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與法蘭西第一帝國 · 第3章 1791年憲法

法蘭西大革命的第二個階段仿佛一潭湖水，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洶湧。平靜的表象隨時可能被打破，盪起陣陣波瀾。這股暗流威力巨大，仿佛海上風暴捲起的旋渦。從1789年秋到1791年夏近兩年的時間裡，沒有再發生像巴黎起義、攻占巴士底獄、各省起義和1789年10月5日與10月6日事件一樣意義重大的事件。一些明察秋毫的人或許已經感覺到一些不安的力量正在集結並發展壯大，但它們終究沒能形成規模，更沒有引發叛亂。事實上，在當地革命激情或報復情緒的影響下，嚴重的犯罪事件此起彼伏。據說，保皇黨策劃了兩起陰謀，貴族移民數量不斷增加，邊境地區出現了反革命事件甚至入侵事件，歐洲其他國家對法蘭西局勢持觀望態度。從庇里牛斯山到萊茵河，法蘭西的改革形式千變萬化。那些使用暴力手段、抱有雄心壯志的改革者成了焦點，令民眾既忌妒又害怕。儘管如此，局勢至少看起來比之前穩定多了。有些改革帶來的好處是永久的，有些則是一時的。對於成千上萬的人來說，1789年的全國性危難所帶來的巨大壓力減輕了，大革命似乎正在走向幸福、和平和進步。國王與保皇黨分裂了，制憲議會從此至高無上。法蘭西農田上的封建大山被推翻，農業開始像被施了魔法一樣快速發展。中產階級和國民自衛隊有效地鎮壓了暴力，人民越來越富裕。法蘭西人正享受著從未享受過的自由。但外面仍是亂世，不和的聲音仍在迴響，政客煽動下的社會仍不穩定。在這種急劇變化的危局中，亂象雖然無法避免，但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煙消雲散。或者恰恰相反——這段平靜的時期正是法蘭西靠近深淵前的黎明，在危險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將給革命注入新的力量。然而，歷史雖然承認了局勢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同時也證明了宿命論是錯誤的教條主義。但公正地說，危局出現的主要原因是統治者缺乏經驗且形勢極為複雜。我們必須承認，如果法蘭西統治者真正具備政治家素質，如果法蘭西貴族不那麼傲慢而且堪當道德榜樣，如果法蘭西的君主及其輔佐者們不那麼愚蠢，那整個事件的進程就會大不相同。 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事件後，制憲議會重新著手重建國家機構，這幾乎從一開始就是它的使命。接下來的幾個月，制憲議會取得了的顯著的成就，改善了舊的社會形態。從此，有益的改革結果[1]開始出現了。舊時的野蠻刑罰和君主管轄權已經被廢除。被無益的限令扼殺的內部貿易也已逐步放開。一部融合了法規和習俗的法典得以確立，這部法典雖矛盾重重，卻也在法蘭西風靡一時。隨著封建領地的消失，城鎮的壟斷行業和專屬行會也消失了。最重要的是，制憲議會宣布實行宗教寬容，稅收制度得到了改革，不公平的稅務豁免權也被取消了。這些措施以及其他許多類似的措施不僅公正合理，而且大有裨益。因此，很多法蘭西人高度讚揚它為「1789年的不朽政策」，就連英國人也深表贊同。然而，制憲議會的工作都有一個明顯的特徵，那就是對純粹理論熱情無限卻完全忽視了事實本身。由於盲目追求創新，制憲議會激化了階級矛盾，加快了革命進程，使趨於穩定的政府陷入了慌亂。為了減輕法蘭西民眾對當前政治和社會的不滿，制憲議會採取了一系列行動。首先，它發布了著名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這個宣言雖莊嚴、大膽，卻有點兒不切實際。