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史 · 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勝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
救國委員會視國防的需要高於一切。它不願向人民群眾的要求讓步，怕這樣會損害革命的統一；它也不願向溫和派的要求讓步，怕這樣會犧牲維持戰爭所必需的統制經濟，犧牲使所有人都服從的恐怖制度。但是，這兩種矛盾的要求之間的平衡點究竟在何處？革命政府極力在溫和主義和過激主義之間保持中立。但生計危機在冬末突然激化。過激的反對意見和平民的不滿情緒匯集起來，迫使革命政府在雪月間放棄保守主義立場。政府擺脫了極端派的困擾。通過鎮壓科爾得利派領導人，它取消了人民運動的獨特要求，結果使自己非但不能打擊溫和派，反而受到它的擺布。後來政府拼盡全力，一度頂住溫和派的壓力，但終因得不到人民的信賴和支持而覆亡，做了從頭一天起就控制著自己命運的那種矛盾的犧牲品。
Ⅰ.與亂黨的鬥爭和救國委員會的勝利（1793年12月—1794年4月）
1793年秋，救國委員會通過肅清忿激派，制止非基督教化運動，暗中打擊各種群眾組織，尤其是各種區民社團，表露出要同人民運動（它始終也只是在尾隨該運動而不是在領導該運動）疏遠的意願。正因為如此，它受到國民公會的任意擺布，同時還助長了議會中和輿論界反對派的攻勢。
丹東支持羅伯斯庇爾反對非基督教化分子，並非沒有個人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用心。他想營救他的一些剛被捕的朋友，那些人不是跟「外國人陰謀」事件有牽連，就是與東印度公司清算案有關係（如法布爾·代格朗蒂納等人）。丹東還有更遠的考慮，即通過分裂救國委員會（其中的比約-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認為是親無套褲漢分子）來削弱革命政府。丹東派的政策在極端恐怖統治、鞏固最高限價、殊死戰爭等問題上都與埃貝爾及其科爾得利俱樂部的朋友們所擁護的平民綱領背道而馳。政府對非基督教化運動的進攻導致反動勢力萌生，便利了丹東派的攻勢。打擊亂黨的鬥爭開始爆發，這種鬥爭不僅給革命政府，而且給人民運動以致給大革命本身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1. 「外國人陰謀」和東印度公司事件（1793年10—12月）
這兩個事件，無論從其主要當事人來看，還是從其後果來看，都是密切相連的。它們既破壞了山嶽派的統一，又加劇了國民公會中的紛爭。
「外國人陰謀」是法布爾·代格朗蒂納在10月12日前不久揭發出來的。丹東的這位同極端派斷絕了關係的朋友，指控那些極端派分子參與一個由外國人策劃的、旨在用過激做法搞垮共和國的陰謀，並特別點了普羅利、德菲厄、佩萊拉和迪比松等人的名。革命派中有不少外國難民，大革命開始時曾宣布歡迎一切專制制度的受害者前來參加，也的確接納了許多外國人。有些外國人，如阿納夏爾西·克羅茨和托馬斯·潘恩甚至在國民公會占有席位；有些則以科爾得利派的姿態出現，或活動在各俱樂部和民眾組織中（如佩萊拉）。這些外國避難者很快就發揮著引人注目的政治作用。尤其使救國委員會深感不安的是，他們同外國工商界人士過從甚密，而這些人士的作用都是值得懷疑的。他們中有得到夏博保護的英國外交部的銀行家瓦爾特·博伊德，有納夏泰爾人（普魯士臣民），銀行家佩勒戈，有布拉邦特人（奧地利臣民）。雅各賓鼓動家德菲厄和許多山嶽派議員的朋友普羅利（也是銀行家），有奧地利臣民、實業家弗雷兩兄弟（前嘉布譴會[1]修士夏博1793年10月6日娶了他們的妹妹為妻）和西班牙破落大貴族居茲曼（也是個實業家）……這些外國人和某些山嶽派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所有的極端措施，如領土兼併、非基督教化運動，都得到他們的推動（克羅茨和佩萊拉曾參與使巴黎憲政派主教戈貝爾退職）。此外，他們還在軍需供應上搞黑市交易，並搞指券的賣空投機。
東印度公司事件在這時發生，並使山嶽派陷於分裂。1793年8月24日一紙法令，取締了所有股份公司。這一法令是在德洛內（昂熱人）、朱利安（土魯斯人）、夏博、巴齊爾、法布爾·代格朗蒂納等實業家議員發動攻擊後通過的。他們在譴責這些公司的同時，乘著這些公司股票價格下跌投機牟利。東印度公司的銀櫃和文件均被查封。1793年10月8日，德洛內提出一項法案，對該公司的清算作了謹慎的安排。法布爾·代格朗蒂納促使國民公會通過一條修正案，規定清算工作由國家而不是由該公司本身來進行。然而發表在《法令公報》上的最後文本卻又恢復了最初的寫法，即規定清算工作將由該公司主持。由法布爾·代格朗蒂納簽署的法令原本竟在他本人的參與下被篡改了。法布爾、德洛內和他們的同夥曾接受了該公司50萬鋰賄金。共和二年霧月24日（1793年11月14日），夏博向揭發了這一事件。夏博本人曾因其同弗雷兄弟的關係和同他們的妹妹的婚姻而在雅各賓俱樂部遭到猛烈攻擊。另外，他還有做投機生意的嫌疑，在非基督教化運動方面也受到牽涉。因而，他打算出賣同謀以求自保。巴齊爾為他的指控作了證。
救國委員會相信「外國人陰謀」確有其事，更何況巴茨男爵的王黨陰謀和實業家議員及外國避難者的陰謀牽扯到了一起。夏博的檢舉似乎證實了法布爾的揭發。救國委員會對於政治問題及其民族性比對貪污事件更為敏感。同時，救國委員會在國民公會裡仍然受到這些被檢舉人的攻擊。霧月20日（11月10日），巴齊爾和夏博先後抨擊恐怖制度、譴責各政府委員會壓迫議會的暴政。國民公會在這一天作出決議：任何國民公會議員未經國民公會事先聽證不得被送交革命法庭。這場辯論表明，那幫實業家議員已跟正在冒頭的寬容派勾結起來。例如夏博和蒂里奧，前者有投機倒把嫌疑，後者有溫和主義嫌疑，而兩人都是非基督教化分子。這項決議兩天後即被取消。但政府各委員會已經接到法布爾·代格朗蒂納的報警（他揭發別人只是為了更好地掩飾自己），開始從一切旨在分裂愛國者的陰謀中看到外國的黑手和皮特的金錢。它們對於夏博檢舉的反應，是在11月17日下令將檢舉人和被檢舉人（包括夏博、巴齊爾、德洛內和土魯斯人朱利安）統統逮捕。羅伯斯庇爾在共和二年霧月27日（1793年11月17日）《關於共和國政治形勢》的報告中，對「假愛國者們殘酷的溫和主義和偏執的過激主義」一律予以抨擊，說那些假愛國者是「外國各宮廷僱傭的密使」，他們「在危險的道路上猛推革命之車，企圖使之撞碎在革命的目標上」。霜月1日（11月21日），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再次譴責那些「外國特務」，那幫一手策動了非基督教化運動的「卑鄙的暴君密使」。在他的推動下，普羅利、德菲厄、迪比松和佩萊拉被開除出雅各賓俱樂部。
