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與革命心理學 · 第一篇 法國大革命的原因

第一章 歷史學家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 一、大革命史學家 人們對大革命的看法有著天壤之別，儘管過去一個多世紀，但人們依舊很難心平氣和地去評判它。對於德·梅斯特爾（de Maistre）而言，大革命是「魔鬼的傑作」，「黑暗的魂靈從未如此地明目張胆過」。而對當代雅各賓黨人而言，正因為大革命，人類方得以重生。 在法國旅居的外國人認為在交談中應避免提及大革命。 巴雷特·溫德爾（Barrett Wendell）寫道：「這類隨處可見的回憶或傳統，是如此的鮮活，沒有人能夠對其無動於衷。它們既能激發人們的熱情，也可引起人們的仇恨。人們一直帶著一種熱烈的以及保守的派系意識來看待它們。你越是了解法國，便會越發地明白，時至今日，在法國人眼裡，沒有任何一項關於大革命的研究是不偏不倚的。」 這個結論非常正確。為了能夠公正地闡述過去的事件，那麼這類事件既不應當再產生後果，也不涉及政治或宗教的信仰，因為我已經指出了這些信仰都有與生俱來的狹隘性。 人們不必驚異於歷史學家表述的有關大革命的觀點如此迥異。長期以來，總有一些人把大革命看成是歷史上最為醜惡的事件之一，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是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大家都認為自己說得在理，而證明自己漏洞頻出的觀點的依據卻又是那麼的空洞。相關的文獻多如牛毛且其中的觀點迥異，大家都有意或無意從中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觀點作為自己先後拋出的論述的佐證。 研究大革命的老一輩的歷史學家們如梯也爾、基內（Quinet）、米什萊（Michelet），儘管他們才華橫溢，如今也被人所淡忘。他們的學說並不深奧。歷史宿命論是其中的基調。梯也爾認為大革命是數個世紀以來絕對君主制的產物，大恐怖則是外族入侵的必然後果。基內將1793年的殘暴之舉歸結為長期專制的結果，並認為國民公會的暴政是毫無意義的，且妨礙了大革命事業。米什萊只把大革命當作他盲目推崇的人民的事業，並率先對其加以頌揚，其他的歷史學家則加以效仿。 泰納（Taine）打破了籠罩在這些歷史上的光環，儘管他對其非常著迷。他在其著述中對革命時期的深入剖析在此後很長時間內將無人能及。 但一部如此重要的著述也有其瑕疵。泰納對事實、人物的呈現令人讚嘆，但他卻聲稱以理性邏輯來對事件進行判斷，但理性是無法陳述、闡釋這類事件的。他在把心理學用於描述方面是無與倫比的，但在將其用於解釋方面卻是蒼白無力的。羅伯斯庇爾有恃無恐地殘害國民公會長達數月，泰納認為他如此藐視國民公會，是因為他是一個自命不凡的人。因此，有人說泰納眼明但心不亮，這是很有道理的。 儘管有著這些不足，但其作品依然十分優秀，且尚無人能夠企及。該作品巨大的影響力，從其在雅各賓教條的忠實信徒中激起的憤怒可見一斑，巴黎大學的教授如今是主教的M.奧拉爾，就是這些信徒中的一位。他花費了兩年的時間寫了一篇檄文聲討泰納，字裡行間飽含激情。兩年的時間花在對具體事例的細枝末節的辯解上，換來的只是越描越黑。 再來說說奧拉爾的作品，柯欽指出，奧拉爾在其引述中的對錯幾乎各占一半，而泰納則鮮有錯誤。這位歷史學家告誡人們尤其要當心奧拉爾的材料。 「這些材料，如會議記錄、報紙、宣傳冊、革命黨人，都是一些愛國主義的真材實料，由愛國分子們編撰，其中大部分面向公眾。奧拉爾應是從這些材料中搜羅到自己那篇著名的辯護詞；他手上拿著現成的大革命的歷史，用一套現成的解釋，用為共和體制辯護的套路，逐一向人展示『人民』的行動，從九月大屠殺，直至牧月法令。」 無論對大革命的看法如何，泰納學派和奧拉爾學派的歷史學家之間的分歧將一直存在下去，且難以彌合。奧拉爾派推崇人民，將其看作至高無上的，而泰納派則認為，一旦掙脫了社會的束縛，聽任本能的驅使，人民就會墮落，變得原始和野蠻。奧拉爾的觀點和大眾心理學的教義是背道而馳的，但在現代雅各賓分子們看來，他的觀點依然神聖如同宗教教義。雅各賓分子們以信徒的身份，以推理為筆來著述大革命，並把神學家的觀點當成是真知灼見。 二、大革命宿命論 大革命的鼓吹者和詆毀者承認革命事件有其必然性。埃米爾·奧利維爾（Emile Oltivier）所著的《大革命史》中的一個章節對此有過深刻描述。 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大革命。既不能怪罪死去的人，也不能譴責倖存的人。單憑個人的力量是無法改變事件的起因和預見事件的發生的，因為事件是環境和事物發展的產物。 泰納本人對此深表贊同，他說：「在三級會議召開時，各種思想和事件的演化已是勢不可當，甚至苗頭已現。每一代人都在不知不覺中，提前擔負起未來和歷史的責任；在一代人還未嶄露頭角之前，其命運都已經註定了。」 當代其他的一些作者和泰納一樣，也是這種宿命論的擁護者，主張要寬容對待革命暴力。 M.索雷爾（M.Sorel）對博絮埃（Bossuet）有關古代革命的結論「單從特殊的起因來看，一切都讓人驚訝，其實一切原來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著」深以為然，因此便片面地認為：「法國大革命，在一些人看來是對老歐洲的顛覆，在另一些人看來則是老歐洲的重生，但這卻是歐洲歷史其自然和必然的歸宿，此外，大革命並沒有帶來什麼讓人極為詫異的結果，它僅是這段歷史的產物，並可以從舊體制的先例中得到解釋。」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基佐（Guizot）。不久前他還在竭力辯稱，法國大革命沒有任何的特殊之處，它是極為自然的產物。當然，他將之與英國的革命相提並論是不對的。 他說：「英國的革命和我們的革命根本沒有中斷歐洲其自然的進程，這些革命沒有訴求、沒有主張、沒有做任何革命爆發前人們所說的、所希望的、所做的或所數次嘗試過的事情。……即便從兩場革命的基本主張及其落實情況來看，都沒發現有什麼針對政府、個人或財產、自由或公民權的新舉措，沒看到其中有什麼至少和平常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所有這些斷言均觸及這樣一個基本規律：所產生的某個現象，均是先前諸多現象的結果。但此類的籠統說辭沒太大的意義。 沒必要什麼事都要用歷史宿命論來解釋，儘管很多歷史學家都接受歷史宿命論。我曾就這類宿命論的意義做過探討並指出，文明的力量在於消除這類宿命論。歷史充滿了必然性，但其中更是充滿了本不該發生卻發生的偶然性事件。