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 第七章 王政的傾覆

國王逃往瓦雷訥所引起的直接後果，雖然由於議會的寬容原諒和把全國團結在1791年憲法周圍的企圖而被掩蓋過去，但卻有其深遠的影響。8月，維也納和柏林的宮廷在法國流亡者的慫恿下，發表了旨在糾合歐洲列強反對法國革命的庇爾尼茨聯合聲明。這個聲明雖然並不包括立即進行武裝干涉，卻使國內外的反革命勢力有了一個綱領，從而促成了他們的聯合；另一方面，也給議會中聚集在布里索和吉倫德省代表周圍的新左派提供了必要的藉口，以號召全國發動向歐洲各君主進攻的十字軍。他們的鼓動，加上內部經濟困難的影響，得到了巴黎各區義勇兵的熱烈響應；當戰爭於1792年4月爆發時，獲得了絕大多數民主政治派（羅伯斯庇爾最初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和巴黎「賤民」們的支持。軍事上的失利，通貨膨脹的影響以及人們日益相信宮廷方面在「奧地利黨」的指引下，正在利用戰爭誘入敵人，用武力來摧毀革命，這一切都進一步刺激了這種革命情緒的高漲。正是由於這些因素的結合，所以在1792年的春季和夏季，群眾運動幾乎一直處於不斷的興奮狀態中，最後帶來了王政在8月里的傾覆和巴黎各監獄在9月里所進行的大屠殺[1]。 像1789年一樣，最初把「賤民」吸引到活動中來的仍是經濟危機；但是，這一次引起物價上漲和惹起群眾騷動的，不是小麥或麵粉的缺乏而是通貨膨脹。當時的戰爭加劇了這個過程；不過，早在戰爭爆發以前，指券[2]的價值已經開始下落，而法國里弗的外匯率在國外也開始猛跌。1791年6月，法國里弗在倫敦的售價為票面價值的70%，1792年3月已經下降到50%；在巴黎，1791年11月，指券的售價為票面價值的82%，到1792年1月跌到63%，6月跌到57%[3]。但是，首都重新爆發騷動的更為直接的原因是由於食糖和某些其他殖民地產品的缺乏，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場主和土著居民之間發生了內戰。在1月，食糖價格幾天之內就從每磅22～25蘇漲到3里弗或3里弗半[4]；於是在聖安東、聖馬瑟勒和丹尼郊區，以及格拉維葉和博堡中心區發生了騷動。騷動者相信——他們確實有幾分理由——食糖缺乏的真正原因是商人囤積，殖民地的動亂只是一個藉口而不是原因，他們闖入一些大批發商和推銷商的店鋪與貨棧里，要求按以前每磅20、22、24或26蘇的價格出售食糖；同時，在某些地區，把要求的範圍擴大到包括麵包、肉類、酒以及別的商品在內[5]。這是1775年騷動以來，首都第一次大規模「群眾平價」運動。 巴黎各區1月份和2月份的警察報告說明了這些事件的某些真相。我們知道，1月20日在博堡區大約有12名婦女——「是女商販的樣子，穿戴還整齊」——闖進聖默里教堂街的一個批發商孔馬爾·塞尼奧爾的鋪子裡，拿出一張上面記著某些批發商和推銷商姓名的名單來，名單上就是被認為要特別為食糖和咖啡的漲價負責的人。她們聲言，唯一的挽救辦法就是搶劫和燒毀這些人的鋪子。但是當孔馬爾太太機智地拿出錢來行賄時，她們卻把這些錢看作對於為「公眾利益」服務受到的時間損失的賠償而欣然予以接受，並安靜地走開了[6]。三天以後，群眾聚集到離聖安東郊區街不遠的聖馬格里特街的一個雜貨商貝野的鋪子裡，強迫他按25蘇一磅的價格賣給他們食糖；他們向蒙特婁區的警務委員杜蒙解釋說， 糖的突然漲價使他們必須採取這樣一種措施來降低價格並懲罰壟斷商。 與此同時，這一區的五六個雜貨商都曾經同樣被迫減價出售食糖，直到警察和國民自衛軍來到現場，驅散了各鋪子裡的群眾，並逮捕了一些人[7]。 另一次騷動浪潮爆發在2月14日早晨，聖安東郊區的警察和憲兵最初就陷於寡不敵眾的狀態——「全郊區都發生了騷亂」——僅聖安東郊區大街就有20家以上的雜貨鋪有被襲擊的危險，其中有若干家在秩序恢復以前被迫以每磅20蘇的價格出售食糖。夜間，向里昂運輸貨物的車輛在經過這一區的時候被群眾截住，市政當局只有請求國民自衛軍勉為其難地來保護商人的財產[8]。 同時，一種更具有爆炸性的形勢已經在聖馬瑟勒郊區發展起來了。戈布蘭區的兩個染坊主，奧日和蒙訥里，預料到食糖售價一定會日趨上漲，從上一年的11月以來就一直大量囤積——據說他們囤積的食糖有8萬磅——堆放在聖希波里特街的一座貨棧里。1月，有一次抗議示威很容易地被驅散了；但是當2月14日，謠傳這批存貨將分散放在全巴黎各處時，事情就變得嚴重了。那天一清早，群眾就聚集起來，截住了在武裝護送下離開貨棧的第一批裝載著食糖的貨車，然後就在街上以每磅25蘇或30蘇的價格出售[9]。第二天，接著發生了多次企圖闖入貨棧的行動，貨棧由一支當地國民自衛軍不怎麼心甘情願地守衛著。包括洗衣婦在內的婦女們敲響了聖馬瑟勒教堂的警鐘。結果反而促使市政當局採取了行動。新當選為巴黎市長的佩迪昂帶著大批武裝部隊到場，肅清了街道並逮捕了若干人。