「外國人陰謀」和東印度公司醜聞牽涉到重要人物，公開暴露出腐化，將那些實業家議員和敵國特務之間的聯繫大白於世，因而掀起了軒然大波，產生了重要的政治影響。聖茹斯特霧月15日寫信給羅伯斯庇爾說：「若還同那伙墮落分子相互信任，這種信任就一錢不值了。」從此，人們時時處處都疑心重重，這使黨派之間的爭吵更趨激化，仇恨更趨強烈。「外國人陰謀」和東印度公司事件使山嶽派徹底分裂，同時加劇了針對亂黨的鬥爭。
2. 寬容派的攻勢（1793年12月—1794年1月）
丹東於1793年10月離開巴黎。這年夏天他再次結婚，這時正在奧布河畔的阿爾西鎮休憩。接到了庫圖瓦的報警後，他得知他的朋友巴齊爾和法布爾已被牽連進東印度公司事件並預感到此事可能傷及自己。丹東遂於霧月30日（1793年11月20日）急匆匆趕回巴黎。正互相串聯的溫和反對派很快就聚集到丹東的周圍。他們的陰謀曾由於救國委員會，尤其是羅伯斯庇爾力圖制止非基督教化運動而得到某些便利。為反對過激派，革命政府依靠過丹東，而且一開始並沒有防備寬容派的攻勢將通過極端派來破壞革命政府的組織和結束恐怖統治。
丹東領導寬容派向激進革命派迅速占據的所有陣地發動攻勢。共和二年霜月2日（1793年11月22日），丹東起來反對反宗教的「迫害」，要求「愛惜人血」。霜月6日，他向反宗教的化裝舞會提出抗議，要求「人們加以制止」，並要求各政府委員會「就被人們稱為外國人陰謀的問題」提出報告。霜月11日（1793年12月1日），丹東走得更遠了。當康邦提議強制人們用現金兌換指券（這是無套褲漢的一貫主張，而且科爾得利派也在當天的一份請願書中要求採取該措施）時，丹東當即表示反對，並宣布「長矛」的作用已經結束：
「我們要記住：社會的大廈如果是靠長矛來推翻的，那麼它的建立和鞏固只能依靠理性和天才的羅盤。」
霜月13日（1793年12月3日），丹東在雅各賓俱樂部遭到反擊。他隨即撤退，說他並無意於「割斷革命的神經」。他不得不為自己作辯解。羅伯斯庇爾出於對山嶽派團結的關切，出面維護了他。羅伯斯庇爾說：「愛國者的事業是一致的，就像暴政的事業是一致的一樣。愛國者應該精誠團結，萬眾一心！」
《老科爾得利報》的活動大大擴展了丹東派攻勢的規模，政府的全部政策都被牽涉到了。卡米耶·德穆蘭（作為新聞記者，他很了不起，但他作為政治家卻平庸無奇）於共和二年霜月15日（1793年12月5日）開始出版他的新報紙。「皮特呵，我向你的天才致敬！」——照德穆蘭的說法，所有過激的革命派都是皮特的特務。德穆蘭在霜月20日出版的第2期報紙上猛烈攻擊在非基督教化運動問題上有責任的克羅茨，並把他和巴黎市府檢察長肖梅特聯繫了起來：「阿納夏爾西和阿納克薩戈拉以為他們在推動理性的車輪，但他們推動的實際上是反革命的車輪。」霜月25日（1793年12月15日），《老科爾得利報》第3期出版，它對整個恐怖制度和革命政府本身提出指控。卡米耶·德穆蘭借用塔西佗[2]的話，通過譴責歷史上最初的一些君主的罪行，譴責了恐怖的鎮壓政策：
「救國委員會……曾經認為，為了建立共和國，它需要暫時採取專制君主的法律原則。」
這期報紙獲得了巨大成功。它喚醒了反革命的希望，使一切惶惶於恐怖統治的人都跟到寬容派的後面。羅伯斯庇爾此時還保持著對寬容派的善意中立態度。寬容派由此受到鼓舞，更加肆無忌憚，共和二年霜月27日（1793年12月17日），成功地欺騙了救國委員會的法布爾·代格朗蒂納，向國民公會檢舉激進革命派的兩位最突出的領袖——陸軍部秘書長樊尚（由於這位秘書，布肖特部長也成了攻擊的目標）和革命軍將領龍森。國民公會下令逮捕了他們。大恐怖的矛頭難道就要轉向它的創造者了嗎？……各政府委員會事先沒受到徵詢，這個把戲的目的就在於搞垮它們的權威。霜月30日（1793年12月20日），國民公會應來自里昂的一個代表團的要求（「願繼恐怖統治之後實行仁愛的統治」）和一個很有影響的婦女代表團的要求，作出了組建負責審查各種拘留案和釋放錯押犯人的司法委員會的決議。
然而到了霜月底，風向驟變。霜月29日（1793年12月19日），在德洛內的查封令中發現了偽造的東印度公司清算法令（原件同法布爾修正案相違，其正文下面有他的簽名），丹東派的處境大為不妙。更糟糕的是，激進愛國者開始了反攻。得到報警的科洛·代布瓦突然從解放市回來。雪月1日（1793年12月21日），把夏利耶的頭顱和遺體從巴士底廣場護送到杜伊勒利宮的廣大群眾和一個里昂無套褲漢代表團簇擁著科洛·代布瓦來到國民公會。他以共和國所蒙受過的危險為名，為里昂的鎮壓運動進行辯護。國民公會當即表示讚賞。當晚，科洛·代布瓦向雅各賓俱樂部訓話。他譴責雅各賓派的軟弱，讚揚龍森的幹勁，並痛斥那種對被鎮壓者的毫無道理的同情心：
「當愛國者的心被撕裂的時候，什麼人還有多餘的眼淚去哭悼自由之敵的屍體？」
救國委員會也拋棄了對寬容派攻勢的善意中立態度。雪月3日（1793年12月23日），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採取了超黨派的姿態。
在外省，對亂黨的鬥爭實際上已在威脅政府的穩定。自製止非基督教化運動以來，革命政府同人民運動關係的破裂越來越明顯，在許多方面引起政策方向的改變。許多國民公會特派員同無套褲漢斷絕了聯繫，並把鎮壓的矛頭轉向「極端派」。在色當、里爾、奧爾良，嫌疑犯獲釋了。奧爾良的一名忿激派——塔布羅被關進監獄。在布盧瓦，從霜月起開始了反攻倒算。在里昂，富歇現在打擊的是夏利耶的老朋友們。在波爾多，塔利安為掩飾自己的貪污而檢舉「過激派」。在加爾省，布瓦塞撤換了尼姆的愛國市長庫爾比。到處都出現溫和派與過激派的衝突。國民公會特派員們也加入了這些衝突，而不再充當仲裁人了。救國委員會意識到危險，隨即予以調解，以確立自己的仲裁地位。
羅伯斯庇爾雪月5日（1793年12月25日）作的《關於革命政府的原則》報告，對雪月4日散發的第4期《老科爾得利報》作了答覆。卡米耶·德穆蘭在這一期報紙上以自由神（「這位自由神降自上天，她不是歌劇院的美女，不是一頂紅帽子，不是一件髒襯衫或一件破褂子。這位自由神是幸福，是理性，是平等，是正義……」）的名義，要求釋放「那20萬被你們稱為嫌疑犯的公民」，並宣稱：「如果你們建立一個『寬赦委員會』，自由肯定會得到鞏固，歐洲也肯定會被降服」。羅伯斯庇爾在雪月5日以戰爭狀態為由替大恐怖作辯護。他向國民公會概述了革命政府的理論，指出革命政府的目的是開創共和國，而立憲政府的目的則在於「維持」共和國：
「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敵戰爭，憲法則屬於獲勝的、安寧的自由制度。」
由於處在戰爭狀態下，故革命政府需要「一種非常的能動性」：
「它應當給予好公民一切國家保護；對於敵人，它只能叫他們滅亡。」
羅伯斯庇爾以仲裁人的姿態，譴責了兩個極端的派別：
「革命政府必須在兩塊暗礁——軟弱和魯莽，亦即溫和主義和過激主義——之間航行。因為溫和主義並不是穩健，就像陽痿並不是貞潔，而過激主義貌似剛毅，也猶如水腫貌似健壯。」