在聖赫勒拿島，拿破崙本人列舉了可能影響其後來霸業的六種情形。他特別指出，1786年在奧克松（Auxonne）洗浴時，由於恰巧遇到一個沙灘，才得以幸免於難。如果說那時波拿巴死了，人們也許認為會有另外一個將軍取而代之，成為獨裁者。但沒了帶領我們戰無不勝的軍隊橫掃整個歐洲的天才，法蘭西帝國及其結局又會是什麼樣？ 應當承認，大革命部分是出於一種必然，但上述堅持宿命論的作家們並沒有闡釋過這點：大革命是理論家們的永恆的鬥爭。這些理論家們滿懷全新的理想，罔顧他們不得其解地支配著人類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規律。由於對這些規律的無知，使得他們在追根溯源無果並因自己的失敗而惱羞成怒之後，最終訴諸暴力。他們頒布法令，強行推廣紙幣以代替黃金，縱然手段使盡，也不能阻止該紙幣的虛擬幣值狂貶，直至如同廢紙。他們頒布最高限價法令以抑制形勢的惡化，然而形勢卻愈發惡化。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上宣稱「所有的無套褲漢 [1] 都應當為原本應由富人們供養的公共財政開支埋單」，儘管有搜查令和斷頭台，但是國庫依舊空空如也。 在打碎了一切桎梏之後，大革命者們最終發現，一個社會沒有制約就無法存續，但當他們想創造出一些新的制約時，他們才明白，最強有力的制約，即便有斷頭台的輔助，也無法取代由過去的歲月緩慢建立起來的深入人心的秩序。但他們從不想去理解一個社會的演化，去判斷人們的心思，去預見施政的後果。 革命事件並不是無可避免的必然結果。大革命中的諸多事件是雅各賓主義戕害的產物，而非環境使然，且本不該如此。若路易十六從善如流，或者制憲議會在群眾騷亂中不那麼膽怯，大革命還會是這個樣子嗎？只有在為造反有理辯解時，革命宿命論才能派上用處。 無論是科學還是歷史，都應當極為警惕在宿命論掩蓋下的無知。從前，人類任由自然的支配，而科學讓人類擺脫了這個命運。我之前講過，睿智的人類的特性便是在於消解這些支配。 三、近來的史學家對大革命的質疑 在本章中要闡述其思想的歷史學家們，他們的態度或是同情或是鞭撻，無不言之鑿鑿。囿於自身的信仰，他們做不到就事論事。保王黨的作家極端仇視大革命，而自由主義作家則為大革命而痴狂。 如今興起一股把大革命當成是一種科學現象來研究的熱潮，我們知道，摻雜在科學現象中的作者的意見和信仰是極少的，讀者是難以覺察的。 當然在進入這個階段之前，首先出現的是懷疑階段。一些之前還曾言之鑿鑿的自由作家開始變得不那麼確定了。近來，人們對這種新的精神狀態做了一些判斷，現擷取部分。 阿諾托（Hanotaux）先生在謳歌了大革命的益處之後，開始反思大革命的代價是不是太大了一點，他接著說道「歷史對此一直猶豫再三，難以決斷」。 馬德林（Madelin）先生在剛剛出版的有關大革命的書中也表現出這種猶豫。 給法國大革命這樣複雜的事件下一個全面的結論，從內心而言，一直覺得忐忑不安，沒有底氣。如今要下一個極為籠統的判斷都難上加難。在我看來，原因、事件、結果都充滿了爭議。 有關大革命的一些老的觀念發生了切實的轉變，這點在大革命其真正的捍衛者的最新的著述中處處可見。然而不久前，他們還曾聲稱所有的暴力都是合理的，所有的暴力都僅僅是自衛之舉。而如今他們僅僅為那些情有可原的罪行辯護。我在最近出版的由奧拉爾（Aulard）和德比多爾（Debidour）所著的教科書《法國歷史》中發現了證實這個新的精神狀態的一個驚人的證據，其中有關於大恐怖的片段如下： 血流遍地，到處都是於國於民都毫無意義的可憎的犯罪和不公。在這場風暴中，人們喪失理智，到處危險重重，愛國者們在暴怒中橫衝直撞。 在本書的另一個部分中，我們看到剛剛提及的兩位作者中的奧拉爾，儘管他是強硬的雅各賓主義者，但對被冠以「國民公會巨擘」的那些人依然表現得極為嚴厲。 外國人對我們的大革命的評價一般而言相當嚴厲。一想到我們動盪的20年對歐洲造成的痛苦和傷害，我們便不會對此感到驚訝。 其中，德國人表現得最為嚴厲。法居特（Faguet）用如下的話對此作了總結： 本著愛國和勇敢的精神，我們來談談法國大革命；因為愛國主義首先要求對自己的祖國說出真相，從過去發生的事情看，德國人認為法國人是這樣一個民族，他們嘴邊掛著自由、博愛等偉大的字眼，但卻在15年中飽受欺壓、蹂躪、謀殺、搶劫和敲詐；而如今，這個民族依舊打著同樣的旗號，組建起了專制的、壓迫人的、讓人厭煩的、危機四伏的民主政體，任何人都不想效仿的政體。德國人就這樣看待法國。依據德國人的報紙、書籍，我們可以確信這就是德國人的看法。 再者，不管人們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的價值為何，可以確信的是，未來的作家們會將大革命當作一件充滿激情的、富有意義的事件來看待。 一個把80歲的老人、少女以及幼兒送上斷頭台或溺斃的嗜血的政府，讓法國成為廢墟，但在軍事上卻成功地擊退了歐洲；一位奧地利大公公主，法國的王后死於斷頭台。幾年後，她的親戚，另一位奧地利大公公主，嫁給了成了皇帝的陸軍中尉，取代她成為王后，這都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悲劇。心理學家要選擇一段鮮有人研究的歷史作為研究的對象，但最終他們也許會發現，只有放棄虛構的理論，只有放棄實證經驗，來研究我們周邊的人和事，心理學才能得到發展 [2] 。 四、不偏不倚的歷史 公正性歷來被當成是一名歷史學家最基本的品質。自塔西佗開始，所有的歷史學家都信誓旦旦地說自己是不偏不倚的。 實際上，作家看待歷史事件猶如畫家看風景，也就是說他帶著自己的秉性、個性和民族靈魂來看待事物。有些藝術家，置身於同樣的風景前，但是其闡釋的方法卻必不相同。有一些人會側重於被其他人忽略的細節。每一份臨摹都是個性化的作品，也即都以一特定的感受形式來對其加以闡釋。 作家也是如此。我們不能說歷史學家要比畫家更加客觀公正。 歷史學家可能局限於複述文獻，這是現實的傾向。但是僅關於不久以前的文獻，例如，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文獻，它是如此之多，以至於一個人窮其一生都無法一一瀏覽。因此，必須要有所取捨。 作者通常是在無意識中選擇那些與自己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觀點最為吻合的素材，只是偶爾才有意識而為之。 除非滿足於簡單羅列某個日期的一系列的事件，否則無法寫出一本真正客觀的歷史書。任何作者都無法做到這點，當然對此也不必感到遺憾。在要求客觀公正的呼聲日益高漲的今天，著述變得越發平庸、沉悶以及特別地乏味，想據此了解一個時代也成了奢望。 歷史學家是否可以公正為藉口，來迴避對人的評價，即迴避用敬仰的或嚴厲的措辭來談論他們？ 