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 第八章 山嶽黨的勝利

路易十六的被推翻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不僅共和國宣告成立，而且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宣布賦予一切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權利：「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的區別——1789年至1791年的立憲派所十分喜歡的東西——被取消了，每個成年男子從此有權在所有地方的、省的和全國的選舉中投票[1]。這樣，1789年人權宣言宣布的平等觀念就具有了更充實的內容。儘管有這一切成就，可是，我們現在所考察的這一段歷史仍是一個充滿內部深刻矛盾的時期，而不是一個和諧融洽的時期。代替舊的矛盾的是新產生的矛盾，而這與對外戰爭問題完全無關，因為新選出來的國民大會中的各黨派在不同程度上都給戰爭以熱烈的支持。吉倫德黨在這次選舉中一躍而成為議會的多數黨，並且有地方上的大力支持；但是，在巴黎，由於他們在八月革命中採取的曖昧態度，因而失去了武裝民眾的支持。與吉倫德黨對峙著的是山嶽黨，黨的領袖羅伯斯庇爾、丹敦和馬拉現在都被選進了國民大會。他們深得巴黎各區和俱樂部的擁護，因為他們在八月事件中起的作用使他們在各區和俱樂部中間享有極高的聲譽。鬥爭逐漸在秋天展開，隨著這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許多新的叛變行為與戰爭的失利而日益激烈，到了初夏便爆發為公開的暴力行為。這場鬥爭一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才獲得解決，這時，吉倫德黨的領袖們被加入巴黎國民自衛軍的無套褲黨人強行趕出國民大會。然而，只有到9月群眾進一步暴動之後，雅各賓派的專政才得到鞏固，專政的工具即共和國第二年革命政府才宣告成立。 但是，成為革命第二階段中最顯著特徵的山嶽黨和巴黎無套褲黨的聯盟，並不是沒有經過困難和緊張時期就實現了的。除了政治權利以外，無套褲黨人並沒有從八月革命中得到什麼實際利益。新的巴黎公社曾經領導由他們積極參加的暴動，但它既不是由他們締造的，也不合乎他們的理想：雖然同1789年和1791年的公社比起來，坐在裡面的律師和商人少了一些，但是，小店主、作坊師傅和幫工只占公社成員的三分之一；而律師和記者雖然是少數，卻占據著領導地位[2]。不過，這種情況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發生變化。當時存在著更為直接的迫切問題，如工作和糧食價格問題等。11月，聖安東郊區的玻賓庫爾區議長曾向國民大會呼籲，要求給「工人公民這一人數眾多的階級」準備麵包和工作[3]。曾引起1792年9月騷動的糧食價格的上漲，在夏季和秋季有所緩和[4]，但是1793年最初幾個月又猛漲起來：比起上一年春季，這一次來勢要兇猛得多，波及的消費品範圍也更為廣泛。到2月，精製砂糖（1790年售價為24蘇）賣到47～60蘇，粗糖（1790年售價為12蘇）賣到40蘇，牛油蠟燭（1790年售價為15蘇）賣到18蘇半～20蘇，咖啡（1790年售價為34蘇）賣到40蘇，肥皂（1790年售價為12蘇）賣到23～28蘇。結果引起了比上一年食糖暴動更廣泛更持久的群眾騷亂。巴黎各區全部或者幾乎全部卷進了這次騷亂，它大概比革命中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清楚地標誌著「賤民」和有產階級之間的根本利益的衝突。這些有產階級中包括曾經在雅各賓俱樂部作過演講或者鼓過掌，或在國民大會中同山嶽黨同坐過最高一排椅子的極端民主派在內[5]。 星期日，也就是2月23日這一天，有兩個婦女代表團到國民大會請願，其中一個是洗衣婦組成的，她們抱怨肥皂漲價[6]；第二天便發生了局部騷動，並逮捕了一些人。