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 第二章 大革命前夕的巴黎

在革命前夕，從表面上看，巴黎正在經歷著一場根本的變化。這種情況在它的歷史上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了。這個中世紀城市的周圍一度是菲力普-奧古斯都在13世紀建築的堅固城牆，後來查理五世向外擴大了這個城市，他在14世紀建立起巴士底城堡保護城東的通路。路易十三時代，沿著現在的內城各大街修建了一道新的圍牆或者說一圈關卡，劃定了城市的正式入口[1]。18世紀，建築的飛躍步伐和商業及社會生活的加速發展使人們感到有進一步改建的必要：舊橋邊的房屋被拆除或任其自行倒塌，在新的路易十六大橋——現在的協和橋——上開始了建築工程；從城市中心清除了中世紀的公墓，新的街燈開始代替了街角上陰森森的老式燈籠，街上逐漸有了模仿倫敦的人行道[2]。最主要的是，城市的範圍進一步擴大了：1785年，新的圍牆竣工，這是一圈圍繞著首都的設有54個關卡的城牆，高10英尺，全長18英里。它不但把市區向外擴大到東邊包括聖安東郊區，北邊包括聖馬丁和聖丹尼郊區；而且第一次把西邊的巴塞和夏約兩個村莊和南邊的聖維克多、聖馬瑟勒、聖雅各和聖日爾曼等舊郊區都劃入首都範圍[3]。但是，建築新城的意圖不僅是想劃定新的京城外圍，它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強市內關稅制度和通過杜絕走私來大量增加王室收入。它在這方面的重要性可以從下列事實中看出來：1789年，巴黎關稅收入不下於2800萬里弗到3000萬里弗，而全國關稅收入不過為7000萬里弗[4]。這當然不會使當時推行這項計劃的大臣卡龍和負責制訂與實施這項計劃的總包稅人受人歡迎。聰明人寫道：「包圍著巴黎的城牆使巴黎怨聲載道。」[5]這種敵對情緒很快就在巴黎「城外」神父的《陳情表》中和某幾個選區的第三等級身上表現出來[6]。這種情緒也表現在巴黎「賤民」更為激烈的行動中，這些關卡甚至在人所痛恨的巴士底監獄陷落以前就已被憤怒的人民毀掉[7]。 儘管那一時期試做過許多統計調查，巴黎新市區究竟包括多少人口仍是難以計算的：最可靠的估計是在52.4萬人到66萬人之間[8]。正如內克爾見到的一樣，最大的一個困難是不僅要測定比較固定的人口[9]（按照出生和死亡、戶口、麵包證或警察局報告等各種資料計算），而且要測定較難以掌握的旅館和公寓中的流動人口，這種流動人口一年四季變化很大，很少能夠得到有關他們的官方統計資料[10]。我們記住這一點，便可以認為內克爾非正式估計的64萬和66萬[11]之間的人口數目可能比1788年至1789年人口普查得出的52.4萬人的較低數字更接近於真實（若干作者曾經認為這個較低數字是一個合理的估計）[12]。 在以上兩種調查中，特權階級或比較有錢的階級都只占總人口的一小部分。里·卡昂曾經試圖計算出18世紀中葉居住在巴黎的各種社會集團或階層的人口，他得出的結論是：教士約1萬人，貴族約5000人，金融、商業、製造業和專門職業的資產階級有4萬人左右[13]；其餘的人——絕大多數人口——是小店主、小商人、工匠、幫工、一般勞工、流浪漢和城市貧民，這些人組成了後來一般所稱的無套褲黨[14]。 當時巴黎的外貌正在改變，上流社會的中心區正在向西遷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增進貴族和富有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迎合他們的社會虛榮心。教士們由於有140座修道院仍然分散在舊城和郊區[15]，並且在這些修道院裡擁有大宗財產，所以對大規模擴建計劃不感興趣：有人甚至說，路易十五企圖把老城區完全拆毀、重新改建，只是由於受到教會的阻礙才沒有實行[16]。貴族、銀行家和富商沒有這種顧慮，很早就在羅亞爾宮、萊茵宮和聖端諾累郊區這些比較現代化的西區競相建築嶄新的市內住宅。以上這些地區是隨著路易十四時代宮廷遷移到凡爾賽開始繁榮起來的[17]。河右岸馬萊舊貴族區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時代曾經是上流社會的中心，這時已經日趨蕭條；18世紀80年代，塞巴斯梯恩·麥塞把這塊市區描繪成「滿目淒涼的地區」[18]，在這裡，布爾哥尼府的塔樓和塞恩、克呂尼等邸宅都已改為商用，它們都目睹過往日的繁華，而現在看到的卻是一片荒涼[19]。 同時，麥塞寫道，在最後這25年里，修造了一萬座房屋，三分之一的巴黎都經過重建[20]。建築工人的隊伍是從中部各省招募來的，建設速度往往是驚人的：75天建成了歌劇院，6個星期建成了巴加岱爾宮[21]。特別是在北區和西區，開闢了全新的街道。研究過1789年巴黎的史學家莫南使我們對於舊制度最後15年間這種發展的規模和速度有一些了解。在香榭麗舍大街附近（當時這裡是新式住宅區的最西端邊緣），國王的弟弟亞多瓦伯爵修建了貝里街和盎哥萊姆街，不久之後，柯列塞街和米萊大街（今天的馬提農大街）也陸續建成。在鄰接的聖端諾累郊區，準備修建達斯脫街——雖然到1789年還沒有完成；在那些林蔭道以北和以東，銀行家拉保德獲得修建普羅凡斯街、亞多瓦街（今天的拉菲特街）、泰布街和荷賽依街的許可證。由此再向東，是馬特爾、里塞爾、聖尼古拉、蒙德隆、布福、朗克里等大街。在羅亞爾宮附近，夏巴奈侯爵和路瓦侯爵用他們的名字為其市內住宅附近修建的街道命名。肖梭爾公爵出售了他在林蔭道上的一部分地產，這就為興建義大利喜劇院和開闢新聖馬克、托朗特、唐波阿斯和台拉斯等大街準備了條件。革命爆發前兩年，在鮑依諾斯府舊址上建起了布累杜伊、鮑依諾斯和克羅斯涅等大街[22]。王族中最有錢和最孚眾望的親王奧爾良公爵修建的羅亞爾宮的花園和連環拱廊，更是輝煌壯麗，很快就成了一個遊樂的中心和記者、小冊子作家以及好談政治者的聚會場所；同時，在河左岸，不久以前用300萬里弗購買了孔德府舊址，並於1789年在那裡建成了法蘭西劇院（後來的奧地昂劇院）[23]。不過，饒勒斯指出，在所有這些狂熱地大興土木的人士中，首都不動產最大的所有者仍是有錢的資產階級。他寫道：「除去幾百家豪門望族而外，連貴族本身也淪為資產階級的房客。」