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與革命心理學 · 第二篇 大革命期間神秘主義、集體主義、理性主義、情感主義的影響

第一章 制憲議會心理 一、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的心理因素 在法國大革命的發生以及發展過程中，在不同的邏輯支配下的神秘主義、集體主義、理性主義、情感主義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已經說過，很多歷史學家由於沒能對上述因素各自的影響加以區分，導致他們對這個時期的解釋差強人意。 理性主義因素常被人用來解釋大革命，實際上它對於事件的影響力最弱。它對法國大革命僅起到了鋪墊作用，而且僅是在大革命的開始階段，因為此時的大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它的作用體現在很多的措施中，如稅收改革計劃、取消寄生的貴族特權等。 一旦大革命深入民眾階層，理性主義的力量迅即消失，並讓位給情感主義和集體主義因素。而神秘主義因素則是革命信仰的基礎，它能讓軍隊熱血沸騰，能讓全世界都接受新信仰。 我們馬上來看看這些因素在一系列事件中、在個體的心理中的影響。有著最重要影響力的也許是神秘主義因素。只有把大革命看成是一種宗教信仰形式，我們才能明白大革命，這點怎麼強調也不為過。我們所談及的有關一切信仰的結論都同樣適用於法國大革命。例如，在之前有關宗教改革運動的章節里，就可以看到它在很多方面都和大革命很相似。 哲學家們在花了很長時間來描述理性主義因素在信仰中的微弱價值之後，如今又開始深入闡釋信仰的作用。他們不得不承認，唯有信仰才具有改造一個文明中各個要素的足夠力量。 信仰獨立於理性之外，它擁有指引思想和情感朝同一個方向前進的力量。純理性從未有過如此的力量，它也無法激發人們的熱情。 大革命很快便披上了一件宗教外衣，這也解釋了為何大革命會具有如此大的擴張力並獲得如此的聲譽。 很少有歷史學家認為，應該把這場偉大的運動看作一種新宗教的奠基儀式。我認為，洞察力強的托克維爾是第一個揣測到這點的人。 托克維爾說：「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政治革命，但它採用的方式和外在的形式卻與一場宗教革命無異。從幾個特徵和規律來看，大革命都與宗教革命相似，大革命不僅像宗教革命一樣傳播甚遠，而且還像它一樣，以預言和布道來貫徹。一場政治革命激發起了人們對新信仰的熱忱，人們熱切地勸說外國也開展他們在自己國家中如火如荼進行的革命，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新景象！」 大革命的宗教特徵已經得到認可，人們的狂怒和破壞行為也就很容易解釋了，歷史告訴我們，這是和信仰與生俱來的東西。大革命煽動起來的不寬容和暴力，其實就是獲勝的神靈要求其信徒們做的事情。大革命讓歐洲20年不得安寧，它摧毀了法國，殺死了數百萬人並導致法國遭受數次入侵，但不經歷如此的浩劫，一個民族就無法改變其信仰。 神秘主義因素歷來是信仰的根基，但某些情感主義和理性主義因素很快也會介入其中。信仰成了情感主義範疇內的感情、激情和興趣的集合體。理性將這個集合體加以發展，以便設法為它鞭長莫及的事件提供合理的依據。 在大革命時期，每個人都會依據自己的期望，為自己的新信仰找到一件理性的外衣。人們看到大革命只是將禍害他們的等級制和宗教的、政治的專制統統加以廢除了。像歌德（Goethe）這樣的作家和康德（Kant）這樣的思想家都認為這是理性的勝利。一些外國人如洪堡特（Humboldt）甚至還來到法國「呼吸自由的空氣並觀看專制主義的葬禮」。 但知識分子的這些幻想並沒有持續多久。事件的演變很快便暴露了其夢幻表象的實質。 二、舊體制的解體和全國三級會議 大革命在付諸行動前便已經在人們的腦海中醞釀著了。在上述因素的鋪墊下，法國大革命在路易十六統治時期爆發了。資產階級的不滿和指責與日俱增，胃口也越來越大。所有人都在呼喚著改革。 路易十六非常明白改革的益處，但是他太軟弱了，根本沒辦法在貴族和教士階層中進行改革。他甚至連他的改革大臣馬勒舍布（Malesherbes）和杜爾哥都保不住。接連的饑荒和稅賦的加重讓各個階層的貧困漸長，君主及其身邊人的巨額俸金與普遍的窮苦形成了驚人的反差。 為了消除財政危機，貴族們被召集起來開會，但他們拒絕接受平等納稅，僅同意了某些無關痛癢的改革，而最高法院又不同意簽署這些改革，於是最高法院被解散。各省的高等法院效仿最高法院，由此也全被解散。被解散的這些人掌握著輿論主動權，他們四處奔走呼號要求召開全國三級會議，而這樣的會議已經有近兩個世紀沒有召開過了。 全國三級會議最終還是召開了。500萬法國人中有10萬教士，15萬的貴族，他們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三級會議共有代表1200名，其中第三等級的578名代表主要由官員、律師、醫生組成。教士階層有300名代表，其中的200人是平民出身的代表，這些平民代表和第三等級的代表站在一起反對貴族和教士階級。 從第一次會議開始，社會地位不平等、心理狀態不同的代表之間的心理衝突就表現了出來。特權階級的華麗服飾與第三等級寒酸的衣著之間產生了讓人屈辱的對比。 在第一次會議上，貴族和教士代表根據他們的階級特權，在國王面前沒有行免冠禮，第三等級的代表欲效仿之，結果遭到特權階級的抗議。第二天又爆發了一些涉及自尊的新衝突。第三等級的代表邀請單獨坐在特設議事廳中的貴族和教士階級的代表一起審議權力事宜，但遭到貴族代表的拒絕。磋商持續了一個多月，最終，第三等級的代表自恃代表了全國95%的人口，便根據西哀士（Sieyès）教士的建議，宣布自己組建國民議會。法國大革命序幕由此拉開。 三、制憲議會 一個政治議會的力量大小取決於其對手的強弱。制憲議會對自己沒有遭遇像樣的抵抗、只受到寥寥幾個演說家的強力掣肘而感到驚訝，制憲議會的言與行從一開始便以統治者自居。特別是它將徵稅權強行拿在自己手上的行為，更是對王權構成了嚴重的侵犯。 路易十六的反抗十分微弱。他只是關閉了制憲會議的議事廳，於是代表們便去了網球場大廳並在那裡進行宣誓，宣稱若不形成一部王國的憲法就絕不解散。 大部分的教士階級代表站在了他們一邊。國王宣布議會的決議無效，並命令代表們解散。大司儀德勒-布雷澤（Dreux-Brézé）侯爵規勸他們執行國王的命令，議會議長宣布國民議會不接受命令，米拉波（Mirabeau）則向國王的特使稱會議是在人民的要求下召開的，議會不會屈服，除非使用武力。國王再次做出讓步。 6月9日，代表大會決定採用制憲議會這個名稱。數世紀以來，國王第一次被迫承認一個新的權力機構的存在，而從前這種由民選代表組成的權力機構是不被承認的。君主制走到了盡頭。 路易十六感到威脅越來越大，於是在凡爾賽布置了由外籍僱傭軍組成的軍團。議會則要求撤走這些軍隊，路易十六拒絕了這個要求並將內克爾解職，而讓以專橫而著稱的布洛格利（Broglie）元帥去接替他。 但是議會的捍衛者也不是省油的燈。卡米爾·德穆蘭（Camille Desmoulins）與一批人四處對群眾發表演講，號召他們起來捍衛自由。他們敲響警鐘，組織起12000人的民兵，並從榮軍院奪來步槍和大炮，7月14日，他們指揮武裝人員向巴士底獄進發。這座堡壘幾乎沒有設防，幾個小時後便被攻陷。人們從中找到7位囚犯，其中1人是瘋子，4人是造假犯。 巴士底獄關押過很多的專制受害者，在很多人看來，它是絕對君主制的象徵，但是摧毀它的民眾並沒有受過巴士底獄的傷害。那裡幾乎只關押過貴族。 攻占這座堡壘所產生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一些嚴肅的歷史學家如朗博證實「攻占巴士底獄不但在法國歷史上，甚而在全歐洲的歷史上，都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件，它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這種說法也許有些大言不慚。但這個事件的重要性從心理學角度而言卻是獨一無二的，它第一次證實了一個從前令人生畏的威權是多麼不堪一擊。 威權原則一旦在人民的心中受到損壞，它很快便會分崩離析。對一個無法保護自己主要堡壘免遭群眾攻占的國王，人們還有什麼要求不能向他提呢？被人視作無所不能的國王就這樣掉下了神壇。 攻占巴士底獄還引發了一起精神傳染事件，這樣的精神傳染事件在大革命歷史中比比皆是。外國僱傭軍團儘管對巴士底獄事件不大感興趣，但受其影響，也開始顯露出一些譁變的跡象。路易十六迫不得已將這些僱傭軍團解散。他重新啟用了內克爾，並親自來到了巴黎市政廳，當面承認了既定的事實，接著便從國民自衛隊司令拉法葉特（Lafayette）手中接過藍、白、紅三色帽徽。代表著巴黎市的藍、紅和代表著國王的白連成一體。 這場攻占巴士底獄的騷亂即便稱不上是「歷史上的一件駭人聽聞的事件」，但它也標誌著民眾政府的開始。武裝起來的人民自此以後便介入革命議會的討論當中，並對議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人民的介入符合人民主權教義，這受到了大革命歷史學家們由衷的讚譽。一份關於大眾心理學的淺顯易懂的研究向歷史學家們指出，他們稱為人民的這個神秘的整體，其實就是幾個領袖在做主。人民攻占巴士底獄，衝擊杜伊勒里宮，強闖國民公會等，不過就是幾個領袖——通常是通過俱樂部——聯繫上大批民眾並發動他們去攻占、去衝擊而已。在整個大革命時期，同樣的一群人，在他們的領袖的帶領下，或攻擊或保衛勢不兩立的政黨，這群人從沒有自己的思考，唯領袖馬首是瞻。 榜樣是最高效的一種心理暗示方式，攻占巴士底獄後，必然會有一大批的堡壘遭到摧毀。很多的城堡被視作小巴士底獄，為了效仿摧毀它的巴黎人民，農民們也開始焚毀各地的城堡。由於這些領主的住宅是用封建雜稅蓋起來的，所以農民們焚毀城堡的情緒更加激昂。活脫脫的一種扎克雷（Jacquerie）起義 [1] 。 制憲議會像隨後所有其他革命議會一樣，對國王傲慢自大，對民眾唯唯諾諾。 為了終結混亂的局面，8月4日夜，根據一位貴族代表諾阿耶（Noaille）子爵的提議，制憲議會通過了廢除封建領主權利法案。儘管這個措施一舉廢除了貴族們的特權，但該法案還是在熱淚盈眶、相互擁抱中得以表決通過。這樣的熱情迸發可用情感傳染來加以圓滿解釋，因為我們知道，情感在民眾中尤其是在因恐懼而不能自拔的議會中是可以傳染的。 要是貴族們早幾年放棄他們的特權，或許就可以避免發生大革命，他們放棄得太遲了。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做出讓步，只會促使人們提出更多的要求。在政治上，應當要有遠見，要給自己留有迴旋的餘地。 路易十六在猶豫了兩個月之後，批准了制憲議會8月4日夜裡通過的決議案，並躲到了凡爾賽。領袖們向那兒派遣了一支七八千人的群眾隊伍，其中有男有女，因為領袖們向他們承諾說王室住所內有大量的麵包供應。宮殿的圍欄被推倒，一些侍衛被殺，國王及其家人在一干民眾的叫囂中被帶回了巴黎，民眾的長矛上還掛著被殺的士兵的頭顱。這次恐怖的旅途長達6個小時。這些事件就是所謂「十月事件」。 民眾的權力日漸強大，而國王，一如議會，則慢慢落入民眾的掌控之中，也即落入俱樂部及其領袖們的掌控之中。在近十年的時間裡，民眾的權力一直處於支配地位，大革命也幾乎成了其唯一的事業。議會宣稱人民是唯一的主人，但議會還是被大大出乎理論預見的騷亂所困擾。於是議會便設想制定一部憲法來恢復秩序、確保人民的永久幸福。 人們知道，在整個大革命時期，議會的一個主要任務便是制定、否定、再制定憲法。理論家們賦予憲法以改造社會的權力，如今也一樣。議會不能辱沒自己的使命。於是它在大革命期間頒布了《人權宣言》，並將革命原則落實到其中。 憲法、申明、宣言以及演講對群眾運動幾乎起不到任何作用，議會內部的分歧日漸擴大。在俱樂部的支持下，激進黨派日漸崛起，議會處境越發艱難。一些有影響力的領袖如丹東、卡米爾·德穆蘭，稍後還有馬拉、埃貝爾等人，在演講中、在報紙上極力煽動平民，由此，人們很快便走入了極端。 在一片混亂中，國家財政沒有得到改善。議會終於意識到，靠博愛的說辭是改變不了他們悲慘的現狀的，面對即將到來的破產，議會於1789年11月2日下令沒收教會的財產。教會的收入，包括從教徒抽取來的什一稅等，約為2億里弗，其總價值估計為30億里弗，它們為幾百名高級教士、宮廷教士所有，約占法國財富的四分之一。這些財產從此後屬於國家，並作為發行「指券」 [2] 的擔保物，第一次發行了4億里弗的指券。公眾開始還接受指券，但到了國民公會和督政府時期，由於指券發行量過大，達到450億里弗，面值100里弗的指券最後貶值到幾個蘇 [3] 。 