了進一步的敵意。正是這些為首都主要保守集團所深惡痛絕的因素的結合，給了一小撮死心塌地的保王派以可乘之機，他們想以巴黎普選議會作基礎建立一個反對中心，並把許多人羅致在內。如果保王派公開宣布他們的最終目的，這些人一定會表示拒絕。 保王派騷亂的主要核心在累珀累提爾區，這是一個「富戶住宅區」和金融及股票投機的中心。在革命早期的一些事件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個區的領導人和軍事單位傾向於保王派和溫和派。這一區的擲彈兵曾經在1792年8月反對馬賽人和保衛王室；在熱月事件中，這一區曾熱心支持國民大會反對羅伯斯庇爾；在1795年2月曾首先搗毀馬拉半身像[29]，並且曾經帶頭以武力反對芽月和牧月的起義者。一開始，他們在布特·代·莫蘭區（羅亞爾宮區）找到了同盟者[30]，不久又在其他各區找到了一些。9月初，累珀累提爾區在各區中率先反抗；但是它最初想在由48個區組成的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暴動中心的企圖卻遭到了失敗[31]。在隨後一周中，叛亂各區中發生了劇烈騷動，這期間有人向團結區議會報告說，5000名恐怖黨人已經到達首都，並且已經在聖安東郊區散發了100萬里弗[32]——所有這些都是有利於保王派的宣傳資料；9月16日，累珀累提爾區努力爭取到30個區的對於巴黎公民致全國預選議會書的支持（「明確表示和全體一致地」）[33]。同時，布特·代·莫蘭區單獨給國民大會一份建議書，重新提出從1793年吉倫德黨和山嶽黨之爭以來再沒有聽到過的要求，認為巴黎由於其獨特的政治和地理形勢，「應該有主動選舉立法和執行機構的權限。」[34] 9月23日（葡月1日），國民議會宣布預選議會投票結果：全國各地都以絕大多數通過了憲法，8月22日和30日的法令也同樣被通過，但是反對者也不在少數[35]。預選議會受命於10月2日以前結束工作；複選議會須於12日召集，並將於11月6日召開新的立法議會。這些決定揭開了一幕新的衝突。有幾個巴黎預選議會聲明：這些選舉結果是假造的，並且準備對解散的命令置之不理[36]。同時，在一些區里和保王派站在一起的「青年團」[37]開始侵犯公民並在羅亞爾宮與軍隊發生衝突。有一次，他們竟高呼：「打倒三分之二法令！」「國王萬歲！」「打倒國民大會！」「打倒步兵隊！」[38]另一方面，雅各賓派或國民大會的支持者也公開地譴責各區的「保王派暴徒首領」。9月25日夜間，在球場區和累珀累提爾區有三個這樣的批評者遭到了侮辱和毆打，並且被帶到布特·代·莫蘭區的警務委員那裡，因為他們曾經說預選議會是由「強盜」組成的，並且曾公然表示支持國民大會： 等到明天敲起戰鼓和發出徵兵令的時候，如果對他們非法發出徵兵令，他們就將束手無策；到那時候，他們就要到國民大會來啦[39]。 各區的騷亂在繼續著。騷動者企圖使盲人收容院區和其他區議會聯合在一起，好幾個代表團到這個區來，勸他們取消對「三分之二」法令的支持；但盲人收容院區在幾經躊躇之後仍然拒絕了。玻賓庫爾區雖然反對這項法令，但9月28日卻拒絕了累珀累提爾區的邀請，沒有指派委員（1793年8月10日和5月31日的影子！）「參加起草聲明」[40]。然而，第二天，累珀累提爾區卻交給了國民議會一項聲明，這個聲明雖然並沒有得到它意欲代表的巴黎多數各區的直接支持，但卻有23個區的簽名，其中包括沒有簽署9月16日致全國預選議會書的布特·代·莫蘭區、忠誠區（市政廳區）、友愛區和球場區[41]；這是對國民大會權力的直接挑戰，因為兩天以前，它曾禁止各區議會審議有關選舉以外的問題[42]。政府為阻止巴黎各區和首都附近各行政區採取聯合行動所採取的措施[43]招來了更加嚴重的威脅：10月2日，累珀累提爾區和法國劇院區邀請首都其他預選會的選舉人第二天在武裝保護下到法國劇院區的大會堂（現在的奧地昂劇院附近）開會。20個區接受了邀請，但是只有15個區出席。那天晚上，累珀累提爾區、布特·代·莫蘭區、法國劇院區和市中心的4個區宣布它們對國民大會處於「反抗狀態」[44]。不久以後，暴動就發生了。 然而，除去各區很少數的「體面紳士」或有產者之外，所有的人都沒有認識到這種步驟是有意識的進攻行為， 更沒有認識到這是有意識地企圖削弱和推翻共和國，而只認為這是反對國民議會的一種自衛措施，因為它的法令破壞了主權在民的神聖原則，並且正在企圖用武力和成批地釋放可怕的恐怖黨人或嗜血鬼來強制推行這項法令。在他們看來「有產者的共和國」正在遭到破壞和威脅，這種破壞和威脅並不是來自叛變各區而是來自國民大會本身。政府為自衛而採取的每項措施和無套褲黨人的日益不聽支配，幫助人們形成了一種心理狀態，這在許多方面使人回想起巴黎資產階級在1789年夏季從防禦到進攻的態度。政府面對著各區的威脅，不僅召集了更多的武裝部隊，並且還特別招募和武裝了1500名義勇隊，其中包括許多在牧月後被解除武裝的人[45]。同時，由於物價的進一步上升，在市場和郊區再次發生威脅巨商和囤積者的事件，人們都在擔心會像1793年2月那樣發生到處搶掠或進攻食品商店的事[46]。但是無套褲黨人和工人們非但沒有為了向國民大會算賬而和各區的叛變者聯合起來，而且為了共同保衛共和國反而更靠近了國民議會，並斥責各區分裂者為保王派和大腹賈。下列9月和10月初的警察報告的摘錄說明了這一點： 9月10日，「工人們在各區集合起來，聲明擁護國民大會，並且把對於一切反對果月5日及13日（8月22日及30日）法令的人的逮捕歸罪於保王派和各區首領。」 10月1日，「反對各區、反對商人和囤積者的運動……極為活躍。」 