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與革命心理學 · 第一篇 革命的一般特徵

第一章 科學革命和政治革命 一、革命的分類 人們往往用革命一詞來指稱突發的政治變故，但這種表達方式應適用於一切突然的，或近似的變化，如信仰、理念以及學說上的這類變化。 而且我們已經研究過理性主義、神秘主義、情感主義因素在信仰以及輿論的產生中的作用，這類因素決定了行為，因而不再贅述。 一次革命最終產生某種信仰，革命的目的通常是為了消除積弊、獨裁以及不得人心的君主，等等，其爆發的動機往往是非常理性的。 一場革命的根源通常是理性的，但不要忘了，醞釀革命所需的理性，只有在轉化為情感時才能夠對大眾起作用。人們帶著理性邏輯抨擊弊端，但為了煽動大眾，仍需激起他們的慾念，此外，還得再添加上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因素，給人們的行動注入動力，才能達到目的。例如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哲學家們便用手中的理性邏輯，揭示了舊體制的各種弊端，喚起了變革的欲望。神秘主義邏輯從有著一定的規則且組織完整的某個社團的習俗中誘生出了信仰。情感主義邏輯釋放了被壓抑百年的激情，導致人們歇斯底里地放縱情感。集體主義邏輯規定著團體以及國民公會，並促使其成員採取行動，而理性主義邏輯、情感主義邏輯、神秘主義邏輯都無法做到這一點。 一場革命，無論其緣由是什麼，只有在深入人心後才能產生結果。大眾獨特的心理導致事件也具有獨特的形式。由於這個原因，群眾運動都具有某些鮮明的特點，描述其一便足以讓人知道其他。大眾是一場革命的目的，而不是起點。大眾是一個中性的事物，若沒有一個領頭者引領，它原本是無欲無求成不了氣候的。大眾在引領下很快便會從衝動走向行動，但無外界激勵，它永不會產生衝動。 突發的政治革命最讓歷史學家驚詫莫名，但它們通常都是最無關緊要的。重大的革命都是一些思想上的以及道德上的革命。更替一個政府並不能轉換人民的思想，推翻一國的制度並不代表能更新它的靈魂。 真正的革命都是改變人民命運的革命，通常都是以一種緩慢的方式來實現的，歷史學家難以界定其從何時開始。對他們而言，「演化」一詞要比「革命」更為適用。 上面列舉的種種因素大多對革命的爆發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僅以之來對革命加以分類尚顯不足。若僅以革命的訴求來分類的話，我們可以將之分為：科學革命、政治革命、宗教革命。 二、科學革命 科學革命是最為重要的革命。儘管不引人注目，但科學革命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是政治革命難以企及的。因而，我們將其放在首位，儘管在本書中無法對其加以深究。 自啟蒙時代以來，伴隨著天文學的重大發現以及實驗手段的運用，由此我們知道，各種現象的出現原來不是上帝在恣意妄為，而是受到永恆規律的支配，隨之我們的世界觀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對於此類的革命，鑒於其緩慢的特點，「演化」一詞倒是貼切。但對於其他的革命，儘管在同一個領域，但鑒於其迅捷，則還是稱之為「革命」較好。如達爾文的理論，在幾年間便顛覆了生物學界；巴斯德的發現在其有生之年便已改變了醫學界。還有物質裂變理論，它證實了以前所謂永恆的原子，也難逃世界所有元素註定都要衰減、滅失這一規律。 這些科學革命發生在純粹是知識性的思想領域。我們的情感，我們的信仰對其無任何作用。對它們，我們只能接受而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其結果通過實驗的檢驗，無須人們去品頭論足。 三、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 遠較這些推動文明進步的科學革命遜色的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它們與科學革命沒有什麼瓜葛。科學革命僅僅是理性因素的產物，政治和宗教信仰幾乎全都是以情感因素和神秘主義因素為支撐。理性在其中充其量只起到配角的作用。 我在我的《觀點和信仰》一書中，一再強調信仰其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的起源，並指出政治或宗教信仰，它是一種信仰行為，這種行為是在無意識中形成的，不管其表象如何，理性對這種行為是無可奈何的。我同時還指出，信仰時常會強烈到任何事物都無法阻擋它的程度。對信仰著迷的人因而會成為信徒，隨時準備犧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以便捍衛其信仰。至於信仰的荒謬性業已變得無足輕重，對他而言，信仰本身就是一個耀眼的真理。而信仰的神秘主義起源，讓信仰獲得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它可以完全控制原本只有時間才能影響到的篤信者的思想。 僅從信仰被當作絕對真理這個事實便知，信仰必然會變得狹隘。與重大的宗教和政治革命相伴生的暴力、仇恨、迫害證實了這一點，宗教改革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尤其如此。 如果人們不知信仰其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的起源，不知信仰必然的狹隘，不知信仰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不知神秘主義信仰激發起來的情感的力量，那麼人們便難以理解我們歷史的某些時期。 前述概念由於過於新穎而無法對歷史學家的思想產生影響。他們仍執著於用理性來解釋一系列與理性無關的現象。 有些現象如宗教改革運動，在五十年內便徹底改變了法國，但這根本不是受理性主義影響的結果。不過人們總是認為這是受理性主義影響的結果，連最新出版的書也是持這種看法。例如，在拉維斯（Lavisse）和朗博（Rambaud）二位先生合著的《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中，就可以看到關於宗教改革運動的一段解釋： 這是一場在人民群眾中自發產生的運動，源自老百姓去閱讀福音書並進行個人的自由思考，這是由一種極為虔誠的意識以及一種極為堅定的理性所推動的。 與這些歷史學家的結論相反的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首先，這類運動絕非自發的；其次，理性在這其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確切地說，煽動人們暴動的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力量還體現在這一點：這類信仰源自情感和神秘主義因素，理性既無法創造出它們，也無法改變它們。 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它們有著共同的起源，並遵循同樣的規律。它們的形成往往和非理性有關，而不是理性。佛教、伊斯蘭教、宗教改革運動、雅各賓主義、社會主義等，都是一些特點鮮明的思想形式。但它們都具有共同的情感和神秘主義基礎，並遵循著與理性邏輯不相干的邏輯。 政治革命可能源自植根於靈魂中的信仰，但政治革命的形成也有諸多其他因素摻雜在其中。「不滿」一詞是對這些因素的一個概括。當這種不滿蔓延開來時，一個政黨便形成了，且常常變得強大到足以對抗政府的程度。 不滿一般要經歷長期的積累才可以產生效果，因此，一場革命並非總是表現為一個現象結束另一個現象隨即開始，它是一種持續的現象，只是其演化速度較快。不過所有現代革命都是一些突發運動，導致政府瞬間垮台。例如，巴西、葡萄牙、土耳其、中國的革命等均是如此。 與人們的看法相左的是，極為保守的人民熱衷於最暴力的革命。源於保守，因而他們無從知曉，演化要緩慢，自己方能適應環境變化這個道理，當革命風起雲湧之際，他們被迫迅疾投入其中。這種突進的演化構成了革命。 儘管採用漸進的方式，但也無法總是能夠避免革命。