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 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研究法國革命的傳統方法，是把它看成一個單一的長時期的事件，開始於1789年5月在凡爾賽舉行的三級會議，或者開始於7月巴士底監獄的陷落。不過，近年來，歷史學家已經傾向於修正這種觀點，既把革命看成是一連串界限分明而又互相關聯的事件，又把革命爆發的日期推前兩年——推到1787年5月，當時，貴人會議的解散引起了「貴族反叛」或「貴族革命」[1]。把大革命看成是通過具有革命爆炸性的連鎖反應而逐漸展開的許多小規模革命運動的論點，毋庸在這裡詳加解釋；但是，關於革命爆發的日期問題，我們要談一談。有人認為，「貴族反叛」應該看成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因為強迫國王召開三級會議的是貴族和法院——長袍貴族，如果沒有三級會議，就不會有1789年的革命；同時也是由於他們公開向君主專制挑戰，才把主要參加革命的各階級——資產階級、農民和城市群眾——吸引到活動中來[2]。夏多布里昂寫道：「貴族使革命開始，人民把革命完成。」[3]就一切大革命都伴隨著統治階級內部深刻的分裂和危機而言，這一論斷確實包含一條重要的普遍真理。研究17世紀的學者將會在英國歷史中找到有趣的類似情況。然而，這種論點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掀起「貴族反叛」的特權階級和君主專制之間的分裂雖然是深刻的，但並不是根本的；當包括資產階級和城鄉廣大群眾的第三等級的力量參加進來，支持他們自己的範圍更廣泛的要求時（像他們在1789年春天開始做的那樣），這些分裂便很快地得到了消弭。根據這種觀點看來，只有在農民、城市工匠與資產階級新聞記者、律師及三級會議代表的分散行動匯合成為1789年7月的共同鬥爭時，革命爆發的真正時間才算到來[4]。 所以，本書中把「貴族反叛」看成是這場革命戲的前奏曲或正戲前的開鑼戲，而不是它的第一幕。不過，我們並不否認它對於本書主題的深遠意義和特殊重要性：它不僅為第三等級的勝利直接鋪平道路，而且由於把城市群眾吸引到行動中來，使社會平靜時期告一段落（就巴黎而言，自12年前的「麵粉戰」以來，一直或多或少地維持著這種社會平靜）。這段新的社會緊張鬥爭時期既包括革命的六年，也包括革命以前的兩年。所以，我們對於巴黎革命群眾做比較廣泛的研究，必須從這時開始。 自法國在1778年參與美國獨立戰爭以來，國家的財政一直陷於絕境。1787年2月，幾乎空空如也的國庫和不斷增加的赤字迫使政府不得不採取徹底的補救辦法：為了能立即找到某種解決財政問題的方案，專門召開了貴人會議。財務總監卡龍提出了一系列影響重大的措施，包括擴大印花稅和普遍徵收新土地稅在內。正如杜爾果和內克爾在以前召集的貴人會議一樣，實際上，政府希望應邀參加會議的特權階級能夠做一種亡羊補牢的貢獻以挽救國家免於破產。然而貴族有他們自己的不滿和要求，他們拒絕合作。於是，卡龍在4月8日被免職，由塞恩和土魯斯大主教洛默尼·德·布里盎繼任，他很快就被提升為紅衣主教。布里盎的建議和卡龍的建議同樣地不能被接受，同樣地遭到了反對，這一回是貴人會議在5月25日被解散，接著便發生了「貴族反叛」。就和以往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打頭炮的是憲法上對其權限規定得非常含混的巴黎法院。巴黎法院一方面接受了布里盎提出的放寬對糧食銷售與出口限制的計劃，並在抗議之下同意了印花稅；另一方面斷然拒絕給徵收土地稅的法令註冊，並要求召開三級會議來討論這一問題。當8月在國王親臨法院的情況下照樣頒布了這些法令以後，各省法院群起支持巴黎法院，結果布里盎被迫屈服：9月21日，撤銷了土地稅和印花稅的法令，被流放的巴黎法院法官幾天後又重新復職[5]。 法院重返首都這件事引起了群眾在多飛內廣場、哈萊街和其他通往法院的街道上舉行熱烈慶祝的場面。 8月開始出現反保王派的小冊子[6]，當局已經做好應變的準備。裁判所周圍駐紮了500名巴黎近衛軍，還有一團法蘭西警衛軍作為支持。哈代本人是法院的擁護者，他告訴我們：「一群狂熱的青年」聚集在新橋和它的通路上，放焰火鳴鞭炮，向軍隊扔石子，他們當中有裁判所的職員、多飛內廣場奢侈品行業的學徒和幫工。9月28日，騷動達到最高潮，有幾名兵士被激怒而開了槍，那是法蘭西警衛軍的一名軍曹下了一道野蠻而有意思的命令：「給我開槍打這群流氓的屁股！」不過並沒有傷亡，只有一個過路的律師被流彈打穿了大衣。軍隊逮捕了5個年輕人，並在群眾紛紛嘲罵和繼續投擲石子的情況下，把他們押到倫巴底大街警務委員弗朗的辦公處去進行審訊[7]。從弗朗的報告中，我們知道被捕者（其中有4人送進了阜爾斯監獄）中有兩人是小手工業學徒，兩人是金匠幫工，還有一個是裁縫師傅；兩人住在裁判所的緊鄰，另外兩人住在河對岸的大學區[8]。 騷亂持續了一星期，在這段時間內，人們在裁判所前廣場上點燃焰火，散發反對保王派的小冊子，焚燒卡龍和國王子女的女教師波列略伯爵夫人的肖像[9]。