但是真正的爆發開始於25日早晨，騷動的形式是群眾衝進雜貨鋪和蠟燭商店，強迫店主按照騷動者的規定降低價格。上午10點鐘，從市中心的商業區——由倫巴底、格拉維葉和馬爾舍等區[7]組成——開始，運動以驚人的速度擴展到全城各處[8]。從保存下來的警察報告中，我們可以找出它從這一區發展到那一區的路線。先從向東發展說起：剛過10點不久，運動就發展到公社大樓（市政廳），中午發展到結盟廣場（羅亞爾廣場）區，2點發展到兵工場區，3點發展到人權區，3點至4點之間到盲人收容院區，4點到蒙特婁區和武裝人（馬萊）區。同時，向北發展的情況是：運動在兩點半發展到祖國之友區，5點到崩迪和白山區。向西的發展是：兩點半到達法蘭西警衛軍區，4點到博物院（羅浮）區，7點到布特·代·莫蘭（羅亞爾宮）區，8點到圖伊勒里區，10點到共和（魯列）區。運動可能從圖伊勒里區越過國民大橋（以前的路易十六大橋）擴展到河左岸；不論怎樣，格雷訥累噴泉區那天晚上8點到9點之間是有騷動的。第二天，在若干區里發生了一些較小的事件，在這些事件中，中心區的女商販和聖馬瑟勒郊區比厄富爾街的洗衣婦起了更顯著的作用。但是25日離開巴黎到凡爾賽去的桑代爾早就動員了國民自衛軍，很快便驅散了群眾，恢復了法律和秩序。 這次運動的目標不僅指向食糖，而且同樣指向全部其他雜貨和殖民地產品。這是一個普遍現象；還有一個普遍現象是：城市這一區和那一區所規定的價格標準是顯然一致的——所有這些都暗示這是一次有計劃的一致行動。下面是騷動者最普遍需要的貨物和他們訂出的價格範圍： 食糖，18～25蘇；粗糖，10～12蘇；牛油蠟燭，12蘇；肥皂，10～12蘇；咖啡，20蘇。如果嚴格按照這些價格出售的話，我們將看到店鋪老闆所得到的貨價大約相當於市價的五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但是，實際上，很少是這種情形。騷動者中間無疑摻雜有趁此大好機會進行搶劫的人——特別是因為只有一小部分國民自衛軍出動（有些自衛軍甚至還參加騷動）。此外，在隨之產生的混亂中，就是世界上心地最純正的人也往往易於順手牽羊，拿些貨物，而不會交出錢來領一張付款收據。不過我們看到，聖馬丁街一個雜貨商交給警察下面這樣一張收款和損失清單： 這張賬單表明貨物出售後實收的貨款差不多只有市價的五分之二。另一個雜貨商， 羅亞爾廣場區的皮埃爾·麥爾維埃能夠證明他在價值1547里弗[9]的貨物出手後收回521里弗15蘇。但是這些店主是特別幸運的，其他店主有的只收到他們商品市價的十分之一（或者更少）——例如，阿爾西區的卡安從價值26 267里弗的貨品上只收到2829里弗，法蘭西警衛軍區的孔馬爾，被拿走的貨物市價是27 043里弗，他費盡氣力只收到了1158里弗4蘇的「包在茶巾里的指券」[10]。 騷動還有其他一些顯著的特徵。正如人們所預料的，它們的主要犧牲者是大商人和批發商，一般認為這些人應該對囤積和促成物價上漲負責。這也許能說明為什麼運動開始於格拉維葉和倫巴底區，因為這兩區是這類商人的麇集地。但是當騷動向四周擴展以後，似乎就有些不分青紅皂白了，小蠟燭商和雜貨商的店鋪也被殃及。例如，在盲人收容院區，警務委員開了一張25家雜貨商的名單，其中有13家都受到了某種損失——有幾家只損失了幾里弗[11]。這裡有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參加這些主要是對於高物價的自發的抗議的，不僅僅是很窮苦的人。根據目擊者所引證的，有許多例子證明，的確有工資勞動者和城市貧民參加騷動：我們聽到的有屠戶的學徒、建築工人、運水工人、碼頭工人、女商販、廚師和家庭僕役，他們在全市各地區起了極其顯著的作用；而在由於騷動而被捕的49個人中間，有28個人是各種工資勞動者，其餘的是小店主和工匠[12]。可是，也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其他店主——有時候甚至還有資產階級——也十分踴躍地利用雜貨商不幸受窘的機會，派他們的廚師、僕人、學徒或幫工混在侵入雜貨鋪的群眾中間，以非常有利的價格購買食糖、肥皂、蠟燭和咖啡等[13]。 我們很難判斷這次騷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個預定的行動計劃的結果。