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 第十章 芽月—牧月

共和國第三年芽月12日和牧月1日到4日（1795年4月1日和5月20日到23日）的群眾暴動標誌著巴黎無套褲黨人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把他們的意志加在統治者身上的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努力。牧月失敗之後，直到19世紀初期革命捲土重來以前，他們就再也沒有起任何實際作用。這些運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標誌著山嶽黨和雅各賓派的殘餘勢力想在國民大會和巴黎各區中恢復他們的政治優勢的最後掙扎；這一次，雖然他們對於群眾運動（這次運動首先起因於對於日益惡化的經濟條件提出抗議）給了一些政治指導，但是他們懦怯和沒有自信的干預註定了這次運動的失敗。要了解這次運動的規模和意義，我們必須回溯到1794年秋天熱月黨人的政策和這種政策在無套褲黨人中間引起的不滿[1]。 羅伯斯庇爾的繼任者很快拆散了雅各賓派所建立的政府機構，並恢復了比較自由的經濟制度以符合國民大會中新多數派的願望和利益。8月24日公布法令，成立了16個委員會，執行以前公安委員會和治安委員會的工作，治安委員會雖然繼續存在，它的權力和獨立性卻大為削弱：尤其重要的是武裝部隊（包括巴黎國民自衛軍）不再由這些委員會管轄，而被置於特別成立的對國民大會負責的軍事委員會之下。地方政府也同樣進行了徹底的改組。舊的各區監察委員會和革命委員會曾經是雅各賓專政的主要支柱，這時都被整個廢除或者置於中央控制之下。在各省，只有區級的這種組織還存在。在巴黎，公社被取消，48個區的革命委員會合併成為12個行政區委員會，凡是雅各賓派的鬥士都被排除，在其中占優勢的社會成分不再是小店主和工匠，而是商人、公務員或從事專門職業的人[2]。各區的民政委員會同樣也被清洗，並歸國民大會直接控制，由國民大會立法委員會遴選的人員組成。在這一過程中又經歷了一次社會變化，在新出現的各委員會中，共和國第二年的無套褲黨人和雅各賓派讓位於1793年6月以前曾經控制各區的真正有產者和「溫和派」[3]。在區議會裡，由於取消40蘇的津貼，無套褲黨人的勢力被進一步地徹底削弱，此外，議會只能每10天開會一次[4]。 新政府的經濟政策是與此相適應的。雖然戰爭在繼續進行，物資缺乏，政府對於支持它的人——城鄉大生產者、商人和造船業者，那些「從戰爭中大撈一把的鐵青面孔的人」——負有解除它的前任所實行的經濟控制的義務。第一步是在10月修改了最高限價法，准許物價比1790年6月上升三分之二； 12月23日，實際上等於取消了最高限價： 4磅重的配給麵包仍然保持12蘇的售價——但卻准許在自由市場上出售另外的麵包；每5天半磅肉的基本配給仍然保持著，但新價格是每磅21蘇；其他物品的價目可以自由上漲到自然水平。於是，這樣引起的通貨膨脹反映在指券價值的逐步下跌上：從7月的36%，下降為10月的28%、11月的24%、12月的20%、2月的17%，1795年5月跌到只有票面價值的7.5%[5]。 雖然巴黎和各省的大城市——那裡已經完全取消了物價管制，公民們忍受著半飢餓的痛苦[6]——比起來，是一個特別受優待的地區，但由於實行新政策，首都的平民遭受了長時期的極大困難。這裡現在緊挨著仍受管制的限制市場，發展起來一個自由市場，這個市場上不僅出售不實行配給的貨物——雞蛋、黃油、食糖、木柴、油脂和蔬菜等，而且同樣出售肉類和麵包。隨著全面限價法的廢除和窮人預定購買的每一項物品的日益缺乏，巴黎「賤民」不僅必須以高得驚人的市價購買麵包和肉類以外的物品，而且由於政府說的話不兌現，不能按規定價格充分供應麵包和肉類[7]，而不得不拿出他們收入的更大部分去自由市場上購買這兩種東西。這樣，自1791年秋季以來，麵包價格就又一次成為社會問題。它的重要性可以從下列事實判明： 自由市場上的麵包價格從1795年3月28日的25蘇上漲到4月11日的65蘇，4月21日漲到6里弗，5月11日再漲到9里弗，一星期後——牧月1日事件爆發的前兩天——漲到16里弗[8]。同時，自由市場上的肉價從12月的36蘇漲到4月1日的7里弗10蘇[9]。以1790年6月為基數的零售物價指數，從1795年1月的500上升為4月的900[10]。 關於這個時期的工資情況，我們知道的比較少。