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 第四章 1789年7月

一個在1788年至1789年冬天訪問法國的人沒有預見到正在醞釀中的巨大事變，或者甚至沒有看到老百姓對當時各種問題的態度有任何特殊變化，也許是可以原諒的。當然，特權等級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已經對國王採取了堅決有力的行動；但是，這是歷史傳統的一部分，路易十五時代就曾這樣做過，雖然不如現在這樣有成效。再有，經濟危機確已日益嚴重，低級消費者對於小麥、麵粉和麵包的價格上漲已經表現出明顯的不滿；但是，這難道不能像1740年、1768年和1775年那樣地結束嗎？雖然1789年1月的嚴寒使已經讓人感到恐慌的工人失業現象更加嚴重（一般認為這種失業現象是由韋爾然同英國簽訂的「自由」通商條約造成的[1]），但是，這場嚴寒並沒有使當時的局面發生根本的變化。一般流行在學術界的關於「革命」問題的談論已經繼續了許多年。誠然，政府最近已經答應在5月召開三級會議——這自然是最近以來沒有先例的一件事情，但是第三等級會順從地接受發動召開會議的貴族和僧侶為其規定的卑下地位嗎？事實上，完全改變法國時局和未來發展前景的不是召開三級會議的決定，而是這一決定帶來的後果。這些後果是會議的發起人所預料不到的。 第三等級一經決定接受貴族和僧侶的挑戰，像阿瑟·楊格這種有見識的旅行家或者像馬勒·杜班這樣機敏的本國觀察家，就能夠看出來這種區別——第三等級接受挑戰的方式是，不僅要求在三級會議中有加倍的代表人數（這一點很快就得到了對方的讓步），而且要求以每個代表為單位來進行表決的權利，也就是每個代表作為一個單一的審議團體的一部分來表決；這樣，在這個團體中，第三等級如果能把即使是很少一部分貴族和僧侶爭取過來，就能夠獲得勝利。正是為了促進這種要求的實現並且從資產階級以外的人那裡獲得支持，修道院長西哀士才寫出他的小冊子《什麼是第三等級？》，才有關於「第三等級」「國民」和「人權」等的言論。這些思想一旦像1789年春天那樣在一般人民中傳開，已經為經濟困難和一貫的不滿所孕育成熟的群眾不安就具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目標。的確，單是想到三級會議即將召開和《陳情表》中所提到的人民疾苦可以訴之於會議這件事，就引起了歷史學家所說的「巨大希望」。 一件驚人的大事（勒菲富爾寫道）給人們帶來了一種無限美好而又模模糊糊的希望——一個全民新生的希望，一個大家都將享有更多幸福的新時代的希望[2]。 一個經常被人引用的例子當然是阿瑟·楊格所提到的那件事，他有一次在香檳省遇到一個老農婦，她告訴他說： 據說，有些大人物在動手替窮人做些事情，但是不知道這是些什麼人，也不知道他們將怎麼做，不過，願上帝讓我們生活得好點吧，因為人頭稅和租稅已經把我們壓得喘不過氣來啦[3]。 當時的另一面情況是：人們堅信特權等級將想盡一切辦法粉碎這些希望——因此，就同時產生了根深蒂固的「貴族陰謀」的觀念。哈代說明了這個觀念和「饑荒協定」的舊觀念是怎樣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他告訴我們，當麵包在2月漲價到14蘇半時，人們開始說： 親王們公開壟斷了所有的糧食，以便能夠更容易達到推翻內克爾的目的，因為他們非常希望把內克爾趕下台[4]。 同年夏天在凡爾賽發生的事件加深了這種恐懼，刺激了已經在首都發展起來的暴動情緒[5]。三級會議由於第三等級（它很快就把自己組織成為國民議會）和大多數貴族及主教們提出了互相敵對的要求而陷入僵局。為了加速解決問題和恐嚇巴黎，外國軍隊正在巴黎外圍集中：6月3日，哈代已經看到了德國和匈牙利軍隊的到達，他們被召進首都的藉口是防止聖安東郊區重新爆發騷亂[6]。宮廷派圍繞著瑪麗·安東涅特和國王的兄弟亞多瓦伯爵結成一黨，他們的意圖越來越明顯：6月22日夜間，國王被說服把內克爾免職，並且陳兵耀武恫嚇國民議會。這場陰謀失敗了：數以千計的人湧進王宮的庭院要求保留內克爾的職務；孔提親王指揮下的士兵拒絕服從開槍的命令；被米拉波一席具有歷史意義的演講鼓舞起來的代表們拒絕解散。國王被迫屈服。 到這時為止，在巴黎發展起來的革命情緒一直沒有得到切實的領導。專門職業者和商人階級一直準備靜觀事態發展，並且目睹郊區和市場區的憤怒情緒而無動於衷，但是，隨著從凡爾賽傳來最新的消息，他們開始對各種事情發出指示，如果沒有這些指示，七月革命就很難發生。從這時起，奧爾良公爵（他在凡爾賽已經站到第三等級一邊）周圍的小冊子作家和記者開始在羅亞爾宮建立起一個常設的本部；每天晚上有數以千計的人聚集在這裡，聽取哈代稱之為「極端革命派」的各種口號和指示——可能還領有經費[7]。