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 第九章 熱月

1793年7月26日，羅伯斯庇爾參加了公安委員會，這正好是他敗亡的前一年。後來成為他最親密的戰友的聖鞠斯特和庫通當時已經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9月4日到5日的「暴動」之後，參加委員會的還有哥德利埃俱樂部兩個領袖俾約·瓦楞和科洛·德布瓦[1]。這些人形成了共和國第二年革命政府的核心。這個政府在革命最緊要關頭這一年，治理著整個國家，抑止了惡性通貨膨脹，供應軍隊以糧食和裝備，挽救了法蘭西免於戰敗和受侵略。即使是最仇視他們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這些功績。 我們在這裡討論的不是這個政府的一般歷史，甚至也不是它在共和國第二年熱月（7月27日到28日）解體的一般原因——而是側重於這個政府如何失去了巴黎無套褲黨人的支持和無套褲黨人如何在它的領導人失敗前夕離棄了他們[2]。在此以前，本書一直在探索造成一種革命形勢的人和物的因素的發展情況，介紹行動中的革命群眾並分析其構成，而現在這樣來研究問題自然是和以前採取的研究方法恰好相反，這一點筆者是認識到了的。另外，我們要在這裡研究的是最有關係的人物離棄革命的原因，而不是他們參加革命的原因。我們知道，如果把一小撮身處高位出謀劃策的人物除外，那麼，與其說羅伯斯庇爾的敗亡是由於他的反對者的革命行動，毋寧說是由於他以前同盟者的離棄，考慮到這一事實，我們現在這種研究方法也許是正確的。 這樣看來，當前的主要問題就是雅各賓派和無套褲黨的聯盟怎樣逐漸遭到破壞，並反映在熱月9日到10日的戲劇性事件中。 首先，政府的力量和行動最初在巴黎「賤民」及其在各俱樂部和各區委員會裡的鬥士中間獲得了信任與支持，這些都是沒有疑問的。上文已經提到，僅僅發布最高限價法令就在他們中間引起了極大的歡欣鼓舞反應。9月29日的法案和11月1日的補充修正法案規定產品的出場價格比1790年6月只能增加三分之一，外加按每3英里計算的運輸費，批發商的利潤為5%，零售商的利潤為10%。這一法案包括39種一般消費物品，但是，木柴、魚、菸草、鹽、牛奶和家禽不在其內。在工資方面，它規定比1790年6月的工資增加50%[3]。1793年6月進行的一次調查表明，1790年以來，以全國而論，主要商品價格上漲一倍乃至兩倍；而在同一時期的工資，雖然各地區和各工種有顯著的差別，平均大約增加100%到150%[4]。以6月這次調查為基礎，現在命令各區按照9月29日法案的規定製訂一份物價和工資的最高限度表——當然，這就意味著此項工作一旦完成，現有物價和工資水平將大大降低。 很明顯的是，在一個依靠千萬小生產者的產品的國家發布這樣的法案，並且交給基本上相信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政府和官員們去執行，實際上是行不通的。但是，不論作為一項社會立法它有什麼缺點，也不論它帶來什麼樣的經濟和政治的後果，最高全面限價法令的發布無疑是有直接的重要影響的，因為它既遏制了通貨膨脹，也加強了政府與無套褲黨人的聯繫。就法案本身而論，它對囤積和投機並不見得能起多大限制作用；但是在提出它的同時，採取了一些加強政府職能、保護幣制和用恐怖手段強制推行這項法令等的其他措施，這樣，它就幫助——至少在一個時期內——穩定了物價並保證了軍糧和民食的充分供應。法案通過後，頭三個月內指券價格的突然回升最清楚地說明了這一事實：從1793年8月是票面價格的22%，到11月上升到33%，12月上升到48%[5]。在這些日子中，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似乎是建立在兩種希望上：政府的政策會保證公民得到廉價和足夠的食物供應，並能夠對共和國的敵人取得軍事上的勝利。