最後，法院子4月3日發布告示，嚴禁一切在裁判所附近舉行集會和放焰火的活動[10]，嗣後運動便平息了——不過，哈代還記下了之後的一次小騷動和直到11月12日還動員600名軍隊的事情[11]。雖然時間拖得這樣長，但這仍是一次局部事件，並沒有得到廣泛的響應：參加的只有一小部分資產階級，也許是因為麵包價格一直穩定，所以郊區和市場並沒有捲入。 但是，在以後幾個月內，危機進一步加深了——主要是因為實行杜爾果的自由貿易政策引起了糧食價格的飛漲。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布里盎採取了借債的權宜辦法，巴黎法院表示願意接受這種辦法，但必須召開三級會議。談判在11月又告決裂，深得人心的奧爾良公爵和兩名法官被流放；當公爵在4月重返首都時，人們又放了另一場焰火來歡迎他[12]。1788年5月，法院頒布公訴狀，指責包括密札制在內的專制政府的整個制度，因而更受到人民的歡迎。政府的回答是又一次派軍隊包圍了裁判所，強迫法官把他們的首領交給王家法官審判，並且頒布了掌璽大臣拉瑪揚擬定的六道敕令，這些法令限制法院的管轄範圍，削減法官人數，並賦予王家法庭和官吏以更大的法律權力；這一次只是因為有軍隊在場，才阻止了憤怒的群眾沒有把王家法庭焚毀[13]。隨之而來的是一段新的暴動時期——最初主要是在外省。6月，在格累諾布和勒恩有群眾騷動；7月，在多飛內，貴族和第三等級聯合起來反對國王。7月初，在巴黎老城內出現了以群眾暴動威脅國王的憤怒的傳單：「發抖吧，暴君，你的統治要結束了！」哈代擔心一場嚴重的群眾暴動眼看就要來臨[14]。政府預見到局勢將進一步惡化，於8月初開始選拔新的團隊進駐首都附近的村莊——這一次，政府害怕的不是裁判所的職員和學徒，而是市場和郊區的「賤民」[15]。 這種恐懼證明是有根據的。政府被迫在風暴面前低頭，答應一定在1789年5月召開三級會議；8月24日，內克爾接替了布里盎的職務，不久又召回了法院。人們為了祝賀這雙重勝利，兩天後在多飛內廣場及其附近又一次舉行慶祝：在警衛軍眼前放起了大量鞭炮，點起焰火，群眾強迫坐車通過新橋的人向亨利四世騎馬像鞠躬致敬，並高呼「打倒拉瑪揚！」但是，一種新的因素擴大了這些騷亂，使它們遠遠地超出了上一年的範圍。8月17日，4磅重麵包的價格在長期保持在9蘇以後，漲到9蘇半，20日漲到10蘇，9月2日漲到10蘇半，9月7日漲到11蘇[16]。在第一次漲價以後，哈代注意到聖安東郊區已經有輕微的騷亂[17]； 8月28日，市場和郊區的「工人」和「賤民」參加了兩天前裁判所職員在多飛內廣場發起的騷動，使騷動的整個性質發生了變化[18]。第二天，騷動更為猛烈，並擴大到其他各區：新橋上和河兩岸的軍隊哨所遭到襲擊並被焚毀。在此期間，1775年5月的平亂「英雄」貝朗元帥，受命指揮首都全部駐軍，並下令近衛軍要以武力對付武力。當晚，在格累夫廣場舉行示威的600多人遭到巴黎近衛軍射擊，有七八人被擊斃[19]，其餘的人被驅散。巴黎有半個月是比較平靜的。 但是，在9月14日，不得人心的拉瑪揚被免職這件事引起了一系列新的騷亂，斷斷續續地拖延到月底。群眾得以在多少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在新橋上高呼亨利四世萬歲，在格累夫廣場焚燒拉瑪揚的肖像以表達他們的滿意心情；但是，群眾企圖襲擊聖馬丁街那邊的巴黎近衛軍司令杜布瓦爵士的市內住宅時，卻引起了一場可怕的屠殺，當時軍隊向被圍在狹窄的梅萊街上的群眾開槍射擊——據哈代說，有50人死亡，25人被捕，不過這種說法似乎有些誇大[20]。一星期後，法院回首都一事引起進一步的騷亂。這一次，在大學區發生了一場流血衝突，在那裡，有200名青年拿著火炬和月桂花束高呼「亨利四世萬歲！法院萬歲！打倒四條腿的壞蛋[21]」，這時法蘭西警衛軍在哈普街向他們發動襲擊，造成若干傷亡[22]。9月30日，杜布瓦爵士在接受一萬里弗獎金和彼龍涅武官勛位後提出辭呈，騷亂也就告一結束[23]。 後來，最高法院和巴黎警察局編制了由於這些暴動而負傷、被捕或被判刑者的名單，這些名單使我們了解到那些參加暴動的是什麼人和他們來自哪些地區。約有50個人註明了職業，其中24名是幫工、學徒、體力勞動者和其他工資勞動者；10名是手工業作坊老闆；16人是小商販和小店主。他們大多數來自騷亂的主要中心——老城區、聖日爾曼郊區和首都中央及北城各區。奇怪的是，儘管哈代堅持說聖安東郊區的「賤民」曾經在8月末參加了暴動，但是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是從這個區來的[24]。總的說來，這些記錄表明： 巴黎的無套褲黨人已經作為決定性力量參加了反對政府的鬥爭，但是還沒有作為資產階級的同盟軍來參加；真正的革命危機還沒有到來。 1788年至1789年的冬天，這種情況有了發展，並且使各階級做了一次徹底的重新配備。當時發生普遍歉收現象，7月，在巴黎地區，一場意外的雹災打壞了穀物。隨之而來的是一個特別寒冷的冬天，因此使成千上萬的人失業，並進一步使成千上萬的鄉村居民湧進了首都；12月，據哈代記載有8萬人失業。巴黎市場上4磅重麵包的價格在11月8日上漲到12蘇，28日漲到13蘇，12月11日漲到14蘇，最後，在2月1日漲到了14蘇半；直到巴士底監獄陷落前，麵包一直保持這個價格[25]。 