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史 · 第二章 第一督政府。自由穩定政策的失敗（1795—1797年）

資產階級國家局限在納稅人共和國的狹窄範圍內，將貴族和民眾各階層都排斥在外，再加上它的自由實踐毫無成效，這些都註定它是不可能穩定的。熱月黨的「顯貴」們既害怕保王主義，又懼怕民主，因此他們拚命地反對強大的國家權力。共和三年立憲巧妙的平衡，除了造成政府的無能或訴諸武力，沒有帶來其他任何後果。政府的雙重排斥政策在國內遭到雙重的反對，這使督政府的穩定政策已經受到損害。穩定政策本要求迅速恢復和平，但是戰爭在繼續，征戰仍在加緊進行。於是，羅伯斯庇爾1792年1月2日在反戰演說中提出的關於將軍們「成為民族的希望和偶像」的預言開始應驗了：「假如這些將軍中的一名註定要取得成功……他怎麼可能不對他的黨派產生巨大影響呢？」 Ⅰ.國內穩定政策的失敗（1795—1797年） 繼熱月黨之後，督政們企圖藉以穩定政權的社會基礎是極其狹窄的。 在有產階級方面，貴族以及一部分資產階級都被排斥在外。共和四年霧月3日（1795年10月25日）的法律規定，禁止流亡者的家屬擔任任何公職。此項法律於共和五年被保王派多數取消後，果月18日再次恢復。不久後，西埃耶斯提議流放那些曾在舊制度下擔任過公職或享受過特權的貴族，並且把其他貴族降到和外國人等同的社會地位。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的法律堅持了第二條措施。這項法律之所以從未被實行，其原因是很明顯的。排斥的政策不僅限於貴族。社會地位處於中等的督政府資產階級也同樣不信任社會地位比他們高，更加接近貴族階級的、舊制度時期的資產階級。立憲君主主義者和絕對君權主義者一樣被拒之門外。督政們認為共和國是資產階級的，並且是保守的。但是他們拒絕一部分資產階級的支持，害怕被他們引向復辟之路。 平民各階層對共和二年的記憶猶新，以及社會上的恐懼心理，在整個督政時期始終是導致反動的一個重要因素，並最終使霧月18日政變合法化。平民各階層中的最有覺悟的人士並沒有順從地接受被擯棄於國家以及他們曾為之鬥爭的共和國之外。「平等派密謀」就證實了這一點。但是，正當革命運動在新的道路上艱難地摸索前進時，資產階級的恐懼成為政府手裡用來反對「排斥派」、 「恐怖主義者」、 「無政府主義者」，「強盜」和「吸血鬼」的有力槓桿。「顯貴」們和上層階級最害怕的是回到共和二年。因為在那個時代，富人被懷疑，窮人制定法令，傳統的社會價值都被推翻，政治上的民主導致了社會平均化。「土地法」和財產均分的幽靈仍然異常強大。共和四年霜月10日（1795年12月1日），鮮為人知的多希在五百人院聲稱反對建立累進稅收制，他說： 「國家只有儘可能地使公民發家致富，產業才能興旺起來……累進稅收制是反對富裕公民的一項例外的法律……它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把產業劃分為極小的份額。這種制度在國有財產的讓與中已經實行得太多了……一句話，累進稅收制是土地法的真正起因，因而從它誕生之日起就必須加以扼殺……立法機構要強烈聲明反對任何摧毀社會和諧以及明顯地侵犯產權的原則。只有對產業懷有宗教般的尊敬，才可能使全體法國人同自由、共和國緊密相連。」 然而，這等於把曾創建這個共和國，但又沒有財產的人們擯棄於共和國之外。 督政府建立在產業、納稅資產階級及共和派「顯貴」們的狹窄基礎上的這種穩定，終將被證明是不可能實現的。 1.督政們、雅各賓派和保王派 新政權的最初階段是建立共和三年憲法所規定的各項機構。事實上，從熱月黨國民公會到督政府，在位的都是同一些人。 根據「2/3名額」法，督政府時期的議會兩院裡共有511名原國民公會議員。共和四年霧月6日（10月28日）指定了379名國民公會議員為新議員。此後，經各省選舉議會挑選又補充了15名，再加上19名科西嘉和海外殖民地延長任期的代表，共計413名國民公會議員。他們不是溫和派便是反動派。朗熱內得到39個省的提名，布瓦西·當格拉得到36個省提名。這些重新當選的國民公會議員組成了「法國選舉議會」，他們不僅補足甚至還超過了2/3。新的1/3議員加強了右派的勢力，如君主立憲派巴爾貝·馬爾波瓦、杜邦·德·內穆爾、波塔利斯，或是堅定的反革命分子布瓦西·當格拉、亨利·拉利維埃爾和伊斯納爾。督政府的大多數成員由以前的吉倫特派（如拉勒韋利耶爾、盧韋）、平原派（如勒圖爾納、西埃耶斯）或前山嶽派（如、塔利安）組成。他們之中有158名弒君者，但其中有的已發生了變化。據比較有把握的估計，議會兩院裡有158名保王分子（其中大部分是自由派），305名共和派（大多數是熱月黨人）以及226名共和三年憲法的擁護者。督政的遴選是由最後這一部分人的意志決定的。 督政府成員根據五百人院提出的一份名單挑選：元老們決定留任、拉勒韋利耶爾、勒圖爾納和阿爾薩斯人勒貝爾。後者曾代表山嶽派先後參加過制憲議會和國民公會，他的威望很高，始終是自然疆界[1]的維護者。對勒圖爾納有著巨大影響的前工程兵軍官卡諾，保持著前救國委員會委員的聲望。但他堅定地轉向保守派，因而他很快失去了昔日的聲望。處在這兩個正直、勤奮和忠於資產階級共和制的派別之間的是。他是熱月9日和葡月13日的打手，前子爵和軍官，一個兇狠的前恐怖主義者。他對大革命無疑是有感情的，但又隨時準備待價而沽。 督政府設立在恐怖時期的監獄——盧森堡宮裡，並建立了1個秘書處，後來成為波拿巴的國務秘書處。被任命的6名部長是：內政部長貝內澤克，財政部長，弒君者拉梅爾-諾加雷（一直擔任到共和七年），司法部長、關於嫌疑犯的法令起草人梅蘭（杜埃人），對外關係部長德拉克魯瓦（也是弒君者），陸軍部長和海軍部長由兩名第二流的軍官擔任。以後又成立了第7個部，即警察總部，由科雄任部長。 「為了宣告自己的成立」，督政府於共和四年霧月14日（1795年11月5日）發表了一項聲明，這是真正的政府綱領。在政治方面，督政府準備「向保王主義積極開戰，振奮愛國主義，嚴厲鎮壓一切亂黨，熄滅任何黨派意識，消滅一切復仇願望，建立和諧、融洽的氣氛，恢復和平」。在經濟方面，要「重開生產門路，振興工商業，消滅投機，復興藝術與科學，重建富裕，恢復公共信貸」。 總之，「在革命不可避免地引起的混亂基礎上恢復社會秩序」。這是一項穩定、平衡，折中然而又是反右的綱領。綱領雖然對雅各賓派沒有任何影射，但是卻號召人民反對「耍弄陰謀的保王派和不斷鼓吹幻想的狂熱分子提出的任何卑鄙建議」。 這時葡月剛過，督政府一上台便號召全體共和分子團結起來。 在政治領域裡，共和三年的憲法建立了巧妙的平衡。但還必須使各權力機構之間不發生任何嚴重的爭端。各督政官和選舉並支持他們的多數派協調一致地開始了他們的政務。各級地方政權和法院也建立起來。當各選舉議會沒有完成選舉便閉會時，督政府就任命議員，並選擇替補者。這樣，從一開始督政府的權力就在不斷擴張。但是，它的政令沒有被嚴格地服從，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從未如數付給薪俸。議會兩院的多數派和督政府很快就面臨著和熱月派國民公會同樣的反對派。 葡月在巴黎被擊敗的保王派，繼續在西部、朗格多克和普羅旺斯製造混亂。英國提供了武器和偽造的指券。1796年1月，斯托夫萊重開戰火。