雪月6日（1793年12月26日），經比約-瓦雷恩提議，霜月30日成立的「司法委員會」被撤銷，寬容派的攻勢由此開始走向失敗。救國委員會一度還力圖在斗得不分勝負的兩派之間保持公允的平衡。共和二年雪月16日（1794年1月5日），卡米耶·德穆蘭出版了第5期《老科爾得利報》，向埃貝爾發起了全面進攻，指控他從布肖特領導的陸軍部領錢辦《迪歇納老爹報》。但是，雪月18日（1794年1月7日），《老科爾得利報》在雅各賓俱樂部受到譴責。羅伯斯庇爾警告卡米耶，最後還主張燒掉他的報紙。德穆蘭反駁道：「燒掉並不是回答。」雪月19日（1794年1月8日），羅伯斯庇爾再次譴責這兩大派，說他們正在威脅著革命政府，而且他們「像森林裡的土匪一樣」串通一氣。就在同一天，在雅各賓俱樂部，羅伯斯庇爾痛斥了因親筆修改清算東印度公司法令草案而聲名狼藉的法布爾·代格朗蒂納。他於雪月23—24日（1794年1月12—13日）的夜間被捕。第二天，當丹東為幫助朋友而出面干預此事時，比約-瓦雷恩大聲嚷道：「誰坐到法布爾·代格朗蒂納一邊，誰就要倒霉！誰就是執迷不悟！」寬容派的攻勢宣告失敗，而且名譽掃地，立即處於政敵反攻的威脅之下。
3.過激派的反攻（1794年2月）
過激分子的「極端派」曾一度被政府對非基督教化運動的否定態度弄得暈頭轉向，後來又因和某些外國極端派有牽連而受到打擊，當了法布爾·代格朗蒂納陰謀的犧牲品。然而一旦擺脫了寬容派的攻擊，它就恢復了自己的影響。這個派別帶動了堅持要求釋放樊尚和龍森的科爾得利俱樂部，被樊尚安插滿「堅定愛國者」的陸軍部各機關也是它的一個堡壘。這個派別還通過埃貝爾和莫莫羅分別在巴黎市府和巴黎省產生影響。過激派致力於釋放被關押的愛國者，加強恐怖統治和鞏固統制經濟。
科爾得利俱樂部頑強地繼續推行營救樊尚和龍森的運動。這場運動成了在各平民社團和巴黎各區進行宣傳鼓動的中心論題。共和二年雨月12日（1794年1月31日），科爾得利俱樂部宣布存在著壓迫現象，並將寫有人權宣言的木牌用帷幔蒙住。這種含蓄的威脅，加上缺乏起訴證據，革命政府試圖以向激進愛國者讓步來抵消溫和派勢力等原因，樊尚和龍森終於在雨月14日（1794年2月2日）獲得釋放。
加強恐怖統治的運動由此聲威大振。在第一次成功的鼓舞下，在帶著無節制的復仇欲望出獄的樊尚的激勵下，科爾得利俱樂部更加起勁地譴責那些「新溫和派」。他們要求懲罰「壓迫愛國者的人」，要求「消滅沼澤派邪惡的殘餘勢力」（雨月18日）。這分明是要清洗國民公會。這場恐怖主義運動的矛頭所向，主要是那75名抗議6月2日起義的議員。這些議員被扣押起來，但在羅伯斯庇爾的關照下，他們沒有被送上革命法庭。另外，曾於1792年春在溫和派請願書上簽名者（人稱「八千人幫」和「二萬人幫」）也受到譴責。雨月24日（1794年2月12日），埃貝爾在科爾得利俱樂部高聲喊道：「必須徹底推翻這個集團！」風月2日（1794年2月20日），科爾得利俱樂部決定重新出版馬拉的報紙，決心用它來揭穿「那些欺騙人民的叛徒、敗壞或迷惑人民的搗亂者和統治者」的假面具。
加強統制經濟的運動越來越受各界人民的歡迎。因為，整個冬季經濟形勢都在不停地惡化。實行最高限價的決議並沒有消除困難。麵包雖然不缺了，但質量卻很糟。谷稀價貴使得食品店產品質量大為下降，最高限價法實際已遭破壞，但無人受到懲罰。肉類供應的嚴重不足，在6月份就使人民大眾的不滿情緒達到極點。因此，請願運動，在政策方針問題上已趨於緩和，而在生計方面仍十分活躍。儘管建立了控制經濟生活的各種機構，對商人的敵意——這種平民心理最典型的反映——仍在不斷地表現出來。在生計危機中受苦最深的有兩個社會階層：一是那些自身職業與戰爭需要沒有關係因而幾乎處於失業狀態的工匠；一是新聞記者。他們都視暴力和加強鎮壓為帶來富足生活的手段。埃貝爾通過他的報紙使一度消沉的恐怖精神重新活躍起來。他的《迪歇納老爹報》第345期提出了一項重大建議：應當懲治那些把無套褲漢當狗看待、只把骨頭扔給他們啃的肉店老闆。要像對待無套褲漢的所有敵人一樣，讓他們做「熱手遊戲」（即上斷頭台）。讓他們的鮮血像酒商壓榨的葡萄汁一樣流到新橋[3]下。
發動一場平民暴動的思想已經成形。生計危機將促使無套褲漢採取新的行動。
然而，一度受寬容派攻勢影響的救國委員會卻在溫和主義和過激主義之間採取中立態度。但這兩種矛盾傾向之間的平衡點在哪裡呢？羅伯斯庇爾除了實行恐怖之外，只會求助於道德。他在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15日）《關於指導國民公會的政治道義原則》的報告中，闡明了自己的道德觀。
「如果和平時期人民政府的動力在於道德，那麼革命時期人民政府的動力便在於道德和恐怖。沒有道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沒有恐怖的道德是無力的。恐怖無非是迅疾、嚴厲而不可動搖的正義，因此也是道德的一種表現。它與其說是一項特殊的原則，不如說是適應祖國最迫切需要的普遍民主原則的結果。」
道德，也就是個人的忘我精神、對公共利益的獻身精神和必要時的犧牲精神。羅伯斯庇爾試圖用制度、用法定的和司法的保證來維持這種公民道德。至於恐怖，救國委員會則打算在革命法制的範圍內加以節制，同時仍把它作為一種統治手段保留下來。
生計危機在冬末突然惡化。巴黎出現了嚴峻的形勢：一場威脅革命政府生存的平民暴動似乎迫在眉睫。
4.風月危機和亂黨的覆滅（1794年3—4月）
危機在共和二年冬季逐漸明朗化。革命政府建立後逐漸表現出的社會和政治演進的各種特徵更加突出，並深刻地影響著風月危機。這場危機極其尖銳地提出了人民運動同革命政府的關係問題。
首先是社會危機。限價、對經濟專制性的管理和領導，並不能保障給巴黎居民充足的供應。無套褲漢因物質生活極端困苦而怨聲載道。糧食短缺和物價昂貴折磨著他們。最高限價法實施不力。工資雖得到增加，但抵消不了物價上漲的影響。就像不久前麵包店門前的情況一樣，肉店門前也排起了長隊。人們凌晨3點就聚集到這裡，擁擠、鬥毆。缺乏農產品供應的巴黎中央菜市場裡也吵成一團。深受其苦的工資勞動者掀起了請願運動。建築工人們要求加工資。軍火工場在風月里不斷發生騷亂。生計危機造成了過激的恐怖主義心理。風月8日（1794年2月26日），一位婦女在人權區的民眾俱樂部里喊道：「我們還留著這些貴族幹什麼？難道不早就應該把這些讓人民吃不飽肚子的壞蛋送上斷頭台嗎？」
其次是政治危機。國防的需要和雅各賓派的權力概念促使革命政府愈來愈想使民眾組織對自己消極服從，並把民眾的民主主義做法一步步化為資產階級的措施。無套褲漢的革命行動受到損害。巴黎各區和各民眾社團的活動被引導到為戰爭出力方面（包括裝備「雅各賓騎士」、收集硝石、撫養士兵的父母和子女），遠遠偏離了普遍性的政策的問題。曾逐漸被各區革命委員會控制的各基層組織，現在轉而受政府支配。但這種轉變是費了很多周折和衝突才達到的。溫和派不失時機地利用這些事件展開宣傳，從而加劇了混亂。活動分子們了解這些情況。雪月4日（2月22日），一位演說者在「武裝人」區的民眾俱樂部里宣布：「你們若失去了革命的運動，哪怕只有片刻工夫，愛國者就完了！他們就死期將至了。」