只有英國人在1688年成功地通過一場革命結束了一場長達一個世紀的戰爭，這場戰爭發生在追求至高無上權力的國王和尋求通過代理人施行自治的國民之間。 重大的革命一般是自上而下開始的，而非自下而上，而當人民獲得解放，革命的權力便屬於人民。 很明顯，沒有軍隊主力的參與，所有的革命過去不會發生，將來也絕不會發生。法國王權並非在路易十六被處決之日才消失的，而早在它的軍隊拒絕保衛它時便已消失。 軍隊的離心離德源於精神傳染，最終表現為對既有秩序漠不關心。在幾名軍官聯手推翻土耳其政府後，希臘軍人便想著效仿他們來改變自己的政府，儘管這兩個政府之間毫無類似性可言。 一場軍事行動可以推翻政府，那些西班牙殖民地共和國毫無例外都是被軍事推翻的；但革命要想產生成效，則需仰仗群眾中普遍存在的不滿和希望。 除非到處充斥著不滿甚至憤怒，否則不滿並不足以引發一場革命。慫恿人們去搶劫、破壞和殺戮很容易，但要煽動整個民族，或至少這個民族中的一大部分人，領頭人的示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領導者對不滿者誇大其詞，讓不滿者相信當前的政府是一切苦難尤其是饑饉的唯一原因；領導者還許諾說，所追求的新制度會給他們帶來一個幸福的時代。通過啟發和傳染，這些思想得以萌發、傳播，隨後革命的時機便到來了。 基督教革命以及法國大革命就是以這種方式進行醞釀並成熟的。若說後者醞釀的時間僅僅數年，而前者耗時多年，箇中原因是法國大革命者很快便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而基督教革命者則在很久之後才擁有自己的物質力量。最初，基督教革命僅有些信徒，他們是卑賤者、窮苦者、奴隸，在彌撒的蠱惑下，他們認為此生的不幸會為之換來極樂。歷史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這種自下而上的傳染，最終會侵染到上層社會，在最終獲得某位皇帝的認可後，這種業已蔓延開來的新信仰便成為正式的宗教。但在此之前，這個傳染過程卻極為漫長。 四、政治革命的結果 一個政黨獲勝後，會依據自身的利益來著力構建社會。革命發起者有軍人、激進人士、保守人士之分，他們對社會構建的看法各不相同。新的法律和制度是依據獲勝的政黨以及輔助它的階級如教士的利益來制定的。 如果勝利是通過暴力取得的，如法國大革命，勝利者便會將前政權的律法一股腦全部廢除。前政權的擁護者也將遭到迫害、流放或處決。 除了保護自身的物質利益外，當獲勝的政黨在捍衛其信仰時，迫害會達到頂點。失敗者別指望能得到一絲同情。西班牙要驅逐摩爾人，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國民公會的死刑以及法國近來宗教集會禁令等莫不如此。 勝者獲取的這種絕對權力讓勝者走上了極端，如國民公會要求用紙幣代替金幣，商品要按照規定的價格出售等。限價措施很快在生活必需品上碰了壁，招致群情激奮，在大革命末期，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這一規定不了了之。幾乎全由工人組建起來的澳大利亞社會黨內閣近來的遭遇也是如此，它頒布了一些荒唐的法律，賦予工會會員以相當大的特權，招致輿論的一致反對，三個月後，內閣解體。 剛剛提及的都是些不常見的例子。大部分的革命都以產生一位新君主上台掌權而告終。這位君主深知要想執政長久，首先就不能過於專寵一個階級，而要致力於實現階級和解。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要在階級間尋求一種平衡，以免受到一個階級的挾持。允許一個階級得勢也即等於為自己找到一個主子。這是政治心理學中顛撲不破的規律之一。法國國王們都深諳此道，並先後對資產階級和教士的壯大做了堅決的抵制。如果不這樣做，他們的下場將和中世紀德意志的皇帝們一樣，被教皇逐出教會，受到凌辱，其下場一如在卡諾莎（Canossa）覲見教皇以求寬恕的亨利四世。 這個規律在歷史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驗證。羅馬帝國末期，軍事集團異常顯赫，皇帝們完全仰仗士兵，軍人對皇帝們的廢立可以說是隨心所欲。 對法國來說，國家長期以來一直被一位幾乎至高無上的君主統治是一大幸事，其言必君權神授，因而聲譽日隆。若無此權威，他將無法制約封建貴族、教士以及議會。如果在十六世紀末期，波蘭也存在著這樣一個受人尊敬的絕對的君主統治，那麼波蘭將不會走上這條從歐洲版圖上消失了的衰敗之路。 在這一章中，我們已經注意到，政治革命也可以伴隨著一系列重大的社會變革。但我們馬上就會明白，這些變革與導致它們的宗教革命相比是多麼的脆弱。 第二章 宗教革命 一、宗教革命研究對於解讀重大政治革命的重要性 本書辟出一部分篇幅用於專述法國大革命。充斥著暴力的大革命自然有其心理學的原因。 這些不同尋常的事件讓人吃驚，而且似乎無法解釋。但如果意識到，大革命業已成為一種新宗教，它應當遵循一切信仰的傳播規律，由此出發，大革命也就變得容易理解了。其中的憤怒與殺戮也就變得不足為奇了。 研究一場重大宗教革命的歷史，如宗教改革運動的歷史，我們就會知道，顯現其中的心理學因素，在法國大革命中同樣也發揮了作用。在這兩起事件中，均難以窺見信仰其理性價值觀在信仰的傳播、在阻止迫害、在調和不同的信仰、在制止不同信仰間絕望的暴力衝突等方面發揮了什麼作用。 人們還可從中看出信仰被與信仰無關的利益方大加利用的情況。人們最終明白，不改變人的生存狀態便無法改變人的信念。 所觀察到的現象清楚地表明：大革命的福音其傳播方式與其他一切宗教福音的傳播方式是一樣的，特別是加爾文福音。它無法以另外的方式進行傳播。 不過，雖然一場宗教革命如宗教改革運動，和一場重大的政治革命如法國大革命，它們產生的緣由極為相似，但它們的後續影響卻大為不同，由此，它們的存續時間也不相同。 在宗教革命中，信奉者無法藉助實踐來揭示他們被矇騙了，因為只有上了天堂才能證實這一點。而在政治革命中，學說的錯誤可以很快被實踐所證實，並必定被人們所拋棄。 在督政府末期，雅各賓主義信仰使得法國陷入了毀滅、悲慘、絕望的地步，連最狂熱的雅各賓主義分子自己都不得不放棄了他們的主張。僅有幾個無法通過實踐驗證的理論原則如「平等可以為人們帶來普遍的幸福」得以保留下來。 二、（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興起及其先行者 宗教改革運動對很多人的道德理念和情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場運動的目的最初很單純，就是為了反抗教士的舞弊行為，從實踐的角度看，是為了回歸福音的主張。 這場改革絕非像人們聲稱的那樣，是為了追求自由思想。加爾文並不比羅伯斯庇爾更寬容，那個時代的理論家認為，精英分子的宗教應當就是君主的宗教，在所有進行宗教改革的國家裡，君主代替了羅馬教皇並擁有與其一樣的權勢。 新信仰由於沒有宣傳和交流的手段，因而在法國的傳播極為緩慢。在1520年左右，路德招募到了一些信徒，到1535年左右，信仰開始廣為傳播，當局這才意識到，必須用火刑來處死其信徒。 與廣為人知的心理學規律相一致的是，上述死刑只會有利於宗教改革的傳播。宗教改革的第一批信徒包括牧師和官員，但主要還是一些稀里糊塗的手工藝者。這種信仰的轉換主要歸功於精神傳染和暗示。 自新信仰開始傳播以來，很多原本對它漠不關心的人現在都聚集在這個信仰的周圍，但其中不乏以此為藉口來滿足自己熱情和貪婪的人。在好幾個國家的宗教改革運動中都曾有過這個現象，尤以德國和英國為甚。 由於路德已經告誡過，教士不需要財富，因而德國的莊園主們極為欣賞這種允許其占有教會財產的新宗教。亨利八世便是以類似的方法致富。 從這一教理中，飽受教皇欺凌的君主們看到了獲取政權之外教權的機會，看到了自身搖身一變成為教皇的機會。宗教改革運動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強化了君主們的專制。 三、宗教改革運動所提主張的理性意義 宗教改革運動顛覆了歐洲，並在五十年內讓法國幾乎受到戰爭的毀滅。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從未有一個如此微不足道的原因產生過如此巨大的影響。 宗教改革運動是證實信仰在一切理性之外傳播的證據之一。神學的教理強烈刺激著人們的靈魂，尤以加爾文的教理為甚，從理性邏輯來看，卻是不值得加以深究。 