奧什雖然沒有嚴格執行反對反抗派教士的法律，卻積極調動部隊，加強崗哨，最後解除了農民的武裝。斯托夫萊被捕後，於1796年2月25日在昂熱被槍決。3月29日夏雷特也在南特被槍決。在羅亞爾河以北，卡杜達爾在莫爾比昂，弗羅泰在諾曼底的叢林地區，塞波在曼恩紛紛投降。6月份，西部軍被解散，保王派終於徹底垮台了。然而各地零星的搶劫仍時有發生。保王派在今後應採取的策略上發生了分歧。由於流亡派失去了勇氣，訴諸武力派在訴諸憲法派面前讓步了。後者的目標旨在下次選舉中奪取多數以合法地推翻共和政府。在這之前不敢採用武力行動，並已辭去司令官職務的皮什格呂也贊成這個策略。 雅各賓派一度曾利用了政府的善意。督政府把雅各賓派安排在一部分行政機構里，允許他們的刊物出版，甚至還資助杜瓦爾的《自由人報》。各種俱樂部紛紛重建起來。「先賢祠俱樂部」於共和四年霧月25日（1795年11月16日）開幕，很快就發展了1 000多名成員，其中有前國民公會議員，如德魯埃。格拉古·巴貝夫於霧月15日（1795年11月6日）重新出版了他的《人民的保民官報》，他寫道： 「一般說來什麼是革命？尤其什麼是法國革命？它是貴族與平民，富人與窮人之間公開爆發的戰爭。」 巴貝夫揭露了共和三年憲法的反民主性質： 「除了1795年以外的其他所有權利宣言，都是以一條象徵永恆正義的重要格言——『社會的目標是共同的幸福』作為開始的。在這之前，人們曾大踏步迅速地向這一目標前進。以後他們就倒退了，違反了社會和革命的目標，只是為實現『少數人的幸福』和『大多數人的不幸』。我們敢於這樣說：儘管有各種障礙和反對，直到熱月9日以前革命一直在前進，以後就倒退了。」 在一些前國民公會議員，如阿馬爾，羅貝爾·蘭代等人的支持下，左派的進攻加強了。 督政府終於擔心了。霜月14日（1795年12月5日）簽署了對巴貝夫的逮捕令，從此他只能進行秘密的地下活動。在雨月1日（1796年1月21日）舉行的紀念處決路易十六的儀式上，勒貝爾的演說標誌著剎車。雖然他憤怒地譴責保王派，但是他也抨擊了那個「無政府主義和恐怖主義滲透到議會內部規定法律的時代……希望善良的公民放心。」 事實上，政權的穩定取決於如何解決熱月黨執政時代遺留下來的根本問題，主要是經濟和財政問題。當時，貨幣崩潰，經濟凋敝。金融危機加劇了貨幣危機，稅收再也不能入庫，國庫一貧如洗。勒貝爾請求「那些漠然置之的人關心共和國，並且和廣大的共和派站在一起。在共和國面前任何派別都應消除。」但是，這種努力是徒勞的。 貨幣的災難加劇了人民的貧困：它使一度曾出現過的政治團結成為泡影。由於害怕左翼反對派利用這一機會掀起民眾運動，督政府來了個向右轉。 2.革命紙幣的破產（1796年） 督政府建立時，通貨膨脹達到了頂點，100鋰指券只值15蘇。由於國庫空虛，印指券的機器不斷增大印量，從而使其價值很快就低於紙張本身的價值。在4個月裡，紙幣量翻了一番。共和四年雨月30日（1796年2月19日）總量達到了390億。霜月19日（1795年12月10日）規定的累進比例強迫借款，是一種對資本真正的課稅，可以用金屬貨幣、穀物或者相當於面值1%的指券來償付。然而這也無濟於事，因為市價甚至還要低3—4倍。借款只收到270億紙幣和120億硬幣。它引起了資產階級極大的不滿，他們是占納稅人中1/4的納稅最多的人。雨月30日（1796年2月19日），政府不得不停止發行並廢除了指券。 一種新的紙幣——「土地票」代替了指券。重新使用金屬幣看來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流通的金屬幣只有3億左右，而在舊制度末期卻有25億。建立一座國立發行銀行的主張被擯棄後，共和四年風月28日（1796年3月18日）的法律建立了土地票，其中24億立即發行。以尚未出售的國有財產作為抵押的土地票（它的發行原則同指券完全相同）被用來以30∶1的比例代替指券，而與此同時指券卻以l%的價值被用來支付強迫借款。土地票的市價是硬性規定的，它們被用來以平價購買國有財產。土地票在6個月內就完成了指券在5年里經過的歷程。 貨幣引起的災難確實已迫在眉睫。土地票曾被宣告與黃金等價，但同時又相當於指券的30倍。而指券這時已貶值為原值的0.25%。法律本身也規定100法郎土地票只相當於金屬幣7.5法郎。首批土地票剛開始發行就貶值到其原值的65%—70%。芽月15日（1796年4月4日）它貶值了80%，花月1日（1796年4月20日）又貶值了90%。從此，食品有3種價格，但這並不能減少交換和供給的困難。芽月27日（4月16日），巴黎中央物價局規定每1斤麵包售價為35鋰指券或1鋰3蘇4德尼耶[2]土地票，而用硬幣只需3蘇。國有財產被大量侵吞後減少了抵押，促使了土地票的破產。共和四年花月6日（1796年4月25日）的法律決定繼續出售國有財產，並規定平價出售的方式，可以用相當於原面值的土地票支付。其結果是購買者蜂擁而來，簡直是一場搶劫。這對那些土地票持有者，尤其是國家承包商極為有利。以2萬鋰購得一座城堡的人，僅賣掉其中的柵欄門和欄杆就能獲得8 000鋰。牧月，每1斤麵包漲到了150法郎[3]指券。甚至連乞丐也拒絕接受人們施捨的紙幣。 革命紙幣的消亡起因於這一痛苦的經驗。其過程和指券完全相同，只是它縮短為兩個月。獲月29日（1796年7月17日）取消了規定的市價。熱月13日（1796年7月31日）規定，支付購得的國有財產要用相當於市價的土地票。然而這作為制止濫售國有財產的措施已經為時太晚。同樣的規定漸漸擴展到了薪水、年金、納稅和房租的支付。到了共和四年年底（1796年9月中），關於紙幣的幻想破產了。然而它在幾個月之後才完全停止流通。金屬幣重新出現了。但是，國家只能收到紙幣，因此並沒有得益。共和五年雨月16日（1797年2月4日）的法律決定停止使用土地票，把它貶為原值的1%。這項法律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為它只不過正式認可了已經既成事實的破產。革命紙幣的歷史就這樣結束了。督政府之所以能重新使用金屬幣，是因為利用了共和四年的勝利帶來的好處。共和五年芽月5日（1797年3月25日），督政府收到了桑布爾-默茲方面軍上繳的1 000萬硬幣，義大利方面軍的5 100萬硬幣。戰爭供養了政府。 對於公務員、靠年金生活者以及民眾各階層來說，這種局面引起的社會後果像通常一樣是災難性的。共和四年獲月22日（1796年7月10日），伊塞爾省的行政長官認為，由於薪金欠缺，當一名辦公室主任還不如苦役犯。他寫道： 「政府為任何一名苦役犯、在押犯或被判刑的犯人的支出都超出我們各辦公室主任薪金的4倍。他們每日的薪金降到只有6鋰2蘇8德尼耶。用以維持生存的開支早就迫使他們賣掉了生活最必需的家具和用品；他們不得不去領取只發給貧民的麵包。」 共和四年的冬天對於那些被飛漲的物價壓垮的、依靠工資為生的人是十分可怕的。1795年的收成不佳，農民只願接受硬幣，徵用再也實行不了，因此市場變得空空蕩蕩。督政府只得從國外進口，並嚴格實行消費配給制度。 在巴黎，每日1斤的麵包配給量下降到了75克，其餘部分由大米替代。但是因為缺乏木材，家庭主婦無法煮熟這些大米。整整一冬天，各地警察的報告都以令人厭倦的單調語氣敘述人民大眾的苦難和不滿，這同投機商的驕奢淫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雨月28日（1796年2月17日）警察總局的報告指出：「巴黎看來很平靜，但是人們的思想很動盪。