最初，熱月黨人想通過廢除巴黎公社倒台前夕頒布的工資等級表把工資勞動者爭取到自己這方面來。他們確曾於8月9日公布了修正的最高工資限額，規定比那不幸的7月23日的最高工資限額增加約二分之一[11]。但是這種增加很快就被政府故意實行助長通貨膨脹和恢復自由競爭市場的政策所抵消。從可以得到的有限證明資料上看來，巴黎工人1795年4月的實際工資遠比1793年至1794年的工資要低，大概曾經降低到1789年最初幾個月的悲慘水平[12]。 但是早在這時以前，甚至於在12月廢除最高限價法以前，巴黎一般民眾已經開始對政府政策流露出敵意，雖然起初只是表現為冷淡和憤懣。內政部的一名密探於11月末對當時人們的情緒作過如下描寫： 人們不斷聽到訴苦和埋怨：配給麵包的遲遲得不到，麵粉的缺乏，市場和廣場上麵包、木柴、酒類、煤、蔬菜和馬鈴薯的價格的昂貴。這些物品的價格每天驚人地高漲，這一切把人們投入一種可想而知的悲慘和絕望的境地。[13] 第一次和當局發生公開衝突的是軍火工人，這些工人自羅伯斯庇爾敗亡之後，一直是比較安靜的。11月17日到18日，兩個工場的代表團請求國民大會考慮他們提高工資的要求，過了幾天，接著來的是偉人祠區工場的350名工人，他們強迫他們的經理領著他們遊行到圖伊勒里宮。其他工場紛紛效尤。國民大會對於這種似乎是普遍工資運動的復活感到震驚，於是命令所屬兩個主要委員會提出適當對策。最後的決定是：從1月20日起，政府的軍火工場全部停辦。工人們面臨著隆冬失業的前景，產生了強烈反應，在舉行一系列示威遊行（在遊行中有許多騷亂領袖被捕）之後，終於說服當局允許展延幾個星期，1795年2月8日工場停辦[14]。但是12月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聽到關於工資運動的事。一旦人們感覺到了通貨膨脹的全部影響，工資勞動者就和其餘的無套褲黨人聯合起來，共同抗議各種消費品價格的狂漲。糧食暴動再一次替代罷工被提到了日程上。 事實上，12月末的廢除最高限價法已經給群眾運動點了一把火，這一運動除去短時間的平靜外，一直持續到初夏。12月27日的一份警察報告發出了社會日益不安的警告：「貧困階級使和平的市民對於物價過分高漲的後果感到不安。」從最高限價法廢除以來，到1月初許多物價已經增長一倍。工人們聚集在圖伊勒里宮，威脅要用暴力對付商人和店主：「至於商人，他們都是些應該宰掉的肥豬。」有人喊出保王派的宣傳：「共和國，去他媽的吧！我們什麼都沒有，只有有錢的人才什麼都不缺少。」謠傳聖安東郊區準備要再一次進軍國民大會，這次是要求降低食品價格；甚至有人提出應當用武力解散國民大會[15]。 但是，使這一運動始終存在下去的原因不只是生活費用的高漲，這裡面也夾雜著政治鬥爭問題。一方面，是政府所採取的種種措施——迫害1793年至1794年「愛國派」，封閉雅各賓俱樂部，取消40蘇的津貼，搗毀馬拉半身像，鼓勵投機者、發戰爭財者和中等階級青年（也就是「紈絝子弟」，他們的飛揚跋扈特別引起了無套褲黨人的憤怒和仇視）；另一方面是由勒布瓦主編的《人民之友》和一些俱樂部與社團繼續進行雅各賓派的宣傳。這些俱樂部和社團設法在聖安東和聖馬瑟勒郊區以及格拉維葉區殘存下來——其中最出名的是天文台區的共和道德社和韋爾布瓦街俱樂部，後者被說成是大部分由「受教養不多，很容易走上歧途的工人」組成的。這種宣傳有時也反映在警察報告中，例如，11月末，當新崩納區的人列隊到國民大會去祝賀議員們決定封閉雅各賓俱樂部時，所遇到的奚落和譏笑的喊嚷是：「看哪，這些就是到國民大會去的新崩納區的小花花公子。」再一個例子是：一個軍火工人因為於2月9日在圖伊勒里宮製造騷亂被捕，他在批評國民大會不該停辦工場時，攻擊議員在人們快要餓死的時候中飽私囊，並且不該毀壞馬拉的紀念像；而各區到國民大會來表示贊成這些措施的請願者則被罵作：「陰謀者、大腹賈、亂黨、一群窮光蛋、穿女人衣服的人。」這種階級仇恨的氣氛——使我們想起了1791年7月馬爾斯教場大屠殺前夕籠罩著首都的同樣氣氛——由於國民大會的反動措施而進一步加深。其餘的俱樂部都遭到封閉，有些地方領袖——其中有巴貝夫——被逮捕。更值得注意的也許是向治安委員會提出的關於更好地利用弗累隆領導的反雅各賓青年組織「青年團」來和「反政府派」的活動相抗衡的建議。 它（委員會）既然沒有任何鎮壓的手段，沒有任何完全可靠的武裝力量，使用這一種對抗力量就更有必要了[16]。 正如以後發生的事情所表明的，這項建議並沒有落空。 在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達到高潮的起義運動，就是以此為背景而發展起來的。