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 · 第一章 導言

歷史學家一直甚為忽視的法國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革命群眾的性質問題。當然，人們很久之前就承認這次革命不僅是一次政治的，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社會動亂，城市和農村的法國普通群眾對革命的進程和結果都貢獻了力量。巴黎的情況也完全一樣。在巴黎革命史上，人們已經公正地承認了那些偉大的「騷動日」的，也就是1789年至1795年間不斷爆發的群眾暴動和示威遊行的特殊重要意義，這些事件深刻地影響了各政黨和各集團之間的關係，把成千上萬的巴黎市民捲入了革命活動。 這些都是早已得到普遍承認的常識。但是，1789年7月攻陷巴士底監獄，10月進軍凡爾賽把國王和王后挾回首都，1792年8月推翻君主制度，以及在熱月9日冷眼旁觀羅伯斯庇爾失敗的那些群眾，究竟是由哪些人構成的？領導或影響他們的是誰？促使他們採取行動的是哪些動機？他們的參加有什麼特殊意義？帶來了什麼結果？我並不是說研究這次革命的史學大師沒有解答這些問題，完全不是這個意思；但是，由於缺乏更為精密的研究，他們往往按照自己的社會理想、政治態度或先入為主的思想意識來解答這些問題。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把他們分成幾類：一類是柏克和泰訥這樣的作家，他們對革命和革命所維護的一切顯然採取一種明顯的敵視態度；一類是共和派歷史學家，如密什勒和奧拉爾，他們認為大革命標誌著法國人民偉大的再生風暴；此外還有卡萊爾這樣的浪漫主義者，雖然大體上同情「無套褲黨下層社會」，讚佩他們的「英雄氣概」，但另一方面，卻又對這些人似乎要造成的「瘋狂世界」或「無政府狀態」懷有極端的恐懼。 在柏克看來，革命群眾起的完全是破壞作用，並且認為他們是由社會上最可惡的不良分子組成的：1789年10月侵入凡爾賽宮的群眾是「一群滿身散發著……血腥氣味的殘酷的歹徒和兇手」；王室家族是被「那些地獄冤鬼化身的、卑賤醜惡到難以形容的婦女」一路挾持著返回巴黎的。國民議會遷移到首都以後，被迫在「一群兇惡的暴徒和無恥的女人的喧嚷中」考慮問題[1]。然而，柏克的詆毀還遠抵不上泰訥，這位1848年時的自由主義者，後來被1871年的經歷嚇壞了的先生，他那一套咒罵的詞彙以後一直為研究大革命的保守主義歷史學家所引用。1789年初夏的外省起事群眾，被他說成是「逃稅者、私鹽販、偷獵分子、流浪漢、乞丐、多年積犯」。巴黎革命黨人和攻陷巴士底監獄的群眾都是最下層的社會渣滓： 社會渣滓浮上了表面……首都似乎落入了賤民和匪徒的手中……這些流浪漢、乞丐，許多人都「幾乎赤身露體」，大部分像野人一樣地武裝起來，面目猙獰，他們是「人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從來沒有看到過的那些人」。 10月間向凡爾賽進軍的女商販以及其他人在他的筆下是： 羅亞爾宮的侍女們……加上洗衣婦、乞丐、窮老太婆、幾天前花錢雇來的賣魚婦……這些烏合之眾包括她們碰到的女看門人、女裁縫、家庭婦女，甚至還有資產階級的婦女。此外，還有流浪漢，在街頭閒蕩的二流子、土匪、盜賊，這些人都是匯聚在巴黎的社會渣滓，他們每逢動盪就浮上了表面……這就是前前後後捲入群眾浪潮中的垃圾。 1792年8月10日把路易十六趕出圖伊勒里宮的起事者變成了： 幾乎都是一些最下賤的人……或者是那些操下賤行業的頑民，殺人不眨眼的好勇鬥狠者和妓院小廝……來自各處的無法無天的冒險者，馬賽人和外邦人，被驅逐出境的薩瓦人、義大利人和西班牙人。[2] 直到今天，還有人像泰訥那樣把上述的以及類似事件的參加者一般稱為：「暴民」「最下賤的人」「土匪」和「強盜」。[3] 另一方面，密什勒和共和主義傳統的維護者用完全不同的字眼稱呼革命群眾。每逢革命群眾提出或似乎提出革命資產階級的願望時，他們便被認為是人民的和共和主義的一切美德的體現者。在密什勒看來，巴士底監獄不是必須以武力才能攻破的堡壘，而是罪惡的化身，不可避免地要被體現著美德的人民所戰勝；「巴士底並非被攻陷……而是自己投降的。它那罪惡的心靈受到譴責，它自己已經感到完全絕望。」誰攻陷它的呢？「人民，全體人民」。同樣，在10月5日，當革命領袖們正在為危機尋求解決辦法時，他說：「只有人民才能想出補救辦法：去把國王找回來。」婦女群眾起了重要的作用，決不僅是偶然參加而已：「群眾中最能夠代表人民的，也就是我所說的最有良知良能和勇敢精神的人，無疑就是婦女們。」