在身邊幕僚的慫恿下，懦弱的路易十六試圖以拒絕批准制憲議會的法令來進行反抗，結果當然是徒勞的。 在領袖們日復一日心理暗示的影響下，在精神傳染的作用下，革命運動四處蔓延開來，並脫離了議會的掌控，甚至和議會產生了衝突。 在城市，在鄉村，在當地國民自衛隊的保護下，各地都成立了市鎮革命政權。臨近的市鎮政權開始相互協作，以便在需要時彼此保護，就這樣，它們很快便融合在一起構成了聯盟。聯盟之一於1790年7月14日向巴黎派出了14000名自衛隊隊員，並聚集在戰神廣場（Champ-de-Mars），萬般無奈的國王在此宣誓要堅持國民議會頒布的憲法。 這種宣誓沒有實質意義，君主世襲制原則和議會宣稱的原則之間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這點日漸明顯。 回天乏力的路易十六隻想著逃跑。在瓦雷訥（Varennes）被捕後，路易十六被像罪犯一樣帶回巴黎並關押在杜伊勒里宮。議會儘管一直是保王黨性質的，但還是終止了他的權力，並決定獨自擔負起政府的職責。 從未有君主經歷過像路易十六出逃時那麼糟糕的處境。即便像黎塞留那樣的天才也難以從中脫身。唯一可以仰仗的自保手段便是軍隊，但軍隊自一開始便離他而去。 在制憲議會統治期間，絕大多數的法國人以及議會無疑還是保王派的，若國王接受了自由君主制，或許他還會繼續掌權。但路易十六似乎並沒有盡力去和議會處理好關係。 肯定是沒有盡力。而且連「盡力」二字對他而言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他同意修改祖上傳下來的君主制，那他實在無顏以對列祖列宗。退一步而言，即便他要這麼做，來自家族、教士、貴族、宮廷的反對聲也會將他淹沒。君主制所依賴的古老的貴族和教士階級，他們的勢力幾乎和國王一樣強大，國王每次屈服於議會命令，都是在武力脅迫下的不得已的屈服，而且僅是為了多爭取一點時間。無計可施深陷絕望中的路易十六決定向外國求援。 他竟異想天開地指望著法國幾個世紀以來的對手奧地利出手相助，而王后比之更甚。即便奧地利勉強同意前來搭救國王，那它也只想從中獲得豐厚回報罷了。駐巴黎的奧地利大使（Mercy）告知路易十六，奧地利要他用阿爾薩斯、阿爾卑斯以及納瓦拉作為回報。 俱樂部領袖們察覺到議會過於袒護路易十六，於是號召民眾反對議會。聯名請願書要求議會召集一個新的權力組織來審判路易十六。 無論怎樣，議會依舊忠於王室。在發現大革命的煽動性越來越過分時，議會決定對平民的襲擾展開反擊。在拉法葉特的命令下，國民自衛隊的一個營開赴戰神廣場，以驅散聚集在那裡的群眾。有五十多名示威者被殺。 議會的微弱抵抗並沒有持續多久。非常害怕民眾的議會，對國王慢慢強硬起來，國王的特權一天天被剝奪。國王幾乎成了一個無職無權的公務員，只按照別人的意志行事。 議會自認為可以行使從國王那裡剝奪來的權力，但這副擔子又遠遠超出了它的能力。一個過於分散的權力一般都是無力的。米拉波說：「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600人共同行使主權更可怕的事了。」 議會把所有權力集於一身並像路易十六一樣行使著這些權力，為此它還曾洋洋自得。但很快，它便寸步難行了。 隨著議會的權勢逐步弱化，無政府開始滋長。民眾領袖們不斷地煽動民眾鬧事。暴亂成了唯一管用的權力。 每天，議會都要受到喧鬧而蠻橫的代表團的衝擊，這些人以恐嚇和警告為手段來達到目的。 議會出於害怕而一直對所有的群眾運動唯唯諾諾，但這些運動根本不是自發的。它們僅僅是俱樂部和巴黎公社宣示其新權力的方式，這個新權力與議會的權力並駕齊驅。 在這些俱樂部中，最為強大的是雅各賓俱樂部，它在外省已經快速建立起了500多個聽命於它的分支。在整個大革命期間，它的勢力一直無人企及。在成了議會的主人後，它也就成了法國的主人，它只有一個對手，那就是起義的公社，不過公社的權力只限於巴黎。 國民議會的軟弱和失誤讓它變得不得人心。議會也意識到這一點，且自己的勢力一天不如一天，於是決定加緊制定憲法，以便自行解散了事。它的最後一個舉動非常愚蠢，即下令任何制憲議會成員都不得參選立法議會。立法議會的成員由此也就沒有前輩們的經驗可以借鑑了。 1791年9月3日，憲法大功告成，9月13日，國王同意了該憲法，議會也恢復了國王的權力。 這部憲法要求組建一個代議制政府，規定要將立法權交給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行政權交與國王，並承認國王擁有對議會法令的否決權。憲法還對省份進行了重新劃分，以取代舊時的外省。老的稅種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至今依舊在施行的直接稅和間接稅。 剛剛改變領土劃分並推翻所有舊時的社會組織架構的議會，自以為有足夠的能力去改造法國的宗教組織。它聲稱要讓人民來選舉教士階級的成員，這樣就使之擺脫他們的最高領袖教皇的影響。 這部教士公民組織法是諸多一直持續到執政府時期的宗教鬥爭和迫害的根源。有三分之二的教士拒絕宣誓效忠該法。 在制憲議會當政的三年里，大革命的成果頗為豐碩。主要成果或許就是特權階級的財富開始向第三階級轉移。這在激勵人們保護利益的同時，也為新體制博得了諸多熱情的擁護者。一場革命立足於滿足人們的欲望，並由此而獲得巨大的力量。 排擠了貴族的第三等級和購買了國家財產的農民們非常清楚，舊制度的復辟將讓他們失去這些利益。竭力保衛大革命也就等於保衛自己剛到手的財富。 這也就是在大革命部分時期內，將近一半的省份起義反抗壓迫它們的專制但都失敗了的原因。共和黨人戰勝了一切對手。他們非常強大，他們不僅要捍衛一種新理想，還要捍衛物質的利益。我們看到，這兩個因素的影響貫穿了整個大革命時期，並對帝國的建立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 * * [1] 扎克雷起義，是發生在1358年法國的一次反封建農民起義，是中古時代西歐各國較大的農民起義之一。扎克雷，源自Jacgues Bonhomme，意即「鄉下佬」，是貴族對農民的蔑稱，起義由此得名。——譯註 [2] 1789—1797年期間在法國流通的一種由國家財產擔保的證券，後作通貨使用。——譯註 [3] 蘇，法國輔幣名，相當於1/20里弗或1795年後流通的1/20法郎，等於5生丁。——譯註 第二章 立法議會心理 一、立法議會期間的政治事件 在探究立法議會的精神特徵之前，先簡要總結一下那些發生在立法議會為期一年的短暫執政期間的重大政治事件。這些事件自然也對立法議會的心理表現產生了重大影響。 立法議會不再像之前的制憲議會那樣一心想推翻君主制，而是擁護君主政體。國王儘管看起來有點不可靠，但立法議會仍想保留國王。 路易十六如坐針氈，他不停地要求外國勢力加以干涉。這位膽怯的君主，被軟禁在杜伊勒里宮中，身邊僅有自己的瑞士侍衛，他在幾股相互對立的勢力之間猶豫不決。他向一些報紙提供補貼以便影響輿論。然而這些辦報的不明就裡的蹩腳記者們完全不懂如何影響公眾情緒。他們只會用絞刑來恫嚇大革命的擁護者，並揚言會有一支軍隊前來解救國王。 國王別無依靠只能指望外國王室，貴族們則逃亡國外。普魯士、奧地利、俄羅斯威脅要入侵法國。王室則為入侵創造有利條件。 在各國反法聯盟結成之時，雅各賓俱樂部號召人民團結起來抗擊入侵。此時，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站在一起，成了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他們號召群眾武裝起來，六十萬志願者隨即獲得了武器。王室認可了一個由吉倫特派控制的內閣。在這個內閣的操縱下，路易十六不得不向議會提議攻打奧地利。這項決議隨即就被表決通過。 對此項決議，國王是言不由衷的。王后向奧地利泄露了法國的戰爭計劃以及內閣會議的機密決議。 戰爭一開始法方便損失慘重。數個縱隊受到突襲，潰不成軍。巴黎市郊的人們在各俱樂部的鼓動下，確切地說，在確信國王與外國王室相互勾結之後，便發動了起義。六月二十日，起義的領導人雅各賓黨人——主要是丹東——派起義者給立法議會送來廢黜國王的請願書。隨後，這些人進入杜伊勒里宮，痛罵國王。 命運驅使著路易十六走向了不幸。雅各賓黨人對王室的威脅激怒了眾多省份的民眾。人們獲悉有一支普魯士軍隊已到達洛林地區的邊境地帶。 國王和王后一直對得到外國支援抱有幻想。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Marie-Antoinette） [1] 對奧地利人和法國人的心理更是都寄予了完全不切實際的厚望，看到法國被這些狂熱分子所威懾，她認為自己也能以威脅的方式來震懾巴黎人民，讓他們臣服於王權的威嚴。在王后的授意下，費森（Fersen）謀劃並公布了布倫瑞克公爵（Brunswick）的宣言 [2] ，宣言以「若王室受到波及，就把巴黎掀翻」一類的話來威脅巴黎人民。 然而事與願違，該宣言激起了人民對國王的憤怒，國王被認為是入侵者的同謀，因此，他更加不得民心。從這天起，國王被送上斷頭台的命運也就註定了。 在丹東的安排下，各分區代表在市政廳成立了一個起義公社，逮捕了效忠國王的國民自衛隊的指揮官，讓其敲鐘召集全體自衛隊成員，並派遣這些隊員在八月十號和平民一起沖向了杜伊勒里宮。路易十六召集起來的軍隊四下逃竄，保護他的只剩下一些瑞士侍衛和貴族，但全部被殺死。孤立無助的國王向立法議會尋求庇護。人們要求廢黜國王，立法議會宣布終止國王的職權，並讓未來的議會——國民公會——來決定他的命運。 二、立法議會的精神特質 以心理學而言，由一批新議員組成的立法議會具有一種特殊的價值。很少有議會能把政治團體的特點展現得淋漓盡致。 立法議會由750位議員組成，議員們分為純粹保王黨、立憲保王黨、共和派、吉倫特派和山嶽派。其中律師和文人占了絕大多數，還有少數的立憲派教士、高級官員、天主教教士以及個別學者。 立法議會成員們的哲學觀似乎都很幼稚。他們大多深受盧梭思想的影響，主張回歸人類的自然狀態。他們和其先輩們一樣，深受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的影響，開口便是加圖（Caton） [3] 、布魯圖、格拉古（Gracchus） [4] 、普魯塔克、馬克·奧勒留（Mac-Aurèle） [5] 、柏拉圖等人，並對其加以效仿。甚至當演說家想要辱罵路易十六時，都會直呼其為「卡里古拉」。 他們是革命的，因為他們期望顛覆傳統，但他們又是極端反動的，因為他們要求回到遙遠的過去。理論對他們的行為影響甚微，理性二字雖然不斷出現在他們的演講中，卻從未被付諸實踐。他們一直受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因素所支配，這些因素的力量我們曾一再提及。 立法議會的心理特徵與制憲議會的心理特徵相同，只是更為明顯一些。這些特徵被歸納為四個詞：敏感、多變、膽怯、脆弱。 多變和敏感體現在他們不斷改變的行為中，他們今天可以相互大聲辱罵並拳腳相加，第二天卻又可以「滿含熱淚、相互擁抱」。有人發言要求懲罰請願廢黜國王的人，他們便為之熱烈鼓掌；同一天有代表團要求廢黜國王，他們又出席議會。 在威脅面前，立法議會的膽怯與脆弱一覽無遺。儘管立法議會有保王黨的傾向，但立法議會還是應巴黎公社的要求，投票同意終止國王的權力並將國王一家拘禁在寺院。 由於立法議會的軟弱，它與制憲議會一樣，沒有行使任何一項權力的能力，只能聽任巴黎公社以及由埃貝爾、塔里安（Tallien）、羅西涅爾（Rossignol）、馬拉、羅伯斯庇爾等人領導的俱樂部的擺布。 發動起義的巴黎公社控制著國家主要權力並統治著巴黎，似乎冥冥之中有人要求其這麼做，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794年熱月政變為止。 巴黎公社要求將路易十六監禁在寺院的塔樓之中，而立法議會則希望將國王軟禁在盧森堡宮。巴黎公社把大批嫌疑犯塞進監獄，並隨後將他們殺害。 更令人髮指的是，一個150人的匪幫，每天佣金24里弗，他們在巴黎公社的指使下，在短短四天內殺害了約1200人。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九月大屠殺」。巴黎市市長佩蒂翁還熱情接待並款待了這個殺人團伙。幾個吉倫特派成員發出了零星的抗議，而雅各賓派則選擇保持沉默。 一開始，受到威脅的立法議會假裝不知道這次大屠殺，但幾位有影響力的議員，尤其是庫通（Couthon）和比約-瓦雷納（Billaud-Varenne）對這次大屠殺表示了支持。儘管議會最終決定加以譴責，但卻沒敢設法制止屠殺的繼續。 深知自己無能為力的立法議會在15天後自行解散並讓位給國民公會。 立法議會的結局明顯是災難性的，這不是指其初衷而是指其行為的結局。