共和二年風月的危機集中表現了1789年的愛國者和1793年的愛國者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本身又反映了無套褲漢和雅各賓派（或山嶽派）之間，關於政治生活和社會組織的平民觀念和資產階級（亦即雅各賓派）觀念之間不可消除的對抗性。在危機的背景下，「新溫和派」和「堅定的愛國者」之間由各種私仇加深了的對立越發尖銳。樊尚和龍森的擁護者們仍怒氣未消。風月8日（1794年2月26日），科洛·代布瓦（從里昂回來後他一直致力於調和四分五裂的愛國者）曾力圖實現科爾得利派和雅各賓派的和解，但告無效。風月9日，科爾得利派再次要求逮捕那些「不配坐在國民公會議席上的叛徒們」，並特別要求逮捕卡米耶·德穆蘭。激進反對派和平民不滿情緒結合起來，構成了對革命政府的嚴重威脅。為應付這種威脅，革命政府需要採取大刀闊斧的社會措施。
共和二年風月的一系列法令就這樣應運而生。早在雨月13日（1794年2月1日），國民公會就通過了撥款1萬鋰作救濟金的決議。風月3日（1794年2月21日），巴雷爾又提出一項新的普遍限價法。風月法令走得更遠一些。風月8日（1794年2月26日），聖茹斯特在作了關於在押人犯的報告之後，促使國民公會通過了查封嫌疑犯財產的法令。風月13日（1794年3月3日），又產生了一項法令，責成救國委員會提出「用共和國之敵的財產賠償所有不幸者的辦法」。
聖茹斯特宣稱：
「現實的力量也許正在把我們引向我們所不曾想到的結局。為數甚眾的革命之敵控制著財富，貧困迫使勞動人民處於從屬於敵人的地位。你們設想一下，在一個國家裡，如果民事關係導致的結果和政府的形式截然相悖，這個國家難道還能存在下去？」
他還指出：
「不幸的人是地球上的強者，他們有權以主人的姿態向忽視他們的政府說話。」
聖茹斯特在他的第二個報告的結尾處，向舊制度的君主們提出挑戰：「幸福是歐洲的一個新觀念。」
儘管如此，風月法令的影響卻不宜誇大。阿爾貝·馬迪厄對聖茹斯特「既沒有得到他所希望滿足的人們的理解、也沒有得到他們的擁護」這一情況深為驚訝。聖茹斯特和革命政府得到了理解，這是不容置辯的。革命之敵在共和國里不得享有任何權利，他們的財產應當拿來賠償冒著生命危險保衛共和國的愛國者。這些觀點早在1793年春就開始形成，並在無套褲漢中廣泛流傳。因而風月法令並不帶有任何特別的性質。馬迪厄曾寫道，聖茹斯特的結論構成「一種旨在從埃貝爾主義的混亂願望中總結出一套社會綱領的重大企圖」，對此我們也是難以苟同的。
無套褲漢和激進愛國者很早就在這方面提出了一種更激進的綱領。另一方面，即使查封嫌疑犯財產和賠償貧窮愛國者的計劃符合人民大眾的要求並深受歡迎，這些以後才能表現出影響的措施並不能滿足當時的迫切需要，對解決生計危機並不能帶來任何幫助。聖茹斯特和羅伯斯庇爾懷有不容置疑的誠意，但風月法令只能歸結為一種旨在對抗激進宣傳的策略手腕。這個手腕失敗了。到風月中期，由於革命政府無所事事，既不想實行保證無套褲漢生計的經濟計劃，又不想實行擺脫溫和派威脅的政治計劃。於是，這場危機惡化到了極點。
風月危機的極度惡化，表現在人民群眾中流傳著的反對商人和富人的恐怖主義言論上，也表現在一些反叛性公告和起義謠傳上。這些起義謠傳引起各政府委員會的警惕，也使科爾得利派產生錯覺，激勵著他們去採取他們認為具有決定意義的行動以清除敵對分子。他們估計加強壓力可使自己最終取得優勢。埃貝爾在《迪歇納老爹報》上譴責新出現的「催眠派」——也就是羅伯斯庇爾派。在第350期上，他把「神聖的斷頭機」視為「點金石」。他還揭露政府在各派之間尋求平衡的政策：
「有人想兩面討好，有人要拯救那些曾陰謀反對自由的壞蛋，這是白日做夢。正義將不顧催眠派的干擾而得到伸張。」
最後，埃貝爾提出一項明確的社會綱領：
「你們要保證每個公民都有工作，要向老年人和殘廢人發放救濟，要迅速組織國民教育以圓滿完成你們的事業！」
但是，科爾得利派領袖們忽視了所有革命行動日的經驗，沒有注意組織他們設想中的運動，也沒有切實加強和人民群眾的聯繫。人民群眾對物資匱乏比對溫和主義危險更為關注。
肅清過激派是一出迅雷般的慘劇，平民活動分子為之惶然失措，與革命政府的關係更加疏遠。風月12日，革命軍將領龍森在科爾得利俱樂部聲稱有必要發動起義。風月14日（1794年3月4日），寫著人權宣言的牌子又被蒙上布幔，陸軍部秘書長樊尚譴責那些「似乎串通一氣要建立溫和主義的罪惡制度」的人。卡里耶從鎮壓愛國者這一事實得出結論：應當舉行起義——「一場神聖的起義」。埃貝爾附議道：「對，是應當舉行起義了，而且科爾得利派將不是最後一批發信號消滅鎮壓者的人。」
看來，科爾得利派只是想搞一次群眾示威，但這場示威不僅針對溫和派，它的矛頭直接指向革命政府及其政策。風月17日，科洛·代布瓦曾企圖在雅各賓派和科爾得利派之間搞調和。對此，龍森當場報以一篇激烈的演說，大罵發明「超革命派」這個詞的羅伯斯庇爾，指出「這個詞成了新搗亂分子壓迫最熱忱的愛國者的藉口」，並強烈要求人們「徹底消滅一切溫和派、騙子、野心家和叛徒」。
在科爾得利派和雅各賓派的對立以及人民運動和革命政府的對立之外，還存在著抵抗和運動這兩種政策的對立。堅定的愛國者要搞運動，認為唯此才能把無套褲漢和大革命牢牢地聯繫在一起，才能保衛大革命。埃貝爾在他的最後一期報紙中寫道：「只要後退一步，共和國就完了。」由於這裡指的是無套褲漢參加建立的人民共和國，因此他的話是有道理的。而對於以資產階級的保守共和國為理想的溫和派說來，前進一步則是致命的。
風月中旬開始，科爾得利集團的攻勢威脅了作為政府行動基礎的社會平衡。救國委員會再也沉不住氣了。風月23—24日（3月13—14日）夜間，科爾得利俱樂部的主要領袖均被逮捕，並被送上革命法庭。訴訟案把外國奸細（克羅茨、銀行家科克、普羅利、德菲厄、佩萊拉、迪比松）、科爾得利集團（埃貝爾、龍森、樊尚、莫莫羅）、激進愛國者（革命騎兵隊上尉馬聚埃爾、物資部廉潔的代孔布）和平民活動分子（科爾得利俱樂部的昂卡爾，馬拉區反囤積專員、樸實的迪克羅凱）全都混在一起。他們在共和二年芽月4日（1794年3月24日）都被送上斷頭台。
接著便是對寬容派的清算。丹東派一度以為他們又要得勢，從風月末就開始施加壓力。被查封的第7期《老科爾得利報》編寫了一份針對救國委員會政策的激烈控訴狀。但猶豫了許久才鎮壓了過激派的救國委員會是決不願失去控制權的。早在風月28日（1794年3月18日），國民公會就頒布了對法布爾·代格朗蒂納、巴齊爾，夏博和德洛內等被牽涉進東印度公司案件的議員的控告令。對鎮壓埃貝爾及其朋黨感到不安的比約-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二人在支持下，終於促使猶豫不決的羅伯斯庇爾下定決心，芽月9—10日（1794年3月29—30日）夜間，逮捕了丹東、卡米耶·德穆蘭、德拉克魯瓦和菲利波。羅伯斯庇爾於芽月11日作了一次動人心弦的講演。此後，國民公會便批准了這次行動。羅伯斯庇爾說：
「我曾經是佩蒂翁的朋友，但他的真面目一經暴露，我就拋棄了他。我也曾和羅蘭有過來往，但他一叛變我就揭露了他。丹東要步他們的後塵，在我看來，他只能是祖國的敵人。」