人們一向認為，物價上漲是那些被稱作投機商的、寡廉鮮恥的人從事非法交易的必然結果。這種長久以來毀壞了公共和私有財產的殘酷災難對窮苦老百姓打擊最大。他們的怨恨、不滿和激烈的演說到處都能聽到。」 人民大眾不滿的情緒很自然地轉向督政府，並且有利於雅各賓反對派。這時他們在先賢祠俱樂部里正在討論恢復最高限價的問題。在風月的最初幾天裡，警察的報告都強調指出民眾各階層動盪的加劇，並且要求規定價格。據風月5日（1796年2月24日）的報告：「工人們準備自己增加工資，但是他們說這將取決於未來的定價；……『定價』這個詞被人民大眾理解為降價。」 由於害怕人民大眾因不滿而聚集在雅各賓反對派的周圍，督政府於風月日（2月26日）下令關閉了先賢祠俱樂部，同時它還追捕左派記者，把那些著名的雅各賓人士從政府各部門趕走。 巴貝夫組織的「平等派密謀」標誌著左翼反對派採取了一種新的鬥爭形式。 3.巴貝夫和「平等派密謀」（1795—1796年） 巴貝夫是法國大革命中第一個解決了肯定人的生存權利和維護私有財產及自由經濟之間的矛盾的人。在他以前，一切忠於人民事業的政治家都曾遇到過，但又無法解決這一矛盾。如同無套褲漢和雅各賓派，巴貝夫宣告社會的目標是共同的幸福，革命應該保證人人享受平等。但是，由於私有制必然導致不平等，土地法，即地產的平分「只能維持一天」（「從它實行的第2天起，不平等又重現了」）。因此，要實現事實上的平等，唯一的辦法是：「建立公共管理局；取消個人財產；人盡其才，各施所能；將勞動成果存放公倉；建立一個簡單的給養分配管理局，由它對所有人的物品作翔實登記，並對物資進行最公平的分配。」 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由《人民的保民官報》發表的《平民宣言》里提出的這一綱領，與雅各賓和無套褲漢所主張的、在個人勞動基礎上組織小生產的思想相比，無疑是一種革新，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突進。「財產和勞動的共有制」是大革命中誕生的第一種新社會的革命思想。通過巴貝夫主義，那時還只是空想的共產主義已上升為一種思想意識；通過「平等派密謀」，共產主義從此進入了政治史。 巴貝夫主義必然會帶有時代烙印。顯然，自學成才的巴貝夫，他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在閱讀了盧梭、馬布利的著作以及當時被認為是狄德羅的作品，而實際是摩萊里所作的《自然法典》之後產生的。但是巴貝夫超越了空想階段，在整個大革命過程中他始終是一名積極的戰士。巴貝夫的思想體系是通過同他故鄉庇卡底的社會現實的接觸以及在革命鬥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巴貝夫在庇卡底農村取得的經驗決定了他的農業共產主義的某些特點。巴貝夫1760年出生於聖康坦，父親是徵收鹽稅的小雇員，母親是不識字的女僕。他本人定居在桑泰爾的盧瓦，這是一片富庶的農業區。那裡的農村公社，尤其是集體使用權和公社習慣根深蒂固，並且堅決反對把農業集中在用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大農場主手中。巴貝夫曾先後為土地賦稅簿籍特派員，研究封建制度的專家[4]，即封建權利的專家，並一度擔任公社法院的書記官。因此，他對庇卡底的農民，對他們的問題和鬥爭有著切身的體會。顯然是有感於這種經驗，早在革命開始前他就主張事實上的平等和共產主義。在他1789年發表的《永久地籍冊》里，他傾向於土地法，即1848年所謂的「平分財產者」的社會主義。但是在他1785年的關於大農莊的一篇論文和1786年6月給阿臘斯學院[5]書記杜波瓦·德·福瑟的信里，他預見到要建立「集體農莊」，即真正的「友好公社」： 「50、40、30、20個人聯合起來，到這個農莊來共同生活。他們以前各自為生時終日惶惶，不得溫飽。現在聯合起來，很快就能走上富裕之路。」 這已經是勞動公社了。在「平等派密謀」發生前10年，巴貝夫就不僅提出了權利真正的平等，即分配的問題，同時還提出了生產問題，預感到有必要實行集體勞動： 「把土地劃為相等的小片分給個人，這是對資源最大的浪費。如果聯合起來勞動，情況就會完全不同。」 巴貝夫的革命經驗對於他思想體系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789年的人權宣言曾宣告了權利的平等。然而事實很快便表明，它不過是「曇花一現」。因為，還在革命的過程中就出現了食品，匱乏的問題，即每日必需的麵包問題。巴貝夫在1791年8月20日給瓦茲省的庫佩的信里寫道：「誰會留戀一種表面的平等？」在同年9月10日他給當選為立法議會議員的庫佩的信里寫道： 「……因此有責任，也有必要把食品發給廣大的人民群眾。他們勤勤懇懇地勞動，卻得不到食品。必須實行土地法以達到真正平等。」 在熱月9日以後，巴貝夫顯然是反對羅伯斯庇爾的。但是，惡性的通貨膨脹和人民大眾極度的苦難事後向他表明了最高限價、統制經濟和生產國有化（即使是部分的）的意義，以及主要在共和國軍隊里實施的共和二年經驗的重要性。巴貝夫在《平民宣言》里這樣寫道： 「這個政府（即共同管理局）被經驗證明是可行的，因為這是我們12支軍隊的120萬官兵進行過的實踐（在小範圍內可行的，大範圍里也行得通）。」 巴貝夫現在放棄了土地法，因為它只有一天的生命力，並且他還特別聲明，主張取消土地私有制。在共和三年熱月10日（1795年7月28日）給日耳曼的信里，他闡明了自己思想體系的主要精神，即「人盡其才，各施所能」： 「全體勞動者和製造者都將為公倉勞動。每人都將把自己勞動的成果交給公倉。根據大家庭的利益，而不是個人利益所確定的分配員，把整個團體的全部豐富多樣的產品平均分給每一個公民。」 正如喬治·勒費弗爾指出的，這主要是分配的共產主義。然而巴貝夫由於受到故鄉庇卡底的啟示，預感到在農業方面有必要實行生產的共產主義以及建立土地勞動的集體組織。但是，他沒有見到資本主義財富的積聚和工業生產的蓬勃發展。他對舊的生產方式，尤其是手工業生產方式抱有偏愛。在他的著作里沒有任何對建立在消費品極大豐富的基礎上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描寫。所有這些使得人們把他視為經濟上的悲觀主義者。當時的環境局限，資本主義集約程度的低下和缺乏大規模生產，以至巴貝夫本人的氣質和他的社會經歷，正說明了他為什麼只預見到物資的匱乏和生產力的停滯，看不到生產力的高漲和物資的極大豐富。這就決定了巴貝夫主義處在18世紀說教的空想共產主義和聖西門的工業社會主義之間的地位。 「平等派密謀」是使共產主義變為現實的第一次嘗試。共和四年冬天裡（1795—1796年），政府的無能以及壓得人民喘不過氣來的極端貧困，使得巴貝夫萌芽了用暴力摧毀現存社會結構的想法（不久後他為督政府所迫轉入地下）。「平等派密謀」在它的周圍團結了一小批主張共產主義的人，以及前雅各賓派（現為「先賢祠俱樂部」成員，如阿馬爾、德魯奧、蘭代等）。