與此同時，407名巴黎第三等級選舉人（他們原來的任務是選派巴黎第三等級參加凡爾賽會議的代表）開始按時在首都的中心——市政廳集會。這兩個團體在七月事件中起了各不相同然而卻是互相補充的作用。不過，在早期，給予群眾運動以積極指示的只有羅亞爾宮。當市政廳滿足於起草各種建立資產階級武裝或民兵的紙上計劃時，羅亞爾宮就採取了各種有效措施，通過公開鼓動和慷慨地花錢來爭取法蘭西警衛軍，使他們不再為宮廷效忠。 6月30日，從羅亞爾宮派出的群眾強迫當局把11名警衛軍從亞培監獄釋放了出來，他們是因為於6月22日夜間在凡爾賽拒絕向人民開槍而下獄的[8]。有人在巴黎衛戍部隊中散發支持第三等級立場的小冊子：7月8日，一個報販由於向駐紮在馬爾斯教場上的軍官和士兵兜售這種資料而被捕[9]。7月10日，從傷兵醫院軍營中衝出來的80名炮兵在羅亞爾宮和香榭麗舍區受到公開的招待。 宮廷派對於這些事態發展的反應是企圖冒險做最後一試： 7月11日，內克爾被放逐，代替他的是布累杜伊男爵。這證明是燃起巴黎叛亂的火花。消息在12日中午傳到首都，下午，巴黎人群集在羅亞爾宮，在那裡，演說家們（其中有年輕的卡米累·德姆連）號召人們拿起武器。一支支遊行者隊伍迅速組成；人們扛著當時的英雄內克爾和奧爾良公爵的半身塑像在大街上遊行；劇場被迫停演來表示悲憤；在路易十五廣場上，示威者和奉命驅散圖伊勒里宮花園中人群的朗貝斯克親王指揮的騎兵發生了衝突。巴黎衛戍司令貝桑伐爾帶兵撤退到馬爾斯教場，首都落入了人民的手中。 當警鐘敲響以後（不久，就成為巴黎人所常聽到的熟悉聲音），一隊隊的起事者加入兩天前就已經開始燒毀關卡的那些人中；這些關卡一貫敲詐勒索，深為小店主、酒商和低級消費者所痛恨，並且早已是時常發生騷亂和試圖走私的場所[10]。從9個月後對這些襲擊者提出的控訴看來（在審判過程中，聽取了80多個證人的證詞），我們知道在四天的暴動中，54座關卡中有不下40座被燒毀[11]。破壞是有計劃的：文件、登記冊和關稅收據被焚毀，鐵柵欄被推倒，辦公室和家具被燒掉，收稅官員（如果他們沒有逃掉的話）被趕跑。事出意外，許多人連他們的個人財物都沒有來得及拿走，因而受到巨大損失。特隆關卡的一名官員後來聲稱，他的財產損失價值25 213里弗，其中包括8100里弗現款；另一個人的損失達到27 470里弗10蘇[12]。可是，搶劫並不在暴動組織者的計劃之列，在聖馬丁關卡上，一個搶劫的人受到一個一同暴動的人譴責：「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可以放火，因為上面有命令，但是我們不要搶，命令上禁止我們這樣做。」從這種和甚至更為明顯的證據看來，羅亞爾宮方面顯然與焚燒關卡事件有關：兩座據說是屬於奧爾良公爵的關卡被縱火者特意保存了下來，這件事無疑是能說明問題的。看來，「極端革命派」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使消費物資自由進入首都（雖然這是必然的結果），而在於消滅總包稅人的壟斷並控制武器和人的出入。但是，執行命令的人（他們常常獨立行動）對於一種使酒類、木材、雞蛋和牲畜的成本大為增加的制度有他們自己的賬要清算。這些人是小商販、酒商、桶匠、建築工人、碼頭工人等體力勞動者和公共工程計劃雇用的工人。文件告訴我們，他們在這場事變中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無疑也影響了它的結果。 當天晚上，武裝的平民、法蘭西警衛軍和當地的窮人，攻進了城北邊緣上的聖拉扎爾男修道院，搜尋武器，釋放囚犯，並且把52車糧食和麵粉搬到中央糧食市場[13]。搜尋糧食是進攻這個修道院的主要目的。一個失業的馬車夫帶著從修道院找到的700枚金幣逃到布艮第的夏勞勒，後來人們在那裡找到了他，這個人曾談到他如何「被那些像樣的人帶到修道院去……為了把那裡的糧食運到市場上去。」[14]另一個馬車夫在受警察訊問時，也談到兩次運過糧食，每次都得到40蘇的報酬[15]。雖然這方面的行動是受羅亞爾宮的指揮，但修道院也同樣遭到了當地失業者和「賤民」——文獻上談到的是搬運工人和其他體力勞動者，很少有作坊幫工——的徹底洗劫，金錢、食物、銀器和埋藏的珍寶被搶掠一空。一切想得到的真正值錢或者被認為是值錢的東西都被偷走：一個屠夫的兒子（後來因為偷竊被判罪）承認他拿走了一個乾枯的公羊頭；另一個狂熱分子甚至捎走了一具骷髏，經過五段樓梯拉到自己的房間裡！這種行為給警察和新組成的民兵一個現成的藉口，使他們逮捕了許多嫌疑犯，主要是失業工人和流浪漢，其中許多人後來都以參加這次事件的罪名受到控告[16]。 