他下結論說：「在接近1789年時，巴黎的資產階級是市內財產和生產與消費的最高主宰者。」[24] 儘管有這些變化，但是，中世紀舊巴黎的風貌仍然基本保存著，並且繼續保持了75年。巴黎聖母院和聖教堂的宏偉建築仍然俯瞰著老城區的入口；無數的修道院、寺院以及拘留所仍在和那座過去封建時代的遺蹟——峙立著8個堡樓、獄牆達80英尺高的巴士底城堡競相媲美。特別是，巴黎仍然保存著古老的住宅、庭院和狹巷、作坊、客店，十分之九的巴黎人就在這些地方生活和工作——在老城和中央市場各區，在巡禮大道以東的郊區都是這種情況（巡禮大道由聖馬丁和聖雅各大街以及它們的延伸部分組成，從北邊的聖馬丁關卡到南邊的聖雅各關卡，把全城劃分為兩部分）。 這時還沒有明顯的工人階級居住區；只有到第二帝國時代，它們才完全出現[25]。當時至多不過有一些街上有客店和公寓，如市政廳鄰近的毛特奈里街或者離巴黎聖母院不遠的加朗德大街、公園大街等。在這些地方居住著河岸工人、搬運工人、石匠和其他季節性工人，他們花1～4蘇[26]擁擠在公寓裡過上一夜[27]。不過，一般講來，小作坊老闆、獨立工匠和幫工都是親密地生活在一起的，在巴黎革命期間，我們將會看到作坊老闆和幫工從拉坡街或聖安東郊區街上同一所房子裡走出來，參加攻打巴士底監獄[28]。在這一郊區，甚至有錢的製造場主如累維伊揚（他在蒙特婁街擁有一座雇用350名工人的「製造廠」）和著名的啤酒釀造商安東-約瑟夫·桑代爾都住得離他們的工人很近。在這些地區中，作為一個集團而出現的並不是工資勞動者，而是小作坊老闆、工匠和勞工等組成的全體「賤民」。從這些人的住所、語言、服裝、生活方式和他們每星期外出到庫提厄、鮑雪隆或新法蘭西這些酒館和小酒店中消遣一番的特徵上，大致可以辨識出他們這個社會集團[29]。 然而，某些地區已經具有了由本區居民的行業形成的顯著特徵。這裡面當然有莫培廣場和中央市場的著名的賣魚婦或女商販，有鐘錶碼頭、金匠碼頭和市內多飛內廣場，或羅亞爾宮拱廊上的金匠和寶石匠。新發展的夏約郊區因皮耶兄弟巴黎水利公司而聞名，這家公司擁有蒸汽動力設備，是法國第一家按照詹姆斯·瓦特的設計製造蒸汽引擎的公司[30]。由倫巴底、聖丹尼和格拉維葉等大街組成的市場以北的市區是主要商業中心，在那裡住有很大一部分這個城市的家庭工人，例如「兩萬」名絲織工人，他們曾在1791年11月向立法議會請願，抗議採用機器設備[31]。新紡織廠（其中有一些雇用400、500乃至800名工人）大多數設在聖馬丁和聖丹尼大街兩側的北郊[32]。碼頭工人、搬運工人和季節性建築工人使市政廳和格累夫廣場周圍的街道帶有一種熙熙攘攘的顯著特色。一貫是群眾騷動中心的聖安東郊區[33]有幾家啤酒廠和一家雇用500名工人的玻璃廠，但主要仍然是一個典型的小手工業——特別是製造家具和室內裝飾品的小作坊的中心[34]。 聖馬瑟勒郊區及其鄰近的聖雅各和聖維克多郊區的人口成分更加複雜，而且在有些人看來甚至更加不安靜。長期以來，那裡最出名的工業就是製革，這種行業在100年前被柯爾培從老城碼頭趕到了聖日納維葉山的山坡上；不過，它們在革命爆發前幾年似乎已經衰落，因為根據1791年一項調查報告的記載，當時只有十來個老闆，雇用的助手還不足200人[35]。其他行業包括染坊、呢絨製造業和洗衣房，此外還有路易十四在1662年興辦的著名的戈布蘭掛毯工場[36]。許多染工和呢絨製造者都是弗蘭德斯或荷蘭血統，他們在沿著這個郊區的主要通衢莫弗塔大街散布著的許多家啤酒館裡開懷暢飲（莫弗塔大街從楓丹白露關卡蜿蜒曲折地一直通到聖日納維葉山的外崖地方）。麥塞寫道：「這些人可以連宵酗酒，達一周以上」，他認為這些人是危險分子，說他們「比其餘各區的人更邪惡、更容易被激怒、更喜歡爭吵和更容易走向暴動」[37]。 這些郊區包括一部分市內最窮的各區，常常領取最多的在舊制度和革命時期隨時發放的貧民救濟金。例如，當1790年2月巴黎公社議決向貧民發放64 000里弗救濟金時，位於聖馬瑟勒和聖雅各郊區中間的聖埃納山區分到7000里弗；聖雅各郊區的維爾格累斯和上坡口的聖雅各地區領到5300里弗；聖安東郊區的孤兒區和聖馬格里特區分別領到5100里弗和4800里弗：這些是數目最多的撥款[38]。1791年，所有這些領救濟金的人當中幾乎有四分之一居住在聖馬瑟勒郊區的四個區內[39]。 可能是出於這樣一些考慮，所以甚至於最近的史學家都把這些不久就在革命中顯示特殊作用的郊區說成是工人階級郊區[40]。可是，這個名詞是易於使人產生誤解的，這有好幾個理由。第一，正如布萊希先生指出的，靠工資生活的人主要集中在中央市場區和首都北郊——不是集中在聖馬瑟勒郊區，更不是在聖安東郊區或者小手工業者占大多數的任何其他地區。1791年初，巴黎市政當局為了查明首都48區每一個工業企業雇用的工人人數，曾作過調查，調查的結果說明了上述情況[41]。這些調查報告（儘管不十分詳盡）表明：當時靠工資生活的人口總數（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將近30萬人。把各區人數和1792年人口調查表明的人數[42]聯繫起來看，我們發現：靠工資生活的人和他們的家屬在北部和中北部7區[43]的居民人口中占三分之二，在中央市場4個區[44]占居民人口的二分之一左右，而在聖安東和聖馬瑟勒郊區只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45]。 但是，即使在這些工資勞動者構成當地人口大多數的時候，他們也不具有一個社會階級的顯著特徵。在18世紀的法國，工人這個名詞可以指普通依靠工資過活的人，也可以隨意用來指那些獨立的工匠、小作坊老闆——甚至偶爾也可以指有錢的製造場主；它最常使用的意思和工匠一詞同義[46]。這種用法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那時，靠工資過活的人還不具有一個生產者的明確地位，在工人和僱主之間往往還存在著許多中間階層。典型的生產單位仍然是小作坊，這些作坊一般只用數目很少的幫工或學徒。即使在巴黎，雖然工人和僱主比起來人數較多而行會制度所規定的限制也比其他地方鬆弛[47]，但是，幫工仍然經常和老闆一桌吃飯，同屋住宿[48]。掙工資的幫工和獨立工匠，乃至與作坊老闆之間還沒有明顯的區別。