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與革命心理學 · 1913年版前言

有關法國大革命的一些看法 撰寫本書的目的不在於褒貶大革命，而在於設法用心理學的方法來解讀大革命，這些方法已在我的另一本書《觀點和信仰》（Les Opinions et les Croyances ）中做了詳解。 源於此，我即不必對先前的種種觀點進行梳理。但談談這些觀點還頗為有趣，這也是我用一章的篇幅來對其加以列舉的原因，然而這只是某些史學家們對這一重大革命事件的觀點。 （書中的）幾個篇章僅僅就先前的觀點做了闡述，並對將來的觀點加以預判，而很少對當今的觀點進行表述。只有某些期刊對當今人們的感受做了闡述。這類評判大有裨益。 一些文章也對此事件做了分析，從中可以得出三個概念，它們代表著當今人們對法國大革命的認識。 第一個觀點認為，大革命如同一種信仰，要麼全盤接受，要麼全盤拒絕；第二個觀點認為，大革命類似一種神秘現象，難以解釋；第三個觀點則認為這是一個事件，在沒有公布尚未解密的大量官方文獻前是無法評判的。 對這三個觀點加以簡單的分析還是頗為有益的。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大革命對於大多數法國人而言是一件好事，它使得法國人擺脫了蒙昧，掙脫了貴族階級的壓迫。不止一位政治家這樣認為，沒有大革命，他便會淪為大領主家的僕人。 一位法國著名人物埃米爾·奧利維耶（Emille Ollivier）在其所做的一份重要的研究中清晰地表達了這種思緒，這份研究的目的便是要與我就本書中的觀點展開商榷。 在談及將大革命看作一個無意義事件的觀點時，這位傑出的法蘭西學院院士對此評論說：「古斯塔夫·勒龐也接受這個論斷。在其最近一本關於大革命心理學的作品中，人們可以窺見其概括能力和風格。」他說：「付出滿目瘡痍的代價後的所獲，其實在不久之後，也可以藉由純粹的文明發展而輕鬆得到。」 埃米爾·奧利維耶不贊同這個觀點。大革命對他來說是必需的，他總結說：「有人為自己無法再做拍打池水以防蛙鳴驚擾大領主休息的這類惡人而後悔；有人為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田塊被一群粗魯的年輕人踐踏而悲傷；有人為不再能因為有一個叫洛贊（Lauzun）的人覬覦他的妻子，或者因為對某位大人物言語不敬，或者因為某個莫名其妙的緣由被關進巴士底獄坐牢而懊惱；有人為不再有部長、高官、總督的暴虐，為不再任人宰割，為不再被洗劫而只繳稅款，為不再被所謂勝利者嘲諷、蹂躪而感到絕望。對我這一介平民，我要感謝他們，是他們的艱辛勞作，讓我擺脫了這些桎梏，若無他們，這些桎梏便要套在我的頭上，儘管他們有錯，但我仍祝福他們。」 上述文字把人們對大革命的信仰做了概述，而拿破崙的不凡業績，更是讓法國人對大革命念念不忘。對大革命的信仰源於這種廣為流傳的幻象，甚至連法國政治家也都認為：制度決定著一個民族的存在形式；而制度卻毫無例外地取決於科學和經濟的進步。抹平差距成了動力之源，它如斷頭台般的高效，甚而沒有大革命，假以時日，我們依然可以實現如今的平等和自由，此外，很多民族不經歷革命，也實現了自由。 上面列舉的第二個概念——大革命是一個難以理解的神秘的事件——也讓大革命變得撲朔迷離。 在一篇評判我的作品的文章中，巴黎一家久負盛名的報紙的政治主編德呂蒙（Drumont）作了如下表述：「這個撼動了舊世界的神奇事件，依舊是個謎……現代心理學的方法無法讓人明白這場危機中的不同尋常和神秘之處，它始終是一個離奇的歷史事件。」 這套理論在政治人物中很有市場。從一位前部長愛德華·洛克魯瓦（Edouard Lockroy）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這套理論的影子。 