訴訟案把一些瀆職的議員、外國間諜（居茲曼和弗雷兄弟）、一個投機商、代斯帕尼亞克修士、丹東的朋友韋斯特曼將軍及埃羅·德·塞謝爾等人同丹東派首領們混在一起。丹東並無懼色，大罵控告他的人們。一項法令規定：任何犯人若侮辱國家司法即可被剝奪申辯權。所有這些犯人都在共和二年芽月16日（1794年4月5日）被送上了斷頭台。
第三件訴訟案以一樁旨在釋放嫌疑犯的「監獄陰謀」為藉口，其目的是清洗反對派的殘餘分子。巴黎市府的國家官員肖梅特、德穆蘭的遺孀和埃貝爾的遺孀、狄龍將軍等，這些互相間毫無關係的人被拉到一起，並於共和二年芽月24日（1794年4月13日）被處死。
芽月的慘劇具有決定性意義。科爾得利集團的冒險企圖為革命政府提供了一個契機，以加速它的演變進程。雖然革命政府在危亡關頭同意跟無套褲漢結成聯盟，並為維持這個聯盟作出過讓步，但它從來沒有接受無套褲漢民主的社會目標和政策方針。對各政府委員會來說，反抗反法聯盟和反革命勢力的鬥爭，以及它們的政治觀念，都要求控制民眾組織並將它們限定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激進民主主義範圍之內。由於科爾得利俱樂部的反對派運動威脅了革命政府的平衡，革命政府便採取了鎮壓手段。但是，無套褲漢看到自己所信賴的、表達自己願望的《迪歇納老爹報》和科爾得利派被定罪，他們便對革命政府產生懷疑。政府雖然也處死了丹東，但這也無濟於事。繼這幾場大訴訟案之後的鎮壓活動儘管有所節制，但仍在活動分子心中產生恐懼，各區的政治生活從此變得死氣沉沉。革命政府和各區無套褲漢之間直接的、兄弟般的聯繫被切斷了。聖茹斯特不久這樣寫道：「大革命凍結了。」芽月的慘劇實際上是熱月政變的序幕。
Ⅱ.救國的雅各賓專政
從肅清亂黨到羅伯斯庇爾派垮台，從芽月到熱月，革命政府不再受到爭議。儘管在客觀環境影響下進行過某些改動，政府的地位仍相當穩固。中央集權不斷強化，恐怖統治更加嚴厲，經過清洗的各級權力機關俯首聽命，國民公會成為橡皮圖章。但革命政府的社會基礎卻遭到嚴重削弱。1793年夏季危機期間，巴黎各區的活動分子曾迫使政府建立了一些符合他們的社會和政治願望的特別機構，如7月間設立的反囤積專員、9月間設立的革命軍等。各政府委員會在無套褲漢協助下取得統治權後，曾做過大量工作來調整各個機構和統一革命軍隊。風月危機和芽月審判使他們得以取消人民運動的獨立性，並清算人民運動所強迫建立或創造的各種機構。共和二年芽月7日（1794年3月27日）解散了革命軍，12日（4月1日）取消了反囤積專員。巴黎市府遭到清洗，各區的民眾社團也被取締。人民運動被納入雅各賓專政的軌道。各政府委員會雖獲得了「強制力」，但卻失去了人民的信賴。在芽月到熱月期間，革命政府和人民運動日益離心離德。
1.革命政府
自1793年夏季以來，革命政府的組織形式和性質一直在演變著，到1794年4月間便大致確定下來。葡月19日（1793年10月10日）法令，尤其是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構成了該政府的憲章。聖茹斯特在他1793年10月10日的報告中，羅伯斯庇爾在他《關於革命政府的原則》（共和二年雪月5日，即1793年12月25日）的報告及《關於指導國民公會的政治道義原則》（共和二年雨月17日，即1794年2月5日）的報告中，都為革命政府制定了理論。
革命政府是一個戰時政府，按羅伯斯庇爾的說法，「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敵戰爭」，而自由的敵人在國內國外都存在。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國。一旦敵人被打垮，就應恢復立憲政府，即恢復「獲勝的、安寧的自由制度」（不過也只能待到敵人被打垮的時候）。由於現在是戰時，「革命政府需要一種非常的能動性」，應當「行如霹靂」，粉碎一切反抗。因為不能「對和平和戰爭、對健康和疾病實行同一種對策」，所以革命政府擁有「強制力」——即恐怖統治。羅伯斯庇爾提出；「難道強制力只是用來保護犯罪的嗎？」……革命政府「對於人民的敵人除了處死以外別無選擇」。這種恐怖只是用來拯救共和國的，作為「民主或人民政府之基本原則」的美德，是革命政府不至於變成專制政體的保證。美德，「也就是對祖國和法律的熱愛」，是「把一切私人利益匯同於公共利益的高尚獻身精神」。羅伯斯庇爾得出結論：
「在法國大革命的制度下，凡是不道德的便是不得當的，凡是使人墮落的便是反革命的。」
這樣一來，大革命的目的就十分明確了：
「我們要執行大自然的意志，完成人類的計劃，遵守哲學的諾言，寬恕使犯罪和暴政得以長期統治的天命。願過去在被奴役國家中著名的法蘭西超越歷史上一切自由民族的榮耀而成為各民族的榜樣，使壓迫者為之喪膽，使被壓迫者為之快慰，使世界為之增光。願我們在用自己的鮮血鞏固我們事業的時候，至少能看到普遍極樂時代的燦爛曙光。」 （共和二年雨月17日）
國民公會本來是「政府動力的唯一中心」，它代表著國家主權，掌握著最高權力。各委員會在它的監督下從事行政工作，執行它的決議。但在芽月以後，行政權力卻成了政府體制的首要部分，議會實際上成了它的從屬機構。
國民公會的各委員會（在共和二年共計21個）領導或控制著行政機構的各個部門。實際上，只有兩個委員會有效地行使著政治權力，這就是救國委員會和。
每月都進行重選的救國委員會這時已削減到11名成員（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庫通、比約-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巴雷爾、卡諾、科多爾省的普里厄和馬恩省的普里厄、讓邦·聖安德烈和蘭代）。它「處於行政機構的中心地位」，一切政府機關和公職人員都處於它的「直接監察」之下。它通過地形測量局領導外交和戰爭，通過武器彈藥委員會領導軍火生產，通過物資委員會領導國民經濟，並通過共和二年花月末創建的警察局下達逮捕令，侵越的職權。雖然救國委員會的某些成員各自任有專職（如蘭代專管生活資料、科多爾省的普里厄專管軍火），實際上大家都在齊心協力地指導政治和領導戰爭。
救國委員會還管轄著臨時行政會議的6位部長。1794年4月1日（共和二年芽月12日），按照卡諾向國民公會作的一個報告，這6位部長為12個執行委員會所取代。這些執行委員會均由國民公會根據救國委員會的舉薦任命，它們完全聽命於救國委員會，救國委員會則通過「控制政府的意圖並就各項重大措施向國民公會提出建議」來保持自己的主導地位。
也是逐月重選的較晚些時候才穩定下來（其成員有阿馬爾，穆瓦斯·貝勒，畫家達維德、勒巴，下萊茵省的路易、瓦迪耶、武朗等等）。根據1793年9月17日的法令，「一切有關個人和國內一般治安的問題」均受該委員會的「特別監察」。負有實施懲治嫌疑犯法的使命，領導治安工作和革命司法，是一個恐怖機關。
各省行政機構都按共和二年霜月14日法令簡化，由此加強了中央集權。省級行政機關染有聯邦主義嫌疑，因而失去大部分權力，只能負責稅收、公共工程、國有財產等事務。兩個主要行政區劃是縣和市鎮，前者負責「監督貫徹革命法令和治安救國措施」，後者負責執行這些法令和措施。市政府每10天得向縣政府匯報1次工作，縣政府每10天也得向各政府委員會匯報1次。