保王黨拋棄了君主專制，人道主義者縱容了九月大屠殺，和平主義者把法國推向了一場可怕的戰爭，一切表明，一個軟弱的政府帶給國家的只有毀滅。 前述兩個革命議會的歷史再次證明，事件之間環環相扣缺一不可。每個事件就是整個傳動鏈中的一環，一個事件的發生有時可以引發意料不到的後果。決定權在我們手上，但結局我們卻無法把握。 制憲議會最初的舉措是理性的、自主的，但隨之而來的後果，卻讓所有的期望、理性以及預言都化為泡影。 路易十六之死、旺代戰爭、大恐怖、持續的殺戮、無政府狀態以及在一名軍人的鐵腕統治下傳統與秩序最終得以恢復，上述事件，在1789年，有誰能想到或能預見到？ 在革命議會初期的行為引發的眾多事件的發展進程中，最震撼人心的可能是民眾政府的誕生和發展。 從攻占巴士底獄、強闖凡爾賽宮、九月大屠殺、攻擊杜伊勒里宮、殺害瑞士守衛、廢黜和囚禁國王等一系列事件中，我們很容易得出民眾及其領導者的心理學規律。 現在我們看到，民眾的力量是越來越強大，其他力量都甘拜下風並被取代。 * * * [1] 瑪麗·安托瓦內特（1755-1793），奧地利帝國公主，生於維也納，1770年嫁給路易十六成為法國王后。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義，徹底推翻了君主制。隨後，她和國王一起被囚禁在當普爾堡。次年10月，被交付給革命法庭審判，判處死刑，送上斷頭台，享年38歲。——譯註 [2] 布倫瑞克宣言，也稱布倫斯威克宣言，是一份由普奧反法聯軍總司令卡爾·威廉·斐迪南（布倫瑞克—沃爾芬比特爾）（Charles William Ferdinand）在1792年7月25日致法國革命戰爭時期巴黎人民的一份公告。該布告威脅如果任何法國王室的成員受到任何傷害，法國平民將因此受到嚴厲的報復。這項布告的目的是為了恐嚇巴黎人民，卻反倒加劇了人民的革命熱情。——譯註 [3] 古羅馬時期有兩位加圖，一位是老加圖（公元前234年－前149年）或監察官加圖，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政治家、國務活動家、演說家，前195年的執政官，羅馬歷史上第一個重要的拉丁語散文作家。小加圖（公元前95年－前46年），他的曾祖父為老加圖。小加圖是羅馬共和國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說家，是斯多葛學派的追隨者。他與愷撒長期不和，他不受賄、誠實、厭惡當時普遍的政治腐敗。——譯註 [4] 一般稱為格拉古兄弟，是指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68年－前133年）和蓋約·格拉古（公元前154年－前121年）兩兄弟，他們是公元前2世紀羅馬共和國著名的政治家，平民派領袖。他們分別當選公元前133年及公元前123年、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並各自在任期內領導了一場改革。由於改革觸犯了保守勢力，而先後在保民官任上被殺。——譯註 [5] 馬克·奧勒留（公元121—180年）著名的「帝王哲學家」，古羅馬帝國皇帝，在希臘文學和拉丁文學、修辭、哲學、法律、繪畫方面受過很好的教育，晚期斯多葛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沉思錄》一書。——譯註 第三章 國民公會心理 一、國民公會的傳奇 國民公會不但為心理學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而且它還表明，一個時代的見證者們，甚至其追隨者們，都無法對自己所經歷的事件及周圍的人做出準確的評價。 大革命已經過去一個多世紀，人們對這個時代方才形成一些稍微精確的評判，儘管依然疑惑重重。 廓清大革命之所以難以實現，不僅是因為從檔案中發掘出了新資料，還因為重重迷霧籠罩下的有關血腥年代的傳說正隨著歲月的流逝而銷聲匿跡。 深深吸引著我們父輩的昔日英雄們被冠以一個光榮的稱謂：國民公會巨擘。他們的傳奇最為人津津樂道。 國民公會一手鎮壓國內的叛亂，一手外御歐洲武裝干涉，這讓我們產生了這樣的印象：這場偉大戰爭中的英雄們仿佛個個都是泰坦族巨人，而非法國人。 只要這個時期發生的事件依舊是混沌未解，那麼巨擘的稱謂也就無可厚非。同時發生的事件讓人目不暇接，人們把共和國軍隊的功勞與國民公會的功勞混淆在一起。軍隊的榮耀讓後者相形見絀，博取榮耀成了大恐怖時期大屠殺、殘酷的內戰以及讓法國遭受劫難的緣由。 在現代犀利的、批判的目光的注視下，這個異質的謎團慢慢地被解開了。共和國的軍隊依然保持著它的榮耀。但是應當承認，那些全身心投入到內訌中的國民議會的議員們，對軍隊的成功毫無建樹。在國民議會的某個委員會之中，最多只有兩到三個議員關心軍隊，軍隊之所以取得勝利，除了人多勢眾以及年輕將領們的聰明才智外，還因為有一種新的信仰激發起了軍隊的熱情。 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將專門講述革命軍隊，還將指出革命軍隊戰勝歐洲武裝干涉的緣由。在自由和平等理念薰陶下的軍隊，將這些理念當成了新的福音書。他們帶著這些理念開赴前線並長期堅持在前線。他們保留了一種特殊的精神，這種精神與起初受到軍隊忽視而後受到鄙視的政府精神有著天壤之別。 國民公會議員對軍隊的勝利感到茫然，他們只滿足於根據領袖的指令盲目地立法，因為領袖聲言要通過斷頭台讓法國得以絕處逢生。 正是由於驍勇善戰的軍隊，才使得國民公會的歷史聲譽如日中天，如宗教般神聖，讓幾代人為之膜拜，至今不絕。 但只要仔細琢磨一下國民公會「巨擘們」的心理，他們的神聖形象便會瞬間崩塌。他們都是些極端平庸的人，連為其辯護的熱心人如奧拉爾本人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奧拉爾先生在其著作《法國大革命史》中這樣說道： 人們曾說過，1789年至1799年的這一代人，完成了如此偉大的或恐怖的創舉，不愧是偉大的一代，簡而言之，他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代人。但這是歷史回顧的一種錯覺。構成這一代人的公民，他們要麼是市民，要麼是雅各賓黨人，要麼便是民族主義分子。大革命便是由他們發起的，但無論從開明程度還是從智力水平來看，他們似乎並不比路易十五或路易·菲利普執政時期的法國人更高一籌。之所以他們能夠名垂青史，這是因為他們身處在巴黎這個大舞台，或因為他們是革命議會中最傑出的演說家，難道他們有過人的稟賦？米拉波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是當之無愧的天才，但是諸如羅伯斯庇爾、丹東、維尼奧等人，他們真的比現今的演說家們更有智慧嗎？在1793年，也就是在這個所謂巨擘輩出的時代，羅蘭夫人（Roland）在她的回憶錄里寫道：法蘭西就像是一個人才枯竭的國度；令人吃驚的是，縱觀大革命，人們幾乎只見一群侏儒，不見偉人。 在對國會議員逐個分析並從整體上加以審視後，人們可以說，從智慧、品行和勇氣來看，這些國會議員都稱不上是傑出的。從未見過有哪個群體是如此怯懦。他們只在演說中才慷慨激昂，只在針對看不見摸不著的危險時才勇氣十足。這個只會在言語上咄咄逼人的國民公會，一旦面對國王，成了世界上最懦弱、最溫順的政治集團。他們在巴黎公社、在俱樂部的命令前卑躬屈膝，在每天衝擊議會的民眾代表前瑟瑟發抖，在騷亂者的指示前唯唯諾諾，甚至不惜犧牲自己最傑出的議員。國民公會給世人留下一個令人失望的形象：遵從民眾的指令，表決通過荒唐透頂的法律，一旦議會大廳中的騷亂平息，便又將通過的法令加以廢止。 很少有哪個議會表現得如此脆弱。人們若要想看看一個政府會頹廢到何種程度，只要翻開國民公會的歷史便可知曉。 二、雅各賓宗教勝利的影響 在造成國民公會特殊面貌的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革命幾乎成了一種宗教，成了強制性的規定。從中，革命教義也逐步成形並得以最終確立。 這種教義是個大雜燴，其中摻雜有自然、人權、自由、平等，社會契約、對暴君的仇恨以及人民主權，但對它的信徒們而言，這些東西儼然就是不容褻瀆的福音書中的一個個章節。 這類新的真理不乏擁護者，他們對這些真理的力量深信不疑。他們和各年代的信教者一樣，也試圖藉助武力來向世人推銷他們的真理。對於持不同意見者，只須將其消滅即可。 我們在談論宗教改革時曾提到，對異教徒的仇恨是那些偉大信仰的一個不可磨滅的特徵，這個特徵為雅各賓宗教的不寬容性提供了絕好的註解。 這段與宗教改革相一致的歷史告訴我們，即便是相似的信仰，它們之間的鬥爭仍是十分激烈的。因此，在國民公會中，雅各賓派暴打與其信仰稍有不同的共和黨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新使徒們非常賣力地推銷著自己的信仰。為了教化外省人，他們不但向外省派出了滿腔熱情的門徒，還讓其隨身攜帶著斷頭鍘，他們就像宗教裁判所的審訊官們一樣，對於異教徒的錯誤絕不姑息，因為羅伯斯庇爾堅信「共和國的建立靠的就是摧毀一切對立面」。國家不願意被重塑並不要緊，人們可以強行重塑它。卡里耶保證說：「如果不能按照我們的想法來重塑法國，那還不如將其埋葬。」 源自新教義的雅各賓派的政治很簡單，即主張平均的社會主義，施行專政統治，容不得任何反對的聲音。 對於人類的本質和經濟的需求，治理法國的理論家們卻提不出任何有用的建議。他們只要有斷頭台和演講就夠了。不過他們的演講卻很幼稚。 泰納說：「演講中沒有事實，只有抽象的概念，只有關於自然、理性、人民、專制君主、自由等一連串的看法，這些看法如同吹足氣的氣球，在空中做無謂的碰撞。當然，如果沒有造成一些實際的而可怕的後果，這些也不過是一種邏輯的遊戲、學校的習題、學術的炫耀以及一堆空洞的學說。」 雅各賓派的理論實際上只剩下絕對專制。很顯然，在雅各賓黨人看來，地位和財富均等的公民們應當無條件地服從主權國家。 他們賦予自己的權力要比之前的君主大得多。他們限定商品的價格，並且冒稱擁有剝奪公民們的生命和財產的權力。 他們對革命信仰的重塑功能深信不疑，因此在向國王宣戰之後，他們又開始向神明宣戰。他們推行新的曆法，將聖人的名字從中除去，他們樹立起一個新的聖靈：理性。有關理性的慶典在巴黎聖母院舉行，慶典儀式與天主教的宗教儀式無異，理性被供奉在「獻給聖母瑪利亞」的祭壇上。這種儀式一直持續到羅伯斯庇爾以一種個人宗教取而代之為止，羅伯斯庇爾自認為該教的大主教。 雅各賓黨人在成為法國唯一的主人之後，便可以與其信徒們肆意洗劫了，儘管他們在任何地方都只是少數派。 我們難以確定他們的具體人數，但知道他們其實人數不多。泰納估計在七十萬的巴黎居民當中，只有五千雅各賓黨人，而在三萬貝桑松居民當中，約有三千雅各賓黨人。而整個法國則有三十萬雅各賓黨人。 對此，泰納解釋說：「一小群封建強盜盤踞在被征服了的法國」，儘管他們的人數有限，卻有實力支配著法國。這首先是因為他們的信仰賦予他們以驚人的力量；其次是因為他們代表著政府，且幾個世紀以來，法國人已經養成了服從命令的習慣；最後是因為人們認為若推翻他們，將會導致舊制度的復辟，這讓許多擁有國家財產的人感到害怕。只有當其專制變得可怖時，才會有眾多省份揭竿而起。 上述雅各賓黨人的權力動因中的第一個動因十分重要，在強勢信仰與弱勢信仰的爭鬥中，成功永遠屬於前者。強勢信仰會激發出強烈的意志，並一舉蓋過了薄弱的意志。雅各賓派之所以以失敗而告終，是因為他們的累累暴行迫使成千上萬的薄弱意志團結在一起，並從整體上實現了反超並戰勝了強烈意志。 被雅各賓派殘酷迫害的吉倫特派，誠然也有著堅定的信仰。但在吉倫特派發起的鬥爭中，他們反受他們所受教育的拖累，他們對某些傳統、對人權的尊重，並沒有給他們的對手造成任何麻煩。 埃米爾·奧利維耶寫道：「吉倫特派的大部分人情感細膩而寬厚；而雅各賓派則是下流、粗俗而殘忍。維尼奧的聲名與『神明的』馬拉相比，簡直是一個天一個地！」 但憑藉超凡的智慧和口才征服了國會的吉倫特派，很快便又敗在了思考少、行動多並且知道如何激發下層群眾熱情的山嶽派狂熱分子的手下。國民公會給人的印象是暴力而不是智慧。 三、國民公會的精神特點 每一個議會除了具備一般議會都有的普遍特徵外，還會因社會和環境的影響而形成各自特殊的面貌。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所具備的特點，大多可以在國民公會中看到。 國民公會由大約750名議員組成，其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議員曾在制憲議會和立法議會中履過職。雅各賓派通過威脅選民的方式贏得了選舉，而大部分選民（800萬中有700萬）都選擇了棄權。 