與此同時，資產階級登上了革命舞台。衝突的原因深深植根於舊制度中。一方面，近百年來，殖民地貿易、土地價值和奢侈品的消費已經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資本投資和製造業的擴展到處受到特權組織、封建地主和政府的限制，限制資本家的根本自由：雇用勞動力的自由，生產的自由和購買與銷售的自由。不過，雖然是由於這種深刻的社會對立，才使得接著發生的衝突終於變得十分尖銳和得到那樣的結局，但是，資產階級和特權階級的衝突，在開始時仍是從三級會議的代表和表決問題上引起的。巴黎最高法院在9月已經開始失去其作為人民自由代言人的聲譽，因為它要求三級會議應該按照1614年的方式組成，也就是說每一個等級應該選出同樣多的代表，並且以等級為單位進行表決。12月，王族發表宣言，更加直接地表示他們要堅持維護自己的特權。然而，內克爾說服了國務會議准許第三等級選出名額多一倍的代表；可是，關於「以人為單位」（如資產階級所要求）或者「以等級為單位」（如貴族和僧侶所堅持）來進行表決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這終於在勒恩地方導致了貴族和平民之間的流血衝突。到1月，各種力量的重新配備已經日趨明顯，馬勒·杜班注意到，這時已經不再是國王和特權階級之間的立憲衝突問題，而是「一場第三等級和另外兩個等級的戰爭」[26]。 2月，修道院院長西哀士的小冊子《什麼是第三等級？》出版以後，把衝突推到更高潮；在這本小冊子中，資產階級第一次要求掌握國家的命運，而不顧及其他等級的願望或特權。 就是在這種危機加深和政局動盪的情形下，聖安東郊區在4月末發生了累維伊揚騷動；這些騷動被人們稱為革命的第一次群眾大暴動[27]，雖然把它們叫作舊制度下的最後一次暴動也未嘗不可。累維伊揚是一個獲得成功的糊牆紙製造場主，他的總廠坐落在聖安東郊區大街附近的蒙特婁街上，約雇用有350名工人。他曾經因為對工業有貢獻而獲得過王家勳章。他很有錢，他的圖書館裡有5萬卷藏書，據說，單是他的家具就值5萬里弗，而他的酒窖甚至在暴動中被搶劫後，還有兩千瓶酒完整無損。他有一個好僱主的名譽：他聲稱自己的工人中沒有一個人的日工資少於25蘇，而一個工人領取20蘇以下的工資在當時仍然是平常的事；在1788年至1789年那一個特別寒冷的冬天，當工業由於缺乏燃料幾乎完全停頓的時候，他曾經付給200名暫時被解僱的工人以每日15蘇的失業工資[28]。那麼，何以這樣一位完全的公民、善良的僱主和當地選舉人會議中受尊敬的代表會變成聖安東區的幫工和工人暴力破壞的對象呢？讓我們簡略地研究一番以下的事實。 4月23日，累維伊揚在聖馬格里特區選舉人會議上發表了一篇演說，他在演說中抱怨生產成本過高和高額工資給工業增加了負擔；他是否曾主張削減工資這一點不能肯定，但是他似乎很惋惜工人每天領15蘇就行了的日子已成過去。同一天，在孤兒區（也在聖安東郊區）的會議上，科特街的一個香粉製造場主亨利奧表示了類似的看法。不論說這些話的動機如何，它們都立刻引起了這一區工資勞動者自發的不滿，這種情況從巴黎警察局長梯魯·德·克羅納第二天早晨向路易十六呈遞的報告上可以明顯地看出： 〔他報告說〕昨晚十時左右，聖安東郊區某處發生某些輕微騷動；騷動只是某些工人對兩個製造場主表示不滿，這兩個人曾在聖馬格里特會議上對工資定額發表了輕率的評論。[29] 在暫時平靜之後，於27日又吹起了風暴，這一天是星期一，是工人的休息日。據梯魯·德·克羅納報告，下午3時，有五六百名工人聚集在巴士底獄附近；他們把累維伊揚的肖像吊起來以後，又舉著這兩個製造場主的假人像在首都各處遊行[30]。當天下午，哈代（他的書鋪「金柱書店」設在聖雅各大街，這個位置最便於看到這些遊行隊伍）在日記中記的是，「叛亂」已經蔓延到巴黎聖母院區；後來，他在聖日納維葉山大街上，遇到了幾百名工人，手持棍棒，以鼓手為前導；他們在聖馬瑟勒郊區補充了生力軍以後，便回到市政廳前的格累夫廣場，人數達到3000人[31]。以後有三個第三等級選舉人描寫他們那天傍晚和示威者相遇的情況，示威者當時正再度出發前往聖馬瑟勒郊區；他們三個人把示威者勸散了[32]。但是，不久以後，群眾又在蒙特婁大街累維伊揚工場附近聚集起來，當他們發現累維伊揚的住宅已經有50名王家輕騎兵團的兵士守衛時，便前往附近科特街上的亨利奧住宅，搗毀了他的家具和私人物品。後來，軍隊驅散了他們——並沒有人死亡（據梯魯·德·克羅納說）。除去駐紮在累維伊揚住宅附近的衛隊以外，另有100人一隊的兩個分隊被調來守衛聖安東郊區各處，並且從瘋人院地方調來100名騎兵作為應付緊急情況的預備隊。當局派出了這些兵力以後，認為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33]。 但是，第二天早晨，又發生了騷動並蔓延到更廣大的地區，使戶主們感到非常驚慌。當更多的軍隊被調來時，一群群工人在各區用說服或威脅的方法召集到了新的支持者。當天的碼頭上沒有人做工，工場工人和作坊幫工剛一過午就來到了街上，許多人加入騷動者的隊伍。警察局發出明確指示，要強迫雷依里大街的王家玻璃製造廠（離累維伊揚的工場只有200碼遠）的500名工人繼續工作；但是，巡行各處的人群破門而入，勸說或強迫工人們參加他們的隊伍。