檢察官的編制被取消後，在各縣行政機關和市政府側畔都安插有國家官員。這些官員負責「敦請和監督各項法令的貫徹，檢舉貫徹過程中的各種玩忽職守的行為和可能出現的違法行為」。派駐各縣的國家官員每10天必須向兩政府委員會作1次匯報。
各革命委員會（即1793年3月21日建立並經過當年9月17日法令改組的原監視委員會），成為懲治嫌疑犯法的執行機關。它們均由12人組成，每個市鎮設1個，大城市的每個區設1個（但許多鄉村並不曾有過這種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的權力主要在治安方面，可開列嫌疑犯名單，執行挨戶搜查和逮捕。這些革命委員會每10天必須就它們的工作向作一次匯報。
民眾的俱樂部和社團的革命警惕性有助於加強政府的行動。
雅各賓俱樂部在各省都建立了自己的分部。雅各賓派來源於中層資產階級，往往是國有財產的獲得者，因而都屬於抵抗派人物。他們面對險象環生的形勢，力圖保持1789年取得的政治和社會成果。為此目的他們曾同人民和無套褲漢結成了聯盟。他們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擁護者，他們接受統制經濟和限價政策只是把它們作為一種戰時措施和對民眾要求的讓步。隨著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和接二連三的清洗，雅各賓俱樂部的構成更趨向民主化。出身於中等資產階級的雅各賓派所占的比例在1789—1792年間是62%，到1793—1794年間降至57%；而手工業者和軍人所占的百分比在同一期間由28%升至32%；農民的比例也由10%升至11%。
無套褲漢聚集到成分更加平民化的各友好協會中。這些友好協會是在小學教師當薩爾於1790年2月2日成立了「兩性愛國者聯誼社」（該協會也設在聖奧諾雷街的雅各賓修道院裡）之後，在巴黎發展起來的。1792年8月10日以後，這些向小人物開放的區級會社在巴黎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國民公會於1793年9月9日禁止區議會為常設機關。此後，平民活動分子們把原有的民眾團體改造成區民社團，或重新創立一些民眾團體。這些新型的區民社團構成巴黎人民運動的基層組織。平民活動分子們即通過這些社團左右各區政治，監督行政機構，並向市政當局和中央政府施加壓力。從共和二年秋季到春季，密如蛛網、行有成效的民眾團體遍布共和國，其數量之多數不勝數。在一度面臨反革命威脅的東南部，民眾團體特別多：在沃克呂茲省，154個市鎮中有139個民眾團體；在加爾省，382個市鎮中有132個團體；在德羅姆省，355個市鎮中有258個團體；在下阿爾卑斯省，260個市鎮中有117個團體。這些愛國組織在戰勝國內敵人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
然而，在堅決擁護政府政策的雅各賓俱樂部及其分部和表現著大革命總進程中人民運動獨立性的各區民社團之間，很快就發生了對抗。芽月以後，各政府委員會依靠雅各賓俱樂部，為統一革命力量進行了巨大努力。在當時，雅各賓俱樂部的「總部」成為「輿論的唯一中心」。在政府的壓力下，巴黎各區的社團只得解散。39個區民社團就這樣在共和二年花月和牧月間消失了。各政府委員會破壞了人民運動的支柱。由於這些委員會把一個始終具有自己的願望和民主習慣的獨立運動強行納入雅各賓派的框框，從而激起了無套褲漢的反對。於是，無套褲漢和雅各賓派資產階級之間出現了不可調和的對抗。
共和二年春，隨著國民公會駐各省特派員被召回，政府的中央集權化最終得以加強。特派員的權力起初很廣泛，後來受到共和二年霜月14日法令的限制。為貫徹這一法令，國民公會還在1793年12月派出一大批、也是最後一批特派員。但這些特派員必須聽命於救國委員會，每10天必須向救國委員會作1次匯報，並再不能授權他人，也無權徵召軍隊或徵收革命捐稅。芽月30日（1794年4月19日），21名國民公會特派員被召回。救國委員會寧願使用自己的官員，如巴黎的朱利安。他是德羅姆省國民公會議員的兒子，曾檢舉過卡里耶在南特及塔利安在波爾多的過度暴行，並使他們被召回。有時救國委員會還把自己的1名委員作為特派員派出去，如在獲月里被派往諾爾省前線的聖茹斯特。
然而中央集權並不能推行到底。救國委員會還得考慮到國民公會和其他委員會。康邦經管的國庫也不受救國委員會的控制。對自己的特權極為珍惜，不大支持救國委員會警察局的工作。兩委員會之間的衝突加速了革命政府的垮台。在外省，儘管救國委員會花了很大力氣，政府措施的貫徹仍然很不統一。
2. 「強制力」和大恐怖
懲罰意志自1789年以來就一直是革命心理的基本特徵之一。正如喬治·勒費弗爾所指出，人民群眾和大革命的有遠見卓識的領袖們針對「貴族的陰謀」表現出「防禦反應」和「懲罰意志」。正是從這裡產生了民眾的激動情緒和各種屠殺事件。也是從這裡，自1789年以來陸續產生了那些常設委員會、搜查委員會和。1789年10月11日法令把關於危害國家罪的終審判決權授予巴黎夏特萊宮。1792年8月17日，建立了1個特別法庭，該法庭兩天後制定了1項簡捷的訴訟法，取消了向最高法院的上訴。9月屠殺標誌著民眾恐怖的頂點。由於吉倫特派對使用鎮壓手段（即使是合法的鎮壓）深為反感，1792年11月29日，他們撤銷了8月17日建立的法庭。
恐怖統治的建立是危機惡化所致。但隨著革命政府的建立和鞏固，恐怖漸漸正規化和合法化了。1793年3月10日，為了防止新的民眾屠殺，成立了有權審理「所有反革命活動」的革命法庭。9月5日，該法庭受到改組，它由國民公會任命，按一種簡化的訴訟程序（取消起訴陪審團）進行終審判決，不得上訴最高法院。1793年3月21日創立的各監視委員會，按9月17日頒布的懲治嫌疑犯法，被交由管理。此外，國民公會還建立了一些按特殊訴訟法審判的軍事法庭，如1793年3月19日針對旺代叛亂分子、28日針對流亡貴族建立的一些軍事法庭。對於旺代叛亂分子、流亡貴族及流放中歸國的反抗派教士（所有這些人都被認為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審判工作往往只是驗明正身和宣判死刑。
在第二階段，恐怖統治的強度是因省而異、因特派員及當地恐怖主義者的勢力而異的。鎮壓的範圍按客觀環境和危險的大小，同時也根據負責人的性情以及他們對於法律文件的解釋而伸縮。有些負責人把前斐揚派、老溫和派、抗議8月10日起義或5月31日至6月2日起義的人統統治罪。經濟危機的惡化、統制經濟的實行，使嫌疑犯數量激增。聚斂金錢的富人、違反最高限價法的生產者和商人，都在嫌疑犯之列。最後，非基督教化運動也進一步擴大了恐怖統治的範圍，未很快放棄聖職的憲政派教士和頑固堅持宗教信仰的教徒都遭到鎮壓。