關於這些被捕者和騷動時期其他被捕者的詳細狀況，都可以在警察檔案中查到：1月里送到貢西爾日裡監獄的14個人，大部分是市中心各區的工匠、幫工和體力勞動者；在2月，有5個人——其中3個或4個是婦女——因為參加了聖馬瑟勒郊區事件被送進了貢西爾日裡監獄[10]。這些犯人很容易得到當地人的同情，2月26日呈給立法議會的一份要求釋放他們的請願書有150個當地公民簽名，其中有兩個人是教士[11]。 在接著發生的聲勢浩大的群眾示威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的，仍是屬於這兩個郊區的公民。這次示威於當年的6月20日發生在圖伊勒里宮。表面看來，這純粹是一個政治事件——它的目的是迫使國王答應巴黎各區和雅各賓俱樂部的要求——不過，情況很可能是：對於日益增長的經濟困難所感到的憤懣使示威群眾的人數大為增加，他們藉此機會，在王宮中威脅地列隊走過路易十六的眼前。不過，這只是一種猜測。還有其他更實際的不滿和不安的原因：軍事上的連續失利；國王拒絕批准對不肯宣誓的教士進行放逐的法律；以及現在「愛國派」（吉倫德黨）部長們又於6月13日被免職（國王當初曾經被迫十分不情願地把他們包括在杜木里厄的戰時內閣中）。上述最後一項行為給6月20日的示威提供了藉口。16日，佩迪昂接到一份申請書，簽名的是戈布蘭區的少數公民，但是用意在於代表聖馬瑟勒和聖安東兩個郊區的集體願望，要求在20日，即1789年的網球場宣誓紀念日，允許這兩個郊區的公民武裝列隊遊行以種植一棵自由之樹，並向議會和國王呈遞請願書[12]。接到佩迪昂轉來的這封請願書的巴黎市政當局和巴黎省政府都不願意支持武裝的示威遊行；但這裡已有先例：不到三星期前，聖馬瑟勒區的兩千居民，就曾攜帶著矛、乾草叉和槍炮等各種武器在議會前遊行[13]。佩迪昂本人是一個吉倫德黨分子，他想兩面討好：表面上，他勸告組織者放棄武裝示威遊行的想法，同時卻關心怎樣才不至於在這兩個區里失去人望。所以，他提出了一項折中的建議，允許兩個郊區的國民自衛軍在連隊指揮官的率領下武裝遊行——不過不能在國王面前這樣做；對於他們攜帶武器的權利應當讓步，因為指揮官們曾經表示過這樣的顧慮，那就是如果不帶武器遊行，他們很可能落入圈套[14]。正如所料，巴黎省政府斷然駁斥了這個建議；但這時已經太遲了，至少是戈布蘭區對此滿不在意。早晨5點鐘，武裝起來的號召響遍了聖馬瑟勒郊區。沿著醫院大道，從莫弗塔街的轉角處起，成群的形形色色的公民聚集在一起，其中有國民自衛軍的成員，也有其他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按照佩迪昂自己的敘述，這些人里有「傷病兵、國民自衛軍、拿短槍的人、沒有武裝起來的人、婦女、兒童等」[15]。 查理-阿列克賽·亞歷山大，是在這一天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戈布蘭營的指揮官，他受他那一區的指示，要和桑代爾指揮的聖安東郊區的隊伍會師。因此他帶領自己的隊伍越過圖內累橋和瑪麗橋，穿過聖路易島和桑代爾在聖安東大街匯合到一起。這支聯合的隊伍在桑代爾的指揮下從這裡前進，順利無阻地通過韋勒里街、倫巴底街、聖端諾累街到達萬多姆廣場，起事者在此停下來等待議會表示意見。他們被邀請遞入他們的請願書，並在代表們面前武裝列隊走過[16]。 這天下午和傍晚發生在圖伊勒里宮的更為熱鬧的場面，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17]。事情的經過似乎是這樣的：王宮的一座側門不知道為什麼竟沒有上鎖，於是以聖安東郊區的公民為前導的示威群眾就從這個缺口湧進了王宮內部[18]。這樣，一直到晚上8時或10時，男女群眾的示威隊伍一刻不停地從國王面前走過。戴著自由帽的國王這時不得不傾聽群眾永無休止地反覆呼喊的各種口號：「取消否決權！」「召回愛國的部長！」裡邊大概還摻雜著更粗野、更有挑戰性的詞句，如「昏庸的路易」，「暴君顫抖吧！我們就是無套褲黨」，等等[19]。佩迪昂胸前佩滿市政機關的勳章趕到了，並且作了講演；最後示威群眾雖然沒有得到什麼革除時弊的諾言，卻和平地散去了。 我們對於6月20日的起事者沒有確切的了解。由於缺乏警察局報告和國民自衛軍的花名冊，要想獲得一些關於他們的印象，我們不得不依靠最一般性的敘述。巴黎省政府兩星期後停止了佩迪昂的職務，並且，無疑是為了說明它這樣做是正當的，所以把那些沒有組織在國民自衛軍里的人說成是這樣： 絕大多數是些面生的流浪漢，業已在各方面公開背叛的人……正如事實所表明的那樣，其中還有慣匪和殺人犯……混雜著婦女和兒童。[20] 但是這段描寫，除去十分明顯地帶著別有用心的目的以外，並沒有比我們以前所看到的佩迪昂自己關於這些人的敘述——「拿短槍的人、沒有武裝起來的人、婦女和兒童」——使我們對其有更多的了解[21]。然而，根據其他記載看來，在示威遊行中起主要推動作用的似乎是小店主、作坊老闆、郊區的手工業者，他們得到了幫工和勞動婦女的大力支持。例如，在聖安東郊區，店鋪和作坊繼續停業幾乎有一星期[22]；在聖馬瑟勒郊區，根據亞歷山大的詳細敘述，我們明顯看出，主要的推動力來自組織在國民自衛軍中的積極公民，那時候大多數工資勞動者和小有產者是不能加入國民自衛軍的。