所以我們在9月30日的一份警察密探報告中讀到這樣一段： 在當地公社大樓里看到許多工人在吃飯的時候對商品的減價、徵兵時青年的熱情應召，尤其對於即將到來的共和國的勝利感到十分高興。[6] 甚至於在12月底——這時肉類、雜貨以及蔬菜早就供應不足，由於麵包暫時缺乏已經發出食糧配給票——我們還聽到市場上的婦女對羅伯斯庇爾、山嶽黨（聖山嶽黨）和共和國立法者的熱烈稱頌。「這些市場女商販是活潑愉快的，她們在歌頌著國民大會。」[7]這樣的忠心本來是可以延續較長時間的，因為這一時期無套褲黨人本身第一次成為巴黎行政的中堅：他們的戰士控制著多數的區議會和委員會——特別是最重要的革命委員會——以及公社的大會和執行機關。亞爾培·索布爾曾經發現，共和國第二年，在巴黎擔任各區革命委員會委員職的454人中，有9.9%為工資勞動者，63.8%為店主、小作坊老闆和獨立的工匠，只有26.3%為租金收入者、製造商、公務員和自由職業者[8]。同樣，聖克累勒·德維厄指出，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任職的132名公社委員中，他們的職業是：小製造商、工匠和小商販82名，體力勞動者2名，中產階級靠薪金生活者9名；同時，還有8名是商人和承包商，31名是自由職業者[9]。自然，這並非由革命浪潮偶然造成的公務員職務的分配；在下一章中我們將看到，羅伯斯庇爾的繼任者在熱月以後是怎樣恢復社會平衡的。 同時，政府無力把現在這種形式的最高限價法令付諸實施也越來越明顯。甚至在革命委員會和「檢查囤積委員」十分警覺並受到輿論有力支持的巴黎，商人和店主也越來越明目張胆地破壞最高限價法。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此。種植者、生產者和維持首都供應的中間商處在比較容易逃避監察的有利地位，他們發現限價法規定的價格太低，於是就把物資扣留起來，等待良好時機，到「黑市」上出售，或者與零售店或商人進行非法交易。結果是，巴黎雜貨商和肉商在進貨時已經付出高於限價的價錢，他們必須把這筆負擔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所以，從12月到4月，當肉類實行定量供應時，肉商的售價經常高出合法價格的25%到50%[10]，豬肉商為了逃避限價，專賣熟肉（只有生肉的價格受管制）。成群的商人和投機倒把者潛入僻靜的街道和市場，以高於規定的價格出售食糖、黃油和切塊的瘦肉[11]。在12月和1月，據內政部的密探報告，巴黎市場上的黃油每磅售價為36～44蘇（限價：22蘇），雞蛋每25個為80～100蘇（比較一下：1790年6月為21蘇，1793年6月為27蘇半，9月為50蘇）[12]。無套褲黨人雖然對於這種使他們受損失的逃避限價深為不滿，卻認為作惡的並不是政府而是商人和店主，他們堅持要求當局繼續有效地利用鎮壓機構來消弭這種弊端。事實上，讓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也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由政府加深恐怖來徹底實施現行的法令，或者設法放鬆限制和增加利潤率以取得農民和生產者更為熱心的合作。政府決定採取第二種方法，巴累說，「對於商業應該調劑而不是扼殺」[13]。但是，這便意味著在另一方面要失掉朋友和同盟者。從1793年春天就控制著公社、鼓吹對住宅實行搜查和進行更嚴厲的革命裁判的艾貝爾和他的朋友們，於3月22日被處死了；此後不久，「革命軍」以及地方群眾團體和委員會由於搜索囤積者而被解散。自上年12月末起，流通券投機分子就從隱藏的地方開始露頭[14]； 指券再次回跌： 到7月， 已經下降為票面價格的36%[15]。最後，3月底，公布了修正的最高限價，規定的價格和利潤率都提高了，正如一個警察局密探所說，這似乎「有利於商人而不是有利於人民」[16]。 但是，在此以前，無套褲黨已經開始用更直接的形式來表示抗議，並且有時候還把憤怒發泄到政府身上。2月20日，在莫培廣場群眾擁擠的市場上，一個婦女嚷道：「要不是我在克制自己的話，我非打倒新政權不可。」