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與革命心理學 · 第三篇 傳統慣例和革命原則之間的較量

第一章 無政府主義的最後一搏：督政府 一、督政府心理 不同的革命議會中的部分成員都是同一群人，因此，人們有理由相信這些議會的心理是極其相似的。 在正常時代里，情況也許是這樣，一成不變的環境造就了一成不變的議會的特徵。但在形勢急劇變化的大革命時期，這些特徵也需要改變以適應形勢的變化。督政府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督政府這種政府形式由不同的議會組成：兩個由不同派別的議員組成的人數眾多的議會以及一個由五個督政官組成的人數極為有限的議會。 兩個大的議會因其極度軟弱從而使人想起國民公會。雖然它們不再對民眾暴亂逆來順受，因為督政官們已對這類暴亂加以強力約束，但它們依然得無條件地服從督政官的獨裁命令。 最初被選舉出的議員們大體上屬於溫和派。所有人都被雅各賓派專制折磨得筋疲力盡。新議會渴望在一片廢墟上重建法蘭西，並且建立一個自由無暴力的政府體制。 事物的發展通常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是一種必然性，大革命已證實了這一規律。儘管議員們的初衷是美好的，但可以說，由於這種必然性，他們還得像他們的前任一樣，做出事與願違的事情。他們希望給人以溫和的印象，但結果卻是暴力的，他們渴望消除雅各賓派的影響，但結果自己卻反受其害，他們期盼著修復廢墟，但結果廢墟卻更多，他們憧憬著宗教和平，但結果卻變本加厲地迫害和屠殺教士，比大恐怖時期尤甚。 由五個督政官組成的小議會的心理和議員組成的大議會的心理大不相同。督政官們每日要務纏身，忙得焦頭爛額，然而那兩個大議會卻歷來罔顧現實，只會憧憬。 督政官們的主導思想很簡單。他們對原則毫無興趣，他們首先考慮的是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會毫不猶豫地藉助於最不合法和最暴力的手段，當他們的利益受損時，他們連廢除眾多省份的選舉制度也在所不惜。 當感到治理法國力不從心時，督政官們便放任法國，任其自生自滅。他們以獨裁手段達到統治法國的目的，卻從不管理法國。而法國彼時最缺少的恰恰就是管理。 在歷史上，國民公會政府以強硬而著稱，督政府則是以軟弱而聞名。但恰恰相反，督政府才是一個強硬的政府。 心理學可以解釋督政府和先前的議會政府之間的這種區別。一個六七百人的會議可以在情感傳染的影響下表現出不一般的狂熱，如8月4日的夜晚貴族們投票廢除封建特權，甚至還可以激發出強烈的意志如挑戰歐洲所有的君王。但這種衝動轉瞬即逝，因而不堪大用。一個五人的委員會，很容易被一個人的意志所支配，因而也很容易剛愎自用，也即一意孤行。 督政府在管理上一貫顯得無能，但它從不缺乏強烈的意願。它可以為所欲為，不尊重法制，不尊重公民，更不關心公共福祉，它在法國施行的專制統治，讓法國大革命開始以來甚至大恐怖時期的每一屆政府都自嘆弗如。 督政府和國民公會一樣，以最殘暴的方式統治法國，結局也和國民公會一樣，它永遠無法成為國家的主人。 上述事實再一次證明了物質約束無法左右道德力量。我們只得不厭其煩地再說一遍：真正引領人類的是祖先們建立起來的道德框架。 我們習慣於生活在一個有秩序的、有法可依的、遵循傳統的社會裡，很難描述一個沒有了道德框架的民族的狀態。我們見得最多的就是人們只看到社會中不如意的一面，而對其他視而不見。殊不知，一個社會只有立下一定的規矩，只有用法律、習俗和慣例來對與生俱來的野蠻的本能加以約束，方可稱之為社會。 國民公會和督政府的歷史就是這樣的反面教材，它清楚地表明，一個沒有了傳統架構的民族，一個僅以人為拼湊出來的過於空洞的理性為指南的民族，會混亂到何種程度。 二、督政府的專制統治：大恐怖再現 為了轉移注意力、使軍隊忙起來並掠奪鄰國以獲取資源，督政官們決定重起征服之戰，這個方法在國民公會期間曾百試不爽。 在他們的統治期間，戰爭一直持續著，尤其在義大利，軍隊取得了豐碩的戰果。 一些被侵略的國家的人們還天真地認為，這些侵略是為他們好。但沒多久他們就發現，與軍事行動一同到來的是沉重的捐稅、教堂遭劫、國庫遭殃等。 這種征服政策最終導致了一個新的反法聯盟，並持續到1801年。 對國家漠不關心又無能治理國家的督政官們，為了保住權力，時刻忙於打擊謀反勢力。 這項任務足以讓督政官們焦頭爛額，因為各政黨都拒絕解除武裝。無政府主義演變至此，以至所有人都期盼著能有一隻強有力的手來恢復秩序。每個人包括督政官自己都覺得，共和體制已難以為繼。 有些人夢想著恢復君主制，有些人則想建立恐怖政體，還有些人期待著某位將軍能力挽狂瀾。只有那些攫取國家財富的人害怕政體的變更。 督政府的不得人心與日俱增，1797年5月，議會的三分之一議員被改選，大部分被選舉出的議員反對現有政體。 督政官們當然不會為了這點小事而不安。