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與革命心理學 · 第二篇 革命中的主流心理形態

第一章 革命中個體性格的變遷 一、人格的變化 我一直強調存在著一種性格理論，不藉助這種理論，就絕不可能理解行為在某些時候的變遷，特別是在革命時期的變遷。以下就是其中的主要觀點。 如果環境不變的話，那麼個體慣常的精神心理幾乎也是一成不變的，但在重大事件發生之時，每位個體的性格都有可能發生改變。 我們身邊的人都是一些特定的但非所有的環境的產物。每一個「我」都是由不計其數的「小我」（moi celluaire）組合而成的，它是祖先人格的沉澱物。在社會環境不變的時候，這些「小我」之間達成了相當穩固的平衡關係。一旦環境發生重大改變，如在動盪時期，這些平衡即被打破，組合體隨之解體並重組為一種新的人格（personnalité），由此，同一個體便表現出與其之前截然不同的一些思想、情感、舉止。在法國大恐怖期間，一些因文雅而著稱的原本誠實的資產者和溫和的官員卻變得嗜血成性就是這個道理。 在環境的影響下，先前的人格可以完全變成另外一種人格。重大政治或經濟危機的始作俑者在這點上似乎與我們有著本質的不同，但其實他們與我們無異。同樣的事件會塑造出同樣的人。 拿破崙對性格的變化感觸最為深刻，他在聖赫勒拿島（Sainte Hélène）說： 「因為我深知，偶然性在我們做政治決策中的作用，還因為我對在動盪年代帶領群眾的黨派，一直毫無偏見且極為寬容……在革命中，人們只能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因為若斷言人們別無選擇，這也許不明智……當人們想公正無私時，卻發現人性是最難把握的。人們彼此會主動去了解與解釋嗎？這就是環境造就的善與惡。」 當正常的人格在某些事件的影響下分崩離析後，新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呢？有若干種途徑可以為之，其中最為有效的是藉助一種強烈的信仰。信仰可以將所有的知性因素加以規整，就像磁鐵把磁性金屬粉末聚合為有規則的曲線一般。 在十字軍東征、宗教改革運動，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這類的重大危機時期，所觀察到的那些個性就是如此形成的。 在正常時期，環境幾乎沒有變化，人們只會觀察到身邊的個體都是清一色的一種人格。但在某些環境下，人們卻會有好幾種人格，且彼此之間會相互取代。 這些人格彼此間可以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對立的。這種現象在正常狀態下尚不顯山、不露水，但在某些病理情況下就會特別明顯。一個人身上有數種人格的例子，在病態心理學中多有記載，莫頓·普林斯（Morton Prince）和皮埃爾·雅內（Pierre Janet）二人曾數次提及。 在整個人格變遷中，智力是不變的，只是情感在變，情感聚合形成性格。 二、革命年代主流集體性格的構成因素 在革命中，人們發現通常被壓制的多種情感得到了發展，社會約束被摧毀後，便任由這些情感宣洩了。 這種由法制、道德、傳統構建而成的社會約束，並不會被完全打破。其中若干個約束歷經動亂而存續下來，並對遏制危險的情感迸發起到一定的作用。 最強的約束來自於民族意識，它決定了同一個民族中大部分個體的觀察、感受、意願等心理活動的方式，構成了代代傳承的習俗，沒有比習俗更為強大的民族紐帶了。 民族意識的影響力限制了民族的改變，儘管有一些表淺的變化，但民族命運的走向依舊是可控的。 僅從歷史敘述便可看出，法國民族心理在一個世紀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極短的時間內，這種心理便經歷了從法國大革命到愷撒主義，接著便是復辟，隨之又是革命，最後出現一位新愷撒。但實際上發生改變的只是事物的表層。 我們不必在一個民族發生改變的程度上做過多糾纏，馬上要探討的是一些情感因素。在革命期間，正是這些因素的演變導致了個體或集體人格也發生了變遷。這裡特別要提及的是仇恨、恐懼、野心、嫉妒、虛榮以及熱情等因素。因為人們已經注意到這些因素在歷史動盪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作用，法國大革命為我們提供了所需的素材。 仇恨 當人們研究大革命期間人的心理時，最讓人震驚的情感便是仇恨，人們因仇恨而革命，他們仇恨人、仇恨事、仇恨制度。他們不但仇恨敵人，連自己陣營中的成員也仇恨。最近有位作家便寫道：「如不加保留地聽信他們彼此對對方的評價，那麼他們都將會是叛徒、無能之輩、誇誇其談者、賣身投靠者、殺人犯或暴徒。」人們知道，吉倫特派、丹東派、埃貝爾派 [1] （Hébertiste），羅伯斯庇爾派等，它們之間你死我活的纏鬥就是出於這種仇恨，一種置對手於死地也難以消解的仇恨。 產生這種仇恨的主要原因就是這些狂躁的宗派分子，自視為掌握絕對真理的使徒，他們像所有信徒一樣，容不得其他的見解。神秘主義的或情感主義上的自信，使其總是強求別人歸順自己，一旦有機會進行屠殺時，他們絕無罪惡感，也絕不退縮。 仇恨使得法國大革命的參與者們彼此心存芥蒂，若這些仇恨源自理性，那麼它將不會長久，如仇恨源於神秘主義的或情感主義的因素，那麼它就無法消弭。派系雖有不同，但仇恨卻是同源，同樣都用暴力來宣洩仇恨。一些文獻表明，就血腥程度而言，吉倫特派的所作所為並不比山嶽派好多少。依據時任巴黎市市長佩蒂翁（Pétion）的說法，第一個提出失敗的黨派應該滅亡的是吉倫特派，根據奧拉爾的描述，吉倫特派還試圖讓九月大屠殺合法化。大恐怖不應當被視作一個簡單的自衛手段，而應當將其看成是獲勝方的信徒用來對付其厭惡的敵人的慣常的摧毀手段。最為崇尚思想多元化的人卻無法容忍異己的信仰。 在政治或宗教衝突中，失敗者不可能得到寬恕。自蘇拉 [2] （Sylla）割斷200名議員以及5000～6000名羅馬人的喉嚨時代起，直至1871年 [3] 的巴黎公社的勝利者在獲勝後用步槍和機槍射殺約2萬戰敗者，這條血腥的定律就從來沒有失效過。過去是這樣，將來仍會是這樣。 另外，大革命的仇恨並不僅僅源於信仰上的分歧。其他的情感如嫉妒、野心、自尊心同樣也可滋生仇恨，它們對不同派系間的仇恨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個體間爭奪支配權的鬥爭，將各個集團的領袖們一個個送上了斷頭台。 還需注意的是，分裂以及由分裂帶來的仇恨似乎就是拉丁民族靈魂的構成要素。我們的高盧祖先就為此而喪失了獨立性，連愷撒也為此而大為感喟： 「沒有哪座城市不分為兩派；沒有哪個州、哪個村、哪個家庭不為自己的派系歸屬而苦惱，若某個城市在一年中沒有起兵攻伐或禦敵，那將是一件相當稀罕的事。」 