引起運動爆發的新因素是配給麵包的日益缺乏，這種情況在1月里已經開始被感覺到，3月末達到了近於饑荒的程度。關於起義爆發前兩周情況的警察報告，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一幅憤怒和失望情緒日益高漲的圖畫，這些情況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3月16日 格拉維葉區婦女集會。 3月17日 聖雅各區和聖馬瑟勒區的代表團向國民大會請願：「我們缺少麵包，我們正在後悔我們為革命所作出的一切犧牲。」 3月18日 一名在蒙塔納（羅亞爾宮）區被捕的飯店侍者訴苦說，「看到法國人每天麵包配給量減少到只有一磅，吃只有豬才應該吃的馬鈴薯，這是多麼可怕」。 3月21日 國民大會接見了聖安東郊區的代表團；工人們和「紈絝子弟」在聖丹尼門動起武來。 3月22日 格拉維葉區和武裝人區（馬萊區）的麵包配給完全停頓；兩名紳士在平等宮（羅亞爾宮）受到工人的侮辱；一名製紙工人在新橋被捕，因為他喊嚷「有錢的人都是壞蛋」。 3月23日 有一些「青年人」冒險到聖安東郊區和工人們握手言歡，兵工場婦女們威脅著要把這些「青年人」扔下河去。 3月24日 蒙特婁區有4個人因為想「鼓動這一郊區鬧事」被捕；沒有麵包分配給人權區、不可分割區、市場區和倫巴底區。 3月25日 一個聖馬丁街的珠寶匠被捕，因為他威脅國民大會並且訴苦說：「靠半磅麵包過活真不容易。」 3月26日 聖馬丁街的婦女們斥責男人們是「膽小鬼」，因為他們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麵粉工場的女工們試圖組織起來到國民大會去示威。 3月27日 格拉維葉區和大教堂區廣泛發生麵包騷動，男女工人們到國民大會去示威，對只有半磅麵包的配給表示不滿，有幾個人被逮捕；祖國之友區和格拉維葉區舉行非法區議會。 3月28日 格拉維葉區和大教堂區繼續發生騷動；國民自衛軍把到國民大會去示威的人驅散，並在歌劇院附近逮捕8人。 3月29日 一個母親因為怕挨餓而把他的三個孩子殺死了兩個。 3月30日 人權區和北郊區有麵包騷動。 3月31日 人權區非法區議會向國民大會呈遞了一份請願書： 工人為要求更多的麵包罷工； 4個區向國民大會請願：盲人收容院區的代表團提醒國會議員們說，必要時的暴動是神聖的義務，並且要求對被囚禁的「愛國派」公平處理，要求採取減輕飢餓的措施，並要求實行1793年的憲法[17]。 第二天（芽月12日）提出來的要求比這些更為廣泛。一清早就組織起集會和遊行示威。有些區的麵包配給完全停頓；其他各區，每人只分到4兩或8兩。人權區的婦女在麵包房裡動起武來。聖母山街建築工人開會，抗議3月31日的法令——這項法令規定，凡是住在有家具設備的住房裡的人不得按限價購買麵包[18]；附近工場的工人們應邀一起參加對國民大會表示抗議的示威遊行。聖馬瑟勒郊區和聖雅各郊區聯合到圖伊勒里宮去示威；傳說格拉維葉區和其他13個區相約採取同樣的行動。當國民大會主席波亞西·唐格拉斯正在演說時，起事各區的男女群眾衝進會場，高喊「麵包、麵包」；有些人的帽子上戴著起事者的標語，「麵包和1793年的憲法」。但是示威者缺乏領袖，也沒有確定的行動計劃：老城區的發言人要求實行1793年的憲法，而其他兩個區的發言人卻因為作了溫和的講演而受到國民大會多數的稱讚。當熱月黨領導者之一默蘭·德·迪昂維爾在西郊各區效忠的國民自衛軍和「青年們」（為了對付這種形勢，他們事先就已經聚集在羅浮區）的簇擁中出現時，侵入者沒有作任何抵抗就解散了。山嶽黨的議員們在這些活動中不僅沒有起任何積極作用，他們之中的兩個議員還首先提議鬧事的人們要趕快把事情交代清楚，有秩序地退出議會大廳[19]。 這一天和第二天，首都各地區還發生了不少小騷動。有些區——玻賓庫爾區、老城區和偉人祠區——連續舉行會議；格拉維葉區的炮手隊（「絕大部分由工人組成」）說要向香榭麗舍區進軍，將「愛國派」從獄中釋放。但是國民大會採取了恢復秩序和防止重新發生暴動的嚴厲的措施。巴黎宣布戒嚴，它的武裝部隊被置於正規陸軍軍官庇什格律將軍的最高統率之下；社會契約區、格拉維葉區、阿爾西區和聖母山區的地方領袖們被捕；12名議員（包括勒奧納爾·布爾敦、亞馬爾、坎蓬——全是熱月中羅伯斯庇爾的反對者）也被捕；熱月政變的3名領袖——巴累、俾約·瓦楞和科洛·德布瓦，這時被斥為恐怖主義者並被判處流放[20]。 當局在應對食品危機方面並沒有盡心盡力。