他們取消了49個省的選舉結果，154名新議員被剝奪資格逐出議會，53名被判處流放，其中就有幾位大革命期間大名鼎鼎的人物：波塔利斯（Portalis）、卡爾諾、特隆松·杜·庫德雷（Tronson du Coudray）。 為了恐嚇選民，軍事委員會隨意地處決了160人，並將330人流放至法屬圭亞那，其中一半人很快死去。回到法國的僑民、教士們遭到大規模驅離。這就是所謂「果月政變」。 這場政變主要打擊的是溫和派，但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另一場打壓活動很快便接踵而來。督政官們發現在新一輪選舉後，雅各賓派議員人數太多，便中止了其中六十多人的資格。 上述事件暴露了督政官們的專制本性，而其具體的手段則更突顯了這種本性。督政官們和大恐怖時期最殘暴的國民公會議員們一樣嗜血成性。斷頭台無法一直用下去，於是乎便用流放來取而代之，而在惡劣的條件下，受害人生存的機會微乎其微，如流放到羅什福爾（Rochefort）的受害者們被關在鐵籠子裡，堆放在船上，暴露在各種惡劣天氣中。 泰納說：「那些不幸的人被關在『戴卡德號』（Décade）和『巴尤那茲號』（Bayonnaise）的甲板艙里，他們因氧氣不足和酷熱而呼吸困難，他們被虐待、被洗劫，最終因飢餓和窒息而死，到了圭亞那，航程才告結束。『戴卡德號』運送的193人，在22個月後只剩下39人；『巴尤那茲號』運送的120人最後只剩下1人。」 看到天主教遍地興起，便認為教士們要謀反，於是僅一年內，督政官們便把1448名神職人員加以流放或者送到勞役所，這還不包括許多被草率處死的教士。大恐怖實質上已捲土重來了。 督政府獨裁專制的統治遍及所有的行政管理部門，尤其是財政部門。如因為需要六億里弗，督政府便讓逆來順受的議員們投票通過了一項增稅法案，但只徵收到1200萬里弗。不久，心有不甘的督政府又下令籌措一億里弗的強制借款。但結果導致作坊關門、商業停滯、傭工失業，這項以毀滅為代價的措施僅籌得四千萬里弗。 為了確保對各省份的控制，督政府讓人投票通過了一項所謂人質法，根據該法令，每個公社都要列出一份人質名單，列出要為鬧事承擔責任的責任人。 這樣一種體制自然會導致天怨人怒。1799年年底，14個省發生了暴動，還有46個省準備揭竿而起。如果督政府還持續執政，那麼這個社會就將徹底解體。 這種社會解體已經在大踏步進行中。財政機構和行政機關已完全癱瘓。國庫中的指券貶值到僅為票面價值的1%，幾乎成了廢紙。以利息為收入的人和公務員沒有了經濟來源。 在旅遊者的印象中，法國是一個被戰爭蹂躪、被其人民拋棄的國度。倒塌的橋樑、堤壩和建築物致使交通癱瘓。廢棄已久的道路上盜匪橫行。若沒有從幫派的頭目那裡購買的安全通行證，在某些省份便寸步難行。工商業也被摧毀，如在里昂，15000間作坊里有13000間關門歇業。里爾、勒阿弗爾、波爾多、里昂和馬賽等城市就像是死城。苦難和饑荒隨處可見。 相比上述社會的混亂，道德的混亂也毫不遜色。奢靡、享樂、華服、盛宴、豪宅為一個由公債投機商、軍火供應商、靠掠奪致富的奸詐金融家組成的新階層所專享。它們讓巴黎呈現出一片奢華祥和的虛假繁榮景象，並迷惑了眾多研究這段歷史的歷史學家，實際上，在這驚人的奢華背後是普遍的貧窮。 督政府的編年史，讓人們明白史書中的歷史情節是多麼不靠譜。這個時代曾經是戲劇創作的題材，它的風尚依舊被人所模仿，它給人們留下了這麼一種回憶：這是歷經大恐怖慘劇後百廢俱興的一段快樂時光。但事實上，督政府的體制並不比大恐怖時期的體制優越，二者同樣血腥。這種體制最終導致天怨人怒，督政官們感到自己的統治來日不多，便開始物色有能力取代他們並保護他們的獨裁者。 三、波拿巴崛起 我們剛才說到，督政府統治末期的無政府狀態和混亂，讓所有人都翹首企盼一位強勢人物出面來恢復秩序。1795年，一些議員還曾一度幻想過恢復君主制。在路易十八愚蠢地宣布他要完全恢復舊體制、要將財產歸還給以前的主人並且懲罰參與大革命的人之後，人們便立刻拋棄了他。離奇的基貝隆（Quiberon）戰役 [1] 使得這位潛在的君主失去了其全部的擁護者。保王黨分子在整個大革命時期所表現出來的無能和狹隘，證明了對他們採取的大部分的嚴厲措施都是合理的。 君主制看來是不可能了，於是一位將軍來收拾殘局。唯有一個叫波拿巴的將軍堪當此任。義大利的戰役讓其嶄露頭角。在跨越阿爾卑斯山之後，他又接連取得勝利，攻入米蘭和威尼斯，在戰爭中，他幾乎所向披靡。在奧地利皇帝決定求和之時，他指揮的軍隊離維也納僅有25古法里。 儘管波拿巴已經聲名顯赫，但這位年輕的將軍還是覺得不滿足。為了進一步提升他的聲望，他說服了督政府入侵埃及，以便削弱英國的力量。1798年五月，波拿巴在土倫啟程出征。 最有遠見卓識和勢力的將軍們一直在催促這位出生在義大利的將軍採取行動，做共和國的首腦；但波拿巴拒絕了，因為他還沒有強大到能夠獨自應付局面的程度。對於統治的藝術和共和國的需求，他與革命黨人以及議會的看法大相徑庭，他不能一意孤行，他擔心他的聲譽受到影響。他決定出征埃及，一旦形勢需要或有利，他便再度問鼎。 