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與革命心理學 · 導論 歷史的修正

當今時代不僅僅是一個發明的時代，也是一個對知識要素進行修正的時代。首先應承認，沒有任何一種現象其初始原因是現在可以探究的。科學對先前的結論加以核查，並察覺到了其中的不足。科學如今認識到其陳舊的規則正在被逐步淘汰，機制也失去了其功能，不久前還是世界基礎的物質，如今成了各種轉瞬即逝的力的受體。 儘管歷史用推斷的方法使其免受過於嚴厲的批評，但歷史並不能逃避這種廣泛的修正。沒有哪個歷史階段，當人們在談到它時，可以說它是千真萬確的，以前言之鑿鑿的事都受到了質疑。 和對其他事件的研究一樣，經過一代又一代作家們的分析，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可以說是結束了，大革命的面貌可以說是非常清楚了。除了做些細節上的修正，對大革命還有什麼可以說的呢？ 對大革命如何評判，反倒讓那些最為堅決捍衛大革命的人開始猶豫起來。之前的堅信不疑變成了有待商榷。對大革命的立場和信念動搖了。有關大革命的最新描述反映出了這種迷茫。但描述過後，人們卻越來越難以下結論。 不僅這個重大事件的參與者被大加議論，人們甚至疑惑，取代舊體制的新律法是否可以憑藉文明的進步自然形成而無須暴力。大革命的所獲似乎與當時付出的代價不相稱，也和大革命遠期的歷史成果不相稱。 有幾個原因促使對這段悲慘的歷史進行修正：一是時間讓情緒恢復了平靜；二是眾多的資料慢慢地公布於眾；三是人們學會了獨立分析這些資料。 但對我們的觀點影響最大的或許是現代心理學，因為它可以直入分析人心和行為的動機。 在可用於歷史分析的心理學發現中，要重點提及的有：對先輩行為的深入了解，發動群眾的規律，性格分裂的實證，精神的傳染，信仰在無意中的形成，不同邏輯形式之間的差異。 實際上，在這本書中運用的心理學手段還不僅於此。歷史學家通常還停留在分析研究資料的階段。但僅心理學便足以激起我剛剛談及的質疑。 ****** 改變革命民族命運（例如信仰的產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有時候非常難以解釋，以至於只能對其進行觀察。 自我進行歷史研究以來，讓我無從下手的某些重要現象常常令我驚異不已，尤其在涉及信仰產生的時候。讓我感受較深的是在闡釋它們時總是缺少某個關鍵點。理性已竭盡全力了，不能再指望它會帶來什麼，人們應當尋求其他的手段來弄清楚它無法闡釋的東西。 這些重大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不辭辛苦追尋業已消失的文明遺留下的蛛絲馬跡也無法弄清楚這些問題。 經過苦思冥想，最終我意識到該問題是由一系列先前單獨研究過的其他問題構成。這也是我二十年所做的事，其結果已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做過表述。 首先就是探索民族演化的心理學規律。在已經明確了歷史的民族——也即緣由歷史偶然因素形成的民族——最終獲得像解剖學特徵一樣穩定的心理學特徵之後，我便嘗試著解釋那些民族是如何改變其制度、語言和藝術的。與此同時，我還要探究在突發的環境變量的影響下，為何個體的性格可以徹底垮塌。 在由民族構成的穩定的集體之外，還存在著臨時的動態集體，我們可稱之為大眾。伴隨著大眾的集結，重大的歷史事件也隨之發生，大眾具有的特徵，與組成大眾的個體的特徵絕對不同。這些特徵是什麼？它們是如何演變的？我在《大眾心理學》 [1] （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中對這個新問題做了探究。 在這些研究之後，我便覺察到有一些因素被我疏漏了。 但這仍不是全部。在最重要的歷史因素中，還有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信仰——這些信仰是怎麼產生的，它們真的是理性和意志的產物？是長期教育出來的結果？還是無意識形成的？它與理性毫無瓜葛嗎？我在另一本書《觀點和信仰》中對這個難題進行了研究。 在心理學認為共同的且自願的信仰仍然無法解釋的情況下，在已證實信仰通常都是非理性的以及非自願的情況下，我便可以對這個重要問題給出答案，為何信仰在沒有任何理據的情況下，可以被各年齡階層中最有思想的人輕易接受？ 歷史問題的解決耗時數年，至此已真相大白。我的結論是：相對於引領思潮的且被人們奉為思想指南的理性主義邏輯，還存在著多種迥異的邏輯形式如情感主義邏輯、集體主義邏輯以及神秘主義邏輯，通常是它們在支配著理性，並孕育出我們行為的動因。 這個結論一旦形成，我便豁然開朗，原來很多歷史事件之所以難以理解，是因為人們在闡釋這些歷史事件時，藉助的是一種與它們的發生幾乎無關的邏輯。 ****** 在此用寥寥數語加以總結的這些探究都曾耗時數年。在感到窮盡這些研究無望時，我不止一次打起退堂鼓，轉而做些實驗，因為我堅信，實驗和真理是並行的，且獲得的是實實在在的片段。 探索物質世界非常有趣，但解讀人類更有意思，這是我為何有志於心理學的原因。 從我的研究中得出的某些原則也讓我受益匪淺。我堅決將其運用於實例研究，由此，我便被引領著去涉獵革命心理，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心理。 在分析大革命的過程中，我從閱讀中獲得的曾堅信不疑的確切的觀點，大部分都接二連三地被推翻了。 