沉湎於救贖的路德尤為害怕魔鬼，連懺悔都難以使其平靜，於是千方百計尋求最有效的手段來取悅上帝，以免受煉獄之苦。 他從最初抨擊教皇販售「贖罪券」，到後來完全無視教會和教皇的權威，連宗教儀式、懺悔、聖人祭祀都一併加以譴責。 路德宣稱，基督徒除了《聖經》以外，不該有其他的行為準則。此外，他還認為，沒有上帝的聖寵，任何人都不應得到救贖。 最後這條教義，也即所謂靈魂歸宿預定論，連路德本人對此都有些無所適從，不過加爾文對其做了精確定義。 加爾文規定，預定論是大部分新教教徒都應遵守的一種教理的基礎。他說：「很久以來，上帝便預定了有些人要受到火刑，而另外一些人則將得到救贖。」為何如此不公？原因很簡單，「這是上帝的意志」。 由此看來，加爾文不過是發展了奧古斯丁的某些斷言，全能的神應為取樂而製造出了生靈，但僅是為了讓其永受煉獄之苦，而不顧及這些生靈品德和行為的好壞。一種如此不堪的胡謅居然能在如此長的時間內，並仍將繼續讓眾多的靈魂為之折腰簡直是一大奇觀 [1] 。 加爾文的心理學與羅伯斯庇爾的心理學如出一轍。和後者一樣，加爾文對事實的真相瞭然於胸，因而對於不贊同其教義的人，加爾文便將之處死。他信誓旦旦地說，上帝意欲「在有人質疑其榮耀時，就讓整個人類消失」。 加爾文與其信徒的例子表明，理性認為最荒謬的事情在受到信仰蒙蔽的人看來，都是極其正常的。從理性邏輯看來，既然無論做什麼，大家都堅信自己是被救贖或是被詛咒，那麼基於靈魂歸宿預定論來建立道德也就是不可能的。然而，加爾文卻毫不費力地做到了，他在一個完全非邏輯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個極為嚴厲的道德。他的信徒們自視為上帝的選民，由於自視甚高，他們充滿自豪感，甚至認為自己的行為堪稱楷模。 四、宗教改革運動的擴展 新的信仰不是通過演說，也非經過推論，而是通過上述機製得到了傳播，也即通過強詞奪理、一而再再而三、精神傳染和個人威望得以傳播的。革命思想後來在法國的傳播也是如此。 我們已經在前文談及迫害，迫害對於傳播有利無害。每一宗迫害都會引發一些人改變信仰，這一點在基督教早期曾出現過。議會參議員阿內·迪堡（Anne Dubourg）被判火刑，他一邊走向柴堆，還一邊規勸群眾改變信仰，一位目擊者說：「他的堅定不屈要比加爾文的書更有說服力，很多年輕學生由此成了新教徒。」 為了不讓這些受刑者對群眾說話，便在行刑前割掉其舌頭。更加恐怖的是，將受害者系在一根鐵鏈子上，將受害者扔到柴火中，再將其拉出來，反覆多次。 然而沒有什麼能嚇退新教徒，於是乎便在讓其領略了火刑的厲害之後又赦免他們。 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改變了其起初的寬容態度，下令在巴黎一次性設立六個火刑場。而我們知道國民公會巴黎僅設立了一個斷頭台。可能是酷刑不太痛苦，基督教殉難者對此滿不在乎。信仰者受到了其信仰的蒙昧。如今人們知道，某些形式的蒙昧可以讓信仰者對酷刑變得完全麻木不仁。 新信仰在快速傳播著。到了1560年，在法國出現了2000個經過改革的教會，很多原本無動於衷的大地主都皈依新教義。 五、不同信仰間的衝突：勢同水火 我已重複過，不寬容總是與強烈的信仰相伴隨。宗教及政治革命已經無數次驗證了這個結論，我們還知道，相似的宗教其信徒間的不寬容要比疏遠的信仰，如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護教者之間的不寬容為甚。如果認為是信仰導致法國長期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那麼人們就會注意到，信仰間的差別其實都只是在細枝末節處。天主教和新教都極為崇拜同一個上帝，只是在崇拜的方式上有些差別。在信仰形成的過程中，如果理性能夠起到一丁點兒作用的話，人們就會明白，上帝對於以哪種方式來膜拜他是不介意的。 理性無法觸動信奉者的大腦，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繼續他們的鏖戰。君主們促使二者和解的努力全部付之東流。卡特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édicis）目睹著改革派在酷刑脅迫下反而日益壯大並且吸引著數量眾多的貴族和官員加入進來，仍幻想著讓二者停止衝突，於是便在1561年在普瓦西召開主教和牧師會議，意圖撮合這兩種教義。這樣一番心思突顯了梅迪奇王后對神秘主義邏輯是多麼的無知，儘管她很精明。人們在歷史中還找不到有關通過辯駁就改變信仰的例證。梅迪奇王后還不知道的是，寬容在必要時可以發生在個體之間，但寬容在集體間是不可能出現的。她的努力徹底失敗了。與會的神學家們引經據典，相互攻訐，但卻無一人產生動搖。梅迪奇認為最成功的莫過於在1562年頒布的一項敕令，賦予新教教徒們集會並公開舉行禮拜活動的權力。 從哲學的立場來看，這種寬容是值得推崇的，但從政治的角度而言，這是不明智的，這種寬容除了激怒雙方之外，不會有其他結果。在新教勢力最為強大的法國南方地區，新教教徒迫害天主教教徒，並試圖用暴力迫使他們皈依新教，如果不能如願，便割斷他們的喉管，洗劫他們的教堂。在天主教勢力占優的地區，新教教徒所受到的迫害也是如此。 這樣的敵視必然會導致內戰。所謂宗教戰爭讓法國長期處在血雨腥風之中。城市遭到蹂躪，居民遭到屠殺，衝突瞬間便呈現出了宗教或政治戰爭特有的野蠻特徵，這一幕在隨後的旺代戰爭中得到了再現。 老人、婦女、兒童，都遭到屠殺。一個叫德奧佩德（D』Oppede）的男爵堪稱是「勞模」，他是艾克斯市議會的第一任議長，在十天的時間裡，指使人極端殘忍地殺害了3000人，摧毀了三個城市以及22個村莊；蒙呂克（Montluc）堪稱卡里耶（Carrier）的前輩，讓人將加爾文信徒活生生地投擲到井中，直至井被填滿。新教教徒也好不到哪裡去。他們甚至連天主教教堂也不放過，他們對待墳墓和雕像的手段和後來國民公會對待聖德尼皇家陵墓（Saint-Denis）的手段完全一樣。 法國在這些浩劫的影響下，在亨利三世統治的後期，逐步分崩離析，被肢解為眾多的結成聯盟的小城邦共和國，各自為政。皇家權力逐步喪失。布盧瓦邦向逃離首都的亨利三世坦誠了自己的想法 [2] 。1577年，旅行家李普馬諾（Lippomano）穿越法國，歷經奧爾良、布盧瓦、圖爾、普瓦提埃等大城市，所到之處城市悉數被毀，教堂成為廢墟，墳墓被搗毀。這幾乎也是督政府末期法國的景象。 在這個時期發生的事件中，留給人們最為灰暗的記憶是1572年聖巴托羅繆之夜大屠殺（Saint-Barthélemy）事件，雖然被屠殺人數不是最多。有些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下令屠殺的。 不需要特別深奧的心理學知識就能明白，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下令這麼做。聖巴托羅繆之夜大屠殺不是皇室的罪行，而是群體性的犯罪。卡特琳·德·梅迪奇覺得自己和國王的性命受到了四五個在巴黎的新教首領所策劃的陰謀的威脅，於是按照那個時代通行的做法，派人上門刺殺了他們。巴蒂福爾（Batiffol）對隨後而來的大屠殺作了非常清楚的解釋。 「一聽到所發生的事情，整個巴黎立刻謠言四起，說要屠殺胡格諾教徒，於是天主教貴族、衛士、弓箭手，都立刻拿起武器衝上街頭，進行殺戮，大屠殺就這樣在『殺死胡格諾教徒！殺死胡格諾教徒』的叫囂中開始了。」凡被認為是異端分子的都難逃厄運，或被打死，或被溺斃，或被絞死，僅在巴黎就有2000餘人被殺死。 由於精神傳染，外省的民眾也群起效仿巴黎的做法，有六千到八千新教教徒被殺死。 隨著時間的推移，宗教狂熱慢慢降溫，所有的歷史學家，包括天主教史學家，都對聖巴托羅繆之夜大屠殺感到痛心疾首。他們表示，以現在的視角，著實難以理解當時的精神狀態。 事實上，在當時，聖巴托羅繆之夜大屠殺不但沒有受到指責，反而在整個歐洲的天主教陣營中激起了一種難以描述的狂熱。菲利普二世在得悉此消息後，高興得語無倫次，法國國王所收到的祝賀之多，堪比其贏得了一場偉大戰爭。 尤其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更是難以掩飾喜悅之情。為紀念這一歡樂時刻 [3] ，他令人鑄造一枚獎章，點燃兩堆節日焰火，鳴響火炮，舉辦慶祝集會，並召集畫家瓦薩利（Vasari）在梵蒂岡的牆壁上描繪殺戮的主要場景，隨後還差遣一位使節前往法國面見國王，對其這一壯舉大加褒獎。