在大教堂區，有人企圖把工人從他們的住所中拉出來[34]。根據哈代所記，到5點時，群眾在新橋、商業橋（鄰接警察局）、聖安東門和林蔭道附近聚集在一起[35]。 傍晚6點到8點之間，騷動達到了高潮。群眾衝進了累維伊揚的住宅，50名王家輕騎兵團的衛兵被趕開了，比前一天晚上規模更大的破壞重演了一次。法蘭西警衛軍司令沙特勒公爵下令開槍，於是在窗戶邊和屋頂下擠滿幾千人的狹窄街道上展開了大屠殺。儘管如此，群眾毫不退縮，高呼「自由……我們決不讓步！」以進行反擊[36]。有的人高呼：「第三等級萬歲！」甚至高呼：「國王萬歲！ 內克爾萬歲！」[37]鬥爭一直堅持到8時；10時，梯魯·德·克羅納向國王報告：「局勢正在恢復平靜，在聖安東郊區，還沒有走散的只有不多幾伙人了。」[38]哈代擔心第二天還會重演這類事件，據他記載，暴動者在解散以前曾經宣布，「為了讓麵包減價，明天還要舉行大暴動！」[39] 剩下的就是法律審判了。4月29日，地毯工人吉爾伯和搬運工人布拉在格累夫廣場被絞死。三星期以後，書記員馬利在聖安東門被絞死；還有一名婦女叫瑪麗-貞尼·特魯摩也被判絞刑，由於被發現有孕才得到緩刑，最後被赦免了。另外5個人在累維伊揚的酒窖中喝醉了，犯了以暴力和辱罵抵抗軍隊的罪行，被繫上足枷在聖安東門馬利的絞架旁邊示眾，以後被燙上烙印，送到船上終身服苦役。其他26名被捕的人最後被釋放了。大部分都是在三個月以後由於公眾的壓力而獲釋的[40]。 累維伊揚暴動中死傷的人數一直沒有確定。為了避免進一步激怒輿論，當局謹慎地少報了犧牲者的數字，這樣一來，便引起了種種胡亂的傳說和揣測。里姆地區貴族代表西勒里侯爵在向他的選民報告發生的事件時，估計被殺死的人有「幾百人」[41]。哈代估計的人數更多，有900人以上[42]。另一個作者談到單單在蒙特婁街一座房子的花園裡就有七八十具屍體[43]。與此相對照， 各警務委員的報告說死亡者只有25人，受傷者只有22人[44]。這些數字幾乎可以肯定說是不完全的，雖然我們無法對它們加以糾正。 然而，儘管有這些缺陷，這類報告仍然有助於我們確定暴動者的身份和與騷亂最有直接關係的地區。歷史學家在後一點上的意見還沒有能趨於一致。饒勒斯認為大部分暴動者是從聖安東郊區那邊來的[45]；而一位較近代的作家讓·科洛則認為，暴動者所受的主要煽動來自另一個一貫喜歡鬧事的聖馬瑟勒郊區[46]。科洛的看法從古林的口供上得到了支持，這個被告在受審訊時告訴警察說：「乘機暴動的是聖馬瑟勒郊區的人，這是我聽我哥哥和別人說的。」[47]但是，其他證據否定了這種說法——不僅梯魯·德·克羅納的報告始終說暴動者大部分來自聖安東郊區[48]，而且警務委員關於死傷及被捕者的報告也否定了這種說法。這些報告或許是比較確實的。事實上，在報告中提到住址的63個人中，只有5個人住在聖馬瑟勒郊區[49]。這看來符合事實——當然，如果另有證據證明，在躲避子彈和逃脫偵緝方面，聖馬瑟勒區的人比一般人有更大的本領或更好的運氣，那又當別論！ 饒勒斯的論斷比較近於事實：在上述的63人中，我們知道只有32人住在聖安東郊區——顯然只能勉強算是多數，可是如果把住在鄰接和緊密毗連的聖保羅區和聖日瓦區的人加上去，我們就可以說他們在有案可查的那些人中占絕對多數。所以，大體上，這些暴動可以說主要是一次聖安東區事件，重要的煽動和最有力的支持來自聖安東區各地。不過，由於累維伊揚發表的評論不只對於聖安東郊區有重要意義，因此，騷亂事實上也就不難從鄰近教區得到支援——但是，它仍然是一個局部事件，它的反響並不像以前8月和9月事件那樣普遍。 累維伊揚暴動在大革命史上之所以是突出的，在於這些暴動代表工資勞動者的起義。在我們所研究的這一時期的一切暴動中，只有這些暴動是工資勞動者顯然起了主要作用，並且向作為一個社會集團的工資勞動者提出了號召（雖然提得還不夠明確）。巴黎革命將看到各行業不止一次地同心協力為工資而進行鬥爭——如1791年和1794年——但是它們從來沒有能採取過起義的形式。在上一章提到「工人」這一名詞的意義以後，我們當然要慎重，不能認為哈代和梯魯·德·克羅納所用的「工人」一詞就一定意味著所說的那些人是在現代意義上的工資勞動者[50]，但是，在這次事件中，這一名詞的意義卻基本上證明與現代的意義相吻合。我們已經看到，示威者向碼頭、工場和公寓旅店中的工人發出了直接的特殊的號召；而對警察局報告的研究表明，在註明職業的75人（被捕者、受傷者或死者）中，不下於58個人是工資勞動者——聖安東區小手工業幫工、聖保羅和聖日瓦區河岸工人、一般工人以及少數製造廠工人。其餘的包括一個雕刻師、一個酒商、一個家具鋪老闆，還有一個神聖羅馬帝國的騎士（這也許有些不協調）[51]。他們當中有一個婦女——據說是首領之一——名字叫瑪麗-貞尼·特魯摩，她被認為曾經高呼：「啊，第三等級萬歲！」「打倒累維伊揚！」以此煽動暴動者焚燒和搶劫。我們已經看到，這幾乎使她送掉性命[52]。 是什麼東西驅使這些幫工、體力勞動者和小工匠憤怒地參加這些暴亂和採取這樣奮不顧身的勇敢行動的呢？騷亂的直接原因當然很清楚：它直接產生自累維伊揚和亨利奧關於工資過高的「輕率」言論。這兩個人是否如人們所普遍相信的那樣，真正主張減低工資；或者他們是否如替他們辯護的人所說的那樣，只是嘆息今不如昔[53]；或者是否如他們自己所堅持的，他們從來沒有說過傳說的那些話[54]，這些都沒有多大關係。