聽到的人並沒有起來反對。第二天，也是在這個市場裡，憤怒的婦女們從一個商人手中奪去黃油，聚集在市場上的其他婦女截住了5輛裝著黃油和雞蛋的大車，強迫趕車人以黃油每磅22蘇和雞蛋每25個24蘇的價格出售[17]。艾貝爾及其追隨者的審訊和執行死刑，在無套褲黨人中引起的並不是憤怒，而是迷惑和冷淡：「杜歇老爹」雖然沒有馬拉那樣受人愛戴，卻是群眾所熟悉的發泄情感和偏見的喉舌，他的被除掉打斷了巴黎公社和群眾的聯繫。人們聽到婦女在庫提厄酒店問道：「既然我們最信任的人都出賣我們，我們怎麼辦呢？」一個警局觀察員寫道：「人民不再相信任何人」；在艾貝爾被處決一周後，「在咖啡館中……過去說話很多的人，現在竟一聲也不響了。」[18] 市場上的騷動還在繼續著。3月17日，天文台區的婦女們因為不滿意一家雜貨鋪中雞蛋和黃油的配售而吵鬧。19日，市政廳附近一個失業工人被捕，因為他威脅一個雜貨商人，並且喊道：「我們有美好的自由，它是專門供有錢的人享受的，並且專和窮人作對。」又過了幾天，一個洗衣婦因為在聖保羅街一家肉鋪中製造騷亂而被捕，她說她好幾天買不到雞蛋和黃油了。28日，傷兵院區附近「軍火工場」的一名軍火工人向他的同伴訴苦說，工資固然有了提高，可是生活比以前更苦了：「人們拿這點工資什麼也買不到。」兩星期後，阿爾西區的兩個軍火工人被捕：其中一名被認為說過這樣一句話，「必須讓工人和別人一樣地活著」，因而被送進了監獄[19]。一個月之後，聖馬瑟勒郊區洗衣婦寫給國民自衛軍總司令安利奧將軍的威脅信，更能說明人們正在變化的心情。這些洗衣婦以前是雅各賓派的堅強同盟者，現在，在這封信里，她們卻對他破口大罵，老實不客氣地罵他是「一個膽小鬼」，「一個羅伯斯庇爾的渾蛋跟班」[20]。 在工場作坊中，局勢的發展更為嚴重。在大革命的歷史上，這確是不多見的一段時期。這時，工資勞動者對於食品價格的關心遠不如對工資額的關心，而更常採取的和更有意義的社會抗議形式是罷工和派遣代表進行工資談判而不是食物暴動[21]。雖然如此，這並不像丹尼爾·古林一定要我們相信的那樣：這標誌著勞資關係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22]。這毋寧說是一系列不會再發生的特殊情況造成的。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最高全面限價法規定現行工資水平要和物價同樣降低；各地區要自動擬定新的工資標準——只有政府新建立的軍火製造工場和有政府的派駐代表（這種代表具有高出於地方當局的無限權力）的地區除外。結果，造成了一套支離破碎、標準相差懸殊的工資制度，最高工資限額的有效或無效隨著當局的社會成分，當地無套褲黨對於現行工資額的任何降低有無抵抗和政府或政府代表的干涉情況而有所不同。在巴黎，問題僅僅集中在兩方面：軍火製造工場的工資決定於公安委員會，私營工業的工資決定於公社。政府由於不受僱主和工人互相對抗的壓力的阻撓，所以能立即對軍火製造工人實行最高工資限額：10月和12月，一些新工場中熟練工人的工資定為每日5里弗，非熟練工人為3里弗，這就是通常的標準。同時，頒布了一套紀律嚴明的工場法，所以在12月我們已經看到，有兩三家工場的「鬧事者」受到了懲罰[23]。但主要的麻煩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還在後面。 「艾貝爾派」仍然控制著公社，並且，只要他們這樣繼續下去，他們看來就無意按照9月29日的全面限價法制訂出一套最高工資標準[24]。這是一個勞動力缺乏和工資上漲的時期；兩個政府密探，格里佛耳和西勒，在1月里所作的報告中聲稱工資自1790年以來已經增加了三四倍，這個說法並不算過分誇大： 一個工人或一個搬運夫，過去每天掙4里弗或5里弗，現在每天能賺到20到24里弗，有時還要多一些[25]。 我們發現烘麵包的工人拒絕接受每周15里弗的工資（包括食宿），而在不久以前，他們的工資還只有8里弗；巴黎省直到3月還為建築工人規定了多於1790年一倍以上的工資標準；即使在軍火工場，雖然政府有降低工資的意圖，我們仍然能聽到工人工資已經漲到1790年的二三倍或四倍[26]。 