在亂黨垮台及芽月審判之後，恐怖統治的中央集權加強了。在此之前大恐怖一直是針對大革命的敵人的，而現在它已在傷及各政府委員會的反對派。各委員會不斷加強控制。赫赫有名的恐怖主義者，如富歇、、弗雷隆、塔利安、卡里耶等，漸漸都被召回。根據聖茹斯特《關於普遍治安和亂黨罪行》的報告而作出的共和二年芽月27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規定：「被指控搞陰謀的嫌疑犯，不論該犯在共和國的什麼地方，都必須移送巴黎的革命法庭。」花月19日（1794年5月8日），國民公會特派員們在外省建立的革命法庭和委員會均被撤銷。不過勒邦在阿臘斯創立的革命法庭一直維持到獲月22日（1794年7月10日）。花月21日（1794年5月10日）還成立了奧朗日民眾委員會。這些都是具體環境造成的例外。
共和二年牧月22日（1794年6月10日）法令頒布後，地地道道的「大恐怖」開始了。這是當時的環境條件所促成的。牧月1日（1794年5月20日），科洛·代布瓦遭到一個名叫阿德米拉的人的槍擊，4日（5月23日），人們抓住了企圖攻擊羅伯斯庇爾的塞西爾·雷諾，她後來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反革命信念。貴族的陰謀就這樣在大戰前夕一再表現出來，反映了反革命勢力的冥頑不化。恐怖主義浪潮席捲了巴黎各區，人們的懲罰激情猶如火山爆發。然而自發反應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恐怖統治已經簡化和強化了。庫通（牧月22日法令的提議人）宣布：「問題不在於懲罰幾個典型以儆效尤，而在於消滅暴政的一切死心塌地的僕從。」
被告的辯護權和預審均被取消，陪審員僅憑精神方面的證據就可以定罪，法庭只能在開釋和死刑之間作出選擇。大革命之敵的定義被大大擴展。「問題主要不在於懲罰他們，而在於消滅他們。」牧月法令的第6條列舉了人民之敵的各種類型，即：「凡以踐踏、誹謗愛國主義來贊助法蘭西之敵者，凡圖謀降低士氣、敗壞風俗、改變革命原則的純潔性與活力者，凡以任何手段和披著任何偽裝來危害共和國的自由、統一與安全，或力圖阻撓共和國之鞏固者。」
在恐怖統治的最後階段，人們一般均採用「大雜燴」的辦法審案。依據貴族陰謀的寬泛概念，人們可以在一次訴訟案中控告一群相互間並無關聯的被告。他們因反對國家的陰謀而被看作一丘之貉。巴黎各監獄擠滿了嫌疑犯（達8 000多人），很讓人擔心發生犯人暴動。某些受到嚴重誇大的跡象使人們相信有人在搞「監獄陰謀」。因此6月份有3批人，7月份有7批人被處死。這些人都是從幾個主要拘留所（比塞特爾、盧森堡宮、卡爾默、聖拉扎爾）提來的。從1793年3月到共和二年牧月22日這一期間，在巴黎處死過1 250人。可從大恐怖法令頒布到熱月9日的一個多月里，竟有1 376人上了斷頭台。據革命法庭公訴人富基埃-坦維爾描繪，「腦袋如板岩似的紛紛落地。」
人們對於恐怖統治的結果看法不一。關於受拘嫌疑犯的數字，有人估計為10萬人左右，有人則認為達30萬之眾。關於被處死的人數，據多納爾德·格里爾估計，約在3.5萬—4萬之間，其中包括在南特和土倫未經審判被處死的人數。根據這位歷史學家的統計，革命法庭和各種特別法庭宣布的死刑達16 594起：從1793年3月到9月有518起，從1793年10到1794年5月有10 812起，從1794年6月到7月有2 554起，在1794年8月有86起。從地區分布來看，16%的死刑是在巴黎判決的；71%的死刑發生在國內主要戰區，其中19%在東南部，52%在西部。定罪的動機同這地區分部情況相吻合：78%的死刑是為懲治叛亂、叛變而宣布的。思想上的犯罪行為（煽動反抗、聯邦主義、陰謀）所招致的死刑占19%。經濟方面的犯罪（偽造指券、貪污）所招致的死刑只占1%。至於被處死的人的社會成分，原第三等級占84%（其中資產階級占25%，農民占28%，無套褲漢占31%），貴族只占8.5%，僧侶占6.5%。喬治·勒費弗爾強調指出：「但要知道，在這樣的鬥爭中，對叛徒的處罰要比對宿敵的處罰更加不客氣一些。」
因此，恐怖統治基本上是為保衛革命和國家，對付叛亂分子和叛徒的一種工具。大恐怖像內戰一樣（它本身也是內戰的一個方面），從民族中清除了那些因其貴族屬性或決心與貴族階級生死與共而不能結合到社會中來的分子。它把「強制力」授予各政府委員會，使它們得以恢復國家的權威並令所有的人遵守救國的法則。它使階級利己主義暫時沉默，從而促進民族團結感情高漲。尤其是恐怖統治使統制經濟得以強制實施，這對奪取戰爭勝利和完成救國事業是必不可少的。在這個意義上，恐怖統治是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
3.統制經濟
統制經濟是應國防的急需而建立的。在對外貿易因封鎖而停頓、法國四面受敵的時候，通過全民動員徵召來的戰士們急需吃飯、穿衣和武器裝備，城市的居民急需糧食供應。所以，自1793年夏季起，革命政府就一步步地加強統制經濟。
徵用工作以法國的全部物質資源為對象。以死刑懲治囤積者的1793年7月26日法令強迫生產者和商人申報存貨，並為核實這些存貨任命了一些「反囤積專員」。農民交出了糧食、草料、羊毛、大麻，手工業者交出了自己的勞動產品。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百姓們還得拿出武器、鞋子、被褥和被單。如共和二年霧月10日（1793年10月31日）聖茹斯特在斯特拉斯堡徵收了5 000雙皮鞋、1 500件襯衫，霧月24日（11月14日）又從該城市的富人中徵收了2 000張床來安頓傷員。各種原料——金屬、繩纜、做彈藥筒用的羊皮紙、硝土等——都被收集起來。教堂的大鐘也被拿下來去化銅。所有企業都必須在國家的監督下為民族的利益工作，以便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應用由救國委員會動員起來的學者所發明的新技術。徵用措施限制了企業的自由。
限價措施是徵用措施的必要補充。1793年5月4日法令規定了穀物和麵粉的最高限價，但實際上沒有實行。9月15日法令重申了這一規定，9月29日法令強制規定了各種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最高限價」（比1790年價格高1/3，由各縣按具體情況執行），以及工資的最高限價（比1790年高一半，這一限價由各市政府負責執行）。為了貫徹這一新立法並監督貫徹的情況，國民公會於共和二年霧月6日（1793年10月27日）創立了一個從屬於救國委員會的物資委員會。該委員會做了大量的調整工作，於風月2日（1794年2月20日）公布了產品生產地的全國最高價目表。各個縣應加上運輸費（就穀物和麵粉來說，每驛里[4]的運輸費系4蘇半）、批發商的利潤（5%）和零售商的利潤（10%）。這樣，最高限價法強行規定了利潤餘額，抑制了投機，限制了利潤自由。
經濟國營化不同程度地影響著生產和外貿，軍隊的需求在其中起主要作用。救國委員會事實上並不曾把民用的糧食供應國營化。這種限制經濟自由的生產和交換制度，在無套褲漢眼裡顯然帶有某種社會價值。但救國委員會只是迫於需要才推行統制經濟的。資產階級對於限制經濟自由的國營化充滿敵意。統制經濟對救國委員會來說只能是一種保衛國家和革命的權宜之計。