由於職業的緣故，國民公會匯集了大量的法律人才，如律師、公證人、庶務人員、退休的官員，還有一些文人。 國民公會的精神並不是統一的，這意味著一個由諸多不同特質的個人組成的議會很容易分裂成為不同的小團體。國會很快就分成了三個群體：吉倫特派、山嶽派和平原派，而君主立憲派已基本消失了。 吉倫特派和山嶽派是兩個極端派別，每個派都有100多個成員，並先後成為領袖派。山嶽派中不乏一些最激進的成員，如庫通、埃羅·德·塞席爾（Hérault de Séchelles）、丹東、卡米爾·徳穆蘭（Camille Desmoulins） [1] 、馬拉、科洛·德布瓦（Collot d』Herbois）、比約-瓦雷納、巴拉斯（Barras）、聖茹斯特、富歇（Fouché）、塔里安（Tallien）、卡里耶、羅伯斯庇爾等人，吉倫特派則包括布里索（Brissot）、佩蒂昂（Pétion）、孔多塞、維尼奧（Vergniaud）等人。 而國民公會中剩下的500多人，也就是最大的一部分，組成了所謂平原派。 平原派人數眾多，但他們隨大流、沒主見、優柔寡斷、膽小怕事。他們憑性子辦事，並且容易被轉瞬即逝的激情所感染。他們聽命於前兩個派別中較有力的一方。在對吉倫特派唯命是從之後，又開始對獲勝的山嶽派俯首帖耳。這就是我們之前表述過的「弱者總是會服從強者的意志」這一法則的必然結果。 在國民公會整個的存續期間，這些偉大的操縱者們顯示出了極大的影響力。國民公會一直被一群思想狹隘的暴力的少數派所把持著，因為強烈的信念給這些少數派帶來了巨大的力量。 一個殘忍蠻橫的少數黨往往能帶領膽小的且猶豫不決的多數黨，這也是所有的革命議會都註定會走向極端的原因。國民公會的歷史再一次證實了在另一個章節里探究過的加速度規律。 因此，國民公會的成員們必然會從中庸一步步地走向暴力，並最終發展成為相互殘殺。在最先控制國民公會的180位吉倫特派人士中，有140位被殺或者是逃亡，最終，最狂熱的恐怖分子羅伯斯庇爾僅一人便控制住了那些溫順而膽小的議員。 在平原派的500名代表當中，雖然大部分人缺乏主見，慣於見風使舵，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有識之士。承擔國民公會實用工作的技術委員會便從中招募到不少人才。 平原派的代表對政治相當漠然，他們也要求別人不要關注他們。他們的全部心思放在委員會上，幾乎不去議會，這也是國民公會的會議通常只有近三分之一的議員們出席的原因。 不幸的是，長此以往，這些聰明、誠實的人幾乎完全喪失了個性，他們在恐懼的支配下，不得不投票支持暴戾的主子們提出的最糟糕的動議。 平原派投票贊同別人要求他們贊同的一切：設立革命法庭、實行大恐怖等。也正是在他們的支持下，山嶽派才得以打敗吉倫特派，羅伯斯庇爾才得以清洗埃貝爾派和丹東派。弱者跟隨強者，平原派也一樣。平原派的那些溫和的慈善家們，雖是議會的多數派，但由於他們的懦弱，導致國民公會做出大量恐怖的暴行。 在國民公會中有一個突出的心理學特徵，這就是極度的恐懼。正是因為恐懼，他們才自相殘殺，以求得一線希望來保全自己。 這樣的恐懼其實很容易理解，這群可憐的人坐在議員席上，在一片嘲笑和喊叫聲中議事。由於隨時都會有帶著長矛的粗鄙之徒闖進議會，所以大部分的議會成員都不敢再參加會議。即便偶爾來參會，也是一言不發，並根據人數只有他們三分之一的山嶽派的要求去投票。 支配著平原派的這種恐懼，雖然不太明顯，但卻十分地深。他們清除異己，不僅是因為狹隘和狂熱，還因為堅信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脅。就連革命法庭的法官們也在瑟瑟發抖，他們想要無罪釋放丹東、卡米爾·徳穆蘭的遺孀以及其他一些人，但他們卻不敢這樣做。 在羅伯斯庇爾成為唯一的主宰後，瀰漫在議會中的恐懼感有增無減。有人說羅伯斯庇爾的一個眼神就足以讓其同僚因恐懼而消瘦下去，這個說法不無道理。在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到「因畏懼而蒼白或因絕望而自暴自棄」。 所有的人都害怕羅伯斯庇爾，而羅伯斯庇爾也害怕所有的人。因為害怕別人謀反，他砍掉了別人的腦袋，而同樣也因為恐懼，別人默許了他這樣的行為。 國民公會議員們在其回憶錄中對這段可怕而黑暗的時期做了詳細回顧。泰勒說，巴雷爾（Barrère）在沉寂了二十年之後，對救國委員會 [2] 的真正目的及其內在的出發點做出這樣的回答：「我們只有一個念頭，這便是自我保護，我們只有一個願望，這便是要生存，因為我們人人自危。人們把他人送上斷頭台上，只是為了自己不被他人送上斷頭台。」 若要探討領袖的作用以及恐懼對議會的作用，那麼，國民公會的歷史無疑是最具震撼力的例子之一。 * * * [1] 卡米爾·德穆蘭（1760年－1794）是一位法國記者、政治家，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扮演重要角色，並最終被送上斷頭台。——譯註 [2] 救國委員會，指的是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派專政時期的最高領導機構。1793年4月6日由國民公會創立。——譯註 第四章 國民公會政府 一、國民公會期間的巴黎公社及俱樂部的作用 在國民公會整個存續期間，國民公會一直由俱樂部和巴黎公社的領袖們領導。 我們已經指出它們對之前的議會的影響力。在國民公會期間，它們的影響力達到如日中天的程度。國民公會的歷史其實就是支配它的俱樂部和巴黎公社的歷史。它們不僅控制著國民公會還控制著法國。眾多外省的小俱樂部，在首都俱樂部的領導下監督行政官員、檢舉可疑分子並執行一切革命命令。 一旦俱樂部和巴黎公社決定採取某些措施，它們便要求議會立即付諸表決通過。如果議會抵制，它們便向議會派遣它們的代表團，也即派出它們從社會最底層挑選出來的武裝團伙。這些團伙傳達的命令總是能得到遵從。巴黎公社如此強勢，以至於它可以要求國民公會立即趕走它不喜歡的代表。 國民公會的成員一般都受過教育，而巴黎公社以及俱樂部的大部分成員都是小店主、小工、工人，他們沒有個人的觀點，他們只聽從他們的領袖如丹東、卡米爾·徳穆蘭、羅伯斯庇爾等人的指揮。 在俱樂部和巴黎公社起義者這兩股勢力中，巴黎公社在巴黎尤為活躍，因為它組建了一支革命軍。下設的48個國民自衛隊委員會全部由巴黎公社指揮，巴黎公社指揮它們去殺人、屠殺，特別是洗劫。 國民公會在巴黎的行動比較過火。例如，它委派一個叫作夏朗冬（Chalandon）的鞋匠負責對巴黎的某個區域進行監控，即他有權將所有他懷疑的人送交革命法庭，也即意味著可以將人送上斷頭台。某些路段的人口因為他而銳減。 國民公會起初還與巴黎公社做了點抗爭，但這種抵抗並未持續多久。衝突的高潮出現在國民公會打算逮捕巴黎公社的首腦人物埃貝爾時。巴黎公社於是派出武裝團伙前往國民公會進行威脅，要求其驅逐提出此項動議的吉倫特派代表。遭到拒絕後，巴黎公社於1793年6月2日根據昂里約（Henriot）的命令派兵包圍了國民公會。受到恫嚇的議會於是開除了27名議員。可笑的是，巴黎公社旋即便派遣一個代表團對公會的順從表示祝賀。 在吉倫特派倒台之後，國民公會完全倒向了巴黎公社，對其唯命是從，巴黎公社也變得無所不能。巴黎公社甚至還要求議會在同意設立法庭和斷頭台之後，再下令招募一支革命軍隊，以負責在全法國範圍內逮捕、處決嫌疑犯。 到了國民公會末期，在羅伯斯庇爾倒台之後，國民公會才得以從巴黎公社以及雅各賓派俱樂部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國民公會取締了巴黎公社以及俱樂部，並處決了其中的一些首要分子。 儘管採取了懲戒措施，但其領導者仍然繼續召集下層民眾，並且煽動他們去攻擊國民公會。在芽月和牧月 [1] ，國民公會受到了圍攻，這些武裝代表團甚至還要求投票重建巴黎公社並召開新一屆的議會，並最終如願以償。在起義者撤離後，國民公會則趕緊廢除了這些措施。羞憤交加的國民公會召集軍隊解除了市郊的武裝，逮捕了將近一萬人。起義軍中的26個頭目被處死，參與起義的6個議員也被送上了斷頭台。 但是，國民公會的反抗意志依舊是曇花一現，它在脫離了俱樂部和巴黎公社的操控之後，又對救國委員會唯命是從，後者的指令不經討論即可由國民公會投票通過。 威廉斯（H.Williams）寫道：「國民公會完全可以把任何一位歐洲君主或國王五花大綁地押送至自己面前，但它自己卻被一小撮唯利是圖者囚禁在自己的議事廳中。」 二、國民公會期間的法國政府：恐怖時代 1792年9月，國民公會一召開便立即頒布法令廢除君主制，宣布成立共和政體，儘管此時大部分議員仍猶豫不決，因為外省還都是保王黨分子的天下。 國民公會深信這樣做可以讓法蘭西走向文明。國民公會創立了新的紀元和曆法，新紀元的元年標誌著理性統治世界的開始。應巴黎公社的要求，新紀元的元年在對路易十六的審判中拉開帷幕，不過大部分國民公會議員並不情願這樣做。 實際上，一開始控制國民公會的是相對溫和的吉倫特派。公會主席和秘書都是從最知名的吉倫特派人物中選出來的。而後來成為國民公會絕對主宰的羅伯斯庇爾此時還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在主席選舉中只獲得了6票，而佩蒂昂卻獲得了235票。 山嶽派起初的勢力極小，他們只是後來才掌權的，而此時，溫和派在國民公會中已沒有了任何席位。 儘管山嶽派只是少數黨，但他們仍找到了辦法迫使議會對路易十六提起審判。這次審判既是山嶽派對吉倫特派的一大勝利，也是對所有國王的一次判決，更意味著與舊制度的徹底決裂。 為了促成這次審判，山嶽派採用的手段可謂老道異常，如鼓動外省向國民公會遞交審判路易十六的請願書，讓起義的巴黎公社向議會派出代表團以提請審判路易十六等。 和其他膽小怕事、言不由衷的革命議會一樣，國民公會並不敢反抗，它同意了這場審判。 私下裡本不希望處死國王的吉倫特派，一旦開會表決，卻由於恐懼而投了贊成票，為了保住自己的腦袋，路易十六的堂兄奧爾良公爵也投了贊成票。1793年1月21號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台。如果路易十六擁有預見未來的能力，他將會看到，拋棄了他的懦弱的吉倫特派成員，大多步其後塵一個接一個走上了不歸路。 僅從純功利的角度來看，處死國王是大革命的一個敗筆，它引爆了內戰並促使歐洲對法蘭西進行武裝干涉，而國王之死在國民公會內部也引起了內訌，並以山嶽派勝利、吉倫特派遭清洗而告終。 山嶽派主張採取的措施變得越發專制，導致包括西部和南部在內的60個省份發生暴亂。如果不是保王黨人參與其中而讓人害怕舊制復辟的話，這場由被放逐的國民公會議員領頭的起義說不定就會成功。實際也是如此，如在土倫，起義者便已經在高呼路易十六的名字了。 在大革命的大部分時間裡，這場猛烈的國內戰爭一直持續不斷，十分殘酷。老人、婦女、兒童都未能倖免。村莊和糧食被付之一炬，據估計，僅在旺代地區被殺的人數就有五十萬到一百萬人。 國內戰爭未了，國際戰爭又來。為了解決這內憂外患的局面，雅各賓派打算制定一部新憲法。在法國，所有的革命議會都有這麼一個傳統信仰：規範的力量是無所不能的。這種言辭上的信念從未因實踐的失敗而發生過動搖。 對大革命大加讚賞的朗博先生寫道：「一種強有力的信仰支撐著國民公會不辭辛苦地進行立法，因為它堅信，只要將大革命的原則變成法律，它的敵人就會迷茫甚而會歸順自己，而正義的到來會促使起義者繳械投降。」 國民公會在執政期間擬定了兩部憲法，一部是1793年憲法或稱元年憲法，一部是1795年憲法，即共和三年憲法。第一部憲法並未付諸實施，因為一個絕對的獨裁統治很快便取而代之，而第二部則是由督政府制定的。 國民公會中有大量的法學家和商界人士，他們很快就意識到政府職能不是一個人員冗雜的議會能夠行使的，於是他們將國民公會分成一些小的獨立委員會，如商業委員會、法律委員會、財政委員會、農業委員會、藝術委員會等。這些委員會向議會所遞交的法案，議會常常看也不看就投票通過了。 多虧了他們，國民公會的工作才不至於完全是破壞性的。他們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法案：創辦重點大學，確立統一度量公制等。正如我們說的那樣，大部分的議會議員躲進各個委員會，為的是避免捲入政治鬥爭從而保住腦袋。 與政治無關的商業委員會，隸屬救國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立於1793年4月，有九名成員。救國委員會起初由丹東領導，同年七月改由羅伯斯庇爾領導，隨後羅伯斯庇爾逐步把持了所有權力，包括對部長和將軍發號施令的權力。卡爾諾掌握了軍權，康蓬（Cambon）把持了財權，聖茹斯特和科洛·德布瓦負責日常政務。 技術委員會投票通過的法律通常都是有相當的水準，這為國民公會持久的事業奠定了根基，而在闖入議會的代表團的威脅下投票通過的法案則常常是荒唐可笑的。 