接著，它在隨後的立法中努力貫徹宣言中的法則。就像封建社會的強取豪奪一樣，一紙法令足以讓教會和其他一些機構的巨額財產被充公。儘管宣言做出了增加現有權利的承諾，但這一承諾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實現的。不久之後，無論是否尊貴、是否有歷史意義，所有榮譽頭銜都受到了壓制，名望、權威和特權被廢除。這個過程缺乏思慮，毫無公平可言。儘管社會不可能存在絕對的公平，但制憲議會還是宣稱「法蘭西人民生而平等」。此外，法蘭西的地方法規也發生了巨變。古老的省份連同各種各樣的權利和豁免權一起從地圖上消失了。相應地，地方議會也被取締了。從此，法蘭西有了新的分區。各分區被稱為行政區，每個行政區的組織機構和地方權力分配完全一致。 宗教寬容政策宣布後，僧侶和修女們享受到確確實實的新自由 幾個月後，法蘭西的舊機構幾乎全部被推翻。制憲議會開始著手為改革後的法蘭西制定憲法。憲法保留了君主制，賦予了王室更多自由，同時也削弱了它的很多舊特權。從此，王室變成了沒有實權的執行機構，雖然獲得了立法機關的決議權及法案的否決權，卻丟失了立法權。至於王室的大臣，則被完全排除在制憲議會之外，沒有任何席位，也沒有投票權。立法機關由立法委員會組成，形成一個單獨的議院，該議院幾乎絕對獨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正如我們看到的，其時常與王室發生衝突，權力也不如預期的那麼大，因為它並非真正普選的產物，其權力也與國王的權力拉扯不清。這個體制的最終表現令具有遠見的政治觀察家們感到震驚。過分集權化是古代君主政體的主要弊病之一，這種邪惡的體制遭到了激進的變革，即提倡新的平等理論和人民地位至高無上，這也是《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的兩大主要原則。城鎮當局擁有極大的權力，完全控制著自己建立的國民自衛隊，並擁有許多其他的政府職能。通過這種模式，巴黎基本上成了一個獨立於國家的聯邦，擁有著龐大的軍事力量。這種模式風靡全國。每個行政區都由小部門組成，每個小部門都擁有自己的國民自衛隊，並享有巨大的、本該屬於國家政府的權力。另外，每個行政區都設有一個更高級的部門，用以行使總體指揮權。在每個中心城市，這一巨大權力的行使者經由選舉產生，而任何人都可以參與選舉，不分高低貴賤。埃德蒙·伯克說：「法蘭西分裂為數以千計的小型共和國，而巴黎是它們的王，占據領導地位。」這一說法完全正確。在其他國家機構中，幾乎所有的司法人員和公務人員的任命權都被從王室手中奪走，然後由一個看似普遍的選舉來產生。偉大、崇高的教會也不例外。根據羅馬天主教的紀律或宗教教條，教會的大量的資產慘遭剝奪，主教和牧師的選舉權也被從教眾手中奪走了。國王手中的軍權也被很大程度地剝奪了。不公正的特權並沒有完全取消，只是被融入了民主模式，換了一種行使的方式而已。 制憲議會事務管理部門的許多行為也是不明智的、暗藏危機的。儘管雅克·內克爾竭力反對——他雖然不是一個政治家，卻對國家財政瞭然於胸——但制憲議會還是決定出售教會的土地，為國家走出困境而籌集資金。制憲議會以即將出售的土地作擔保，使用不可兌換的紙幣來解決迅速惡化的赤字問題。這種權宜之計是從舊君主制政體中學來的，也是從受此問題困擾的其他政府先例中學來的。如果有足夠穩固的保障，這種權宜之計也並非沒有益處。於是，制憲議會不顧一切地使用了這種紙幣。這種新型紙幣被稱為「指券[2]」，似乎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它從一開始就被大量發行，儘管一度創造了繁榮的交易假象，卻也打亂了生活和商業之間的平衡關係。在稅收問題上，制憲議會的作為毫無理性和正義可言。富人曾經享有的豁免權現在間接地延伸到了窮人身上，如此一來，富裕的土地所有者稅務負擔過重，而城鎮的民眾卻免稅。