他們的目標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邦納羅蒂卻不同，他在農村公社一直很活躍的科西嘉以及熱誠支持羅伯斯庇爾的義大利奧奈依這兩個地方擔任過救國委員會的特派員。在「平等派密謀」制定共產主義綱領和進行政治組織建設中，他起了重大的作用。共和四年芽月10日（1796年3月30日），成立了起義委員會。和巴貝夫一起進入委員會的還有安托奈爾、邦納羅蒂、達爾泰、費利克斯·勒佩勒蒂埃和西爾萬·馬雷夏爾。巴黎12個區各有一名宣傳員，在他們領導下，宣傳工作開展起來了。當時的條件很有利，通貨膨脹愈演愈烈。 「平等派密謀」的政治組織採取的辦法和在這之前的民眾運動截然不同。其核心是一個領導小組，它緊密依靠為數不多的經過考驗的積極分子。其外圍是同情者，愛國志士以及共和二年意義上的民主分子，他們不一定都贊同新的革命理想。然後則是需要引導的廣大人民群眾。「平等派密謀」的組織非常完備，但是和廣大群眾的必要聯繫似乎沒有確實的保證。因此，這種做法超越了人民起義的傳統，形成了革命專政的概念。這是馬拉曾預感到而未能明確指出的問題。這種概念認為：通過起義奪取政權後，再把權力交還給根據政治民主的原則選舉、甚至普選產生的議會將是很幼稚可笑的。在改造社會，建立新政權的整個過程中，維持極少數革命者的專政是必不可少的。通過邦納羅蒂，這一思想傳給了布朗基，而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和實踐，其淵源很可能就是布朗基主義。 面對巴貝夫主義的宣傳，督政府發生了分歧。模稜兩可，在各派之間調和；勒貝爾不知是否要像對付王黨一樣，進行一場反對雅各賓派的鎮壓；卡諾已義無反顧地轉向主張專制保守的反動方面。根據卡諾的提議，梅蘭（杜埃人）被解除警察總部部長之職，由科雄接替。芽月27日（1796年4月16日），議會兩院通過一項法律，規定對一切企圖「復辟王政或恢復1793年憲法……或者以土地法的名義進行掠奪、瓜分私有產業的人」判處死刑。 然而巴貝夫繼續加緊準備。他和同時期建立的國民公會議員委員會進行了接觸，並且在花月18日（1796年5月7日）和他們達成協議。他們將進入根據起義委員會的建議新選出的議會。但是，從花月11日（4月30日）起，忠於起義的警察部隊被解散了。更嚴重的是，巴貝夫的軍事聯絡員格里澤爾向卡諾告發了「平等派密謀」。因此，共和四年花月21日（1796年5月10日），巴貝夫和邦納羅蒂被捕，他們的全部文件都被截獲。被捕的人越來越多，統治者和資產階級再次被恐懼懾住了。 在格雷奈爾軍營發動的譁變於共和四年果月23—24日夜間（1796年9月9—10日）失敗了。它是由共和二年的人士，即雅各賓派和無套褲漢，而不是巴貝夫分子發動的。他們是由卡諾和警察總部部長科雄一手製造的一起警察挑釁事件的犧牲品。在這一事件的131名被捕者當中，只有6人訂閱了巴貝夫的《人民的保民官報》。駐紮在唐普爾的一個軍事委員會下令槍決了30名被告，這次審判後來被最高法院宣布為非法。 旺多姆的審判到共和五年才得以進行。原來希望儘量少捕人，西埃耶斯等人則因擔心王黨藉機東山再起，也贊同的主張。卡諾卻顯得堅定不移，並主宰著督政府。果月9—10日的夜裡（8月26—27日），「平等派密謀」的成員被裝在囚籠里遣送到了旺多姆。他們的妻子，其中有巴貝夫的妻子和他的長子步行跟在車隊後面。直到1797年2月底案件才在最高法院公開審理，一共進行了3個月。在被宣判死刑後，共和五年牧月7日（1797年5月26日）巴貝夫和達爾泰自殺未遂，第二天他們被血淋淋地抬上了斷頭台。 「平等派密謀」的重要意義到了19世紀才顯示出來。在督政府的歷史中，它不過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它顯然打破了政治的平衡。共產主義思想第一次變成為一股政治力量，這就是巴貝夫及其行動在社會主義歷史中的重要意義。在共和四年熱月26日（1796年7月14日）巴貝夫給費利克斯·勒佩勒蒂埃的信中，他叮囑後者把他「關於民主和革命的全部計劃、筆記和草稿」搜集起來，並且把「被當今的腐化分子稱為我的幻想的東西介紹給全體追求平等的人……」為了實現這一願望，邦納羅蒂1828年在布魯塞爾出版了《巴貝夫的平等派密謀》。這部著作對革命輿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此巴貝夫主義作為共產主義思想發展過程的一個環節載入了史冊。 4.保王派的進展 繼巴貝夫的密謀失敗後，對雅各賓派的鎮壓把督政府推向了右邊，並且使保王派的威脅上升了。 從1796年夏天起，保王派的活動在各方面都有了發展。邦雅曼·貢斯當在斯塔爾夫人的建議下鼓勵立憲保王派團結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堅定支柱——督政府的周圍。此時，在南方掀起了白色恐怖。那裡的王黨分子維絡被任命為馬賽軍團司令。面臨右派勢力的猖獗，議會兩院雖然維持了共和四年霧月4日（1795年10月26日）通過的大赦前恐怖分子的決定，但是他們仍投票決定把被赦免者開除公職（共和五年霜月14日，即1796年12月4日）。這一項法律取消了共和四年霧月3日（1795年10月25日）法令里針對教士的恐怖主義條文。既然有關規定不再執行，宗教在各教區又恢復起來。教士的影響只能對反動派有利，而且把雅各賓派開除公職也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卡諾越來越向右轉，而拉勒韋利耶爾由於反對教會幹預政治而同勒貝爾和靠近：三人督政開始對保王勢力的進展警覺起來。 同時，英國和王黨的陰謀確實證明右派無意和共和國安然相處，他們始終準備奪取政權。流亡在勃朗康堡布倫斯維克公爵那裡的王位僭望者路易十八拒絕任何讓步。保王派的活動在立憲君主主義和絕對君主主義兩條戰線上展開。在巴黎，他們的代表布羅基耶神甫領導著一個辦事處，甚至在督政府的衛隊里他們也安插了內線。1796年夏，辦事處建立了一個「秩序之友」協會，公開主張以君主立憲反對現政權，但暗地裡它由一個名為「正統之子」的小組推動著，這些人主張通過暴動恢復絕對君主制。前制憲議會代表當德雷力主合法鬥爭，他把「秩序之友」協會改為「博愛學社」，為下次選舉作準備。「學社」在不少省份設立分支，各分支機構中也存在著兩派的對立：一派是主張合法鬥爭的立憲派；另一派是主張暴力的絕對君主派，例如在薩特省（那裡的「學社」是由一名朱安黨人組織的）和波爾多。金錢由倫敦提供，通過安插在瑞士的英國間諜維克漢轉來。因此報刊和關於選舉的宣傳都得到資助。雖然共和五年雨月11日（1797年1月30日）布羅基耶被捕，他的一名同夥也被迫招供，但保王派的宣傳仍在繼續。 政治和社會氣候確實對保王派有利。流亡者和被遣送國外的教士成群結夥地歸來。宗教問題成了對反動派有利的一塊沃土。大量共和派和反抗派教士一樣，認為羅馬天主教同共和國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憲政派教會看到自己力量在削弱。1797年初在拉勒韋利耶爾支持下建立的新崇拜形式——「有神博愛教」（每10天禮拜1次）只在少數開明資產者中有市場。反動浪潮尤其利用了財政危機以及由此產生的困難。 在土地票垮台和恢復使用金屬幣以後，財政形勢很艱難。