這些可笑的法案基本與公眾利益或國民公會自身利益無關，如1793年9月投票通過的最高限價法令就是這樣一個最沒意義的法案。該法令要求固定日用品的物價，而這樣做除了造成持續的物資短缺以外，並沒有其他。諸如此類的還有對聖德尼皇家墓地的破壞，對王后的審判，有組織地縱火焚燒旺代地區，建立革命法庭，等等。 大恐怖是國民公會政府進行統治的重要手段，大恐怖開始於1793年9月，在法國肆虐了10個月，直到羅伯斯庇爾死為止，儘管有些雅各賓黨人如丹東、卡米爾·徳穆蘭、埃羅·德·塞席爾等人曾提議施行寬大政策，但這項提議的唯一的結果就是導致這些提議者被送上了斷頭台。最終是公眾的厭倦終結了這項可恥的制度。 持續不斷的黨派鬥爭以及越來越極端的做法，讓國民公會中諸多顯赫一時的人物都相繼隕落了，國民公會最終完全落入羅伯斯庇爾之手。 在國民公會糟蹋、蹂躪法蘭西之時，法國軍隊卻取得了卓越的戰功，它們攻占了萊茵河左岸、比利時和荷蘭，《巴塞爾條約》承認了這些占領。 我們已經說過，必須把國民公會的成就與革命軍隊的成就完全區分開來，我們稍後還要談到這點。那個時代的人非常清楚這二者間的差別，但如今的人卻忽略了。 1795年10月26日，國民公會在統治了三年後終被解散，此時的公會早已聲名狼藉。被大眾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國民公會，不但沒有為法蘭西帶來和平，反而將其置於無政府的深淵中。瑞典駐法使館商務專員德林克曼（Drinckmann）男爵在1799年7月的一封信里對國民公會做了精闢的總結： 恕我直言，我不希望再有哪個民族像法國那樣，在開闢了嶄新的自由之路後，卻被一群低能而殘忍的惡霸所統治。 三、國民公會的結束：督政府時代的開始 國民公會一直對規則的力量深信不疑，在其行將就木之際，它制定了一部憲法，這就是共和國三年憲法，以取代從未付諸實施的1793年憲法。新憲法規定，立法權交由一個250人組成的元老院和一個500人組成的500人院共同行使，行政權交由五名執政官組成的督政府行使，這五人由500人院提名，元老院任命，且每年選舉更換其中一名。 新憲法還特別規定，新一屆議會中三分之二的議員應當從前國民公會議員中選舉產生。然而這項謹慎的措施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因為只有十個省份對雅各賓派是忠誠的。 為了避免保王黨當選，國民公會決定流亡者永遠不得入境。 這部憲法的公布並沒有在公眾中產生預期的效果，對於彈壓此起彼伏的人民起義更是無濟於事。最重要的一場起義發生在1795年10月5日，起義軍領導向國民公會派出了一支正規軍，這直接威脅到了國民公會。面對這樣的挑釁，國民公會最終決定進行防衛，它召集了軍隊，並把軍事指揮權交給巴拉斯。 剛剛嶄露頭角的波拿巴負責這場鎮壓。在波拿巴的指揮下，鎮壓進行得迅速有力。在聖洛克（Saint-Roch）教堂旁邊，在一通猛烈的掃射之後，起義者四下逃竄，現場留下了幾百具屍體。此番堅決的軍事行動，讓國民公會很不習慣，不僅因為行動進行得乾淨利落，還因為就在此次軍事行動進行的同時，起義者業已派代表前往議會，而國民公會也像往常一樣，對其俯首帖耳。 鎮壓這場暴動成了國民公會的謝幕之舉。1795年10月26日，它宣告了自己使命的終結，並讓位於督政府。 我們已經強調了國民公會政府帶來的某些心理學上的教訓，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暴力並不能長久支配人的靈魂。 從來沒有哪個政府使用如此可怖的手段，儘管有血流不斷的斷頭台，有派往外省的特派員和劊子手，有嚴刑峻法，但國民公會仍不得不無休止地與騷動、起義、陰謀做鬥爭。儘管成千上萬的頭顱落地，但各城市、各省份以及巴黎市郊的暴動仍是此起彼伏。 自以為至高無上的國民公會一直在與某些無形的力量做鬥爭，這種力量駐紮在人們的靈魂中，它不為物質所動。國民公會根本不懂這些無形的動因的力量，還徒勞地與其對抗。最終還是以無形的力量獲勝而告終。 * * * [1] 指法國共和三年的芽月起義（1795年4月1日）和牧月起義（1795年5月20日）。——譯註 第五章 革命暴行 一、革命暴行的心理原因 我們已經在之前的章節里指出，革命理論儼然成了一種新的信仰。 本著人道主義與感性主義，革命理論對自由和博愛推崇備至。但人們注意到，革命理論與其他宗教一樣，也存在著教義與行動截然相反的矛盾，在實踐中，自由得不到任何寬恕，博愛變成了屠殺。 原則與行為的反差源於一切信仰的不寬容性。一種宗教或許以人道主義以及自製精神為追求，但其信徒們卻總想以武力將其強加於他人，暴力由此變得不可避免。 大革命中的暴行是傳播新教義過程中的必然結果。宗教裁判所、宗教戰爭、聖巴托羅謬之夜大屠殺、《南特敕令》的廢除、龍騎兵對新教教徒的迫害、對冉森教徒的虐待等事件，與大恐怖時代如出一轍，它們有著同樣的心理根源。 路易十四其實並不是一個暴君，但在自己信仰的蠱惑下，決定驅除法國幾十萬新教教徒，其中部分被射殺，大批新教徒被送去做苦役。 信徒這麼做絕不是因為他們害怕異教徒。路易十四時期的新教徒和冉森教徒並非什麼危險分子。不寬容性主要出自於一種精神上的強烈憤慨，即一個掌握不容置疑的真理的人對一個否認該真理的人也即信仰邪惡的人的憤懣。當一個人擁有足夠的力量去消除錯誤時，又怎能容忍錯誤的存在呢？ 各個時代的信徒們都是這樣的想法，路易十四和大恐怖時代的人們也是如此，他們堅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是確切無疑的真理，並且認為這種真理的普及會讓人類得以重生，因此，他們對待對手又怎能比教會及國王對待異教徒更為寬容呢？ 需要承認的是，所有的信徒都深信恐怖手段是必須且有效的，宗教法則自有史以來一直都是以恐怖為基礎。為了讓他人遵守規則，便以布滿刑具的永恆的煉獄來恐嚇、威脅他人。 雅各賓派信徒們的行事方式與其前輩們如出一轍。相似的事件一再上演，類似的行為也會一再發生。一種新的信仰，比如，社會主義或其他什麼，如在未來取得了勝利，它也會採取與宗教裁判所和大恐怖時代同樣的傳播手段。 若僅把雅各賓派的大恐怖理解成為一次宗教運動的結果，這是不全面的。我們注意到，在宗教改革運動中，總有大量與該宗教無關的個人利益依附在一個獲得勝利的宗教信仰的周圍。操縱大恐怖的只有幾個狂熱的信徒，但在其周圍，除了幾個一心想要改變世界的熱情的皈依者之外，大多數人只是為了自己從中獲利。一旦有誰獲勝，他們便一窩蜂地追隨獲勝者，目的是參與分享掠來的成果。 A.索雷爾（Albert Sorel）寫道：「大革命時期的暴徒們認為只有採用恐怖手段方可保持他們的權力，且別無他法。他們這樣做是為了自保，而事後卻說這樣做的動機是為了拯救國家。恐怖在成為一項統治制度之前，只是一種統治方式，而將恐怖制度化就是為了將恐怖合法化。」 埃米爾·奧利維耶在關於大革命的書中對大恐怖做了如下的定義：「大恐怖其實就是一場『扎克雷』農民起義，一場合法的掠奪，是任何匪幫都自嘆弗如的史上最大的盜竊。」對此定義，我們完全表示認同。 二、革命法庭 革命法庭是恐怖行動的主要執行機構。不僅在巴黎，在整個法國到處遍布著革命法庭，然而僅在一年之後，革命法庭就將它的創立者丹東送上了斷頭台。 泰納寫道：「一共有178個革命法庭，其中40個是巡迴法庭，可以隨時隨地宣判死刑，且當場執行。1793年4月16日至共和國二年熱月9日期間，巴黎的革命法庭一共處決了2625個人。而外省的法官們和巴黎的法官們一樣忙碌，僅在奧朗日（Orange）這座小城，就有331人被處死。在阿拉斯市（Arras），有299個男子和93個婦女被處死……在里昂，革命委員會批准了1684宗死刑判決……據估計，共約17000人被處死，其中1200人為婦女以及一些80歲以上的老人。」 雖然經巴黎革命法庭處決的確切人數為2625個，但不要忘了，還有不計其數的嫌疑犯在9月份就被草率屠殺了。 巴黎革命法庭只是救國委員會一個工具。事實上，革命法庭正如富基耶-坦維爾（Fouquier-Tinville） [1] 在訴訟中評判的那樣「只是執行命令而已」。一開始，革命法庭還會走一些正常的程序如審問、辯護、傳證，但最後這些程序都被取消了。只憑道德證據也即純粹的猜疑就足以給嫌犯定罪。審判長通常只要問被告一個籠統的問題即可。為了提高效率，坦維爾甚至還提議把鍘刀搬到法庭中來。 因黨派仇恨而被捕的被告人被革命法庭不分青紅皂白地送上了斷頭台。革命法庭很快也落入羅伯斯庇爾的手中，成了他血腥專制的統治工具。當革命法庭的建立者之一丹東成為革命法庭的犧牲品走上斷頭台時，他才開始向上帝和人們祈求，請其原諒自己創造了這樣的東西。 在革命法庭面前，任何人都得不到寬恕，智慧如拉瓦錫，溫和如德穆蘭，高尚如馬勒舍布，也都在劫難逃。本雅明·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惋惜道：「如此多的天才，卻成了一群最卑鄙、最愚蠢的人的犧牲品。」 雅各賓派建立和控制革命法庭的宗教心理是革命法庭累累罪行的根源。革命法庭在精神和目的上都不比宗教裁判所遜色。借革命法庭大肆殺戮的人如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庫通等，都自認為是救世主，因為他們在清除那些妨礙世界重獲新生的、對信仰不忠的敵人。 恐怖時代的處決對象並不僅僅是貴族階級和神職人員，還有將近4000名農民和3000工人被處決。 如今目睹一場死刑的執行，我們都心有戚戚焉，而同時處死如此多的人，對情感的震動可想而知。不過，那時的人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母親帶著孩子去看行刑，就像帶著孩子看木偶戲一樣。 在那個時代，司空見慣的殺頭場景讓人對死亡變得麻木不仁，在斷頭台上，人人都鎮定自若，吉倫特黨人在登斷頭台時還高唱著馬賽曲。 對於法律和習慣的屈從讓人的情感迅即變得遲鈍，保王黨人每天都在發動起義，斷頭台已經不再讓人害怕。一切照常進行，仿佛大恐怖已嚇不倒任何人。大恐怖只有準備實施而未實施時，它才是一種有效的心理手段，真正的恐怖在於震懾而非實施。 三、恐怖時代的外省 革命法庭在外省實施的極刑只是大恐怖時期大屠殺中的一部分。革命軍隊是由流浪漢和土匪組成的。他們在整個法國掠奪和屠殺，泰納對他們的行為作了記述。 「在貝督因（Bédouin），一個有著2000人口的城市，一些陌生人砍倒了自由之樹，433所房屋被毀壞或燒毀。16個人被砍頭，47個被射殺。其他居民被全部驅逐，為了活命，他們山里流浪，靠在地上挖洞來遮風擋雨。」 被送上革命法庭的可憐人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裡去。公正審判的假象很快被揭穿。在南特，卡里耶根據他的臆想便淹死、槍斃、射殺了將近5000人，其中有男人、女人，還有孩子。 在熱月政變之後，這些屠殺的細節刊載於《箴言報》（Moniteur）上，我摘錄部分如下： 托馬斯（Thomas）說：「在諾瓦木提埃（Noirmoutier）被攻占之後，我看見很多男人、女人、老人被活活燒死……婦女、十四五歲的女孩子遭強姦後被殺，幼小的孩子被刺刀挑起後扔到地上，而孩子的母親就在一旁。」（1794年12月21日《箴言報》報道） 在同一天的報紙上，我們還看到了一位叫作朱利安（Julien）先生的證詞，講述卡里耶是如何逼迫受害者們挖坑將自己活埋的。在1794年10月15日的《箴言報》上有梅蘭·德·蒂翁維爾（Merlin de Thionville）的一篇報道，該報道稱「命運號」船長接到命令，要求其將41個受害者帶至海中淹死。「在這些受害者中有一個78歲的失明老人，12個女人，12個女孩，15個兒童，其中有10個人在6到10歲之間，5個還在吃奶。」 在對卡里耶的宣判中（1794年12月30日《箴言報》報道），他被指控「曾下令淹死和射殺婦女和兒童，並且要求阿克蘇（Haxo）將軍殺光旺代所有的居民，燒毀他們的住處」。 像所有的劊子手一樣，卡里耶從虐待受害者中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他說：「在外省追殺牧師時，每每看到他們臨死前的扭曲面容，我就會樂開了花，我從來沒有這樣開懷大笑過。」 審判卡里耶是為了給熱月政變者們一個交代。發生在南特的大屠殺一幕在其他城市中一再上演，富歇在里昂處死了2000人，而土倫也有大量的人被殺，該市人口在幾個月內便從29000銳減至7000。 應該要為卡里耶、弗雷隆（Fréron）、富歇等所有這些可怖的傢伙說句公道話：他們是在救國委員會不斷的慫恿下這麼做的。卡里耶在對他的審判中道破了天機： 我承認，每天要射殺150個到200個嫌犯，但這是委員會的命令。我曾告知國民公會擊斃了上百個惡棍，國民公會對此表示讚許並要求將此事寫入公報。如今嚴詞責罰我的議員們，他們當時在做些什麼呢？他們在鼓掌叫好。他們為何讓我繼續執行任務呢？