這種做法儘管並不是非常重大的錯誤，卻為將來的不公正埋下了隱患。屬於國家的大筆款項也被貸給了已經擁有強大權力的巴黎革命政府，利率遠低於市場利率標準。如此一來，國家只為它最偏愛的那一部分群體服務。這種原則是冒險的、不公正的。經制憲議會同意，大量國家資金被用於為首都的窮人提供救濟。以昂貴的價格買來麵包，再以低廉的價格賣給窮人，為失業人員找到體面的工作。不得不說，這一系列做法既浪費資源，又缺乏遠見。因為這麼做的後果就是，成千上萬的烏合之眾加入到巴黎的敗類中。從此，很多在恐怖統治時期占主導地位的共產主義理論被認為是對法蘭西的詛咒[3]。 埃德蒙·伯克 不難看出，制憲議會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基於錯誤的原則。很快，這一系列工作的弊端和不可避免的後果一一浮現。不過，制憲議會的許多支持者慷慨激昂、思想開明，其倡導的理論極具吸引力，激發了當時人們的熱情。《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的頒布不僅在法蘭西，更在整個歐洲喚起了歡欣和喜悅。在巴士底獄淪陷一周年之際、憲法制定完成之前，巴黎目睹了這一黃金時代的開始。數百萬人歡欣鼓舞，熱烈歡迎這一時代的到來。攻占巴士底獄的日子被確定為全國性的重大節日。在眾多觀眾的鼓掌聲中，來自法蘭西各個政府部門的代表們在首都當權者的帶領下，沿著塞納河畔，遊行到巴士底廣場。廣場裝飾華麗，建有一個巨大的露天劇場。在這裡，王室、制憲議會和民眾參與了集會。在心潮澎湃的人群中，國王宣誓尊重正在建立的社會秩序。高高在上的聖壇教士們也隨聲附和。國民自衛隊中爆發出巨大的歡呼聲，四周響起了勝利的音樂。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也被這激情感染，散發出迷人的光輝，抱起人民未來的主人——這孩子身處快樂的氛圍中，對籠罩在眾多受害者頭上的烏雲毫不知情。接下來的一周里，整個巴黎洋溢著快樂的氣氛。巴士底獄的遺址上建起了鮮花拱門，噴泉里噴出美酒，火把照亮了巴黎的夜，來自歐洲各地的代表們為自由與和平時代的到來歡呼雀躍。由此可見，法蘭西對歐洲的影響是多麼巨大而深遠。 制憲議會為解決財政赤字問題，毅然決然地動用新型紙幣，也就是指券。上圖分別是當時的紙幣面值：1791年5里弗爾（上）、1792年50里弗爾（下）。里弗爾是法蘭西舊時的貨幣單位，直到1794年才被停用 很快，制憲議會的工作所產生的影響顯現出來了。貴族因榮譽頭銜被廢除而怒火中燒。教會被沒收財產，所有宗教人員為《宗教人員民事組織法案》的誕生震驚不已。立法權與執法權因徹底分離而產生了矛盾。隨著國王權力的減少，國家也變得軟弱不堪。王公大臣與制憲議會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一群卑劣之徒取代了雅克·內克爾及其擁護者。軍隊特權被取消後，軍官們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由於沒能及時得到相應的報酬，全體軍官也表現出了極大的不滿。同時，雖然人民群眾還不清楚自己的實力，也沒有得到領導人的引導，不過，隨著國民自衛隊章程和國家行政服務規定的制定，實質性的權力已經開始轉移到人民群眾手中了。巴黎的地位也變得更明顯了，中央政府極度弱化造成的權力錯位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法蘭西，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這個因階級差異巨大而分裂的國家，這個王權被突然削弱的國家，這個動盪的、充滿不確定性的國家，這個無政府主義橫行、充滿危險的國家，它的結果不難想像。