例如，在1724年舉行罷工反對降低工資的2000名巴黎織襪工，一方面依靠工資為生，另一方面仍然從僱主那裡租用織襪機，在自己家中工作[49]；我們還可以看到：1789年8月，有很大一群巴黎理髮匠幫工堅持他們有自行開張營業的權利，不管他們的僱主是否願意[50]。 1791年調查報告中記載，所有靠工資生活的人約有三分之一屬於建築業[51]；他們大部分是季節性工人或剛從克魯斯和里摩日來的移民（所以他們的綽號叫「里摩日人」），住在莫弗塔大街或市中心那些家具很少的房間裡[52]。在他們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幫工兼僱主，或「老闆工人」，他們一方面依靠建築承包商付給的工資生活，另一方面又按日或按季計酬雇用自己的夥伴或小夥計[53]。廣大的搬運工人、運輸工人和河岸工人常常是從皮卡爾迪、薩瓦或歐維尼遷來不久的移民，住在各市場周圍或碼頭附近，他們的地位更難確定；不過，在一般體力勞動者和高度組織化的由巴黎市場的挑夫或更加貴族化的各類沒有技術的小工組成的團體之間，一定隔著無數的等級和差別[54]。 住在濟貧院和貧民醫院中的14 000人成分更為複雜[55]，不久以後，又有成千上萬沒有工作的農民、小商販和農村工人加入他們的隊伍，這些人在革命前夕湧進首都，被趕進聖母山和其他地方的救濟工場[56]。事實上，我們只有在可能占全部勞動人口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57]的北郊新紡織工場工人中，才能開始看到現代產業工人階級的顯著特徵；但是我們也將看到，和小工匠和幫工不同，他們在革命當中只是起一種比較次要的作用。 不過，儘管巴黎的幫工和體力勞動者缺乏作為一個社會階級的團結，但是，他們早就學會了怎樣提出他們特殊的經濟要求——常常是通過暴力手段。隨著古老的中世紀行會存在目的和組織的崩潰，幫工發現自己已經降到一無所有的工資勞動者的地位，成為老闆的希望非常渺茫[58]。老闆和幫工這種物質利益的逐漸分歧反映在那一世紀日趨劇烈的罷工和社會運動上，而隨著工資追不上逐漸上漲的物價，這種罷工和社會運動就變得更為劇烈[59]。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在1724年，織襪工人為反對降低工資舉行了一次罷工，這次罷工是因為他們的領袖被捕而引起的[60]。1737年，織布幫工起來反對管理和限制升為老闆的新規定[61]。1749年，巴黎最高法院作出判決，禁止制帽幫工干涉僱主雇用工人的自由[62]；1765年，一個類似的判決，禁止這些工人佩帶刀劍和行獵匕首[63]。1776年，書籍裝訂工人爆發了一次爭取14小時工作日的總罷工[64]。1785年，建築業工人罷工反對降低工資，結果贏得輝煌勝利：在幾百名建築工人和警察局長倫諾發生爭論，其他工人遊行示威要見布洛依宮裡的國王以後，最高法院宣布了有利於他們的決定[65]。第二年書商兼日記體作家塞·哈代報道了一次包括木匠、馬掌鐵匠、鎖匠、麵包師和石匠等在內的規模更大的罷工運動[66]；同年，搬運和運輸工人舉行罷工，反對宮廷寵臣發起的壟斷競爭，他們去凡爾賽向國王請願，引起群眾廣泛的同情[67]。1789年6月，就在巴黎革命爆發前夕，制帽工人又舉行了一次罷工——各個對立的幫工協會都參加了這次罷工[68]。 如馬瑟勒，羅夫所見到的，這些運動可能有助於1789年革命氣氛的形成[69]，但是它們並不是決定性因素。在當時的情況下，資本家和勞動者的衝突一般還居於次要地位，工資勞動者最關心的往往是食物價格——特別是麵包價格，而不是他的工資數目。這一部分是因為當時還沒有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工業和全國性的工會運動，尤其是因為麵包在工資勞動者的支出中，像在一切小有產者的支出中一樣，占很大一部分。1789年，巴黎一個體力勞動者的每日工資大約是20～30蘇，石匠幫工可能掙40蘇，而一個木匠或鎖匠可以掙50蘇[70]。按照拉布魯薩教授的說法，一個18世紀的法國工人平常要在麵包上用去其收入的50%左右，在蔬菜、油脂和酒上用去16%，衣服15%，燃料5%，照明1%[71]。所以，工資勞動者和其他收入少的勞動者主要關心的是麵包價格，在巴黎，一塊4磅重的麵包在「正常」時期售價為8蘇或9蘇。如果它的價格飛漲到12蘇或15蘇（或至20蘇），顯而易見，大部分工資勞動者就要面臨突如其來的災難，而這種情況是時常發生的。所以，如果他們常常想到的是更便宜和更充足的麵包——而不是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勞動條件，那就不足為奇；除去極少數例外，在革命期間也同樣是這種情形[72]。因此，當時傳統的和典型的群眾抗議形式仍然是食物暴動而非罷工；在這種暴動中，不僅有幫工、體力勞動者和城市貧民，而且有小店主、工匠和作坊老闆參加，來共同反對農場主、磨粉商、麵包商、囤積者、糧商和市政當局。這種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被證明是把組成大革命時期無套褲黨的各社會集團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一根最堅固的鏈條。 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一樣，在整個18世紀中一直受著這種騷動的威脅。為了平息這種騷動，當局曾擬定一套複雜的制度以保證郊區的磨粉商按時得到充足的小麥供應，巴黎的麵包商按時得到充足的麵粉供應——這種辦法常常使糧食供應區本身受到損害，或者使糧食運往首都所經過的河流和道路附近的村莊受到盡人皆知的損害[73]。但是，這種保證在最大的限度上也不足以抵抗歉收、旱災、冰雹、霜災和交通不便的打擊，或者糧食壟斷者與投機者的侵吞行為。在這種情況下，這套制度終於崩潰，搶購使麵包價格猛漲並引起巴黎「賤民」的憤怒暴動。在1709年的大饑荒中，這種崩潰幾乎是全面的，而且時間很長，以致有好幾百人因飢餓而死[74]。1725年8月，據達冉松侯爵記載，麵包價格高過1709年，為了平息民憤（「當時巴黎已發生嚴重騷亂」），將當時的負責大臣敦布里弗爾免職[75]。