我認為，這個問題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答案，每個答案從各自所處的立場而言都是極為正確的，這個立場或是心理學家的立場，或是倫理學家的立場。 倫理學家應當專注於社會利益，並以此來評判人。社會要生存發展的現實，必要有一定數目的規則，要有一套善惡的嚴格標準，要有明確的善惡評價作為保障。由此，社會要構建一些普通人的模型，一個時代的人大體上不超出這些模型的左右，游離模型過遠便會有害於社會。 倫理學家便是依據社會所必需的這樣的模型以及衍生出來的規則來判斷過去的人。倫理學家通過毀譽來建立文明發展不可或缺的作為楷模的道德模型。像高乃依一類的詩人們所塑造的英雄，超越了常人，難以效仿，但卻極大地激發了我們的鬥志。因此，一個民族還需要英雄作為榜樣以提振靈魂。 這便是倫理學家的立場。心理學家的立場則完全不同。一個社會無權寬容，因為它的第一責任便是生存，心理學家應當客觀冷靜，像科學家一樣思考，不考慮功利，其唯一的任務便是解釋事物。 他的處境和觀察家在觀察任意一個現象時的處境一樣。看到卡里耶下令將受害者埋至脖子處，使其眼睛爆裂，使其承受可怕的折磨，他明顯很難做到冷靜。但為了理解這類行為，必須得淡定，一如博物學家坦然觀察在慢慢享用蒼蠅的蜘蛛。理性一旦被煽動起來，理性便不再是理性，它什麼也就解釋不了了。 大家知道，歷史學家和心理學家的使命是不一樣的，但是人們可以要求二者以闡釋事物的智慧，去竭力探究事物背後起決定性作用的無形的力量。 * * * [1] 法國大革命時期對城市平民的稱呼。當時法國貴族男子盛行穿緊身短套褲，膝蓋以下穿長筒襪；平民則穿長褲，無套褲，故有無套褲漢之稱。——譯註 [2] 這個建議絕非套話。如今的心理學家極少研究自己身邊的世界，甚至對於這方面的研究感到不解。我在《哲學評論》刊出的一則針對我出版的書的批評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證據，表明了這種散漫的心態。其中，作者批評我「研究社會和報紙勝過研究書本」。 我非常樂意接受這種批評。報紙的社會欄目和現實世界的視角要比充斥在哲學和形上學類期刊中的形上學的不盡合理的論調要有意義得多。 哲學家們開始覺得這類無聊之語很幼稚。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寫所有這些論述只不過是要表達「粗略觀察到的一系列事實和幾個爭論」時，他肯定想到的是要刊出數卷這類的陳詞濫調。作為最知名的心理學方面的大家，這位傑出的思想家承認「一門學科中的每一句陳述的不足，都會招致形上學的批評」。二十年來，我一直試圖將心理學納入對現實的研究中，但學院派形上學的思潮仍難以轉向，儘管其影響盡失。 第二章 舊體制的心理學基礎 一、舊體制的根基和君主制 很多歷史學家堅信，大革命針對的是君主制的獨裁，但事實上，在大革命爆發很久之前，法國國王就已不擁有絕對的王權了。 只有在很久之後，在路易十四統治時期，君主才擁有絕對的權力。而之前的所有君主，包括最為顯赫的君主們如弗朗索瓦一世，都不得不與莊園主、教士、國會議員們做持續不斷的鬥爭，而且他們並不總是能夠獲勝。弗朗索瓦一世並不擁有足夠的權威去對抗索邦神學院和議會來保護其最親密的親信。他的朋友兼參事貝爾干（Berquin）得罪了索邦神學院，遭到了後者的拘捕。弗朗索瓦一世命令釋放他，然而卻遭到了拒絕，在沒有其他辦法保護他之後，他不得不派警衛人員將其從巴黎裁判所附屬監獄弄出來，並將其安置在盧浮宮，置於自己的身邊。索邦神學院並不服輸，終於在國王不在的時候，再一次逮捕了他，並將其交由議會審判，上午10點判刑，中午便被火刑處死。 法國國王們的權勢是逐步建立起來的，並在路易十四時期達到巔峰，隨後便迅速地衰落。因此說路易十六專制的確非常牽強。 所謂當家人實際上是宮廷、大臣、教士和貴族們的傀儡。他所做的事不過是別人強迫他做的，極少是其本人願意做的。他的自由並不比其他法國人多。 君主制的巨大權勢源於神聖的血統以及長時間積累起來的傳統。這些傳統形成了一個國家真正的骨架。 舊體制崩潰的真正原因就是作為其根基的傳統的式微。當傳統在被一再質疑以至於乏人擁護後，舊體制便像一棟根基被掏空的建築物一樣轟然倒塌。 二、舊體制的弊端 一個建立已久的體制最終都會得到其統治下的人民的接受。當體制的弊端成了習慣，人們也就難以覺察了，只有在認真思考時，弊端才會暴露出來。人們會思索為什麼能夠容忍這些弊端。真正不幸的人是覺得自己不幸的人。 在大革命時代，在作家們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正是這種意識，我們稍後探討這些作家們的行為。舊體制的不足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些不足數量龐大，僅列舉其中幾條加以說明。 通過對獨立省份接連進行征服後形成的法國，儘管中央集權有相當的權威，但國內還是分為若干個區域，每個區域都有自己的法律、習慣法和風俗，且稅賦各不相同，關稅壁壘使得彼此間隔離開來。法國的統一相當程度上是人為的。它是各類地區的一種聚合體，法國在歷任國王的努力下，也包括路易十四的努力，最終都沒有成功地實現完全統一。大革命最富有成效的成就便是這種統一。 不但存在著空間上的割裂，還存在著社會的割裂。社會被劃分為貴族階級、教士階級、第三等級 [1] ，各階層間的等級森嚴，難以輕易逾越。 劃分階級是舊體制的權力之一，因此，舊體制要竭力維護這種階級劃分。階級劃分成了產生仇恨的主要原因。作為獲勝方的資產階級，它的暴力行為其實就是對自己長期以來所遭受的蔑視和壓迫的一種報復。自尊受到傷害是最難忘的傷害。第三等級遭受的傷害最為深重。在1614年的一次全國三級會議上，第三等級的代表們被迫摘下禮帽，屈膝行禮。當第三等級的一位代表說三個階級親如兄弟時，貴族階級的發言人回應道：「貴族階級和第三等級根本沒有兄弟情義，貴族們可不希望和鞋匠、皮匠們的後人稱兄道弟。」 雖然啟蒙運動有了長足發展，貴族和教士卻依然堅持要求享有特權和待遇，但由於這些階級已不再承擔相應的義務，所以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 教士和貴族階級受到王權的猜忌，並被能力和教育水平越來越好的資產階級所逐漸取代，他們由此遠離了公共職位，只剩下一個名頭。泰納對這種情況作了清晰的闡述： 自從貴族失去了特權以後，第三階級藉助教育和才華全面接管了權力，二者之間沒有了區別，二者之間的不平等不但失去了意義而且還是有害的。既然貴族的能力和資產階級的無能是子虛烏有，那麼習慣法構建起來的不平等不再被認可便是理所當然的，第三等級也必然會對特權表示不滿。 長期以來形成的僵化的社會等級，使得人們對貴族和教士階級主動放棄特權不抱什麼希望。