「歷史學家們弄不懂大革命……國民公會總是處在吵吵嚷嚷中，永遠那樣混亂不堪……羅伯斯庇爾的專制是一種懦弱……大革命的歷史是一群人的歷史，其中沒有領導人，大家都在行動……誰是領導人？是一群人，是大眾，沒有領頭人，是一群普通人引領另一群不知名的人。」 從這樣一個視角來看，大革命似乎就是在某個神秘的偶然因素的支配下所發生的諸多混亂事件的一個集合。 上面所做的簡單引述表明，有關大革命的研究因為種種不確定性而變得晦澀起來，而囿於這些不確定性，也出於謹慎，博學家們僅刊發一些短文 [1] 。 如今存在著一種想要客觀認識大革命的意識，其結果要麼是盲目的推崇，要麼便斷言這個重大事件至少以目前的資料是難以解釋的。 在我設法運用心理學方法來研究大革命時，闡釋上的困境也曾讓我驚詫不已。很快我便知道，歷史學家對這一重大事件的狐疑緣由其習慣於憑藉理性闡釋來解釋理性主義無法駕馭的帶有神秘主義、情感主義以及集體主義色彩的事件。 大革命歷史的每一頁都證實了上述判斷。僅集體主義邏輯本身，而非理性主義邏輯，便可揭示為何國民公會的倡議總是和其每一個成員的意見相左。理性無法深入解釋為何在一個不平靜的夜晚，貴族階級的代表會宣布放棄一些他們曾經孜孜以求的特權，倘若他們在適當的時間放棄這些特權，那麼大革命的發生原本是可能避免的。在不了解人在不同環境下會有性格的轉變的情況下，又如何能夠理解溫和的、聰明的資產階級在某些委員會上一邊提出建立公制以及開辦大學的建議，一邊卻投票贊同一些野蠻的做法如處死拉瓦錫（Lavoisier） [2] 、處死詩人謝尼耶（Chénier）、拆毀聖德尼（Saint-Denis）恢宏的陵墓？在不知書本教的傳播規律與現實傳播規律截然不同的情況下，又如何理解革命運動蓬勃興起？ 我們過於理性而難以接受，歷史是可以脫離理性而展開的，甚至常常是反理性的。由此，需要我們隨機應變，徹底改變歷史闡釋的方法，如果我們想弄清楚一系列事件的話，而理性通常是無能為力的。 我認為，本書中所述的觀點都將很快得到傳播。諸多文章證明，這些觀點已令很多觀察家震驚。在此引述英文《泰晤士報》中的幾個最重要的片段以饗讀者。 「所有當權者都應該學習古斯塔夫·勒龐的這本書。作者對大革命的經典理論不屑一顧，他用心理學解釋得出了全新的結論。他用極為生動的文筆，闡述了人民群眾在革命運動中的弱勢角色，以及公會成員的個人意志和集體意志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引領大革命黨人的是神秘主義因素，能讓大革命人士免受理性的影響。沒有大革命，便極難證實理性難以改變人，因此，一個社會並非是按照立法者的意願來構建的，不管他們考慮得有多麼周全。」 大革命的歷史實際上是由一系列並存的且通常孤立的歷史事件構成的：一個過時體制的歷史，由於缺少捍衛者而消亡；革命議會的歷史；群眾運動的歷史及其領導人；軍隊的歷史；新制度的歷史等。所有這些歷史，基本上代表的都是各類心理力量之間的較量，因而，應借用心理學的方法來對其加以研究。 人們會對我的闡釋加以評議。我認為自此以後，不考慮我的闡釋而去書寫一段大革命歷史是很難做到的。 巴黎，1913年1月 * * * [1] 這類工作都很有價值，儘管鮮有新意，但應當堅持下去，我相信當前的這些思想。我借用當今一位批評家的評述來做個結論：「參與冒險的政治家、鄉村恐怖分子，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建立據點，施行殘暴的封建統治，他們玩弄犬儒主義，並以此來設法打消、詆毀整個國家對烏托邦和博愛的不懈追求。只有在將所有這些人以及不勝枚舉的外省委員會（約兩萬個）的歷史全部弄清之後，才能還原大革命的本來面目。」 [2] 拉瓦錫（1743.8.26—1794.5.8），法國著名化學家，近代化學的奠基人之一，「燃燒的氧學說」的提出者，大革命中被殺。——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