市議會、雅各賓俱樂部和國民大會中的各黨派在承認物價上漲造成生活困難的同時，全都對騷動作最露骨的斥責，企圖用「幕後有人指使」、反革命陰謀或者是政敵的詭計一類的說法來解釋這次事件。例如這時還沒有參加山嶽黨的巴累別有用心地說，「這是暗藏的貴族背信棄義的煽動」。為了加強他的論點，他堅持說糖和咖啡這類「奢侈」品不至於激起群眾的憤怒；但是當他說出下面一段話的時候，便透露了他的成見，他說： 我們不要忘記了一切社會原則；因為在一切不再尊重私有財產的地方，我們是不會再看到社會秩序的[14]。 馬拉的報紙曾經主張把一部分雜貨商吊死在他們的大門口，也許是為了分散大家對於馬拉的注意，山嶽黨和公社選中了格拉維葉區的「紅色教士」雅各·盧，認為他是暴動的主要煽動者——如我們所見到的，格拉維葉區是這次騷動的起點。馬迪厄也趨向於同意這種看法[15]。雅各·盧在此之前固然要求過對一切消費品實行最高限價，但是他的影響能夠擴展出他本區以外到什麼程度，是很難說的；而且，無論怎樣說，也沒有任何真憑實據證明他在這次事件中起過任何直接作用。 這次騷動並沒有產生直接後果：2月27日警局督察處的報告力言食糖、咖啡、油脂、皮革、肥皂和板油售價仍然保持以前那種「過高」的水平[16]；但是公社卻在3月4日趁機規定4磅重麵包價格為12蘇，並且用補助麵包烘製商的辦法維持住了這個價格水平，雖然其他消費品價格和工資都在增高[17]。然而，正如警察局以後幾星期的報告所表明的， 當局繼續提心弔膽地等候著不久的將來再爆發一次群眾平價運動[18]。 但是，不久，又慢慢發生了其他問題，引起了騷亂。4月中旬麵包一度缺乏，於是風傳婦女要列隊到市政廳和國民大會去抗議；聖端諾累街一家麵包店被憤怒的婦女沖入，店裡的東西大部分被搶走了。4月和5月，謠傳女商販和其他人等正在準備一場新的監獄大屠殺；從這時候起，竭力鼓吹迅速作革命裁判的馬拉成了「賤民」心目中的英雄。5月2日，一萬名非武裝的聖安東郊區公民代表在國民大會前遊行，要求為零星消費者的利益而控制物價；從凡爾賽來的婦女在國民大會吵鬧，並且拒絕離開會場[19]。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民大會才非常勉強地投票通過了第一道限制全國麵包和麵粉最高售價的法令[20]。 和過去時常發生的情況一樣，這時，爭奪權勢的黨派開始利用運動謀求私利並把它引向符合自己政治主張的道路。吉倫德黨和山嶽黨的鬥爭已經達到公開破裂的程度，從吉倫德黨企圖把丹敦牽連進杜木里厄的叛國陰謀案中和接著逮捕馬拉以及革命法庭對他的傳訊看來，很明顯，如果山嶽黨不及時下手的話，他們自己就會成為反對派的犧牲品。 然而，首先發難的並不是山嶽黨，也不是雅各賓俱樂部，而是以讓·華爾勒和雅各·盧為首的極端革命忿激派這一個集團。忿激派企圖推動巴黎公社和各區掀起一次不成熟的暴動。在離圖伊勒里宮數步之遙的斐揚派平台上，華爾勒的講演吸引了大批支持者；但是華爾勒的暴動委員會策劃於3月10日發動一場群眾性暴動的企圖卻流產了。它的目的是要清算吉倫德黨領袖羅蘭和布里索並處囤積者和投機者以死刑，但是雅各賓俱樂部、公社和聖安東郊區的堅決反對註定了它的失敗[21]。不過忿激派仍然有它的信徒，在以後的幾個星期里還有人談到，有必要舉行一次群眾性暴動以清洗整個國民大會和控制所有必需品的價格[22]。 山嶽黨和雅各賓派的領袖們倒是不慌不忙的。他們已經從過去的經驗中增長了智慧；他們雖然和自己的敵手吉倫德黨不同，願意而且也能夠利用群眾運動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他們決不想讓運動的領導權轉入旁人手中，不論是轉入忿激派或者是轉入艾貝爾手中，艾貝爾是《杜歇老爹報》的主編，他的影響正在哥德利埃俱樂部和巴黎公社中日益增長。此外，他們還擔心太早的起義會帶來對於國民大會的過於嚴酷的清洗，經過這樣清洗後的國民大會將無力抗拒無套褲黨的各種經濟要求；他們還擔心暴動會帶來一場新的監獄屠殺，因而使巴黎在各省的聯合反對面前孤立起來[23]。所以他們小心翼翼地開展工作；到4月初，他們準備提出自己的綱領，爭取各區議會的支持（他們可以指望得到其中大多數的支持）並從兩種「極端派」手上把群眾運動的領導權奪過來。