從1789年10月5日、6日至今，貴族移民變得非常普遍，移民數量每天都在增加。於是，在很短的時間內，法蘭西邊境就被充滿仇恨的移民占據了。在許多地區，教士們譴責制憲議會對教會所做的一切是褻瀆神聖。教師們聯合農民發起了一場反對無神論的運動。軍隊中也發生了殘酷無情的暴動。在處理涉嫌敗壞政府聲譽的事務時，國王與制憲議會之間的關係即使不至於勢如水火，卻也如履薄冰。當路易十六樂此不疲地甘當傀儡時，制憲議會在很大程度上由煽動者和巴黎的驕奢暴徒控制著。儘管如此，他們仍感覺到自己的權威正在流失。因此，可以這麼說，無政府狀態不受上層控制，而是由下層興起的。任何刺激都會使長期受惡政壓迫和束縛的人民騷動不安。雖然到目前為止，最受歡迎的力量並沒有參與暴亂，但一些政治煽動者通過廉價的不良雜誌和多如牛毛的極端政治組織進行造勢，不斷加強自己的影響力。其中一個組織起源於巴黎的古老修道院，一開始很不起眼。這個組織日漸壯大，經常開會討論制憲議會的行為，向人民發表激烈的言論。巴黎革命政府里最熱心的改革者都是這個組織的傑出人物。無論首都的四十八個區發生了什麼事，這個組織都會向人民匯報。在法蘭西的主要城市裡，這個組織吸附了大量同類型的團體。這就是戲劇性的大革命中最恐怖的名字——雅各賓俱樂部的起源。 奇怪的是，制憲議會代表的強大勢力沒有與這些巨大的變化作鬥爭。此外，下議院中極少有人真正同情最下層階級，也沒有給予無政府狀態更自由的空間。但王室和貴族分裂了，貴族內部也相互分裂，高級教士和下層神職人員互不友好，許多世俗貴族和高級牧師也輕率地加入了移民的行列。那些保守貴族和留在舊議會中的高級教士都是碌碌無為之輩。而堅定地擁護亨利十四的王位、羅昂人和莫特馬爾人等舊教派的，主要是龍騎兵團、無知的神父、浮躁的賈可·安安托萬·瑪利·德·卡扎爾[4]和狡猾的莫里。值得慶幸的是，貴族改革派中有幾個人無疑比當初想像的走得更遠，但有些人被鋪天蓋地的虛假哲學帶偏，其他人為了爭奪民眾的支持而互爭互斗。儘管憲政改革是一個理性的政策，但貴族們並未因此而團結一致。而下議院只是政治新手，許多人儘管擁有無與倫比的口才和文筆，但也會因被各種新學說包圍而分辨不出哪些創新是有害的。他們受到反對舊制度和反對特權制度等言論的深刻影響。制憲議會的作為完美體現了法蘭西人的特質，即沉迷於制度、不顧事實、不計後果、狂妄自大、多愁善感及浮躁難安。正因如此，制憲議會雖然並非出自本意，但卻為接下來的事件鋪平了道路。然而，為消滅貴族階級付出最大的功勞的，對革命措施持鼓勵態度的，仍然是那些不光彩的移民貴族。幾個月後，絕大多數法蘭西貴族逃離了國家，放棄了他們曾經支持的王室。他們軟弱卻自大，對這個值得驕傲的國家口出怨言，整日妄想著會有反革命力量重獲政權。歷史對這些人心懷體諒，因為他們是邪惡秩序的受害者。但處於危機中的法蘭西無法體諒他們，因為他們極度缺乏愛國主義精神，心理極度不健全，這讓成千上萬的人認為養育了這一階層的社會體制應該被徹底推翻。 然而，制憲議會中有一個人看清了事態的發展趨勢。米拉波伯爵的人生充滿了罪惡，他對公共事業野心十足，甚至有點兒魯莽、犯罪的特點。但他通過雄辯表達出了對強大力量的真知灼見。他沒有受到迷惑性理論的欺騙，認為法蘭西仍然處於混亂迷茫的時期。他對取消教會和貴族而導致內戰的行為表示反對。他曾表示取消王室大臣在議會中的席位是危險的、不明智的行為。他總結出一個偉大的真理，認為法蘭西需要一個堅定的執政部門來維持秩序，結束無政府狀態。我們無法確定法蘭西的君主立憲制是否是他提出的，但早在1790年，他就曾向王室提議過這一制度，並不只一次地拜會過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對於王后，他認為其「品格的力量」令人崇敬。他計劃將國王轉移到法蘭西內地的一個城鎮並召集忠誠的軍隊保護國王，然後召開新的議會來解決舊體制的腐敗問題。