重要的是，聖安東郊區的工資勞動者認為他們說了些什麼，這些話對工人產生了什麼影響。有些比較老實的被告在審訊時承認，驅使他們參加暴動的是他們覺得自己的工資似乎受到了威脅。例如，馬具匠勒·勃朗承認他曾經衝進累維伊揚的住宅，把家具從窗子裡扔出去，他解釋自己參加示威的理由如下： 儘管他是因為愛看熱鬧，被人群擁到那裡去的，但他和這一區的其他工人一樣，對累維伊揚先生感到氣憤，因為累維伊揚在聖馬格里特的第三等級會議中曾說：工人每天有15蘇就可以過活。他還說：他廠子裡的工人每天掙20蘇，衣袋中裝著懷表，工人們不久就會比他還要有錢。 勒·勃朗又說（也許是含有深意地），告訴他這些話的就是他自己的僱主，羅克特街上一個有名的瓷器製造廠主奧列弗[55]。 當這些暴動發生在一個政局極端不穩定時期，當局必然會認為這不僅是關於工資問題的自發的騷亂。既然所有被捕的工人看來都不像是領袖，那麼是誰通過收買或其他手段把他們煽動起來的呢？哈代提到暴動者的時候，把他們說成是「受到匪徒煽動的……工人」[56]；一本題為《略論4月28日事件》的小冊子的作者，指出這是一個貴族或教會的陰謀，在這個陰謀中： 大多數各行業的工人都不是主動參加的，有的受錢引誘，有的迫於暴力，才加入了暴徒的行列。[57] 所有調查委員的報告都表明他們懷有暴動是由外人策動的先入之見；他們沒能夠從任何被捕者那裡得到關於這方面的滿意證據，於是在5月3日逮捕了修道院院長羅伊，在此以前，一般人都認為他是政府的密探和累維伊揚的私敵。但是，事實證明他是一個使人失望的證人，所以幾天以後他就被釋放了[58]。在警察局方面，認為有教會陰謀家從中策劃的這種意見似乎很有力量，因為當被告之一、造紙工人西里葉供稱，在暴動發生幾天以後，有人在聖端諾累街上給了他錢時，警察局就問他「給他錢的是修道院院長還是別人」[59]。不過，就像1775年的暴動一樣，認為有教會陰謀看來並沒有真憑實據。 另一種認為有人陰謀指使的理論——說暴動者經過收買，看來也沒有什麼根據。據極端保王派刊物《國王之友》的編輯蒙勺瓦報道，每一個送進市立大醫院的受傷者身上，都發現有12法郎，大多數都是用紙包著，好像剛發放的一樣[60]。看來這是一種捏造，因為警察有一切理由願意證實他們對於教會、奧爾良分子或其他陰謀的懷疑，但是卻沒有從任何受過人身檢查的被捕者身上發現可疑的物品。在18具送往蒙特羅公墓和經過警務委員奧丹檢查過的屍體上，沒有發現一文錢——只有幾個廉價的煙荷包、鑰匙、本行工具；有一個人身上有一件也許是偷來的小小的銀器[61]。唯一承認領取金錢報酬而且在他的口袋中找出一大筆錢的人，是造紙工人西里葉，而他卻是在暴動結束一星期以後才開始與本案發生關係[62]。 泰訥指責暴動者是「匪徒」的說法也同樣經不起深究，除非他是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使用這個名詞。在這些被捕者中， 只有三個人有過任何一類的前科，而且，其中兩個人只不過是在阜爾斯監獄中被拘留過短時期，只有一個人有過某種犯罪記錄——這就是碼頭工人達代涅，人們發現他身上有一個「V」字烙印[63]。事實上，這些犯人大多數都是各行各業的普通工人，他們大都有職業[64]，參加暴亂以後並沒有得到金錢的好處或進行過搶劫。 但是，在這些騷亂的背後的確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因為在背後隱藏著比表面的直接原因更為深刻的經濟因素。兩個本地製造場主對於工資隨便發幾句議論這件事本身，很難引起這樣一場猛烈的大火。還有一件突出的事實，就是累維伊揚本廠的350名工人中，沒有一個人屬於死傷或被捕者之列，也沒有任何報告提到人們在4月28日曾經打算把這些工人拉出來參加其他工人的隊伍。所以如果想把累維伊揚暴動解釋成工人為反對一個不得人心的僱主而舉行的罷工或簡單的工資抗議，那就是無稽之談。事實上，這是一次反對當時麵包缺乏和價格高漲的極為猛烈的——雖然一部分是不自覺的——抗議。我們看到，4磅重麵包從2月以後一直保持著14蘇半的驚人高價。這次抗議的矛頭固然是指向累維伊揚和亨利奧，但這並非因為他們兩人是壞僱主，也不是因為工人受到教會或貴族代理人的煽動。如這兩個製造場主自己所懷疑，他們的私敵在挑起眾怒上可能起有某些作用，但是這種挑撥之所以得逞，完全是因為累維伊揚發表了關於工資的議論，以致觸犯眾怒，使公眾認為他和他的同事同那些令人憎恨的壟斷者或糧食囤積人有關係，而後一種人正是大家最痛恨的對象。小冊子《上國王書》的作者似乎已經了解到這種動機，他寫道：「陛下，最近這些騷動完全應該歸罪於麵包的高價。」[65]我們也看到哈代在日記上記著，暴動者在搗毀累維伊揚的住宅以後，宣布他們的意圖是要求麵包減價[66]；除去累維伊揚和亨利奧的私人財產外，在暴動中唯一被侵入的場所是食品店，這也是暴動的一個顯著特點[67]，事實上，所有證據都指明飢餓是這些騷亂背後的主要動力。 當然，這並不完全排斥有其他外因加入，起煽風點火作用的可能性。是否有累維伊揚和亨利奧的政敵或商業競爭者蓄意煽起群眾的憤怒來反對他們呢？前者似乎不大可能，我們看到暴動者在開始進行破壞時，曾高呼新的流行口號「第三等級萬歲」。