於是羅伯斯庇爾的弟弟奧古斯丁於4月5日在雅各賓俱樂部公開號召各區去國民大會請願，並「迫使我們逮捕那些不忠實的議員」[24]。反應很迅速：三天以後，崩孔賽耳區的一個代表團要求國民大會審判吉倫德黨最著名的領袖微尼奧、加德、蒲佐等人；10日，它的鄰區糧食市場區，更進一步地提出了22名議員的名字[25]，打算從議會中趕走這些人，這樣做一方面能滿足群眾清洗這個不受信任的國民大會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證山嶽黨在議會內部獲得起作用的多數。這現在已經成了口號， 圍繞著這一口號形成了5月到6月的暴動。到4月中旬，48區中已經有35個區分別表示了它們對於這種主張的支持；巴黎公社同意群眾的要求，5月19日邀請各區選派委員商討實施辦法。正是從這樣形成的大會中，最後出現了組織和指導5月31日到6月2日的巴黎革命的中央革命委員會[26]。 我們要想知道各區議會進行這些準備工作的經過是很容易的，但是，關於巴黎「賤民」對於這些發展有什麼反應，組織者採取了什麼步驟吸引他們給予起事以積極的支持，我們知道的就很少。不過，他們正在得到這種支持，似乎是沒有疑問的。我們知道，食物漲價已經使「賤民」感到驚慌，他們已經提出了不僅要控制麵包和麵粉，而且要控制所有重要消費品的價格與供應的要求，忿激派有時就是他們這方面的代言人。山嶽黨對於這樣的方案雖然並不熱心，但主要的反對正如一切聚集到議會中上層旁聽席那些人自己所能看到和聽到的，來自吉倫德黨和它的國民大會中的支持者。物價在繼續上漲，4月和5月的警察報告反映了群眾的這樣一種看法，他們認為雅各賓派所倡議的清洗國民大會可能促使對於囤積者採取更有力的措施，從而保證物資供應[27]。同時，也有跡象表明：雅各賓派及其支持者正在利用俱樂部和群眾團體來取得男女「賤民」的支持。例如，一個警察局密探在5月13日向內務部長報告說： 婦女們堅持要求22個議會議員退職，並且希望男子給她們以支持[28]。 5月29日我們聽到偉人祠區的一個前雅各賓派書籍裝訂工人說： 最無恥的是，有人竟要使聖日訥維葉教堂區那些在區議會會場外和會後聚合到一起組織成為俱樂部的全體工人們來代替資產階級。[29] 在緊急關頭到來時，我們將看到，革命組織者有一種更切實有效的辦法，來保證自己的武裝支持者不致因為擔心工作時間受到損失而脫離隊伍；但這只是最後一分鐘才採取的措施，對於在事變發生以前取得支持上並沒有起作用。 同時，暴動或多或少是按著計劃發展的。中央革命委員會在5月29日一直開會；第二天晚上，公社正式派代表參加了會議，一位過去的海關職員安利奧被任命為國民自衛軍總司令。此外又決定在各區成立一支由無套褲黨組成的兩萬名革命民兵，在服役期間，每人每天發給餉銀40蘇[30]。31日清晨3點，警鐘敲響了，關卡被封鎖了——這是重大事件發生時必然會有的前奏曲。但是，這天是一個工作日（星期五），到這時為止，響應的工匠和工人並不多，所以國民大會感覺他們所受的外力壓迫比較小，能夠爭取時間，並把這一不可避免的請願轉交給新成立的公安委員會研究並提出報告。然而中央革命委員會決定加速步伐：6月2日，星期日，它派遣國民自衛軍的忠實部隊，加上無套褲黨分遣隊的支持，包圍了圖伊勒里宮。議員們企圖勇敢地衝出宮去，但在他們發現每一個出口都被堵死之後，只好垂頭喪氣地屈服於暴動者的各種要求之下。29名議員和多數黨的兩名部長被軟禁在住宅里[31]。食物價格問題暫時還沒有談到，但是山嶽黨已經達到它當前的目的了。 吉倫德黨議員被驅除，和巴士底被占領及圖伊勒里宮被圍攻一樣，主要是通過有組織的軍隊進行的軍事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自然不能希望從警察的報告中看到暴動者的面貌[32]；而且，我們在這方面也沒有勝利者和死傷者的名單作為線索。不過，關於各區為了這次事件而特別徵召和武裝起來的那些隊伍的人數和組成的情況，我們從各區和巴黎省公安委員會[33]的通信中得到了一些印象；這些信件是關於因參加民兵以致失掉工作的那些人請求發給補償費問題的討論。