但是艾貝爾和他的朋友們在3月被消滅了；他們一被肅清，當局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時機來實行對工資加以限制的1793年9月的最高限價法。同時，他們採取了有力措施以制止工資的繼續增長。4月，菸草工人代表到市政廳請願，改組後的羅伯斯庇爾派巴黎公社國家代表柏依安援引禁止工人集會的霞白立條例，把這件事交給警察局，警察局逮捕了5個人。而別的罷工和工資要求接踵而來，其中包括泥水匠、麵包工人、宰豬工人和碼頭工人等。除了逮捕更多人以外，公社還威脅著要起訴下列人等： 要向那些藐視法律、放棄工作的人提出起訴，因為這些工作是國家存在所必需的，所以他們應該愈加熱愛這些工作[27]。 以後一個月是平靜的——可能是由於這種威脅生了效，也可能是由於有人企圖暗殺羅伯斯庇爾和科洛·德布瓦而使人們暫時不再注意這個問題。但是，6月中運動又開始了，直到熱月以後也沒有平息。這次是從12月以來一直保持相當安靜的軍火工人發起的。被認為領導暴亂的人在許多工場被捕，其中包括為提高工資而在原地鬧事的人及離開原來的工場到工資較高和限制條件較少地方去的人[28]。運動似乎擴展到了政府其他雇用部門，因為我們發現巴累以委員會的名義命令革命法庭的檢察官對被他稱為「在生產指券、武器、火藥及硝石的工場中有犯罪行為的反革命分子」[29]進行起訴。別的行業的人也參加了進去，在6月和7月，我們看到建築工人、陶器工人和從事於各種官方包工工程的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資的要求；7月7日，連委員會自身所屬的印刷工人也罷了工，結果有3名工人被捕。 當這種騷動還在繼續時，巴黎公社於7月23日最後決定公布在首都實行的工資定額。這份貽害無窮的文件無視近日工資或食物價格的增長，死守著原來最高限價法的條文，使大多數勞動者的實際收入大大降低，有時要減少現在所掙工資的一半或者更多[30]。 在政治危機如此深刻的時期，這種挑撥性的措施不能保證社會的安寧，也不能把工人們緊密團結在政府的周圍。公社犯了這個輕率的錯誤之後，似乎了解到有必要採取行動以預防進一步的騷動。25日，安利奧接到了這樣的警告：若干軍火工人「無疑已受到人民之敵的誘惑而誤入歧途」，離開了他們的工場；熱月9日早晨（7月27日），市長佛路里奧·勒斯科，顯然還並不知道在政府委員會裡和國民大會的休息室里，新的戲劇已經揭幕，他下令武裝部隊第二天要阻止住工人們，因為第二天是個休假日[31]。 與此同時，政治危機已經到了爆發的時刻。 自從共和國在弗勒律斯獲得勝利（6月26日）之後，國民大會中沉默地坐在「平原」的席位上的占大多數的議員，對於政府表現出不願再繼續給予支持，在他們看來，這個政府的口號仍然是恐怖和束緊腰帶，而在兩個主要委員會——公安委員會和治安委員會——內部和彼此之間，政策和人事的衝突也已經公開化[32]。熱月9日剛過中午，議員們拒絕聽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大會上的發言，他和他的主要同伴一起被下令逮捕。消息傳遍了首都之後，緊接著發生了一個長時間的複雜的爭取巴黎各區和無套褲黨人忠誠支持的鬥爭，特別是爭取控制巴黎武裝部隊的鬥爭。這個部隊的大部分在名義上仍然處於公社和總司令安利奧的指揮之下[33]。 公社的形勢開始時雖然很有利，但如眾所周知，結果卻失敗了。實際上還是同一支武裝部隊，率領它的還是同一個司令官，它在1793年6月曾強迫國民大會服從它的意旨；而這一次，在少數部隊經過短時間的猶豫之後，它卻放棄了公社和雅各賓派的領袖而和他們的敵人聯合在一起。雖然我們承認安利奧的手段是拙劣的，羅伯斯庇爾和聖鞠斯特不願或者沒有能領導群眾舉行起義來反對國民大會中敵對的多數派，而且，在一系列的錯綜複雜事件中也有種種幸與不幸，但是，一個重要的事實仍然是：他們失去了巴黎無套褲黨人的支持。 