人類只是剛剛步入知識時代，而之前則一直受情感和信仰所擺布，因此，對仇恨在人類歷史中的巨大作用可想而知。 指揮官兼軍校教員科蘭（Colin）在下面的文字中，指出了情感因素在某些戰爭中的重要性： 尤其在戰爭中，沒有什麼東西比仇恨更具有煽動性了；仇恨讓普魯士人戰勝了拿破崙。那些最為經典的戰役，那些最為關鍵的軍事行動，若不是天才的腓特烈大帝或拿破崙的傑作的話，那麼就必然是激情而非算計的結果。1870年的戰爭 [4] ，如沒有德國人對我們的仇恨，戰爭的結果如何就很難說了。 作者在此還應當添加上日本人對俄國人強烈的仇恨，俄國人對日本人曾經百般羞辱，這是日本人獲勝的因素之一。俄國士兵幾乎無視日本人的存在，對其就更談不上有什麼仇恨，這也是俄國人失利的原因之一。 法國大革命期間談論較多的無疑是博愛，至今依然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和平主義、人道主義、團結主義是進步政黨掛在嘴邊的口號，不過人們清楚，隱藏在這些字眼之後的仇恨有多深，它對現實社會的威脅有多大。 恐懼 恐懼在革命中的作用幾乎和仇恨是一樣的。法國大革命既展現了個體的巨大勇氣，也呈現了集體的極度恐懼。 面對斷頭台，國民公會議員總是大義凜然；但是在騷亂分子衝擊議會進行威脅時，他們卻表現得十分懦弱，面對最為荒謬的要求也是唯唯諾諾，這點我們將在總結革命議會歷史時再行贅述。 這個時期的恐懼形式多種多樣。最普遍的恐懼形式便是溫和。國民公會的成員、檢察官、特邀代表、革命法庭的法官等，都競相抨擊對手，以彰顯自己的激進。恐懼是這個時期的犯罪動機之一。如果出現奇蹟，恐懼得以在革命議會中銷聲匿跡的話，那麼他們的行為就將完全是另外一副樣子，大革命也將因此而走向完全不同的一個方向。 野心、嫉妒、虛榮及其他 正常情況下，各種情感因素的影響力都受到社會規範的制約。例如，在一個等級制的社會裡，野心必然要受到限制。一個士兵有可能成為將軍，但必定要經歷漫長的等待。但在革命時期就不必等待了。鑒於每一個人都可以在極短時間內爬上社會頂層，因而，大家的野心都是極度膨脹。最卑微的人都自認為可以勝任最高的職位，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其虛榮心便一發不可收拾。 在野心、虛榮心等所有的激情都同時受到一定的抑制之際，對一夜間飛黃騰達的人的嫉妒卻在日漸滋長。 在革命時期，嫉妒的作用一貫是重大的，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對於貴族的嫉妒是誘發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資產階級已經崛起，並在能力上和財富上完成了對貴族的超越。儘管和貴族們的融合越來越深，但是和貴族們的距離感還是無法消除，由此便滋生出一種特彆強烈的憤懣。這種精神狀態讓資產階級在不知不覺中成了「平等」哲學教條的忠實擁護者。 嫉妒心和受傷害的自尊心是引起仇恨的原因。如卡里耶、馬拉等幾位國民公會議員，每當他們回憶起自己在大貴族門下謀生的情形，無不憤恨不已。但在貴族社會影響力蕩然無存的今天，我們實在不理解這種仇恨。 羅蘭（Roland）夫人絕不會忘記，在舊社會的某天，自己和母親在一位貴婦人家做客時被人領到配餐室去吃晚餐的情景。 哲學家里瓦羅爾在下面這段話中明確指出了受傷害的自尊心和嫉妒心在誘發革命仇恨過程中的作用，泰納（Taine）也曾引用過這段話： 最讓國民痛恨的既不是稅賦，也不是密函，既不是當局的貪瀆，也不是總管的欺凌和司法的拖沓，而是貴族們的歧視，國民對這種歧視深惡痛絕。得出這種結論在於這樣的事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富裕人士以及所有嫉妒貴族的人們，他們從鄉村到城市，四處鼓動市民、農民們起來對抗貴族階級。 上述精確的分析也部分證實了拿破崙的話：「虛榮心導致了大革命，自由只是大革命的藉口。」 熱情 大革命發起者的熱情絲毫不亞於穆罕默德信仰的傳播者。資產階級在第一次國民會議時打算建立起來的正是一種宗教。他們意欲摧毀一個舊社會並在其廢墟上建立起一個不同的文明。誘人的幻想打動人心。新教義所宣稱的平等和博愛將給所有人帶來永恆的幸福。人們將告別黑暗的、野蠻的過去。新生的世界在純理性光輝的照耀下熠熠奪目。最雄辯的說辭在各地迴蕩，迎接依稀可見的黎明的到來。 這份熱情之所以很快就演變為暴力，是因為覺醒是迅速且可怕的。不難想像，當夢想在現實生活中碰壁後會激起怎樣的怒火，而大革命的先行者們正是帶著這份怒火奮起反抗的。他們起初想拋棄過去、忘記傳統、重塑人類。然而過去卻揮之不去，人們也拒絕自我改變。改革家們雖步履維艱，卻不打算放棄。他們試圖用獨裁來推行自己的主張，結果卻適得其反。人們立刻便懷念起被推翻的政權，最終導致復辟。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說最初的熱情在國民議會中並未持續多久，但在軍隊中卻一如既往，並成了軍隊主要的動力。事實上，早在法國成為共和國之前，大革命的軍隊便已信奉共和主義了，而在法國不再是共和國之後很久，軍隊依然信仰共和主義。 本章所分析的性格上的變化其產生的前提條件有兩個：要有一定的共同的期待，要有相一致的環境變化，而這些變化最終固化成為幾種均質的心理狀態。其中最為典型的有四類心理：神秘主義心理、雅各賓心理、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 * * [1] 法國大革命期間，雅各賓派的左翼。——譯註 [2] 蘇拉（約公元前138年—公元前78年），古羅馬政治家，軍事家，獨裁官。蘇拉長期在軍隊中擔任統帥，公元前88年他當選執政官，並被元老院選為東征統帥。 [3] 此處在「巴黎公社」前添加「1871年」（原文沒有）是為了和大革命期間的巴黎公社相區別。——譯註 [4] 1870～1871年普魯士同法國之間的戰爭。因爭奪歐洲大陸霸權和德意志統一問題，普法兩國之間關係長期緊張。1870年7月14日，俾斯麥發表了挑戰性的「埃姆斯密電」，觸怒了法國政府。7月19日，法國對普宣戰。戰爭開始後，法軍接連敗北。9月2日，拿破崙三世親率近十萬名法軍在色當投降。4日，巴黎爆發革命，成立第二共和國。但普軍仍長驅直入，包圍巴黎。1871年1月28日，巴黎失陷，兩國簽訂停戰協定。2月26日，雙方在凡爾賽簽訂初步和約。5月10日在法蘭克福簽署了正式和約。這一次戰爭使普魯士完成了德意志統一，結束了法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譯註 第二章 神秘主義心理和雅各賓心理 一、革命年代主流心理的分類 分類在於把一種連續的事物割裂開來使之成為片段，若無分類，科學研究便無法進行，鑒於此，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說，分類是人為的。