1740年9月，4磅重麵包價格漲到20蘇，相當於一個非熟練工人的一天工資；人們向國王大呼：「發發慈悲吧！麵包！麵包！」紅衣主教弗勞里遭到一群憤怒婦女的攻擊；比塞特勒監獄的50名犯人因抗議減少囚糧而群起暴動之後被槍殺[76]。1752年12月，由於巴黎大主教拒絕給一個有揚森派嫌疑的垂死修女施行聖禮，引起人們憤怒的遊行示威，麵包暴動也就同時與這場示威結合起來[77]；6個月後，麵包價格仍然高得驚人，有人散發煽動性傳單，傳單上寫著：「法院萬歲！打倒國王和主教」[78]，還是那個國王——路易十五——人們認為是他制定了狠毒的「饑荒協定」[79]。 範圍更廣而且也是使當局更加吃驚的，是1775年春天在巴黎和鄰近各省爆發的糧食暴動。1774年8月，杜爾果被任命為財務總監。他剛一上任時，在一般人眼中還沒有什麼喪失民心的特殊記錄，事實上，他的前任和他的死對頭、修道院院長塔萊在他被任命以後不久，就受到了被聖安東郊區的人們焚燒肖像的侮辱[80]。然而，使杜爾果在宮廷中的敵人高興的是，他由於操之過急地把重農主義學說應用於糧食貿易，不久就失去了人民給予他的寵愛：他於9月13日下令恢復糧食和麵粉貿易的自由。這道命令再加上歉收，便造成了第二年春夏兩季穀物、麵粉和麵包的缺乏和價格飛漲。3月初，巴黎4磅重麵包價格漲到11蘇半，到4月末便漲到13蘇半。糧食暴動已經在波爾多、第戎、都爾、麥茨、里姆和蒙托榜等地爆發——緊接著發生了一連串歷史上稱為「麵粉戰」的特別騷動。騷動從一個市場擴展到另一個市場，採取了由群眾控制小麥、麵粉和麵包價格的形式——麵包價格一般被規定為2蘇一磅，麵粉20蘇一蒲式耳，小麥12法郎一塞第（等於200千克）。4月27日，騷動從首都以北20英里的瓦茲河畔的博蒙開始，29日擴展到潘托塞，5月1日蔓延到聖月爾曼，2日蔓延到凡爾賽，3日蔓延到巴黎城。巴黎中央麵粉和麵包市場遭到劫掠，市中心和郊區麵包商不是被搶就是被迫廉價出售麵包，直到軍隊開出來才恢復了秩序。騷動接著沿塞納河和馬恩河流域向東和向南發展，在布里埃的市場和鄉村中繼續了好幾天，9日發展到加提訥河畔的博蒙（巴黎以南50英里），10日在米隆附近逐漸平息[81]。 這些暴動使人們看到了某些革命事件的驚人預演——特別是對於主要商品的群眾限價或群眾平價，這在1789年至1793年成了一種經常發生的現象。但是，這些騷動還遠不是為了反對現存的制度，而是對於一種新式主張提出嚴重抗議——這種主張就是放任食物價格上漲到它們的自然或市場水平，而不從社會正義的考慮出發來加以控制。運動並沒有產生具體的結果，這也許不足為奇。這基本上是一次工資勞動者、工匠和鄉村與城市貧民的運動——無論是資產階級或大多數農民都沒有參加。然而，它使政府和「上層」階級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12年後，曾經目睹巴黎市場和麵包店受到襲擊的哈代，談到當時有再度出現1775年5月場面的危險[82]。 至少在巴黎，這次運動是舊制度下最後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騷動。以後的12年是糧食價格和社會秩序都比較穩定的時期[83]。哈代所記載的大部分是反對新建關卡的抗議，有些是市場上的關於肉類和木柴價格的不滿，還有一些是表現反教會情緒的突出事件[84]。儘管中央市場和郊區居民的平靜僅僅是表面的，但他們並不比同時代南瓦克、威斯敏斯特和中塞克斯大主教教區的英國人更傾向於暴動和騷亂——這些英國居民曾經因反對瓦爾波爾制定的消費稅和燒酒法案發生暴動，並在60年代和70年代高呼過「威爾克斯和自由」的口號。無論如何，巴黎同倫敦、威斯敏斯特市以及中塞克斯相比，有一套更為有效和權力集中的警察系統，具有一支力量大得多的武裝供其調遣。倫敦那些地方的治安推事和警察的權力有限，鎮壓機器分散而指揮不靈，因此，幾乎常常無法阻止暴動和騷亂。 另一方面，巴黎的警察總局局長的管轄範圍包括首都的全部地區，48名警務委員則分別掌管全城各區警務，他們擁有對付犯罪和民眾騷亂的雄厚實力。這些武裝包括150名法警，接近於1000人的三連巴黎近衛軍，以及300到400名警察。總括起來，他們可以直接指揮1500人左右，此外還有5000到6000名法蘭西警衛軍、瑞士警衛軍和槍兵的預備部隊——大部分都駐紮在首都——可以在緊急時調動[85]。雖然這些聯合起來的武裝力量遠不如後來革命當局能夠調動的武裝力量強大，但只要他們仍然效忠於政府和地方官吏，他們就是一支比倫敦治安推事所能隨便調遣的隊伍實力雄厚得多的武裝部隊。 所以，當1780年6月戈登暴動爆發，倫敦大部分地區有好幾天一直被「反羅馬教皇」的暴動者控制時，法國觀察家就有資格揚揚得意了。例如塞巴斯梯恩·麥塞在巴士底陷落的9年以前評論倫敦騷亂時寫道：喬治·戈登勳爵在倫敦造成的恐怖和驚慌，在巴黎這樣一個警政完善的城市是難以想像的[86]。我們在事後都聰明起來，當然可以嘲笑塞巴斯梯恩·麥塞的天真，然而他在寫作當時，似乎也有其自滿的合理根據。 但是，在這種表面平靜的背後，各種力量正在成熟中，不久就要粉碎這種幻覺，並把巴黎人卷進遠比前一世紀所經歷到的任何事件都更大的災難中。當時就連最聰明和最有遠見的觀察家都沒有看出這種情況。儘管這些事變的結果竟然沒有破壞巴黎的外觀[87]，然而卻使巴黎公民的生命財產遭受慘重損失。 * * * [1] 阿·德馬讓：《巴黎，城區及近郊》（A.Demangeon，Parts.La Ville et sa banlieue ），1933年巴黎版，第16頁。 [2] 阿·巴波：《1789年的巴黎》（A.Babeau，Paris en 1789），1889年巴黎版，第23頁；赫·莫南：《1789年的巴黎狀況》（H.Monin，L』Etat de Paris en 1789），1889年巴黎版，第10—13頁。 [3] 阿·德馬讓：《巴黎，城區及近郊》，第16頁。 [4] 莫·馬里昂：《17世紀和18世紀法國制度辭典》（M.Marion，Dictionnaire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x ⅩⅦe et ⅩⅧe siècles ），1923年巴黎版，第402—404頁。