有了這些歷史細節，人們方才懂得信仰者的靈魂到底是怎麼回事。雅各賓分子在大恐怖時期 [4] 的精神狀態和格列高利十三世的精神狀態相類似。 面對這樣的大屠殺，新教教徒們當然不可能無動於衷，他們也取得了收穫，到了1576年，亨利三世被迫向他們做了讓步，頒發《博利厄敕令》（Edit de Beaulieu ），允許他們自由集會並掌控八個要塞，而且在議會中，天主教和胡格諾教各占一半的席位。 被迫所做的讓步根本無法持久。吉斯公爵（duc de Guise）領頭組建了天主教同盟，戰鬥繼續進行。但是戰爭不能無休無止。亨利四世於1598年頒布《南特敕令》（Edit de Nantes ）並宣布放棄新教信仰 [5] ，衝突因而告一段落，雙方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平安無事。 衝突得到緩和，但並沒有結束。到了路易十三時代，新教教徒們又不安分起來，黎塞留被迫於1627年圍攻拉羅歇爾（La Rochelle），造成15000餘名新教教徒死亡。隨即，政治抱負遠大於宗教抱負的這位樞機主教對新教教徒又變得極為寬容。 但這種寬容無法長久。對立的信仰，一旦一方感覺有實力支配另一方，那麼在對峙時便會不惜餘力地毀滅對方。在路易十三時代，新教派從多數派變成了實力最弱的一方，於是便高掛免戰牌，老老實實地過日子。此時的新教教徒人數大概在120萬人左右，擁有600多個教堂，有700名左右的牧師負責管理。法國領土上出現的這些異教徒，讓天主教士難以容忍，人們用各種手段對其加以迫害，但是效果甚微，於是路易十四於1685年使用龍騎兵對新教教徒加以迫害，造成大量新教教徒死亡，依然無果而終。需要採取一些一勞永逸的手段。在教士以及博絮埃（Bossuet）的壓力下，《南特敕令》被廢除了，新教教徒被迫要麼改變信仰，要麼離開法國。這種悽慘的移民持續很長時間，據稱，這讓法國人口減少40萬，減少的這些人都是極為剛毅的人，因為他們毅然聽從信仰的召喚，而不是利益。 六、宗教革命的結果 如果僅從宗教改革運動這一段灰暗的歷史來看待宗教革命，就會認為宗教革命都是災難。但宗教革命並非都是如此，其中也有極大促進文明進步的宗教革命。 宗教革命賦予一個民族一個道德體系，往往會極大促進其物質力量的發展。穆罕默德建立起的新信仰，將那些弱小的阿拉伯部落改造成為了令人生畏的民族。 新的宗教信仰不僅使得一個民族的精神得到統一，它還可以顯著改變一個幾乎不可改變的事情：一個民族的情感。這是任何哲學、任何法典都無法做到的。 人們可以從歷史上發生的宗教革命中最偉大的革命——推翻了異教，用一位來自加利利（Galilé）平原的神取而代之——觀察到這一點。新理想要求人們放棄全部的塵世之樂，以尋求天堂中永恆的極樂。這樣的一種理想很容易被奴隸、窮人、不幸的人所接受，因為他們此生已經沒有了幸福可言，於是人們給他們描繪了一個美好的未來，以替代眼前毫無希望的生活。清戒的生活容易被窮人所接受，但富人也可以接受。這點展現了新信仰的力量。 兩千多年來，基督教革命不僅改變了德行，它還給文明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一種信仰成功了，文明的所有因素自然就要立即適應這種信仰，文明很快也就被改變。作家、文人、藝術家、哲學家，只是用自己的作品來表現新信仰的思想而已。 一旦某種宗教或政治信仰取得成功，理性便對它產生不了任何影響。但信仰總是念念不忘去闡釋理性、證實理性並強加理性。在摩洛克神（Moloch）時期，可能會有諸多的布道者、神學家在論證以人祭祀的作用，這與人們讚譽宗教裁判所、美化聖巴托羅繆之夜大屠殺及大恐怖時期的屠殺如出一轍。 不要過於指望持有堅定信仰的人能夠有多寬容。只有古代社會裡那些多神論者才擁有寬容心。現代社會裡講究寬容的國家是認可多神論的國家，如英國、美國，在這些國家裡有著不計其數的宗教派別。同一個名稱的諸多教派，其信奉的神也是五花八門。 繁多的信仰，成就了寬容，成就了弱勢的信仰。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難解的心理學問題：如何在堅持寬容的同時又能堅持信仰。 上述資料表明了宗教革命的巨大作用以及信仰的力量。儘管其理性價值不值得一提，但宗教革命塑造了歷史，避免了沒有信仰、沒有力量的民眾成為一盤散沙。人類在任何時代都需要信仰，以便規範自己的行為和思想。任何哲學都不能替代這些革命。 * * * [1] 靈魂歸宿預定論的教義仍然在新教的教義課本中出現並被傳授給教徒。我從愛丁堡弄來的一本最新正版的教義課本中選取一段來對此做個說明：「按照上帝的聖諭，為呈現上帝的榮耀，有的人和天使被預定為永生狀態，其餘則被預定為永死狀態。被上帝預定命運的天使和人，都是特定的且不可更改；其人數也是確切無誤，不可增減。被上帝預定得活之人，都是在上帝創世之前，依據他一貫的目的、從不示人的意圖和善良的願望，挑選基督來承受永遠的榮耀，這是上帝無限聖寵與愛的結果，而非出於對其信心、善行、毅力的預判，也非因上帝造人時有何先決條件或動因，一切都是讓人讚美的聖寵使然。上帝選定了榮耀繼承者，並根據自己永恆的無限的意圖，預定了達此目的的一切手段。榮耀繼承者，雖在伊甸園裡墮落了，卻被基督所救贖；聖靈在適當的季節使之膜拜基督；由此被收為義子，消除罪孽，又承蒙其庇護，借著對基督的膜拜而得救。除了榮耀繼承者外，無人可被基督感召、庇護、收養、消除罪孽和救贖。」 [2] 其想法大概和發生在1588年12月23日的刺殺事件有關，其時亨利三世利用在布盧瓦（Blois）召開三級會議的機會，派人暗殺了吉斯公爵及洛林紅衣主教。——譯註 [3] 應該有很多人獲得了這枚獎章。因為國家圖書館獎章陳列室中收藏有三枚這樣的獎章，金、銀、銅各一枚。獎章的翻印件見博納尼（Bonnani）所著的《教皇獎章》（Numism Pontific ）第1卷336頁，其一面刻有格列高利十三世的像，另一面刻有一個天使，手持雙刃劍砍殺著胡格諾教教徒，並有題銘：Ugonotorium strages，也即「屠殺胡格諾派」。（西塞羅或蒂托-李維將「strages」一詞解釋為殺戮或屠殺；而維吉爾或塔西佗則將其釋為災禍、毀滅。） [4] 又稱雅各賓專政，法國大革命時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間由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雅各賓派統治法國時期的稱呼。在這一段時間內，法國政府為了徹底得到政權，將嫌疑的反革命者送上斷頭台，嚴格限制物價。該時期有數千人被殘忍殺害。雅各賓派（激進共和主義派）在1793年的起義中戰勝溫和共和主義派，奪取了政權。但是，雅各賓派執政也為法國歷史做出了一些貢獻，比如推廣教育，提倡宗教自由，廢除法國殖民地的奴隸制等。1794年，熱月政變爆發，羅伯斯庇爾被斬首，雅各賓專政結束。——譯註 [5] 亨利四世生活的世紀是法國宗教戰爭流血紛爭的時代。登上法國王位之前，亨利飽受聖路易後裔及新教教徒領袖兩種身份的影響，為了合法繼承法國王位，他宣布改信天主教，並頒布南特敕令，為延續二十多年的宗教戰爭畫上句點。這也是第一部承認新教教徒信仰自由的敕令。法國的經濟在他統治時代發展起來，亨利四世為此深受人民愛戴。1610年，亨利四世於巴黎遇刺身亡。兇手是一名狂熱的天主教教徒。——譯註 第三章 政府在革命中的角色 一、政府在革命中的弱勢 不少現代國家，如法國、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奧地利、波蘭、日本、土耳其、葡萄牙等，一個世紀以來都在不停地鬧革命。這些革命都有迅捷和易舉的特點，而受攻擊的政府都是被推翻的命運。 迅捷意味著精神傳染的快速，這得歸功於現代化的傳播手段。政府的弱勢讓人驚訝。這意味著政府理解力和預判力完全失效以及對自己能力的盲目自信。 而輕而易舉地讓政府轟然倒塌並不新奇。這在歷史上不止出現一次，被推翻的不僅有作為宮廷謀反犧牲品的君主專制政府，還有藉助新聞界和輿情監測機構而熟知情況的政府。 在這些瞬間倒塌的政府中，最令人稱奇的是由查理十世的敕令 [1] 引發的倒台。眾所周知，這個君王是在四天之內倒台的。他的內閣根本沒採取任何預防措施。當國王外出狩獵時，他對於巴黎的平靜局勢是非常放心的。軍隊對其也是毫無敵意，一如路易十六時代，但是指揮混亂的軍隊卻被若干叛匪一擊即潰。 路易-菲利浦的垮台是更為典型的一個例子。這位君主並沒有像查理十世那樣遭人痛恨，垮台並非由於其執政的魯莽，而是由於一件不起眼的極易被撲滅的騷亂所致。 