由於連續只有在中斷的形式下才能加以端詳，因而分類是必需的。 如要把在革命時期觀察到的種種心理進行切分，則定要把彼此重疊、交織、交錯在一起的一些因素區別開來。而為了得到明晰的認識，則必然要犧牲一定程度上的精確性。前一章節末尾所列舉的且我們在此要描述的那幾個基本類型涵蓋了尚未被分析過的一些群體，人們有必要弄清楚它們的來龍去脈。 我們已經分析過，人的行為是在一些各不相同的邏輯的支配下進行的，這些邏輯相互並列。通常，它們彼此間互不影響，但在各種事件的影響下，它們之間會產生衝突，彼此間的差異也會由此變得異常明顯，並使得個體和社會產生諸多的混亂。 在我們馬上要談及的雅各賓心理中，神秘主義邏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該邏輯並非唯一發揮作用的邏輯。其他形式的邏輯如情感邏輯、集體邏輯以及理性邏輯，會依據環境的變化而發揮主要作用。 二、神秘主義心理 在此先不談情感邏輯、集體邏輯以及理性邏輯，而只關注神秘主義因素在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國大革命中的支配作用。 神秘主義意識的特點表現在它賦予一些人或事物以一種神秘力量，並以偶像、圖騰、文字和程式來使之具體化。 神秘主義意識是一切宗教的基礎，也是絕大多數政治信仰的基礎。但政治信仰一旦被剝離了其賴以為繼的神秘主義因素便會崩塌。 神秘主義邏輯與受其左右的情感和激情相結合，給群眾運動注入了情感和激情的力量。極少有人準備為理性而犧牲，但卻有非常多的人心甘情願為其膜拜的神秘主義理念而奉獻生命。 法國大革命的信仰所激起的神秘主義的狂熱堪比之前出現的由各種宗教所引發的狂熱。但大革命信仰只是對數世紀以來根深蒂固的傳統心理加以引導、改變而已。 由此，國民公會成員所流露出來的狂熱就很好理解了。他們的神秘主義心理和宗教改革運動時期的新教教徒們的心理沒什麼兩樣。大恐怖時期的主角們，例如，庫通（Couthon）、聖茹斯特（Saint-Just）以及羅伯斯庇爾等人，實際上就是大革命信仰的使徒。他們就像波利厄克特 [1] （Polyeucte）一樣，摧毀供奉著虛無的神的祭台，以便宣揚自己的信仰，他們渴望說服所有的人。他們的熱情泛濫，堅信自己的神秘主義範式足以推翻一切君王，他們迫不及待地向國王們宣戰。游移不定的信仰總是不敵強烈的信仰，因而他們在歐洲得以所向披靡。 大革命領袖們的神秘主義意識還一覽無餘地體現在其公共活動中。羅伯斯庇爾確信自己有來自上天的支持，他在一次講話中確認，至高無上的神「自世界之初始便已敕諭施行共和制」。他以一種國教大祭司的身份，促使國民公會頒布一項法令，宣稱「法蘭西民族承認至高無上的神的存在以及永恆的靈魂」。在至高無上的神的節日裡，他端坐在王座上，進行長時間的布道。 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雅各賓俱樂部最終擔負起了宗教評議會的所有職能。瑪克西米利安 [2] （Maximilien）在此間宣布了「偉大的神的旨意：眷顧受欺壓的無辜者，懲罰霸道的作奸犯科者」。 所有批評雅各賓正統性的異端分子都被驅除出教會，也即被送交革命法庭處理，其下場也唯有被送往斷頭台。 神秘主義心理最典型的代表便是羅伯斯庇爾，但它並沒有隨著羅伯斯庇爾的死亡而消亡。一些具有這種心理的人物至今仍然活躍在政治舞台上。駕馭他們靈魂的不再是古老的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條，他們如羅伯斯庇爾一樣，一有機會便要將自己的政治信條強加給他人。各個時代的神秘主義分子，一旦他們執掌權柄，為了宣揚自己的信仰，都會採用同樣的規勸辦法，即時刻準備進行屠殺。 羅伯斯庇爾擁有眾多追隨者也就很自然了。類似他的人數以千計。人們把羅伯斯庇爾送上斷頭台，但他的思維觀卻沒有被一道處死。這些思維觀伴隨著人類繼續存在下去，直至其最後一名信奉者。 革命的神秘主義因素被眾多歷史學家所忽視。他們一直致力於藉助理性邏輯來解釋與理性邏輯無關的諸多現象。我已經在另一章中引用了拉維斯和朗博先生在其合著的史書 [3] 中的一段話，其中宗教改革運動被解釋成為「普通百姓基於一種極為虔誠的知覺（conscience）和一種極為大膽的理性（raison）而進行個人獨立思考（réflexion）的產物」。 若認為這些運動的發生是出於理性，那麼就永遠不會弄懂這些運動。改變世界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它們有著共同的起源並遵循著同樣的規律。信仰的形成與理性無關，反之，它們還與理性相悖。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宗教改革、巫術、雅各賓主義、社會主義、通靈論等信仰，它們看起來差異很大，但我還要再重複一次，它們都是在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基礎之上形成的，它們遵循的邏輯與理性邏輯不相干。這些信仰的意義在於其恰好證明了理性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改造信仰。 我在一份報刊上看到一篇專門談論剛剛履職的一位部長的文章，該文章淋漓盡致地呈現了我們當代的政治使徒們的神秘主義心理。 一問起這位A先生是屬於哪類人，答案也許是他是沒信仰的人。真滑稽！我們非常清楚他沒有任何確定的信仰，他詛咒羅馬天主教和日內瓦新教，他排斥一切傳統的教義及一切已知的教會。他與信仰堅決地決裂，僅為騰出一塊空地來構建自己的教會，但他的教會只會更專橫，其宗教裁判所的殘忍度不亞於人所皆知的托奎馬達 [4] （Torquemada）宗教裁判所。 他宣稱「我不接受學校中立。我們要求世俗的教育要全方位進行，由此，我們反對教育自由化」。他之所以沒有提及動用火刑，是因為道德的進步，使他不得不有所顧忌，縱然在某種程度上他對此不以為然。儘管他無法繼續對人施虐，但他卻可以使用世俗的力量來扼殺異己的學說。這就是宗教裁判所法官們的做法，是對思想的扼殺。這位自由的思想家的思維是如此自由，以至於在他看來，任何他所排斥的哲學不僅是荒謬怪誕的，而且還是罪惡的。他自詡掌握著絕對的真理。他堅信，任何與其相悖的人都是可憎的，都是人人得而誅之的。他絲毫不認為自己的觀點僅是一種臆測，他自己的觀點就是旨在消滅神權，但他卻強調自己神聖的特權，這點尤為荒謬。或者可以說，他在聲稱要消除神權的同時，卻又以另一種方式重建了神權。看到這個神權，人們不禁想起以前的神權來。這位A先生是理性女神的信徒。他把理性變成了一位嗜好祭品的壓迫別人的摩洛克神。除了他自己和其同黨之外，任何人都沒有思想的自由，這便是A先生的自由思想。這樣的前景的確很吸引人。但為了它，數世紀以來，人們業已摧毀了太多的偶像。 