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 第五章 向凡爾賽進軍

10月5日進軍凡爾賽的結果使國王回到首都，從而完成了巴黎的七月革命。只要宮廷和國王還留在凡爾賽，少數活躍的代表還能夠和宮廷勾結起來破壞國民議會的制憲計劃，那麼，實際政權就仍然是由革命的資產階級（得到了少數開明貴族的支持）和舊制度的擁護者分別掌握著。國王拒絕同意人權宣言和國民議會的最終會導致廢除封建地主制度的8月4日有名的決議，關於「否決權」的長期鬥爭以及經常有人陰謀把國王拐到遠離巴黎的安全地帶，所有這些都表明七月革命的成果是如何靠不住。 十月暴動就為的是鞏固這些成果。把國王置於國民議會、巴黎市政府和各區大多數人的嚴密監視之下，並在國民議會內部摧毀保守的「英國派」的勢力，這就使君主立憲派確立了統治地位，這種情況在巴黎從貝野長期擔任市長和拉斐德長期擔任國民自衛軍總司令上得到了反映。當然，我們還必須指出： 由於把國民議會本身置於巴黎「賤民」——其中比較活躍的分子已經開始擁上講壇，而且經常影響議會中的辯論——同樣嚴密的監視之下，這就為後來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種發展既不是10月的勝利者所能預見的，其結果也不是他們所歡迎的；不過，這當然還是未來的事。 然而，君主立憲派（他們顯然是暴動的直接受惠者）並不急於誇耀他們的成功，或者向全世界表明他們怎樣取得了這些成功。當警察局關於10月6日事件的調查報告在1790年3月發表的時候[1]，它得到了國民議會大多數人的同意；然而，它不僅沒有暴露事件的真相，而且起了一種真正的煙幕作用，轉移了人們對10月「騷動」事件真正主使人的注意。這份調查把國王被人們粗暴地和匆忙地挾持到巴黎，說成是解釋得很含混的奧爾良派陰謀或者是喪失名譽的米拉波險惡的計劃所造成的結果。這種說法很能迎合宮廷、警察局、巴黎市政當局和議會中統治黨的心意；如果把事變的真相暴露，說它是控制國民議會和巴黎市政廳的可尊敬的資產階級和開明的貴族對於一個長期醞釀著的計劃的執行，那就太沒有政治頭腦了。毫無疑問，米拉波、奧爾良甚至拉斐德在事件中起的真正作用是蒙著一層神秘的幕布的——警察局的調查有效地加厚了這層幕布。本章的目的並不是要重新分清有關的各黨派各有什麼罪行或責任；亞爾培·馬迪厄在已有的條件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2]。我們在這裡只要這樣說就夠了：如果那些最直接受惠於這些事件的人一點也沒有對十月暴動進行有效控制，就像他們對巴黎七月革命進行過控制一樣，那就實在太奇怪了。在一定範圍內，他們在10月會和在7月一樣毫不猶豫地利用「賤民」的憤怒和革命動力來達到他們確定的政治目的。國民議會中間派的一位深受尊敬的成員杜索院士在8月26日就已經和總包稅人奧日阿說過，一定得把國王弄回巴黎來——必要時可以使用暴力。難道他沒有這樣說過嗎？[3]巴那夫在事變發生後曾寫信向他的多飛內區選民解釋暴動的必要性——儘管事變的某些現象無疑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並且讚揚巴黎城又一次挽救了「公眾自由」，難道他沒有這樣寫過嗎？[4] 關於十月事件的主要政治後果和責任，就簡要敘述這些；但是，巴黎的「賤民」已不再是軟弱無力的從犯，他們並不願意在10月僅僅為君主立憲派的利益進行暴動，正如他們在7月不願意僅僅為了羅亞爾宮或者巴黎選舉人而舉行起事一樣。他們雖然可能和所有的「愛國者」一樣，對於凡爾賽策劃的新「陰謀」抱有一般的恐慌，但他們也有自己的特別迫切的要求。巴那夫經常表現出比他的大多數同事能夠更深刻地理解社會現實，當他寫信給他的選民時，他喚起他們注意這種利益的分歧，他指出：在十月事件中「資產階級」和「人民」雖然在一項共同的事業中攜手合作，但前者完全是受著想要擊敗貴族陰謀的驅使，而後者在具有這種願望的同時，也同樣關心麵包的缺乏[5]。這種雙重利益決非十月事件所特有；但是認清了這一點，就是對於這一事件至少有了初步的了解，而我們知道，這一事件在某些方面是比其他類似的革命事件更為神秘莫測的。如果我們先試著追究一下這些不同趨向的根源，研究它們的發展，看看它們怎樣匯合成為10月5日的共同行動，我們也許對於這一事件就能了解得更清楚。 和七月事變一樣，首先被卷進積極抗議中的仍是「賤民」，而不是資產階級；而他們的運動也沒有隨著當前政治目標的實現而停止。在他們看來，七月革命以後的平靜不過是短時期的。從政治運動的角度看來，7月和10月的事件雖然有共同的聯繫，但顯然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事件；可是從群眾社會運動的角度看來，也許更正確的說法是：這幾乎是一個繼續不斷的騷動，從4月和5月就開始發生，7月達到高潮，10月又達到另一次高潮，一直到11月初才最後平息下來。在這一運動中，麵包問題是首要的，凌駕於其他一切考慮之上，把最大多數人吸引到共同抗議中來。不過，這裡面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它們雖然只影響少數人，卻增加了普遍的不安，因而對於憤怒程度和10月5日示威者的人數也一定起了推動作用。 首先，當時有一批從事於公共工程計劃，或者僅僅是集聚在救濟工場中的失業者，他們的人數在急劇增加，到8月份，救濟工場中的失業者已經有22 000人，其中單是聖母山就有18 000人[6]。