在他們眼中，當時我是祖國的救星，但如今卻成了一個嗜血之人。（1794年12月24日《箴言報》報道） 不幸的是，就在他向人們道出實情時，卡里耶並不知道國民公會被掌控在七八個人手中，而處在驚懼中的國民公會對這幾個人更是言聽計從。面對卡里耶的辯白，人們無言以對。他肯定是要被殺頭的，但是整個國民公會也應當陪著他一起殺頭，因為它同意了卡里耶的暴行。 卡里耶的辯白在救國委員會的信件中得到了證實，執行任務的代表們的確是在不斷的慫恿下行事的。卡里耶一事表明，大恐怖時期的暴行是一種機制的綜合產物，而絕非像某些人聲稱的那樣，僅是個人自發的行為。 在大恐怖時代，人們並不滿足於對人的毀滅，人們還要摧毀物質。真正的信徒歷來都是無視傳統的人，一旦大權力在握，便會全力以赴去消滅自己信仰的敵人，摧毀讓人憶起舊信仰的畫像、廟宇、象徵物。 我們知道狄奧多西（Théodose）皇帝在皈依基督教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毀了矗立在尼羅河畔6000年的大部分寺廟。因此，當我們看到大革命的領袖們把氣撒在歷史遺蹟和藝術作品上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對他們來講，這些都是可惡的過去的遺腹子。 雕像、手稿、彩繪玻璃窗以及金銀器都被砸得稀巴爛。在富歇這位未來拿破崙時代的奧特郎托（Otrante）公爵、路易十八時代的閣員，作為國民公會的特派員被派往涅夫勒（Nievre）之後，便下令拆毀城堡的塔樓以及教堂的鐘樓，因為他們「有損平等」。 在大革命對文物的破壞行動中，連墳墓也不能倖免。在巴雷爾向國民公會遞交了一份報告之後，氣勢恢宏的聖德尼皇家墓室，其中包括亨利二世令人嘆為觀止的陵墓，隨即便被日耳曼·皮隆（Germain Pilon）完全搗毀，棺槨被掏空，蒂雷納（Turenne） [2] 的屍體被送到博物館展覽以滿足人們的好奇心，牙齒被看守拔出來賣掉。亨利四世的髭鬚被拔光。 目睹這些有識之士竟然也贊同毀壞法國的文化遺產，人們無不痛心疾首。但也不能苛求他們，我們應當記住，強烈的信仰是這萬惡之源，連國民公會也由於不堪忍受日日不斷的襲擾而不得屈服於大眾的意志。 有關破壞的悽慘記述，不僅表現了盲信的力量，同時也表現了擺脫了社會束縛的人將會變成什麼樣子以及國家在他們手中會變成什麼樣子。 * * * [1] 富基耶—坦維爾（1746—1795），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活動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訴人。——譯註 [2] 蒂雷納（1611—1675），又譯為杜倫尼，法國波旁王朝時期的著名元帥。——譯註 第六章 大革命時期的軍隊 一、革命議會和軍隊 如果不做全面的了解，那麼革命議會尤其是國民議會只會給人留下軟弱、暴力、內訌不斷這麼一個極為灰暗的印象。 但是，即使在它們的敵人看來，這個血腥的時期也還有一種不容置疑的威望，這種威望是軍事上的成功為其帶來的。事實上，在國民公會解散時，法國已將比利時納入自己的版圖，並將疆域擴展至萊茵河左岸。 如把國民公會看作一個集體，那麼將法國軍隊的勝利歸功於這個集體是公允的。如把這個集體加以分解並逐一研究其中的組成要素，那麼各要素的獨立性就顯而易見了。人們注意到，在軍事行動中，實際上國民公會的作用不大。前線的軍隊和巴黎的革命議會，二者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它們彼此間相互影響極少，且思維差距甚大。 我們看到的國民公會是一個弱勢的政府，它在公眾的推動下，朝令夕改，是一個十足的無政府主義典型。它什麼也領導不了，反倒總是被人使喚，它怎麼能夠指揮軍隊呢？ 由於深陷內部爭端之中，無暇他顧，於是議會將所有的軍事問題都交給了一個由卡爾諾一手掌控的特殊的委員會，而這個委員會真正的任務是負責供應食物和彈藥。卡爾諾的功績不僅在於他指揮752000人的法國軍隊駐守有戰略意義的要點，還在於他安排將軍發動進攻並嚴肅軍紀。 國民公會參與國防的唯一舉動便是頒布徵兵令。當然，大敵當前，任何一個政府都得這麼做。除此之外，有一段時間議會還向軍隊派遣代表，以負責處決某些將軍，但是議會很快便放棄了這種做法。 事實上，議會參與國防的力度一直都非常小。幸虧軍隊人數多、熱情高以及年輕將領靈活的戰術，軍隊才得以成功地獨自應對一切事情。軍隊在沒有國民公會參與且完全獨立於國民公會之外的情況下取得了勝利。 二、歐洲對大革命的鎮壓 在列舉決定革命軍隊成敗的心理因素之前，先來簡短回顧一下歐洲鎮壓法國大革命戰爭的來龍去脈。 在大革命之初，國外的君主們是抱著一種幸災樂禍的心態來看待處在焦頭爛額中的法國君主制，因為法國一直被他們視為強大的對手。普魯士國王認為受到嚴重削弱的法國會影響到自己的利益，因此，他建議奧地利國王幫助路易十六，條件是以佛蘭德（Flandre）和阿爾薩斯作為補償。1792年2月，這兩位君主簽訂了一項反法聯盟條約。在吉倫特派的影響下，法國先發制人對奧地利宣戰。 法國軍隊開局不利，多次戰敗。反法盟軍一直推進到香檳省，此地距巴黎不過200公里之遙。在迪穆里埃（Dumouriez）將軍的帶領下，法軍取得了瓦爾米（Valmy）戰役的勝利，並迫使盟軍撤退。 雖然在這場戰役中只有300名法國士兵和200名普魯士士兵陣亡，但這場戰役的意義卻十分重大。年輕的革命軍隊成功地迫使一支所向披靡的軍隊後撤，這為革命軍隊掙得了勇猛的好名聲，在接下來的幾周內，他們四處出擊。參加瓦爾米戰役的法國士兵們將奧地利人趕出比利時，在那裡，法國士兵們還被當成解放者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在國民公會統治期間，戰爭的規模巨大。1793年年初，議會宣布將比利時併入法國，結果爆發了一場與英國長達20年的戰爭。 1793年4月，英國、普魯士、奧地利的代表們齊聚安特衛普，並就肢解法國達成協議。普魯士人想得到阿爾薩斯和洛林，奧地利人要占領佛蘭德和阿圖瓦，英國人想吞併敦刻爾克。奧地利大使建議用「消滅整個法國領導層」的恐怖手段來粉碎大革命。面對這類的申明，法國要麼戰而勝之，要麼坐以待斃。 為了對抗1793～1797年期間的第一次反法聯盟，法國不得不四面作戰，戰線從庇里牛斯山脈一直延伸到北部地區。 開始，法國失去了一些占領地，遭受了幾次失利。西班牙人占領了佩皮尼昂（Perpignan）和巴約訥（Bayonne），英國人占領了土倫（Toulon），奧地利人占領了瓦朗謝訥（Valenciennes）。到了1793年年底，國民公會宣布在所有18～40歲的法國男性中大規模徵兵，大約有750000名男性被組成九個縱隊派往邊境戰場，前皇家軍隊也被合併到志願軍以及新征軍隊中。 儒爾當（Jourdan）擊退了盟軍，取得了瓦蒂尼（Wattignies）勝利，莫伯日（Meubeuge）要塞得以解圍。奧什（Hoche）奪回了洛林。法國採取了攻勢，收復了比利時以及萊茵河左岸的失地。儒爾當在弗勒留斯大敗奧地利人並將其趕回了萊茵河，同時還占領了德國的科隆和科布倫茨（Coblentz）。 法軍還占領了荷蘭。反法聯盟的君主們不得不求和並承認法國的占領。 法軍的勝利與敵人沒有全力以赴有關。因為在1793～1795年期間，盟軍正忙於瓜分波蘭。每個國家都一心想著如何多瓜分一些。這也是普魯士國王在瓦爾米戰役失利後選擇撤退的動機。 反法盟軍的猶豫和互相猜疑對法軍而言無疑是有百利而無一害。1793年夏，如果奧地利人直撲巴黎，那法國就會像蒂耶博（Thiébault）將軍所說的「百分之一萬的失敗」。正是奧地利人為法國贏得了培養士兵、軍官和將軍的時間，奧地利人救了法國。 在《巴塞爾條約》簽訂之後，在歐洲大陸上除了奧地利人以外，法國已不再有勁敵。督政府對奧地利和控制著米蘭的義大利發起了進攻。波拿巴負責這場戰役。從1796年4月到1797年4月，在經過一年的對抗之後，波拿巴迫使法國最後的敵人主動求和。 三、決定革命軍隊成敗的心理及軍事因素 在決定革命軍隊成敗的因素中，一定少不了那些有著忘我犧牲精神的士兵們，儘管衣衫襤褸甚至時常赤腳，但他們依舊熱情非凡、堅韌不拔，因為他們在革命原則的薰陶下，深知自己肩負著傳播新信仰、創造新世界的使命。 大革命時期軍隊的歷史讓人想到阿拉伯遊牧民族的歷史。在穆罕默德的理想的感召下，這些遊牧部落化身成為一支令人生畏的軍隊，並迅速占領了古羅馬帝國的部分地區。如今，一種類似的信仰賦予共和國的士兵們一種百折不撓、英勇無畏的精神。在國民公會難以為繼並讓位給督政府時，共和國的軍隊已經解放了全國，同時還將入侵戰爭回敬給了敵人。在這一時期，只有這些士兵才是法國真正的共和主義者。 信仰會傳染。大革命儼然是一個新紀元，好幾個飽受君主專制壓迫的民族在遭到入侵時，把侵略者當成了解放者。薩瓦省的居民跑著迎接法國士兵的到來。在美因茨（Mayence），法國士兵受到了熱情的接待，人們種下自由之樹，還仿照巴黎的國民公會建立起了自己的公會。 大革命的軍隊若遭遇到在絕對君主制的桎梏下逆來順受且沒有任何個人理想要捍衛的民族，那麼獲勝會相當容易。但若法國軍隊與那些擁有與他們同樣強大的理想的民族發生衝突，那麼勝利就會非常困難。 自由和平等的新理想能夠吸引沒有明確信念而又飽受主人專制迫害的民族，但對擁有根深蒂固強大理想的民族毫無作用。正是因為這一緣由，對宗教和君主制有著深厚感情的布列塔尼人和旺代人才得以在數年內成功地抵抗了共和國軍隊。 1793年3月，旺代和布列塔尼地區起義已經蔓延至其他十個省。旺代人在普瓦圖（Poitou），朱安黨人在布列塔尼（Bretagne），共召集了八萬人參戰。 與毫無理性可言的各種信仰之間的衝突一樣，各種對立的理想之間的衝突也是殘酷無情的。宗教戰爭是無情而野蠻的，發生在旺代的戰爭自一開始便顯示出了這個特徵。這場戰爭一直持續到1795年年末奧什平定了旺代才結束。但這種平定是靠殲滅幾乎一切反抗者才得到的。 莫利納里（Molinari）寫道：「兩年內戰之後，旺代只剩下可怕的斷壁殘垣，死亡約九十萬人，其中男、女、老、少皆有，而僥倖逃過屠殺的一小部分人只能勉強度日。田地荒蕪，圍牆倒塌，房屋盡焚。」 讓大革命士兵無往不勝的不單有他們的信仰，還有他們熱情高漲、才華卓越、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將領。這是他們的另一個優勢所在。 革命軍隊原先的將領以貴族為主，現大多流亡，因此，必須組建一支新的軍官隊伍。由此，一批軍事天才有了用武之地，並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得到了越級提拔。譬如奧什，1789年還是下士，在25歲時就成了師長、司令。極為年輕的將領們給軍隊帶來了一種反抗精神，這是一種讓敵人很難適應的精神。這些僅憑軍功得到升遷的將領們，他們不為任何習俗、慣例所約束，很快便成功制定出了應對新形勢的戰術策略。 沒有經驗的大革命士兵無法用複雜的戰術與老練的正規軍作戰，要知道，這些正規軍都深諳七年戰爭 [1] 以來普遍使用的戰術。 只能靠人海戰術來實施攻擊。由於將領們手下人多勢眾，這種有效的但野蠻的手段造成的減員也很快能夠得到補充。 蜂擁而上拼刺刀的戰法，很快就讓習慣採用更加珍視士兵生命戰術的軍隊迷失了方向。那個時代的槍支射擊速度緩慢，這為法軍採用這種相對簡單的戰術帶來了便利。法國雖然勝利了，但自己損失慘重。有人做了統計，1792～1800年，法國軍隊在戰場上損失了三分之一的軍力（200萬人中有70萬人喪生）。 在本書中，我們不但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這些事件，還要進一步從這些事實得出一些結論。 對在巴黎的革命群眾和對軍隊的研究，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不過這點很容解釋。 我們已經證實，民眾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他們只受自己變幻不定的衝動的支配，同時我們也知道，民眾很信奉英雄主義，利他主義在民眾中也很有市場。我們隨便就可以找到成千上萬個可以隨時為某種信仰獻身的人。 人在不同的環境下會有不同的心理特徵，而不同的心理特徵必然會導致不同的行為，甚至完全相反的行為。國民公會及其軍隊的歷史為我們證明了這點。由類似的人構成的法國民眾在巴黎和在邊境的表現，其中的差異之大，讓人懷疑這還是不是同一個民族。 在巴黎，民眾是混亂的、暴力的、殘忍的。他們的反覆無常讓政府束手無策。 而在軍隊則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同樣一群不安分的民眾，在本分的農民和工人的影響下，在軍紀的約束下，在情感的感染下，變得甘願窮苦、英勇無懼，他們組成了一支了不起的軍隊，戰勝了歐洲最可怕的軍隊。 