為了保障我們的自由，我們希望這些陰鷙的狂熱分子不要變成我們的統治者。 鑒於理性帝國並非建立在神秘主義信仰之上，因此，有關革命或政治思想的理性價值是如何形成的討論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只是對這些信仰的影響感興趣。那些有關人的平等設想，有關人的與生俱來的善良本性，有關依法重塑社會等方面的理論，它們都已經被觀察和實踐所揭穿，這點也無須多言。不切實際的幻想應該是人類已知的最強大的行為動因。 三、雅各賓心理 儘管「雅各賓心理」一詞並非屬於分類法範疇，但我還是想用這個詞，這是因為它高度概括了一類客觀存在的心理類別的所有特徵。 這種心理支配著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但卻不是他們所特有的，因為這種心理至今仍是我們政治中最為活躍的因素。 上文所探討的神秘主義心理是雅各賓心理的一個基本要素，但並非全部。我們馬上來探討其中其他的相關因素。 雅各賓黨人絲毫沒有意識到他們自身的神秘主義意識。反而聲稱自己僅遵循純理性的指導。在大革命期間，他們不停地提及理性，並把理性作為自己行動唯一的指南。 大部分的歷史學家都認可了雅各賓黨人的意識是出於理性主義這樣一種觀點，泰納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這導致他在探究雅各賓黨人的大部分行為的源頭之時過多地仰仗理性。不過他在對雅各賓黨人的分析中也有很多的真知灼見，鑒於其中不少廣為人知，在此僅僅引述最為重要的部分。 過分的自尊和教條主義推理，二者在人類身上都不少見。雅各賓精神的這兩個根基在每一個國家都是深藏不露且綿延不絕的。二十年前，一個年輕人降臨到這個世界上，他的理性和自尊同時受到了挫折。無論他來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從純理性而言，首先這個社會都是一個不堪的事物，因為這不是一個明理達觀的立法者依據一個簡單的原則建立起的社會，這是數代人依據自身諸多莫衷一是的需要、前赴後繼建設起來的社會。社會不是邏輯的產物，它是歷史的產物，面對這個古老巨大的建築物，它的基石是隨意選定的，它的建築結構是鬆散的，它有很明顯的修補痕跡……對此，剛到來的這個理性主義者（un raisonneur débutant）只能無奈地聳聳肩。大部分的年輕人，尤其是那些有著自己追求的年輕人，在走出校門之際，或多或少都受到雅各賓思想的影響……正如腐質土壤適宜長蘑菇一樣，社會的腐質適合雅各賓黨人的繁衍生息……看看雅各賓思想的真實的豐碑……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的演說，立法議會和國民公會的辯論，吉倫特派和山嶽派人的高談闊論、致辭和報告……從未有過如此空洞無物的長篇大論，一味地嘮嘮叨叨、廢話連篇、信口雌黃、華而不實，真理就這樣湮滅在乏味單調的誇誇其談中……雅各賓派無比推崇的就是自己理性主義腦海中的那些空想；在雅各賓黨人看來，這些空想要比活生生的人更真實，雅各賓黨人唯一考慮的便是這些空想為其帶來的選票……雅各賓派真誠地希望能有大批的追隨者前呼後擁伴其前行……雅各賓派會依據自己的意志塑造出數以百萬計的形上學的意志，這些意志將會異口同聲地支持它，它則要以自己的聲音對外面勝利的歡呼聲做出內在的回應，狀如一場大合唱。 除了敬仰泰納的描述外，我還認為，他沒有準確把握雅各賓派其真正的哲學。 在大革命時代以及如今，真正的雅各賓黨人的意識都是由諸多因素構成的，對其應該加以解構，以便明確其中各因素的作用。 這個分析首先便為我們揭示出，雅各賓黨人並非理性主義者，而是教徒。他們的信仰並非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用信仰來塑造理性，即便其言語中充斥著理性主義，但其思想和行為中還是罕見理性的蹤跡。 一位被人指責言行不一的理性雅各賓分子（un Jacobin raisonnant），應該有時會傾聽理性的聲音。但對自大革命至今的觀察表明，雅各賓黨人從來就不曾受到某種理性思考（un raisonnement）的影響，無論該思考正確（justesse）與否，當然這也是雅各賓黨人的力量所在。 為什麼雅各賓派會這樣？唯一的原因是其目光短淺，這使得它無法擺脫強烈衝動的影響，而任由衝動左右。 但僅有豐富的激情與微不足道的理性這兩個因素尚不足以構成雅各賓心理，還有另外一個因素。 激情支撐著信念，而非創造了信念。不過，真正的雅各賓黨人都有堅定的信念。那麼這些信念的支撐會是什麼呢？至此，上文我們提及過的神秘主義因素便浮現出來。雅各賓主義是一種神秘主義，它用新的神代替了古老的神，它憑藉文字和慣用語的力量，使得新的神擁有了一種神秘的力量。為了侍奉這些挑剔的神，它不惜訴諸最為暴力的手段。如今的雅各賓分子投票通過的法律可茲證明。 雅各賓心理多見於性格偏執和狂熱的人，他們的思想僵化、狹隘，聽不進任何批評以及任何有悖於其信仰的意見。 神秘主義以及情感主義因素左右著雅各賓黨人的靈魂，導致其行為做事過於簡單化，他們只知道事物間膚淺的關係，他們把腦子裡一閃而過的念頭當成是事實。他們不懂事物之間的前因後果，他們眼裡只有自己的夢想。 大家知道，雅各賓分子犯錯並非由於其理性邏輯過多，而是其理性邏輯太少，這也是他們變得如此危險的原因。在有識之士猶豫、卻步的地方，那些幾無理性的雅各賓分子卻在衝動的裹挾下大大咧咧走上前去。 即便是一個偉大的理性雅各賓主義者，也絕不意味著他是受理性的支配，他其實是受神秘主義和激情的左右，但卻自認為在理性的支配下行事。像所有囿於自身信仰不能自拔的堅定分子一樣，雅各賓黨人也無法擺脫自己的窠臼。 雅各賓分子是真正的好鬥的神學家，其與前一章中描述過的加爾文的門徒驚人地相似。這些加爾文門徒在其信仰的蠱惑下，什麼都不能使之屈服。所有與其信仰相悖的人都應當被處死。他們也像是一些強大的理性主義者一樣，認為只有理性指引自己，卻不知自己被秘密的力量所左右，而事實上，神秘主義和激情才是他們唯一的主宰。 真正理性的雅各賓黨人是令人難以理解的，他的存在只會讓理性感到絕望。相反，充滿神秘主義色彩的狂熱的雅各賓分子卻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上述三種因素——幾許理性、強烈的激情和濃厚的神秘主義——是構成雅各賓精神的三種真正的心理因素。 * * * [1] 波利厄克特，高乃依的同名小說（1643）中的主人公。他總是燒毀自己崇拜過的東西。這些東西曾是他的上帝，他燒掉它們，不讓它們絕對化。他受神旨的感召，反抗羅馬統治者的迫害，為基督教事業獻出自己的生命。——譯註 [2] 也即羅伯斯庇爾，其全名為馬克西米連·德·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譯註 [3] 拉維斯和朗伯（Ernest Lavisse et Alfred Rambaud）合著的《5世紀至今通史》（第一卷）。