〔里弗（livre）為法國舊幣名。——譯者注〕 [5]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8頁。 [6] 克-勒·沙森：《1789年巴黎的選舉和陳情表》（C.-L.Chassin，Les Élections et les cahiers de Paris en 1789），1888年至1889年巴黎版，4卷本，第2卷，第410、421、425、432、442、443、444、448、455、465、519頁；第4卷，第406、451頁。 [7] 參閱本書第55—56頁。 [8] 1788年至1789年的人口調查是按戶計算的，調查出的居民總數為524 186人〔《法國統計資料》（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第3卷：《土地、人口》（1837年巴黎版），第277頁〕。按照內克爾1784年的私人計算，總數為64萬到66萬人〔日·內克爾：《法國的財政管理》（J.Necker，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de la France ），1784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277頁〕。1792年人口調查的結果是635 504人〔納·加雷埃夫：《革命時期巴黎各區人口密度》（N.Kareiev，La Densité de la population des différentes sections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912年巴黎版， 第14—15頁〕。1795年進行了兩次人口調查，一次是部分地依據麵包證登記資料，另一次是依據消費者的數目，得出的數目分別為626 582人和636 772人〔普·摩里奧：《共和國第二年的人口調查》（P.Meuriot，Un Recensement de l』An Ⅱ ），1918年巴黎版，第33—34頁；國家檔案館文件：F7 36884〕。關於這些估計數字可靠性的討論，請參看喬·魯德：《1789年至1791年的巴黎工資勞動人口和起義運動》〔（G.Rudé，The Parisian Wage-Earning Population and the Insurrectionary Movements of 1789-91），以下簡稱為《巴黎工資勞動者》（未發表的哲學博士論文兩卷集，1950年倫敦大學印），第1卷第34—43頁〕。關於1790年至1800年巴黎48區的人口估計數字，參看後文附錄二。 [9] 這裡使用的「固定人口」一詞當然只是就相對意義而言。整個18世紀，遷出和遷入巴黎的人口一直繼續不斷（雖然大部分都是從外省遷入巴黎的）。警察局和其他公共機關的檔案記錄表明，革命時期的巴黎居民中，外省籍貫的人占很大比例。 [10] 非定居人口的數目——那些住在出租旅館和各種類型公寓中的人口數目——在1795年兩次人口調查的第一次中有記載，但是48區中只有25區有這種資料（摩里奧：《共和國第二年的人口調查》，第32頁）。 [11] 內克爾：《法國的財政管理》，第1卷，第277頁。 [12] 例如，可參看弗·布萊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F.Braesch，La Commune du 10 août 1792），1911年巴黎版，第14頁；亞·朗德里：《舊日巴黎的人口統計》（A.Landry，「La Démographie de l』ancien Paris」），載《巴黎統計學會會刊》（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 statistique de Paris ），第76期（1935年），第34—45頁。但是，摩里奧傾向於那個較高的數字（《共和國第二年的人口調查》，第34—35頁）。 [13] 里·卡昂：《18世紀中葉巴黎人口》（L.Cahen，「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milieu du 18 siècle」），載《巴黎評論》，1919年，第146—170頁。 [14] 1792年6月以後，這個名詞同樣帶上了一種政治意義，一般指極端共和主義者——甚至也應用到本人很有錢的共和主義者身上。但是我在本書中，仍然只是在社會意義上使用它。 [15] 按照埃德梅·維尼克（Edmé Verniquet）的1789年巴黎地圖（巴黎市政會議於1889年出版），當時有68座男修道院和修會，73座女修道院和修會。 [16]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9頁。但是也有例外，譬如，聖安東廣場王家修道院女修道院長和會眾就在巴士底以東他們的地產上新建了一條街、一個市場和一座噴泉（莫南：《1789年的巴黎狀況》，第16頁）。 [17] 德馬讓：《巴黎，城區及近郊》，第16頁。 [18] 耳·塞·麥塞：《巴黎年表》（L.S.Mercier，Tableau de Paris ），1783年阿姆斯特丹版，12卷本，第1卷，第258—261頁。 [19]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8頁。 [20] 麥塞：《巴黎年表》，第8卷，第190頁。 [21]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7頁。 [22] 莫南：《1789年的巴黎狀況》，第15—16頁。再參看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38頁。 [23]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4頁。 [24] 讓·饒勒斯：《社會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J.Jaurès，L』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22年至1924年巴黎版，8卷本，第1卷，第149—150頁。 [25] 耳·謝瓦利埃：《19世紀巴黎人口的構成》（L.Chevalier，La Formation de 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ⅩⅨe siècle ）， 1950年巴黎版，第122頁以下。 [26] 蘇（sou）為法國舊銅幣。——譯者注 [27] 這些錢數出現在1789年至1792年間的各種警察報告上。再參看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58頁。 [28] 參閱本書第63—65頁。 [29] 亞·索布爾：《共和國第二年的巴黎無套褲黨人》（A.Soboul，「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載於1956年7月《史鑑》（Miroir de l』histoire ），第91—99頁。 [30] 到1791年，該廠已製造出40台蒸汽機，並且開始出口。參看亞·馬迪厄：《18世紀下半期的法國經濟》（A.Mathiez，La France économique dans la secondemoitié du 18e siècle ），1927—1928年巴黎文學院現代史補充研究徵文，1928年巴黎版，第84頁。 [31] 國家檔案館文件：F12 1430；轉引自弗·布萊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24頁。 [32] 弗·布萊希：《1791年左右巴黎工業人口統計》（F.Braesch，「Un Essai de statistique de la population ouvrière de Paris vers 1791」），載《法國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63期（1912年），第289—321頁。 [33] 克·勒弗夫：《巴黎舊宅第，巴黎各宅第和各街道史》（C.Lefeuve，Les Ancicnnes maisons de Paris.L』histoire de Paris， rue par rue， maison par maison ），1875年巴黎版，5卷本，第1卷，第3頁和第147頁。 [34] 弗·布萊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6—8頁。 [35] 弗·布萊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10頁。 [36] 弗·布萊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10頁。 [37] 麥塞：《巴黎年表》，第1卷，第257—258頁。 [38] 亞·圖埃特伊：《革命時期巴黎的公共救濟》（A.Tuetey，L』Assistance publique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895年至1897年巴黎版，4卷本，第1卷，第133—135頁。 [39] 在118 784人中占27 158人〔夏布羅爾·德·渥爾維克：《巴黎市區統計研究》（Chabrol de Volvic，Recherches statistiques de la viiie de Paris ），1821年至1829年巴黎版，4卷本，第1卷，第43頁〕。據說在1794年，68 000名領救濟金的人中，住在聖安東郊區一地的就有15 000人（索布爾：《共和國第二年的巴黎無套褲黨入》，第96頁）。 [40] 例如，參看湯普遜：《法國革命》（J.M Thompson，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47年牛津版，第49—66頁。 [41] 弗·布萊希：《1791年左右巴黎工業人口的統計》（F.Braesch，「Un Essai de statistique de la population ouvrière de Paris vets 1791」），載《法國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63期（1912年），第289—321頁。布萊希先生的發現根據的是48區中的41區應巴黎市政當局的請求在1790年後半年所作的調查報告，那次調查的目的是為了了解需要分配給僱主的低額指券（革命政府發行的紙幣）的數目。這些調查報告收在國家檔案館文件F30 109—124、129、131—134、136—160各輯中。關於布萊希估計的討論，請參看《巴黎工資勞動者》（Parisian Wage-Earners ），第1卷，第46—51頁。 [42] 納·加雷埃夫：《革命時期巴黎各區人口密度》，第14—15頁。 [43] 這些區是博堡、格拉維葉、崩索、莫孔賽耳、新崩納、普瓦松尼、聖丹尼郊區。 [44] 這些區是：羅浮、奧拉托利、老實人市場（後來的市場區）、倫巴底。 [45] 參看《巴黎工資勞動者》，第1卷，第52—53、277—280等頁（附錄A）。 [46] 《法蘭西學院辭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1772年版）給工人一詞下的定義是：「用手工從事操作和製造某種東西的人」。狄德羅（Diderot）的《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對這個名詞的解釋是「一般說來為從事某種行業的工匠。」按照一個工資勞動者的現代含義給這一名詞下定義的最早的《學院辭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是1935年的版本。