這些事實證明了紀律的力量，當然也需要用事實來證明這種力量。紀律可以改造人，沒有了紀律的約束，民眾和軍隊就會變成野蠻的烏合之眾。 這個真理被人們一天天地淡忘了。由於不懂得集體邏輯的基本規律，因此，面對大眾變幻不定的衝動，人們只能一再退讓，而非設法駕馭。 有必要向大眾指明前行的道路，而非由大眾自己來開闢道路。 * * * [1] 是指1756～1763年發生在以英國與法國為首的兩大集團之間為爭奪殖民地和領土的戰爭。這次戰爭對於18世紀後半期國際戰略格局的形成和軍事學術的發展均產生了深遠影響。——譯註 第七章 大革命領袖的心理 一、大革命期間人的精神狀態：懦弱和暴力並存 判斷源於智慧，行為源於性格，要了解一個人，必須得從這兩個方面加以考慮。 在重大的動盪時期，如在革命時期，性格起到了主要作用。我們在幾個章節中已經描述過動盪時期的各種主流的精神狀態，在此不一一重複。它們一起構成了精神狀態的基礎類型，當然每個人的精神狀態還會受到先天遺傳和後天環境的影響。 我們已經注意到神秘主義因素在雅各賓精神狀態中、在其擁護者可怕的狂熱中的分量。 我們知道議會的成員並非都是狂熱分子。狂熱分子只是少數，即便在最血腥的大革命議會中，絕大多數人仍是膽小的、溫和的中立派，他們在熱月政變前，是因為害怕而附和暴力分子，在熱月政變後，他們便和溫和派站到了一起。 革命時期與在其他時期一樣，中立性格者總是占絕大多數，即使面對最無理的要求，他們也一概聽之任之。事實上，他們和暴力分子一樣危險，因為後者的強大正是基於前者的軟弱之上。 在所有的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中，人們總會看到一小部分思想狹隘但意志堅定的人對大多數有才華但沒性格的人頤指氣使的情形。 除了狂熱的使徒和懦弱者之外，在革命中，還有一些只想利用革命進行漁利的人。在大革命中，這樣的人比比皆是。他們的目的很簡單，那就是渾水摸魚，大撈一筆，如巴拉斯、塔里安、富歇、巴雷爾等人。他們唯一的政治理念就是附和強者，欺壓弱者。 大革命初期，這類不擇手段往上爬的人很多，用如今的話說就是「野心家」很多。對此，1792年德穆蘭寫道：「大革命的每一位參與者，都是本著利己主義和自愛參加革命的，所有這些利己主義和自愛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普遍利益。」 在關於政治動盪時期各種心理形式的章節中，我們已經對觀察到的現象做了總結，把這些總結與本節前述的內容相結合，或許我們會對大革命中人的特點形成一個籠統的看法。現在我們要將先前已闡述的原則付諸實踐，以分析革命年代那些聲名最顯赫的人物。 二、革命代表的心理 在巴黎，國民公會成員的行為總是受同僚以及社會行為的指引、制約或激勵。 為了更公正地評價他們，我們要觀察的對象必須是處在無拘無束、沒有顧慮也即完全自由的狀態下。被國民公會派遣到各省份執行公務的代表們就是這種情形。 這些代表們的權力是極大的。任何審查都約束不了他們。所有的公務員和行政官員都要服從於他們。 一位執行任務的代表說，凡是他覺得好的，就可以徵用、查封或是沒收，凡是他認為合適，就可以對其徵稅，將其監禁、流放或是斬首，在他的領域內，他就是「帕夏」 [1] 。 這些代表每個人都自視為帕夏，「坐著六匹馬拉的四輪豪華馬車，身邊簇擁著守衛，坐在能擺三十副餐具的豪華飯桌旁，邊用餐邊聽音樂，身邊還有一群喜劇演員、交際花和侍衛陪同」。在里昂，「科洛·德布瓦的派頭不亞於舊時的土耳其皇帝。若非再三請求，我們都無權一睹尊榮；在他的會客廳前還有一排廳堂，任何人都必須與他保持15步的距離」。 人們可以想像一下這些虛榮心膨脹的獨裁者在侍衛的簇擁下在城市裡耀武揚威的樣子，他的一個手勢就足以讓你人頭落地。 接不到案件的小律師，沒病人求診的醫生，還了俗的神甫，默默無聞的法官，這些以前平淡無奇的人，突然間飛黃騰達，堪比歷史上強大的封建君主。斷頭台、溺死、掃射，一切隨心情而定，一切是那麼冷酷無情，他們深諳這種由位卑言輕通達顯赫權貴之法。 連古羅馬皇帝尼祿（Néron）、希利伽巴拉斯（Héliogabale）都遠不及國民公會代表們殘暴。前者還有成文法和習慣法約束，後者則不受任何牽制。 泰納寫道：「富歇站在窗前，用望遠鏡觀看對210名里昂人的屠殺。每有槍決，科洛、拉波爾（Laport）和富歇便大擺筵席，射擊聲傳來，他們便揮舞帽子、起身歡呼。」 在這些執行公務且有殺戮心理的代表中，就有前任神甫勒蓬（Lebon）。勒蓬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阿拉斯市和康布雷市（Cambrai）深受其害。他和卡里耶的例子，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沒有傳統和法律制約的人會變成什麼樣。這位冷酷的議員不僅生性殘忍，而且還是個虐待狂；斷頭台就搭在他家的窗戶下，以便他、他的妻子以及助理可以即時享受殺戮的樂趣。在斷頭台下，他還設置了供無套褲漢們來飲酒的酒吧。為了讓他們高興，這位劊子手還在大街上將那些被斬首的裸屍擺成各種有趣的姿勢。 看了1795年在亞眠印製的審判勒蓬的兩本卷宗，仿佛像是噩夢一般。在二十場庭審期間，阿拉斯和康布雷大屠殺中的倖存者們都會來到亞眠古老的司法總管轄區法院大廳作證，此處，就是這位前國民公會議員接受審判的地方。這些失去親人的魂靈的話讓人難以置信：空無一人的大街；在荒唐的審判後被處死的九旬老人和十六歲的花季少女；人們在譏諷、凌辱中死去，死亡成了娛樂、消遣；人們在音樂聲中執行死刑；一大群孩子被招募充當斷頭台的守衛；荒淫、玩世不恭、紙醉金迷。薩德的一部小說成了這些人的真實寫照；面對這場暴行的直言控訴，整個國家，在經受長期恐嚇之後，似乎終於吐盡恐懼，並為自己的懦弱行徑進行補救，於是拿這個倒霉蛋開刀，而這個受審判的人只是一個遭人痛恨的失敗的體制的替罪羊。 這位前任神甫唯一可以為自己辯護的就是奉命而為。指控他的那些事實其實早已眾所周知，但國民公會對此卻置若罔聞。 我在前文已經指出，這些執行公務的代表們有著強烈的虛榮心，他們被賦予至高無上的權力，就連最有權勢的獨裁者都自嘆弗如，但這些仍不足以說明他們的殘暴。 這種殘暴有著多種緣由。作為一種嚴格的信仰的傳播者，這些國民公會的代表就像聖職部的審查官一樣，對受害者毫無憐憫之心。此外，他們不受一切習俗和法律的約束，由此，人性中殘留的原始獸性被他們發揮得無以復加。 文明可以抑制這些本能，但本能永遠不會消亡，獵人的殺戮欲望便是永久的證據。居尼塞·卡爾諾（Cunisset-Carnot）在接下來的一段話里向我們展示了在純娛樂的獵殺過程中，獵人在遺傳習性的支配下再現出來的野蠻。 可以說，為殺戮而殺戮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它是狩獵熱情的本質。我們必須承認，現如今，文明國家的擴張根本不是出於生存的需要。我們祖先從事獵殺是迫不得已，獵殺是為了生存下去，要麼殺死獵物，要麼自己被餓死，但如今的殺戮則是毫無必要。殺戮在繼續，而我們卻無可奈何，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掙脫這條長久以來奴役我們的鐵鏈。我們不能阻止自己去享受那種極度的歡樂，看著動物在流血，我們興奮異常，當我們沉湎於殺戮時，我們變得毫無惻隱之心。那些最溫馴的、最漂亮的野獸，歡唱的鳴禽，如春天般嫵媚，掉進了我們的陷阱或是在我們的絲網內窒息，我們興致勃勃地看著它們受到威脅，在流血，在極度痛苦中掙扎，竟沒有一絲憐憫，而它們的這些痛苦都是我們造成的。它們試圖靠著已經斷了的爪子逃脫或者拚命扑打著已經抬不起來的翅膀垂死掙扎……這一切是祖傳習性從中作祟的結果，即便人中豪傑也無力抗拒這種習性。 在平常年代，這種嗜血的祖傳舊習被嚴厲的法律所遏制，因而它只能在動物身上得到宣洩。一旦法典不再起作用時，它便立刻撲向了人類。這是眾多恐怖分子在屠殺中感到極度興奮的原因。卡里耶所說的看到受害者遭受酷刑時的表情就覺得快活的話可謂經典。殘暴的本能在文明人身上，只是被抑制，但絕沒有消亡。 三、丹東與羅伯斯庇爾 丹東和羅伯斯庇爾是法國大革命中的兩個主要人物。對於前者，我不打算多說，他的心理相當簡單，且人所共知。他是俱樂部的演說家，衝動而又暴力，一副時刻準備煽動民眾的樣子。他只是在演講中顯得殘酷，卻還經常為由此造成的影響而感到遺憾。從一開始，他就在議會中居於首位，且光芒四射，而他未來的對手羅伯斯庇爾此時還默默無聞，在議會中墊底。 丹東曾一度成為大革命的中心人物，但他在行動中卻不頑強，也不堅定。此外，他生活窘迫，而羅伯斯庇爾則無衣食之憂。後者持續的狂熱戰勝了前者間歇性的努力。然而，這樣一位強大的平民演說家卻被比他遜色的、惡毒的且平庸的對手送上了斷頭台，這是誰也沒有預料到的結果。 羅伯斯庇爾是大革命中最具影響力、最受人關注的人物，同時也是最令人費解的人物。他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對象不僅有大革命的敵人，還有不是現政權敵人的同事，一個人能有如此巨大的勢力著實令人費解。 泰納說羅伯斯庇爾是一個迷失在空想中自命不凡的人，但這種解釋還不夠確切；米什萊說羅伯斯庇爾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的原則，但這種說法還不夠肯定；與他同時代的威廉斯說：「他實現統治的秘密之一就是把受到栽贓陷害的人當作實現其個人野心的墊腳石。」對此，我們也不敢苟同。 他成功的原因不可能在於雄辯。眼力不濟的他讀起冰冷的、含糊的、抽象的演講稿時倍感吃力，更何況議會還有著無數像丹東和吉倫特派這樣的天才演說家，不過最終他們還是死在羅伯斯庇爾的手上。 事實上，對於這位獨裁者為何有如此大的影響力並沒有什麼合理的解釋。羅伯斯庇爾對國民議會本沒有任何影響，他是一步步慢慢成為雅各賓派和國民公會的主人的。比約-瓦雷納這樣說道：「到了救國委員會之時，他已經是法國最重要的人物了。」 米什萊說：「他的故事讓人不可思議，與之相比波拿巴都稍遜一籌。我們沒看到計謀、同黨以及精心準備。我們看到的只是文人堆里的一位小律師，一個誠實、嚴肅，但相貌平凡、資質平庸的人。一個早晨，一場不知名的龍捲風襲來，將他吹起，頃刻間，他一躍高過了帝王，成了被供奉的對象，多麼讓人震驚的傳奇，連《天方夜譚》里也沒有這樣的事情。」 或許是時勢造英雄。他成了主心骨，每個人都離不開他。此時的他業已聲名顯赫，但我們對他迅速崛起的原因還是一無所知。我更願意相信在他身上有一種至今不為人知的個人魅力。在這個想法的指引下，我們開始留心他成功中的女性因素。在他發表演講的日子裡，「走道里擠滿了女人……觀眾台上有七八百人，她們使勁地為他鼓掌……在他對雅各賓派發表講話時，常引來同情的啜泣聲、尖叫聲，還有足以震塌大廳的跺腳聲……」夏拉布夫人（Chalabre），一位擁有四萬法郎租金的年輕寡婦，還向他寄去了一封火辣辣的情書，並稱非他不嫁。 羅伯斯庇爾的性格與他大受歡迎並無什麼關係。憂鬱的氣質，智力平平，罔顧現實，沉湎於幻想，奸詐而又虛偽，他最鮮明的特徵便是極度的傲慢，這種傲慢一直膨脹至其最後的時光。他儼然就是一個新教義的大祭司，自詡為上帝在人世間的使者，負責建立一個道德王國。人們寫道：「他是彌賽亞，永恆的上帝允諾他來改造一切。」 滿懷文學抱負的他對自己演說詞的潤色是不厭其煩。演說家或文人因遭其深深的嫉妒而死亡，如卡米爾·德穆蘭。 德穆蘭寫道：「文人學者尤其受這位暴君的痛恨。羅伯斯庇爾不僅嫉妒同事，這位迫害者還帶著憤恨來對待他們；對他們的仇恨，不是緣於他們對專制的反抗，而是緣於他們擁有讓其相形見絀的才幹。」 這位獨裁者對同僚的蔑視是巨大的、不加掩飾的。他在梳洗時接見巴拉斯，刮完鬍子後，朝他的這位同事身邊吐痰，仿佛人家不存在一樣，對巴拉斯提出的問題，他也不屑回答。對於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他同樣報以充滿仇恨的輕蔑。只有群眾才能得到他的好感。他說：「當至高無上的人民行使權力時，我們需要服從。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基於道德和真理，沒有任何的不妥、錯誤和罪惡。」 羅伯斯庇爾患有被迫害妄想症。他殺害了這麼多人，不僅僅是因為他肩負著捍衛共和的使命，還因為他認為自己處在敵人和謀反者的包圍之中。索雷爾寫道：「他的同事在他面前越是軟弱，他就越發害怕他們。」 他在五個月內的絕對專政將領導專權發揮到了極致，令人驚訝不已。一個擁有軍隊的暴君想殺誰就殺誰，這點很容易理解。但僅以一己之力便成功地將大批同僚一個個送上絕路，這點很難解釋清楚。 羅伯斯庇爾的權勢無所不能，他可以將德穆蘭、埃貝爾、丹東以及其他許多顯赫至極的議員送交革命法庭審判，並最終送上斷頭台。