——譯註 [4] 托奎馬達（1420—1498），西班牙多米尼克教派修道士，是西班牙第一任宗教裁判官。——譯註 第三章 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一、革命心理 我們剛剛討論了神秘主義的因素是雅各賓靈魂的組成部分之一。接著我們就來看看它在另外一種心理模式也即革命心理中的模樣。 每一個時期的社會總包含有一定數量的焦慮、彷徨和不滿的人，他們隨時準備起來反抗既定的社會秩序。他們對造反有著赤裸裸的嗜好，即便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能輕而易舉地實現了他們的欲望，他們依然還要造反。 這種特殊的心理通常是由於個體難以適應環境造成的，它也許源於極端的神秘主義。不過這種心理也可能是一種性情上的問題或是一些病理問題。 這種造反欲望也有程度上的差異，可以從單純以話語來發泄對人和事的不滿，一直到暴力摧毀。有時候，無處發泄的革命怒火只能朝自己發泄。俄國就充斥著這類瘋子。如閹割派（skopzis） [1] 以及其他類似派系的門徒們，在縱火及向人群中亂扔炸彈依舊不能滿足他們之後，他們開始自相殘殺。 這類終身造反者一般都是一些受心理暗示影響的人，他們的神秘主義靈魂受到一些揮之不去的念頭困擾。儘管他們的行為看起來勁頭十足，但實際上他們性格軟弱，無法抵禦衝動，因而被衝動所左右。激勵他們的神秘主義意識是其暴力行為的根源，也是他們自視為偉大的改革者的緣由。 在正常情況下，社會的反叛者受到法律、環境的約束，簡而言之，受到社會規定的約束，因而發揮不了影響。在混亂不堪的年代，這些約束被弱化，反叛者便得以興風作浪、為所欲為，並成了各個運動的領導者。革命的動機對他們而言是不重要的，紅旗也好，白旗也罷，甚至道聽途說的國家解放，為了這些，他們無所畏懼，寧可犧牲自己。 革命精神並不總是意味著走極端，這樣很危險。革命精神若非源於神秘主義或衝動，而是源於理智，那它就是進步的源泉。獨立的精神造就出理智的革命者，仰仗這種革命者，一種文明方可成功地擺脫那業已變得過於沉重的傳統和習慣的桎梏。科學、藝術、工業等，無不藉此實現了進步。伽利略、拉瓦錫、達爾文、巴斯德就是這樣的革命者。 一個民族沒必要擁有太多這樣的革命者，但必定要有幾個這樣的人。否則人們至今還會居住在洞穴中。 發明創造道路上的這種革命膽識，需要一些非比尋常的能力與之相配。尤其需要一種精神的獨立，以避免世俗觀點的影響，還需要一種判斷力，以把握掩藏在相似的外表之下的本質。這種類型的革命精神是創造性的，而之前提及的革命精神卻是破壞性的。 革命心理其實反映的是個人生活中的某些心理狀態，但若過度了，就成了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病態心理。 二、犯罪心理 所有的文明社會都必然會受到一些社會殘渣的拖累，這些人要麼是智力有缺陷的，要麼是難以適應社會的，抑或是有著各式污點的。流浪漢、乞丐、通緝犯、小偷、殺人犯、窮光蛋，這些得過且過的人構成了大城市的犯罪群體。在尋常時期，這些文明的棄兒多少受到警察和憲兵的管束。但到了革命時期，不再有任何的約束，他們便殺人越貨，肆無忌憚。各個時期的革命者從這些人中肯定能找到兵源。這些人嗜好搶劫和謀殺，而對他們所應捍衛的事業感到無所謂。一旦發覺在對立陣營中殺人越貨的機會更多的話，他們便會立刻投靠對方。 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罪犯，他們是社會的痼疾，除此之外，還有所謂半犯罪群體。偶爾作奸犯科者，他們絕非造反者，對於既定秩序的畏懼使得他們不敢造次，一旦秩序弱化，他們便加入到革命幫派中去。 這兩類罪犯——慣犯和偶爾的罪犯——構成了一支只會製造混亂的不安分的軍隊。但所有的革命者，所有的宗教或政治團體的創建者們，卻時常要仰仗他們。 這部分有著犯罪心理的群體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他們總是出現在此起彼伏的騷亂的第一線。部分歷史學家說起人民的意志便滿懷激動，偉大的人民帶著武器，槍尖上挑著剛剛砍下的人頭，侵入議會大廳，向國民公會表達自己的意志。如果人們分析這些所謂偉大人民的代表的組成成分，人們就會發現，除了一小撮頭腦簡單跟著領導人亦步亦趨的人之外，剩下的就是我在前文剛剛描述的那些匪徒。諸如，九月大屠殺以及法國路易十六王室蘭伯娜（Lamballe）公主被殺這類不計其數的殺戮都是這些人的傑作。 從制憲議會到國民公會無不對其膽戰心驚，他們蹂躪法國長達十年。如果老天開眼，將這支犯罪軍隊加以剪除，那麼大革命的進程就會截然不同。大革命從頭至尾都充滿血腥。理性對於他們是無可奈何，他們對理性也是不屑一顧。 * * * [1] 18世紀下半葉出現在俄羅斯的東正教的一個分支，英文名為skoptsy，中文名為「閹割派」，男教徒自行閹割，女教徒自切乳房。——譯註 第四章 革命群眾的心理 一、群眾的一般特徵 無論革命的起因是什麼，革命只有在深入人心之後才能達到效果。革命是人民群眾心理的一種反應。 儘管在另一本著作中我們已經研究過集體心理，在此我還要再次複述一下其中的主要規律。 作為群體的一分子的人，與孤零零的一個人大不相同。有意識的個性（individualité）湮沒在無意識的集體的人格（personnalité）之中。 個體要獲得集體的心理，並非一定要有實質性的接觸。特定事件誘發出來的激情和封閉的共同情感足以使得個體產生集體心理。 瞬間形成的集體靈魂是一種特殊的情結。其主要特徵便是：完全處在一些無意識的因素支配之下，並服從於一種特殊的邏輯——集體邏輯。 此外，還有其他的一些群體特徵如極端的輕信、敏感、輕率以及理智的缺乏等。斷言、傳染、重複、威望是唯一說服他們的方式。事實和經驗對他們不起作用。可以做到讓群眾接受一切，而在群眾看來，一切皆有可能。 由於群眾的極度敏感，因此他們的情感，無論好壞，都是誇張的。在革命年代，這種誇張尤為明顯。一點微不足道的刺激便可促使群眾做出可怖的行動。在平時就泛濫的輕信，到革命時期就變得越發不可收拾。最為離奇的故事他們都相信是真的。亞瑟·楊（Arthur Young）說他在大革命期間，在克勒蒙（Clermont）附近遊山玩水時，他的導遊被當地人截住，原因是當地百姓認為他是受王后的指使，要來此處埋設炸藥，以便炸毀這座城市。最為可怕的是關於王室的流言蜚語，在其中，王室家族成員被描繪成為一群吸血鬼和食屍怪。 上述特徵反映了群體中的人往往極度偏離文明，他們幾乎成了野蠻人，身上具有野蠻人的所有特徵，如突發的暴躁、熱情和英雄主義等。從智力角度看，群體智力總不如一個孤立的人的智力高。而從道德和情感角度看，群體是高於個體的。群體既很容易犯罪，也很容易自我犧牲。 