最終在外力的逼迫下，他們在一個難忘的夜晚 [2] 放棄了特權。但太遲了，此時的大革命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可以肯定的是，現代化的發展也能逐步建立大革命所要建立的東西：公民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廢除與生俱來的特權等。雖然拉丁民族思想普遍保守，但這些東西最終也會水到渠成，就像在其他民族裡一樣。我們由此將會少受二十年的禍害，而為了避免這些災禍，還需要一個與我們心理構成不同的心理構成，尤其需要一些與該時代政治家不同的政治家。 資產階級對源於傳統形成的凌駕其上的階級懷有很深的敵意，這種敵意是造成大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資產階級在大革命勝利後洗劫失敗者財富的根本原因。資產階級的行為舉止宛如征服者，一如諾曼人紀堯姆家族（Guillaume le Normand）在征服英國之後把土地分發給士兵一般。 雖然資產階級厭惡貴族階級，但它對君主制卻沒有絲毫的憤恨，在資產階級看來，君主制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國王的愚鈍和對外國的依賴卻使其慢慢得喪失了民心。 第一屆議會從未想過要建立共和制。實際上，議會具有極端的保王主義性質，它只想用君主立憲制來代替絕對君主制。當議會覺得自己的翅膀硬了之後，便開始對國王的抵制不滿。然而卻不敢推翻他。 三、舊體制下的生活 對舊體制下的生活，尤其是農民的真實處境，很難有一個明確的看法。 為大革命辯護的作家們像捍衛宗教教義的神學家們一般，把舊體制下農民的生存狀態描述得極為不堪，人們不禁要問，那些不幸的人為何在那麼長的時間裡都沒有被餓死。前巴黎大學教授朗博先生的《法國大革命史》一書便是這種手法的典型。其中有一篇名為「路易十四時期農民的悲慘生活」的文章還附有一幅版畫，畫中最顯著的位置上，有一個人和狗在爭搶已經完全沒有肉的骨頭。在那個人的旁邊，還有一個人捂著肚子蜷縮著身體，在遠處有一名婦女臥在地上，咀嚼著草。這幅畫的背景是一些匍匐於地的人，或者說是屍體，或者是餓殍。朗博還舉了舊體制統治的一個例證：「花上800里弗 [3] 在警察局謀得一份差事，便可以獲得40萬里弗的回報。」但在倒賣這類肥差的掮客眼中，謀得這些數目的好處算得上是極為清廉的了。他還向我們證實「只要花420里弗便可將人送進監獄，在路易十五時期，被監禁或放逐的人達15萬之多」。 大部分有關大革命的書籍都缺少客觀性和批判精神，這也是這個時期至今不被人所知的原因。 當然，原因並非缺乏資料，而是資料的矛盾叢生。只要將英國旅行家楊所看到並描繪的富足、熱情的農民形象與拉布呂耶爾（La bruyère）所做的著名描述進行對比便可知曉。 農民們真的不堪稅賦，要將自己收入的五分之四上繳而不是當今的五分之一？對此不可能有確切的回答。有一個重要的事實似乎可以證實舊體制下的農村居民不可能過得如此悲慘，因為我們業已證實，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土地是被農民買下的。 人們對當時非常暴虐和複雜的財政制度了解也很多，如預算經常處於赤字狀態，殘暴的包稅人在各種稅賦上層層加碼。到了大革命時期，這種財政形勢引發了普遍的不滿。三級會議的會議記錄上也提到了這點。我們注意到，會議記錄所列舉不是以前的情形，它反映的是由1788年的歉收和1789年嚴寒的冬季所引發的危機的真實情況。如果再提前10年，這些記錄里會記載些什麼呢？ 儘管形勢嚴峻，但這些記錄中也不會載有任何革命的想法。最激進的想法也不過是要求「加稅要由三級會議批准，且所有人都應納稅」。不否認有時還會提出「國王的權力應該受到一部規定國王權力和國民權力的憲法的制約」。如果這些願望得以實現，那麼用以取代絕對君主制的君主立憲制很容易便會被建立起來，大革命由此也就很可能不會發生了。 不幸的是，由於貴族和教士階級太過於強勢，而路易十六又過於軟弱，導致這種方案夭折了。 資產階級的要求也給這種方案帶來極大的麻煩。聲稱要取代貴族階級的資產階級是大革命的真正推手。資產階級所發動的這場運動很快便超出了其預期、要求和希望。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求平等，但人民也轉而向它要求平等。大革命由此最終以成立民眾政府而結束，但這是大革命從一開始根本沒有想到的結局。 四、大革命期間對君主制的情感變化 雖然情感因素演化緩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大革命期間，不但民眾對君主制的情感發生了迅速的轉變，連革命議會也是如此。從第一屆革命議會的立法者們滿懷敬意地簇擁在路易十六的身旁到其被砍頭，中間只隔了短短數年時間。 這些轉變只是表面上的而非深層次的。事實上，也只是把對同一個秩序的情感進行了簡單的位置調換，也即這個時期的人們把口中念叨的對國王的愛，轉移到了繼承其權力的新政府的身上。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 在舊體制下，所謂天授神權的君主被賦予了一種超自然的權力，各地的民眾都對其表示了認同。 一旦受到膜拜的人的權力一再被證實是虛幻的，那麼民眾對君主絕對權力的迷信便會立刻崩塌，其威望便會立刻消失。一旦失去威望，民眾便不會原諒那曾讓人著迷而如今崩塌的偶像，並尋找他們不可或缺的新偶像。 自大革命伊始，大量為人津津樂道的事件終讓最狂熱的信徒們明白，君主不再擁有權勢，眾多其他勢力不僅可以挑戰君主，還可以凌駕其上。 目睹了王室在議會上的頹敗及其在面對武裝進攻時卻無力保護巴黎市中心最堅固的城堡巴士底獄，老百姓們會做何感想？ 王室的弱不禁風昭然若揭，議會的權勢如日中天。在百姓看來，弱不禁風便是威嚴掃地，於是百姓們轉而投向了強者。 議員們的情感也在變化當中，但演化極為緩慢。這也是為何當巴士底獄被攻陷後，在國王逃走並與外國勢力串通的情況下，議員們對君主制的信仰依舊的原因。 對王室的忠誠非常強大，以至於巴黎的騷亂和事變雖讓路易十六掉了腦袋，但還不足以徹底摧毀這種忠誠。在外省，人們對古老君主制長達數世紀的虔誠 [4] 依舊。 在整個大革命期間，在法國大部分地方依然存在著對王室的忠誠，這也是保王事件以及起義在幾個省份頻發的原因。頻繁的事端讓國民公會疲於彈壓。但在巴黎已不見對王室的忠誠，因為在巴黎，王室的頹廢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外省人看來，王權依然是神在人間的化身，依然具有威信。 對王室的感情深深紮根於人們的心靈，斷頭台也無法遏制這種情感。