為了解釋這段時期，就應像幾位歷史學家們所做的那樣，不必將其看成是一個整體，因為大革命是由一些同時發生的且彼此各不相干的現象構成的。 每一個階段所發生的事件都是心理學規律的產物，它們的發生像齒輪箱一樣按部就班地進行著。事件的參與者像是一幕劇中的人物一樣，事先都早有安排。每個人說著該說的話，做著該做的事。 這些大革命的參與者也許和一齣戲中的人物不同，他們沒有研究過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一些無形的力量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早有安排，而且他們似乎也早已知曉。 確切原因是：他們接受這命中注定的安排，但卻不解其中的邏輯，因而當事件發生時，他們的驚訝不亞於我們，儘管他們是這些事件的主角。他們從未想到過有看不見的力量在驅使著他們。他們無法抑制憤怒和懦弱。他們言必理性，聲稱受到理性的引領，但實際上卻和理性一點兒關係也沒有。 比約-瓦雷納（Billaud-Varenne）寫道：「我們所做的決定備受非議，其實在決議前一兩天前，我們也未曾想要做出這些決議，僅是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這些革命事件並非是不可避免的。看過我們的書的讀者知道，我們從偉大的奮鬥者身上懂得了人是可以改變命運的。不過他們只能駕馭小部分事件，對於後果難料的事件，他們通常也是無能為力的。科學家們也知道，在微生物得勢前可以殺死它，但當發展到生病之後，他也無能為力了。 ****** 在一個問題引發熱議且人們還為之爭論不休之際，我們可以確信，這時的問題還處在信仰的階段，而非知識的階段。 在前一章中我們已經言明，信仰原本是無意識的，且與理性無關，它從來就不受理性思考的影響。 大革命作為信仰者的傑作，對其如何評價卻非信仰者可為。對其讚譽者有之，詆毀者有之，大革命依舊是一種可全盤接受或拒絕的信念，任何理性邏輯都不曾有此境遇。 一場宗教或政治革命在爆發之初，可能有一些理性的因素作為支持，但隨後的演變卻只有依靠神秘主義或情感主義等為理性主義所不容的因素方可進行。 既然理性主義邏輯不是規定它的邏輯，那麼以這種形式的邏輯來評判法國大革命事件的歷史學家也就無法理解大革命。由於這是連事件的親歷者自己都難以洞悉的事件，因而當有人說我們的大革命是一個參與者和闡述者均不懂的現象時，說明他離真相不遠了。歷史上沒有哪個時期，像如今這樣對現在知之甚少，對過去不屑一顧，對未來不加揣測。 ****** 大革命的力量不體現在那些陳舊的但仍要傳播的原則上，也不體現在其試圖建立的制度上。人們幾乎不關注那些制度以及學說。法國大革命讓法國遭受了一場可怕的內戰所帶來的暴力、謀殺、廢墟、恐怖，並在軍事上成功地對抗了歐洲，最終捍衛了自己。大革命之所以聲勢浩大，是因為它建立起的並非一個新體制，而是一個新宗教。換言之，歷史告訴我們，強大的信仰是不可抵擋的。從前，一度無敵的羅馬不得不臣服於信奉穆罕默德並受其指引的由牧羊人組成的遊牧軍隊。歐洲的君主們也同樣無法抵禦在國民公會號召下的衣衫襤褸的士兵。像所有使徒一樣，為了傳播他們的信仰，實現自己的夢想，創造一個新世界，他們準備隨時獻出自己的生命。 這樣建立起來的宗教，有著和其先輩宗教一樣的力量，只不過沒有它們持久。若不留下一些深刻的烙印和持續的影響，它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 我們不像大革命鬥士們那樣認為大革命是一種歷史的中斷。大家知道，為了表明自己的意圖——建立一個與過去迥異的世界，他們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並聲稱要與過去的一切做徹底決裂。 但是過去永遠不會消亡。它在我們身上而非在我們身外始終延續著。大革命革新者未覺察到他們自己便是過去的延續，他們巧立名目延續著君主制的傳統，舊體制的集權和君主專制反而還得到了加強。托克維爾寥寥數語便證實了大革命僅是顛覆了行將崩潰的體制而已。 可以說，大革命實際上並沒有摧毀什麼東西，它反而加速了某些思想的產生，這些思想隨後又繼續得以發揚。大革命所宣揚的博愛和自由從未受到很多的關注，但是平等卻成了福音書，成為社會主義思想以及現行整個民主思想演化的基石。可以說大革命既沒有隨著帝國的來臨而結束，也沒有隨著其後一系列的復辟而結束。在歲月長河中，大革命在緩慢地發展著，繼續或大張旗鼓，或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 ****** 本書花了大量篇幅來對於法國大革命加以研究，這些研究表明，講述大革命的書籍就是傳奇故事集，而非真相。它們打破了讀者的幻想。 這些傳奇要比歷史更加生動。不必為此而忐忑不安。對某些哲人而言，了解真相是有趣的，但對於人民而言，幻想似乎更有意思。這些傳奇是理想的集合體，這些傳奇構成了強烈的行為動機。豐特內爾（Fontenelle）指出，如果沒有這些虛幻理念的支撐，人民便將失去勇氣。聖女貞德、國民公會的巨擘、帝國時代等，過去的這些輝煌都給失敗後消沉的人民帶來了希望。這些都是父輩們給我們編織的憧憬，憧憬的力量往往要比事實更為強大。夢想、理想或傳奇，總之都是不真實的，但它們才是歷史的塑造者。 * * * [1] 也翻譯為《烏合之眾》。——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