個體的特徵湮滅在群體中，群體的行為對於構成群體的個體的影響是巨大的。吝嗇的人會變得慷慨大方，懷疑主義者會變成堅定的信仰者，正直的人會變成罪犯，懦弱的人會成為英雄。這樣的例子在大革命期間不勝枚舉。 作為陪審團或議會的一員，集體做出裁決或者投票形成法律，這是個體狀態下的個體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集體對個體影響最為顯著的結果之一便是他們的情感和意志綜合在一起。這種心理上的融合賦予集體巨大的力量。 心理上的這種聯合源於群體中的情感、舉止和行為的相互傳染。個人的愛、恨、憤怒在群體中會立刻得到響應和疊加。 這種共同的意志和情感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們通過傳染得到傳播，但這種傳染首先需要一個觸發點。領袖便是這個觸發點。我們稍後便來談談領袖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沒有領頭人，群眾便是一盤散沙，形成不了合力。 了解支配群體心理的規律是闡述法國大革命事件、理解革命議會行為以及參與其中的人的特殊轉變所必不可少的。在集體無意識的力量的推動下，人們經常說著言不由衷的話，贊同他們原本不贊同的事情。 即便集體心理規律往往被高明的政治人物所洞悉，但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政府對此從過去至今仍是不明就裡。正是由於對此不知，因而很多政府便會輕易地倒台。某些政權特別是路易-菲利普政權，就因為這而被一場小小的騷亂所輕鬆推翻，由此可知，忽視集體心理的後果是多麼嚴重。1848年，原本足以保護國王的軍隊，由於其統帥的無知，任由軍隊和百姓混雜在一起，軍隊在百姓的暗示和傳染之下變得茫然不知所措，竟而連自己的職責都無法履行。軍隊的統帥不太清楚的是，群眾實際上對威望是極其敏感的，因此，需要對其展示自己的威嚴，以便迅速遏制其敵對的行為。另外，聚集的人群應當立即加以驅散。如今，所有這些都在實踐中得到了證實，但在那個時代，人們對此是無法理解的。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群眾心理學更是不為人所知。 二、穩定的民族精神如何規約群眾精神的搖擺 一個民族在關鍵時刻可以被視作一個群體。民族擁有群體的部分特徵，但是民族的這些特徵其變遷卻受到了民族精神（l』âme de la race）的制約。民族精神擁有短暫的群體精神所不具有的穩定性。 一個民族的精神是長期積澱形成的祖傳的精神，它支配著群體的精神。 民族是由利益、性情各不相同的集團構成的，這點與群體不同。反之，分屬不同社會集團的個體們可以同時出現在一個有確切意識的群體中，如一次集會。 一個民族和一個群體一樣都是易變的，但是別忘了，在表面的易變、熱情、暴力、破壞之下，民族精神仍捍衛著其極為頑強的、保守的本能。大革命及其後一個世紀的歷史向我們昭示了保守精神最終還是支配破壞精神的。一個體制被打破，但很快便又被修復。 改變民族精神，即一個種族的精神，不如改變群體精神那般的容易。動用的手段都是間接而緩慢的（報紙、會議、講演、書籍等）。說服的方法不過就是上文業已提及的斷言、重複、威望、傳染等。 精神傳染可以瞬間影響整個民族，但最常見的是一個團體緩慢傳染到另一個。宗教改革運動就是這樣傳遍法國的。 一個民族遠非一個群體那樣愛激動。但某些事件，如民族的屈辱，外敵入侵等，可以迅速激發起一個民族的情緒。這樣的現象在大革命期間出現了好幾次，尤其是在布魯斯維克（Brunswick）公爵公布其傲慢無禮的宣言時出現的那一次。後者由於對於法蘭西民族意識認識上的不足而發出了自己的威脅。這樣做不僅極大地傷害了路易十六的事業，更是傷害到了自己，他的干涉反而促使法國人奮起反抗。 民族情感的這種突然迸發在任何民族都存在。拿破崙在入侵西班牙和俄國時，就不曾明白這種巨大的力量。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瓦解群體一時的躁動，但卻無法撼動民族永恆的精神。誠然俄國的農民是一群狹隘、粗俗且冷漠的人，然而一聽到法國入侵的消息，則一切都發生了改變。人們可以從亞歷山大一世的妻子伊麗莎白的一封信中看出端倪。 從拿破崙穿越邊境線那一刻起，這個消息便如電光石火一般傳遍整個俄國，其傳遍範圍之廣，讓生活在帝國每一個角落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發出憤怒的呼喊，這個聲音是如此的可怕，我認為整個世界都為之動容。隨著拿破崙的軍隊向前推進，這種憤怒便越發強烈。幾乎一無所有的老人們說『我們要想方設法活下去，什麼都要比屈辱的和平好』。那些婦女們，她們對這種和平的恐懼要超過對其在部隊作戰的親人們的安危的牽掛。媾和雖然可以避免俄國的滅亡，但這種和平是不會輕易到來的。沙皇沒有媾和的念頭，即使他想這樣做，他也不能這樣做。這就是我們大無畏的立場。 皇后向其母親提及了突顯俄羅斯人抵抗精神的兩個片段： 法國人在莫斯科抓了幾個倒霉的農民，打算讓他們在自己的部隊里服役，為了防止他們逃跑，他們在其手上烙上印記，就像為種馬場的馬匹烙上戰馬印記一般。其中一個農民便問這個烙印是什麼含義，人們答覆說這意味著你成了一名法國戰士。這位農民叫道：「什麼？我是法蘭西帝國的戰士？」他當場拿起斧頭將自己的手砍了下來，扔到旁觀者的腳下，並叫道：「拿走你們的印記吧！」 同樣還是在莫斯科，法國人抓住了二十位農民，打算殺一儆百來震懾襲擾法國補給運輸隊並襲擊法國正規軍先遣隊的村民。他們讓這些農民靠牆站成一排，用俄語向他們宣讀了判決。人們等待他們求饒，然後這些人不但不求饒，還一邊在胸口畫十字一邊彼此道別。法國人於是射殺了一名農民，接著便等待其他被嚇壞的農民求饒並承諾痛改前非。法國人射殺了第二個，第三個，一直到二十人全被殺死，都沒有一個人乞求敵人的寬恕。在俄羅斯，拿破崙沒有一次機會如願說出「寬恕」這個字眼。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民族及任何年代的大眾意識中，都充斥著神秘主義這一特徵。 民族總是相信一些至上的東西，如神靈、政府或大人物，認為他們有權利隨心所欲改變事物。這種神秘主義使人產生膜拜的需求。由此民族需要一個膜拜的對象，其或是一個人或是某種教義。這也是人們在無政府主義的威脅下，總是期盼著出現一位像彌賽亞一般的救世主的原因。 民族也會像民眾一樣，從膜拜走向仇恨，只不過更加緩慢而已。名噪一時的英雄，卻可能最終遭人詛咒。在所有國家中，都可以看到對於政治人物輿論上的反覆。克倫威爾（Cromwell）便是一個極為有趣的例子。 [1] 三、革命運動領袖的角色 各種民眾（無論其是均質還是異質的）、議會、民族、俱樂部等，我們在此再重複一遍，若沒有一位領袖來指揮他們，都將只是一些無法步調一致的聚合體。 