保王運動在整個大革命期間一直持續不斷，在督政府時期甚至愈演愈烈，49個省派保王黨代表去巴黎請願，由此引發了果月政變 [5] 。 對君主制的這些情感，大革命難以壓制，這促成了波拿巴的成功掌權。波拿巴占據了王位後，幾乎又重新恢復了舊體制。 * * * [1] 在法國舊體制中，第三等級是指當時法國社會中除了教士階級、貴族階級之外的其他公民組成的階級。第三等級沒有前兩個等級所擁有的封建特權，並且擔負納稅和其他封建義務。——譯註 [2] 史稱八月法令，法令宣布「將封建制度全部予以廢除」。1789年8月4日晚，貴族代表和教士代表在國民議會上紛紛宣布放棄封建義務。一夜之間，議會通過30個法令，宣布廢除全部封建制度和貴族特權，包括教會什一稅、貴族狩獵特權、養鴿特權、領主裁判權等。——譯註 [3] 里弗（Livre），法國古代的記賬貨幣。——譯註 [4] 為了表達人民對國王的這種深厚愛戴，米什萊講述了發生在路易十五時期的一件事。「當人們在巴黎得知路易十五離開王宮視察軍營並在梅斯（Metz）患病的消息時已是夜晚。但人們還是不顧休息，漫無目的地四處奔走打探；教堂在深夜也敞開大門……人們聚集在十字路口，陌生人之間彼此靠近，相互詢問。有好幾個教堂的牧師泣不成聲，中斷了唱詩，改為國王的健康祈禱。百姓們也悲戚哭喊……當信使帶來國王康復的消息時，大家上前擁抱，幾乎使之窒息；人們親吻他的馬兒，似乎在歡迎凱旋的英雄……大街小巷響徹『國王康復了』的歡呼聲。」 [5] 法國督政府中的共和派督政官為鎮壓保王黨復辟活動而組織的政變，發生於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故名「果月政變」。——譯註 第三章 大革命期間的精神無政府狀態以及哲學家們的作用 一、革命思想的產生和傳播 傳統、情感、道德觀構成了人的內在框架，支配著人的行為並維繫著不容置疑的一些基本概念，內在的框架決定了人們的外在生活，各個時代皆是如此。 一旦這套框架的抗應力下降，之前沒有可能產生的思想觀點便可能萌發、滋長。如在兩個世紀前曾遭到猛烈鞭撻的某些理論，到了大革命期間卻大行其道，其中緣由便是如此。 這樣說的目的在於昭示：外在的革命事件是內在的緩慢的心理演變的結果。若要對一場革命進行深入研究，則必須要深入研究滋生革命思想的精神土壤。 思想演化通常是極為緩慢的，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是看不到這種演化的。人們只有把同一個社會階級的心理狀態在精神變化曲線上的最高點和最低點進行對比，方能看出其演化的程度。為了弄清楚飽學之士對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統治時期王室的看法，人們可以將博絮埃和杜爾哥（Turgot）的政治理論加以比較。 博絮埃在解釋他那個時代的人對於絕對君主制的普遍看法時說，政府的權威是建立在上帝的意志的基礎之上的，國王的行為從來都不是對人負責，它只接受上帝的意志的評判。因而，宗教信仰和君主信仰一樣強大，二者密不可分，任何一位哲學家都無法動搖二者。 路易十六的那些如杜爾哥一類謀求改革的大臣們，他們的著述則呈現一種完全不同的精神。他們幾乎絕口不提聖靈或國王，而人的權利開始得到明確的描繪。 路易十五統治末期所發生的諸多事件，對從稅賦、貧窮、饑荒到不幸的戰爭這樣一個演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君主權威的尊崇產生了動搖，並慢慢被反叛精神所取代，一旦時機成熟，它便露出崢嶸。 整個的精神框架開始分崩離析並迅速解體。這也是一些之前由於缺乏適宜滋生的土壤而一直名不見經傳的所謂新思想，在大革命時期能夠迅速傳播開來的原因。 實際上，這些極具誘惑力的思想早已出現過多次並影響了英國政治多年。早在兩千年前，古希臘、古羅馬的作家們便已開始捍衛自由、詛咒暴君、宣揚人民主權。 發動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儘管其本人及其父輩早已從教科書中知道了這些事物，但他們卻不為所動，因為時機不成熟。為何在一個把等級制度當成一種必然且加以尊重的時代，人民反而會受到這些思想的觸動？ 哲學家們在大革命爆發中真正的作用並非如人們想像的那麼大。他們並沒有揭示出什麼新東西，但卻發展了批判精神，而面臨著分崩離析的教條無法對抗這種批判精神。 在這種批判精神的影響下，業已不受待見的事物變得越發不堪，當傳統和聲望盡失時，整個社會大廈便會轟然倒塌。 這種逐步解體最終傳導至民眾，但解體進程並非由民眾開啟。民眾只是效仿，絕非首創。 哲學家們無法對人民施加影響，但對於民族中的開明階級的影響卻不同凡響。遊手好閒的貴族階級，長久以來不予委任職位，因此，對社會心懷不滿並跟著哲學家們一起鼓譟。缺乏遠見卓識的貴族階級率先與自己唯一賴以為繼的傳統相決裂。滿懷人道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資產階級則不斷地以批判來挖自己特權的牆腳。最熱忱的改革者往往出自命運的寵兒群體之中，如今也是一樣。貴族階級鼓勵人們去論述社會契約、人權、公民平等。在劇院裡，他們為批判特權階級的武斷、尸位素餐以及各種弊端的演出擊節叫好。 一旦人們失去了對規範其行為的精神框架的信任，便會感到痛苦，隨即便是不滿。所有的階層都感到之前的行為理據都消失不在了，之前眼中那受尊崇長達數世紀的事物不再受尊崇了。 作家們和貴族的苛責的精神不足以撼動根深蒂固的傳統，但與其他的重大影響疊加後可以產生共振效應。我們在前文引述博絮埃時提過，如今業已分道揚鑣的教權和世俗政府，在舊制度下卻是緊密相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實際上，在君主制發生動搖之前，宗教傳統的力量在受過教育的人心目中已經大不如前。知識的持續進步讓人從信奉神學走向崇尚科學，從神啟的真理走向觀察到的真理。 精神上的演化儘管一直模糊難辨，但這表明，規範人們長達數世紀的傳統並沒有人們所想的那麼大的價值，有必要取而代之。 但能夠取而代之的新因素又在哪裡？到哪裡去尋找能夠在「人們普遍不滿」的這片廢墟之上建起另一座社會大廈的魔術棒？ 人們一致相信，理性具有傳統和神靈所失去的那種力量。理性的成就不計其數，由此認定以理性來建設社會，以理性完全改造社會，難道不合理嗎？為何要懷疑理性的力量呢？隨著傳統越來越被人鄙夷，理性對於人的作用有可能很快會變得非常大。 理性至上成了終極思想，這種思想不僅催生出了大革命，還完全駕馭了大革命。在大革命期間，人們為了與過去相決裂，為了按照邏輯指定的藍圖來建立社會，付出了一切努力。 哲學家們的唯理論逐步傳播到了民眾並被總結成為一句話：從前應當遵從的東西如今不再被遵從，人是平等的，不必再對從前的主子唯命是從。 