4月2日，國民大會發布法令，規定麵包配給不足的地方，應以大米和餅乾補充，分配的時候「工人、工匠和窮人」有優先權。但是，這自然解決不了更大的供應問題，配給麵包依然繼續缺乏。我們看到，4月和5月的配給仍然是每人2兩、4兩或6兩，外加少量大米。此外，據報道乞丐越來越多，街上有人餓得奄奄一息，時常有人自殺[21]。保王派宣傳又復活了：「我們（有些人這樣說）大家再稍許忍耐一下，15天之內我們就會有一個國王；那時我們就有麵包吃了。」但是，一般人都抱著絕望和聽天由命的心情，雖然有時也表現出一種戰鬥精神。 可是，無論政府怎樣炫耀武力，企圖威懾「賤民」，在短時間的平靜之後，又爆發了群眾運動。4月4日，在市場上又聽到了熟悉的訴苦聲音；9日，一個瓷器畫工在聖丹尼門被捕，因為他在一大群人面前激烈攻擊國民大會，抱怨麵包供應不足和質量太差。第二天，有人大呼：「打倒軍隊！我們不要士兵，因為沒有麵包了。」聽到這種喊聲，大約有500名婦女在自由帽區（紅十字區）聚集起來。4月17日，格拉維葉區和倫巴底區的婦女們拒絕接受她們的麵包配給。20日，新橋區一個家庭僕役被捕，他的罪名是說這樣的話：「8個月以前我們有麵包吃，現在我們沒有麵包了，我們簡直和奴隸一樣。」第二天，兵工場區有兩個工匠因為發表煽動性言論被捕，其中的一個為他的行為辯解說，他認為這是為了麵包的緣故。 警察局在下一個月里發表的輿論公報里幾乎天天報道類似的事件[22]。此外，我們有時還發現一種較有組織的運動再度開始形成的跡象。例如，4月29日蒙特婁區宣布它已召開旨在討論食物供應問題的長期會議，並號召其他各區召開同樣的會議；植物園區企圖也這樣做，由於為首的一些人被捕，在剛一醞釀時就被鎮壓下去了。5月12日，建築工人威脅說，如果不增加配給麵包，就要舉行罷工；一個警探憂慮地說，不可能把咒罵政府的人全數逮捕，「因為那就要拘捕半數以上的巴黎居民」。第二天，若干中心區——博物院區、倫巴底區、市場區——的示威者依次到每一家麵包房，勸說婦女們拒絕接受她們的麵包配給。16日，當配給減少到每人2兩時，警探說由恐怖分子煽動的群眾暴動眼看就要爆發；18日，謠傳說，如果不增加配給麵包，聖安東郊區就要在牧月1日（5月20日）再度起事，並邀請巴黎其餘各區採取同樣行動。第二天，一般人都談到將要向國民大會進軍：傷兵院區的工人（據警察報告）準備和聖安東郊區工人聯合起來。人權區和盲人收容院區舉行非法議會，在那裡，人們認為「必須舉行一次群眾性武裝遊行，向國民大會要求麵包或者死亡」。當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一份匿名的宣言散發到市中心和郊區各處，宣言的標題是「人民為得到麵包和恢復他們的權利而起義」[23]。這就是號召人們武裝起來進行一次最突出的和最頑強的群眾革命反抗。 牧月1日清晨，聖安東郊區和植物園區的警鐘敲響了。像1789年10月一樣，這一次又是婦女帶頭，並讓她們的男人們隨著她們一起行動。在北郊區（聖丹尼郊區），她們在早晨7點把男人從工場中叫出來。在玻賓庫爾區、格拉維葉區和人權區都有食物騷動和婦女們在麵包房裡集合。在圖伊勒里區，成群結夥的婦女強迫麵包房前排隊的家庭主婦們和她們一起到國民大會去。在河左岸的穆提烏斯·斯卡沃拉區（盧森堡區）、植物園區和菲尼斯太勒區（那天早晨，這些地方每人只配給2兩麵包），婦女們闖入民政委員會的會場，要求委員們領著她們到圖伊勒里宮去。在忠誠區（市政廳區），婦女們抓住一面鼓敲起來，發出武裝起來的號召：「讓我們向國民大會進軍！」在附近的兵工場區，一個聲名狼藉的商人評論道：「制定法律不是女人家的事。」在聖安東郊區，婦女們強迫商店關了門並在下午1點半開始向圖伊勒里宮進發， 男人們帶著武器結隊跟在後面，「其中許多人在自己的帽子上綴著這類字樣：麵包或死亡」。據一個目睹者說，她們在行進時，強迫商店裡、私人住宅里和乘車的婦女們加入她們的行列。2點她們到達了圖伊勒里宮前的卡羅瑟勒廣場。她們的帽子上和罩衫上綴著起義的兩個口號「麵包和1793年的憲法」。她們這樣裝備著闖進了議會大廳，但是很快被驅逐出來。1小時之後，她們帶著成群的國民自衛軍武裝部隊重新返回。 同時，聖安東郊區發出了拿起武器的號召，男人們很快武裝起來，準備跟隨婦女們到圖伊勒里宮去。在聖馬瑟勒郊區和中央各區開始了類似的行動。有些地方，少數起義者強行打開武器庫，把武器分配給同伴，強迫他們的指揮者帶領他們到國民大會去。在其他地區，「維持秩序派」占了上風，但也進軍國民大會，以響應那天晌午政府發出的普遍拿起武器的號召。所以，那天下午3點半，跟隨在示威婦女們後邊於卡羅瑟勒廣場上集合的是一支起義者和自謂國民大會保衛者的雜亂隊伍[24]。 