我曾用一些生理學的實驗證實了無意識的集體精神和領導者的精神是緊密相關的。後者給前者提供了單一的意志，並強迫他們絕對服從。 領導者通過暗示發揮其對群眾的影響，群眾受到的正是這種方式的煽動，領導者也正是依靠這種方式獲得了成功。很多的實驗表明，集體極易受這種暗示的影響。 [2] 在領導人的暗示影響下，大眾或是安靜的，或是憤怒的，或是罪惡的，或是勇敢的。這類暗示有時可能會表現出理性的一面，但這種理性也僅僅是表面上的。現實中，群眾是無法做到完全理性的。唯一可以影響他們的那些理念，其實就是以想像方式喚起的情感。 大革命歷史的每一頁都表明，群眾是多麼容易被領袖們煽動起來，無論領導者們的論調是多麼的不著邊際，是多麼的相互矛盾。群眾對吉倫特派、埃貝爾派、丹東派以及恐怖主義者的勝利或隨後而來的垮台莫不歡欣鼓舞。我們可以斷言，群眾對所有這些事件是一無所知的。 如今，我們也只能隱約知道那些領導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因為他們一般處在幕後指揮。為了確切了解領導者的作用，則要在當代這類事件中對其加以研究。大家知道，煽動群眾是多麼輕而易舉。在這裡我們不考慮鐵路工人和郵電工人的大罷工，因為只需把上述職員的不滿情緒加以發揮即可，還因為其他群眾對這類罷工並無興趣。舉個類似的例子，幾位社會黨領袖在西班牙的弗雷（Ferrer）被處死的第二天，便在巴黎人民中挑起了一場群眾暴動。然而法國人從來就沒曾聽說過此人，即便在西班牙，此人被處死也幾乎無人關注。但在巴黎，寥寥幾位社會黨人便足以煽動一支群眾武裝去衝擊西班牙大使館，而且目的是要燒毀它。因此當局不得不派遣部分衛戍部隊去保護該使館。這些攻擊者在被強力驅離後，只是洗劫了一些商店，設置了一些路障。 在該事件的後續發展中，領袖們再一次表現出了他們的影響力。當這些領導者意識到縱火焚燒外國大使館是極其危險的行為之後，便要求在第二天舉行和平示威。這些剛在前一日受命進行暴力活動的群眾，次日便又忠實地執行新命令進行和平示威了。這是呈現領導者的作用和群眾的服從的最好的例證。 歷史學家如米什萊（Michelet）和奧拉爾（M.Aulard）不知革命群眾的心理，認為革命群眾無須領袖便可自行其是。 * * * [1] 克倫威爾推翻了一個王朝並拒絕登上王位，但死後仍被按照國王的待遇加以安葬。兩年後，他的屍體被從墓中挖出，頭顱被砍下，懸掛在議會大門之上。不久，人們為其建立一座雕像。這位前無政府主義者但後來又成為獨裁君主的人如今被人供奉，敬若神明。 [2] 在驗證這一事實的眾多實驗中，最著名的便是Glosson老師對其授課的學生所做的一次實驗，結果刊登在1899年10月29日的《科學期刊》（Revue Scientifique ）上。他說：「我準備了一個酒瓶，其中裝滿了蒸餾水，用棉花精心將其包裹好後，裝到了盒子中。在其他幾輪實驗後，我告訴大家說我想知道要嗅到瀰漫在空氣中的一種氣味需要多長的時間，我要求嗅到氣味的同學立刻舉起手……我開箱取出那酒瓶，把其中的水倒在棉花上，在倒水時我的頭離得遠遠的。接著我取出一塊秒表，等待測試的結果。我對在場的人解釋說我堅信課堂上絕對沒有人曾經聞到過我倒出來的化學物質的氣味……十五秒後，坐在前面的大多數人都已經舉起了手，在四十秒內，『氣味』便以規則性的平行波飄散到課堂的後排。約四分之三的學生聲明嗅到了『氣味』。絕大多數人可能是受到了暗示的影響，到一分鐘時，我被迫停止了實驗，因為前面的幾位學生覺得受不了氣味的影響想要離開大廳……」 第五章 革命議會心理學 一、大型革命議會的心理學特徵 一個大的革命議會其本身也是一個群體，不過，由於組成該群體的各派系彼此的感受不同，因此，這樣的群體往往很難有所作為。 由於議會中存在著有不同利益訴求的派系，且它們各有各的領袖，因此，這樣的議會必然會被人們視作一個異質交疊的群體。均質的群眾心理規律只能出現在單個的派系中。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不同的派系才能形成統一的意志。 議會中的每一個派系代表的都是一個特定的群體，個人一旦加入其中，便會失去自我，即便違背自己的信念和意志，也要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路易十六被審判的前夜，維尼奧（Vergniaud）對處死路易十六的投票動議提出了強烈抗議，然而翌日自己也投了贊成票。 群體的作用主要在於讓猶豫不決的人下決心。個體軟弱的信念在成為集體的信念之後便得到了強化。 強勢的或擁有聲望的領袖可以通過對議會中的所有其他群體施加影響，有時也可以使得議會成為一個單一的群體。國民公會中的大多數成員，就是在極少數上述領袖的影響下，投票通過了那些完全違背自己意志的動議。 面對一些能量很大的派系，集體總是會做出讓步。革命議會的歷史表明，儘管革命議會可以冒犯國王，但面對那些操縱騷亂的領袖們，革命議會還是得唯唯諾諾。在一個霸道的首領指揮下闖入議會的一群狂熱分子，便足以脅迫議員們當場投票通過那些最為荒唐、最為不堪的動議。 一個議會若具有了群眾特徵，便會像群眾一樣在情感上走向極端，既極為暴戾，也極為懦弱，一般表現為對弱者頤指氣使，對強者卑躬屈膝。當年輕的路易十四氣勢洶洶地來到議會發表簡短講話時，議會是誠惶誠恐的。隨著路易十六大權日漸旁落，制憲議會對其態度則越發囂張。到了羅伯斯庇爾統治時期，國民公會議員已讓人聞之色變。 這個特徵成了議會的一條普遍規律。一個君王若在其權勢漸衰時召集議會，則是犯下了一個嚴重的心理學上的錯誤。全國三級會議 [1] 的召開讓路易十六送了性命。當亨利三世被迫離開巴黎之後，便決定在布盧瓦召集全國三級會議，而這個愚蠢的念頭差點讓其丟掉王位。一旦三級會議的代表們感覺到國王的頹勢，他們便會立即當家做主，調整稅賦，遣散官員，並聲稱他們的決定具有法律效力。 在大革命時期的所有議會中，都可以見到這種行進式的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制憲議會起初是非常尊重王室的權威及其特權，隨著制憲議會的權勢逐漸膨脹並最終自詡代表著最高權力，路易十六在其眼中也就成了一個普通的官員。起初國民公會很低調，到大恐怖時期便開始蠢蠢欲動，此時它還是在法律框架內行事，隨後便大肆弄權，直至頒布法律剝奪被告人的一切辯護權利，並同意僅憑推斷就可給嫌疑人定罪。此後國民公會變得越發嗜血，最終自取滅亡。吉倫特派、埃貝爾派、丹東派、羅伯斯庇爾分子們，就這樣前赴後繼走上了斷頭台。 議會在情感上的激進解釋了它們為何駕馭不了自身的命運且最終的結果總是事與願違。一心想要建立君主立憲制並捍衛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徒、保王黨與制憲議會，卻反而迅速地將法國推向了血腥的共和、推向了宗教迫害。 我們已經說過，政治議會是由異質的群體組成的，不過也有一些議會是由均質的群體構成的，如在大革命期間發揮重大作用的某些俱樂部，它們的心理值得重點研究。 