但是7月12日夜的主要目的是尋找武器：各修道院都受到了搜查，首都各區的槍炮匠、造甲匠和馬具匠的作坊都遭到了搶劫。一些要求賠償的聲明一直保存到現在。例如，聖列厄教區格勒訥塔大街的槍炮作坊老闆馬瑟勒·亞洛報告說，他的作坊在清晨2時遭到了一群人的搶劫，帶頭的是讓·羅培大街上的造甲匠幫工；他們拿走了價值24 000里弗的毛瑟槍、手槍和刀劍。聖米契爾橋的馬具匠報告說，他有價值390里弗的皮帶和吊帶被搶走。巴杜貝克街（聖讓安格累夫教區）的槍炮和刀劍作坊老闆布魯恩呈遞了一份要求賠償4348里弗的申請書，說他的鋪子被搶劫不下30次，一共被搶去150把劍40打刀片，58把獵用匕首，10對手槍和8支毛瑟槍。聖塞佛林教區的另一個刀匠訴苦說，他的鋪子在7月12日和13日遭到了好幾次搶劫，有大量刀、劍和沒有安刀柄的刀片被許多人拿走，這些人不肯付錢，理由是「將用這些東西來保衛首都」，他的損失達6684里弗。巴黎槍炮匠最後向國民議會呈遞的報告說明全部損失達151 118里弗。據我們所知，這些人始終沒有得到賠償：他們是革命中倒了小霉的犧牲者[17]。 七月革命第一夜事變的目擊者讓-尼古拉·丕平的敘述也值得我們注意。這個油燭製造工人是被法院傳審的聖拉扎爾事件的證人，他後來談到他如何被捲入向前推進著的市民和法蘭西警衛軍的人群中，他們潮水般地通宵在街上通過，高呼剛剛學來的愛國口號，敲起警鐘，搜尋糧食和武器。從他的敘述中，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出：當時革命運動的指導中心是羅亞爾宮，憤怒、惶惑而又揚揚得意的市民向那裡而不是向市政廳尋求領導和指示[18]。 然而，在13日早晨，選舉人採取了控制局勢的堅決措施。他們組成一個常設委員會，作為臨時市政府，並且決定不讓全體人民都不分青紅皂白地武裝起來。他們為關卡被焚和聖拉扎爾修道院被搶劫事件而感到驚恐。對他們說來，一幫幫失業和無家可歸的人（這些人在這些事件中起了一定作用）對於公民的安全和財產的威脅，並不亞於在凡爾賽醞釀陰謀的特權階級[19]。因此，他們迅速地通過了建立一支正規民軍或者是資產階級武裝力量的計劃，這樣可以一舉兩得，既保衛首都不受外來的軍事威脅，也防止首都陷於內部「無政府狀態」的危險：毋庸多說，國王在第二天被說服表示同意，完全是因為後一種理由[20]。戶主被召集到60個選區里開會：每一區要出200人（後來增到800人）。巴那夫寫道：這一天登記並武裝了13 000名公民[21]。兩天以後，他高興地宣稱： 「巴黎的大部分軍隊都是善良的資產階級，這就使城市的公眾治安有了保障，而且也是反對暴政的強大力量。」[22] 事實上，因為各區各自規定本區的入伍條件，所以在大多數情形下都有財產和居住資格——甚至要有僱主證明品行端正的證書——的限制，這就實際上把一大部分工資勞動者排斥在外；失業者和流浪漢當然更不包括在內了[23]。所有流浪漢、漂泊者和其他「非正規軍」都要立即解除武裝。據一位英國觀察家裡格比博士記載，這一天晚上，這項措施已經大體上完成，「那時（他寫道），正規武裝公民幾乎已經完全占領了各街道。」[24] 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說明選舉人建立權威的迅速程度。但是，只要叛亂還在繼續，解除武裝的手續是否像里格比博士所說的已經完成，卻大可懷疑。甚至在解除武裝完成以後，新市政當局還認為不能不號召巴黎工人和工匠交出武器以領取每人9里弗的報酬[25]；在7月22日到8月3日期間，單是聖洛赫區就用這種辦法收買了250支毛瑟槍和12支手槍[26]。此外，群眾還在繼續包圍市政廳，要求領取武器和彈藥。巴黎市長和臨時市政機關領袖雅各·德·弗勒塞爾一心想限制武器彈藥的分配，因此作了含糊其詞的許諾，打發許多人到軍火庫和卡爾特修道院去白跑一趟；這種「背叛」使他在第二天送掉了性命。與此同時，選舉人委派他們中的一個代表，修道院長勒菲富爾，守衛他們收集起來藏在市政廳地下室中的大量軍火。這位修道院長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務，但是他迫於包圍著市政廳喧鬧的半武裝群眾的聲勢，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意願，把他保管的火藥迅速地和不分青紅皂白地交出。他仔細記下了一筆賬，我們看到他在7月13日發放了8桶火藥，14日發放了46桶——其中有3桶「用以攻打巴士底」，15日又發放了42桶。在這項記錄的結尾有幾行致歉的附言： 「由於這一次發放得過於倉促，所以沒有能填寫領據。上述的96桶共重96 000斤。」