例如，我們知道31個區送上來的要求發給補償費的數字為114 291里弗[34]，還有兩個區另行申請[35]，在這些區裡邊，以下各區所召集起來的無套褲黨的隊伍人數最多： 蒙特婁區　　　2946人　　聖母山區　　1438人 盲人收容院區　2039人　　崩孔賽耳區　1400人 紅十字會區　　1458人　　傷兵院區　　1358人 格拉維葉區　　1457人　　玻賓庫爾區　970人 在總數22 000多名的申請人中，聖安東郊區差不多就占6000名，實際上居於首位，而聖馬瑟勒郊區——天文台區的申請者為907名，菲尼斯太勒區為660名——似乎起的作用比較小。但是在這方面無須深究，因為這些統計數字缺陷很大[36]。誠然，通過它們我們可以大致估計出各區募集的無套褲黨人的數目；但我們無法知道他們在全部武裝人員中占多大的比例。 我們固然有理由肯定以上列舉的數字指的都是無套褲黨人——雖然不一定就能肯定他們分別屬於哪些分遣隊，但我們不能分清哪些是作坊老闆，哪些是幫工或工資勞動者，也不能分清哪些是城市貧民，哪些是店主和獨立的工匠。不錯，在少數情況下，我們看到了這種區別：在新橋區13個申請者名單中，在工匠和店主中間發現了一個菸草工和一個店員；我們看到，在傷兵院區第五連中，有一個農場主（作為一個巴黎人這是很少見的職業！）為他自己和他的兩名助手安排了一個輪流服軍役的日程表[37]。此外，在團結區所召集的武裝力量中，至少也有相當數目的幫工，因為5月31日黎明它曾經決定所有作坊一律停工，並命令「全體工人」分別向他們所屬各連報到；不過，這裡面自然也包括小僱主和普通工人[38]。 然而，亨利·卡爾弗認為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各區武裝公民中無產階級所占的比例[39]。他的論點是根據下列假設：要求工作損失賠償的申請者一定是手頭無錢的人，因而也就是無產階級。中央革命委員會在國民大會中提出這項計劃的用意，無疑是每日40蘇只發給那些如果不發，參加革命就會給他們帶來困難的人[40]；並且，公社在要求各區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提出名單的時候，強調只限於確實需要補助的那些人[41]。有些區嚴格遵守了這項指示[42]，但有些區——由於種種原因——竟沒有這樣做；我們發現這些區統計的名單中不僅有「貧窮的義勇軍」「不太寬裕的公民」或者「每天做工的公民」，而且還有店主和僱主——包括傷兵院區的農場主葛勒，甚至不加區分地開出整連的名單[43]。 在這同時，食品和物價問題仍然存在。5月到6月的革命並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物價的上升與指券價值的盤旋下降和從前一樣在繼續。6月，指券降低到票面價值的36%，8月又跌到22%[44]。從革命初期以來，熟練幫工的工資可能增加了一倍，可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卻超過了這個數目——在6月和9月之間，上漲的速度越來越快，下面的比較數字可以說明： 這張價目表所不能顯示出來的是引起群眾突然爆發出憤怒的物價陡漲。六月革命剛過一星期，就有對雜貨商和肉商再發動一次總攻擊的風聲。幾天以後，麵包房門前又排上隊；甚至警察局密探也說有必要對富有的店主和批發商的貪得無厭加以制裁：「廣大群眾才是唯一應該從革命當中獲得利益的階級。」[45]6月25日和28日之間發生了肥皂騷動：這類事件之一是，在25日，聖拉扎爾街的群眾截住了一輛載有10箱肥皂的大車，按20蘇一磅的價格在街上出售肥皂，警察只有站在一旁看著，無力進行干涉[46]。同一天，雅各·盧代表哥德利埃俱樂部向國民大會呈遞一份請願書，攻擊山嶽黨不能讓窮人吃飽飯，因此在國民大會中被哄下台來。雖然麵包缺乏情況在7月間稍稍穩定了一些，但8月和9月又繼續發生：這幾個月里，在因破壞公共秩序而被捕的各類人中，我們發現有若干由於辱罵國民自衛軍或在麵包房鬧事而被拘押的工資勞動者和小店主[47]。 9月4日和5日的「暴動」接續發生，巴黎公社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將其置於卵翼之下[48]。早晨5點，「暴動」開始於市政廳北邊的大教堂區和聖阿瓦區，工人們是從工場和建築工地被招呼出來的。