波拿巴並沒有在埃及逗留很長時間，因為他的朋友召喚他回去。他在弗雷瑞斯（Fréjus）登陸並歸來的消息讓所有人都激動不已，到處張燈結彩。波拿巴、西哀士（Sieyès） [2] 、兩位督政官以及一些主要的部長們共同謀劃了一起政變，法國為配合這次政變也提前做好了準備。密謀在三個月內完成。政變定在霧月18日，進行得異常順利。 擺脫了長期以來一直壓迫和剝削法國的邪惡幫派，所有的黨派都感到無比快樂。 法國人民無疑要面臨一個專制體制，但是它不會像之前那麼多年的專制體制那樣難以忍受。 霧月政變的歷史很好地證實了我們之前一再說過的話：即便是世人皆知且見證者無數的事件，要想準確判斷它也是不可能的。 我們知道在三十多年前人們對霧月政變是怎麼一種看法。人們把它看成是一個野心家在軍隊的支持下犯下的罪行。事實上，軍隊在霧月政變中沒有發揮任何作用。驅逐少數幾個頑固議員的小股衛隊並非軍人，而是議會自己的憲兵。發動霧月政變實際上是政府自己，整個法國都是這次政變的同謀。 四、大革命持續的緣由 若只為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競爭公職、人民主權、控制支出等幾個基本的原則，那麼大革命只需幾個月的時間。到1789年年中，這些目標都已經實現了。隨後的那些年裡並未增加什麼新原則，但大革命實際上卻持續了很長時間。 從官方歷史學家承認的大革命持續時間來看，大革命一直持續到波拿巴崛起，前後大約為期十年。為什麼在新原則得到確立之後這種混亂而又暴力的局面依舊？我們不該在對外戰爭中找原因，因為那場戰爭因反法同盟的破裂和我們的勝利而早該結束了；更不該在法國民眾對革命政府的同情中尋找原因，因為沒有哪個政體會像革命議會那樣令人憎惡和鄙視。由於革命議會的反覆無常，大部分的法國人都流露出對革命議會的厭惡。 最後一點，法國對革命體制的反感。這點長期以來一直不為人所知，直至最近，歷史學家方才使其大白天下。剛剛出版的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一本書的作者馬德林，將這些歷史學家們的觀點做了如下精闢的概括： 一個人數不多的政黨自1793年起便掌控著法蘭西、掌控著大革命、掌控著共和國。現在，四分之三的法國民眾希望停止大革命，更確切地說，是希望大革命擺脫可惡的盤剝者們的掌控，然而這些人卻想方設法控制住這個不幸的國家……如他們施行大恐怖來保住權力，他們隨時打擊任何企圖反對大恐怖的人，即便他們是大革命最優秀的奴僕。 直到督政府統治末期，政府都一直被雅各賓派掌控著，他們只想用權力來保存他們通過屠殺和掠奪積累起來的財富，他們還準備將法國出賣給任何可以保護他們這種財富的人。他們之所以和拿破崙就霧月政變進行協商，僅僅是因為路易十八無法實現他們的願望。 但如此專制、如此令人唾棄的政府會存續那麼多年，這又如何解釋呢？ 這不僅是因為人們對革命宗教還心存念想，也不僅是因為它採用了迫害和暴力的手段，最主要還是因為我之前所講的緣由：若維持這個政府，便會有一大群人從中獲取巨大的利益。 這一點才是根本。如大革命僅停留在理論信念的層面，那麼它很可能無法持續下去。然而剛建立起來的信仰很快便脫離了純理論的範疇。 大革命不僅局限於剝奪君主、貴族和教士的政府權力。大革命在把特權階層的職務和財富往資產階級和眾多農民手裡轉移的同時，也把資產階級和農民改造成為新政體堅定的捍衛者。這些以極低廉的價格獲取了從貴族和教士那裡剝奪來的土地和城堡的財富擁有者們，最擔心的便是君主制捲土重來，因為如此一來，他們必須交還他們所得到的一切。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這些原因，方使得一個在平時絕不受支持的政府能夠一直支撐下去，直到一個承諾保護大革命的道德成果特別是物質成果的新統治者出面收拾殘局。波拿巴滿足了這些期待，自然受到了熱烈歡迎。一些有爭議的物質成果和理論原則依然不保險，波拿巴便用制度和法典將其固化下來。波拿巴終結大革命的說法是錯誤的。波拿巴並沒有破壞大革命，而是鞏固了大革命。 * * * [1] 基貝隆戰役是熱月黨打擊王黨復辟活動，維護革命成果的重要戰役。熱月黨在鎮壓芽月起義和牧月起義後，國民公會的政策明顯右傾，為王黨勢力的抬頭提供了機會。逃亡貴族的家屬及其黨羽公開要求發還已被沒收的財產，亡命國外的貴族也加緊活動。在義大利的王弟普羅旺斯伯爵利用朱安黨人發動叛亂，並向英國求援。1795年6月27日，一批逃亡貴族率領約4500人乘英國軍艦登陸，占領奧雷城。奧什將軍率共和軍迎戰，登陸軍退到基貝隆半島。7月21日法軍發動總攻，將王黨判軍徹底擊敗。——譯註 [2] 西哀士，神甫，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制憲議會代表，國民公會代表，雅各賓派中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元老院元老。