歷史學家不明白的是，一個穩定的政府，且擁有一支龐大的軍隊，居然可以被幾個鬧事者推翻，於是很自然地將路易-菲利浦的垮台歸結為某些深層次的原因。實際上，垮台的真正原因就是負責保衛他的將軍們的無能。 這是為人們所知的教訓最為深刻的例子之一，值得我們加以關注。博納爾（Bonnal）將軍對這個事件研究得極為透徹，基於一位見證人——埃爾興跟（Elchingen）將軍——的記錄。36000人的軍隊當時就在巴黎，但是無能且膽怯的將領卻不讓調用軍隊。自相矛盾的命令一條接著一條，最終便是禁止向群眾開槍，且允許群眾和士兵混在一起，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危險的。騷亂最終兵不血刃取得勝利，國王被迫退位。 博納爾將軍用大眾心理學的研究來分析前述的例子後指出，導致路易-菲利浦下台的騷亂是多麼容易被制止。他還特別提到，如果將領沒有完全喪失理智，一小股軍隊便可以阻止叛亂分子進入議院。而由君主主義分子組成的議院肯定會擁戴巴黎伯爵為國王，其母攝政。 類似的現象接二連三地出現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革命中。 這些事實表明了不起眼的小事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由此，人們應不必過於在意歷史的一般規律。沒有導致路易-菲利浦下台的騷亂，我們便可能不會有1848年的共和制，沒有第二帝國，沒有色當戰役，沒有侵略，也不會喪失阿爾薩斯。 在我剛剛說到的革命中，軍隊對政府沒起到任何作用，不過也沒有調轉槍口對付政府。一般而言，都是軍隊進行革命的，如葡萄牙和土耳其。發生在拉丁美洲各共和國不計其數的演變便是藉助軍隊實現的。 藉助軍隊進行的革命，新的執政者通常也在軍隊的操縱下倒台。我之前曾經談及羅馬帝國末期，那時，皇帝們都是被士兵所推翻。 同樣的現象經常出現在現代社會。關於希臘革命的一段報道描述了政府被軍隊操控後的結果。 「一天，有80名海軍軍官宣布，如果政府不解除他們指控的領導人職務的話，他們便要辭職。而另一天，一群租種屬於儲君的分成制租田的農業工人群起要求瓜分其田地。海軍抗議的是對索巴斯（Zorbas）上校的提拔。索巴斯上校在與上尉泰帕爾多斯（Typaldos）進行了一周的謀劃後，與議院主席展開對等的談判。與此同時，市政聯盟對這些海軍軍官加以斥責。一名議員提議，應以敲詐罪名來處理這些軍官及其家屬。當指揮官米亞烏里斯（Miaoulis）朝造反者開槍時，原先受泰帕爾多斯指揮的海軍士兵們，便開始履行職責了。這不再是伯利克里（Périclès）以及地米斯托克利（Thémistocle）時代的那個和諧的希臘，而是一個醜陋不堪的亞格拉蒙營地（Camp d』Agramant）。 [2] 」 沒有軍隊的幫助，一場革命是無法成功的，或至少軍隊要保持中立，最常見的是軍隊沒有參與，運動便開始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就是如此，緊接著是1970年推翻第二帝國的革命，起因是在色當戰役中，法國戰敗投降，令法國人蒙羞。 大部分的革命都發生在首都地區，隨後蔓延至全國各地；但這並非一成不變。如大家知道的，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旺代、布尼塔尼、法國南方就曾群起造反來對抗巴黎。 二、政府如何抵禦革命 在前文列舉的多數革命中，政府的消亡是由於其懦弱，最後一觸即潰。 俄國革命告訴我們，一個政府要堅決捍衛自己，才能最後贏得勝利。 對於一個政府而言，革命永遠都不是最可怕的。由於在東方遭受到巨大失敗以及舊制度長期暴虐的統治，所有的社會階層，其中包括部分軍隊和海軍，都揭竿而起。鐵路、郵局、電報都紛紛罷工，導致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各主要地區間的交通、通信基本中斷。 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口都是農民階級，他們也開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宣傳。農民的命運非常悽慘。在沙俄農村村社組織米爾（Mir）體制下，他們只能耕作土地但無權獲得土地。政府決定通過改變土地所有制的方式來與這個人口眾多的階層實現和解。一些特殊的法律出台了，如強制地主出售給農民其擁有的部分土地，並專門成立一些銀行，負責借貸給購買土地者必要的資金來支付土地款。而所借款項可以用其出售的作物款以按年繳付的方式來償還。 在確信農民保持中立之後，政府開始與焚燒城市、向人群投擲炸彈、打仗殘酷無情的狂熱分子作戰。所捕獲之人一律處死。這種屠殺是自人類有史以來保護社會免遭反叛者摧毀的唯一辦法。 獲勝的政府還明白，必須要滿足國家開明人士提出的合理的要求。於是政府建立起了議會，讓其負責起草法律、監督開支。 俄國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在所有原來的支持都接二連三地失去的情況下，一個政府是如何憑藉著智慧和決心戰勝最大的困難的。公正地說，政府不是被推翻的，而是政府選擇了自殺。 三、政府發動的革命：以中國、土耳其等國為例 政府幾乎總是在與革命做鬥爭，而不是鬧革命。體現著時代需求和民意的政府，它們總是在追隨改革者而不是引領改革者。 某些政府想開展一些激進的改革，但這些改革有時會導致革命的發生。改革的成功和失敗取決於民族意識的穩定與否。 當一個民族是由半開化的部落組成的時，沒有固定的信仰，也沒有強大的傳統，也即沒有現成的民族意識，政府對這樣的民族強加一些新的制度往往會取得成功。這就是俄國在皮埃爾大帝時代（Pierre le Grand）的情形。為人所知的還有俄國是如何利用自身半亞洲、半歐洲的俄羅斯人的力量進行歐化的。 日本是另外一種情形，革命是由政府發起的，但革命的對象是技術而非靈魂。 只有一個極為強勢的、一個極具天賦的獨裁君主方能成功地或部分成功地完成下列任務：改革要顧及全體人民。此處與一般意義上的革命不同之處在於：專制君主是革命的，而百姓是保守的。通過仔細觀察，人們很快便會發現，人民通常都是非常保守的。 失敗不過就是這些改革企圖的代名詞。無論這些革命是從社會高層還是從底層發起的，它們都不會改變一個長期保持穩定的民族的靈魂。它們僅能觸及已被歲月侵蝕的隨時會崩塌的東西。 對一個政府而言絕難做到的事情就是：突然改變一個國家的制度。對此，實際上是中國做了最有趣的嘗試。中國政府原本想強行推動改革，在中國進行改良，但改革卻引發了不滿，不滿導致了革命，革命進而推翻了封建王朝。禁菸、禁賭、改建軍隊、興辦學校導致稅賦增加，這一點和改革本身一起，成為輿論責難的目標。 幾位到歐洲留過學的中國學者，利用這種不滿情緒，煽動人民起來抗爭並宣布成立共和。但對於這個制度，中國人卻毫無概念。 這個共和必然不得長久，因為推動共和的不是一個進步的而是反動的運動。對於接受過歐洲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共和」就等於「擺脫長期以來一切限制、法律、規則的桎梏」。他們剪辮子、戴鴨舌帽、自詡共和黨人，認為由此可以隨心所欲、自由自在了。這與一部分法國人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對共和這一理念的理解是一樣的。 中國很快便看到了一個社會在失去了其日積月累搭建起來的骨架後所變成的樣子。經過幾年血腥的無政府狀態後，中國必得要重新建立起一種權威，而這種權威的暴虐必然要遠勝被推翻的舊體制。科學沒有為中國找到一根能讓一個無紀律的社會存在下去的魔棒。當然如果有這樣一根可以代代相傳的魔棒，也就無須苦苦相求而不得了。在人們宣洩著原始的本能，摧毀祖先苦心構築起來的堤壩之後，也唯有通過一種暴政才能恢復這些堤壩。 土耳其的經歷和中國類似，可以作為佐證來證實上述斷言。幾年前，一些在歐洲的學校里接受教育並滿懷憧憬年輕人，在幾名軍官的幫助下，成功地推翻了一位殘暴的讓人無法容忍的蘇丹 [3] 。在接受了我們強大的拉丁信仰——對制度的神奇力量的信仰——之後，他們想要在一個被宗教仇恨弄得四分五裂的、種族眾多的、半開化的國家裡，建立起代議制政府。 這種嘗試前景很不樂觀。改革的倡導者應當注意到，儘管他們十分寬容，但他們還是不得不用一些與被推翻的體制相近似的方法來管理國家。