10月2日，「由一部分手工業者組成的聖馬丁門和聖丹尼門的群眾全部傾向於國民大會，如果不是由於商品、木材和煤炭的昂貴使他們感到苦惱，他們的意見會表達得更為明確。」 10月4日，「工人們在許多市區中集合起來，儘管他們對物價昂貴表示不滿，但他們仍然說，雖然保王派領導各區，他們卻支持國民大會。」[47] 在香榭麗舍區，當地消防工人比此更進一步：他們把會場鎖起來不讓區裡的分裂派開會，並且警告選舉人說，如果選舉人參加反叛者，「他們就要給以教訓」[48]。 同一天（葡月12日），各區大都為保護似乎受到來自這方面或那方面威脅的財產而武裝起來。在一些區里，公民們帶著武器去參加預選會，並且公開向國民大會挑戰；在其他區里，他們做了準備但沒有任何進攻意圖，或者由於意見分歧大而不能採取任何行動[49]；還有一些區的情況是：他們在本區選舉人的逼迫下，不得不勉強武裝起來，或者是相信了匪徒和囚犯逃脫的謠言而武裝起來。在市場區，謠傳恐怖黨人要解除巴黎的武裝，砍掉居民的腦袋。在球場區，武裝公民在「打倒恐怖黨人」的口號聲中列隊行進。當比塞特勒監獄中的在押犯逃出的謠言散播開的時候，群眾紛紛在盧森堡區和團結區的交界處德布西十字路集合起來。在法國劇院區，武裝的區分裂派看守著監獄；在團結區，公民受命在亞培廣場舉行武裝遊行，「因為政府委員會今天武裝了所有的嗜血鬼、恐怖黨人和惡徒」[50]。只有在累珀累提爾區，公開宣布了保王派的目的：在小聖托瑪街（現在的布塞）的區司令部外邊，號召過往行人拿起武器，「和國民大會及恐怖黨人作戰，除非有一個國王，我們才能有好日子過」[51]。 當晚，政府命令指揮巴黎軍隊的默努將軍的隊伍進攻累珀累提爾區的司令部並逮捕其領袖。默努將軍實際是一個保王派，所以和叛亂分子進行談判，並允許他們各回各家。同一天晚上，布特·代·莫蘭區、球場區和圖伊勒里區在「打倒恐怖黨！」「共和國萬歲！」的喊聲中集合起來支持累珀累提爾區；繼之而起的是布魯特斯區、祖國之友區和法國劇院區。這時，一個公然在君主派指導之下的參謀本部出現了，保王派記者里塞爾·瑟里西擔任主席，法國劇院區的唐尼康將軍擔任總司令[52]。控制商業橋要衝的阿爾西區在第二天早晨9點鐘宣布它站在騷亂者一邊[53]，於是河兩岸兩個叛變的主要中心建立了重要的聯繫。到這時各區叛亂者大約已有25 000人武裝起來，但是大多數都是處於防禦狀態，等候並不存在的嗜血鬼進行攻擊；其中只有7000至8000人——大半來自累珀累提爾區和布特·代·莫蘭區附近各區——參加了不久以後對圖伊勒里宮的武裝進攻[54]。 與此同時，政府已經組織了防禦工作。默努被逮捕。巴拉受命代之為巴黎軍隊總指揮，正規軍數目為5000名，此外還有幾百名義勇軍，包括盲人收容院區派來的250人在內[55]。這時在公眾中還默默無聞的波拿巴將軍被指定率領炮兵隊；他派謬拉帶領300人到撒布龍運來40尊大炮，把圖伊勒里宮變成了一座要塞，並把每一條通路都把守起來[56]。當叛亂者離開防守堅固的累珀累提爾區和布特·代·莫蘭區大本營由北向南推進時，遇到了摧毀一切的炮火——波拿巴有名的「鎮壓民眾運動的密集射擊」。連接聖端諾累街和圖伊勒里宮的國民大會大街（現在的多飛街）上發生了一場激戰，雙方傷亡都很慘重[57]。6點鐘，叛亂者被擊退，但仍然占據著聖洛赫教堂、共和國劇院（法國喜劇院）和羅亞爾宮；後兩個地方在天黑後不久就陷落了。在人權區，阜爾斯監獄發生騷動，在押犯人害怕——也不無理由——9月「大屠殺」的重演[58]。 在這場事變中，最後的也是最著名的事件是10月6日（葡月14日）早晨進行的聖洛赫之戰[59]。夜間，在累珀累提爾區、法國劇院區和布特·代·莫蘭區，準備戰鬥的號召又響起來；人們築起了街壘，但是反應是不太熱烈的。聖洛赫很快地被瓦肖將軍攻克；不久以後，巴拉便占領了累珀累提爾區的司令部。第二天，委員會下令將叛變的累珀累提爾區的巴黎國民自衛軍擲彈兵及射擊手和所有公民一律解除武裝，現在這個區幾乎遭到了普遍的譴責，認為它是「保王派、股票投機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巢穴」[60]。所有區級預選議會都再次被命令停止工作，並分別成立三個軍事法庭審訊那些未及逃脫的「這次叛變的主要製造者和煽動者」——這些法庭在法國劇院區、累珀累提爾區和布特·代·莫蘭區開庭。10月9日（葡月17日），警察局又用熟悉的和安心的口吻報告說：「巴黎呈現出一片特別安靜的景象」，然而他們也覺得不能不加上一句：「不過，仍然有些人為物價高漲而不滿並口出怨言。」[61] 政府鎮壓了叛亂以後，渴望它和曾經反對過它的各區之間不至於產生太深的裂痕。因此，決定把叛變的群眾看成是被引入歧途的無罪羔羊，而僅僅對少數「煽動者」——新聞記者、有名的保王派和各區議會的議長、秘書等採取鎮壓的措施。即使這些人，大多數也讓他們逃跑了，因為關卡並沒有封鎖：僅僅在劇院區，警察準備於兩星期內逮捕或傳訊的15個人中，就有12個人逃脫[62]。在委員會逮捕的或者想要逮捕的約200人中[63]，只有30名在設於叛變中心區的三個軍事法庭上受到審訊（本人或到案或缺席）。在這些人中，有2名執行了死刑（還有5名被缺席判處死刑），8名宣告無罪，其餘被判罰款或監禁。一年之後，那些受到缺席裁判的人的判決作為大赦的一部分被撤銷了[64]。總而言之，葡月的叛變者比牧月起義者受到了遠為寬大的對待——這一事實沒有逃開公眾的注意和批評[65]。 但是，這兩次事變除去目的完全不同而外，其參加者當然也有很大差別。當局意在於葡月的死傷者中找出多數的國外流亡者和死硬的保王派。