很快便發生了圖伊勒里宮第二次被侵入的事件。議員費羅反對人們進入會場，當時就被打倒，他的頭被割下來掛在槍尖上示眾。這一次，婦女們得到了起義各區武裝公民的充分支持，雖然只有很少幾個營全部闖進會場，可是示威者的眾多人數和鮮明耀眼的武器，足以把多數議員壓服得安靜下來，並鼓勵山嶽黨的少數殘餘議員提出他們的主要要求——釋放雅各賓派犯人，採取步驟實行1793年的憲法，進行新的管制以保證食品的充分供應。這些要求很快就被表決通過了，並且成立了一個負責執行的特別委員會。可是起義者和芽月時一樣，缺乏領導和任何明確的綱領或行動計劃。他們在達到了直接目的之後，用好幾個鐘頭來發表空論和進行講演。這就使熱月黨領袖們有時間號召效忠的各區前來支持——為首的是布特·代·莫蘭區（羅亞爾宮區）、博物院區（羅浮區）和累珀累提爾區——起義者終於被從圖伊勒里宮趕了出來[25]。 武裝起義第二天還在繼續。從凌晨兩點起，盲人收容院區就響起了武裝起來的號召。10點以前，忠誠區（市政廳區）和人權區敲起了警鐘。這兩個區和阿爾西、格拉維葉以及玻賓庫爾區，都組織了非法議會。聖安東郊區的3個區迅速地拿起了武器，向國民大會進軍，領頭的是一個西印度人，叫吉洛梅·德洛默，他是一個車匠兼玻賓庫爾區的炮手長。他們在市中心的幾個區的支持下，於下午3點半出現在卡羅瑟勒廣場，裝好槍炮，瞄準了國民大會。指揮政府軍隊的杜布瓦將軍手下有4萬人，起義軍可能有2萬人。這是自革命以來在巴黎列陣備戰的人數最多的一次武裝對壘。但是並沒有放槍；當國民大會方面的炮手和憲兵們投向起義者時，起義軍沒有抓住有利時機有所作為。薄暮，雙方開始談判；請願者在議會廳中受到接待，重述了他們的麵包和1793年憲法的要求，議會主席對他們表示歡迎。起義者陶醉於空虛的幻想，希望政府實踐自己的諾言，於是分別退回各區[26]。 但是國民大會卻決心要結束這種事情。牧月3日早晨，政府除「青年團」和西部各區的隊伍之外還召集了正規軍，從四面八方把聖安東郊區包圍在政府勢力之內。「青年團」向這個郊區發動了一次過早的突擊，結果被迫退回，聖安東郊區的工人們從警察手裡搶救下來一個殺害費羅的正被解往刑場的人。但是，政府在這一天夜裡平定了其他大部分起義區的抵抗，4日，要求聖安東郊區交出殺害費羅的兇手和所掌握的全部武器：如果拒絕，政府將宣布該區處於叛變狀態，並將號召所有各區聯合起來用武力對它進行征服，或者以飢餓圍困使它投降。同時，默努將軍指揮下的軍隊也準備向起義者進攻。 起義者大勢已去；但其他各區也有試圖對他們加以援救的。在普瓦松尼區，有一個補鞋匠埃田納·舍夫松，他是一個「革命軍」老戰士，因為企圖組織奧特維爾街和財政部街的建築工人去援救聖安東郊區而在之後被捕；在阿爾西區，人們聽到婦女在街上喊：「必須援救我們聖安東郊區的弟兄們，打倒那些代表，對商人和花花公子們不要講任何客氣。」在菲尼斯太勒區，甚至在鬥爭失敗以後，仍然有人喊「武裝支援聖安東郊區」。在聖馬瑟勒郊區和市中心，也有其他各區答應聲援。我們在當天下午5點半警察局發出的關於當時形勢的報告中可以看到這些情況： （起事者的）大炮在以前的聖安東門對準全城架了起來，郊區大街充滿了武裝著長矛和不多幾支老式毛瑟槍的市民隊伍；在夏隆訥、尼古拉、蒙特婁和特拉韋爾西勒等街上沒有武裝哨兵，但是老百姓似乎決心不讓他們自己被解除武裝。婦女們聚集在每一條街上，發出很大喧嚷。麵包是他們起事的物質原因；但是，1793年的憲法是起事的靈魂；這一點他們也承認。似乎偉人祠區、無套褲黨區（植物園區）、菲尼斯太勒區、老城區、格拉維葉區還有朱利昂溫泉區的大部分，都聲明支持他們[27]。 但是，並沒有得到實際的援助；聖安東郊區在幾小時後，未放一槍就投降了。運動完全被鎮壓了下去。兩天後，一個警探記錄說： 「據今天的報告，巴黎情況昨天是最平靜的一天……男人們都面面相覷，婦女們也沉默無言。」 這一次是徹底的和無情的鎮壓。它不僅打擊了起義的首領，或者是被認為的首領，而且也打擊了將來可能成為同樣起義首領的人：為了一勞永逸地除掉無套褲黨，使它不再成為一支政治力量，政府認為有必要打擊國民大會中各區議會和國民自衛軍中的雅各賓派殘餘分子。有12名議員被逮捕，其中有6名曾經在牧月1日支持示威者的要求。 5月23日（牧月4日），成立了一個軍事委員會，對於所有因攜帶武器或佩戴起義標誌而被捕的人進行簡單審訊和執行死刑。委員會工作了10個星期，審訊了132人；其中有19人（包括6名山嶽黨議員[28]）被判處死刑。各區被邀於5月24日舉行特別會議，痛斥所有「恐怖」嫌疑者和雅各賓派同情者，並且解除了他們的武裝。