在七月革命中，他們在關卡上甚至在巴士底都起過一定作用[7]，但是，對資產階級革命派說來，他們是不受歡迎的同盟者。當局對於他們的厭惡感是如此強烈，以至於當一批新徵召到聖母山的工人於8月9日聚集在蒙蘇的奧爾良公爵府邸外面等待一個辦事員分配工作或發工資時，15個人被以非法集會的罪名被捕[8]。不久以後，就出現了一本作者叫博勒帕勒爵士的小冊子，說聖母山的工人正在修築為架設指向全城的大炮而準備的炮台[9]。雖然從小聖安東區來的考察代表團在一份作證報告中否認了這些臆測[10]，當時卻引起了關閉這座工場的要求。市政當局在8月12日同意這樣做，並且在15日委派拉斐德向聖母山的工人們說明這項決定。拉斐德沒有受到工人們的歡迎，這或許是因為國民議會剛剛決定減低他們的工資[11]。接著便發生騷亂。同月末有兩個聖母山的挖掘工人由於威脅說要殺死他們的工場經理而被捕下獄；有10名在巴士底做工的工人（其中包括3名婦女）由於鬧事被桑代爾逮捕[12]。聖母山的失業工人被及時遣散了，大多數在巴士底義勇隊（這是一支武裝部隊，不要和巴士底攻克者混淆）的協助下被送回各省原籍[13]；但是，其他救濟工場並未關閉，並且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逐漸為向凡爾賽進軍以前的政治鼓動所滲透。 與此同時，有一些行業決定提出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以考驗新市政當局是否忠實可靠。這些人當中包括麵包師、假髮匠、裁縫、鞋匠、藥劑師和家庭僕役。一般講來，他們發現新市政當局對他們所提出來的要求並不比以前的當局更有同情心：他們提出的准許集會的要求被斷然拒絕了，而且有時是靠著國民自衛軍的幫助這樣做的[14]；根據哈代的記載，只有裁縫的增加工資要求勝利了——他們的工資每天增加10蘇[15]。 如我們所能設想的那樣，假髮匠和家庭僕役由於奢侈品行業的衰落和大規模的移民，受到了很大的損失。有4000名假髮匠在香榭麗舍區開會要改組他們的勞工介紹所；在和國民自衛軍發生了衝突以後，他們的代表團受到了市政廳的接見，被安排了和作坊老闆一起舉行聯席會議，最後起草了新的規章[16]。僕役的要求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他們要求具有全部的公民權利，出席區議會和參加國民自衛軍的權利（作為奴僕，原來不被准許參加），並且要求不許薩瓦人從事他們的職業。經過說服，他們安靜地散去，第二天並沒有實行他們原來威脅著要在香榭麗舍區或者大教堂廣場舉行的4萬人以上的示威[17]。但是，情緒很激昂： 幾天以後，一個失業的廚師——歐埃尼·葛維，因為煽動家庭僕役和一般工人反對資產階級的國民自衛軍而在羅亞爾宮被捕；他最後被判處打上烙印做九年划船苦工，後來改判在監獄中服兩年徒刑[18]。 10月5日發生在凡爾賽的事件的一個特點是，（當婦女們在國民議會正在開會時衝進會場時）對於教士代表表示了輕蔑和敵視，人們向教士們高喊「打倒瓜皮小帽！」和「教士該死！」的口號[19]。雖然這種敵視情緒是不久以前教士們拒絕放棄什一稅所引起的，但當然也有其更深的根源。哈代於7月12日在羅亞爾宮聽到了「打倒教士階級！」的口號[20]；同月初，在一本題為《賣魚婦和市場挑夫的第一次對話》的小冊子裡看到了人們對於教會不尊敬到了什麼程度，我們可以認為，這時，這種不尊敬在市場中已經是普遍的了[21]。一個月後，哈代注意到，在聖母升天節，一支宗教儀仗隊伍在巴黎聖母院附近遭到了「打倒教士階級！」和「把他們吊上燈柱」這類口號的威脅[22]。9月末，在波雪裡的聖雅各教堂和聖尼古拉廣場教堂（兩個教堂都位於中央市場區）發生的事件表明，在一般「賤民」中反教士情緒正在增長。當聖雅各教堂的神父因為沒有得到23里弗的全部報酬而拒絕埋葬一個木匠幫工時，群眾憤怒地衝進了教堂，神父被迫屈服，最後，在集合起來的群眾的喝彩聲中，為死者舉行了莊嚴的亡人彌撒。附近聖尼古拉廣場教堂的唱經班指導宣布他自己由於參加這個葬禮已被免職，這時群眾的情緒很快又轉為憤怒。大批群眾衝進這個教堂，威脅著要吊死神父；後來，靠了國民自衛軍的力量，在逮捕了一個暴動者和答應使唱經班指導復職以後，群眾才散去[23]。對教會僧侶的這種極端敵視——首先起因於繳納什一稅或者埋葬費等經濟問題——對將來當然具有重要意義。哈代對於各區市場婦女、洗衣婦、商販和工人幾乎每天舉行的宗教遊行的紀律和盛大規模表示驚恐，也許是有充分理由的；在8月和9月，經常有這樣的遊行，蜿蜒通過聖雅各大街，去到新建造的聖日訥維葉教堂舉行謝恩祈禱的儀式。雖然這些遊行具有半宗教的目的，但這些市場和郊區「賤民」的大規模遊行示威已經對向凡爾賽進軍作了預先的嘗試。哈代在寫到聖安東郊區於9月中旬舉行的有1200人參加的遊行時，似乎已經感覺到了這種潛伏的可能，他寫道： 許多人都發現，從遊行的布置、參加者成分和盛大規模看來，這裡面蘊藏著某些可怕的東西。凡是有見識的人都看到了公眾這些動作十分荒謬，它們的進行既不可能被打斷，而它們的動機不幸也不是完全出於虔誠[24]。 4磅重麵包的價格在7月22日曾經從14蘇半回降到13蘇半[25]。接著來的平靜時期並沒有持續多久。8月初，由麵包漲價或缺少而引起的群眾運動時斷時續地發生，一直繼續到11月。運動所採取的形式是，用暴力行動對付麵包商和被認為是囤積居奇者，舉行抗議集會或派代表去見市政當局。8月2日，巴黎北邊聖丹尼區區長助理夏特耳被一群憤怒的小商販、手工業者和工資勞動者殺死：據他們說，他曾經人為地造成糧食的缺乏，並且用輕蔑侮辱的口吻拒絕降低麵包售價——他說「不應該讓這些賤民吃上2蘇一磅的麵包」。