[4]路易·勃朗對群眾的評價雖然沒有密什勒那樣熱情洋溢，但也相差無幾[5]；巴黎大學文理學院激進派教授奧拉爾，儘管措辭十分謹嚴和引證十分豐富，但也具有同樣的傳統：「整個巴黎都站起來了，武裝起自己，攻陷了巴士底監獄。」[6] 雖然這兩個敵對的學派對於法國大革命史的編纂和教學有很大影響，但在英國，卡萊爾驚人的想像力對於一代又一代的學生、教師和教科書作者發生的影響也許更大。他用多種多樣的辭藻來描繪為大革命所解放出來的，構成革命每一個決定性階段的積極因素的社會力量：「激怒了的國民猛虎」「噴出熊熊烈火的世間怪獸」「勝利了的無政府狀態」「席捲一切的火葬……世界的死亡之鳥」，等等。從這一切描寫看來，卡萊爾鄭重警告他的讀者不要企圖對法國大革命作更精確的分析就不足為奇了：「千萬不要試圖估計和衡量這一無法衡量的事件，為它作什麼說明和把它化成僵死的邏輯公式。」[7] 儘管這些說法差別很大，所發生的影響也大不相同，卻都貫串著一條共同的線索：不論革命群眾被泰訥和柏克說成是「暴民」或「卑賤的烏合之眾」，或被卡萊爾說成是「勝利了的無政府狀態」，或被密什勒和奧拉爾說成是「人民」或「整個巴黎」，這些作者全都按照個人的好惡或偏見，把革命群眾看成是不具體的抽象概念和善或惡的化身。我們對此也許不應該感到驚奇，因為在這些作者多數所屬的19世紀，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討論幾乎完全局限於政治方面或思想意識方面：19世紀20年代的君主立憲派如米涅和梯也爾是如此，那些受到1848年二月革命鼓舞的人如密什勒和路易·勃朗等也是如此，19世紀70年代憤憤不平的自由主義者如泰訥還是如此，甚至如第三共和國時代的激進派奧拉爾也未能例外，雖然不是那麼明顯。儘管他們對於革命傳統的態度和大革命的領袖或犧牲者的愛憎有著很大的區別，他們卻全都慣於「從上層」[8]——也就是從公安委員會辦公室、國民議會或雅各賓俱樂部的講壇，或者革命報紙專欄文章的角度來觀察歷次事件及其參加者。這就使他們看不見有血有肉的革命群眾，使革命群眾的面貌隨著革命領袖、他們的批判者或擁護者的興趣、見解或理想而改變，因為群眾的呼聲是很少反映在政治家的演說或者小冊子作家及新聞記者的文章中的。 然而，近50年來，許多優秀歷史學家的研究工作，使我們有可能用比較公正，也就是比較科學的態度來接觸這一問題。這並非由於他們發現了很多前人所不知道或者得不到手的新檔案材料；雖然有時是這種情形，但是至少就巴黎來說，情況卻正好與此相反：密什勒和恐怖時代的歷史學家莫提梅-泰諾曾經利用過的重要史料後來已經被毀。促使歷史學家為新問題尋求答案，並由於這種探索的結果，而促使他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考察大革命史的，毋寧說是20世紀新的社會標準和新的問題。他們研究出來的一個重要結果是：構成無套褲黨人的群眾成分——農民、工匠、幫工和一般勞工——已經作為具有自己共同特點、利益和願望的各個社會集團開始出現，他們的行動和態度再不能被看成僅僅是首都知名的記者、律師、演說家和政治家的思想、演說與命令的響應或反映。對於大革命的這種新認識——由下而上所看到的——首先表現在饒勒斯的《社會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中，這本書儘管題目就帶有傾向性，卻得到當時擔任巴黎大學文理學院法國大革命史講座的奧拉爾的極大讚揚[9]。此後五十年中，亞爾培·馬迪厄關於1792年至1794年間巴黎社會運動的著作[10]，拉布魯薩教授關於18世紀物價和工資的著作[11]，特別是喬治·勒菲富爾教授關於農民、革命群眾心理和1789年革命動亂的著作[12]，都大大擴充了這方面的研究領域。 如果沒有這些著作為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指出新的方向和提供新的動力，我也許不會想到寫這本書。另一個決定性因素當然是因為有適當的文獻資料可供利用。顯而易見，參加大革命時期偉大人民運動的廣大群眾不像新聞記者和政治家，他們很少以書信、小冊子、演說詞或會議記錄等形式留下關於他們的活動和願望的永久記載。還有，巴黎的情況是，1871年的大火焚毀了大批市政和財政檔案，因此我們喪失了一個寶貴的資料來源。如果這些資料保存下來，就可以提供有關工匠和小店主的收入、稅額及流動資本的可靠材料，而巴黎無套褲黨人中最富有鬥爭性的分子正是來自這兩種人。不過，我們還保存著一項重要的，對本書的寫作也許是更為可貴的資料來源——國家檔案館和巴黎警察總局的警政檔案，這就是本書所依據的主要文獻。18世紀法國的警察制度遠比當時的英國發達，因此留下了豐富得多的檔案。此外，警察的反覆審訊的方法及其傳統的審訊筆錄，為史學家提供了關於案犯職業、住址、籍貫、年齡、文化程度和以前犯罪記錄的詳細材料。