他承諾對三十六個區負責，並強烈希望對暴民統治的前景毫無信心的中產階級能支持君主制。然而，優柔寡斷、生性多疑的國王不會相信這個驕傲的天才。米拉波伯爵也無法獲得威名遠播的陸軍首領布耶侯爵弗朗索瓦·克勞德·愛莫爾和拉法耶特侯爵吉爾伯特·德·莫蒂的支持。兩位侯爵都是國民自衛隊的掌權者，米拉波伯爵認為他們的支持是非常有必要的。1791年4月，米拉波伯爵的死亡結束了他的希望和恐懼，隨他一起消逝的是即將付諸實施的計劃和阻止大革命發生的最佳機會。 龍騎兵團的將領 賈可·安安托萬·瑪利·德·卡扎爾 米拉波伯爵 布耶侯爵弗朗索瓦·克勞德·愛莫爾 拉法耶特侯爵吉爾伯特·德·莫蒂 與此同時，鄰國的態度即使尚不構成威脅，也開始變得搖擺不定。鄰國的反革命呼聲甚至戰爭的呼聲越來越高。歐洲古老的君主政體和貴族制度本能地對所謂的「法蘭西原則」感到震驚。普魯士和奧地利發生了衝突。英國下議院因埃德蒙·伯克對法蘭西制憲議會的猛烈抨擊而歡呼喝彩。來自法蘭西的貴族移民遍布歐洲各國。他們向各國王室提出的援助請求猶如石沉大海，毫無回應。一小股領主部隊在萊茵河畔組織起來，宣稱自己只是神聖十字軍的前衛，大軍還在後邊。在這緊要關頭，見證了米拉波伯爵的死亡後，國王和王后意識到，僅僅通過法蘭西內部的支持獲救已經無望。於是，他們渴望去國外避難。然而，他們還是捲入了一些足以毀掉自己的陰謀[5]。事實上，國王、王后與貴族移民彼此恐懼和厭惡，只是貴族移民還沒想過利用國外力量來恢復君主制度。且不說其他諸多不滿，單是被認定褻瀆教會這一罪行就觸及了路易十六良心的痛處。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憎恨王室的沒落以及國王和自己所遭受的怠慢與蔑視。他們無法理解也無法忍受法蘭西當前的狀況。有人提議國王出逃到奧地利軍隊的一個支隊，悄悄地接近法蘭西邊界，並召集所有忠誠於國王的法蘭西人。毫無疑問，若不是一場正在計劃中的憲法激變的影響，這個計劃一定是可行的。從召集奧地利軍隊的計劃可以看出，婚前曾為奧地利公主的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是計劃的主謀。而正在洛林執行軍務的布耶侯爵也參與了這個秘密計劃，並承諾向王室提供協助。1791年6月20日晚，王室躲過了杜伊勒里宮大門的守衛成功出逃了。國王留下了一個聲明，在這個聲明中，他否認「以他的名義」或「經他同意」所做的一切——因為這些都是「他在巴黎被監禁」時被迫而為，並聲明自己之前宣誓守護的憲法是無效的。1791年6月21日，馬車安全抵達了沙隆，但最終在小鎮瓦雷納被攔截了下來，因為一個名叫德魯埃的郵政局長認出了國王並且立即報告給了市政當局。市政當局馬上因此進行了會談，這位命運多舛的君主像往常一樣，表現出令人無奈的軟弱。若不是布耶侯爵派出的一個支隊喊出「國家永垂不朽」的口號並拒絕執行長官的命令，王室也許能夠逃脫。同時，收到國王的逃亡消息後，制憲議會行使其最高權力，命令特派員帶回逃犯。當特派員到達瓦雷納時，路易十六全然不顧王后的懇求，立刻屈服了。據說，「吃完早餐似乎是他更關注的事情」。王室俘虜回程耗時八天，每個村莊都在觀望著這不幸的景象——隊伍頭戴頭巾，沉默地在巴黎大街上的人群中穿行。其中一位特派員佩蒂翁粗魯地向前走著，另一位特派員巴納夫[6]被王后迷住了。也許正是因為這次事件，這裡的每個人在未來戲劇性的黑暗時期才有了不同的人生軌跡。 多年後，拿破崙表示，這一計劃的流產結束了君主制的命運，或者至少引起了普遍的憤慨和不信任。人民確實不知道這次事件的真相，但許多人從最壞的角度解讀了國王反對憲法的聲明，其中最糟糕的就是思想變節。政治煽動者們聚集在法蘭西大做文章。他們在很多地方舉行了會議，用威脅和激烈的言辭表達憤怒。卑鄙的讓-保羅·馬拉聲名鵲起，而即將成為恐怖代名詞的丹東、羅伯斯庇爾等人已然名聲大噪，甚至連「共和國」這個詞都出現在了制憲議會中。