夏特耳似乎被趕到了教區教堂的尖塔上，在那裡被人刺死，他的頭被一個普羅凡斯聯隊的士兵割了下來。這次兇殺的結果，有21個人（包括4名婦女）被捕，他們當中有2名工匠師傅、4名商販、9名工資勞動者。另外還有18個人逃走了，受到缺席控告，其中有12名是工資勞動者。1790年4月，查出了他們當中的兩個人——一名印刷工人和一名裁縫幫工——有罪，他們的假人像被吊上絞架[26]。 8月8日，在市政廳外舉行大示威以後，4磅重麵包價格又降低到12蘇[27]。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收穫。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這樣的減價意味著一個建築工人在2月和7月之間必須花費80%的實際工資去購買麵包，現在只用收入的67%就可以買到同樣多的麵包；再如一個鎖匠或木匠幫工（他們掙的工資比一個累維伊揚工場工人多一倍）以往要花48%的收入購買麵包，現在只要用40%[28]。因此，在8月的第二或第三周，哈代能夠報道說麵包危機已告平息：供應比以往充足，麵粉的質量有了改進，武裝衛兵也從麵包房撤走[29]。但是，在8月21日，再度發生十分嚴重的危機：當時收成很好，但是由於長期乾旱，磨坊主不能夠磨他們的穀物。麵包價格仍然保持穩定，但是引起的供應奇缺局面造成了飢餓，使人們排在市場和店鋪門前的隊伍越來越長。8月24日，高松納里大街上一個假髮匠師傅由於以可怕的「吊上燈柱」的話威脅一個麵包商而被控告；25日，巴塞杜蘭帕大街上一個銅匠因為辱罵市政廳故意造成麵粉缺乏而被捕；兩天以後，一個家庭僕役在排隊購買麵包時被捕，受到製造騷亂的控告[30]。以後又是短時期的平靜；但是在9月1日，衛兵又在麵包房門口出現，在那個月內一直守衛了16天。同時，哈代氣憤地抱怨說，他的口糧被降低到只能購買「半個味道很壞的4磅重麵包」[31]。9月3日，在弗隆納里大街上，一個蓋屋頂的幫工被捕，因為他公開攻擊拉斐德參與製造麵粉缺乏和抬高麵粉價格的陰謀——他說：「他是一個叛徒；他給自己準備下了繩子，應該把他絞死。」[32]「飢餓協定」又回來復仇了。 當工人們因排隊購買麵包而損失了他們的日工資的一部分時，他們的精神失去了常態。 〔哈代寫道〕為了獲得麵包，人們竟把家裡的女人趕開，他們甚至虐待婦女，以使自己首先吃上麵包。[33] 9月13日，在凡爾賽發生了一次麵包暴動，憤怒的群眾企圖把一個麵包商吊死，因為他以18蘇的價錢把好麵包賣給有錢的顧客而以較低的價錢把壞麵包賣給其餘的人。在危急萬分的時候，當地的民兵恰好趕來割斷了麵包商的絞索。「為安定人心」，國王都出面了。有幾個人受傷，有21人被捕，其中有3個人在10天後被絞死[34]。 這時候，婦女們開始加入運動。麵包危機特別關係她們的切身利益，從這時起，在運動中起主導作用的便是婦女，而不是男人。9月16日，據哈代記載，婦女們在夏約截住裝載糧食的五輛大車，把它們帶到巴黎市政廳。17日中午，憤怒的婦女包圍市政廳控訴麵包商的行為；貝野和市政會議接見了她們。據哈代記載：「婦女們大吵大嚷說：男人們什麼都不管，現在婦女們要來管這些事了。」第二天，市政廳又被包圍，當局作出了保證。同一天晚上，哈代看見婦女們在特羅瓦·馬利廣場截住一輛糧食車。把它押到當地區政府里[35]。這一運動一直繼續到10月5日的政治示威前後[36]。 同時，和6月一樣，為了應對在凡爾賽發生的宮廷與國民議會之間爭執不下的局面，巴黎已經開始發展起一個政治運動。帶頭的仍是奧爾良公爵周圍的記者和律師，他們的總部就設在羅亞爾宮。按照馬迪厄的說法，在巴黎的「愛國派」中間起領導作用的是杜波爾、德姆連、丹敦和《巴黎革命》的主編路斯塔洛；馬拉和他的《人民之友》，和往常一樣，仍然是單獨行動。正是這批人通過他們的報紙、俱樂部和自己的選區，提出並擴大宣傳這樣的口號：應該使國王離開凡爾賽宮廷的陰謀，並把他帶回巴黎來[37]。 國王應該回到首都，住到「美好的巴黎市」他的臣民中間來，這並不是一個新的想法：在巴黎第三等級的《陳情表》和7月份的一本小冊子裡已經看到這種意見。當路易十六在7月16日來到革命的首都時，許多向他高聲歡呼的人大概都有這種想法。現在，為了應對新的特殊的政治局勢，這種想法又得到了復活，而且比以往更為堅持。當前的問題是「否決權」問題——也就是根據凡爾賽正在討論中的憲法，國王是否應該擁有修改、保留或根本否決國民議會的立法提案的權力。大體說來，右派或者溫和派希望授予國王以絕對否決權，而以巴那夫為首的「愛國派」則主張國民議會有最高的立法權；不過，和他們的羅亞爾宮的盟友不一樣，他們準備靠贊成妥協的中間派的幫助來進行談判。8月末，當這種談判正在進行時，據說杜索院士曾宣布，為了打開僵局，必須使國王回到巴黎來，必要時可以使用暴力。三天以後，當談判破裂時，杜波爾在羅亞爾宮發動了一個反對否決權的公開運動，而德姆連雖然沒有得到巴那夫的同意，卻提出了國王必須回到首都的口號。 羅亞爾宮的極端「愛國派」就這樣（也許有國民議會的某種秘密支持）企圖加緊進攻，其結果是：企圖在8月的最後一天第一次發動向凡爾賽進軍，但是沒有成功。這是一個真相不明的事件，可是從警察局的警察報告看來，在這次事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聖杜律治侯爵、坦托男爵、修道院長柏納、某一個叫聖日尼的人以及伏依咖啡館的主顧們等。在警察眼中，這座咖啡館是「破壞公共安寧的騷亂分子的集會之所」，在別人眼中，這是「商人和資本家的社交中心」。