50年前，亞歷山大·圖埃特伊和馬瑟勒·羅夫在一些著作中，就已經表明了這些案卷作為社會歷史資料來源的巨大價值[13]。然而，不知為什麼，馬迪厄和他的學生卻忽視了這部分資料[14]，直到近年來史學家才重新注意到這些檔案。在本書中，我大量引用了1787年至1790年間巴黎市警察局警務委員所作的審訊筆錄[15]和1790年至1795年間巴黎各區警務委員所作的審訊筆錄[16]，並部分引用了1793年至1795年間治安委員會的同類報告[17]。這些文件幫助我們對發生在巴黎革命前夕和革命過程中的若干次群眾運動有了新的認識，而過去的史學家對於這種群眾運動往往注意得不夠；更重要的是，這些文件使我們能夠對於參加這些運動的形形色色社會分子作更加全面和更加清晰的描繪。當然，它們只涉及一小部分參加者——被逮捕、被殺害、受傷或者被人向警察告發的人——但是，從這方面得到的一些代表人物，卻常常足以使我們從他們身上推出一般的結論。不過，關於這段時期主要革命運動——1789年7月、1792年8月、1793年5—6月和共和國三年牧月暴動以及四年（1795年）葡月暴動——的參加者，我們就必須另外參考其他資料來源： 巴士底監獄攻克者名單[18]、1792年8月申請領取恤金[19]和1793年6月申請領取從軍時間損失補償金的申請者名單[20]，及專為審判牧月和葡月起事者而成立的軍事法庭的記錄[21]。 當我們從這些記錄中或多或少地看清楚革命群眾的構成時，我們反而更難斷定把他們聚集到一起和導使成千上萬的巴黎人參加這些運動的動機（也許這並不足為奇）。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警察局記錄和那些回憶錄作者、記者、國民議會代表以及政府報告人通常帶有傾向性的記載相比，仍是一種豐富得多的資料來源。除去上述警察檔案以外，另一種寶貴的資料來源是由希米特、卡隆和奧拉爾分別編纂的，從1792年至1795年巴黎公社、中央警察局和內政部警探的報告或輿論調查[22]。這些報告是關於小有產者以及工資勞動者特別對於那幾年各種事件反應的一座資料寶庫。關於早期，還沒有和它們完全相等的資料，雖然關於革命爆發前夕和爆發時的資料，哈代的日記手稿比它們更有價值[23]。 此外，警察的調查報告對於在本書中起有重要作用的物價和工資變動情況來說，是一個有用的資料來源。不過，這方面的主要來源是在國家檔案館文件F12和F13類中發現的各種統計表和一些不常有的材料[24]。 亞爾培·索布爾曾經加以整理和在研究共和國二年情況時充分利用過的1789年的《陳情表》（cahiers de doléances ）和1790年至1795年的巴黎各區文件[25]沒有被充分地利用，人們也許覺得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可是我們要知道，絕大部分暴動者和起事者來自其中的無套褲黨人，在起草《陳情表》上並沒有什麼發言權——在巴黎尤其少。此外，在1792年8月以前，他們在各區的群眾大會和各委員會中也很少起作用，或者不起作用，而只是在1793年6月至1794年7月這一個短時期內起過主要作用；但這段時期，由於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所以除1793年9月是特殊的例外，在巴黎，是一段唯一沒有發生群眾政治騷亂的革命時期。 本書主要研究的雖然是1789年至1795年的革命運動，但我也試圖對1787年和1788年的群眾運動作一番描述，它們雖然發生在1789年暴動以前，卻是革命從之產生的社會和政治騷亂的一種突出的表現。早期的史學家雖然讚賞這些年中的貴族反叛對革命本身起了開鑼戲的作用（即使不是一個組成部分），但卻往往忽視了這些群眾運動——正如他們在革命末期，往往忽視共和國四年葡月（1795年10月）的群眾運動一樣，這些運動雖然基本上是中產階級的起事，可是卻引起了巴黎無套褲黨人的重大響應。因此，本書也許可以說具有這樣的特色，即力圖描繪出1787年至1795年整個時期的巴黎革命群眾（在它的最廣泛的意義上）——說明他們怎樣行動，由什麼人構成，怎樣被吸引到革命活動中來，希望達到什麼目的，實現了多少願望。為此，本書準備首先敘述巴黎革命和緊臨革命爆發的前幾年中的那些事件，而這些事件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就是，主要由普通男女構成的群眾在街頭和市場上參加活動。除去1790年（這是一個顯著的社會平靜時期）而外，這些騷動幾乎是革命爆發前兩年左右和爆發後最初六年間首都生活中不斷發生的現象。敘述了這些事件之後，本書將從參加各種運動的群眾的成分、舉動、活動的動機和目的上，得出一般的結論。 