繼通貨膨脹而來的是通貨緊縮：硬幣非常稀少，加上1796年是個豐收年，因此價格體系全被打亂。不過，極端貧困的人民大眾至少可以稍微喘一口氣了。但是戰爭仍在繼續。督政府竭力使收支平衡，但沒能成功。議會兩院出於政治考慮拒絕在財政方面作任何有效的努力。關於稅收的表決為時太晚。共和五年牧月18日（1797年6月6日）才通過當年的土地稅，熱月14日（8月2日）才通過動產稅。督政府曾建議在每個省建立由國家官員組成的直接稅徵收處，但是沒有執行。它還提議對火藥、硝石和鹽課以一定數量間接稅。對此，五百人院同意，元老院卻反對。為了使出售國有財產獲得更多的收益，共和五年霧月16日（1796年11月6日）恢復了拍賣，但其好處微乎其微。 財政的應急措施占了上風。徵購的做法仍維持下來以保證供給軍隊糧食、飼料和馬匹。對此可以用稅收的收據或國有財產購買收據來支付。如同放棄了統制經濟後的熱月黨一樣，督政府也不得不求助於金融家、銀行家、供應商和軍火商。它落到了受他們支配的地步。在使用了各種招數，包括抵押王冠上的鑽石（其中有攝政王奧爾良公爵的重137克拉的大鑽石），轉讓巴達維亞期票（即根據海牙條約荷蘭對法國的戰爭賠款）之後，共和五年霧月16日（1796年11月6日）的法律授權督政府可以使用國有財產作為支付手段。某一供應商就這樣在諾爾省得到了600公頃土地。不久後竟然發展到向債主轉讓某項國家收入的地步。這種所謂的「債權轉移」，實際是恢復了舊制度時實行的「預先付款」的辦法。於是，有人獲得了在國家森林的伐木權，有人得到某一省的稅收權，向義大利方面軍供應軍需的弗拉沙公司則獲得了拍賣在利弗納截獲的英國貨品的權利。 財政措施的弊端、政府的無能、一小撮政客（以為代表，還有金融家烏弗拉以及富歇、塔萊朗等人）的唯利是圖使貪污腐化惡性膨脹起來。有人因囤積食鹽致富，有人則搞國有財產投機而發財。傷風敗俗也蔚然成風，尤其使觀察家震驚的是，這和共和二年斯巴達式的風尚簡直有天淵之別。但此風只侵染到一小撮暴發的有閒階層。他們以瘋狂地尋歡作樂為常事。有人籠統地稱此為「督政府時期的社會」。這個社會為第一帝國時期上流社會的風氣開了先河，不過它更為放蕩，但在排場之奢華上仍稍遜一籌。政府里共有兩個人屬於這個糜爛社會：一個是原子爵；另一個是原主教塔萊朗。商人、暴發的新貴、銀行家、供應商、股票和債券投機商以及發革命財的人都麇集在這兩人的周圍。但是他們隨時準備為了另一個更有利可圖的政權而出賣現政權。 現政權在社會各個階層越來越喪失威信。各級官員只能不定期地得到薪俸。各公共機構由於缺乏經費很難開動起來。為了減輕國家負擔，督政府把法院、中心學校和公共救濟交給各地方負擔。然而，各地的財政狀況也和中央政府一樣糟糕。當政府有能力時，年金的1/4由硬幣支付，其餘的3/4則用稅務收據或國有財產購買收據支付。這些票據又被投機商用極低廉的價格收買。共和五年的選舉臨近時，督政府財政上的無能加劇了人民大眾的不滿，而這對敵對的保王派卻十分有利。 Ⅱ.對外征戰（1796—1797年） 自從革命政府垮台以及它的國防政策徹底失敗後，戰爭便開始具有新的性質，這些性質在第一督政府時期更加明朗了。戰爭不再由統制經濟支持（統制經濟已變為自由經營和自由贏利），軍隊的物質形勢惡化了。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地影響了軍隊」的士氣。更有甚者，那些不再受革命政府和恐怖時期的平均主義約束的將軍們正在擺脫政權機構的監護，並且任憑自己的野心膨脹。在這方面，波拿巴的義大利政策是一個真正的轉折點：由個人野心支配的冒險性活動取代了國家利益。當這種傾向被籠罩在勝利的光輝之中時便顯得更加危險。 1.第一督政府時期的軍隊 第一督政府時期軍隊在繼續墮落，因為在軍隊和其他部門一樣，督政府只是繼續執行熱月黨的政策。紙幣的破產、政府財政上的無能以及供應商的舞弊，不免也影響到吃得很壞、穿得很差、待遇很可憐的士兵的條件。窮困對部隊的數量也產生了影響。不服從徵召和開小差的惡習侵蝕著共和國的軍隊。五百人院責成一委員會起草一項抑制這種惡習的法案。共和四年霧月19日（1795年11月10日），議員迪皮伊揭露了造成這種惡習的深刻原因： 「敵人利用反動勢力同情者的熱狂，使你們把一切可以從根本上消除這一惡習的強制手段都視為恐怖主義行為。僅恐怖主義這個詞就為反法的歐洲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勝過任何武器。我巡視了共和國的幾個省，看到一幫幫的逃兵在路上逛盪，像我一樣逍遙自在，沒有任何人依據反逃兵法去逮捕他們。怎麼回事呢？聽說他們的家長一般都是市長或市政官員……況且，這些官員如果執法嚴明，還有成為那種可惡的、曾使法蘭西屍橫遍野的反動勢力犧牲品的危險。」 這就充分揭示了這種惡習的根源。由於對共和二年的一切回憶都懷有強烈的仇恨，並且企圖拉攏反動派以鉗制人民的鬥爭，督政府和熱月黨國民公會一樣，在制止這種惡習方面是軟弱無能的。 同時，軍隊的士氣也在發生變化。顯然，在軍隊里共和二年的影響是深刻的，對前貴族和教士的敵視以及對王政的仇恨很強烈。但是革命的火焰沒有維持，革命的熱情也在逐漸淡漠。對共和二年人們提出的暴力思想很敏感的部隊，跟不上督政府折中政策的千變萬化，也不能熱情地贊同顯貴們的中庸思想。軍隊同現政權越來越疏遠，它對老百姓也更加蔑視。於是出現了一個在第一帝國初期廣泛使用的字眼「佩坎」（指平民百姓）。由於軍事機構本身的特點，民主感情仍然得以保持。即使像民主選舉產生軍官以及在軍事法庭上設立陪審團等民主程序被取消了，在軍人晉升時，知識占的分量始終很小，聰明才智和勇敢可以彌補知識的不足。一名普通戰士只要勇敢，就有希望很快晉升到最高層。當然這不免會鼓勵野心和冒險精神。 一直支持著軍隊的民族感情此時確實產生了一種新的變化。自從實行「全民總動員」以來，部隊的人員再也未更換。對外征戰使軍隊遠離法國，漸漸地士兵們同國內的老百姓越來越脫離。由於部隊駐紮在國外，它們必然變成為職業軍隊，變得只聽從指揮他們的將軍。對國家的忠誠慢慢地讓位於對一名長官、對冒險精神、不久又變為對掠奪精神的忠誠。共和二年時，人們曾作一切努力來維護和加強軍隊和人民的聯繫。然而此時，人們卻竭力要士兵們忘記自己也是公民。聖茹斯特在他1793年2月12日的演說里強調：「只有當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時」，才能取得勝利。而在義大利戰役前夕，波拿巴在1796年3月26日的宣言裡卻聲稱： 「士兵們，你們一無所有，吃得很差。我要把你們帶到世界上最富庶的平原去。富饒的省份，豪華的城市將要掌握在你們手中，你們將在那裡找到名譽、光榮和財富……」 愛國主義被抽空了共和主義與人道的內涵，民族主義開始抬頭。公民責任感和革命熱情很快被對外國的蔑視，對軍事榮譽的追求以及民族虛榮心所替代。瑪麗-約瑟夫·謝尼埃很快便極力頌揚「習慣於徵服的偉大的民族」。這是從第一督政府末期起開始流行的、引起人們驕傲的一句話。第一帝國認可了它。 由救國委員會在共和二年建造起來的戰爭工具，在投入1796年的戰役前夕，同反法聯盟各國舊制度的軍隊相比仍然是優越百倍的。為了加強在將領和供應商面前的權威，督政府效仿特派員制度，設立了派往各部隊的「軍事委員」，但是這也無濟於事。因為無論軍事委員或是督政府，它們在將軍們的面前沒有「強制力」。