此外，制憲議會在路易十六出逃時就已經宣布自己為法蘭西政府。國王和王后徹底淪為囚犯，被囚禁在杜伊勒里宮不得離開。王室俘虜最終的結局多為死亡。儘管如此，社會秩序依然保持得井井有條。巴黎的一些暴民領袖沉寂了一段時間。讓-西萬爾·巴伊和拉法耶特侯爵吉爾伯特·德·莫蒂鎮壓了一場暴動，造成了流血衝突。意識恢復的跡象不時出現。被允許去觀看歌劇的國王和王后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儘管發生了這一切事件，慷慨的人們仍為繁華王室的落幕而感到惋惜。中產階級本能地感覺到，充滿危險和磨練的時刻就要來了。在不斷接近的暴風雨中，成千上萬的人把目光投向了這個飄搖的王位，這個充滿了邪惡記憶的寶座，這個無政府主義反對者心中的焦點。 法蘭西王室出逃至瓦雷納鎮時遭遇攔截 王室俘虜返回巴黎 羅伯斯庇爾（左）、丹東（中）、讓-保羅·馬拉（右） * * * [1]關於1791年憲法的深刻評價可以在馮·西貝爾教授的作品《法蘭西大革命史》中找到。埃德蒙·伯克的《關於法蘭西革命的思考》是對制憲議會工作及其傾向的最好、最深刻的評論。這位偉大的哲學政治家的許多言論都被證明是有預見性的。——原注 [2]指券是指法蘭西大革命和法蘭西革命戰爭期間使用的一種貨幣工具。這裡指法蘭西制憲議會在1789年到1796年法蘭西大革命期間為應對即將到來的破產而發行的紙幣。1790年4月，指券被重新定義為法定貨幣，以解決革命所帶來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不穩定所引發的流動性危機。拿破崙反對一切形式的法定貨幣，因而到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革命期間發行的指券和其他文件已經成為收藏者的物品。——譯者注 [3]馮·西貝爾教授在他的作品《法蘭西大革命史》第二卷第四章中明確地提出了制憲議會的部分立法表現出共產主義的傾向。——原注 [4]賈可·安安托萬·瑪利·德·卡扎爾（Jacques Antoine Marie de Cazals, 1758—1805），法蘭西著名演說家、政治家和軍事家，議會中保守主義的傑出擁護者。他被認為是一個「俠義的、無可挑剔的士兵」。米拉波伯爵這樣說他：「如果卡扎爾的知識與他說教的魅力同樣耀眼，那麼任何反對他的人無論多麼努力都會無功而返。」但他有一個弱點，就是他似乎對於外界信息缺乏判斷力。——譯者注 [5]有關大革命期間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與外國勢力聯繫的完整描繪，以及王室在這場危機中的生活和行為，都可以在康奇先生所編的《路易十六、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和伊麗莎白夫人的通信》中查找到相關信息。這些文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偽造的，但大部分仍然是真實的。這些資料表明當時的領導人對於國王和王后的懷疑至少有一部分是合理的。該書也搜集了大量關於1790年到1793年間歐洲王室的政治策略的資料。另外，編者的論文和筆記也是非常有價值的，值得關注。——原注 [6]即安托萬·皮埃爾·約瑟夫·瑪麗·巴納夫（Antoine Pierre Joseph Marie Barnave, 1761—1793），斐揚派創始人之一。1789年，他作為第三等級代表在凡爾賽宮參加三級會議。他曾在與瑪麗·安托瓦內特的通信中提倡建立君主立憲政體。——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