同時，亞歷山大記載了一件小事，這件小事既顯示了這個郊區的勞動婦女對於事件的積極關心，同時也為以前的2月雜貨騷動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聯繫：當局因為亞歷山大本人和示威遊行有牽連而下令拘捕他，但是持拘票的公差幾乎受到私刑，而亞歷山大由於一些婦女的援救竟得免於被捕。這些婦女正是他在幾個月以前為了保護奧日和蒙訥里的財產而曾經和她們作過對的[23]。 在回顧時，把8月10日事件（在這一天，圖伊勒里宮被武裝攻占，國王被停止行使權力）說成是6月里王政威風掃地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當然非常簡單省事。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說法也很正確，因為反王室的騷動在郊區繼續發生，並且在7月這一個月里，不僅在本地得勢而且擴展到其他各區域：到7月末，巴黎已經有47個區宣布贊成國王退位。除此而外，雖然路易十六表現了個人的勇敢，但王位的尊嚴已經受到嚴重的損害；將在進攻圖伊勒里宮中起主要作用的各地結盟軍也已經應召到達首都；此外，甚至更重要的是，一小群堅決的共和主義者早就決定要在6月20日小試鋒芒之後，於有利時機到來時，給王政以決定性的最後打擊。從美洲人富尼葉的回憶錄來看，這些都是很清楚的。富尼葉受命和7月29日到達的馬賽結盟軍領袖在瘋人院協商的時候，告訴他們說： 6月20日發動了大規模的初步進攻之後，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這個計劃的實質就是逮捕那名為國王的獨夫和王室，並把陰謀造成法國人民全部損失和奴役法國人民的那些罪惡分子和匪徒逐出王宮。[24] 但是，這樣描繪出來的圖景並不完整。一則，雖然各區反對王政的騷動是一個經常的因素，但是，騷動領導人的目的和組成卻不是這樣。威脅國王離職是吉倫德黨發動的；羅伯斯庇爾和其他山嶽黨（非吉倫德黨的雅各賓派開始被這樣稱呼）的最高領袖在6月20日的事件中並沒有起任何作用。在7月14日結盟節那天，佩迪昂仍然被看作當時的英雄；只有在7月中旬以後，當吉倫德黨懾於他們自己的行動所引起的社會影響而退縮為王政的保衛者時，山嶽黨才把運動的領導權抓過來；但是，即使到7月末，羅伯斯庇爾還強調說，王政的將來，和整個憲法的將來一樣，要取決於群眾選舉出來的國民大會而不是取決於武裝暴動[25]。再則，王室手裡仍然有很多張重要的王牌：各省責難6月20日對國王個人進行侮辱的決議大批湧來；在巴黎，作為抗議的請願書很快就收集到了兩萬個「積極」公民的簽名；國民自衛軍總司令和幾個師的指揮官（包括聖馬瑟勒郊區的指揮官）公然表示他們是國王的人；當拉斐德在6月28日提議採取積極措施來驅除民主派時，竟受到立法議會的歡迎，他打算動員一大部分巴黎國民自衛軍對雅各賓派發動一次武裝政變，而這之所以功敗垂成是因為王后以她那特有的愚蠢拒絕了他的幫助[26]。但是，甚至在拉斐德失敗和回到部隊上以後，主動權還仍然常常在保王派手裡。佩迪昂在7月初被停職（雖然，必須承認，他一星期後又復了職）；西部各區的青年人志願擔任圖伊勒里宮的保衛工作，以表示他們支持王室的某種決心；幾營「保王派」的國民自衛軍甚至覺著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襲擊圖伊勒里公園的和平群眾[27]；在此同時，盛傳即將對「愛國派」進行討伐，而揭露保王派「密謀叛國」的告發書像潮水一般湧入巴黎公社和警察局[28]。 「愛國派」，甚至或多或少置身於事外的中立派，都把這些事情看得很嚴重，亞歷山大關於這一時期的回憶錄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亞歷山大本人雖然是一個保王派，是6月20日事件的一個冷淡的——即使不是冷淡，也是非心甘情願的——參加者，但由於害怕他認為即將發生的反革命政變，所以變成了8月10日起事的積極支持者[29]。8月1日的布倫斯威克宣言自然更使人們感覺到這種恐懼是真正有根據的，這項宣言威脅巴黎各區和國民自衛軍說，如果他們敢於拿起武器抵抗軍隊，就要被就地正法。所以，從這個意義說來，八月革命絕對不是一個前前後後都想好並按照計劃來執行的一套行動的必然結果，而是一種防止真正的和想像的危險的自衛行動[30]。 然而，到7月的最後一周，一個或多或少決定了的行動計劃已經形成；8月10日的爆發是一系列不成熟的發難的高潮。7月26日夜間，巡行聖安東郊區的蒙特婁區的結盟軍發出了武裝起來的號召；工人們在聖馬格里特教堂敲起警鐘；桑代爾從床上被拖起來；各作坊在第二天一直停工[31]。30日，議會通過允許「消極」公民參加國民自衛軍的法令，這就給運動和它的成功增加了動力。7月30日[32]，8月1日和5日[33]有更多的不成熟的發難或關於這些發難的謠言。8月6日，巴黎人和結盟軍在馬爾斯教場舉行盛大集會要求路易十六退位[34]。