結果是大批人被剝奪人權，在這裡面，清算舊賬和考驗政治上是否純正起了同樣的作用。據《法蘭西報》統計，截至28日，已經有一萬名受到這種懲處的人。被捕和被解除武裝的人的最後總數一定比這個數字大得多，因為，在好幾個區里，所有前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所有「革命軍」的士兵，不論他們在芽月和牧月事件中起了什麼作用，都一律被捕或被解除武裝。這樣樹立起來的先例在督政府和執政府時期曾經不止一次地為人們所仿效[29]。 當局對於已經發生的危機拿不出其他解決辦法，所以他們自然願意把芽月和牧月的暴動說成是反對政府的雅各賓派、以前的恐怖分子和被解散的群眾團體與俱樂部成員陰謀叛變所造成的結果。一份牧月1日的警察報告非常簡單明確地表明了官方的觀點： 我們認為食品的缺乏只是一個被騷動者用來迷惑輕信者的藉口，這個藉口只是太巧妙了。長期以來發生群眾運動的真正原因是以前那一派政治領袖們的煽動，他們不僅唆使人民起來要求麵包，而且要求恢復公社和1793年的憲法，要求從獄中釋放所有山嶽黨議員和前革命委員會的委員[30]。 在上述運動中，政治動機和雅各賓派的煽動當然起了一定作用。我們看到，在芽月12日以前的幾個月中，少數幾個殘存的群眾社團對運動給了某種政治指導，否則它一定會成為盲目的對於物價上漲和食物缺乏的憤怒的發泄；這些從芽月起義者喊出來的政治口號——釋放愛國者和恢復1793年憲法——上看得很清楚。在牧月里，我們也看到在郊區和市中心有些區採取了組織非法議會並宣布長期開會的純政治性的行動。更為有意義的是起義者提出了「麵包」和「1793年憲法」這兩個口號。警察局把第二個口號看作「運動的靈魂」是有一些道理的，因為如果沒有它，運動就會缺乏團結力量，甚至在開始時缺乏一種自覺的政治方向。但是，如果說在這兩次事件中國民大會裡的少數山嶽黨議員起了很大作用，這便是錯誤的：在芽月，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們只是急於勸告示威者儘快退出議會大廳；在牧月，他們不過是跟在起義各區的後邊和響應婦女與武裝的無套褲黨人向他們提出來的要求而已。 歸根結底，這次運動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困難而不是政治煽動。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運動的所有階段，從1794年12月最初開始時起，經常不斷發生的一個問題就是物資缺乏和食品價格上漲問題——特別是配給麵包的缺乏和自由市場上麵包的突然增多。這主要是政府既定政策所造成的結果，這種政策就是在戰爭和物資缺乏時期匆忙地把整個經濟從管制中解放出來；不過自然因素，如1795年冬天從來沒有過的嚴寒，也使情況更為惡化。起義者心裡所想的主要是麵包和黃油問題，從婦女們在芽月和牧月里所起的突出作用（僅次於她們在1789年10月所起的作用）上可以得到確切的說明。 和以往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大多數騷動者都是平民聚居的各大郊區、市場附近各區和市中心各區的男女群眾。在因為直接參加牧月1日與2日事件而被捕的幾百人中[31]，有168人的職業在我們所參考的文件中有記載。這裡面約有45～50人似乎是工資勞動者，其餘的是小店主、作坊老闆、工匠和小職員。他們來自不下於40個區——其中最主要的是玻賓庫爾區（13人被捕）、兵工場區（12人）、盲人收容院區（10人）和阿爾西區（10人）[32]。 但是，比較少數的被捕者的檔案所提供給我們的關於各區參加芽月和牧月事件的情況極為有限。從我們已經敘述過的事件中可以看到一幅更為完整的圖畫。從這些事件看來，主要參加在芽月12日達到高潮那一運動的各區是盲人收容院區和玻賓庫爾區（聖安東郊區），天文台區和偉人祠區（聖馬瑟勒郊區），老城區、人權區、祖國之友區和格拉維葉區（中心區）以及大教堂區和聖母山區（北區）。在牧月，有更多的區參加——有的整個參加，有的僅僅一部分。領導這個運動的仍是聖安東郊區的3個區和聖馬瑟勒郊區的5個區中的4個（只有天文台區除外）。他們受到市中心各區——阿爾西區、人權區、忠誠區（市政廳區）、老城區、倫巴底區、市場區、格拉維葉區和糧食市場區——的密切支持；也得到了（雖然不是全心全意的）北部的普瓦松尼區和北郊區以及南部的穆提烏斯·斯卡沃拉區（盧森堡區）和傷兵院區的支持；甚至還有來自西部圖伊勒里區和博物院區的婦女隊伍的支持。