他們無法廢止不經法定審判程序的死刑，無法制止對基督教教徒大規模的屠殺，也無法根除任何弊端。 指責他們當然有失公允。事實上，他們無法改變一個有著悠久傳統和狂熱宗教信仰的民族，在這裡，穆斯林占人口多數，穆斯林按照自己的法典來治理他們信仰的聖地是合情合理的。 這樣的一種狀態非常難以撼動，人們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有點像是立憲體制的君主專制形成了，它和舊體制沒什麼大的差別。類似的嘗試形成了這樣一個範例：在改造民眾的靈魂前為其選擇體制是徒勞的。 四、在革命中，無法和政府一起被更迭的社會因素 前面我們談到了穩定的民族意識的作用，由此，大家知道一個存續已久的現成的體制的威力有多大了，如以前的封建君主制。君主很容易被謀反者推翻，但是謀反者卻無法推翻君主所象徵的那些定律。拿破崙下台後，其替代者不是他的血緣繼承人，而是國王的繼承人。後者身上代表的是一個古老的定律，而拿破崙的兒子只是那些尚未固化在靈魂中的理念的化身。 基於同樣的理由，一位要多聰明就有多聰明的部長，無論他對國家的貢獻有多大，都鮮有推翻其君主的。俾斯麥自己也做不到這一點。這位偉大的首相獨自一人完成了德國的統一，而他的主子，僅僅對他動一動手指便就讓其滾蛋了。面對受到輿論支持的一個定律，人是那麼無足輕重。 由於種種原因，以政府為化身的某個定律會和政府一道消亡，大革命期間的情況就是如此，但並非社會一切的組織因素都會同時消亡。 如果只知道法國一個世紀以來的動盪不安，就會認為法國是處在一個極度的無政府狀態下。但法國的經濟、工業和政治領域卻與之相反，表現出一種連續性，似乎和所有的紛爭以及體制無關。 在歷史所關注的重大事件以外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書本都不屑去談論它們。它們都是被迫在眉睫的大事所左右著。但它們的集合體構成了一個民族其生活真正的骨架。 不過，對重大事件的研究向我們呈現了一個世紀以來名稱頻繁變化的法國政府，而對日常小事的研究則與之相反，它證實了法國政府實質上幾乎沒有變化。 一個民族真正的引領者是什麼？從大的方面來說，可能是國王和大臣，但從每日生活中的小事來看，則沒他們什麼事。一個國家真正的引領力量，是非人為因素構成的行政機構，它們不受體制更替的影響。它們是傳統的守護人，雖不顯山、不露水但卻連綿不絕，構成了一種隱匿的權力，其他的一切都得向它低頭。這種權力的作用正如本書要分析的那樣：形成一個隱匿的國家，要比形式上的國家更為強大。法國就是從這個階段走過來，並逐漸過渡到由一些官僚和職員管理國家的階段。研究革命史越多，人們就會越發感覺到，革命更替的只是表面。進行革命很容易，但改造一個民族的靈魂卻非常難。 * * * [1] 查理十世為法國波旁王朝復辟後的第二個國王（1824～1830年在位）。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頒布四項高壓敕令，如解散立法機構並改變選舉制度等，敕令成了當年七月革命的導火線。從7月27日開始，以《自由報》為首的四十多家報紙發表了抗議書，公開號召人民放棄對政府的服從。次日，示威轉變為武裝起義，巴黎人民同政府軍展開激烈戰鬥。29日，起義者攻占了王宮，查理十世被迫逃亡英國。——譯註 [2] 法國諺語，意思是同一陣營里的人之間產生嚴重的爭執。——譯註 [3] 蘇丹是某些伊斯蘭國家最高統治者的稱號，這裡應該是指1908～1909年青年土耳其黨革命，推翻了蘇丹哈米德二世的專制統治，恢復了1876年憲法，建立了君主立憲政府。——譯註 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一、民族意識的韌性和穩定性 對歷史中某個特定時刻的某一個民族的認識，既包括對其環境的認識，也包括對其過去的認識。理論上可以否定這個過去，正如法國大革命時期人們和如今很多的政治家所做的那樣，但在行動上卻是無法摧毀這個過去。 在數百年來逐漸積累構建而成的過去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情感、傳統、偏見，它們構成了民族的靈魂，民族靈魂產生了民族的力量。沒有它，就沒有進步可言。每一代新人都需要重新開始。 構成民族靈魂的一系列東西，只有在具備一定的穩定性的情況下才是穩固的，但是這種穩定性不應當過分，否則就沒有韌性可言了。 沒有了穩定性，祖先的靈魂就沒有了任何依託；而沒有了韌性，靈魂也就無法適應由於文明的進步而導致的環境的變遷。 民族靈魂若有過度的韌性，便會導致人民進行無休止的革命。而過度的穩定性則會導致沒落。因為長期的過於穩定，人類會變得無法適應新的生存條件，人類這樣的生靈就會消失。 鮮有民族能夠在這兩個相反的特徵——韌性和穩定性——之間達到一個恰好的平衡狀態。古代的羅馬人和現代的英國人可以說是在這個方面做得最好的兩個民族。 靈魂過於穩定的民族，其革命往往是最暴力的。他們不懂得慢慢演化並適應環境變化的道理，當發現這種適應是不可避免的時候，因而不得不強行適應。 獲得穩定性要經歷漫長的時間。一個民族的歷史往往就是一部講述其長期努力獲得靈魂穩定性的記述。如果這個民族沒有達到這個目標，它便是一盤散沙，既沒有凝聚力，也沒有戰鬥力。在經歷了羅馬帝國後期的入侵之後，法國花了幾個世紀的時間來塑造自己的民族靈魂。 最終法國擁有了自己的民族靈魂，但是在數個世紀的時間裡，這種靈魂卻變得過於僵化。如果民族靈魂再多一點韌性，那麼法國的封建君主專制就會與其他地方一樣，慢慢地發生改變，這樣，我們也就可以避免依靠代價高昂的革命及其結果來重塑我們民族的靈魂。 前述思考呈現了民族在動蕩產生過程中的作用，解釋了同樣的革命為何在不同的民族中產生的結果迥異，例如，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在有些民族中受到追捧，在有些民族卻備受冷遇。 當然，作為一個極為穩定的國家，英國也發生過兩次革命，並讓一位國王送了性命 [1] ，但是盛放其精神骨架的模具卻是既穩固而又不乏彈性。由於穩定，過去的所獲可以得到傳承；而有彈性，則就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對這樣的模具進行調整。英國從未想過在理性的招牌下用摧毀祖先遺產的方式來重建一個新社會，這只是法國大革命期間的那些人的所為。 A.索雷爾（A.Sorel）寫道：「法國人鄙視他們的政府、厭惡他們的教士、仇恨他們的貴族，奮起反抗他們的法律；而英國人卻為他們的宗教、憲法、貴族政府和上議院感到自豪。這些東西一如氣勢磅礴、哨樓林立的巴士底獄，英國人在其庇護下，在英國騎兵的保衛下，傲視歐洲，指點歐洲。英國人承認，在他們自己的宮殿里，人們也為這些東西的控制權在爭吵，但卻不要外國人來染指。」 民族對自身命運的影響還清楚地體現在美洲那些西班牙共和國里所發生的無休止的革命上。這些國家的人口是由混血兒或者說是由遺傳特徵各不相同的個體構成的，其祖先的特徵業已蕩然無存，因而這些人口沒有民族靈魂，也就沒有任何的穩定性。一個混血的民族始終是難以統治的。 如果人們想確切地知道種族表現出來的政治能力上的差異，便需要研究被兩個不同的種族接連管理過的同一個國家。 歷史中不乏這樣的事件。古巴和菲律賓最近發生的事件則令人驚異。菲律賓則剛剛由西班牙人殖民轉由美國人殖民。 人們知道，在西班牙的統治下，古巴的貧窮和混亂達到什麼樣的一種程度；而在這個島國被美國接手後幾年間又繁榮到了何種程度。 同樣的經歷在菲律賓重現，其時的菲律賓已經被西班牙君主統治了幾個世紀。但該國最終仍是一個巨大的沼澤地，那兒各類傳染病肆虐，既沒有商業也沒有工業，人民生活悲慘。在經過美國治理的幾年後，這個地方完全變了樣，瘧疾、黃熱病、鼠疫、霍亂消失了，沼澤乾涸了，有了鐵路、工廠、學校。十三年間，死亡率下降了三分之二。 依然不懂得「民族」二字的深刻含義、不知道一個民族其祖先的靈魂的作用大到何種程度的歷史學家們，可以看看這些例子。 二、人民對革命的態度 在一切革命中，人民的作用都是一樣的。但絕非人民發動、人民指揮著革命。它的作用取決於領導人。 當其利益受到損害時，有些百姓便自發起義，正如人們最近在香檳地區看到的那樣。一場地方性的運動就是一場騷亂。 當領導人極具影響力時，那麼革命便容易發生了。巴西和葡萄牙就是最新的例子。但是新的思想要想深入人心，還需要漫長的時間。通常，人們認同一場革命，但卻不知為什麼，當人民有幸明白了這個為什麼之後，那場革命早已結束了。 