由於累維伊揚本人就是當地第三等級中的知名人士，這種情況看來也許更難令人理解。但是，對於參加累維伊揚暴動的人，正如對於後來在7月破壞巴黎關卡的人一樣，「第三等級」這個名詞在應用上有一種更為狹窄的社會含義：在他們嘴裡，這句話似乎是一句號召窮人反對富人的口號，而不是如修道院院長西哀士所了解的那樣，全體國民反對一小撮特權人物的口號。在這種意義上，「第三等級萬歲」這句口號當然可以用來反對像累維伊揚這樣有錢的製造場主。 更加不可思議的是瓷器製造場主奧列弗的態度，據說他曾經把累維伊揚在聖馬格里特區會議上的一時失言用最可怕和最有挑撥性的詞句向他自己的工人報告[68]。是否在當地有某些僱主和累維伊揚有私仇，故意煽動自己的工人和這一區的貧民來反對一個生意興隆的商業競爭者呢？ 這是一種有趣而又可能的事，然而它不能提供根本解釋：無論是商業競爭者或教會冒險家，無論是奧爾良分子或神聖羅馬帝國的騎士，他們在累維伊揚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也只占很少一部分。騷亂的主要原因，正如舊制度時期（以及革命時期）發生暴動時常有的情形一樣，主要在於麵包缺少和價格昂貴，買麵包的費用幾乎已經達到工資勞動者支出的四分之三[69]。另一個使暴動具有特點的原因是兩個製造場主不謹慎的言論，他們把麵包問題和工資問題聯繫起來的說法激起了工資勞動者的極大憤怒。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自然是當時的政治空氣，在這種空氣中，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為掌握三級會議而向特權等級發出挑戰，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口號已經開始在「賤民」中生根，並且被他們用來為自己謀求利益。這種空氣將被以後幾個月的事件推向一個更高的高潮。 * * * [1] 參看亞·馬迪厄：《法國革命史》（A.Mathiez，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22年至1927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2章（中譯本：三聯書店1958年版）；喬治·勒菲富爾：《1789年》（Quatre-vingt-neuf ），1939年巴黎版，第11頁以下。 [2] 亞·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第1卷，第1、2章。 [3] 轉引自勒菲富爾：《1789年》，第7頁。 [4] 關於更詳細的論述，參看喬·魯德：《法國革命的爆發》（G，Rudé，「The Outbreak of the French Révolution」），載《今昔》（Past and Present ）， 1955年11月，第28—42頁。 [5] 關於「貴族反叛」的一般敘述，參看馬迪厄：《法國革命史》，第1卷，第1、2章；勒菲富爾：《1789年》，第24—42頁；阿·葛德文：《法國革命》（A.Goodwin，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53年倫敦版，第27—42頁。 [6]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7卷，第178頁。 [7]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7卷，第250—251頁。按照哈代的說法，開槍的士兵後來被囚禁起來。 [8]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3014。此外，9月2日，有一個家庭傭僕被帶到警務委員里日那裡，罪名是煽動群眾反抗巴黎近衛軍（國家檔案館文件：Y 10634，對開本第81頁）。 [9]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3014，第252—255頁。 [10] 大英博物館文件（Brit.Mus）：27 D 13（43）。 [11]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7卷，第287頁。 [12]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411頁。 [13]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470頁。10天以後，在倫巴底大街又發生了另一次小騷動（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481頁）。 [14]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10—11頁。 [15]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5、72—73頁。 [16]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49—68頁。 [17]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49頁。 [18]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7卷，第61—62頁。用哈代的話說：「由於聖安東郊區和聖馬瑟勒郊區的群眾增加了那個地方的鬧事人數，騷亂越來越厲害了。」 [19] 國家檔案館文件：Ⅺb 8989；1788年9月24日巴黎法院文件選錄；轉引自莫南：《1789年的巴黎狀況》，第482—487頁。 [20]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80頁。但是，根據警察局文件，並沒有人死亡，只有14人在聖馬丁街和聖日爾曼郊區（那裡發生另一場衝突）受傷，有18人（其中8人受傷）被捕（莫南：《1789年的巴黎狀況》，第486頁）。 [21] 對騎兵的一種通常的蔑稱。 [22]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1206；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100頁。 [23] 莫南：《1789年的巴黎狀況》，第489頁。 [24] 國立圖書館，朱里·德·弗勞里叢書（Collection Joly de Fleury），第1113冊，國家檔案館文件：Y 9491，9989，11206，11517，15309A，18751，18795；Ⅺb 8989（轉引自莫南：《1789年的巴黎狀況》，第489頁）。 [25]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154—155、168、408、426頁。 [26] 轉引自勒菲富爾：《法國大革命》（Lefebvre，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54年巴黎版，第113頁。 [27] 勒菲富爾：《1789年的革命》（La Révolution de 1789），第69頁。 [28] 喬·魯德：《巴黎工資勞動者》，第2卷，第36頁。 [29] 國家檔案館文件：C 221，160/146號，對開本第58頁。 [30] 國家檔案館文件：C 221，160/146號，對開本第53頁。 [31]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297—298頁。 [32] 《第三等級三名選舉人的愛國行為》（Acte patriotique de trois electeurs du Tiers État ），1789年巴黎版，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1620。 [33] 國家檔案館文件：C 221，160/146號，對開本第49、54頁。 [34] 參看達代涅（搬運工人）、紀勒（大理石匠）、海利葉（馬掌鐵匠）、古林（造紙工人）、夏羅（銅匠幫工）的審訊筆錄。（國家檔案館文件：Y 15101、13454、13582、12218、11033）；並可參看國家檔案館文件：C 221，第160/146號，對開本第51頁。 [35]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299頁。 [36] 讓·科洛：《累維伊揚事件》（J.Collot，「L』affaire Réveillon」），載《歷史問題評論》，第121期（1934年至1935年），第35—55、239—254頁。 [37] 國家檔案館文件：KK 641，對開本第17頁。 [38] 國家檔案館文件：C 221，第160/146號，對開本第52頁。 [39]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299頁。 [40]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0530，對開本第129—133頁，Y 18795，對開本第444—445、447—450、457、462頁；BB16 702；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03、329—331頁。 [41] 國家檔案館文件：KK 641，對開本第16頁。 [42]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13頁。 [43] 《上國王書》（Lettre au Roi ），1789年巴黎版。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7156，第15頁。 [44]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1033、13582、15101；克-勒·沙森：《1789年巴黎的選舉和陳情表》，第3卷，第72頁以下。 [45] 饒勒斯：《社會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第1卷，第142頁。 [46] 科洛：《累維伊揚事件》，第42—49頁。 [47]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2218。 [48] 1789年5月8日，他在寫給警務委員約朗的一封信中說：「你要叫他們知道，這些暴亂大部分來自聖安東郊區……」等（國家檔案館文件：Y 13981）。 [49]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0491、10530，對開本第131—133頁；13582、15019、18795，對開本第444—445、447—450、457、462頁；沙森：《1789年巴黎的選舉和陳情表》，第3卷，第72頁以下。 [50] 參閱本書第21頁。 [51] 參閱44頁腳註②。此外，據哈代記載，5月2日在普列特利·聖塞佛林大街（在大學區）上逮捕了與這次事件有關的兩名搬運工人（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07頁）。如果我們把這兩個人加到被警察逮捕並出現在警察報告中的35名男女中，我們便發現在37個被捕者中，工資勞動者就有32人——這甚至要比上述數字還更有意義，因為這些人和偶中士兵流彈的犧牲者比起來，大概都與這次事件更有直接關係。 [52]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3981、13454。 [53] 國家檔案館文件：KK 641，對開本第16頁。 [54] 《累維伊揚先生的辯護狀》（Exposé justificatif pour le sieur Réveillon ）和《亨利奧先生的辯護狀》（Exposé justificatif pour le sieur Henriot ），1789年巴黎版。國立圖書館文件（Bib.Nat.）：Lb 39 1618—1619。 [55]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3319。雕刻師達爾戴維茲和裝修木匠維庇也說了類似的話（國家檔案館文件：Y 12218）。奧列弗後來以其製作的巴士底監獄瓷器模型而出名〔參看《巴士底監獄與陶器模型》（「La Bastille et les faienciers」），載《法國革命》，第1期（1881年），第116—118頁〕。 [56]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299頁。 [57] 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7158。 [58]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308—309頁；沙森：《1789年巴黎的選舉和陳情表》，第3卷，第104頁；圖埃特伊：《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第1卷，第44—45頁。我們在警察局的檔案中已經找不到關於羅依的案卷。 [59]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4119。 [60] 圖埃特伊：《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第1卷，第45頁。 [61]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5019。 [62]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4119。 [63]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5101、13454。 [64] 35名被捕者中只有5名是失業者，25名受傷者中只有一個這樣的人。在這個問題上，某些歷史學家可能被暴動有意在「工人」休息日——星期一舉行這件事迷惑了。 [65] 國立圖書館文件：Lb 39 7156。 [66]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8卷，第299頁。 [67]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1033，16005。 [68]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3319。 [69] 喬·魯德：《法國革命時期巴黎的物價、工資和群眾運動》，第6卷，第3期，第247—249頁。再參閱附錄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