但是，一般說來，西部各區形成了國民大會和它的各委員會的堅強保衛者。我們將在下一章中看到，在葡月（1795年10月），它們在某種程度起了與此相反的作用。 那麼，既然有這些可靠的支柱，為什麼巴黎無套褲黨人還會在1795年5月失敗呢？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一部分是由於缺乏一個明確的政治綱領和行動計劃；一部分是由於山嶽黨議員的軟弱；一部分是由於缺乏政治經驗和沒有抓住有利時機；還有一部分是由於國民大會和它的各委員會相應地有比較高明的手腕和豐富的經驗，並且能從——即使沒有正規軍的積極干涉——「青年團」、商人、公務員和西部各區的有錢階級取得支持。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牧月，無套褲黨人沒有能像他們在1789年至1793年各次偉大起事中所做的一樣，至少與資產階級的激進一派取得和保持真正的聯合。當在這一點上猶疑不定和失敗時，他們的運動就會像1775年一樣，儘管範圍廣泛和富有戰鬥精神，也終將成為沒有希望取得政治成果的於事無補的暴動[33]。 * * * [1] 關於這些事件的一般敘述，可參看亞·馬迪厄：《熱月的反動》（La Réaction thermidorienne ），1929年巴黎版，第186—209、236—258頁；喬治·勒菲富爾：《熱月黨人》（Les Thermidoriens ），1937年巴黎版，第111—139頁。關於更詳細的研究參看埃·塔爾累：《芽月和牧月》（E.Tarlé，Jerminal i prerial ），1951年莫斯科版，1953年柏林德文版；克·德·湯納遜：《無套褲黨人的失敗：共和國第三年巴黎的群眾運動和資產階級的反動》（K.D.Tönnesson，La Défaite des sansculottes：mouvement populaire et réaction bourgeoise à Paris en l』an Ⅲ）（1959年，奧斯陸大學博士論文）。本章特別依據的是羅·科伯和喬治·魯德：《巴黎革命的最後一次群眾運動：共和國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R.Cobb and G.Rudé， 「Le Dernier mouvement populaire de la Révolution à Paris：les journées de germinal et de praral an Ⅲ」），載《歷史評論》，1955年10月至12月，第250—281頁。後者廣泛地引用了這一時期最豐富的資料——警察局檔案，包括奧拉爾主編的「社會輿論」公報（《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1—756頁）、治安委員會的文件〔國家檔案館文件：F7（字母順序）（警察總局）〕和巴黎各區警務委員會的審訊記錄（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集）。 [2] 布路瓦蘇：《巴黎行政區監察委員會》（M.Bouloiseau.Les Comités de surveillance des』 arrondissements parisiens ），1930年巴黎版，第88頁。 [3] 大英博物館文件：F* 61，第11，20，21，27號（印刷名單）。 [4] 勒菲富爾：《熱月黨人》，第14—110頁。 [5] 哈里斯：《指券》，第186頁。 [6] 哈里斯：《指券》，第99頁。 [7] 肉類配給常常完全不兌現（哈里斯：《指券》，第107頁）；麵包配給，在1795年3月規定為每人一磅到一磅半（《箴言報》，第23期，第700頁），3月到5月中降為每人8兩、6兩、4兩，甚至於2兩（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各處）。 [8]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610、654、675、715、729頁。 [9]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341、629頁。 [10] 哈里斯：《指券》，第107—108頁。 [11] 魯德和索布爾：《巴黎的最高工資和熱月9日》，第20—23頁。 [12] 關於以上兩段，可參看喬·魯德：《法國革命時期的巴黎物價、工資和群眾運動》，第6卷，第3期，第261—264頁。 [13]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36884（作者自法文譯成英文）。 [14] 關於上述經過，主要參看：《國民大會的會議記錄》（Procés-verbaux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第47卷，第132頁；第49卷，第244—263頁；第50卷，第89—90、115頁；第51卷，第155—157頁；第54卷，第266頁。 [15]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343、357—358、367、369—370、377、380頁。 [16] 參閱科伯和魯德：《巴黎革命的最後一次群眾運動：共和國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57—259頁。 [17] 參閱科伯和魯德：《巴黎革命的最後一次群眾運動：共和國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59—262頁。 [18] 警察局認為這項法令是芽月12日工人們不滿的主要原因（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627、630頁）。 [19] 馬迪厄：《熱月的反動》，第206頁。 [20] 馬迪厄：《熱月的反動》，第201—208頁。 [21]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660、714—715、719、721、724、728頁。 [22] 科伯和魯德：《巴黎革命的最後一次群眾運動：共和國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367—370頁。 [23] 關於這本小冊子的梗概（其中出現了牧月1日到4日暴動者的所有口號和政治要求），可參看馬迪厄：《熱月的反動》，第243—244頁。 [24] 馬迪厄的敘述雖然在其他方面有很大價值，但並沒有把這件事弄清楚（《熱月的反動》，第244—245頁）。至少有兩個起義的營——格拉維葉區和穆提烏斯·斯卡沃拉區（盧森堡區）——根本沒有在圖伊勒里宮出現（國家檔案館文件：W 546—548）。 [25] 馬迪厄：《熱月的反動》，第245—253頁。 [26] 馬迪厄：《熱月的反動》，第254—255頁；勒菲富爾：《熱月黨人》，第123—124頁。 [27]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4743，第3號卷（重點是作者加的）。 [28] 他們是羅姆、杜格諾瓦、戈戎、步爾波特、杜羅瓦、蘇布朗尼。關於前三個人戲劇性的自殺，參看馬迪厄：《熱月的反動》，第256—257頁。 [29] 關於這一時期有計劃地鎮壓雅各賓和無套褲黨幹部的情況，可參看羅·克·科伯：《1795年至1801年對無套褲黨人進行鎮壓的記錄》（「Note sur la répression contre le personnel sans-culotte de 1795 à 1801」）， 載《法國革命史年鑑》，第134期，1954年1月至3月，第23—49頁。 [30] 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第1卷，第733頁（重點是作者加的）。添加的一項要求——恢復共和國第二年的公社，無疑是警察局的故意羅織：在芽月或牧月的起義者所提出的口號和政治綱領中，找不到這種要求的一絲痕跡。 [31] 不要把這些人和牧月5日以後數目大得多的各區被捕和被解除武裝的人相混（參閱本書第156頁）。 [32] 格拉維葉區有7人被捕，崩迪區7人、倫巴底區6人、糧食市場區6人。更使人驚奇的是——圖伊勒里區和博物院區各有6人。 [33] 關於無套褲黨人在牧月以後最終失敗的原因的看法，可參考科伯和魯德：《巴黎革命的最後一次群眾運動：共和國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80—2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