人們之所以進行革命，是因為有人鼓動他們去革命，但對革命領袖的思想知之甚少，人們用自己的方式來揣摩革命，他們與革命發起人對革命的認識大相徑庭。法國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1789年的大革命，其真實的目的是用資產階級的統治來代替貴族的統治，也即用有能力的新精英分子替換業已變得無能的舊精英分子。 革命起初的這個階段無關人民的事。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力已經明示天下，但只體現在選舉代表的權力上。 百姓目不識丁，他們不奢望能像資產階級那樣，在社會階梯上攀爬，也絲毫感受不到與貴族平起平坐的意義，他們本來也不想這樣，人民的看法和利益都與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階層極為不同。 國民公會和王權之間的鬥爭促使國民公會把人民牽扯進來。人民在其中越陷越深，資產階級大革命很快演化成為一場人民革命。 一個沒有力量的思想，只有依仗情感主義和神秘主義才有所作為，為了打動人民，資產階級理論思想變成了一種清晰的新信仰，它帶有明顯的功利因素。 這種轉變是迅疾的，當人民聽到眼前被視作政府的那些人對它保證說人民翻身做主人後，自視為受害者的人民大眾便開始洗劫、縱火、屠殺，並自以為在替天行道。 革命定律的巨大力量在於釋放出被傳統、法律、環境長久壓抑的原始野蠻的本能。 於是，所有的社會約束日漸坍塌。民眾體味到了擁有無限權力以及追捕、洗劫前主人的快感。成了至高無上的主宰的民眾，還會有什麼不敢幹的？ 「自由、平等、博愛」等口號，是信仰的真實體現，也是大革命之初的嚮往，但很快它就成了掩飾大眾真實動機的冠冕堂皇的詞，如貪婪、嫉妒以及仇視高高在上者等，這些動機是任何約束都無法抑制的。這也解釋了為何會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法國就落入無序、暴力和無政府的狀態之中。 自大革命從資產階級蔓延到人民大眾階層之時起，大革命便不再是理性支配本能，而是相反，成了本能竭力去支配理性。 本能對理性的勝利有著合法的藉口，但這是一種可怕的返祖現象。社會的一切努力——依靠傳統、習俗以及法制對遺傳下來的人的動物本能和原始獸性進行抑制——是實現社會延續不可或缺的。對這些本能的抑制是可以實現的——一個民族對其本能的抑制越強，文明程度就越高，但卻無法摧毀本能。諸多因素皆可輕易將其激活。因此，放縱民眾的激情是很危險的。一如滔滔洪水，一旦越過河床，如不進行大肆蹂躪，它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 里瓦羅爾（Rivarol） [2] 在大革命之初便說過：「這不是對群氓進行啟蒙的世紀，這場撼動一個民族之根基的大革命是一場不幸。」 三、人民在革命中的關鍵作用 大眾心理學的規律表明，沒有領導人，人民是無所作為的，人民是因聽信慫恿而信心滿滿地大規模地投身革命的，但他們絕不會成為所參與的運動的領導者。 在所有的政治革命中，都會有領袖忙碌的身影。他們不創造革命賴以為繼的思想，只用這些思想作為行動的指南。思想、領袖、軍隊和群眾構成了一切革命的四要素，且各有各的作用。 群眾在領導人的煽動下，成群結隊地行動起來。他們就像是一發發本身沒有力量但藉助火藥的力量洞穿鋼板的炮彈。群眾很少明白自己參與的革命是怎麼回事。他們心甘情願跟隨領袖，甚至連自己到底圖什麼都懶得去想。只是因為查理十世頒布了幾項敕令，他們便推翻了查理十世，但對查理十世所頒布的敕令的內容卻是一無所知，若問他們後來為什麼又要推翻路易-菲利普，他們肯定會一臉茫然。 包括米什萊（Michelet）、奧拉爾（M.Aulard）等諸多學者都被表面現象所迷惑，他們認為人民是法國大革命的發起者。 米什萊說：「大革命的主力是人民。」 奧拉爾寫道：「關於法國大革命是由幾個精英人物、幾個英雄發起的說法是錯誤的……我認為，從1789年到1799年這段時期的經歷來看，沒人能夠獨自左右事件的進程，無論是路易十六、米拉波（Mirabeau），還是丹東、羅伯斯庇爾，他們都無法做到。法國人民是法國大革命真正的英雄這點還用說嗎？只要看看法國人民是組織有序還是群氓便知。」 柯欽（M.A.Cochin）在其最近的一本書中，對人民的作用的看法更是偏激。 米什萊說的沒錯，這是個奇蹟。對大革命了解得越多，就越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五年間，無領袖、無法律的人民，似群氓，然其指揮、管理及其一言一行，都帶著幹練、連貫，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整體。無政府狀態也讓潰敗中的秩序派大開眼界……2500萬人，在三萬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3] ，形同一人。 如果人民步調一致的行為正如作者所設想那般是自發的話，那無疑是個奇蹟。奧拉爾自己也明白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在談及人民時，也小心翼翼地說到，人們處在群體之中，群體可能受到一些人的領導。 「後來，是誰鞏固了國民團結？誰拯救了遭受復辟反攻的以及被內戰弄得支離破碎的國家？是丹東？是羅伯斯庇爾？是卡爾諾（Carnot） [4] ？」誠然，這些人都發揮了作用；但是，法國的完整得以維護，法國的獨立得以確保，都是仰仗以人民公社和協會組織起來的法國人團體。是市鎮的及雅各賓派的組織擊退了歐洲反法聯盟。不過在每個團體中，若仔細觀察，都可找到2～3個能力出眾的人，他們無論是領導者或是被領導者，在工作中，都透著一種領導的氣質，人們稱之為領導人，在我們看來（如細讀人民協會的會議記錄便知），他們的力量來自於其團體而非其自身。 奧拉爾的錯誤在於他認為一切團體都由「一場理性和博愛的運動」而生。在這場運動中，我們找不到任何自發的成分。遍布法國的數千個小俱樂部，唯一接受的便是來自巴黎雅各賓總部的號召，並且心甘情願任其差遣。這就是事實原貌，有人只是出於對雅各賓主義的迷信而不願承認罷了 [5] 。 四、人民群體及其構成因素 為了解釋某些理論概念，人民已被升華成為一個神秘的群體，它集一切權力及一切德行於一身，政治家們對其讚不絕口、恭維有加。但通過對人民在法國大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我們就會明白，對人民的這種概念還需要三思。 無論是當年還是如今的雅各賓分子，在他們看來，人民群體有一種至上的特性，擁有隻有神靈才有的屬性，它無須為自己的行為擔當，也從不犯錯。人們對其只有膜拜。人民可以燒殺搶劫，可以犯滔天罪行，它可以在今天把人捧上天，而明天又將其貶得一文不值，但這都沒關係。政治家依舊不停地歌頌它的德行、它的大智慧，並把人民的每一個決定都奉為圭臬 [6] 。 這個神秘的偶像般的群體，一個世紀以來備受革命者推崇，它是由什麼構成的呢？ 這個群體可以被分解為兩個迥異的類別。第一類由農民、商販以及各類工人組成，他們需要安寧和秩序來從事生產。這一類人占了人民的多數，但卻是一類絕不想革命的多數。他們只想平靜地過日子，因而被歷史學家忽視。 第二類人是由一群在犯罪意識支配下的具有顛覆性的社會邊緣人組成。他們因酗酒和貧困而墮落，成了小偷、乞丐、一文不名者和沒本事的失業工人，他們組成了起義軍中一個危險的群體。他們是國家一切動盪不安的主要因素。 因害怕懲罰，這類人中的大多數在平時都是老老實實的，不過，一旦可以為所欲為而不受懲罰，他們罪惡的本性便暴露無遺。 讓每一次革命變得血腥無比的大屠殺就是由這群陰森恐怖的烏合之眾所為。 這類群氓軍人，在其頭目的帶領下，不斷衝擊主要的革命議會。這群搗亂的軍人沒有別的想法，只想著屠殺、搶劫、縱火。他們完全不把革命原則和理論當回事。 通過精神傳染，並受到運動的吸引，一群遊手好閒且無所事事的人又加入到這群來自人民最底層的群氓中。聽到別人高呼口號，他們也跟著呼喊口號，看到別人起來革命，他們也跟著革命，但他們卻連喊口號、鬧革命的最基本的目的也一無所知。這是受氛圍感染的隨大流、湊熱鬧行為。 這群心存歹念且不安分的人，卻是自古至今一切義軍的核心分子，是演說家們唯一看上眼的人，也是其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人民。