聖安東郊區從7月中旬以來一直就是各區運動的領導者，這時它警告議會到9日必須廢黜國王或停止其職權，否則各區將採取武裝行動。 當天夜間，警鐘響起來了。48區的「通信」委員會共同組成了一個新的革命的公社，把佩迪昂軟禁在他的屋子裡，同時，國民自衛軍武裝隊伍開向圖伊勒里宮。 雖然最後結局是不容懷疑的，但守衛者仍有可能進行更堅定的抵抗。守衛王宮的是900名瑞士兵，200名到300名聖路易騎士和2000名國民自衛軍——他們後來全部投向進攻的隊伍。圍攻者集結的力量要大得多：到9點，在開始進攻前，他們可能已經有了20 000人，其中包括400名馬賽人和來自布列斯特、盧昂以及其他城市的較小的隊伍[35]。在槍響之前，侍奉國王的巴黎省檢察官洛德萊勸國王偕全家到附近正在開會的議會去避難，這樣也許可能避免流血，並由議員們找出一個解決方法而不必經過武裝叛變的強迫命令。守衛者被國王丟棄之後，只有瑞士兵和一小撮金融界的擲彈兵準備抵抗。馬賽人上前和防衛者表示親近，但卻遭到瑞士兵的開槍掃射。正如在巴士底一樣，譴責背信棄義的喊聲響起來了。猛烈的進攻開始了。在王宮被摧毀之前，國王傳令停火；但是這並沒有挽救瑞士兵被成批地屠殺，他們一共被殺死了600人，其中有60名被武裝押往市政廳，經過設在那裡的革命公社下令或默許而被殺死。進攻者這方面大約有90名結盟軍和差不多300名巴黎各區的人戰死或負傷[36]；後一部分人中間有3名婦女，其中一個叫路易絲-瑞訥·奧都，來自圖書館區，是10月5日事件中的老戰士[37]。 在描寫參加進攻圖伊勒里宮的結盟軍和巴黎各區居民時，敵視革命的見證人和歷史學家特別濫用了許多可怕的形容詞。他們被圖爾澤耳夫人稱為「武裝匪徒」，被比戈德·聖克羅瓦寫成為「造反的匪黨」，在泰訥的筆下成了「差不多全是最下流的人，操賤業的平民」，在珀耳提爾的筆下是「一群被拋棄的柏伯爾人、馬耳他人、義大利人、熱那亞人、皮蒙特人」[38]。就這些描寫意在說明所描寫的這些人的職業、社會出身，或者甚至國籍而言，我們可以參考巴黎各區送來的死傷者名單和以後被國民大會認為有資格由本人或其家屬領取恤金的名單，來對證這些描寫是否可靠[39]。 結盟軍的死傷者在有記錄可查的全部傷亡數字中大概不足四分之一[40]，我們在這裡不打算對他們進行詳細的社會分析。我們只要指出下面的情況就夠了：在這些名單上所見到的那些人的姓名都是典型的法國發音，而標明他們是義大利人或其他外國人，無疑是意在製造偏見。在300多名巴黎市民中[41]，有120人註明了職業[42]；這就是我們估量當時參加者的職業和社會地位所必須依據的藍本。在這120人中間，有95人來自首都50種小商業和小手工業，不是店主、小商販和製造商、作坊老闆、工匠，就是幫工[43]。他們中間只有2名資產階級和3名可以叫作專門職業者的人：1名建築師、1名外科醫生和1名繪圖師。其餘的是小職員（2）、音樂師（2）、家庭僕役（9）、碼頭工人、體力勞動者和馬車夫（7）、玻璃工人（2）。考慮到幾天以前「消極」公民還一直被排除於國民自衛軍之外，他們當中工資勞動者之多是驚人的：一共有33個幫工和18個其他工人。但是，即使如此，他們仍然遠不足全部人數的一半[44]。那麼總體來說，他們是典型的無套褲黨，夾雜著少數比較富裕的公民；但是他們絕不是「最下流的人」，如抱有成見的泰訥想要使我們相信的那樣。 從下面的意義說來，他們也是典型的：他們幾乎來自首都各區，因為除去四個區以外，首都各區在名單上全見到了——例外的四個區是西邊的魯列區、馬萊舊貴族區中心的羅亞爾廣場區、兩個島區，後者也就是亨利四世區（現已改名為新橋區）和聖路易島區（友愛區）。這一次，聖安東郊區又以它的傳統地位出現：僅盲人收容院區就有不下於8名死亡者和50名負傷者；其次是蒙特婁區（死傷共18名），菲尼斯太勒區（19）和天文台區（18）——最後兩個區屬於聖馬瑟勒郊區。兩個郊區合計約占死傷總數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在這些枯燥的統計數字的後面，隱藏著許多個人英勇犧牲的故事，隱藏著許多在焦急的期待、恐怖和艱難困苦中度過的日子。已故的日·姆·湯普遜就曾記述過卡米累·德姆連的妻子露西，當人們在8月9日夜間進攻圖伊勒里宮的時候，在哥德利埃區的一個公寓裡，焦急而憂慮地等待著戰鬥的結果[45]。但是德姆連是一個社會上有名的新聞記者，他個人固然可能遭到生命危險[46]，他的家庭卻不至陷於經濟困難的境地。如我們所看到的占進攻者大多數的小商販、工匠、幫工和體力勞動者，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對於他們和他們的家庭來說，如果他們受傷或者殘廢歸來，就是那一夜的進攻得到了勝利的結局，也一定會給他們帶來困難和痛苦；如果他們戰死，在當局可能決定給寡婦孤兒一筆恤金之前，也要等候一段漫長的歲月。例如，聖安東郊區大街254號的一個50歲的網紗工皮埃爾·杜蒙，被他那一區——盲人收容院區列入了1792年10月殘廢者的名單，兩年後因傷致死，他的妻子並沒有領到恤金。