對上流階級所不再遵從的事物，群眾很自然也跟著不再遵從。當遵從的障礙消除後，革命便水到渠成。 這種新的心理狀態造成的第一個結果便是普遍的不順從。據維熱·勒布倫夫人（Vigée-Lebrun） [1] 講述，當她在隆尚（Longchamps）遊歷時，老百姓一邊踏上馬車的踏板一邊對她說，「明年，您便會待在後面，而我們則坐在裡面」。 不只是民眾表現出這種不順從和不滿。在大革命前夜，這樣的情緒隨處可見。泰納說：「底層教士對高級教士、外省貴族對宮廷貴族、諸侯對大領主、農民對城裡人都充滿了仇視。」 這種精神狀態從貴族、教士一直蔓延到民眾，同樣也波及了軍隊。在全國三級會議召開之際，內克爾（Necker） [2] 說「我們對軍隊沒信心」。因為軍官們也被人道主義化、被哲學化了。從社會底層招募來的士兵雖然沒有被哲學化，但都變得不聽話了。在他們簡單的大腦中，平等觀僅僅意味著可以對上級和一切命令說不。1790年，二十多個團的士兵對他們的軍官加以威脅，甚至有幾次，如在南錫，軍官們還被關押起來。 精神上的無政府主義蔓延到了所有的社會階層，包括軍隊，這成了舊制度消亡的主要原因。里瓦羅爾寫道「受到第三等級 [3] （Le Tiers）思想的影響，軍隊發生了背叛，正是這種背叛導致了王朝的覆滅」。 二、18世紀哲學家對民主的厭惡及其在革命醞釀過程中的作用 一般認為哲學家們是法國大革命的煽動者。但不能因為他們抨擊不公和舞弊，就認為他們就是民眾政府的支持者。他們在研究了古希臘時期民主的作用後，普遍對民主極為反感。因為他們無法忽視與民主伴隨而來的破壞、暴力，他們知道在亞里士多德時代，民主已經被定義為：一個國家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法律，都取決於民眾的意見，民眾儼然是登基的暴君，是被幾個演說家所左右的暴君。 皮埃爾·貝爾（Pierre Bayle）是伏爾泰真正的前輩，他對雅典民眾政府的所作所為做了如下描述： 我們看到的這段歷史，其間充斥著群體性的騷亂；雅典城被各個派系所瓜分；暴動讓該城市不得安寧；在殘暴的煽動者的蠱惑下，最有才華的人遭到迫害、放逐，甚至被處死；人們確信，這個以特別自由而著稱的民族，本質上卻是一小撮蠱惑者的玩偶，這些蠱惑人心的政客根據自己的興致一會兒讓它向東，一會兒讓它向西，猶如海浪隨風變向。在馬其頓這樣的君主制國家裡，您是找不到雅典歷史中那麼多的暴政的例子的。 孟德斯鳩也對民主沒有太多的好感。在描述了三種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專制——之後，他還特別指出民眾政府容易出現的問題： 人們因法律而自由，但人們還想自由地反抗法律；準則成了嚴厲，規則成了束縛。私人的財產成了公共財產；公共財產又成了私人的祖業。共和國是一種招牌；它的力量為幾個人所用，所有人都可以借它為所欲為。……於是出現了許多的小暴君，每個小暴君身上都擁有單一的暴君身上一切的暴虐。僅剩下的一點自由的東西也很快讓人難以容忍；單一的暴君出現了，民眾失去了一切，甚至連腐化墮落的資格也沒有了。民主要設法避免極端的平等意識，因為它將導致民主走向一個人的專制，就像一個人的專制終將走向征服一樣。 孟德斯鳩的理想是英國式的立憲政府，它可以防止君主制墮落為專制。只是在大革命期間，這位哲人的影響力極為有限。 至於百科全書派，人們認為其在大革命爆發中所起的作用很大，其中除了自由君主制分子霍爾巴赫（Holbach） [4] 、伏爾泰和狄德羅之外，大多不太關心政治。他們捍衛個人的自由，抨擊極端狹隘的教會的侵犯以及哲學家的敵人。他們既非社會主義也非民主分子。大革命和他們的理念毫無關聯。伏爾泰本人表示自己對於民主不大讚同，他說： 民主僅適合一個非常小的國家，而且還要位置好。儘管很小，但是它也會犯很多錯，因為它也是由人構成的。混亂將在那裡成為常態，就像擠滿了修士的女修道院；不過，因為喝下了這免費的海水 [5] ，該國將不會發生聖巴托羅繆之夜大屠殺，不會有愛爾蘭大屠殺，不會有西西里島晚祈禱事件 [6] ，不會有宗教裁判所，不會有苦役犯，除非這個共和國是由地獄某個角落的惡魔組成的。 所有這些所謂大革命的煽動者的觀點卻絕少是顛覆性的，幾乎看不到他們在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中起到過什麼實質性的作用。盧梭是他那個時代絕無僅有的幾個民主哲學家之一，這也是他的《社會契約論》在大恐怖時期被奉為聖經的原因。他似乎在為無意識的神秘主義、情感主義的衝動所引發的行為開脫，並為其提供理性主義的理由，然而任何一位哲學家都未曾鼓吹過神秘主義、情感主義。 實事求是地說，盧梭的民主直覺相當可疑。他本人認為，他的社會重組計劃是建立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之上的，只適用於很小的城邦。因此，當波蘭人向其討教民主憲法方案時，他向其建議選擇一個世襲的國王。 在盧梭的理論中，關於完美的原始社會狀態的理論大受褒讚。當時的作家們和他一樣，大家都確信原始人是完美無缺的，只是社會讓他們墮落了。用好的法律來對墮落的人加以矯正，人們便可以重獲原始時代的那種幸福。由於不懂心理學，盧梭便認為各個時代、各個地方的人都是一樣的，每個人都應受到同樣的制度以及同樣的法律的制約。這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看法。愛爾維修（Helvétius）寫道：「一個民族的善與惡向來都是立法的必然結果……各個民族的善或多或少都是行政治理智慧的結晶，這點難道有問題嗎？」 沒有比這更為荒謬的了。 三、大革命期間的資產階級哲學思想 很難確切描述大革命期間某位資產者的社會觀和哲學觀。不過，著名的《人權宣言》對這些觀點做了概括，大致將其分為博愛、平等、民眾政府等幾種形式，我們將從《人權宣言》中引述一些片段。 18世紀的哲學家似乎都沒有得到大革命時期人們的高度認可。而且他們很少出現在人們的話語中。新立法者們依舊沉浸在對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古典回憶中，重溫著柏拉圖和普魯塔克（Plutarque） [7] 的著述。他們想重現斯巴達時代的政體、習俗、法律以及樸素的生活。 萊克古斯（Lycurgue） [8] 、梭倫（Solon） [9] 、米太亞德（Miltiade） [10] 、曼利烏斯·托爾卡圖斯（Manlius Torquatus） [11] 、布魯圖斯（Brutus） [12] 、穆西烏斯·塞沃拉（Mucius Scoevola） [13] 以及神話人物的米諾斯（Minos） [14] 都成了戲劇舞台和講壇上的常客，為民眾所津津樂道。革命群眾始終籠罩在古代英雄的光環之下，只不過後來人們將其換成了18世紀的哲學家的光環。 