同時，另一起示威遊行似乎發生在陸軍部附近的林蔭大道，艾貝爾的一個助理——萬森的辦公處就設在那裡。示威者一面高呼著要麵包，一面向格累夫廣場前進[49]。公社的領導人艾貝爾和碩默特最初想用一套動聽的言辭把他們騙走；但在艾貝爾的提議下，大家同意他們可以在第二天上午11點重新集合，到國民大會去，要求對囤積者和政治嫌疑犯採取嚴厲措施；雅各賓派也答應參加。當天下午，公社命令所有作坊於第二天停工，以便老闆們和幫工們都能參加遊行示威。但是，假設我們因此就和丹尼爾·古林一樣認為9月4日的「暴動」主要是工人階級的事情[50]，那我們應當注意到，公社在同一次會議里還下令集合一部分軍隊來驅散為麵包和增加工資而遊行示威的建築工人[51]。 雖然4日最初騷動的主要動因是物價和物資供應問題，可是在5日示威遊行時發表的許多演講中，它們似乎又一次被輕易地忘掉了。不過卻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決定： 各區一星期內只能開會兩次，貧窮的無套褲黨人每次到會可以領40蘇的補助金；要拘捕嫌疑犯；要把拖延已久的「革命軍」建立起來，這支軍隊作為恐怖時期的有力工具，要保證巴黎附近鄉村對這個城市充分供應食糧和肉類。但是，當前的問題仍然存在，危機一直沒有平靜下來[52]。國民大會在試行了並且討論了各種其他辦法之後，終於在群眾壓力下屈服，於9月29日通過了有名的普遍實行最高限價的法律，限制大批生活必需品以及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服役的價格[53]。 因此而產生的新問題是將來的事情。就目前說，店主、師傅和幫工們都熱烈歡迎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最高限價。一個內政部的密探這樣寫道：「人民都歡迎國民大會關於重要生活必需品限價的法令。」[54]雅各賓派和無套褲黨的聯盟似乎很順利，至少在巴黎，這種聯盟是共和國第二年建立革命政府的基礎。 * * * [1] 然而，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以前，住在由別人供應家具的房屋以及公寓中的工人和其他人似乎還不能參加選舉（國家檔案館文件：F7* 2520，對開本第53頁）。婦女和家庭僕役當然仍然沒有選舉權。 [2] 弗·布萊希：《1792年8月10日的公社》（La Commune du 10 août 1792），第267頁；湯普遜：《法國革命》，第297—298頁。 [3] 圖埃特伊：《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第8卷，第395期。 [4] 斯·埃·哈里斯：《指券》（S.E.Harris，The Assignats ），1930年哈佛大學版，第102頁。 [5] 關於詳細記載（主要是根據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中巴黎各區的警察報告），參看喬冶·魯德：《1793年2月25、26日的騷動》（「Les Émeutes des 25.26 février 1793」），載《法國革命史年鑑》，第130期，1953年，第33—57頁。 [6] 亞·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第145—146頁。 [7] 不幸的是，這三個區屬於在整個騷動時期沒有保存下任何審訊記錄的30個區之列。但是，從警察局和監獄登記處以及警局督察處的一般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中14個區的一些情況。 [8] 參看1793年2月27日巴黎公社給國民大會的報告：「騷亂突然猛烈地爆發了；從發生騷亂的中心以閃電一樣的速度蔓延到本市各邊緣地區。財產遭到了侵犯。」（國家檔案館文件：C 247，第360號，對開本第36頁）。 [9]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05，對開本第265頁。 [10]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59，對開本第92—94頁；153，對開本第78—81頁。 [11]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20，對開本第240—241頁。 [12] 有證據表明被捕的人數實際上要多得多；但是有關文獻（和市政廳以前保管的大量其他資料一樣）一定是在1871年大火中焚毀了。 [13] 我們在1775年的糧食騷動中也看到了同樣的情況，當時，許多小農利用「群眾平價」的機會，以只有市價五分之二左右的低價從較富裕的「農戶」手中購買便宜麥子。 [14] 《高等法院檔案》（Archives parlementaires ）（第1集），1789年至1799年、1868年至1914年巴黎版，80卷本，第59卷，第272—274頁。 [15] 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第139—161頁。 [16] 國家檔案館文件：AFⅣ 1470。 [17] 皮·卡隆：《恐怖時代的巴黎》（Paris pendant la Terreur ），第1卷，第9頁，注1。從此以後，麵包價格一直到1795年冬天都不再成為問題（參看後文第十章）。 [18] 國家檔案館文件：AFⅣ 1470（關於1793年3月1、4、7、18日的報告）。 [19] 國家檔案館文件：AFⅣ 1470（4月4日，4月5—8日，4月15—16日，5月2—3日，5月14日的報告）。 [20] 《高等法院檔案》，第64卷，第56—57頁。 [21] 勒菲富爾：《法國大革命》，第340頁。 [22] 國家檔案館文件：AFⅣ 1470（3月11—16日和4月16日的報告）。 [23] 勒菲富爾：《法國大革命》，第333頁。 [24] 布舍和盧：《法國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第25卷，第294頁。 [25] 《箴言報》（Moniteur ）（重印），第16期，第100頁。 [26] 關於詳盡的敘述（但稍有偏頗）可參看普·聖克累勒·德維厄：《共和國第二年的公社》（P.Sainte-Claire Deville，La Commune de l』an Ⅱ），1946年巴黎版，第42—76頁。 [27] 國家檔案館文件：AFⅣ 1470（4月到5月的報告）F7 36883，第2號卷。 [28] 國家檔案館文件：AFⅣ 1470（4月到5月的報告）F7 36883，第2號卷。 [29] 阿·希米特：《法國革命年表》（A.Schmidt，Tableaux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67年至1871年萊比錫版，4卷本，第1卷，第330頁。 [30] 國家檔案館文件：BB3 80，第16號卷。 [31] 勒菲富爾：《法國大革命》，第341—342頁；聖克累勒·德維厄：《共和國第二年的公社》，第77—97頁。 [32] 然而警察們當時正在注意帶刀或帶手槍的婦女，人們懷疑她們當時正埋伏著以伺機襲擊毫不疑心的右派議員。人們猜想她們這樣做是出於克累勒·拉剛布的「婦女革命會」的鼓勵。從兩名勞動婦女——一名是5月31日在雅各賓俱樂部附近被捕的，另一名於6月2日在圖伊勒里宮外被捕——的審訊上，我們知道這樣一些情況（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90，對開本第562—563頁；138，對開本第476頁）。 [33] 這是起義以後已經清洗了華爾勒和他的黨羽的前中央革命委員會的新名稱。 [34] 國家檔案館文件：BB3 80，第7號卷。 [35] 崩孔賽耳區的一份個別的通知聲稱，6月2日該區曾有1400名男子武裝起來（國家檔案館文件：BB3 80，第11號卷）：新崩納區為了供應「武裝弟兄」，在6月1日曾從11家麵包房徵集了490個4磅重麵包，6月2日從4家麵包房徵集了213個（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77，對開本第45頁）；該區堅持曾經送上清單，但委員會可能把它弄丟了（國家檔案館文件：BB3 80，第7號卷）。