安東·洛布瓦，39歲，格雷訥累噴泉區博訥街的一個鑲玻璃師傅，遺留下一個妻子和五個孩子，其中只兩個有領恤金的資格。路易·勒·羅伊，21歲，傷兵院區小聖讓街金匠幫工，拋下了靠他養活的父母、妻子和兩個幼兒。皮埃爾·歐邁特，49歲，大教堂郊區街21號的一個家具匠幫工，在8月10日伴同他的僱主列格羅去攻打圖伊勒里宮：他雖然是一個工資勞動者，卻做了一年八個月的國民自衛軍戰士；他留下了一個寡婦和兩個孤兒。 許多情形表明，那時的當局和今天的一樣，花起公家的錢來很吝嗇，對於申請補償的人往往百般刁難：阿爾西區古特勒里街22號的運水工人路易·沙韋，因為未能按法定手續拿出證明診治性質的醫師證明，他的申請就沒有被批准；玻賓庫爾區的菲利普·布韋同樣被拒絕發給補償金，因為他一年後所患的疝氣病看來不是由於參加8月10日事件所引起的。其他人比較幸運一些，但是補償金的數目比起本人的犧牲來常常是微小的。比如，蒙特婁區的讓·道本通，雖然在圖伊勒里宮負了傷，傷還沒有痊癒就被征入伍，派往前線去了；他養了143天的傷，以後被獎給前線薪俸50里弗和214里弗的恤金。另一個久經鍛煉的戰士，似乎叫亨利·布太，是戈布蘭街87號的珠寶匠，41歲，他的左手曾經在巴士底負傷，事後得到了6個月養傷的假期；他這次在圖伊勒里宮又負了傷，養了兩個半月的傷，得到了112里弗10蘇的補償金。另一個「巴士底攻克者」（在這些名單中，一共有4個這樣的人）就沒有這樣幸運，他是盲人收容院區德利格勒街的碼頭工人，名字叫埃·伯諾瓦，在圖伊勒里宮犧牲了，他長期以來就是一個戰鬥員——1761年至1779年間在正式軍隊中服役，擔任中士，後來退休到聖安東郊區做染工，參加過1789年攻打巴士底的戰鬥[47]。 在攻下圖伊勒里宮之後，緊接著就是到前線去的招募；很多攻打圖伊勒里宮的戰士都是喘息未定，就重新上了火線——這一次是和普魯士人作戰。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過一個這樣的例子。另一個到前線去的是路易·沙萬，他是聖安東郊區特拉韋爾西勒區的一個鎖匠師傅，也是屬於盲人收容院區的，最初，人們傳說他已經戰死在圖伊勒里宮。他的內兄也負了重傷，而在他走後不久，他的一個孩子死了，另一個孩子得了病。他的妻子在這些遭遇之後，心情的苦痛可想而知，她寫了一封詞意悲切而文理欠通的信給公共救濟委員會，請求給她本人和她的家庭以幫助，她寫道： 我的丈夫不得不隨著市民們出發去替祖國報仇雪恥，我回憶起這些日子十分傷心，因為總起來說，我的哥哥（他是孤兒區的，名字叫達莫瓦）也受了傷，幾乎死去，他告訴我，我丈夫已經陣亡。[48] 這一類事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憂慮和痛苦，也許可以幫助我們說明，為什麼巴黎許多公民甚至從圖伊勒里宮發動政變的危險中解脫以後，還繼續處於狂熱的激動狀態中。國王已經被停止行使職權，瑞士兵（國王的最忠實的保衛者）已經被屠殺或囚禁；許多公開的宮廷支持者已經被一網打盡，並且他們家裡私藏的武器或信件也被進行了搜索。但是外國敵人離大門不過才幾百英里遠；監獄裡滿是（人們想的比實際上還要滿）反動的僧侶、革命的政敵，還有一群偽造貨幣犯，人們認為正是他們偽造的指券引起了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這些監犯被認為都是布倫斯威克公爵的黨羽，他們正在一心等候著義勇隊開赴前線，以便從監獄裡衝出，屠殺留在後方的老弱婦孺。這種心理在巴黎各區的戰鬥員——毫無疑問，他們就是屬於攻打圖伊勒里宮的同一類人——中間漸漸滋長起來，終於導致9月初對監犯的可怕屠殺。這決不是一剎那的感情衝動所造成的，或暫時的恐懼所引起的突然爆發。早在8月11日，即圖伊勒里宮陷落的第二天，珀隆和維訥這兩個警官就已經寫信給新任巴黎國民自衛軍總司令的桑代爾，警告他說： 「先生，據報告有人計劃要到巴黎各監獄中搶走所有囚犯，給他們一種迅速的裁決。」[49] 六天以後，佩迪昂寫信給桑代爾說： 有人告訴我……今天夜晚在聖安東和聖馬瑟勒郊區一定會敲起警鐘集合市民，把他們帶到監獄去殺害所有被監禁的人犯[50]。 但是，這一運動並不限於郊區： 同一天，市中心的格拉維葉區和崩索區傳出了類似的威脅[51]；9月2日，凡爾登被普魯士人攻陷的那天，普瓦松尼區議會決定向其他47個區發出決議的抄件，聲明： 為了避免危險，為了提高市民們向國境線出發的愛國熱情，沒有其他任何方法可想，唯有立即裁決在押的為非作歹和陰謀叛亂的人[52]。 當天下午，有一部分犯人被武裝押赴聖日爾曼·代·普雷教堂附近的亞培監獄，剛一到就被正在那兒等候的群眾抓住當場處決了。屠殺擴展到沃吉拉街的加爾美教堂；夜間又擴展到貢西爾日裡監獄、沙特勒監獄和阜爾斯監獄；在阜爾斯監獄，屠殺斷斷續續地一直進行到6日或7日。3日，又在聖維克多街的聖斐曼神學院和貝爾納丹修道院執行死刑，在這裡，一般的罪犯正等待著被送往土倫、布列斯特和羅舍福等地去做划船苦工。這天下午和第二天，收容貧民、流浪漢和瘋子的比塞特勒監獄醫院的犯人們遭到屠殺；作為女賊和娼妓拘留所的薩柏特里埃監獄也有少數死者。