現在，將軍們的作用是壓倒一切的，波拿巴的軍事天才使他進入了最高層。在制訂戰略原則，組成和使用戰術單位等方面，波拿巴的天才不久就得到充分的發揮，然而他在總的方面仍然是忠於革命傳統的。他革新了戰爭藝術，而他使用的是革命創建起來的民族軍隊。 2.波拿巴在義大利（1796—1797年） 自從1795年簽訂各項條約以來，反法聯盟的規模縮小了，其主要成員只有英國和奧地利。顯然，軍事和財政形勢都不佳的奧地利，假如能肯定得到象巴塞爾條約規定的向普魯士所作的補償，它本來也會放棄萊茵河左岸的。至於英國，因為受到帶有嚴重社會和政治後果的經濟與財政危機的威脅，儘管它一直討厭看到法國在荷蘭站住腳跟，但它這時也沒有能力在大陸再進行一場軍事行動。 督政府的對外政策早已由被看作不可更改的「法定邊界」的概念所規定：共和三年憲法的第332條絕對禁止「割讓共和國領土」。兼併比利時是得到曾通過憲法的公民投票確認的。對阿維尼翁和薩瓦的兼併更是如此。只剩下萊茵河左岸的問題了。跟在右派後面走的卡諾主張實行從前的、然而是經過改善的邊界；而領導外交的勒貝爾卻主張「自然疆界」，也就是同意兼併。他企圖在自然疆界外獲得一些抵押品，以便在談判時處於有利的地位。他的主張得到了督政府的贊同。為了把這些條件強加給奧地利和英國，就不能被動地聽任征戰自然地發展。 卡諾制訂的1796年戰爭計劃規定德意志南部的軍事行動具有決定性作用。桑布爾-默茲方面軍、萊茵-莫塞爾方面軍分別在儒爾當和莫羅指揮下將向維也納挺進；而不太重要的阿爾卑斯方面軍和義大利方面軍分別在凱萊曼和謝雷指揮下將奪取皮埃蒙特和倫巴第，並把它們作為談判的籌碼。集中在布雷斯特的愛爾蘭方面軍在奧什的指揮下將對英國起威懾作用。在最後的關頭，共和四年風月12日（1796年3月2日），督政府任命波拿巴取代謝雷。它的軍事和政治計劃因此被打亂了。 拿破崙.波拿巴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阿雅克修的一個親法的小貴族家庭。1779年他成為王家奧頓中學的獎學金生，後來進入巴黎軍事學校附屬的王家布里埃納中學直至1784年。1784—1785年他成為軍事學校的貴族士官生。1785年9月，16歲的波拿巴在參加會考時，在58名應考生中取得第42名。從此，他被任命為炮兵助理中尉。從瓦朗斯到奧索納，然後又回到瓦朗斯，在這些遷移中他過的是軍營里小軍官的那種清苦的、無前途的生活。他是1789年的愛國者，然而是一名科西嘉的愛國者。1789—1793年保利在科西嘉島多次逗留期間，波拿巴在他的領導下積極參與了當地的政治生活。但由於得不到保利的信任，當保利和國民公會鬧翻、求助英國人時，波拿巴於1793年6月離開了科西嘉。1793年7月他被任命為義大利方面軍的上尉，並被派往阿維尼翁組織火藥運輸隊。這時他真誠地擁護山嶽派和雅各賓派。他以對話的形式寫了一本題為《博凱爾的晚餐》的書，並且得到國庫的資助，於1793年8月在阿維尼翁印刷出版。此書的內容是1名軍人（他本人）和尼姆的1名市民、蒙彼利埃的1名製造商以及馬賽的1名商人之間的談話。其大意是人們說服傾向吉倫特派的馬賽人，要他相信「山嶽派的事業是全民族的事業」，國民公會是「團結的中心」，必須拯救「處在最殘酷的反法聯盟包圍之中的新生共和國，因為它們要把共和國扼殺在搖籃里」。他離開了故鄉科西嘉並放棄了該島獨立的幻想。波拿巴從此投身到革命的民族中來。他的同鄉、特派員薩利賽蒂於1793年9月17日把包圍土倫的炮兵部隊交給他指揮。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是決定性的。12月19日土倫被攻占，22日波拿巴晉升為準將。義大利方面軍的特派員奧古斯坦·羅伯斯庇爾保薦他。在共和二年芽月16日（1794年4月5日）寫給他哥哥馬克西米利安的信中，他誇獎了「公民波拿巴出類拔萃的優點。」 熱月政變對一切都提出了異議。事件於熱月18日（1794年8月5日）傳到尼斯：第二天，波拿巴被特派員撤去了指揮職務，並且作為羅伯斯庇爾分子被關押在昂蒂布的方堡里。果月3日（1794年8月20日）他被釋放，並恢復了軍職。但是他的軍事生涯遭到了奧布里的阻撓。這是一名隱藏的吉倫特分子，而且是國民公會軍事問題的報告人。他激烈批評波拿巴「過早地晉升和具有無節制的野心」。然而，1795年3月波拿巴仍被任命為西部軍炮兵司令，但被他拒絕了。6月，當他被任命為西部軍的步兵將軍時，他再次拒絕。 從那時起，公民波拿巴變成了尋找自己道路的冒險家。熱月的失寵仿佛打斷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除了自己的野心，他不再有任何準則。有幾個月他的處境很悽慘。葡月使他重新投入洪流。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這一天他所起的作用使他獲得了「葡月將軍」的美稱。從此，他依靠得到不斷晉升的前途有了保障。10月16日他還是一名少將，26日就被任命為國內方面軍的總司令。從這一時期起，開始了波拿巴和約瑟芬·塔謝·德·拉帕日裡的愛情。約瑟芬比他年長6歲，是1794年被處以絞刑的博阿爾內子爵的遺孀。據在他的回憶錄里提到，這是個已經有點厭倦的女人，但仍很迷人，並且很有經驗。波拿巴給「溫柔的、無與倫比的約瑟芬」的第一封信寫於1795年10月28日。這種熾烈的情火在他寫於義大利戰爭期間的全部信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明。信件對嘉獎、功名嗤之以鼻。喬治·勒費弗爾寫道：「很難相信波拿巴不知道約瑟芬和的關係，沒意識到她對後者的影響可以對自己有用。」 1796年3月2日，波拿巴被任命為義大利方面軍總司令，取代了謝雷。9日，他和約瑟芬·德·博阿爾內沒有舉行宗教儀式結成了夫婦。兩天後他離開巴黎前往設在熱那亞海岸的薩沃納司令部。 義大利戰爭決定了反對奧地利鬥爭的命運。戰爭計劃早在共和二年就由救國委員會制定出來：在征服皮埃蒙特之後，先奪取倫巴第，然後通過阿爾卑斯山直接向維也納進軍。波拿巴帶著3.8萬名戰士，4.8萬金法郎和10萬法郎匯票（沒有被全部接受）投入了戰爭。戰爭進行的速度極其迅猛。 在皮埃蒙特，波拿巴只用了十幾天，經過蒙特諾特戰役（1796年4月12日）、米爾西莫和蒙多維戰役（4月21日），成功地把博利厄指揮下的3.5萬名奧地利軍和科利部下的1.2萬名皮埃蒙特軍隔離開，並迫使科利退守都靈。4月28日，撒丁國王簽訂了謝拉斯科停戰協定。根據1796年5月15日簽訂的巴黎條約，撒丁國王把薩瓦以及尼斯、唐德和伯依3塊伯爵領地割讓給法國。 在倫巴第，波拿巴把博利厄趕到了波河以北，趕過了泰森河。然後，他揮師南下，從普萊藏斯渡過波河，在阿達的洛迪橋（5月10日）一舉擊潰敵軍，1796年5月15日進入了米蘭。後來司湯達在他的《帕爾馬修道院》里寫道：「全世界發現，經過那麼多世紀之後，愷撒和亞歷山大終於有了一個繼承人。」越過曼喬河之後，5月30日波拿巴包圍了芒圖。帕爾馬和莫代納公爵簽訂了停戰協定，波洛涅城向法國人敞開。6月23日，羅馬教廷也接受了一項協議。被征服的國家被迫繳納沉重的戰爭賠款，這激起了一部分居民反對占領者。只有主張成立統一的義大利共和國的當地雅各賓派站在法國人一邊。而督政府只是想奪取一些籌碼以便加強自己在談判中的實力地位。