——譯註 第二章 恢復秩序：共和執政府 一、執政府如何鞏固大革命成果 執政府的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心理學材料。這段歷史表明，一個強有力的個體要比一個集體更為高效。波拿巴很快便終結了困擾共和國長達十年的血腥的無政府狀態並使之恢復了秩序。儘管鎮壓手段空前殘酷，但四屆革命議會中沒有一個能夠實現這樣的目標。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波拿巴獨自一人便實現了這個目標。 波拿巴以個人的威望迅速平息了巴黎所有的叛亂，打消了復辟的企圖，並讓法國因強烈仇恨而支離破碎的道德恢復完整。 波拿巴以完美有序的個人獨裁取代了無序的集體獨裁。所有人都從中受益，因為他的專制遠沒有之前長達十年的專制那麼沉重。此外，鑒於他的專制受到極大的歡迎，因此有理由認為，對其感到不快的人應該寥寥無幾。 之前的歷史學家認為波拿巴顛覆了共和政體，如今的人是不會附和這種說辭了。他利用制度和法典將大革命成果中可行的部分如法律平等、廢除特權等加以固化，從而保留了共和政體中一切可以保留的東西，若沒有他，這一切便無從談起。此外，執政府也一直自稱是共和政府。 如果沒有執政府，取代督政府的極可能是復辟君主制，大革命的大部分成果將會得而復失。實際上，假設歷史上沒有波拿巴，我想沒人會認為督政府在一片萎靡中還能夠支撐下去。督政府必定要被那些整天算計的保王黨人的陰謀所顛覆，路易十八極有可能就此登上王位，而不必等到16年後。但在這16年期間，波拿巴把大革命原則落實到習俗和法律中，由此這些原則獲得了強大的力量，從而使得復辟君主不敢造次，也不敢將財產歸還給流亡貴族。 若路易十八當時直接取代督政府，那麼事情就是另外一番模樣了。路易十八恢復的是舊的專制制度，而為了廢除這種制度，必然就要爆發新的革命。查理十世就是因為有了回歸過去的天真想法而被趕下台的。 對波拿巴的專制感到憤怒是很幼稚的。舊體制讓法國人民承受了各種暴政，共和體制的暴政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專製成了常態。但只要不出現混亂，也就不會有人反抗。 大眾在製造了無政府狀態之後，又去尋找一個能令其擺脫無政府狀態的領導者，這是大眾心理的一條永恆的定律。波拿巴就是這種領導者。 二、執政府重塑法蘭西 掌權之後，波拿巴便接手了一項艱巨的任務：重建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法國。霧月政變第二天，波拿巴幾乎獨自一人草擬了憲法，目的是讓自己獲得重建國家和整治亂黨所需的絕對權力。一個月過後，憲法完成。 這部憲法就是所謂「八年憲法」，一直沿用至波拿巴的統治結束，其間只做了細微的改動。行政權歸屬於三位執政官，其中兩位僅有建議權。第一執政官即波拿巴本人成了唯一的主人。他擁有任命部長、國務委員、大使、行政官員和政府公職人員的權力，擁有宣戰或停戰的權力。他還擁有立法權，因為只有他可以創立法律，隨後這些法律會被提交給行政法院、法案評議委員會和立法院三個議會。第四個議會即元老院則退居幕後，充當起了憲法守衛者的角色。 無論波拿巴是否獨裁，即便是獨裁，但他在決定一件事之前，無論大小，都會與議會商議。在他的統治下，立法院並沒有發揮出多大的影響力，但在沒有和行政法院討論的情況下，他不會簽署任何一項決議。由最有學問的人組成的行政法院草擬法律，然後將其呈交給立法院，後者可以自主評判法律，因為投票表決都是秘密進行的。在波拿巴的統治下，行政法院幾乎成了最高法院，甚至可以裁決大臣們的行為 [1] 。 這位新君主對行政法院非常信賴，因為它由各自領域內傑出的法學家組成。他過於看重心理分析，以至於極度懷疑由平民組成的平庸無能的大型議會。在他看來，在整個大革命時期，這些議會就是禍害。 波拿巴想要為民執政，卻從不讓民眾參與，沒有為其在政府中安排任何職位，只為民眾保留了投票支持或反對修憲的權力後便一了百了。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他才訴諸全民公投。立法院的議員也是由議員們推薦而非由人民選舉產生。 第一執政官創立新憲法，旨在鞏固他自己的權力，而沒有奢望以此來服務於國家重建。他在草擬憲法的同時，還著手進行一項宏大的工程，這就是行政、司法和財政的重組。各種權力都集中到了巴黎。每個省都由省長管理並由一個省議會協助；每個區則由一名區長管理並由一個區議會協助；每個市鎮則由一名市長管理並由一個市鎮議會協助。所有官員均由部長們任命，而不像在共和國時期那樣由選舉產生。 這套制度賦予國家以絕對權力和高度的中央集權，它被所有的政體所採用並且沿用至今。中央集權儘管有其明顯的缺陷，但它卻是一個嚴重分裂的國家避免地方專制的唯一手段，因而一直得以保留。 這種組織架構是建立在對法國人的心理深入了解的基礎之上的，立刻就讓久違了的安寧和秩序得到了恢復。 為了穩定人心，被流放的人被赦免，教會又回到了教徒的手上。 在重建社會的同時，波拿巴還在編纂一本法典。