各區的武裝人員對於正在作生死鬥爭的兩派向他們提出的重大問題，有一切機會來做出決定。整個下午和晚間，兩派向這些武裝人員發出互相衝突的命令、威脅和聲明，要求他們效忠：到底他們應該站在「被壓迫的愛國派」一邊呢，還是應該反對和放棄這些愛國派，讓他們被人們判定命運，最後被合法組成的國民大會宣布他們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呢？公社方面最初是占上風的：留在首都的30個炮兵連（他們是巴黎國民自衛軍的一部分）中的17個連服從了開到格累夫廣場列隊示威的命令；其中有來自聖安東郊區的2個連，來自市場區的2個連，來自左岸的紅帽區和盧森堡區的2個連。此外，還有十幾個區派來了火槍營和梭鏢營，裡邊有聖馬瑟勒郊區的偉人祠區派來的1200人的有力部隊。某一個時候，市政廳外面有3000多武裝人員列隊待命。但是他們既沒有方向也沒有目標；當各區委員會和議會正在進行辯論時，整個這一部分部隊主要是閒在那裡沒有人管，因此便漸漸散去了。熱月10日凌晨一時半，羅伯斯庇爾和他的同伴的最後一批武裝支持者，來自菲尼斯太勒區的200人，也不聲不響地開回聖馬瑟勒郊區去了。[34] 更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從各區的民政當局得到響應。傳統上屬於資產階級的西部各區——圖伊勒里區、香榭麗舍區、共和（魯列）區、羅浮區、革命區（新橋區），甚至於皮克區（羅伯斯庇爾自己那一區）——很快宣布它們站在國民大會一邊，這是不足為奇的；但是一開始就支持國民大會的各區中也同樣包括像盲人收容院、團結和公社大樓這樣激進的各區。聖克累勒·德維厄曾對當天各區議會和委員會的行動和傾向作過詳細的研究，他發現只有不足五分之一（連半心半意的也在內）的首都民政當局表示願意（但不是全心全意地）站在公社的一邊；這裡邊包括12個革命委員會，其中菲尼斯太勒區的革命委員會表現了最熱烈的響應。最後——也是最確鑿的證明——有39個區通宵開會進行辯論和接受報告。其中35個區斷然宣布擁護國民大會； 另外兩個區——無套褲區（安利奧的區）和菲尼斯太勒區——最初是猶豫，後來也合在了一起； 只有兩個區——聖馬瑟勒郊區的天文台區和沙利爾（克呂尼）區——明確表示他們同情羅伯斯庇爾派，不過，在反對意見的壓力下，同時看到大勢已去，因此在天明之前，也就向多數投降了[35]。 關於這些活動的報告大部分是在事後寫成的——這時候熱月的勝利者已經坐穩了雕鞍。因此，贊成公社的少數人的意見就很少被記錄下來；但是我們在這些報告當中還可以找到個別並不那麼容易動搖的忠誠的無套褲黨人的意見。例如，我們看到，四國區有一個公民，在充滿敵意的阻撓聲中堅持安利奧的一封信應該當眾宣讀，不應該被當作「叛變的公社」送來的東西而置之不理。旁人挑戰地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堅強地回答說：「我的名字叫朗布里納，住在墓園街，格臘索的夥計（幫工）。」[36]我們還看到有一個查理·約利，他是再團結區（博堡區）的一個糊牆紙工人和班長，當他聽到一個賣報婦女叫嚷著安利奧被捕的新聞時，把她手上的報紙撕碎了；他作為公社的共謀犯而被捕，直到12月才被釋出獄[37]。但是這不過是些個別的例子；形勢一經開始變化，羅伯斯庇爾那一天的聲援者就僅僅成了微弱無力的少數人，他們的聲音很快就被淹沒在反雅各賓的反動的洶湧浪潮中。 尤為明顯的是工資勞動者所抱的特別敵對的態度，他們已經為羅伯斯庇爾派公社最近宣布的最高工資限額所激怒。工人們大概還不知道剛剛公開爆發的政治鬥爭，所以那天下午4點聚集在格累夫廣場舉行抗議大會：這一舉動一定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所以附近5個區的民政委員會的議事錄上都記載了這件事。這種舉動也一定使看到的人有些莫名其妙，因為示威者聚攏到廣場去的時候，差不多正是首批武裝隊伍響應公社號召開始在廣場上出現的時候；所以我們發現這些報告對於這次工人集會有種種不同的解釋：有的很正確地說它是「對最高工資限額的反抗」，有的說工人將要向國民大會進軍，甚至有人說羅伯斯庇爾已經被示威者殺死[38]。