[27] 對於武器和彈藥的搜索一直在繼續著：14日早晨，河對岸的傷兵院遭到了一次大規模的搶劫。按照目睹這種事情的撒克遜大使薩爾摩的說法，有七八千市民參加了搶劫[28]；哈代寫道，在混亂中，許多人都被擠傷了[29]。院長松布羅葉侯爵部下的士兵不再支持他，於是他被迫打開大門。他後來報告說：有3萬支以上的毛瑟槍被搶走了，其中至少有12 000支落入了「危險分子的手中」[30]。同時，人們開始高呼：「到巴士底去！」 保王派歷史學家嘲笑成千上萬的巴黎人沖向巴士底監獄去釋放犯人的情況，因為當時堡內只囚禁有7個犯人，他們不是瘋子就是品行惡劣的壞人[31]。這種批評並沒有擊中要害，因為攻打巴士底的直接目的並不是為了釋放囚犯，而是為了尋找彈藥，因為人們知道不久以前曾經從軍火庫送去一批軍火。無疑地，這裡面也有其他動機，人們相信這座堡壘里有很多兵士；堡上的大炮當天早晨曾經對準聖安東街，它們可能對密集的房屋造成很大損害。在夜間，謠傳有3萬名保王黨軍隊開進了聖安東郊區，並已開始屠殺那裡的市民。此外，雖然巴士底監獄已經不再是主要囚禁政治犯的地方，但是作為君主專制的象徵，它遭到人們普遍的痛恨： 巴黎各區的《陳情表》就證明了這一事實[32]。不過，看來當時並沒有真打算用暴力把它攻陷[33]，在巴黎選舉人常設委員會方面更沒有這種企圖——這個委員會當時正在手忙腳亂、拿不定主意地從市政廳來指揮一切行動。他們從一開始就表明了他們的意圖：和司令官德洛納談判，要求他把保存的軍火交出來，並且把大炮從城堡上撤掉。這項計劃的失敗和巴士底只是在遭到正面進攻的威脅之後才陷落，完全是由他們所不能控制的環境造成的。 許多圍攻巴士底事件的目擊者，或者看來像是目擊者所寫的記載都保存了下來，這裡邊所記的許多事實常常是真假參半，而最可信的資料或許就是選舉人本身留下的文件[34]。從這些資料中，我們看到派去和德洛納談判的第一批代表在上午10時到達巴士底。他們受到了親切的歡迎，並且被邀請進午餐，所以有好長時間沒有露面。等在外面的密集的群眾擔心代表們中了詭計，於是高呼要塞投降，否則就進行攻打。為了消除懷疑，鄰近的文化區又派出第二批代表催促司令官投降。這批代表的領導人圖里奧·德·拉·羅塞勒給常設委員會帶回了這樣的話：司令官拒絕投降，但已經撤除了大炮，並且答應除非有人進攻決不開火。直到這時，從聖安東大街湧來的群眾才進入了通向巴士底主要吊橋和大門的兩個院子的外院。和通常一樣，外面的院子並沒有人守衛，有一道牆和一座吊橋把它和裡面的辦公院隔開。不知為什麼德洛納只把這座吊橋吊了起來而沒有派人把守。圖里奧走了半小時以後，有兩個人從鄰近的一座建築物上翻上了那道牆，放下吊橋，德洛納以為馬上就要受到正面進攻，便下令開火。在接著發生的混戰中，包圍者犧牲了98人，有73人負傷[35]；防守者只有一人中彈。在混戰過程中，派往巴士底的另外兩批代表遭到射擊，沒能夠進入要塞。 這時，可尊敬的選舉人沒有辦法了。他們的和平談判政策已經證明完全失敗，如果不是由於各隊武裝市民憤怒地堅持，他們肯定會放棄自己的努力。這些武裝的市民擁擠在市政廳的辦公室里、外面的格累夫廣場上以及所有通往巴士底的路上，號召為流下的血和可疑的背叛復仇。這時候，排列在市政廳外面的兩分隊法蘭西警衛軍響應前士官皮埃爾·奧古斯丁·胡林的號召，帶著當天早上從傷兵院運來的5門大炮，跟著他開往巴士底。他們和要塞前的幾百名武裝平民聯合在一起，冒著炮火衝進了內院，對準正門架起了大炮。這一招起了決定性作用。司令官提出願意投降，但是守軍必須被赦免；可是憤怒的群眾根本不肯講什麼條件，繼續進行圍攻。這時，德洛納似乎著了慌，威脅著要炸毀要塞，但是守衛的士兵勸阻了他，結果，他在絕望中下令放下大吊橋。巴士底就這樣陷落了。 憤怒和勝利的群眾衝進巴士底要塞敞開的大門以後，並沒有更徹底和無區別地進行報復，這也許是令人驚奇的。他們已經神經緊張地度過了好幾天，一直擔心著突如其來的襲擊和災難；他們認為某些領袖把他們出賣了；他們有150名以上的夥伴已經犧牲或負傷。在110名守軍中，只有六七人被殺死。德洛納儘管已經領到去市政廳的安全通行證，卻在路上被打死了。他的頭被人用屠刀割了下來。殺死他的人狄諾，是康帕龍街上的一個廚師，儘管他聲明德洛納先踢了他，後來卻誇耀自己的勇敢，說他這樣做是一樁愛國的行為，應該獲得一枚勳章[36]。德·弗勒塞爾由於不願意分發武器，引起了群眾的不滿，當他隨著譴責他的人走出市政廳時，遭到了同樣的命運[37]。 這些群眾復仇的行動——一星期以後又殺死了富龍和貝梯埃——當然要被有些人挑出來，用它們來詆毀巴士底的進攻者，把他們說成是流浪漢、刑事犯或者是花錢在聖安東區小酒館中雇來的一群烏合之眾。