曾經輝煌一時的吉倫特派也倒在他的腳下。 他還攻擊令人生畏的巴黎公社，將他們的領袖送上了斷頭台，並且用一個聽從他的命令的新公社取而代之。 為了儘快肅清那些讓他不悅的人，他讓人投票通過了牧月法。有了這個法律，他便有權處死僅僅受到懷疑的人，於是在49天內，他便在巴黎殺害了1373人。他的同事們飽受這場瘋狂恐怖的煎熬，甚至都不敢在家睡覺。參加會議的議員代表不足百人。戴維（David）說：「我認為我們山嶽派能剩下二十人就不錯了。」 對自己的實力和國民公會成員的軟弱太過於自信，這點最終要了羅伯斯庇爾的命。由於羅伯斯庇爾讓人通過了一部法律，只要他領導下的委員會發出命令，便可將議員送上革命法庭，也即送上斷頭台，而無須議會批准，這讓許多山嶽派人士和平原派的一些成員坐不住了，他們便開始密謀推翻他。塔里安深知下一個被處死的將會是自己，於是也就無所顧忌地公開控訴羅伯斯庇爾的殘暴罪行。羅伯斯庇爾則發表了一個經過反覆斟酌的演講來為自己辯護，但在白費口舌後，他方明白，以邏輯推斷來處死這些人是可以的，但議會卻不是以邏輯推斷來行事的。這些謀反者的吶喊蓋過了他的聲音。在精神感染的作用下，現場眾多成員都發出了「打倒暴君！」的喊聲，這足以讓羅伯斯庇爾下台了。於是議會當機立斷，馬上宣布對他的指控。 巴黎公社曾想解救他，但國民公會卻宣稱他「不受法律保護」。在這神奇的一招的打擊下，他徹底垮台了。 威廉斯寫道：「在這個時期，宣布誰『不受法律保護』，在法國人看來，無異於說誰得了瘟疫，於是這個人的民事權被剝奪，這個人呼吸過的空氣似乎也能傳染，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把大炮瞄準國民公會的炮手們也一樣，沒有接到任何的命令，僅聽到公社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便就立刻調轉了炮口。」 羅伯斯庇爾以及他的同黨聖茹斯特、革命法庭庭長、巴黎公社主席等共計21個人在熱月十號被送上了斷頭台。在處決他們的第二天，又有70個雅各賓黨人被處死，第三天，處決了十三個。持續十個月的大恐怖終於結束了。 在熱月政變中，雅各賓大廈的坍塌是大革命期間最令人好奇的心理事件之一。事實上，在推翻羅伯斯庇爾的山嶽派中，根本沒人會料到羅伯斯庇爾的垮台竟然標誌著大恐怖時代的結束。 塔里安、巴拉斯、富歇等人推翻了羅伯斯庇爾就像推翻埃貝爾、丹東、吉倫特派等人一樣。但人群的歡呼聲讓他們意識到，羅伯斯庇爾的死被看作恐怖時代的終結，於是他們急忙聲稱這本來就是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他們不得不這麼做，因為平原派是議會中的多數派，一直任由羅伯斯庇爾殘殺，現在平原派滿懷仇恨猛烈攻擊這個自己長期以來昧著良心為之讚美的體制，他們沒法不去附和平原派。一度害怕而如今不再害怕的人其實更可怕。平原派為了一雪自己曾被山嶽派脅迫的恥辱，隨後便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羅伯斯庇爾的同事們在國民公會中對他的順從絕非出於本意，而是獨裁者讓他們感到難以抑制的恐懼，在這種因害怕而溫良恭讓、溜須拍馬的背後，隱藏的是強烈的仇恨。 在羅伯斯庇爾死後，1794年8月11日、15日和29日的《箴言報》刊登了幾位議員撰寫的報道，看了這些報道，尤其是看了關於「羅伯斯庇爾、庫通和聖茹斯特三巨頭的陰謀」之後，人們才明白仇恨是如此之深。連奴隸都絕不會如此謾罵他沒落的主人。 「一段時間以來，這些怪物連馬略（Marius） [2] 和蘇拉最可怕的流放手段都重新用上了。」在報道中，羅伯斯庇爾被描述成一個可怕的無賴；人們信誓旦旦地說：「他就像卡里古拉一樣，總想著讓法國人民對他的馬頂禮膜拜。他不放過一絲的懷疑，他在嚴刑拷打中尋找安全感。」 這些報道忽視了一點，那就是羅伯斯庇爾的權力根本沒有依靠一支強大的軍隊，這點與他們所影射的蘇拉和馬略不一樣，他靠的僅僅是國民公會成員的縱容。沒有他們的極度軟弱，這位獨裁者的權勢連一天都維持不下去。 羅伯斯庇爾是歷史上最可恨的暴君之一，但他又和其他暴君有別，因為他是一個沒有士兵的暴君。 若要對羅伯斯庇爾的信條加以總結，我們可以說：他以狹隘的邏輯、強烈的神秘主義以及一成不變的僵化成了雅各賓派信仰的完美化身，也許除了聖茹斯特外，無人能及。如今他依舊不乏仰慕者，如阿梅爾（Hamel）堅稱他是「熱月政變的殉難者」。人們還曾討論過為他立一個紀念碑。我非常贊同保留一些形跡作為警醒，以便讓人們知道：在一個知道如何操控議會的領袖前，一個原本有所作為的議會是何等溫順，群眾又是何等盲目。他的雕像會讓人回想起，就在推翻他的前夜，國民公會還對這位獨裁者——國民公會的最大威脅——推行的舉措而歡呼雀躍，敬仰和激情溢於言表。 四、富基耶—坦維爾、馬拉、比約—瓦雷納等人 我把一些因生性殘暴而出名的革命者集中在一個章節中加以介紹。他們的殘暴因摻雜有其他的情感如害怕和仇恨，從而變本加厲。 富基耶-坦維爾，革命法庭的檢察官，在人們的記憶中，他是最陰險的人物之一。這個昔日因溫和而著稱的法官，而後則變成了一個嗜血成性的人，人們對他的回憶只有不盡的反感，在著述中，我經常拿他作為例子來說明在革命時期人的某些性格的轉變。 在君主制沒落的時候，他還在為生計而奔波。他十分期待社會動盪，因為從中他可以得到一切，而沒有任何的失去。他是唯恐天下不亂的人之一。 國民公會把自己的權力交給了他，讓他決定將近兩千名被告的命運，其中包括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吉倫特黨人、丹東、埃貝爾等人。他處決了所有的可疑分子，並毫不顧忌地背叛了他以前的保護者。德穆蘭、丹東或其他什麼人，一旦失勢，他便對其提起公訴。 大革命暴露了富基耶-坦維爾卑劣的靈魂。在正常年代，在職業規則的約束下，他註定是一個溫和的、默默無聞的法官。這也正是革命法庭代理檢察官吉爾貝-利埃東（Gilbert-Liendon）的命運。迪雷爾（Durel）這樣寫道：「他應該和他的同事一樣感到驚駭，然而他卻以最高法官的身份結束了他的生涯。」 一個有組織的社會最大的善行之一無疑就是能管控好危險分子，只有社會約束才可以控制住這些人。 富基耶-坦維爾至死都不理解人們對他的判決，從革命的角度來看，這種判決是沒有道理的。他難道不是在賣力地執行領袖們的命令嗎？不能把他與被派往外省的那些代表們等同看待，因為人們無法監視那些人。國民公會的代表們審查了他所有的行動，並且到最後一天還在表揚這些行動。如果他對犯人的草率判決和殘暴沒有得到領導們的支持，那麼他的權力早就不保了。國民公會對富基耶-坦維爾的判決，也即等於對自己可怕的體制的判決。國民公會明白這點，國民公會將許多恐怖分子送上了斷頭台，靠的就是富基耶-坦維爾，他只是忠誠的死刑執行官而已。 除了富基耶-坦維爾之外，我們再來說說迪馬（Dumas）。迪馬是革命法庭的庭長，由於極度的恐懼而變得異常殘忍。不準備兩把上好子彈的手槍，他都不敢出門，他在自己家中設置障礙，只通過窗口和拜訪者交談。他懷疑一切，包括他的妻子，他的疑心太重了。他甚至將他的妻子也送進了監獄，在熱月政變突然發生之際，他正打算將她處決。 在國民公會所揭露的這些人中，比約-瓦雷納是最野蠻的人之一。我們可以把他看作野獸般殘忍的一個完美典型。 在憤怒叢生、英雄氣短的時候，他表現得很冷靜，有條不紊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這種工作是可怕的；在修道院大屠殺時，他代表官方向殺人者表示祝賀，並允諾付給他們薪酬；之後，他回到家中，仿佛剛散完步一樣。他就是雅各賓俱樂部主席，國民公會主席，救國委員會委員。他將吉倫特派送上了斷頭台，將王后送上了斷頭台，將他以前的主人丹東，這個曾說『比約舌下有把刀』的人也送上了斷頭台。他批准了里昂的炮擊事件，南特的溺死事件，阿拉斯的團伙事件；他組織了殘忍的『奧朗日』（Orange）委員會；他是牧月之法的推手；他慫恿富基耶-坦維爾去放心大膽地干；所有的死刑判決書上都有他的簽名，他的簽名通常排在第一位，排在他的同事之前。他說著誇張的句子，「抖動著他的獅鬃」，當他逐漸靠近時，其他人便驚恐、猶豫、後退，他沒有任何憐憫，沒有感情，也沒有熱情；為了讓他那冰冷、毫無表情的臉與他周圍的熱情相協調，他現在戴著黃色的假髮，不過顯得不倫不類，這頭假髮，除了戴在比約-瓦雷納陰森的頭上，戴在其他人頭上都會讓人發笑。當輪到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和庫通倒霉時，他拋棄了他們，站到了對手那邊，並將他們推上了斷頭台……為什麼？有什麼目的？我們無從知道，因為他對任何事物都沒有野心，他對金錢、權力都沒有欲望。 我不認為上述引文中的問題很難回答。我們在前面談過，在某些兇手身上普遍存在著殺戮欲，用殺戮欲來解釋比約-瓦雷納的行為再合適不過。這一幫為了殺戮而殺戮的匪徒，就像獵人打獵一樣，僅為了從破壞中找樂子。在平常年代，有殺戮欲的人，由於忌憚警察和斷頭台，而不得不克制這類欲望。在可以肆意妄為的時期，什麼都無法阻止他們去殺戮。比約-瓦雷納以及其他許多人的情況就是如此。 馬拉的心理相對要複雜一些，因為他不僅有殺戮欲，在其心理之中還疊加有其他因素，如昔日受傷的自尊心、野心、神秘的信仰等，我們可以把他看作固執己見、為榮譽痴狂的半瘋子。 在大革命之前，他曾有過遠大的科學抱負，但沒有人重視他的胡思亂想。雖夢想著地位和榮譽，但他只在一個大領主家裡謀得一份卑下的差事。心中充滿著對那個否定他價值的舊社會的仇恨，他成了最暴力的一伙人的領導。在公開頌揚九月屠殺以後，他創辦了一份報紙，以之抨擊所有的人，並整天鼓吹死刑。 因為總是把人民的利益掛在嘴邊，所以馬拉成了人民的偶像。然而，他大部分的同事都極為鄙視他。即便他逃過了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的匕首，他也逃不過斷頭台上的鍘刀。 五、大革命後國民公會議員的命運 除了這些心理很有特點的國民公會議員之外，還有巴拉斯、富歇、塔里安、梅蘭·德·蒂翁維爾等人。他們都是毫無信仰、毫無原則的人，一心只想著如何致富。 他們善於在民眾貧困的基礎上積累起巨額的財富。在正常年代，我們會把他們當作純粹的無賴，但在革命時期，所有的善惡準則似乎都消失了。 只有極少數雅各賓黨人依然狂熱，大部分人在成為拿破崙忠實的奉承者併名利雙收之後，都拋棄了他們的信仰。曾稱呼獄中的路易十六為路易·卡佩的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在帝國時期，曾要求他的親信在公共場合稱他為親王殿下，在私下裡為王太子殿下，這表明許多雅各賓黨人其平等的需要是出於某種嫉妒的情感。 馬德林寫道：「大部分的雅各賓黨人很富有，像夏博（Chabot）、巴齊爾（Bazire）、梅蘭、巴拉斯、布爾索（Boursault）、塔里安、巴雷爾等人都擁有城堡和土地。現在不富有的人很快就會變得富有……」僅在熱月黨的總部——共和三年委員會裡，就有1個未來的王子，13個未來的伯爵，5個未來的男爵，7個未來的帝國上議員，6個未來的國家參議員，除此之外，在國民公會裡，還有未來的奧特朗托公爵，未來的勒尼奧（Regnault）伯爵，50位在15年後將擁有爵位、紋章、翎飾、四輪華麗馬車、年俸祿、長子世襲財產、公館和城堡的民主派。富歇在去世時有一千五百萬里弗的資產。 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曾遭極力詆毀的舊制度特權看來有必要重新恢復。為了實現這樣的結果，必須要摧毀法國、燒毀整個外省，要大量使用酷刑、讓無數家庭陷入絕望，要顛覆歐洲，要開闢戰場殺害幾十萬人。 在結束這專門研究法國大革命中不同人物心理的章節之際，我們回顧一下我們曾經說過的東西，這關係到對這個時期的人可能做出的評價。 對待某些個人，倫理學家必須要態度嚴厲，因為他是根據一個社會賴以為繼的各種典範來評判這些人的，這些典範必須得到遵守。而心理學家就不需要這樣嚴格。心理學家的目標是理解，而且必須是一個全面的理解。批評不是他的事情。 人類的靈魂是一種極其脆弱的機制，活躍在歷史舞台上的木偶極少能夠與推動它們的強大力量相抗衡。遺傳、環境、形勢都是蠻橫的主人。如果我們處在上述我們嘗試解釋其行為的那些人的位置上，沒有人能說出我們的行為肯定會是什麼樣。 * * * [1] 帕夏，奧斯曼帝國行政系統里的高級官員，通常是總督、將軍及高官。帕夏是敬語，相當於英國的「勳爵」，是埃及前共和時期地位最高的官銜。——譯註 [2] 蓋烏斯·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157—前86），古羅馬著名的軍事統帥和政治家。——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