[38]看來，也曾有一個代表團企圖說服巴黎公社發布一項要求國王回到羅浮宮的聲明[39]；並曾有人在羅亞爾宮和伏依咖啡館發表演說，號召大家敲響警鐘，各區進入警戒狀態，並把市民武裝起來。自然，這些手段所要達到的具體目的是非常明顯的：據說修道院長柏納曾在伏依咖啡館說過下面一段話： 必須到凡爾賽去尋找國王和王儲，把他們送回巴黎的圖伊勒里宮，置於巴黎人和全國的保護之下。 雖然他事後否認這樣說過，但他承認自己打算號召市民在各區開會，「反對國王的否決權」[40]。 由於國民議會中的「愛國派」還沒有放棄通過談判謀求解決的希望，所以這次進軍計劃沒有實現；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個計劃還沒有在巴黎「賤民」中得到能夠使之實現的那種程度的支持。9月份，局勢突變。正如我們看到的，由麵包危機引起的憤怒首先指向麵包商和市政當局；有時也表現在對市政廳或國民自衛軍或作為自衛軍總司令的拉斐德個人所發起的猛烈攻擊上：8月和9月初，由於這種罪行而被捕的有許多工匠、職員、僕役和其他工資勞動者[41]。一方面，記者們——馬拉以及和羅亞爾宮有關係的記者——並不反對讓他們所不信任的拉斐德成為群眾辱罵的對象；另一方面，無論是國民議會的還是巴黎各區的「愛國派」，都希望把群眾的憤怒引導到更符合他們的直接政治目的的道路上去。不久就看到了它的結果。9月初，馬路埃的記載是，「有人看到在國民議會外面，有許多轎夫對否決權問題表現得很激動」[42]。17日，特魯塞瓦大街上一個領年金的軍人在格累夫廣場上被捕，因為他說了這樣的話： 國王在凡爾賽有一座行宮，在巴黎有一座羅浮宮；我們一定得去找國王，把他帶回巴黎來，我本人也願意去尋找國王[43]。 失業者也激動起來了。貝野在9月22日寫給在凡爾賽的國王的一位大臣拉·都爾·杜賓的信中說： 現在我獲悉，軍校區救濟工場所有那些不幸的工人都想要到凡爾賽去，並且為了這一件事，當局已派出軍隊。[44] 最後一點特別重要：雖然巴那夫和他的同事們預備在否決權「懸而未決」的基礎上和宮廷達成妥協，可是為國民議會中「溫和派」所支持的宮廷卻決定再顯示一下威力以打破僵局。為了防止可能發生的騷動，調來了弗蘭德斯旅團。結果迫使「愛國派」採取了極端的手段，把首都的革命運動推向高潮。最後使「愛國派」決定採取行動的，是保王派在10月2日禁衛軍於凡爾賽舉行的宴會上表現出來的傲慢，據說人們在宴會上把國民自衛軍帽徽拋在地下踐踏，王后和她的子女受到了幾乎是想像不到的狂熱的歡迎。第二天，這件事傳遍了巴黎，「愛國派」報紙號召人們復仇。丹敦在哥德利埃俱樂部通過一項催促拉斐德帶著最後通牒到凡爾賽去的決議，德姆連再次號召巴黎人把國王弄回首都。10月4日，星期日，一群群「中等人家的」婦女出現在羅亞爾宮，一個「衣著打扮說明她的身份在中等階層以上」的30來歲的婦女在集會上發表了演說；人們紛紛談論第二天要到凡爾賽去[45]。十月起義就這樣開始了。 研究10月5日和6日事件資料的主要來源是警察局所作的調查報告，這份報告是詢問過388名證人之後於1790年3月發表的。這樣一種報告看來不僅可以為研究事件本身，而且可以為研究參加者的成分和目的提供寶貴的資料。泰訥在描寫把王室逼回巴黎的男女群眾時，的確充分利用了這份資料[46]。不過，如前所述，這是一份非常片面的報告；事實上，在公布以後，它便受到巴黎多數各區的攻擊，用首先提出抗議的哥德利埃區人的話來說：「在證人的名單上，除了貴族的姓名以外再也沒有別人了。」[47]這固然是一種誇大，然而警察局的調查報告也顯然具有明顯的預定目的，因此，在利用它的時候必須提高警惕，並且如果可能的話，必須補充其他資料——少數殘存的警察報告（在行動過程中只有二人被捕）和其他證人的敘述。 在10月5日早晨，暴動在中央市場和聖安東郊區同時開始。在這兩個地區起領導作用的都是婦女；從許多人的各種敘述中看來，參加以後各項活動的有各個社會階層的婦女——市場賣魚婦和女攤販，這個郊區的勞動婦女、衣著漂亮的資產階級和「戴帽子的女人」[48]。根據一個警察局證人的證詞，運動是由一個小姑娘發動的，她從聖尤斯塔區出發，敲著一面鼓，攻擊麵包缺乏；這樣，就吸引了一大群婦女，人很快多起來[49]。當地國民自衛軍隊長和該區主要的煽動者美洲人富尼葉在7時聽到警鐘聲後，急忙趕到市政廳[50]。與此同時，在聖安東郊區，婦女們強迫聖馬格里特教堂司鍾人鳴起警鐘，號召市民武裝起來；據他說，在這些人當中有兩個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個婦女，「他也不像是一個普通人。」[51]在7點和8點之間，這一區的一個律師看到有四五十名婦女在聖安東門高呼要求麵包[52]。幾乎是在同時，斯塔尼拉·馬伊雅率領了一小隊巴士底義勇隊來平定附近拆除巴士底堡工人的騷亂。工人們無疑還記得，正是這一支軍隊幾星期以前在聖母山曾經強迫解散過他們的同伴，所以表現得非常兇惡；但是馬伊雅（據他自己這樣說）卻能夠未經流血就把他們說服解散了[53]。 在開始這些行動之後，婦女們就聚集到了市政廳[54]。她們的首要目的是麵包，其次或許是為她們的男人尋找武器和彈藥。一個在8時半路過舊市場的綢布商看到成群的婦女在大街上截住行人，強迫這些人和她們一起到「人們應該從那裡領麵包的市政廳去」。衛兵們被解除了武裝，婦女們把他們的武器交給了那些跟在後面並催促她們前進的男人。另一個見證人，一個市政廳的出納員，描述了在9點半鐘左右，大群雜有男人的婦女如何衝上台階，闖進市政廳所有的辦公室。一個證人說，她們拿著棍棒和梭鏢，另一個證人堅持說她們帶的是斧頭、鐵橇、大頭棒和毛瑟槍。