但是，必須先向讀者簡單介紹一下巴黎革命發生的社會和歷史背景。 * * * [1] 埃·柏克：《法國革命感言》（E.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951年倫敦版，第66—69頁。 [2] 希·泰訥：《現代法國的起源：大革命》（H.Taine，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La Révolution ），1876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8、53、54、130、272頁。 [3] 例如，勒·馬德林（L.Madelin）提到1789年7月巴黎起事者時任意使用「匪徒」和「強盜」等字眼〔參看他的《大革命》（La Révolution ）（1914年巴黎版）第60、66、68頁〕；又如，在普·加佐特的《法國大革命》〔（P.Gaxotte，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48年巴黎版〕中，也隨處都有這種字眼。 [4] 讓·密什勒：《法國大革命》（J.Michelet，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68年至1900年巴黎版，9卷本，第1卷，第248、377—379頁。原版於1847年至1853年期間出版。 [5] 路·勃朗：《法國革命史》（L.Blanc，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868年至1870年巴黎版，12卷本，第2卷，第352—353頁；第3卷，第184頁。初版於1847年至1862年間出版。 [6] 阿·奧拉爾：《1789年至1804年法國大革命政治史》（A.Aulard，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5年巴黎版，第37頁。 [7] 托·卡萊爾：《法國大革命》（Th.Carlyle，The French Revolution ），1869年倫敦版，3卷本，第1卷，第226、258、264—266、303等頁。值得注意的是，1837年的本書初版有一個副標題是：「無套褲主義史」（A History of Sansculottism）。 [8] 喬治·勒菲富爾（Georges Lefebvre）常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一短語，最近還在為瓦·馬爾科夫和亞·索布爾合著的《巴黎無套褲黨人》〔W.Markov and A.Soboul，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 （1957年柏林版）〕所寫的序言（第8頁）中用過。 [9] 讓·饒勒斯：《社會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J.Jaurès，L』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1年至1904年巴黎版，4卷本；1922年至1924年修訂版，8卷本。 [10] 亞·馬迪厄：《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A.Mathiez，La Vie chère et le mou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 ），1927年巴黎版。 [11] 塞-埃·拉布魯薩：《18世紀法國的物價和稅收變動研究》（C.-E.Labrousse，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ⅩⅧ Siècle ），1933年巴黎版，2卷本；《舊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國經濟危機》（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1944年巴黎版。 [12] 喬治·勒菲富爾：《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諾爾省農民》（G.Lefebvre，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924年巴黎—里爾版； 《革命群眾》（「Foules révolutionnaires」），載《法國革命史年鑑》（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11期（1934年），第1—26頁；《1789年的大恐怖》（La Grande peur de 1789），1932年巴黎版。 [13] 例如，參看亞·圖埃特伊：《法國大革命時期巴黎歷史手稿資料總目》（A.Tuetey， Répertoire général des sources manuscrites de l』histoire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90年至1914年巴黎版，11卷本，第1卷導言；再參看馬·羅夫：《1789年巴黎最初幾次騷動中的人物》（M.Rouff，「Le Personnel des premières émeutes de 』89 à Paris」），載《法國大革命》，第57期（1909年），第213—231頁。 [14] 因此，連《恐怖時代之物價高漲與社會運動》（La Vie chère et le mou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 ）這樣的社會史巨著也幾乎是完全以國民大會、巴黎公社和雅各賓俱樂部的發言記錄為根據的。 [15] 國家檔案館文件（Archives Nationales），Y類：巴黎市警察局案卷（archives du Châtelet de Paris）；Z類：一般和特殊司法案卷。 [16] 警察總局檔案館文件（Archives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Aa類：巴黎各區警務委員所作的審訊筆錄。 [17] 國家檔案館文件：F7類（一般警務）。 [18] 這些資料中最有價值的是國家檔案館文件T類514（Ⅰ）奧斯林文件（Osselin papers）中的巴士底監獄攻克者的662人名單。 [19] 國家檔案館文件：F15 3267—3274；F7 4426。 [20] 國家檔案館文件：BB3 80。 [21] 國家檔案館文件：W 546—548，556—558。 [22] 阿·希米特：《法國革命年表》（A.Schmidt，Tableaux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67年至1871年萊比錫版，4卷本；皮·卡隆：《恐怖時代的巴黎，內政部密探報告》（P.Caron，Paris pendant la Terreur.Rapports des agents secrets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1910年至1949年巴黎版，4卷本；阿·奧拉爾：《督政府熱月反動時期的巴黎》（A.Aulard，Paris pendant la réaction thermidorienne et sous le Directoire ），1898年至1902年巴黎版，5卷本。 [23] 塞·哈代：《我的經歷，或大事見聞隨錄》（S.Hardy，Mes loisirs，ou journal d』événements tels qu』ils parviennent à ma connoissance）， 1764年至1789年巴黎版，8卷手稿本。國立圖書館，法文圖書部，6680—6687號。 [24] 讀者如果要知道更詳細的資料來源，請參看附錄的書目。 [25] 亞·索布爾：《巴黎各區文件（1790年至共和國四年）》〔A.Soboul，Les Papiers des sections de Paris（1790—an Ⅳ）〕，1950年巴黎版；《共和國第二年的巴黎無套褲黨人。1793年6月2日至共和國第二年熱月9日的群眾運動和革命政府》（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2 juin 1793—9 thermidor an Ⅱ ）， 1958年巴黎版；和瓦·馬爾科夫合著：《巴黎無套褲黨人：1793年至1794年群眾運動歷史文獻》（A.Soboul and W.Markov，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Dokumente zur Ceschichte der Volksbewegung 1793—1794），1957年柏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