蒙特婁區關於供應食品給本區「貧窮的義勇隊」有更詳細的清單：我們發現，他們在6月2 日徵集了56個4磅重麵包、44.5磅臘腸、30磅乳餅等，共值542里弗8蘇（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173，對開本第92—93頁）。 [36] 例如，除去沒有呈送統計數的15區而外，偉人祠區只送上33個連中20個連的統計，博物院區承認只報告了一部分統計數字（國家檔案館文件：F7* 2520，對開本第52、54頁；BB3 80，第7號卷）。 [37] 這位農場主安排他自己出勤一次，他的兩個工人出勤共4次（同上）。 [38]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2507，對開本第22頁。 [39] 亭·卡爾弗：《各區參加1793年5月31日—6月1日—6月2日運動的情況》（H.Calvet，「La Participation des sections au mouvement du 31 mai-1er-2 juin 1793」），載《法國革命史年鑑》，第5卷（1928年），第366—369頁。 [40] 「凡是無法犧牲工作日來為共和國服務的工人，每人每天發給40蘇津貼」等規定（國家檔案館文件：BB3 80，第16號卷）。 [41] 「把所有入伍而需要幫助的人造出名冊」（國家檔案館文件：F7* 2517，對開本第14頁）。 [42] 參考糧食市場區、蒙特婁區和人權區的統計名單（國家檔案館文件：BB3 80，第5號和7號卷；F* 2497，對開本第29頁）。 [43] 參考偉人祠區、新橋區和博物院區的統計名單（國家檔案館文件：F7* 2520，對開本第52、54頁；BB3 80，第7號卷）。後一區的說法是，「雖然不一定每個人都能得到津貼，但卻沒有一個人不希望得到一份。」 [44] 哈里斯：《指券》，第166—176頁。 [45] 國家檔案館文件：AFⅣ1470（6月7—10日、14日、16—17日、25日、27—29日的報告）。 [46]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26，對開本第329—330頁。再參看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第226—227頁。 [47]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b 327（阜爾斯監獄登記簿），第367—375頁。 [48] 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第322頁以下。埃·索羅：《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中的工人》，載《法國革命史年鑑》，第14卷（1937年），第436—447頁。 [49] 這天，在麵包房門口曾逮捕了若干人（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39，對開本第134頁；139，對開本第96頁；208，對開本第143頁）。 [50] 德·古林：《共和國第一年的階級鬥爭》（D.Guérin，La Lutte de classes sous la le République ），1946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130頁。 [51] 《箴言報》（重印），第17卷，第577—578頁。 [52] 參看國民自衛軍和警局密探9月份的報告，國家檔案館文件：AFⅣ 1470；F7 36883，第1號卷；卡隆：《恐怖時代的巴黎》，第1卷，第56—210頁。 [53] 《箴言報》（重印），第17卷，第775—776頁。 [54] 卡隆：《恐怖時代的巴黎》，第1卷，第2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