只有兩個監獄沒有被觸動——科勒夫街的聖佩拉紀債務人監獄和聖丹尼郊區的聖拉扎爾監獄（現在是婦女監獄）。屠殺到6日或7日停止。以上談到的9座監獄的犯人共2800名，到這時為止，被屠殺的約為1100名至1400名（其中只有37名是婦女）。略多於這個數目——也就是1500或1600名——的犯人被倉促成立的法庭寬恕了，這些法庭中最有名的就是亞培監獄中由馬伊雅主持裁判的那一個。使人驚異的是，這些監犯中只有四分之一是僧侶、貴族或「政治犯」，而大多數都是普通的菜園竊賊、娼妓、偽造犯和流浪漢等[53]。 屠殺正在進行的時候和在以後的幾天內，有些當權的人準備稱讚這些屠殺，說這是必要的群眾審判行為，甚至認為這是其他人可以效仿的榜樣。9月3日以巴黎公社名義發給各省的一個通告（常常是由馬拉執筆）是很有名的，其中說，「全國人民……為了挽救國家，當然渴望採取此種必要的手段」。還有聖馬瑟勒郊區的菲尼斯太勒區議會，它在9月6日向所有48區發出下列號召的時候，也不過是表明了當時巴黎流行的看法而已。[54] 茲特鄭重聲明，人民已經復了仇，對於那些可能逃脫公正報復的陰謀家一定要給以法律制裁。[55] 但是危急的時刻一經成為過去，再也沒有任何黨派會認為這場屠殺是應該的，或者是有功的；而對於挑起或組織這場屠殺——或者甚至對於僅僅是沒能制止這場屠殺——的攻擊卻成了各黨派彼此鬥爭的公認的武器，山嶽黨用它來敗壞吉倫德黨的信譽，而吉倫德黨則用它來給山嶽黨臉上抹黑；同時，保王黨和「溫和派」則無區別地用它來對吉倫德黨和山嶽党進行同樣的攻擊。在熱月羅伯斯庇爾敗亡之後，鬥爭變得更為尖銳，最常見的給雅各賓派加上的形容詞，除了「恐怖主義分子」或「嗜血鬼」之外，就是「九月事件製造者」。要想證明究竟誰是真正的屠殺者是非常困難的。他們的人數很多嗎？他們是少數心狠手辣的狂熱分子嗎？他們在任何意義上能夠代表整個巴黎嗎？不可能得出確切的回答。皮埃爾·卡隆在詳細研究這一事件的過程中，考察了每一件他能夠找到的證據，來確定許多意在列出「九月事件製造者」全部和詳細名單的文件的正確性；他的結論是，絕大多數文件，即使是誠心誠意提供的，也是真偽難辨。除掉目擊者關於到場的結盟軍、國民自衛軍和其他個人的記載以外——這些記載中很多是相當真實的——唯一可靠的證據是共和國第四年（1796年），對於被認為曾經參與1792年屠殺的39個人的司法審訊記錄。雖然由於證據不足，除去三人以外，全被宣告無罪——本來就為數不多的一些例證，這樣一來它的比例就減少到了可笑的程度——這張名單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表明了在當時的人看來，那些屠殺者可能是從哪些人和哪些階級里來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包括小作坊主和工匠、店主以及少數退伍軍人和憲兵；在他們受審判的時候，幾乎每人的年齡都超過了30歲。卡隆從所有這些情況中得出結論說：法布爾·德格蘭丁的說法比大多數說法更近於事實，他於1792年11月5日，在雅各賓俱樂部宣稱，「衝進亞培、奧爾良和凡爾賽各監獄的人就是8月10日的那批人」[56]。 這一插曲本身儘管很令人不快，但是這場屠殺卻是一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事件，因為在義勇軍於9月20日在瓦爾美擊敗布倫斯威克的軍隊並把他們趕出邊境線的幾個星期以前，這場屠殺已經把內部敵人消滅殆盡。這樣，這年秋天宣告成立的共和國，就是建立在最初看來是一個非常牢固的基礎之上——革命已經戰勝了國內外的敵人。 * * * [1] 關於本章的政治背景和事情的主要經過，可參看喬治·勒菲富爾：《法國大革命》，第217—256頁。 [2] 指券原來是作為教堂土地拍賣資金而發行的有息公債，後來漸漸成為革命時期公認的紙幣，並且用於所有的金融交易。 [3] 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第55頁；拉·格·霍特萊：《法國指券的崩潰》（R.G.Hawtrey，「The Collapse of the French Assignats」），載《經濟雜誌》（The Economic Journal ），第28卷（1918年），第111期，第300—314頁。 [4] 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第31頁。 [5] 關於騷動的一般敘述，參看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第36—49頁。關於2月中旬聖馬瑟勒郊區的騷動，參看伊·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賽·亞歷山大關於1791年及1792年革命騷動的回憶片斷》（J.Godechot，「Fragments des mémoires de Charles-Alexis Alexandre sur les journées réivolutionnaires de 1791 et 1792」），載《法國革命史年鑑》，第126期，1952年4月至6月，第148—161頁。 [6] 警察局檔案館文件：Aa 72，對開本第54頁。 [7] 警察局檔案館文件：Aa 173，對開本第39頁。 [8] 警察局檔案館文件：Aa 173，對開本第39頁。 [9] 參閱伊·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賽·亞歷山大關於1791年及1792年革命騷動的回憶片斷》，第148—161頁。 [10]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9（拘捕材料），對開本第103—137，200—204頁。 [11] 國家檔案館文件：D Ⅲ 256（4）。 [12]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477470，對開本第472—600頁（佩迪昂文件）。 [13]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賽·亞歷山大關於1791年及1792年革命騷動的回憶片斷》，第164頁。 [14] 「他們對於不攜帶武裝遊行表示反對和疑慮」（國家檔案館文件：BB 30 17；與1792年6月20日事件有關的資料）。亞歷山大對於這項建議是有功勞的（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賽·亞歷山大關於1791年及1792年革命騷動的回憶片斷》，第171—172頁）。 [15] 國立圖書館，新得法文資料，第2667號，對開本第46—53頁。 [16]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賽·亞歷山大關於1791年及1792年革命騷動的回憶片斷》，第173—175頁。 [17]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447470，對開本第472—600頁。 [18] 圖伊勒里區的警察記錄，在1792年6月20日那一天的記事裡記載著，「業已證實王儲寢宮有好幾扇門被砸壞了，公主的寢宮也有一扇門被砸壞了，而且還砸開了公主屋子裡的兩個箱子。」（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62，對開本第31頁） [19]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賽·亞歷山大關於1791年及1792年革命騷動的回憶片斷》，第176頁。 [20]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477470，對開本第472—600頁。 [21] 其他記載還提到「一個帶著軍刀的市場搬運夫」（國家檔案館文件：BB30 17）和「一個衣衫襤褸的人」（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賽·亞歷山大關於1791年及1792年革命騷動的回憶片斷》，第176頁）；但是，這裡提到的人太少，當然不足以作為依據。比較有啟發性的是某些圖伊勒里宮的侍從的敘述，他們聲稱曾經從示威者當中認出了「奧爾良先生的留有小鬍子的那些人」（國家檔案館文件：F7 4387，第2號卷宗）。 [22]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477470，對開本第472—600頁。 [23]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賽·亞歷山大關於1791年及1792年革命騷動的回憶片斷》，第179頁。 [24] 《美洲人富尼葉的秘密回憶錄》。 [25] 勒菲富爾：《法國大革命》，第246頁。 [26]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賽·亞歷山大關於1791年及1792年革命騷動的回憶片斷》，第177—187頁。 [27]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26，對開本第30頁。 [28]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4387，第2號卷宗。 [29]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賽·亞歷山大關於1791年及1792年革命騷動的回憶片斷》，第187—221頁。