法典的大部分內容源於舊體制的習慣法。有人曾說過，這部法典是「新法與舊法之間的一種妥協」。 面對第一執政官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所完成的浩大工程，人們明白，為了完成這項任務，他必須要有一部憲法賦予自己以絕對權力。若把重塑法國的一切措施都交由律師議會來決議，那麼他永遠也無法把法蘭西從混亂中解救出來。 「八年憲法」顯然將共和政體變成為了君主政體，其專制不亞於路易十四的天授神權。作為唯一順應時代要求的憲法，它彰顯的其實是一種心理上的需求。 三、決定執政府執政成功的心理因素 經濟的、歷史的和地理的等一切外部力量都會對人產生影響，並最終都轉化為心理力量。為了更好地統治，需要對這些心理力量加以了解。革命議會完全忽略了這些心理力量。波拿巴卻懂得運用它們。 各類議會，尤其是國民公會，都是由對立的黨派組成。拿破崙明白，為了駕馭這些黨派，他不能加入其中任何一個派別。波拿巴深知，一個國家的財富就是散布在各派別中的精英分子，他要設法任用這些精英。如部長、省長、行政長官等政府官員，都是僅憑各自的才能，不拘一格地從自由黨、保王黨和雅各賓派等派別中挑選出來的。 波拿巴不排斥與舊體制的人合作，不過與此同時，他要真誠地告知他要保留大革命的基本原則，許多保王黨人由此也被新政體招至麾下。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執政府最卓越的功勞之一就是恢復了宗教和平。造成法國分裂的主要分歧是宗教分歧，而非政治分歧。武裝衝突幾乎完全結束，但人心不穩，因而在旺代省的部分地區依舊出現有計劃的破壞。唯有一人即基督教的首腦才有能力安撫人心。波拿巴立刻與之進行了商談。二者所達成的「政教協議」（Concordat）可謂名副其實的心理學的傑作，因為波拿巴明白，無法以暴力來對付道德力量，迫害道德力量也是極端危險的。在安撫教士的同時，他也把教士階層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主教由國家任命並支付報酬，波拿巴依舊是國家的主人。 波拿巴的宗教妥協意義重大，但如今的雅各賓派依然不得要領。他們被狹隘的狂熱蒙蔽了雙眼，雅各賓派不明白，如將教會從政府中分離出去就相當於創造了一個國中國，這個國中國有朝一日將會成為一個可怕的對手，一個由外人領導的且必定敵視法國的對手。放任敵人為所欲為是相當危險的。無論是波拿巴，還是之前的天主教領袖，都絕不同意讓教士階層像今天一樣不受國家的領導。 第一執政官波拿巴面臨的難題要遠多於他稱帝後所面臨的難題。只是他對人心的深刻認識幫他克服了這些困難。當然這位未來的主宰還遠未成功。一些省份依舊處於暴亂之中。盜匪依舊四處橫行，法國南部地區慘遭黨派鬥爭的蹂躪。波拿巴執政官必須得駕馭好塔列朗（Talleyrand）、富歇和一些自認為能與之平起平坐的將軍們。甚而連他的兄弟們也在覬覦他的權力。波拿巴在做了皇帝後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堪稱是其對手，但作為執政官，每一個黨派都是他的勁敵，他必須設法在其中維持某種平衡。這項任務應該十分艱巨，因為一個世紀以來，鮮有政府能夠實現這種平衡。 要想成功地完成這項任務，須十分巧妙地綜合運用計謀、威望和交際手段。但波拿巴仍覺得沒有把握，於是他為自己確立了一條規則，套用他自己的話，這就是「按照多數人的意願來統治他們」。不過在成為皇帝後，他便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統治了。 極其盲目的歷史學家們與才華橫溢但心理學欠佳的偉大詩人們群情洶湧反對霧月政變的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了。沒有超人的想像便很難讀懂「法蘭西在穡月 [2] 的陽光下是美麗的」，沒有鮮活的幻想便無法像維克多·雨果那樣來判讀這段時期。我們清楚，積極參與「霧月之罪」的同謀不僅有政府自己，還有擺脫了無政府狀態的整個法國。 人們在問，為何這些聰明人會把如此清晰的一段歷史評價得如此不堪。答案或許是他們基於自己的信仰來看待這些事。我們知道，在執迷於信仰的人眼裡，真相會變得面目全非，最明顯的事實會變得晦暗不清，事件的歷史也會變成夢囈般的歷史。 我們對執政府時期的輪廓做了粗略的勾勒，心理學家只有在沒有任何黨派傾向、沒有黨派狂熱的情況下才能了解這個時期，且不應想著要去批判這一段情非得已的過去。波拿巴讓法國付出了慘重代價，他的英雄史詩被兩次入侵戰爭畫上了句號，他的英名在其歿後庇護其子嗣登上了王位，而他的子嗣發動的第三次入侵戰爭至今依舊貽害無窮。 所有重大事件其起因間都有一種內在的聯繫。一個民族的演變，一個理想的變更，其代價便是這類重大事件。人類絕不能在一夜之間與祖先決裂，也不要徹底打亂人類歷史的進程。 * * * [1] 波拿巴雖然經常能夠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行政法院，但並非次次都能如願。據《聖赫勒拿島回憶錄》記載，有一次他在自己的觀點遭到所有人的反對之後說了如下的話：「先生們，這次的聲明你們都贊成，只有我一人反對，我應該讓步；但我聲明，從我內心而言，我只是在形式上讓步，你們可以迫使我沉默，但卻無法使我信服。」 另一次，皇帝在發言時三次被打斷，於是他走向了打斷他發言的人，鄭重其事地對他說道：「先生，我還沒有講完，請您讓我把話講完。畢竟，在場的每個人都有權發表自己的觀點。」 ……「與一般的看法相反，這位皇帝並不專權，他對行政法院的態度特別的隨和，他曾經不止一次地把已經決定了的事情再次提交討論或加以廢除，因為行政法院中的某位成員給他提出了新的理由，或者是皇帝依靠自己的觀點說服某個成員，繼而說服了其他人。」 [2] 法蘭西共和曆的10月份，也稱獲月，相當於公曆6月19～20日至7月19～20日。——譯註 第三章 傳統慣例與革命原則百年衝突的後果 一、法國革命運動不斷的心理因素 研究一下革命思想一個世紀以來的演變，我們便會發現，五十多年來，革命思想在不同階層中的傳播是如此之慢。 在半個多世紀裡，絕大多數的民眾和資產階級都排斥革命思想，革命思想的傳播僅局限在少數的信徒之間。在此期間，由於政府應對失策，革命思想的影響力已經強大到足夠挑起數次革命。現在就先來研究一下促使革命爆發的心理因素，稍後再對這些革命進行總結。 無論我們是否承認，法國一個世紀以來政治動盪的歷史便足以證明：人類是受自己心理因素的驅使，而非受外部強加的社會體制所支配。 法國接連不斷的革命是法蘭西民族中兩撥心理狀態迥異的人群之間爭鬥的產物。一部分人長期受祖輩的影響，信奉宗教和君主制；另一部分人雖然也經受了同樣的影響，但他們卻把這些影響當成了革命的對象。 從大革命一開始，截然相反的心理狀態之間的鬥爭就明顯地表露出來。我們已經看到，儘管有殘酷的鎮壓，但起義和謀反一直持續到督政府統治末期。這表明，過去的傳統對人類靈魂的影響是多麼深。在某個時期竟有六十個省同時發動反抗新政體的起義，經過大範圍一再屠殺後才得以消停。 在舊政體和新思想之間達成某種妥協是波拿巴遇到的最難解決的問題。由此，他需要找到一些對造成法蘭西分裂的兩種心理都適用的制度。為此，他採用了折中調和的辦法，他將古老的事物冠以新的名字，最後我們看到，他成功了。 在法國的歷史中，他的統治時期是一段罕見的法國精神完全統一的時期。 但這種統一併不長久。在他下台的第二天，以前的黨派全都東山再起並一直活躍至今。一些黨派順應傳統的影響，另一些則竭力排斥傳統的影響。 長時間的衝突不可能發生在信徒和對宗教冷漠的人之間，因為冷漠者總是寬容的，衝突不會持久，事實上，只有相互對立的信徒間才會有長時間的衝突。世俗教會很快便有了一副宗教的外衣，它所宣稱的理性主義已經變成了某種形式的主義，尤其在如今，直截了當地說，變成了某種形式的最狹隘的教權主義。而且我們已經注意到，不同的宗教信仰間沒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掌權後的教權主義者對自由思考者，不可能像後者如今對待他們那樣的寬容大度。 在這些由於不同信仰導致的分歧上，又疊加了源自不同信仰的政治概念上的分歧。 許多單純的人一直認為，真正的法國歷史是從共和元年開始的。如今堅持這種膚淺想法的人幾乎沒有了。就連最刻板的革命者們也摒棄了這種想法 [1] ，他們甚至還認識到，過去並非一個迷信盛行的野蠻黑暗的時代。 在法國，政治信仰大多源於宗教，宗教使得這類政治信仰的信徒們心中充滿難以遏制的仇恨，這種仇恨一直讓外國人驚訝不已。 巴里特-溫德爾（Barret-Wendell）先生在其有關法國的書中寫道：「保王黨人、革命者和波拿巴主義者不僅誓不兩立，而且身為性格衝動的法國人，他們還對彼此的認知能力一直懷有一種深深的厭惡。自認為掌握真理的人不由自主地斷定：和他們想法不同的人都是謬誤的幫凶。這是再清楚不過、再確定不過的事實。每個黨派都會嚴肅地告訴您，對立方的捍衛者都是極其愚蠢的人或刻意的撒謊者。而當您遇到這些捍衛者們時，他們也會對您說同樣的話來評價他們的對手，您不得不承認，的的確確，他們既不愚蠢也沒刻意撒謊……」 各黨派信徒彼此間的這種憎恨，使得法國政府和內閣的更替成了家常便飯。少數黨從不會拒絕結成聯盟來反對執政黨。我們知道大批社會主義革命者入選現今的議會，靠的就是比大革命時代聰明不了多少的君主專制主義者們的幫助。 宗教與政治上的衝突並非法國不和的唯一原因。挑起這些衝突的人都有一種特定的心理，即之前描述過的「革命心理」。我們知道，每個時代總會有一些人，他們總想著要推翻既定的秩序，而無論這種秩序是什麼，即便這種秩序符合他們的願望。 在法國，黨派間的不包容以及對權力的渴望，被自大革命時起就廣泛傳播的信念——依靠法律來重塑社會——放大了。一個現代國家，無論誰當首腦，在民眾和領導人眼中，它都有一種神秘主義的力量，它是神的意志的化身，它是以往歷代君主的繼承人。