在此期間它儘量盤剝被占領國家：波拿巴可能從義大利掠奪到5 000多萬，其中的1 000萬交給了督政府。然而奧地利人始終控制著通向阿爾卑斯山的交通要道芒圖。奧地利軍隊曾4次從阿爾卑斯山下來企圖為芒圖解圍。但是烏爾姆塞爾率領的部隊於8月5日在卡斯蒂格利奧納被擊敗，1796年9月8日再敗於巴薩諾。阿爾溫克齊的部隊經過11月14—17日在阿科爾周圍浴血奮戰後也被擊退，1797年1月14日在里沃利再次被打敗。2月2日芒圖投降，通往維也納的道路打通了。 德意志戰爭並沒有取得督政府所期待的決定性成功。擔負主要任務的儒爾當和莫羅的部隊計劃通過多瑙河谷到達維也納。1796年5月31日儒爾當越過萊茵河，但被查理大公[6]擊退了。可是，由於同莫羅對峙的烏爾姆塞爾在波拿巴得勝後被派往義大利，法軍對查理大公重新發起了進攻。6月24日莫羅渡過萊茵河到達慕尼黑。與此同時，儒爾當先後奪取了科隆和法蘭克福，並於8月一直挺進到與波希米亞的交界處。但是法國軍隊沒有會師。查理大公趁機對它們分別出擊，首先逼使在馬因河谷兩次被打敗的儒爾當於1796年9月底撤回萊茵河左岸。莫羅被發現後也不得不撤退。由於大公竭力切斷他的退路，莫羅率部進入黑森林地區的隘路。1796年10月26日他在於南格渡過了萊茵河。冬天，凱爾和於南格兩座橋頭堡丟失了。 在奧什率領下對愛爾蘭的遠征也遭到失敗。法國艦隊於1796年12月起航，被暴風雨打得七零八落。1797年1月，督政府下令沒收在法國領土上的一切英國商品。英國的經濟形勢惡化，逼使它進行談判。1796年10—12月英法曾在里爾進行過談判，當時英國方面以馬爾邁斯比里為代表，比利時問題導致了這次談判的破裂。 因此，在1797年戰役的前夕，義大利方面軍成為督政府主要的希望所在。波拿巴恢復了被占領國的和平。他完全不顧督政府的指示，於1796年10月15日在莫代納和從教皇那裡奪得的幾塊領土上建立了「波南共和國」。1797年2月19日，他同教皇庇護六世簽訂了托朗蒂諾條約。督政府要求他摧毀教皇的世俗政權，而波拿巴卻滿足於得到幾百萬賠款和迫使教皇割讓阿維尼翁、弗內森伯爵領地以及其他幾塊領地。他的政策越來越以他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了。 1797年3月20日，法軍重新發起了對奧地利軍的進攻。此時奧軍由查理大公率領並在人員上大為加強。波拿巴強行通過了塔格利亞曼托隘口，然後越過塔爾維山口，先頭部隊在馬賽納率領下到達塞姆芒。 同時，在德意志南部，桑布爾-默茲方面軍在奧什率領下於1797年4月16日越過萊茵河，18日在科隆附近的紐維德獲勝。莫羅也開始行動。但是在1797年4月18日這同一天，波拿巴在斯蒂里亞的萊奧本和奧地利同時簽訂了停戰協議與和平條約的預備性條文。這位義大利的征服者十分珍視他的勝利成果，害怕被人搶先當上和平使者。萊奧本和約的預備性條文確認了波拿巴義大利政策的勝利，但是沒有實現萊茵河的自然邊界。然而國內政治的發展迫使督政府只得認可既成的事實。 Ⅲ.果月與康波福米奧（1797年） 在共和五年芽月的選舉中保王派取得了勝利。國內形勢以及輿論的厭倦使督政府不得不聽命於將軍們。督政府由它的本質所決定，絕對不可能號召人民起來保衛共和國。而它對外政策的方向必然取決於國內危機如何解決。反法聯盟對此完全了解，因此它設法拖延萊奧本停戰後在於迪納開始的談判，以及後來由英國特使馬爾邁斯比里在里爾恢復的談判。假如保王的右派獲勝，英奧就希望得到更優惠的條件。因此，督政府和波拿巴的團結加強了。波拿巴知道，保王的兩院絕不會同意他的義大利政策。獲月5日（1797年6月23日），因為威尼斯事件，波拿巴在兩院遭到嚴厲的抨擊。至於督政府，它又怎能拒絕救星的要求呢？通過互相影響和讓步，果月的政變和康波福米奧條約緊緊相連。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則是波拿巴。 1.共和五年的選舉和反動派 儘管波拿巴在義大利取得了輝煌戰績，而且督政府也曾想利用這些戰績。但是，共和五年芽月議會兩院的選舉（更換1/3議員，其中有1/2是前國民公會議員）仍然受到保王派的影響。選舉活動是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的。除了十幾個省外，各地的督政派都遭到了慘敗，只有11名國民公會議員重新當選，而且其中有好幾名保王分子。新當選的1/3議員大大加強了王黨右派的勢力。 正當督政府發生分歧時，反動陣營卻立刻組織起來。得到拉勒韋利耶爾支持的勒貝爾意識到眼前的危急，主張必要時宣布選舉無效，把形勢重新掌握在手。卡諾屈從於選舉的結果，拒絕了這一主張。則像往常一樣持保留態度。牧月1日（1797年5月20日）兩院集會，指定巴爾貝-馬爾波瓦為元老院議長，汝拉地區當選的皮什格呂為五百人院議長。勒圖爾納經抽籤被確定為任期已滿的督政官，於是兩院就在這一天決定由巴塞爾條約的談判使者、聲名狼藉的君權主義者巴泰勒米接替他。然而右派有點猶豫。他們在「克利希俱樂部」集會，但未能確定政策。主張立即復辟的「白色雅各賓派」只是少數，占多數的君主立憲派反對使用暴力。號稱「肚皮派」的小集團也傾向保王黨，主張進行一些細微的改革並且等待時機。「白色雅各賓派」希望皮什格呂能發動一場政變，但皮什格呂表現得優柔寡斷。 反動派採取的措施有利於流亡者的家屬和教士。由於取消了共和四年霧月3日的規定，流亡者的家屬重新可以擔任公職。果月7日（1797年8月24日）的法律取消了1792年和1793年的鎮壓措施。然而，教會的成員仍鬚髮表忠於法律的聲明，反流亡者法律的主要部分繼續有效，被赦免的恐怖主義分子被允許重新擔任公職。在外地各省，反動勢力通常很囂張。博愛學社在各地的分支機構得到發展。流亡者紛紛歸來，被放逐的教士到處自由來往，而獲得國有財產的人卻遭到了攻擊。在普羅旺斯再次發生暴力事件，督政府只得派兵前往鎮壓。共和派力圖團結在各立憲派俱樂部里，以對抗反動勢力的囂張。但是，督政府害怕這樣會加強雅各賓勢力的影響，因此聽任兩院於熱月5日（1797年7月23日）把它們取消。督政府的這種消極狀態助長了右派的反動氣焰，他們試圖剝奪督政府全部的財政權，使它處於無能為力的境地。牧月30日（1797年6月18日）五百人院決定把全部財政權交給長期以來以反革命著稱的國庫，不過元老院拒絕了這一議案。 督政府同兩院的衝突進入了決定性階段，這時不再繼續觀望，轉而支持勒貝爾和拉勒韋利耶爾反對卡諾和巴泰勒米。他的抉擇在卡諾為取悅右派而更換部長的時候公諸於世了。熱月26日（1797年7月14日），被保王派憎恨的梅蘭和拉梅爾保留了原職，由斯塔爾夫人介紹給的塔萊朗被任命為對外關係部長，奧什被任命為陸軍部長。這是一個有意義的選擇，因為奧什指揮的桑布爾-默茲方面軍十幾天來一直在向巴黎進軍。 2.共和五年果月18日政變（1797年9月4日） 共和五年芽月選舉引起的督政府和兩院之間的衝突公開化，在沒有任何憲法程序的情況下，只有兩種解決辦法：或是像共和二年那樣號召人民；或是像葡月13日那樣訴諸於軍隊。顯貴政權的本質決定了它必然排除第一種可能性，拉勒韋利耶爾事先就對此表示堅決反對。結果只能是求助軍隊。已經預感到這一點的波拿巴和奧什同意了。獲月，波拿巴提供了皮什格呂背叛的證據，這是在保王派特務當特雷格的文件里發現的一份材料。獲月13日（1797年7月1日）奧什命令部隊向巴黎進軍。