參看以下一段：「宮廷派在準備作一次更激烈的鬥爭的同時，一直在進行卑劣的操縱、迫害和誹謗造謠……而反對派則取守勢，但他們的意圖很明顯，即要對宮廷做有力的抵抗」（《查理-阿列克賽·亞歷山大關於1791年及1792年革命騷動的回憶片斷》，第187—188頁）。 [30] 勒菲富爾：《法國大革命》，第247頁。 [31]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20，對開本第63頁。 [32] 根據富尼葉的說法，這一天的計劃由於沒有得到桑代爾和佩迪昂的支持而失敗了。 [33]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477470；《關於8月10日事件的文獻資料》。8月3日，聖安東郊區的建築工人舉行罷工，但是它似乎和8月起事沒有任何關聯（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a 219，對開本第30頁）。 [34] 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10728a（印刷本）。 [35] 關於這些數字以及其他歷史學家和觀察家提供的數字，可參看普·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傾覆》（P.Sagnac，La Chute de la royauté），1902年巴黎版，第277頁以下。 [36] 關於圍攻者的死傷數字，參看亞·圖埃特伊：《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第4卷，第1—21頁；再參看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傾覆》，第300頁以下。 [37] 圖埃特伊：《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第4卷，第4—5頁。 [38] 轉引自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傾覆》，第134—136、181、190、300—302頁。 [39] 國家檔案館文件：F15 3269—3274；F7 4426。 [40] 圖埃特伊記載的376名進攻者傷亡名單中，結盟軍有89名（《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第4卷，第21頁）。 [41] 圖埃特伊的287名巴黎市民的數目看來是估計少了。 [42] 圖埃特伊的名單上只註明了84人的職業（《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第4卷，第24—25頁）。 [43] 他們中間有12名製鞋匠，8名家具匠，6名網紗工，4名假髮匠，4名制帽工，3名木匠，3名鎖匠，3名油漆匠。 [44] 圖埃特伊令人吃驚地把大多數人說成是屬於「工人階級」（《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第4卷，第3頁）。 [45] 日·姆·湯普遜：《法國革命的領導者》（J.M.Thompson，Leaders of 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48年牛津版，第118—121頁。 [46] 馬迪厄懷疑這一點，他寫道：「即使卡米累·德姆連去時拿著槍，他也不是為自己用。」（《八月十日》，1931年巴黎版，第119頁） [47] 國家檔案館文件：F15 3269—3270、3272。 [48] 國家檔案館文件：F15 3274，第1592號，對開本第111頁。 [49]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4622：《關於8月10日事件的文獻資料》，對開本第29頁。 [50] 國家檔案館文件：F7 477470，對開本第603頁。這兩項文件都沒有被卡隆引用。 [51] 圖埃特伊：《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第5卷，第3874號。 [52] 警察局檔案館文件：Aa 266，對開本第203頁。然而，屠殺在這項決議發生影響以前就已經開始了〔皮·卡隆：《九月大屠殺》（P.Caron，Les Massacres de septembre ），第338—339頁〕。 [53] 卡隆：《九月大屠殺》（1935年巴黎版），第3—7、76—102頁。 [54] 關於同時代人對於一直延續到9月底的屠殺的評論，可參看卡隆：《九月大屠殺》，第121—165頁。 [55] 警察局檔案館文件：Aa 266，對開本第42頁。 [56] 卡隆：《九月大屠殺》，第103—1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