實際上，這裡的至高無上的人民正是由梯也爾 [7] （Thiers）口中的群氓構成的。 梯也爾說：「自從塔西佗目睹了群氓們為皇帝們的暴行歡呼雀躍的情形之時起，群氓卑劣的本性始終沒有改變。這些野蠻人在社會底層繁衍生息，隨時準備響應權勢的召喚。他們以其累累罪行讓社會蒙羞，讓一切建樹都背上罵名……」 歷史上沒有哪個時代的社會底層人口，其恣意妄為的時間有在法國大革命中那樣持久。 自野蠻的大眾沒了約束伊始，也即自1789年起，早在國民公會之前，大屠殺便已開始了。大屠殺手段的殘忍令人髮指。在「九月大屠殺」 [8] 事件中，人們用馬刀一刀一刀地割著囚犯們的肉，這樣做既延長了囚犯們的痛苦，又讓目睹這慘絕人寰的情景的旁觀者們感到莫大的快樂。 類似的情景在法國屢見不鮮，甚至在大革命之初也是如此。對外戰爭等任何藉口都不足以來為此類暴行開脫。 從5月份到9月份，一系列的縱火、謀殺、搶劫等，讓法國血流成河。魯昂、里昂、斯特拉斯堡等都相繼落入群氓之手，泰納（Taine）記錄下了發生在上述地方的120個事例。 特魯瓦市市長的雙眼被用剪刀挖出，並在被折磨幾個小時後死去。龍騎兵上校貝爾曾斯（Belzunce）被活活剁碎。很多地方，都可見到受害者的心臟被剜出後挑在矛尖上招搖過市的情形。這就是束縛底層民眾的體系被輕率解除後，群氓們在原始獸性不受控制的情況下的所作所為。這些暴行得到姑息的原因，就是政治家們要迎合他們以便從中獲益。可以設想一下，在那一刻，這數千人融合成為了一個龐大的、殘忍的、偏激的怪獸，其狀恐怖，連世上最嗜血的暴君都難望其項背。 然而這群暴戾而殘忍的人，一旦遭遇到一個比自己更強大的對手，又會變得極其乖巧。這群人的殘暴是無邊的，他們的奴性也是無邊的。所有的專制者都對其大加利用。而愷撒一類的強人，如卡里古拉 [9] （Caligula）、尼祿（Néron）、馬拉（Marat）、羅伯斯庇爾或布朗熱（Boulanger）等，則是這群人的偶像。 除了這群在革命期間發揮主力作用且具有破壞性的群眾之外，剩下的便是之前提及的只想過安穩日子的真正的群眾。他們有時也會從革命中受益，但絕不想革命。革命理論家們對其知之不多，也不看重他們，覺得他們從骨子裡就是傳統且保守的。但他們才是一個國家的中流砥柱，並且始終如一、盡其本分。由於膽小、恭順，因而極易為領袖所左右，並在其影響下，一時間也可以做出瘋狂之舉，但在傳統力量的約束下，他們很快又會回到正軌，這就是他們很快厭惡革命的原因。其固有的傳統意識促使其在無政府主義成災時站起來與之對抗，並找尋一位帶領他們重建秩序的領袖。 這樣的人民並沒有很高的政治覺悟，也沒有複雜的思想，他們溫順且本分。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政府其實十分簡單，就是一種極類似獨裁的政府。自希臘雅典共和國至今，在無政府狀態結束之後總是一成不變地出現這種形式的政府，箇中原因恰是如此。在第一次大革命之後出現的波拿巴獨裁政府受到了廣泛歡迎；第二次大革命後也是如此，儘管一片反對聲，但四輪全民表決，路易·拿破崙·波拿巴 [10]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均當選為共和國總統及皇帝，藉助公民表決，他的政變還合法化了，法蘭西帝國由此得以順利建立，一直到1870年普法戰爭前，他的統治都是合法的 [11] 。 無疑，人民在這些事件中受到了蒙蔽。但若沒有這些導致混亂的革命伎倆，人民也不會去想辦法來擺脫這些混亂。 要想弄清楚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本章所提及的事件是不應被忽視的。人民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又極為不同於傳聞中的那樣，但傳聞能給人以鼓舞。 * * * [1] 指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兩次內戰，1649年元月30日，查理一世被送往斷頭台處死。——譯註 [2] 里瓦羅爾（1753—1801），法國政論家、新聞記者及諷刺詩人。——譯註 [3] 每法國古里約合四公里。——譯註 [4] 卡爾諾（1753—1823），法國革命時期的政治活動家、軍事家、堡壘防禦工事專家，1792年選入國民公會，投票贊成處死路易十六。次年參加救國委員會並負責軍事行政工作，成功地組織了許多戰役。因不滿羅伯斯庇爾的恐怖政策，轉而支持熱月政變。1795年任督政官，1800年被拿破崙任命為陸軍部部長。因主張維護共和制，反對拿破崙稱帝，遂退出政界，悉心研究軍事和數學。1814年被委任守衛安特衛普，百日王朝時期曾任內政大臣。——譯註 [5] 奧拉爾在其與得比圖爾（Debitour）合著的歷史教科書中，對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大書特書。其中就講到了人民自發且堅定地參與革命的內容，如：6月20日白天，「國王革除了吉倫特派大臣的職務。憤怒的巴黎人民自發組織起來，衝進了杜伊勒里宮」。8月10日白天，「立法議會不敢罷黜國王，但巴黎人民，在各省聯盟軍的支持下，不畏流血，發起了這場必要的革命」。吉倫特派和山嶽派的爭鬥。「大敵當前，這場內訌讓人惱火。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還是人民強令國民公會將吉倫特派驅出公會並下令逮捕，從而終結了這場內訌」。 [6] 連最激進的共和黨人都覺得這種看法匪夷所思。法國著名政治家克列孟梭（Clémenceau）寫道：「讓社會主義分子憤懣的是，把一切的美德，如至上的理性，都賦予群眾，但確切而言，群眾的理性並非總是完美的。」如將克列孟梭的說法換成：群眾理性不但不完美，甚而是幾乎不存在的，這樣應更確切一些。 [7] 梯也爾（1797—1877），法國政治家、歷史學家。七月革命後，先後擔任內閣大臣、首相和外交大臣之職。1871—1873年，梯也爾擔任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首任總統，血腥鎮壓了巴黎公社起義。——譯註 [8] 1792年9月2日，凡爾登被包圍的消息傳到巴黎後，巴黎民眾擔心監獄中的保王黨和拒絕宣誓的教士進行報復，於是闖入監獄，擅自處死了一千多名犯人，史稱九月大屠殺。——譯註 [9] 羅馬帝國朱利亞·克勞狄王朝第三任國王蓋約·愷撒的別名，拉丁文Caligula是其別名，有「小軍靴」之意，公元37—41年在位，因其殘酷且荒淫無道而聞名。——譯註 [10] 路易·拿破崙·波拿巴（1808—1873），即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Ⅲ Bonaparte）。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1848—1851），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1852—1870），為拿破崙一世之侄，拿破崙二世之堂兄，荷蘭國王路易·波拿巴與奧坦絲·德·博阿爾內王后之幼子。——譯註 [11] 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爆發後，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回到法國。9月當選制憲議會議員。12月10日憑藉拿破崙一世的名望和農民選票當選為共和國總統。1849年遠征羅馬，協助教皇絞殺羅馬共和國。1850年頒布法盧法，讓教士重新控制學校；取消普選權。1851年12月2日他發動政變，解散立法議會，並通過公民投票使政變合法化，逮捕一切反對他的議員，稍後，又鎮壓了巴黎無產階級的反抗。1852年12月2日，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稱帝（拿破崙三世），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1870年普法戰爭中親臨前線，同年9月2日在色當戰敗投降，被俘入獄，時年62歲。《法蘭克福條約》簽訂後被釋放，隨即流亡英國，仍堅持其復辟帝制活動。1873年1月9日病故於英國，享年65歲。——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