這是一種難以消滅的傳說；然而，不僅僅沒有支持這種傳說的證據，而且所有現存的資料都是對這種傳說的直接駁斥；我們當然也不應該只滿足於把他們籠統地稱為「聖安東郊區工人」「人民」或者「整個巴黎」。事實上，我們很少有這樣做的理由，因為直接參與進攻要塞的不過才幾百人，而且，至少在他們這種情形下，保存下來的證據足以使我們比較能看清楚他們的面貌。 後來被人們稱為「巴士底攻克者」的那些人，數目大約在800人到900人之間。他們就是經過仔細查證以後，才被正式承認為曾經直接參與進攻要塞的那些人。他們的名字被仔細編載在冊子上，並且分成三份名單保存到今天。每份名單都在1790年各個不同時間經過制憲議會的承認[38]。這些名單中有一份——由「攻克者」的秘書斯塔尼拉-馬伊雅制訂和保存的那一份——包括662名活下來的人，其中將近600名是平民[39]。雖然它並不完全[40]，卻是僅有的一份可以滿足我們要求的名單，因為，我們只有在這份名單上才能找到有關的那些人的住址和職業，乃至於所屬的軍事單位的記載。當然，只有根據這種證據，才能認清巴士底攻克者的社會地位或職業身份，而不必靠著猜測或者不確切的推論。 這裡面很少有富人，正如饒勒斯所說： 人們並沒有把那些放利為生者，那些資本家列入戰鬥者名單，儘管所進行的革命一部分也是為了他們。[41] 名單中有3個製造場主、4個商人、釀酒商桑代爾、3名海軍軍官、4名被稱為「資產階級」的人，也許還有一小撮有錢的店主，其餘的人，除去61名兵士和15名國民自衛軍驃騎兵——沒有列出他們的非軍事職業——而外，幾乎全是小商販、工匠和工資勞動者。這些人當中，約有三分之二是來自約30種小工業的小作坊老闆、工匠和幫工[42]；其餘的是從事製造、分配、建築、專門職業和一般行業的人[43]。工資勞動者不是經常都能被明確地指出來，但是他們似乎（如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預料到的）只占絕對的少數：從事各種小手工藝的也許有60人，從事其他職業的也許有85人或90人[44]。他們當中有一名婦女——她叫瑪麗·夏潘提葉，是何塞恩的妻子，一個聖馬瑟勒郊區聖希波里特教區的洗衣婦。 這些就是沒有被打死的人；關於所說的在圍攻中犧牲了的98個人的情況，我們知道的更少。饒勒斯引用了記者路斯塔洛的話，他寫道：「有三十多個人在這場不幸中丟下了他的妻子兒女，現在這些家屬急待救濟。」[45]此外還有證據表明：犧牲者中包括工資勞動者和城市貧民。據哈代報道，7月18日人們曾在聖塞佛林教堂為胡西特大街上的刀匠幫工，31歲的查理·杜松舉行葬禮[46]。此外，桑代爾的一個釀酒工人讓·馬利·塞爾瓦思·戈戎在7月14日下午帶著武器到巴士底去，這個17歲的青年也犧牲了[47]。還有5個平民的屍體被運到警察局進行檢驗：他們包括聖安東郊區的一個製鞋匠幫工和馬保廣場附近諾耶大街的一個街燈點火夫；其餘的都沒有人來認屍，也沒有驗明他們是誰[48]。 至少在沒有死的人當中，絕大多數都是聖安東郊區的市民。誠然，在635名已經查明籍貫的人中間，有400人是外省籍貫[49]；但是，他們大都已經變成了這一區的定居居民：在602名知道地址的人中間，不下425人住在該郊區的這一個或那一個教區[50]。剩下的有60人來自聖日瓦、聖保羅和其他與巴士底毗鄰的西部各區，有30人來自中央各市場[51]，約12人來自聖馬瑟勒郊區。從離巴士底一二英里路以上的地方來的人寥寥可數：其中有一個來自聖端諾累郊區的鎖匠和一個來自馬爾斯教場附近格羅卡尤的洋鐵匠。所有這些人，不管他們是來自聖安東郊區還是其他什麼地方，都絕不是流浪漢和無業游民，而是有一定住所和職業的人。或許更加令人驚奇的是，絕大部分巴士底攻克者都是作為新組成的資產階級武裝或巴黎國民自衛軍的地方單位的入伍者[52]帶著武器到巴士底去的。當然，這不僅進一步反駁了所謂攻克者都是流浪漢或社會渣滓的無稽之談——這種分子當然已被嚴格剔出民兵隊伍，而且也說明了這次圍攻可能遠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自發的事件。 不過，在較廣泛的意義上，我們可以同意密什勒的說法，這就是：攻打巴士底並不只是和這件事最有直接關係的聖安東區幾百個市民的事情，它是全巴黎人民的事情。在暴動達到最高潮時，也許有25萬巴黎人（有些人認為還要多）武裝了起來[53]。但是，即使採信這種廣泛的觀點，我們也不應該忽視聖安東郊區和其他地區的廣大巴黎小手工藝者、商販和工資勞動者所起的作用。由於好幾個月來生活費用上漲和隨著危機的加深而日益相信三級會議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希望正在遭受著貴族的陰謀破壞，這些人的革命情緒已經醞釀成熟。 