二、革命俱樂部心理學 一些擁有共同的觀點、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利益的小規模的團體，它們通過排除異己，實現了情感和意志的統一，從而與一些大的議會有所不同，如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公社、宗教團體、同業公會、俱樂部，十九世紀上半葉出現的社團，如今的共濟會、工會等都屬於此類。 要理解法國大革命的進程，就有必要研究一下異質的議會與均質的俱樂部之間的差異。因為一直到督政府時期，特別是在國民公會時期，大革命都是受此類俱樂部所左右。 在這些俱樂部中，由於沒有派系之分，因而其意志得到了統一，但其依然服從於群眾心理學的規律，它們依然受到領袖的掌控，這點在羅伯斯庇爾領導下的雅各賓俱樂部尤為明顯。 一個均質的群體如俱樂部的領導者要想發揮作用，其難度要比一個異質的群體的領導者大很多。因為後者只需少許辦法便可輕易實現。 而在一個均質的群體如俱樂部中，由於大家的情感和利益是同一的，因此，領導要精通如何妥善應對，當然，領導者反被領導的情形也屢見不鮮。 均質的群體的巨大力量之一源於其是匿名 [2] 的。在1871年巴黎公社期間，幾條匿名的命令便讓巴黎的最為著名的建築物付之一炬，如巴黎市政廳，杜伊勒里宮、審計法院、榮譽勳章紀念館等。來自一個匿名的委員會的一條簡短的命令如「燒毀財政部、燒毀杜伊勒里宮等」立刻便可以得到執行。羅浮宮以及其中的藏品得以倖免純粹出於偶然。如今我們得悉，工會的匿名的領導發出的最荒謬的命令都得到了不折不扣的執行。在大革命期間，巴黎的俱樂部和參與起義的巴黎公社 [3] 也是一言九鼎，只要其一聲令下，馬上會有一隊武裝群眾前來接管議會。 我們將在一個章節中總結一下國民公會的歷史，屆時將會看到，公會屢遭侵犯，公會在一小撮騷亂分子強硬的命令前卑躬屈膝，然而長期以來，坊間傳說公會卻是非常的強大。督政府痛定思痛後，取締了俱樂部，並採用大規模鎮壓方式終結了武裝群眾對公會的侵犯。 國民公會很快便明白，均質的群體對於異質的公會的優勢所在，這也是它將自己分為若干個委員會的原因，每個委員會由數量有限的個人組成，如救國委員會、財政委員會等，如此便在大的議會中形成了一系列小的獨立議會，它們的權力只受到俱樂部權力的制約。 前述的思考表明，群體對構成它的成員們的意志有著影響。如果該群體是均質的，那麼這種影響力是巨大的，如果該群體是異質的，那麼這種影響力會較弱，但也可以變得巨大，一是因為一個議會中的強勢群體可以支配依附它的弱勢群體；二是因為某些情感常常會傳染到一個議會中的所有成員。 令人印象深刻的有關群體影響力的一個例子發生在大革命時期。1789年8月4日夜裡，貴族們投票表決通過某個議員提出的關於廢除封建特權的動議。我們知道，大革命的部分起因就是由於貴族和教士拒絕放棄自己的特權。起初他們為何拒絕放棄？原因僅僅是群體的行為不同於孤立的個人。就個人而言，沒有哪個貴族願意放棄自己的特權。 拿破崙在聖赫勒拿島引述了幾個特例來說明議會對其成員的影響。 他說：「在大革命時期，有一類人極為常見，他們在言行中所表現出來的形象與其實際的模樣相去甚遠。例如，人們認為蒙日（Monge）是一個可怕的人，當決定開戰時，他登上雅各賓黨人的講台，宣稱要將自己的兩個女兒許配給最先在前線負傷的士兵……他還說要殺死所有的貴族，等等。然而蒙日卻是世上最溫和、最懦弱的人，要他來殺一隻雞，或僅僅在他面前殺一隻雞，他都受不了。」 三、議會熱情逐步高漲的闡釋 如要對集體情感加以精確的定量分析，那麼可以用一條曲線來對其進行闡述。起初，這條曲線緩慢上升，接著便急速上升，隨後又垂直下降。還可以用方程式來表達這個曲線，在該方程式中，刺激為常量，集體情感為變量。 在一個常量的作用下，某些情感的突然變化讓人很難解釋。或許，人們可以說，如果將心理學規律看作力學規律，若其中某個恆量持續發揮作用，也應該可以迅速增強情感的強度。例如，一個力以一定的量和方向，如重力，持續作用於一個物體，將會使其做加速運動。在重力的影響下，一個自由落體在第一秒的速度是10米/秒，第二秒則是20米/秒，第三秒則是80米/秒，如此等等。如果讓這個落體從足夠高的高度落下來，它最終的速度可以使之輕易擊穿一塊鋼板。 即便以此來解釋情感在恆力作用下的加速度，也無法解釋這種加速度為何最終又戛然而止。只有心理學才能解釋、才能讓人明白這種戛然而止，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快樂或痛苦不能過頭，過分的情感刺激會造成麻木不仁。我們的肌體只能承受一定量的快樂、痛苦或強度，而且不能長期承受。一如握著握力器的手，手很快便會筋疲力盡，最終手會突然鬆開。 對議會中某些群體的情感突然消失的研究還應當顧及這個事實：除了利用其聲望和勢力取得主導地位的黨派外，還有一些黨派，他們的情感在前者的聲望和勢力的裹挾下，無法獲得充分的表露，一旦環境許可，優勢的黨派遭到削弱，受壓抑的黨派便會趁勢而起。山嶽派在霧月革命後的下場便是教訓。 把物理現象所遵循的規律與支配著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因素的演化規律作比較，很明顯是非常牽強的。只待我們對大腦功能的機製做進一步了解之後，這樣做才更為合適一些。 * * * [1] 三級會議，法國中世紀的等級代表會議。參加者有教士（第一等級）、貴族（第二等級）和市民（第三等級）三個等級的代表。三個等級不分代表多少，各有一票表決權。通常是國家遇到困難時，國王為尋求援助而召集會議，因此，會議是不定期的。它的主要職能之一是批准國王徵收新稅。百年戰爭時期，為了抵抗外敵，三級會議有權監督政府。16—17世紀初，專制王權加強，三級會議的權力被削弱。從1614年到路易十六統治時期，三級會議中斷了175年。1789年，路易十六召開了最後一次三級會議，這次會議導致了法國大革命。大革命後，三級會議隨舊制度一道被廢除。——譯註 [2] 所謂「匿名」，也即集體負責，也即沒有哪位個人對做出的決定負責。如隨後的「匿名的委員會的一條命令」就是指委員會集體做出的一項決定，集體要為此承擔後果。——譯註 [3] 一般而言，法國大革命開始於1789年，到1794年熱月政變為止，在這5年期間，巴黎人民分別於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1793年5月31至6月2日發動過三次起義，最後一次起義推翻了吉倫特派，建立起雅各賓派專政。此處的巴黎公社與1871年反抗資產階級政府的巴黎公社並非一回事。也有人翻譯為「巴黎民眾社團」。在本書中，若無年份，「1871年」的巴黎公社，均是指大革命期間的巴黎公社。——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