關於在研究社會史時對這一名詞難下定義問題的討論，可參看阿爾弗列德·科本的《社會史中的名詞》（Alfred Cobban，「The Vocabulary of Social History」），載《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第71期（1956年），第14頁。 [47] 阿·富蘭克林：《舊時代的私人生活：如何成為僱主》（A.Franklin，La Vie privée d』autrefois：comment on devenait patron ），1889年巴黎版，第281—284頁。 [48] 除去警察記錄的證據以外，我們還可以在1789年7月《安丁大道加比桑區技工、工匠和工人的提案》中找到這種說法，提案中說：「我們居住在老闆家裡，我們的父輩住在公寓裡。」（國立圖書館新得法文資料，第2642號，對開本第13—15頁）。 [49] 弗·芬克-布倫泰諾： 《舊制度下的工人問題》（F.Funck-Brentano，「La Question ouvrière sous l』Ancien Régime」），載《舊事評論》（Revue rétrospective ），第17期（1892年），第1—24頁。 [50] 國家檔案館文件：T 514（1）。 [51] 關於當時巴黎這一行業和其他各行工人的情況，參看《巴黎工資勞動者》，第2卷，第277—280頁（附錄A）。 [52] 格·莫科：《19世紀初期法國工人們的遷移》（G.Mauco，Les Migrations ouvrières en France au début du ⅩⅨe siècle ），1932年巴黎版，第29—31頁。 [53] 日·日·列特萊：《17和18世紀巴黎泥水匠僱主聯合會》（J.-J.Letrait，「La Communauté des maitres maçons de Paris au ⅩⅦe et au ⅩⅧe siècle」），載《法國和外國法律史雜誌》（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cais et étranger ），1945年，第256—257頁；1948年，第113—117頁。 [54] 關於後者可參看馬·羅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罷工》（M.Rouff，「Une Grève de gagne-deniers en 1786 à Paris」），載《歷史評論》（Revue historique ），第105期（1910年），第332—348頁。布萊希所分析的1791年調查報告中，沒有這種工人。 [55] 這是1791年的數字〔克·布洛和亞·圖埃特伊合著：《1790年至1791年的國民議會乞丐委員會的筆錄和報告》（C.Bloch and A.Tuetey，Procès-vetbaux et rapports du comité de mendicité de la Constltuante ，1790—1791），1911年巴黎版，第482頁〕。 [56] 拉斐德估計攻陷巴士底以後一周內巴黎的「外鄉人和無家可歸的人數在三萬以上」；不過，這個數字也許由於黨派目的而被誇大了〔《拉斐德將軍的回憶錄、通信和手稿》（Mémoires，correspondance et manuscrits du Général Lafayette ），1837年巴黎版，6卷本，第1卷，第272—273頁〕。 [57] 《巴黎工資勞動者》，第1卷，第58頁和注83。 [58] 阿·富蘭克林：《舊時代的私人生活：如何成為僱主》，第90—95、173—217頁。 [59] 拉布魯薩教授指出：食物和其他群眾消費必需品的價格在1726年至1741年和1771年至1789年這兩段時期之間上漲了62%，名義工資同時期只增加了22%〔拉布魯薩：《18世紀法國的物價和稅收變動研究》（C.-E.Labrousse， 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ⅩⅧe siècle ），第2卷，第597—608頁〕。 [60] 弗·芬克-布倫泰諾：《舊制度下的工人問題》。 [61] 羅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罷工》，第333頁。 [62] 阿·富蘭克林：《13世紀以來巴黎各手工藝行業辭典》（A.Franklin，Dictionnaire des arts，métiers et professions exercés dans Paris depuis le ⅩⅢe siècle ），1906年巴黎版，第372頁。 [63] 阿·富蘭克林：《13世紀以來巴黎各手工藝行業辭典》，第573頁。 [64] 塞·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3卷，第281頁。 [65] 塞·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6卷，第149—150頁。 [66] 塞·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6卷，第315頁。 [67] 羅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罷工》，第334頁。 [68] 國家檔案館文件：Y 13016（1789年6月12日）。 [69] 羅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罷工》，第347頁。 [70] 喬·魯德：《法國革命時期巴黎的物價、工資和群眾運動》（「Prices，Wages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Paris during the French Révolution」），載《經濟史評論》（Econ.Hist.Rev.），1954年，第6卷，第3期，第248頁。但是，由於在舊制度下有許多天節日，所以工人的平均「有效」工資遠比這些數目為少：這些節日每年達到111天左右（同上）。