雖然巴士底的陷落沒有多大軍事意義，可是卻具有極為深遠的政治影響。國民議會被保全，並且得到了國王的承認，宮廷派開始瓦解，亞瓦多伯爵自願流亡。在首都，政權轉移到選舉人委員會手中，委員們建立了市參議會，任命貝野為市長，拉斐德為國民自衛軍總司令。7月17日國王親來巴黎，在市政廳受到勝利者的接待，為了表示默認這次事變的後果，他戴上了革命的紅白藍三色帽徽。雖然在哈代看來，14日是「一個悲慘的日子」[54]，但這一周是群眾狂歡和彼此親切地互相擁抱的一周。然而，這段時期並沒能持久。革命雖已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可是還遠沒有完成，慶祝和歡樂不久就為一系列新的嚴重而悲慘的事件所代替。 * * * [1] 查·希米特：《1788年的法國工業危機》（C.Schmidt，「La Crise industrielle de 1788 en France」），載《歷史評論》，第97期（1908年），第78—94頁。不同的看法，可參看里·卡昂：《1786年至1787年英法條約的新解釋》（L.Cahen，「Une Nouvelle interprétation du traite franco-anglais de 1786-7」）， 載《歷史評論》，第185期（1939年），第257—285頁。 [2] 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第112頁。 [3] 阿瑟·楊格：《法國和義大利遊記》（Arthur Young，Travels in France and Italy ）（人人叢書，1915年倫敦版），第159頁。 [4]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250頁。 [5] 關於1789年6—7月間的事件，曾經參考過下列權威著作：皮·卡隆：《1789年6—7月的反革命陰謀》（P.Caron，「Une Tentative de contre-révolution en juin-juillet 1789」），載《現代史評論》（Revue d』histoire moderne ），第8卷（1906年至1907年），第5—34、649—678頁；讓·弗萊馬蒙：《1789年7月14日記事》（J.Flammermont，La Journée du 14 juillet 1789），1892年巴黎版；普·沙韋：《1789年巴黎的暴動和巴士底監獄的攻占》（P.Chauvet，1789.L』insurrection parisienne et la prise de la Bastille ），1946年巴黎版；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第107—138頁；日·姆·湯普遜：《法國革命》（J.M.Thompson，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43年牛津版，第45—59頁。文獻史料另行列明。 [6]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42頁。 [7]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62頁。 [8] 《聖日爾曼亞培監獄事件概述》（Relation de ce qui s』est passé à l』Abbaye St.Germain ），1789年巴黎版。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1882；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73、383頁。 [9]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3818。 [10] 5月1日，10名走私者在聖丹尼關卡上被捕，5月6日又有兩人因為引起騷動和侮辱收稅官被捕（國家檔案館文件：Y 18795，第446—447頁；18763）。 [11] 國家檔案館文件：Zla 886。（可特別參看標明為《1790年3月29日及以後數日的關於燒毀關卡事件報告》）。 [12] 國家檔案館文件：Y11987，15403。 [13] 《1789年7月20日聖拉扎爾警區財務官的調查報告》。國家檔案館文件：Z2 4691。 [14] 索恩-羅亞爾檔案館文件（Arch.Saône-et-Loilre）：B.705。 [15] 國家檔案館文件：Z2 4691。 [16] 大約50個這種人的名字出現在國家檔案館文件中，Y 10634，對開本第149頁；10649，對開本第17—21頁；18795，對開本第462頁；115181；12708；12218；14240；15101；15683。 [17]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2218，12698；C134，第8卷，第12宗；D Ⅵ 6，第39號，第19宗。 [18] 國家檔案館文件：Z2 4691。 [19] 由於從阜爾斯和比塞特勒監獄釋放了囚犯，這些人很快就擴大了隊伍；不過，其中有些囚犯並不樂意享受這種自由，第二天又向警察局投案（國家檔案館文件：Y 13454）。 [20] 《貝野回憶錄》（Mémoires de Bailly ）（1821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267頁。 [21] 國家檔案館文件：W 12，對開本第197—199頁（1789年7月15日的信）。在7月14日，據哈代記錄，已經有3萬人編入隊伍（《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86頁）；據巴那夫估計，到7月15日，入伍者已達48 000人（同上），7月18日達9萬人（國家檔案館文件：W 13，對開本第105頁）。 [22] 國家檔案館文件：W 12，對開本第197—198頁。 [23] 國家檔案館文件：C 134，第1卷。 [24] 《1789年里格比博士自法國等地來信》（Dr.Rigby’s Letters from France etc.in 1789），伊斯特萊克夫人（Lady Eastlake）編（1906年倫敦版），第55頁。 [25] 《1789年7月14日於市政廳召開的巴黎選舉人大會會議記錄》（Procés-verbal des séances et délibérations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électeurs de Patis ）（1790年巴黎版，3卷本），第2卷，第156—158頁。大英博物館文件：F602—604。這些記錄大部分都轉載在羅·喬·威克翰·萊格的《法國革命……文獻選輯》（L.G.Wickham Legg，Select Documents... of 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05年牛津版）中，第1卷，第49—95頁。 [26] 國立圖書館新得法文資料，第2670號，對開本第55頁。 [27] 國立圖書館新得法文資料，第2678號，對開本第47頁。 [28] 亞·馬迪厄：《偉大的國民議會時代（1789年至1791年）》（A.Mathiez，Les Grandes iournées de la Constituante 1789—1791），1913年巴黎版，第22—23頁。 [29]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90頁。 [30] 《選舉人大會記錄》（Procés-verbal de l』assemblée des électeurs ），第1卷，第371頁。 [31] 亞·貝吉：《1789年至1792年巴士底監犯登記簿》（A.Bégis， Le Registre d』écrou de la Bastille de 1789 à 1792）（1880年巴黎版）。 [32] 沙森：《1789年巴黎的選舉和陳情表》，散見第2卷各處。 [33] 參考哈代所說的「郊區的工人企圖在形式上包圍這座要塞」（《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88頁）。 [34] 重要各段見於威克翰·萊格所編的文獻中，第1卷，第49—95頁。 [35] 這些是杜索幾個月後在他第一次向制憲議會提出的正式報告中所列的假定數字〔《巴黎人的暴動和巴士底獄的陷落》（De l』insurrection parisienne et de la prise de la Bastille ），1790年巴黎版，第161—162頁。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1972〕。哈代列出的數字較低，只有20～60人犧牲，17人負傷，他根據的是最初的傳說（《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88頁）。 [36]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2823。根據狄諾自己說，他在7月13日加入地方民兵，參加了對傷兵院的進攻。 [37] 關於這些不同的犧牲者的記錄，可參看國家檔案館文件：Y11285、14604、10634，對開本第149—151頁。 [38] 《攻克巴士底的公民名單》（871名），國家檔案館陳列品，第1166號；《巴士底攻克者名單》（954名，其中許多姓名有重複），收於F.布農：《巴士底》（F.Bournon，La Bastille ），1893年巴黎版，第219—223頁；《巴士底攻克者名單》（662名），國家檔案館文件：T 514（1）。 [39] 國家檔案館文件：T 514（1）。 [40] 顯然被漏掉的人當中有：砍掉德洛納頭顱的狄諾，修道院長伏契，美洲人富尼葉，建築師帕羅伊以及馬伊雅本人。 [41] 饒勒斯：《社會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第1卷，第303頁。 [42] 這些人包括49名裝修木匠、48名桌椅匠、41名鎖匠、28名皮匠、20名雕刻匠和塑型工人、11名金屬浮雕匠、10名旋工，10名理髮匠和假髮製造者、7名陶工、9名紀念碑石匠、9名釘匠、9名小工藝品商、8名印刷工人、7名黃銅匠、9名裁縫、9名翻砂工人、5名寶石匠、5名金匠、5名爐匠和3名室內裝飾工人。關於類似的分類，可參看考·博爾：《1789年的共濟會叛亂》（G.Bprd，「La Conspiration maconnique de 1789」），載《通訊雜誌》（Le Correspondant ），1905年5月，第521—544頁。博爾在得出自己的結論時一定利用了馬伊雅的名單，但是他沒有說明參考資料的來源。 [43] 這些人包括11名酒商，3名咖啡店老闆，2名客棧老闆，21名商店老闆，9名帽商，3名製造場主，4名商人，6名園丁，3名木匠和7名石匠。 [44] 人數最多的幾個職業種類是：桌椅匠（8～10），裝修木匠（8），鎖匠（7～9），皮匠（5），印刷和造紙工人（4），織襪工（4），紗布工（22），搬運工（17），河岸工人和船夫（8），船塢工人（5），馬車夫（4），石匠（5），石工（4），絲帶工（3）。 [45] 饒勒斯：《社會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第1卷，第303頁。 [46]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88頁。 [47]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4119。 [48]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0634，對開本第150頁；12698；10598。 [49] 讓·杜里埃：《巴士底攻克者》（J.Durieux，Les Vainqueurs de la Bastille），1911年巴黎版，第261頁以下。 [50] 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來自巴士底附近各條街道——聖安東郊區大街和附近的各街道（245人），拉坡大街（53人），瘋人院大街（44人），貝塞大街（12人），蒙特婁大街（7人）。 [51] 所以，美洲人富尼葉所說的從聖尤斯塔區的800名附和者隊伍中帶領了400人前來參加圍攻這件事，我們不應該完全信以為真〔《美洲人富尼葉的秘密回憶錄》（Mémoires secrets... de C.Fournier，Américain ），國家檔案館文件：F76504〕。 [52] 在馬伊雅的名單上，有七分之六的平民註明了國民自衛軍的連和營的番號。我假定其餘七分之一（他們中間包括一個14歲和一個16歲的男孩子以及一個婦女）的人不屬於民兵之列。 [53] 資產階級武裝的最初鼓吹者尼古拉·德·邦涅維爾後來寫道：在7月14日，巴黎有30萬人武裝起來（斯·拉克羅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集，第5卷，第31頁）；巴那夫寫道：在7月18日，有18萬人拿起了武器（國家檔案館文件：W 12，對開本第105頁）。 [54]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