一個出納員壯著膽子向侵入者提出抗議，但是群眾告訴他說，「他們才是上述市政廳的男女主人」。示威者在搜尋彈藥和武器的時候，撕毀了文件和賬簿，賬匣里一疊100張1000里弗的鈔票從櫥櫃中不翼而飛了。但是，群眾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搶劫：據市司庫員後來告訴警察說，350萬里弗的現金和票據絲毫沒有缺少；丟掉的鈔票在幾星期以後又完整地被人送了回來。示威者到尖塔上敲響警鐘以後，於11時左右退回外面的格累夫廣場[55]。 正在這時，馬伊雅和他的義勇隊趕到了現場，根據他的說法，婦女們正在威脅著貝野和拉斐德的生命。不知道馬伊雅是想設法轉移這場災難呢，還是完全為了服務於「愛國派」的政治目的，他居然答應率領婦女們遊行12英里，到凡爾賽籲請國王和國民議會為巴黎供應麵包[56]。當她們在剛一過午出發時，她們移去了警察局的大炮，並且（哈代寫道）強迫她們遇見的各式各樣的婦女——「甚至戴帽子的婦女」——參加他們的隊伍，一起到凡爾賽去[57]。 遊行者這樣擴大了隊伍以後，過河到老城區，經過奧弗勒碼頭到新橋，再過河到羅浮區，經過圖伊勒里宮花園，這一支六七千人的隊伍在路易十五廣場停了下來。馬伊雅告訴我們，婦女們在香榭麗舍區的大教場同意不帶武器繼續前進。按照傳統的記述，遊行者這時繼續沿著河右岸到夏約街、塞弗里街、維羅弗累，最後到達凡爾賽[58]。然而，從其他資料看來，主要的遊行隊伍雖然隨著馬伊雅穿過夏約街，另一支隊伍卻可能在大教場分道揚鑣，走的是穿過沃吉拉的南邊的路線。這件事至少可以從一個麵粉廠工人向凡爾賽警察局所交代的話中看出來，這個工人叫柏納-薩拉培，在軍校區工作，是由於在凡爾賽禁衛軍駐所搶劫刀劍和其他武器而被捕的兩個工資勞動者之一。從他的話里我們知道，他當時正在沃吉拉吃午飯，被一隊三四千人的婦女硬拉著去參加了遊行[59]。 遊行者在下午到達凡爾賽以後，直接進入國民議會會場，擁進議席和驚愕的代表們站在一起，裙子上掛著劍和獵刀[60]，等待馬伊雅呈遞她們的請願書。馬伊雅在他的演說里毫無顧忌地引用了當時新流行的小冊子《我們什麼時候才有麵包》中的話，按照這本小冊子的看法，造成麵包缺乏的與其說是麵包商，不如說是政府當局[61]。他在演說結束時提出兩點要求——為首都供應麵包和懲處侮辱國民自衛軍帽徽的禁衛軍，許多代表作了保證性的答覆。人們曾經對教土憤怒地呼喊：「打倒教士！」但當羅伯斯庇爾發言時，群眾都肅然無聲，也有人喊「我們可愛的母親米拉波！」[62]婦女們選出六名代表等著謁見國王——帕羅伊侯爵認為她們當中有兩個人「樣子很不錯」[63]——於是比較有秩序地散會了。 這時，在巴黎，由警鐘召集起來的國民自衛軍擁到格累夫廣場。他們紛紛喊叫「到凡爾賽去！」拉斐德的用意在這一事件中是曖昧不明的。看來，他躊躇了好長時間才置身於一場顯然是武裝叛亂的隊伍的前列；他採取了拖延的手段，按照富尼葉的說法，他曾發表冗長的演說，但是最後在群眾呼聲的催逼之下，不得不下令向凡爾賽進軍[64]。當晚10點鐘和午夜之間進入凡爾賽的軍隊包括三連擲彈兵，一連槍兵，三門大炮，兩萬名巴黎各區的國民自衛軍，還有700到800名武裝著毛瑟槍、棍棒和長矛的雜色隊伍。 第二天清晨，巴黎人和守衛王宮的禁衛軍之間發生了衝突。一部分示威者想辦法衝進了王宮，一直深入到王后寢宮的接待室。在發生這一事變過程中，一名禁衛軍從窗戶里開槍打死了下面庭院裡的一個17歲的志願軍，他叫熱羅梅·累里提埃，是聖安東郊區的家具匠幫工[65]。被激怒的群眾殺死了兩名禁衛軍，並且砍下了他們的頭顱[66]。巴黎國民自衛軍恢復了秩序，同時大批群眾擁在王宮外面等待著事情的解決。對於國民自衛軍——至少是對於損失一天工作而伴隨著拉斐德到凡爾賽來的小商販、小作坊主和幫工——來說，只能有一個解決辦法：不管他們的總司令願意與否，國王必須回到巴黎去[67]。從「巴黎的一個資產階級女人」伊麗莎白·吉拉的證詞看來，的確存在著這種想法，她後來向警察局說： 在凡爾賽，所有民眾，尤其是許多鎖匠幫工都異口同聲地說他們損失了工作日，並且說，如果國王不回巴黎，如果不把禁衛軍消滅，就用長矛挑起拉斐德的腦袋[68]。 要說動婦女也許更費事一些。不管怎樣，富尼葉認為有必要對一群賣魚婦鼓動一番，他用他自己認為最容易被她們聽懂的話說：「動手吧……你們看不見拉斐德和國王要把你們收入後宮麼……必須把這個王廷小店整個搬到巴黎去。」[69]不管情況怎樣，當國王、王后和拉斐德在王宮陽台上露面的時候，人們大聲呼喊「國王到巴黎去！」幾小時以後，巴黎國民自衛軍和遊行婦女簇擁著國王一家，浩浩蕩蕩回到了首都。 根據關於婦女們向凡爾賽進軍的傳統記載，婦女們在遊行時高唱「我們去找那個麵包店老闆、老闆娘和小老闆！」（指國王、王后和王儲——譯註）人們認為，國王御駕親臨他的子民中，就會保證麵包的充分供應。這種希望並沒有立即實現，麵包危機仍然繼續了一個月。在王室回首都後的第二天，一群婦女擁進了穀物市場，把麵粉樣品送給國王過目以後，將150桶發霉的麵粉倒在河裡[70]。10月21日，在市政廳地區的一次麵包暴動中，麵包商弗朗索瓦被吊死在格累夫廣場眾所周知的燈柱上。為了這件兇殺案，市場搬運夫弗·布蘭被判處死刑，鍍金匠日·阿德韋訥被判處9年徒刑[71]。第二天，在離中央市場不遠的泰彼耳奧德街上，婦女們由於堅持要進一所房屋搜查暗藏的糧食和麵粉引起了一場騷動[72]。11月2日，貝野不得不命令軍隊保護聖日爾曼市場的一家麵包商[73]；第二天，一個婦女由於在哥德利埃街一家麵包鋪外面引起騷動而被捕[74]。