於是督政府只得聽命於將軍們，尤其聽命于波拿巴。他支持政府反對兩院只是為了迫使其接受萊奧本和約的預備性條文和他的義大利政策。 獲月28日（1797年7月16日）當兩院得知政府改組以及軍隊進入法律規定的禁區後，終於意識到眼前的危險。他們準備對3名督政官——、拉勒韋利耶爾和勒貝爾提出控告。獲悉皮什格呂已經背叛的卡諾拒絕贊同復舊。熱月25日（1797年8月12日），議會兩院為了武裝富人居住區的資產階級，下令組建國民自衛軍精銳連隊。這時督政府也加緊防範準備。波拿巴派奧日羅擔任指揮，一些小股部隊利用各種藉口進入了巴黎。果月10日（1797年8月27日）拉勒韋利耶爾向「山內共和國」[7]的特使聲明：「督政府決不同共和國的敵人妥協」。右派決心使用武力，但「三督政」走在了他們的前面。 共和五年果月18日晨（1797年9月4日），巴黎被軍隊占領了。皮什格呂和12名議員被捕並監禁在唐普爾，巴泰勒米也遭到同樣下場。卡諾逃脫了。政變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一項法令規定，凡企圖復辟王政或1793年制憲議會者立即槍決。果月19日（9月5日）夜裡，兩院集會投票通過了「三督政」提出的特別措施。49個省的選舉結果被宣布無效；177名議員被取消資格並不予替補；包括卡諾、巴泰勒米和皮什格呂在內的65人被判處流放圭亞那（人稱「不流血的斷頭機」）。杜邦·德·內穆爾等議員辭職。兩院裡的多數顛倒了過來。 對流亡者和教士的鎮壓措施重新生效：流亡者必須在15天之內離開法國，否則處以死刑；他們的家屬再度被逐出各公職崗位，甚至被取消投票權；曾被放逐的歸國教士必須再次流亡國外，否則要被流放到圭亞那；教會所有的教士必須宣誓憎恨王政和1793年憲法。對反對派的報刊也採取了嚴厲措施，42家報紙被取締。與此同時，俱樂部被允許恢復活動。督政府的權力增大了，它被授權清洗各級行政機構和法院，可隨意宣布戒嚴。 果月18日政變對根據共和三年憲法建立起來的自由共和國體制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右翼反對派遭到嚴重打擊，他們因立法機構被削弱而非常惱怒，準備伺機報復。政變靠將軍們及其部隊的支持才得以成功。督政府認為軍隊的力量已不十分可怕，因為這時大陸實現了和平。然而，這並不是自然疆界的和平，而是威望與日俱增的義大利征服者的和平。隨著其威望的增大，他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3.康波福米奧和約（1797年10月18日） 1797年4月18日由波拿巴簽訂的萊奧本和約預備性條文仿佛標誌著回到了舊制度時的外交路線。督政府企圖利用倫巴第作為取得萊茵河左岸的籌碼，波拿巴便用威尼斯共和國的領土換取了倫巴第。這樣，奧地利就得到了亞得里亞海的入海口。奧地利雖然放棄了比利時，但萊茵河左岸的命運仍懸而未決。這將要在同帝國舉行的一次旨在締結和約的會議上予以討論。這就徹底破壞了督政府的萊茵河政策。然而督政府仍然批准了萊奧本和約的預備性條文，因為國內形勢迫使它只得這樣做。唯有勒貝爾投票反對，因為他的關於萊茵河左岸的民族政策被犧牲了。 波拿巴的義大利政策迅速地發展起來。他支配著義大利。在倫巴第、瓦爾特利納、威尼斯共和國的一部分陸地和波南共和國的基礎上，他建立了山南共和國，並為它制定了一部憲法。在熱那亞，原來的共和國被義大利雅各賓派改為利古里亞共和國。1797年5月2日，波拿巴向威尼斯共和國宣戰，12日攻入了威尼斯。於是他在於迪納同奧地利政府代表開始了締結永久和平的談判。 同時，英國也決心重開談判。不久前它剛經歷了一場嚴重的銀行和財政危機；愛爾蘭爆發了起義；1797年春艦隊里的反叛此起彼伏。7月，皮特派遣馬爾邁斯比里前往里爾重開談判。 此時，里爾和於迪納兩地的談判都毫無結果。只要法國國內危機尚未緩解，一切都只能懸而不決，因為反法聯盟各國期望法國保王的右派得勢，以便得到更有利的條件。但是，果月18日政變的成功使勒貝爾領導的督政府的對外政策更加強硬了。里爾的談判（1797年7—9月）失敗了。督政府要求恢復法國及其盟國的殖民地，但並不要求恢復在大陸上征服過的地盤；英國拒絕放棄從荷蘭手裡奪來的開普敦和錫蘭，由此造成了談判的破裂。於迪納的談判是在波拿巴和奧地利首相蒂居的特使科本茲爾之間進行的。 康波福米奧條約是1797年10月18日在波拿巴的駐紮地帕薩里亞諾簽訂的。波拿巴不顧督政府要求取得萊茵河左岸和重建威尼斯的指示，竟然把伊斯特里亞、達爾馬西、卡塔羅河口、威尼斯城以及直到阿迪日的威尼斯陸上領土都讓給了奧地利。在原威尼斯領土上，法國只保留了愛奧尼亞群島（科爾富、藏特、塞法洛尼……）；奧地利則承認山內共和國為「強大的獨立國家」，它還放棄了比利時。至於萊茵河左岸，在秘密條文裡，奧地利同意法國一直兼併到萊茵河同奈特河的匯合處（即前特雷弗和美因茲選帝候的領地帕拉蒂納），但科隆地區除外。奧方承諾，在法國和帝國在拉斯塔特舉行的會議上，將「進行斡旋以使法蘭西共和國取得這條邊界線」。督政府雖然很失望，但仍然批准了條約。它怎麼能抵制呢？在一個疲憊不堪的國家裡，當人們得知實現和平時都禁不住歡喜雀躍起來。於是督政府只得同意。 革命的民族違背了原則，「拿別國人民作了交易」。為了同奧地利達成一項不穩固的協議，法國拋棄了同普魯士的結盟。奧地利雖然戰敗，但它在德意志和義大利毫無損失，因為它用倫巴第換取了威尼斯的部分領土。與民族傳統和民族意志格格不入的波拿巴「義大利體制」戰勝了督政府的「萊茵河體制」。這時的波拿巴早已開始醞釀新的計劃了。在康波福米奧談判中，他對奧國全權特使科本茲爾宣稱：「法蘭西共和國把地中海視為自己的海洋，並且要在那裡稱霸。」同時，他促使督政府奪取馬耳他，他說：「這個小島不用我們付出任何代價。」 在波拿巴的義大利政策和地中海計劃里，戰爭已經開始醞釀。果月18日政府藉助了軍隊的力量，這加強了軍隊在共和國中的作用。督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受制於將軍們的行動。 * * * [1] 法國邊界在大西洋、地中海、庇里牛斯山和阿爾卑斯山方面都已是自然的疆界，唯有東北邊還不是。1789年，克洛茨著書主張法國應擴充到萊茵河，以完成自然的邊界。從此，「自然疆界」就成為法國擴張主義的目標。——譯者 [2] 1個德尼耶相當於1/12蘇。——譯者 [3] 1法郎與1鋰的價值相等。——譯者 [4] 據索布爾《法國革命》端木正譯本第222頁譯者註：「研究封建制度的專家」（Feudiste）這個職業是舊制度末期封建領主所雇用的人，專從一些古舊的封建文契尋找生財之道的剝削農民的「法律根據」，以便重新嚴格主張那些久已被遺忘，甚至若干世紀沒有運用的「權利」。 [5] académie在此意為學術機構，其成員為當地有名望的學者，性質與設在巴黎的法蘭西學院法蘭西學院相同，但彼此是獨立的。——譯者 [6] 查理大公是奧地利皇帝弗朗索瓦二世的三弟，在歐洲反動王公貴族軍官中，尚屬能戰者。——譯者 [7] 「山內共和國」指阿爾卑斯山以南地區，借用古羅馬時的用名，共和國以米蘭為首都，至1802年改名為義大利共和國。——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