公社雖然正在操心別的事情，但對於工人們的這次抗議很重視，並且沒有企圖用武力來驅散他們而給自己招致更多的不滿。當晚8時，市長佛路里奧·勒斯科在告公民書中，公開地把事情推到羅伯斯庇爾的主要敵人之一巴累的身上，說他應當負削減工資的責任： 「這個反覆無常依次參加各派的巴累，規定工人每日的工資，意欲使工人飢餓而死。」[39] 但這種做法已經為時過晚，對於事變的進程不能有任何影響。工人們對於這種辯解不是仍抱敵意，就是無動於衷。那天傍晚，據目睹者報告，安利奧將軍為被捕的議員們尋求同盟者，向二三十名鋪路工人講話，要求他們放下工作，因為他們的「保護人」和「父親」正處在危險中。「工人們聽了一會」，報告結尾說，「喊了幾聲共和國萬歲，又做起他們的工作來了。」[40]另外有些人表示出了更明顯的敵意。兩天以後，在羅伯斯庇爾和他的主要副手已經被處決，並輪到公社委員們被解赴刑場時，據說工人們當他們經過的時候這樣喊道：「打倒最高工資定額！」[41]從其他一些記載中我們看到，構成巴黎無套褲黨最大一部分的工資勞動者似乎相信，羅伯斯庇爾和他的親信被除掉，將意味著可恨的最高工資限額的結束，而且為提高工資掃清了道路[42]。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看法是對的；但是其後果卻既不是他們所希望的也不是他們所能預料的。 * * * [1] 「大」公安委員會的其他委員有巴累、卡諾、羅培·林德、讓彭·聖丹得累、科多爾的普里歐和馬恩的普里歐。 [2] 關於整個問題的最近、最詳細和最有根據的研究，請參閱亞·索布爾的著作：《共和國第二年的巴黎無套褲黨人》[43]。 [3] 黑·埃·鮑恩：《1793年至1794年的法國最高限價》（H.E.Bourne，「Maximum Prices in France，1793—1794」），載《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23期（1917年），第107—113頁；並參看同一作者：《法國革命時期的食物管制和限價》（「Food Control and Price-fixing in Révolutionary France」），載《政治經濟學雜誌》（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27期（1919年），第73—94、188—209頁。 [4] 《1793年6月調查報告》，國家檔案館文件：F12 1547c，第2號卷。報告只包括48個省的統計材料，涉及38種消費品的價格和約15種行業的工資，日工的工資也在其內（巴黎除外）。 [5] 哈里斯：《指券》，第176—185頁。 [6] 卡隆：《恐怖時代的巴黎》，第1卷，第241頁。關於同樣的說法可參看第168、197頁。 [7] 卡隆：《恐怖時代的巴黎》，第2卷，第14頁。 [8] 亞·索布爾：《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歷史探討》（Une Discussion，「historique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載《思想》（La Pensée ），第65期（1956年），第28—29頁。 [9] 聖克累勒·德維厄：《共和國第二年的公社》，第361—379頁。由48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市政委員會）中，有25名小製造商和商販、4名薪金工作者、4名商人和商業經營者，還有12名屬於自由職業者。 [10] 卡隆：《恐怖時代的巴黎》，第2卷，第178、229，251、299、330頁；第3卷，第30頁；第4卷，第11頁。 [11] 鮑恩：《1793年至1794年的法國最高限價》，第206—207頁（根據警局密探格里佛耳和西勒的報告）。 [12] 卡隆：《恐怖時代的巴黎》，第1卷，第344頁；第2卷，第20、26—27、102、185、251、310頁。 [13] 《箴言報》（重印），第19期，第631頁。 [14] 卡隆：《恐怖時代的巴黎》，第2卷，第61、194、281頁。 [15] 哈里斯：《指券》，第176—185頁。 [16] 國家檔案館文件：F1c 111塞納13（1794年3月29日的報告）。 [17] 卡隆：《恐怖時代的巴黎》，第4卷，第237、263—264頁。 [18] 希米特：《法國革命年表》，第2卷，第157、173、193頁。 [19]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198，對開本第260頁；139，對開本第410頁；70，對開本第418、439—441頁。德·古林：《共和國第一年的階級鬥爭》，第2卷，第160頁。更多的例證可在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中找到：Aa 94（布特·代、莫蘭區=羅亞爾宮區），139（忠誠區=市政廳區），201（偉人祠區），240（大教堂區）。 [20] 國家檔案館文件：AF11 47，第368冊，對開本第37頁。 [21] 參閱上文第24—27頁。 [22] 德·古林：《共和國第一年的階級鬥爭》，第2卷，第155頁。 [23] 參閱阿·奧拉爾：《公安委員會文獻》（A.Aulard，Recueil des actes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1889年至1923年巴黎版，26卷本，第6卷，第486頁；第9卷，第322、400、515、696、751頁。克·利夏：《公安委員會和恐怖時期的軍火製造》（C.Richara，Le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et les fabrications de guerre sous la Terreur ），1922年巴黎版，第699—709頁。 [24] 參看喬·魯德和亞·索布爾：《巴黎的最高工資和熱月9日》（「Le Maximum des salaires parisiens et le 9 therrnidor」），載《法國革命史年鑑》，第134期（1954年），第1—22頁。 [25] 這份報告接著說：「他們（指日工）做一點輕活就要索取100蘇，而一年以前，這點活計最多只值10蘇」（轉引自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第586—587頁）。再參看卡隆：《恐怖時代的巴黎》，第2卷，第7頁。 [26] 莫·馬里昂：《革命時期的最高限價法和對工資的限制》（M.Marion，「Les Lois de maximum et la taxation des salaires sous la Révolution」）， 載《國際社會學評論》（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 ），第25期，1917年，第487頁。馬里昂誇大了雅各賓派不願實行最高工資限額的程度。 [27] 魯德和索布爾：《巴黎的最高工資和熱月9日》，第10—12頁；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第591頁。 [28] 利夏：《公安委員會和恐怖時期的軍火製造》，第709—727頁。 [29] 《箴言報》（重印），第20期，第699頁。 [30] 例如，原來掙8里弗的木匠要降低為3里弗15蘇，軍火工場裡高工資的鐵匠或裝配工人的工資將要從16里弗10蘇降低為5里弗5蘇（魯德和索布爾：《巴黎的最高工資和熱月9日》，第16—17頁）。 [31] 國家檔案館文件：AF11 47，第368冊，對開本第38頁；AF11 48，第374冊，對開本第10頁。 [32] 參看阿·奧爾丹：《公安委員會的警務處》（A.Ording，Le Bureau de police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1930年奧斯陸版；亞·馬迪厄：《關於羅伯斯庇爾》（Autour de Robespierre ）（1926年巴黎版），第149頁以下；關於巴黎各區及無套褲黨人在這次危機中所起的作用，可參看亞·索布爾：《共和國第二年的巴黎無套褲黨入》，第917頁以下。 [33] 關於熱月9日到10日事件的確實記載，可參看聖克累勒·德維厄：《共和國第二年的公社》，第189—314頁。 [34] 聖克累勒·德維厄：《共和國第二年的公社》，第201—214頁。 [35] 聖克累勒·德維厄：《共和國第二年的公社》，第273—278頁。 [36]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66，對開本第242頁。 [37]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163，對開本第293頁。還有關於皮埃爾·羅斯的一段混亂的記載。他是武裝人區（馬萊）的軍火工人，他因為向街坊們報告了那天晚上他在格累夫廣場上聽到的一個消息而被關閉起來。那個消息說，凡是公開宣布羅伯斯庇爾等人已經不受法律保護的人，將為公社所逮捕（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b 356，對開本第2頁）。 [38] 國家檔案館文件：AF11 47，第365冊，對開本第8、28頁；第366冊，對開本第1、6、34、50頁。奇怪的是，聖克累勒·德維厄竟沒有提到這件事。 [39]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4432，第1冊，對開本第40頁。 [40] 國家檔案館文件：第9冊，對開本第4頁。 [41] 阿·奧拉爾：《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Paris pendant la réaction，thermidorienne ），1898年至1902年巴黎版，5卷本，第1卷，第11頁。 [42] 後來，據倫巴底區一個毛刷製造者報告，他的工人歡迎羅伯斯庇爾和他的親信被處死，並且說：「最高工資限額這一下子完蛋了！」並且很快提出了增加工資33%的要求〔羅·科伯：《倫巴底區毛刷工人的一次「大聯合」》（R.Cobb.「Une 『Coalition』 des garcons brossiers de la section des Lombards」），《法國革命史年鑑》，第130期，1953年，第67—70頁〕。 [43] 亞·索布爾：《巴黎各區文件（1790年至共和國四年）》〔A.Soboul，Les Papiers des sections de Paris（1790—an Ⅳ）〕，1950年巴黎版；《共和國第二年的巴黎無套褲黨人。1793年6月2日至共和國第二年熱月9日的群眾運動和革命政府》（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2 juin 1793—9 thermidor an Ⅱ ）， 1958年巴黎版；和瓦·馬爾科夫合著：《巴黎無套褲黨人：1793年至1794年群眾運動歷史文獻》（A.Soboul and W.Markov，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Dokumente zur Ceschichte der Volksbewegung 1793—1794），1957年柏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