最後，10天以後，磨粉工人尼古拉·比隆被捕，他的罪名是在10月和11月兩次引起騷動並威脅要吊死軍校區的麵包商[75]。 但是國民議會中的多數派在逐出「溫和派」和在首都確立了它的地位以後，沒有必要再來利用「賤民」暴動的力量；這些暴動已經使他們達到了目的。因此，在10月21日，為了鎮壓社會騷亂和馬拉的《人民之友》所進行的煽動，採取了新的措施，其中包括處「叛亂者」以死刑、報刊檢查和戒嚴令。這些限制自由的法令的第一個犧牲者叫米契爾·阿德里安，他是一個拆除巴士底堡的工人，在當天由於企圖在聖安東郊區鼓動起一場「叛亂」而被絞死。[76] 不過，公社和議會同時也採取了有力措施來解決糧食危機。雖然麵包價格在以後好些個月裡始終保持12蘇，但烘麵包商都能夠得到麵粉的正常供應。隨之而來的是一段社會秩序相當平靜的時期，在此期間，國民議會比較不受打擾地繼續它為全國制定憲法的工作。1790年7月14日在馬爾斯教場舉行的第一屆結盟節，是全國團結與和平進步的偉大象徵。大多數人一定以為革命幾乎已經大功告成了。 * * * [1] 《關於10月6日事件巴黎警察局……的刑事偵查記錄》（Procédure criminelle au Châtelet... de Paris sur la journée du 6 octobre ），1790年巴黎版，國立圖書館文件：Lc 29 980。 [2] 亞·馬迪厄：《關於10月5日和6日事變的批判研究》（「Etude critique sur les journées des 5 et 6 octobre 1789」），載《歷史評論》，第67期（1898年），第241—281頁；第68期（1899年），第258—294頁；第69期（1899年），第41—66頁。我在準備這一章的時候，大量利用了這一研究。 [3] 轉引自馬迪厄：《關於10月5日和6日事變的批判研究》，載《歷史評論》，第67期，第249頁。 [4] 國家檔案館文件：W 13，對開本第317—318頁。不過，他把事變說成是「一個可怕的運動」，他認為，如果沒有拉斐德和國民議會起作用，可能發生不幸的結局（國家檔案館文件：W 12，對開本第200—201頁）。 [5] 國家檔案館文件：W 12，對開本第200—201頁。原文如下：「在我們商量的時候，巴黎市民早已怒不可遏；在各區中，資產階級和民眾都集合了起來，資產階級只是由於反對政府和貴族最近的行動才激憤起來，而民眾的激憤原因則是關心麵包問題，因為麵包已經開始缺乏了。」（重點是作者加的） [6] 《貝野回憶錄》，第2卷，第257頁。 [7] 馬伊雅的《巴士底攻克者名單》中包括4名來自救濟工場的參加者——兩名挖掘工人，一名工頭和一名領班（國家檔案館文件：T 514（1））。 [8]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2079。 [9] 博勒帕勒爵士：《給小馬杜林區各位先生的報告》（Chevalier de Beaurepaire，Rapport à MM du district des Petits Mathurins ），國立圖書館文件：Lb 40285。 [10] 國立圖書館新得法文資料，第2654號，對開本第156頁。 [11] 《貝野回憶錄》，第2卷，第265頁。 [12]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5102、18766、18795，對開本第463、466—467頁。 [13] 讓·饒勒斯：《社會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第1卷，第356頁。 [14]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34、438—439、455頁；斯·拉克羅瓦：《巴黎市府文件》，第1集，第1卷，第123—124、381、416、547頁；格·莫·約菲：《法國革命時期的巴黎工人運動》（G.M.Jaffé， Le Mouvement ouvrier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27年巴黎版，第65—73頁。 [15]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38—439頁。 [16]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439頁。 [17]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455頁；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66。 [18]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67。據說他曾說過：「所有的資產階級自衛軍和穿軍服的人都是些紈絝子弟，咱們一萬個當僕人的都有資格加入那些穿著白邊藍制服的紈絝子弟隊伍：所有的資產階級都是紈絝子弟，一個也不例外，我們只能看到一群輕佻無用的年輕人在羅亞爾宮裡胡鬧。巴黎有六萬名家庭傭僕可以和各種工人聯合起來，要這麼一干，大家就會看到所有這些穿漂亮制服的紈絝子弟都會躲在家裡不敢出來。」雖然葛維說原話不是這樣，但是他承認說過類似的話。 [19] 馬迪厄：《關於10月5日和6日事變的批判研究》，載《歷史評論》，第68期，第261頁。 [20]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85頁。 [21] 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1882。 [22]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35頁。 [23]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0650；10649，對開本第42頁；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93—494、497頁。 [24]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29、431、437—438、441、443、445—446、453、455—456、462、467—470、473、475頁。 [25]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01頁。 [26]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2079、10479、10649，對開本第27頁；10530，對開本第181—183頁；18795，對開本第463、470—471頁。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17頁。 [27]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26頁。 [28] 喬·魯德：《法國革命時期巴黎的物價、工資和群眾運動》，第6卷，第3期，第248頁。 [29]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29—440頁。 [30]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95，對開本第465—467頁；18766。 [31]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58頁。 [32]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67。 [33]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60頁。 [34] 塞納瓦茲檔案館文件（Arch.Seine-et-Oise）：B集，宮廷檢察官，1789年審訊記錄。15個被告中（都是男人）包括兩個車匠和一個墊子工人（被絞死），兩個建築工人，四個搬運工人，兩個茶房，一個兵士，兩個體力勞動者和一個馬鞍匠。 [35]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478—480頁。 [36] 參看哈代1789年10月3—7日和12日的記載（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499—505、512頁）。日記結束於10月14日。 [37] 馬迪厄：《關於10月5日和6日事變的批判研究》，第67期，第266—268頁；第68期，第269—273頁。 [38]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67。 [39] 《老箴言報》（L』Ancien Moniteur ）（重印），第51期，第417頁；馬迪厄：《關於10月5日和6日事變的批判研究》，第67期，第251頁。 [40]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67。 [41]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95，對開本第463—464、467—469頁；10530，對開本第149—151頁；18766；18767。 [42] 《馬路埃回憶錄》（Mémoires de Malouet ）（1868年巴黎版），第2卷，第367頁。 [43]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67。 [44] 國家檔案館文件：C 31，第262號，對開本第3頁。 [45] 《刑事偵查記錄……》，第62號證人；馬迪厄：《關於10月5日和6日事變的批判研究》，第68期，第292—294頁。 [46] 泰訥：《現代法國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30—136頁。 [47] 《哥德利埃區會議議事錄》（1790年巴黎版）。大英博物館文件：R.655（6）。 [48] 參看《刑事偵查記錄》，第35、62、91、92、119、126號證人；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501—502、506頁；帕羅伊侯爵（Marquis de Paroy）於1789年10月寫給他妻子的信〔《革命評論》（Revue de la Révolution ），第1卷（1883年），第1—7頁〕。 [49] 《刑事偵查記錄……》，第43號證人。 [50] 《美洲人富尼葉的秘密回憶錄》，國家檔案館文件：F7 6504。 [51] 《美洲人富尼葉的秘密回憶錄》，第92號證人。 [52] 《美洲人富尼葉的秘密回憶錄》，第12號證人。 [53] 《刑事偵查記錄……》，第81號證人（斯塔尼拉·馬伊雅）。 [54] 然而，哈代把它僅僅說成是「市場區和其他各區的婦女集眾到市政廳去的一次暴動」（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501頁）。 [55] 關於上邊的敘述，可參閱國家檔案館文件Y 13319中的12個人的證詞；再參閱圖埃特伊：《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第1卷，第950號。 [56] 關於這時和以後的許多情況，可參看《刑事偵查記錄……》，第81號證人（馬伊雅）。 [57]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502頁。 [58] 根據馬伊雅在警察局的證詞所作的這一敘述，和巴蒂福耳（M.L.Batiffol）的說法相同，見《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凡爾賽暴動》（Les Fournées des 5 et 6 octobre 1789 à Versailles ），1891年巴黎版，第15—17頁。 [59] 《1789年10月6日對於貴族出身的薩拉培的審訊記錄》。賽納瓦茲檔案館文件：B集。宮廷檢察官1789年審判記錄〔載《巴黎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Patis ）〕。雖然沒有提到沃吉拉，卻也認為婦女分成了兩隊，各走一條路線，「一隊穿過聖克盧，另一隊取道塞韋。」（第13期，1789年10月3—10日，第15頁） [60]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506頁。 [61] 國立圖書館文件：Lb 2344；馬迪厄：《關於10月5日和6日事變的批判研究》，第69期，第42—43頁。 [62] 《刑事偵查記錄……》，第81號證人；泰訥：《現代法國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31頁。 [63] 《革命評論》，第1卷，第1—7頁。 [64] 《美洲人富尼葉的秘密回憶錄》。並可參看巴那夫（國家檔案館文件：W 12，對開本第201頁）。 [65] 塞納瓦茲檔案館文件：B集。宮廷檢察官1789年審判記錄。 [66] 累里提埃以及兩名禁衛軍的安葬記載於《凡爾賽聖母院王家教堂死者安葬登記冊》第82卷中（塞納瓦茲檔案館文件：E集）。三個人當中，只有累里提埃一人完全按軍禮安葬。 [67] 馬迪厄：《關於10月5日和6日事變的批判研究》，第69期，第45—46頁。在這方面，如果能知道當時巴黎國民自衛軍的社會成分和職業，將有很大的意義；但不幸的是，只有極少的名單保存下來可供參考。聖安東郊區和中央市場各區的隊伍（他們可能是10月5日國民自衛軍武裝起義的主要煽動者）看來只包括少數幫工、碼頭工人和體力勞動者，大多數是店主、作坊老闆和獨立工匠。例如，我們知道家具幫工累里提埃是聖馬格里特區的一名義勇軍；埃德梅·法基是一個金匠幫工，他是附近聖日瓦區的一名義勇軍，也是因為搶劫禁衛軍駐所而被捕的。此外，1789年8月中央市場聖奧波頓營的花名冊上包括一群小作坊主和商販，26名商人雇用的職員，4名「店員」和4名「雇員」，2名市場搬運夫，1名珠寶匠幫工，1名槍炮匠幫工和1名鍍金匠幫工（大英博物館，F830〔6〕）。與之對照的是，1789年11月小聖托瑪營（布塞附近）徵募的150名擲彈兵中，25名是資產階級（一般指有獨立財產的人），29名公務員，6名律師，7名商人，2名銀行家和3名股票經紀人，只有16人是商販——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是工資勞動者（國家檔案館文件：W 357，第750號，第一部分，第100件）。 [68] 《刑事偵查記錄……》，第90號證人。 [69] 《美洲人富尼葉的秘密回憶錄》。 [70]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505頁。 [71]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95，對開本第476—477頁；10530，對開本第157—159頁；18768。 [72]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68。 [73] 國家檔案館文件：AF11 48，第375號，對開本第2頁。 [74]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3172。 [75]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69。 [76]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0530，對開本第157頁；18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