對政府力量的這種信心不僅感染了人民，也感染了所有的立法者 [2] 。 儘管疲於立法，但政治家們仍不明白的是：制度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制度本身沒有任何道德約束力。偉大革命幻想的繼承者們沒有看到，人是由過去所創造的，我們無法重置過去的根基。 原則間的衝突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並造成了法國的分裂，未來仍將會長時間繼續下去，沒有人能夠預見這種衝突會導致什麼樣的新動盪。如果本紀元前的雅典人能預測到他們的社會衝突將導致希臘被奴役，他們一定會停止紛爭，可他們又怎麼會預見到這個結局呢？吉羅（Guiraud）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每代人都極少能明白其使命。每代人所為之奮鬥的未來常與他們所想的背道而馳。」 二、法國革命運動百年回顧 在解釋了法國一個世紀以來革命運動的心理原因之後，現在可以對接連不斷的革命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在戰勝了波拿巴之後，反法聯盟的君主們把法國恢復到了原來的疆界，把唯一的王位人選路易十八扶上了王位。 根據一個特別的憲章，新國王接受代議制並成為立憲制君王。他認可所有的大革命成果如民事法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仰自由、對變賣的國家財產不予追究，且只有支付了一定稅款的納稅人才有選舉的資格等。 這部自由憲法遭到極端保王黨分子的攻擊。前政權流亡分子想重新擁有國家財產，並恢復他們曾有的特權。 出於擔心這種局面會引發新一輪的革命，路易十八不得不解散眾議院，並推選溫和派的議員，這樣路易十八就能在不觸動大革命基本原則的情況下繼續統治，因為他深知，要把法國人帶回到舊政體中，這無異於逼其造反。 不幸的是，1824年路易十八逝世，前阿圖瓦（Artois）伯爵查理十世登上了王位。十分狹隘的查理十世無法理解身邊的新世界，並自詡自1789年以來他的理念不曾有絲毫的改變，他準備了一系列反動的法律議案：給予流亡分子十億里弗賠款、強化褻瀆法、恢復嫡長子權、教士權等。 由於大部分議員日復一日地反對他的計劃，於是在1830年，他頒布了解散眾議院的法令，取消了言論自由，並準備復辟舊制。 這一君主專制的舉措立即引發了反應，所有黨派的領導人開始了聯盟。為發動巴黎人民起義，共和主義者、波拿巴主義者、自由保王黨人聯合到了一起。法令頒布四天後，起義者們成了首都的主人，而查理十世逃往英國。 運動的領導者如梯也爾、卡西米爾-貝利耶（Casimir-Périer）、拉法葉特（Lafayette）等人，將被冷落的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召到巴黎並任命他為法蘭西國王。 面對人民的冷漠和效忠正統王朝的貴族們的敵視，這位新國王只能依靠資產階級。在一項選舉法將選舉人數縮減至不足二十萬人後，這一階級在政府中獨大。 不過國王的處境並不輕鬆。他要對付擁護亨利五世即查理十世孫子的正統主義者，對付以皇帝侄子路易-拿破崙為首的波拿巴主義者，還要對付共和主義者。 在1830～1840年期間，與大革命俱樂部類似的秘密社團挑起了無數次的騷亂，不過都很快被鎮壓下去。 但正統主義者和教權主義者並未停止他們的密謀。亨利五世的母親德貝利女爵（De Berry）試圖在旺代地區起義，結果失敗。至於教士階級，他們在要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氣急敗壞地發動了一場起義，巴黎大主教府就是在這次起義中被毀掉的。 共和主義者構成的威脅不大，因為在與他們的鬥爭中，眾議院站在國王一邊。首相基佐（Guizot）支持強權，他聲稱統治有兩樣東西必不可少：「理性和大炮。」這位著名的政治人物肯定對理性有所幻想。 這個「強勢政府」實質上一點也不強勢，共和主義者，尤其是社會主義者，他們依舊蠢蠢欲動。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路易·布朗（Louis Blanc）聲稱政府有義務給所有的公民提供工作。拉科代爾（Lacordaire）和蒙塔朗貝（Montalebert）所領導的天主教派與社會主義者聯合起來一致對付政府，這和如今比利時的情形一樣。 1848年，一場擁護選舉改革的運動引發了一場暴動，意外地推翻了路易-菲利普。 路易-菲利普的倒台要比查理十世的倒台更加難以解釋。人們對他幾乎無可加以指責。誠然，他不信任普選，但法國大革命更不信任普選。路易-菲利普並不像督政府那樣獨裁，因此，無法像後者那樣隨意廢止妨礙他的選舉。 在巴黎市政廳成立了一個臨時政府，以取代被推翻的君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共和國，建立普選制度，並規定由人民選出國民議會的九百名議員。 