人們知道，這個時代的人一般被描述為一群在思維縝密的哲學家們指導下的、堅忍不拔的革新者，但實際上，他們卻從不主張進行革新，而是執著於塵封已久的、充滿不確定性且他們一無所知的過去。 理性的人是不會在如此遙遠的過去中尋覓自己的榜樣的，而只想著採用孟德斯鳩和伏爾泰大加讚揚的英國式的憲政體制，且各個民族都應加以模仿，以免除暴力危機。 他們的抱負僅限於完善現存的君主制，而非推翻它。但在革命時代，人們所設想的道路往往與實際的道路截然不同。在全國三級會議召開之際，根本沒人想到溫和的、有文化的資產階級發動的一場革命會迅速轉變成為一場歷史上最為血腥的專政之一。 * * * [1] 勒布倫夫人，路易十六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的御用肖像畫家。——譯註 [2] 內克爾，路易十六時期的財政大臣，瑞士銀行家，主張縮減開支，1781年被免職。——譯註 [3] 第三等級，通常是指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由納稅義務的人構成的等級。與那些不納稅、享有封建特權的人構成的第一等級（僧侶）和第二等級（貴族）相對立。具體包括農民、手工業者、小商販、城市貧民和資產階級等，占法國全國人口的95%以上。他們均屬被統治階級，雖負擔著國家的各種賦稅和封建義務，但卻沒有任何權利。——譯註 [4] 霍爾巴赫（1723—1789），法國哲學家，無神論者。生於德國巴伐利亞一個商人家庭。1735年時移居法國。1744年就讀於荷蘭萊頓大學。1749年回到法國，後繼承伯父的男爵爵位。與狄德羅等人參加了《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是「百科全書派」的主要成員之一。著有《自然的體系》《健全的思想》《揭穿了的基督教》《神聖的瘟疫》《自然政治》等。其中，《自然的體系》一書有「無神論的聖經」之稱。——譯註 [5] 原文如此，在此應該指採用了「民主」。——譯註 [6] 指反對安茹王朝的西西里國王卡洛斯一世對當地統治的一場起事。1282年3月30日是復活節，一大群西西里人聚集在巴勒莫附近的一所教堂外面等待晚禱鐘響起。一夥法國官員也加入了人群，不顧人們對他們冷眼相向。幾個法國人開始和西西里女子套近乎，後來一個法國軍士帶著一個已婚的女子離開人群，女子的丈夫當即就把法國軍士刺死了。法國人立馬要為他們的同伴復仇，卻當場遭到群眾攻擊和殺害。當全城的晚禱鐘聲響起，報信者們在巴勒莫四處奔走，號召人們暴動。西西里人屠殺了法國人以及同法國男子結婚的女子，侵襲了房屋、客棧和僧尼修院。——譯註 [7] 普魯塔克（約公元46年—120年），生活於羅馬時代的希臘作家，以《比較列傳》（常稱為《希臘羅馬名人傳》或《希臘羅馬英豪列傳》）一書留名後世。他的作品在文藝復興時期大受歡迎，蒙田對他推崇備至，莎士比亞不少劇作都取材於他的記載。——譯註 [8] 萊克古斯，古斯巴達的立法者，主張嚴刑酷法。——譯註 [9] 梭倫，古雅典政治家和立法家。——譯註 [10] 米太亞德，約公元前554年—前489年，古希臘的雅典統帥。——譯註 [11] 曼利烏斯·托爾卡圖斯，古羅馬執政官。——譯註 [12] 布魯圖斯，古羅馬的元老院議員、政治家和將軍，圖謀暗殺愷撒。在與馬克·安東尼和屋大維的爭權戰——菲利皮戰役中失利並自殺。——譯註 [13] 穆西烏斯·塞沃拉，古羅馬時期的一位左撇子英雄。——譯註 [14] 米諾斯，希臘神話中的克里特國王，主神宙斯和歐羅巴之子。——譯註 第四章 法國大革命的心理幻象 一、對原始人、自然狀態、大眾心理的幻象 我們已經提及並再次重申，一個學說中的謬誤並不妨礙它的傳播，唯一要關注的是它對人的影響。 在心理學家看來，批判錯誤卻無人喝彩，是件極為有趣的事。哲學家要想弄清楚人們為何如此沉迷，不妨著重研究一下人們在生活中的幻象。 也許，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有大革命時期才會出現如此多的意義深遠的幻象。 最為明顯的一個幻象便是關於我們先祖和原始社會的本質。在人類學還沒能揭示我們遠祖的生存狀況之前，人們只根據《聖經》的記敘而認為，人類是完全出自造物主之手。後來被文明所玷污的原始社會是人類社會應該皈依的模型。重返自然狀態很快成了眾口一詞的要求。 盧梭說：「我在我的著述中所論述的道德的基本原則便是：人的本質是善良的，他熱愛公正和秩序。」 現代科學通過我們祖先生活的遺蹟判斷其生存狀況，很早便證實這個學說是錯誤的。現代科學認為原始人是粗野殘忍的，他們和現代野蠻人一樣，不知善良、道德、憐憫為何物，他們只受衝動的支配，在飢餓的驅使下，他們便離開洞穴沖向獵物，在仇恨的刺激下，他們會撲向敵人。理性尚未誕生，不可能對他們的本能有任何的作用。 與所有的革命信仰相反，文明的目標不在於回歸原始狀態，而是要脫離原始狀態。雅各賓黨人恰是要以摧毀一切社會約束——沒有這些約束，任何文明都無從談起——從而將人類帶回到原始狀態，將一個開化的社會變成了野蠻的遊牧部落。 理論學家對人的本質的看法與一位羅馬將軍對占卜者的力量的認識差不多。作為行動的動機，它們的影響都相當大。國民公會總是從中汲取動力。 有關原始先祖的錯誤認識是可以原諒的。因為在現代發現之前，人們對他們真正的生存狀況的了解是少之又少。但大革命理論學家完全無視其周圍人的心理則是難以理解的。 18世紀的作家和哲學家完全不具備細微觀察的能力，這點似乎能說得過去。他們生活在同齡人之間，但卻既不觀察他們、也不理解他們。他們從不懷疑大眾的心理。在他們看來，人民總是和他們空想出來的虛幻模型相一致。由於對心理學以及對歷史教訓的無知，他們認為人民的本質是善良的、有情義的、懂得感恩的並時刻準備傾聽理性的聲音。 國民公會的議員們的話語表明他們是多麼的不切實際。當農民開始焚燒城堡時，他們居然覺得不可思議，並苦口婆心地勸導農民停止縱火，以免「惹惱了他們的好國王」，並懇請他們要以「德行來感動國王」。 二、幻想使人擺脫過去，迷信律法的改造力 人類很容易擺脫過去，一個社會可憑藉制度來加以全方位的重塑，這點成了革命制度的基礎原則之一。 在理性的啟蒙下，立法者認為，除了可作為模式的原始社會之外，過去代表的是迷信和謬誤的一種遺贈，立法者決定要與之徹底決裂。為了更好地體現這種意圖，他們建立起一個新的紀元法，並更改曆法，更改月和季度的稱謂。 考慮到人與人都是相似的，他們認為可以為人類立法。孔多塞（Condorcet） [1] 說，「一部好的律法應當是對所有人而言都是好的，正如在所有人看來都是正確的一個幾何命題」，他認為自己闡述的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真理。 大革命的理論學家從未覺察到隱藏在顯性的事物背後那些不可見的動因，這些動因決定著事物的走向。