「（巴拉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在受傷者當中主要是國外流亡者，系綠領結或黑領結的人，很少有商店主……」[66]10月12日的報紙報道中談到許多屍體穿著粗劣的外衣，裡面卻包著精緻的飾以百合花國徽的內衣[67]。但是，政府和它的代理人力求把騷亂者說成是一小撮保王派的意圖過於明顯了，因此使群眾很難相信這種報道。這種分子可能存在於參加叛亂的「青年團」中間；但是，他們和騷動者隊伍中喝醉了酒的工人（警察局偵察員的一份報告曾經談到，葡月12日累珀累提爾區召集的武裝公民中有喝醉了酒的工人[68]）一樣，都不能代表全體騷亂者。更有代表性的積極分子至少是叛變被鎮壓後政府逮捕的或想要逮捕的那幾百人。各區那些住宅和文件被警察搜查的人主要是（就能夠鑑別其身份者而言）記者、印刷商、公務員、議員和股票投機者，他們裡面還有一個是酒商。受軍事法庭審訊的那些人，除了他們在原來各區的公職以外，都是職業軍人、公務員和自由職業者；此外還有一個前王室官員、一個雜貨批發商和一個商店助手（他們裡面唯一的無套褲黨人）[69]。毫無疑問，在累珀累提爾區、布特·代·莫蘭區、布魯特斯區、法國劇院區、阿爾西區、盧森堡區和其他積極參加葡月13日叛變的各區的武裝公民的隊伍中還有其他社會成分；但是，除去為此目的而特別招募的人以外[70]，他們一定主要是由首都的納稅人、店主和有產者構成的，唯有他們逃脫了自熱月以來進行的社會清洗。這些公民曾經稱讚過對巴士底的圍攻，曾經支持或是不反對推翻王室；但是在巴黎革命的年代裡，他們自己在革命群眾中成為主要分子或者在巷戰中一馬當先，這是破天荒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可是，雖然無套褲黨在這些事件中起的作用很小，他們像熱月以來常有的情形一樣，仍然是主要的犧牲者。不錯，國民大會為迎合群眾心理起見，曾於10月6日發布法令，規定所有負擔得起的人要放棄自己的麵包配給而到自由市場上去買[71]；但這項措施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價值的，物價依然高昂，物資繼續缺乏，隨著冬日的逼近，這種情況更趨嚴重。11月，麵包在自由市場上的價格漲到24里弗1磅，煤300里弗1伏阿[72]。20日，在崩孔賽耳區，群眾強迫一名商人按10里弗1磅出售他的麵包[73]。但是，面對著看來沒有什麼解決希望的日益嚴重的困難，一般人都抱著悲觀絕望的心情。 「（當時的一個觀察家寫道）匱乏已經到達極點。巴黎街頭呈現出一片婦女和兒童因缺乏營養而奄奄待斃的悽慘景象，醫院和救濟院不久將容納不下大批的病人和不幸者。窮困和飢餓幾乎使他們完全無話可說；有時偶然說出話來，也是對政府的喃喃詛咒。」[74] 這幅圖畫使人們想起警察局剛好在一年以前描繪出來的景象。和那時一樣，在以後幾個月里，生活更為困苦：12月，1磅麵包漲到45和50里弗，1796年5月漲到80里弗； 肉價到1月漲到75里弗，3月漲到97里弗[75]。但是，這時，雅各賓派的餘眾啞然無聲，無套褲黨的武裝戰士灰心喪氣、東零西散，或被監禁或被解除了武裝，再也看不到1795年春天的戰鬥精神了。巴黎市民也適當地受到了葡月以後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分子的威脅和控制： 國民大會召入首都的軍隊，在督政府時期一直駐紮在巴黎[76]，為波拿巴的軍事獨裁鋪平了道路。「革命群眾」——不論是由無套褲黨還是由意見不同的資產階級組成的——的時代在以後許多年內不復存在。 * * * [1] 誠然，熱月事件在某種程度已經不屬於這種類型，但是那種區別還不像葡月事件這樣明顯。 [2] 關於這次暴動及其政治背景的最詳盡的敘述，可參看黑·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H.Zivy，Le Treize vendémiaire，an Ⅳ），1898年巴黎版。雖然作者充分利用了公安委員會和治安委員會的往來信件、區議會的議事錄、希米特編纂的警察報告（《法國革命年表》）和葡月15日成立的審訊被捕暴徒領袖的軍事法庭的記錄，但因他的著作問世太早而未能利用奧拉爾編纂的更完全的警察報告（《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 [3] 為此而引用的主要資料，來源是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755—775頁；第2卷，第1—319頁（1795年5月29日到10月14日）。 [4]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326頁。 [5]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755、760、767頁；第2卷，第8、34、48、108、120、138、145頁。 [6]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102、151、181、186—189、199、208、210、213、277頁。 [7]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756頁；第2卷，第36、139頁。 [8]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24、34、113頁。 [9]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368、376、750頁；第2卷，第3、8、36、61、113、191、271、291、327頁。一伏阿相當於56立方英尺。 [10]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142頁。 [11]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86、50頁。 [12]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757頁；第2卷，第48—49頁。 [13] 累珀累提爾區、萬多姆廣場區、布特·代·莫蘭區在5月到7月中都感到食物缺乏並發出了怨言，甚至於談到「最近再來一次暴動把那些代表和商人都趕進墳墓」。關於這方面的例證，可參看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755、767頁；第2卷，第48、60、65、108頁。 [14] 參看10月5日（葡月13日）的一份報告：「所有投機商人都是從這兩個區（累珀累提爾區和布特·代·莫蘭區。——作者注）的中心來的，他們在平等宮做最卑鄙的交易，既危害國家利益也危害私人利益。」（《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300頁） [15]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53、65、177頁。 [16]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2、43—44、67頁。 [17]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70、77—78、161頁。 [18]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08頁（並可參看143頁）。 [19]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82、233、254、276頁。 [20]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47、65、182、184頁。 [21] 勒菲富爾：《熱月黨人》，第173頁；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14、77—78、161、182—183頁。 [22]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187、218頁。 [23] 其餘各區是萬多姆廣場區、崩孔賽耳區、西區（紅帽區）、累珀累提爾區、布魯特斯區和布特·代·莫蘭區（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28頁；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223頁）。 [24]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9頁。 [25] 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38頁；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227頁。 [26]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267—268頁。 [27] 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24—25頁。 [28]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204—265頁（各處）。 [29]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467頁。關於1789年至1794年整個時期累珀累提爾區始終存在著反革命陰謀的情況和它的社會基礎，可參看阿·德·勒斯塔皮：《關於海軍上將的陰謀》（A.de Lestapis，「Autour de l』attentat d』Admiral」），載《法國革命史年鑑》，1957年，第6—18、106—120頁。 [30] 回想起來，崩孔賽耳區的一個無套褲黨人敏銳的政治眼光是值得注意的，這個人在牧月4日鼓動人們武裝支援聖安東郊區時就曾說過，「我們要打倒……布特·代·莫蘭區，累珀累提爾區的貴族和花花公子以及其他該死的壞蛋」（國家檔案館文件：F7 4662，第2號卷）。預選議會討論新憲法後，投贊成君主制的少數票在下列各區的記錄是：團結區（6）、布特·代·莫蘭區（6）、老城區（5）（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285頁；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66，對開本第327—328頁）。 [31] 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29頁。 [32]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3卷，第236頁。 [33] 國立圖書館文件：Lb 41 4598；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31—32頁。這些區是：祖國之友區、兵工場區、崩孔賽耳區、崩迪區、新崩納區、布魯特斯區、香榭麗舍區、老城區、人權區、格雷訥累噴泉區、糧食市場區、武裝人區、不可分割區、植物園區、累珀累提爾區、盧森堡區、市場區、白山區、天文台區、西區（紅帽區）、萬多姆廣場區、普瓦松尼區、新橋區、再團結區、大教堂區、法國劇院區、圖伊勒里區和團結區等。 [34]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246頁。 [35] 表決結果是：贊成憲法的有914 853票，反對的有41 892票；贊成「三分之二」法令的有167 758票，反對的有95 373票（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35頁）。 [36] 這些議會包括祖國之友區、兵工場區、老城區、人權區、格雷訥累噴泉區、白山區、新橋區、再團結區、法國劇院區、忠誠區（市政廳區）和球場區等——後兩個區沒有在9月16日的致全國預選議會書上簽字（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36頁）。 [37] 他們參加了布魯特斯區，累珀累提爾區和盧森堡區的議會（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33頁）。 [38] 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36—37頁；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98（布特·代·莫蘭區），第480—481、483—488、489—490、502—505頁。關於在羅亞爾宮和其他地方對於個人進行的襲擊，可參看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98，對開本第462、463—464、465—466、467—468、508頁。 [39]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98，對開本第472—478頁。關於類似的話，可參看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98，對開本第499—500頁和Aa 189（博物院區），對開本第208、211頁。 [40]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66，對開本第327—328、240—241頁。 [41] 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43頁。 [42]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279頁。 [43] 從德勒到巴黎的兩個代表被捕；在諾農庫爾，地方民兵隊和正規軍曾發生衝突（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44頁）。 [44] 這四個區是布魯特斯區、普瓦松尼區、大教堂區和社會契約區——後者不是9月16日聲明的簽字者。 [45] 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52頁。 [46]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283、290頁。 [47]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232、283、290、297頁（重點是作者加的）。 [48]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95頁。 [49] 例如，倫巴匠區民政委員會拒絕了區議會發出戰鬥號召的請求；然而第二天早晨，不經該委員會的同意，號召的鐘聲卻響了起來（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66，對開本第176頁）。 [50]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293—299頁。關於葡月12日和13日在阿爾西區、格拉維葉區、西區和大教堂區的對於「匪徒」「恐怖黨」和「惡徒們」的同樣恐懼，可參看國家檔案館文件：W 556—558。 [51]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297頁。 [52] 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66—69頁。 [53] 國家檔案館文件：W 557—558，第2號卷。 [54] 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84—85頁。 [55] 在此以前「效忠」於國民大會的其他各區——蒙特婁區、玻賓庫爾區、格拉維葉區、法蘭西警衛軍區和偉人祠區——拒絕響應召喚。格拉維葉區實際上已經表決和累珀累提爾區聯合在一起（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69頁）。 [56] 和傳說相反，事實上，在這次事件中，波拿巴起初只是巴拉手下服役的六七名將軍之一。只是在戰事結束後，在巴拉的請求下，波拿巴才被正式承認作為他的副指揮（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73—78頁）。 [57] 雙方各傷亡二三百人（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95頁）。關於圖伊勒里區由於戰爭而受到的財產損失的情況，可參看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52，對開本第378、417—418頁。「國民大會大街一個要求賠償損失者有些激動地說，他家裡的玻璃窗大部分都被砸碎了，給他所造成的損失就是對他的財產的一種侵犯，而法律卻是保證他的財產的安全的」（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 [58]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136，對開本第224—225頁。 [59] 具體事例可參看巴爾扎克：《愷撒·比羅托》（Balzac，César Birotteau ）（第1版，1837年）。 [60]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306頁。 [61]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313頁。 [62]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43，對開本第23—60頁。 [63] 我曾在16個區里發現66起這種案件，但是警察局記錄很不完整：例如，關於這一時期累珀累提爾區的情況就沒有記錄（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71、74，75、77、134、158、168、175、177、202、211、214、219、242、243、252）。 [64] 國家檔案館文件：W 556—558；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99—101頁。 [65] 「有些人評論說：比起葡月13日暴動者的罪過，牧月暴動者的罪過要小得多，因為後者只是要求麵包，而前者則企圖攻擊和消滅國家代議機構；可是……牧月暴動者卻受到比葡月13日的暴動者遠為嚴厲而輕率的裁決。」〔1795年10月13日警察局偵察員的報告，見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319頁〕 [66] 濟維：《共和國第四年葡月13日》，第85頁， [67]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318頁。 [68]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297頁。 [69] 參閱本書第176頁注②和注③。 [70] 軍事法庭的記錄里報告了少數這樣的例子，但我們不能估計出它們的重要性（國家檔案館文件：W 556—558）。 [71]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308頁。 [72]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375、434頁。 [73]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74，對開本第608頁。 [74]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2卷，第434頁（11月26日的報告）。 [75] 埃·勒伐塞：《1789年至1870年法國工人階級史》（E.Levasseur，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France de 1789 à 1870），1902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236—244頁。 [76] 關於駐軍對巴黎市民構成威脅的早期的事例（偷竊東西、損壞財物、傷害生命），可參看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52（圖伊勒里區），對開本第356—368、373—375、378、417—4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