臨時政府從成立之日起就成了社會主義者密謀與暴動的目標。 曾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間出現過的心理學現象再度呈現出來。一些俱樂部形成了，俱樂部的領導人鼓動民眾衝擊議會，動機是五花八門，一般毫無常理可言，如迫使政府支持波蘭起義等。 為了安撫一天比一天急迫和聒噪的社會主義者，議會組建了國有工廠，工人們在此可以從事各種勞動。有人算過，為了這十萬名工人，國家每周的花費超過一百萬里弗。 工人接著提出不勞而獲的要求，這讓議會不得不關閉了工廠。 這一舉措成了一次可怖的暴動的導火索。五萬名工人參與造反。議會受到了驚嚇，將所有行政權交與卡芬雅克（Cavaignac）將軍。在持續四天的鎮壓鬧事分子的衝突中，三名將軍和巴黎大主教喪生。根據議會法令，三千名被捕者被流放到阿爾及利亞。受此打擊，革命社會主義一蹶不振長達五十年。 這些事件使得國家公債價格從116里弗跌至50里弗，商業停滯。受到社會主義者威脅的農民以及稅收被議會提高一半的資產階級，轉而反對共和國，當路易-拿破崙承諾重建秩序時，受到了熱烈的相應。根據新憲法，共和國的總統候選人需要由全體公民選舉產生，路易-拿破崙獲得五百五十萬張選票當選。 不久，因為和議院的矛盾，路易-拿破崙決定發動政變，議會被解散，三萬人被逮捕，一萬人被流放，一部分議員被驅逐。 這場政變儘管草率，然而卻受到廣泛的認可，因為在提交全民表決中，這場政變獲得了八百萬張選票中的七百五十萬張。 1852年12月2日，拿破崙三世被大多數人擁立為皇帝。法國民眾對蠱惑人心的政客和社會主義者的憎惡促成了帝國的復辟。 在帝國成立初期，拿破崙三世延續了專制體制，在後期則採用了自由政體。這位皇帝在位十八年，在色當戰敗投降後，於1870年9月4日被革命推翻。 自此以後，革命運動便很少發生了；唯一的一次重大革命就是1871年3月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巴黎部分古蹟被焚毀，約兩萬名起義者被處死。 1870年戰爭之後，經歷如此多劫難且不知道誰能靠得住的選舉者們，把眾多正統主義者、奧爾良黨人選進了制憲議會。由於無法在重建君主制一事上達成一致意見，他們任命梯也爾先生為共和國總統，隨後麥克-馬洪（Mac-Mahon）元帥接替他出任總統。1876年，新一輪的選舉將一大批共和主義者送進了議院，且以後的選舉都是如此。 自此之後，先後出現的議會都是派系林立，由此導致政府頻繁更替。 不過，正是因為這種分裂而形成的派系間的平衡，我們才享受到了長達四十年的相對的安寧。共和國的四位總統都不是被革命所推翻的，像南部和香檳地區那樣的暴動也不會引起嚴重的後果。 1888年，一場聲勢浩大的支持布朗熱（Boulanger）將軍的人民運動差點推翻了共和國，不過共和國打退了來自所有黨派的進攻，最終還是安然無恙。 共和國能維持下去的原因很多。首先，參與角斗的派系沒有誰強大到能以一己之力力克群雄。其次，國家的元首僅是名義上的，他並不擁有實權，我們不能把所遭的罪歸咎於他，即便推翻了他，也不能保證能有所改變。最後，權力被分散到成千上萬人的手中，責任由此也被稀釋，很難界定誰該承擔責任。人們可以推翻一個暴君，但卻無法推翻一群不知名的小暴君。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一個世紀以來起義和革命在法國引發的巨大變化，那就是：用強大的難以摧毀的集體專製取代了脆弱的不堪一擊的個人專制。在渴望平等並習慣將所有責任都推給政府的人民看來，個人專制是令人難以容忍的，而集體專制則較為容易接受，儘管通常它更加強硬。 國家主義專制的擴大是我們各種革命的最終結果，是法國先後出現的所有政體的共同特點。這種專制形式被認為是一種民族理想，法國持續的動盪只使得這種專制形式得到強化。國家主義是拉丁民族真正的政治體制，是唯一得到所有選票支持的體制。其他的政府形式如共和制、君主制、帝國，都是空洞的標籤，是無為的影子政體。 * * * [1] 要評價近來的思想演化，可以參考饒勒斯（Jaurès）先生在眾議院發表的一篇演講的片段：「如今的輝煌是過去努力的結果，法蘭西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個時代就能夠概括得了的，它是通過經年累月，朝朝夕夕，一步步形成的。」 [2] 在我發表了一篇有關立法妄想的文章後，我收到了當今傑出的政治家、參議員布德努（Boudenoot）先生的來信，信中內容摘錄部分如下：「眾議院和參議院二十年的經歷讓我明白，您所言不虛；我曾多次聽到同事對我說『政府應該這樣，應該那樣。這是政府的錯』等一類的話。但在我們的血液中，君主專制意識已經流淌了長達十四個世紀。您又能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