生物學的進步表明，他們的錯誤是何等嚴重，生物對其過去是何等依賴。 大革命的改革者們一直在與過去的影響做鬥爭，而根本不明白過去的影響為何物。他們想要斬草除根，但結果恰恰相反。 在大革命末期，立法者對制度和法律的絕對力量的信仰產生了動搖，而在初期則是信心滿滿。格雷古瓦（Grégoire）在制憲議會的發言席上說「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就可以改變宗教，只是我們不願意」，而在場的人居然也毫不驚訝。人們知道，他們想稍後去做這個事情，人們當然也知道，他們的企圖遭到了何等慘烈的失敗。 雅各賓派擁有一切成功的要素。得益於無所不用其極的暴政，他們掃清了一切障礙。他們所鍾情的法律都得以被接受。在十年的暴力、摧毀、焚燒、屠殺、動盪中，他們的頹勢越發明顯，最終淪落到四面楚歌的地步。獨裁者在整個法蘭西的要求下，不得不恢復先前遭到廢除的絕大部分事物。 雅各賓派想要在純理性的藉口下重塑社會的企圖是一場最發人深省的實驗。人類或許將不會再以如此大的規模來重蹈覆轍了。 儘管教訓異常深刻，但它並不足以警醒世人，如今我們依舊看到，社會主義分子還在憑藉他們的空想來主張徹底重塑整個社會。 三、對大革命原則的理論價值的盲從 大革命用以構建新權力的基本原則被寫入先後於1789年、1793年以及1795年公布的《人權宣言》之中。這些《宣言》都宣稱「主權原則屬於國家」。 這三部《宣言》在幾個方面並不一致，尤其在平等問題上。1789年的《宣言》的第一條只是簡單地說「人生而自由，始終自由，且權利平等」。1793年的《宣言》在第三條中更進一步明確了「所有人生而平等」。1795年的《宣言》在第三條中說得較有分寸：「平等體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在談及權利之後，第三部《宣言》還認為有必要就「義務」做出說明。第三部《宣言》中的道德就是指《福音書》中的道德。其中的第二條認為「人和公民的一切義務源於銘刻在每個人心中的兩個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這些《宣言》的核心部分便是平等和人民主權，它們也是唯一保留下來的部分。 共和國的格言「自由、平等、博愛」儘管理性不足，但作用相當巨大。 這句神奇的格言被鐫刻在我們的牆壁上，銘刻在我們的心中，它擁有實實在在的超自然的力量，仿佛是被巫師施加了魔力的咒語。 在承諾燃起的新希冀的推動下，這句咒語的擴張力十分驚人。成千上萬的人為它付出了生命。如今，每當一個地方爆發革命，總會聽到這同樣的話語。 選擇這樣的範式非常幸運，它屬於籠統含糊的、讓人浮想聯翩的範疇，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自己的愛恨、自己的希望來自由闡釋它。真實的意義並不重要，從信仰而言，人們賦予它的意義才是其力量所在。 在革命格言的三原則中，平等最富有意義。在本書的另一個章節中，我們將看到，平等是唯一存續並被保留下來的，其影響至今不絕。 人們不能肯定是不是法國大革命把平等思想帶給這個世界的。無須追溯至古希臘共和國時期，人們便可看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早已以最直白的方式在傳授平等理論了。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他面前都是平等的。上帝只根據人的德行來對人進行評判。 僅僅把平等宣稱為一個原則是不足以讓人遵守的。基督教會很快便拋棄了理論上的平等，大革命人士也只是演講者才提及平等。 平等一詞的意義隨著使用它的人的不同而不同。其中隱含的情感經常與其真實的意義截然相反，不但體現著「不讓任何人高於自己」的蠻橫要求，還伴有「自己要高人一等」的強烈願望。 在大革命雅各賓黨人中，在如今的雅各賓黨人中，平等一詞釋放出來的僅僅是對於一切優越因嫉妒而萌生的憤恨。為了消除優越，他們聲稱要統一習俗、禮儀、習慣、地位。一切專制，除了他們自己施行的專制外，都是可憎的。 無法迴避天生的不平等，這讓他們感到反感，於是他們便矢口否認不平等。第二部《人權宣言》，也就是上文提及的1793年的那部，便公然謊稱「所有人生而平等」。 隱藏在大革命人士對平等的渴望之下的只是一種強烈的不平等需求。拿破崙被迫為他們恢復了貴族頭銜和勳章。泰納指出，在最為可怖的革命中，他找到了最為馴服的統治工具，泰納說：「在自由和平等的布道下，頃刻間，他便把他們的專制本能欲望、發號施令的欲望、強過別人的欲望盡收眼底。此外，絕大多數的下屬也都對金錢和享樂充滿渴望。救國委員會的代表和帝國的部長、行政長官、專區區長之間的差距並不大，他們只是穿著兩套服裝的同一人，只不過前者著短上衣，後者穿繡花外套。」 平等教義取得的第一個成果就是資產階級要求人民主權的申明。這個申明一直是純理論上的空談，至少在整個大革命時期都是如此。 平等原則是大革命的遺贈。在共和格言中分列在「平等」左右的「自由」和「博愛」兩個詞基本沒有什麼大的影響。人們甚至可以說，在整個大革命以及帝國期間，除了裝扮語句之外，它們幾乎毫無用處。 此後它們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博愛根本沒有被用於實踐，人們也幾乎不在意自由。實際上，工人們把自己的自由完全交給了工會。 總而言之，儘管共和格言極少用於實踐，但它的影響特別巨大。除了這三個著名的詞語之外，法國大革命在人民的心目中業已蕩然無存，這三個詞成了人民的福音書，成了橫掃整個歐洲的利器。 * * * [1] 孔多塞（1743－1794）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最傑出的代表之一，同時也是一位數學家和哲學家。他親身參加了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他是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的重要奠基人，並起草了吉倫特憲法。他也是法國革命領導人中為數不多的幾個公開主張女性應該擁有與男子相同的財產權、投票權、工作權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權的人之一。1793年7月，執政的雅各賓派以「反對統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國的密謀者」為罪名追捕孔多塞，後者於9個月後，即1794年3月服毒身亡。——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