並可參看附錄七。 [71] 拉布魯薩：《18世紀法國的物價和稅收變動研究》，第2卷，第597—608頁；勒菲富爾：《物價變動和法國革命的起因》（G.Lefebvre，「Le Mouvement des prix et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載《法國革命史年鑑》，第14卷（1937年），第289—329頁。 [72] 這種趨勢明顯地反映在流傳下來的幾份外省工資勞動者的《陳情表》上。在巴黎沒有這種證據，因為有特殊的規定，把工資勞動者和小有產者排除在巴黎人預備會議之外（沙森：《1789年巴黎的選舉和陳情表》，第1卷，第373—376頁）。 [73] 里·卡昂：《18世紀末葉巴黎的麵包問題》（L.Cahen，「La Question du pain à Paris à la fin du ⅩⅧe siècle」），載《法國革命紀事》（Cahie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第1號（1934年），第51—76頁。關於巴黎運糧道路和1752年至1789年期間水陸路巴黎運糧隊經常遇到襲擊的情況，可參看羅·克·科伯：《共和國第二年和第三年勒芒地區和下塞納流域的饑荒》（R.C.Cobb，「Les Disettes de l』an Ⅱ et de l』an Ⅲ dans le district de Mantes et la vallée de la Basse-Seine」），載《巴黎和伊耳德法蘭西歷史考古學會聯合會報告》（Mémoires de la féderation des societés historiques et archéologiques de Paris et de l』Ile-de-France ），第3卷（1954年），第227—233頁。 [74] 阿·德·包瓦斯勒：《1709年的嚴寒和饑荒》（A.de Boislisle，「Le Grand Hiver et la disette de 1709」），載《歷史問題評論》（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第73期（1903年6月），第442—509頁；第74期（1903年12月），第486—542頁。 [75] 達冉松：《達冉松侯爵的日記與回憶錄》（Journal et mémoires du Marquls d』Argenson ），1859年巴黎版，9卷本，第1卷，第54頁。按照另一個回憶錄作家，律師巴比爾的說法，4磅麵包每個幾乎漲到28蘇到32蘇這種駭人聽聞的價格（巴比爾：《路易十五時代的歷史記事與逸事》〔（E.J.P.Barbier，Journal historique et anecdotique du règne de Louis ⅩⅤ），1847年巴黎版，4卷本，第1卷，第224—225頁〕。 [76] 《達冉松侯爵的日記與回憶錄》，第3卷，第169—173頁。 [77] 《達冉松侯爵的日記與回憶錄》，第7卷，第353、357頁。 [78] 《達冉松侯爵的日記與回憶錄》，第8卷，第35頁。 [79] 勒·此奧萊：《饑荒協定及其對糧食的影響》（L.Biollay，Le Pacte de famine et les opérations sur les grains ），1885年巴黎版。 [80] 參看米特拉：《路易十五去世後……的政治與文藝秘密通信集》（Métra，Correspondance secréte，politique et litteraire... depuis la movt de Louis ⅩⅤ），1887年至1890年倫敦版，18卷本，第1卷，第87頁。塔萊和杜爾果不同，他是一個極端贊成國家干涉糧食貿易的代表人物，在他任職期間，糧食貿易的管理大部分掌握在一群有錢的「壟斷者」手中，因此，他的名字在群眾中已經和臭名昭著的「饑荒協定」聯繫在一起。1768年11月，當塔萊在任的時候，巴黎的4磅重麵包的價格業已上漲到16蘇，並且已經發生了小規模的騷亂〔斯·拉克羅瓦：《巴黎市府文件》〔（S.Laeroix，Actes de la Commune de Paris ），續集，8卷本，1900年至1914年巴黎版，第6卷，第398頁〕。 [81] 喬·魯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區的群眾平價運動》（G.Rudé，「La Taxation populaire de mai 1775 à Paris et dans la région parisienne」），載 《法國革命史年鑑》，1956年4月至6月，第239—279頁。 [82]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7卷，第123頁。 [83] 這一時期，4磅重麵包的價格保持著顯著的穩定，一般售價在8～9蘇之間；只有在1784年短時期內曾經上漲到10蘇半或11蘇（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散見於第3—7卷各處）。 [84] 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第5卷，第322—323、394—395、410頁；第6卷，第18、35、330、332、435、479頁。 [85] 赫·德·蒙特巴：《路易十六時代的巴黎警察》（H.de Montbas，La Police parisienne sous Louis ⅩⅥ），1949年巴黎版，第78—84、93—101頁。並可參看莫南：《1789年的巴黎狀況》，第479、543頁。 [86] 麥塞：《巴黎年表》，第6卷，第22—25頁。 [87] 莫南：《1789年的巴黎狀況》，第11—12頁。當然，唯一突出的例外是巴士底監獄，它在1789年至1791年被有計劃地夷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