生產部分地國營化了——或是直接通過創建國家工場，或是間接地通過向製造商供應原料，通過整頓，監督、徵用和限價。國家武器彈藥製造工場的投產有力地推動了軍備工業的發展，如巴黎製造步槍和刀劍的大型工場，以及由拉卡納爾（在貝爾熱拉克）和諾埃爾·普安特（在穆蘭）創建的一些軍火工場，還有巴黎的格勒奈爾火藥廠。但救國委員會沒有建立更多的國家工場（卡諾對這種工場持反對態度），並拒絕把礦業國營化。
外貿的國營化搞了幾個月。從1793年11月起，物資委員會掌握了外貿大權。它向國外派出官員，徵用商船，在各港口建立國營貨棧。為了資助同中立國的貿易和保證在漢堡、瑞士、熱那亞和美國等地購貨的支付，物資委員會徵集了葡萄酒、燒酒、絲綢和呢絨，向這些國家和地區出口。共和二年雪月6日（1793年12月26日），康邦下令按平價徵購外匯。在處死埃貝爾之後，對外貿的控制便開始鬆懈。從風月23日（1794年3月13日）起，批發商們獲得了一些便利，因為政府為保障糧食供應和生產，開始尋求同大商人合作。各港口的批發商被召集到各商業事務所，物資委員會派出國的官員都被召回法國。這種符合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演變只能激起無套褲漢的反對。
市民的糧食供應從未直接國營化。在共和二年芽月12日（1794年4月1日）改為貿易和供應委員會的物資委員會，基本上為滿足軍隊需要而使用徵調權，很少關心消費者。資本集中化的發展不足與總體統計的缺乏使得居民的需求得不到精確測定，無法制定全國性的糧食供應規劃。因此實行徵調以供應市場便成為各縣的事務。監督磨坊主、管理麵包坊，建立定量供應制度等，也由各市政府去辦理。許多城市（如特魯瓦）的麵包坊完全歸市府經營，有些城市（較少一些，如克萊蒙費朗）連肉店也歸市府經營。對於其他產品，除了糖和肥皂以外，物資委員會不感興趣，它僅滿足於公布最高限價。而救國委員會則發展到禁止一切地方政府搞徵用的地步。無套褲漢試圖通過革命監督強迫商人尊重限價法，但毫無成效。地下市場，尤其是農產品的地下市場猖獗地發展起來。共和二年芽月12日（1794年4月1日），反囤積專員被取消。這時，為照顧生產者、種植者、手工業者和商人，救國委員會不顧無套褲漢的尖銳指責，漸漸放鬆了對民用糧食供應的管理。最後，救國委員會開始容忍各種違犯生活資料（麵包除外）最高限價法的行為。
隨著革命政府和人民運動的分裂日益明顯，一種新經濟政策在1794年春初具輪廓。深刻了解中產階級願望的救國委員會開起倒車，它安撫商人，放鬆管制，緩和統制經濟的立法。統制經濟的推行主要是為軍隊和國家的利益服務的。救國委員會不可能看不到：最高限價法的實施是導致原第三等級解體的一個因素。因為資產階級和有財產的農民是帶著反感情緒接受統制經濟的。手工業者和小店主雖然要求對生活必需品實行最高限價，但當最高限價強加到自己頭上時便感到氣憤。
對於工資的最高限價則激怒了工人們。由於全國總動員和戰爭的負擔，勞動力減少了，工人們利用這種情況增加了工資。許多市鎮，尤其是巴黎市，從未公布過工資的限價表。然而國家卻在國營工場裡嚴格實施限價法，不對工人有任何寬容。芽月慘劇之後，新巴黎市府制止所有聯合結社的圖謀。救國委員會也採取壓制工資勞動者的態度。救國委員會認為，整個財政經濟的大廈建立在雙重最高限價法的基礎上，放棄這種雙重限價必將引起整個體制的坍塌和指券的垮台。罷工遭到鎮壓。收穫季節臨近時，政府令農業工人處於被徵召狀態，並限定他們的工資額。熱月5日（1794年7月23日），巴黎市府終於公布了工資最高限價。對於許多職業團體，這一限價事實上專橫地降低了勞動日的價格。工人們的不滿情緒由此變得更加強烈。這種工人的不滿同飽受徵調壓迫的農民、憤憤於限價規定的商人，因指券而破產的食利者的不滿情緒匯合在一起。
但總的說來，統制經濟不應被看作消極的東西。它畢竟使共和國的軍隊得到給養和裝備。沒有它，勝利是不可設想的。正是由於它，城市的人民大眾才獲得每天有保障的麵包供應。共和三年經濟自由的恢復又使他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4.社會民主
人民大眾和革命的中等資產階級儘管有某些細微差別，但都持有一種社會民主的理想。財富的不平等使政治權利徒有其名；人類不平等的根源不僅在於自然，而且還在於私有財產——人們中流行著這種18世紀社會哲學的老生常談。但是，很少有人達到主張通過廢除私有制來打亂社會秩序的高度。1793年4月21日，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宣稱；「財產的平等是一種幻想。」像當時的一切革命者一樣，他譴責主張平分地產的「土地法」。在此以前，3月18日，國民公會曾一致決定以死刑懲罰土地法的擁護者。但在同一講演中，羅伯斯庇爾斷言：「財富的極端不均是許多罪惡的源泉。」無套褲漢和山嶽派對於「富足」、「闊佬」及過分的財富持敵視態度。他們的共同理想是建立一種獨立小生產者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擁有自己的土地、小店或棚鋪，可以在無須受僱於他人的情況下養家活口。這與18世紀末的法國大眾的理想相符，它體現了小農、農村短工、手工業者、幫工以及小店主的願望。這種理想和當時大多數生產者的經濟狀況是一致的。但它又與當時出現的關於生產自由的要求相矛盾。生產自由必將導致資產的集中化。
對這種社會理想的最明確的表述，是由巴黎各區的活動分子和羅伯斯庇爾派同時提出來的。
1793年9月2日，在要求實行生活必需品最高限價和增加工資的時候，無套褲漢區（前植物園區）宣稱：「財產權只能以人體需要的範圍為依據」，並要求國民公會宣布「規定財富的最高限額，任何人不得擁有超過最高限額的財富，任何人不得承租超過一定數量的犁鏵所能耕種的土地，每個公民只能擁有一個作坊或一爿店鋪」。
然而，早在1792年12月2日，羅伯斯庇爾就把財產權置於生存權之下：「首要的權利是生存的權利，因而首要的社會法則便是為一切社會成員保證生存手段的法則，其他的一切法則都應置於從屬的地位。」1793年4月24日，羅伯斯庇爾在他關於新人權宣言的講演中，進一步衝破舊藩籬，不再把財產權看成一種自然權利，而是把它看成一種由法律確定的權利：「財產權是每個公民據以享受和支配由法律保障的那部分財產的權利。」
聖茹斯特明確表達了這種社會價值觀：「應該不富不窮，富足是一種恥辱。」在《共和制度拾零》中，他提出廢除立遺囑的自由，按直系平均分配遺產，禁止非直系親屬繼承遺產以及把無直系親屬公民的遺產收歸國有等主張，以此將財產權限制在狹窄的範圍內。這種社會立法旨在「向一切法國人提供獲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手段，使之除法律之外無須依靠其他東西，在社會地位方面也無須相互依賴。」
這就是說：「人人應該獨立自主地生活。」因而，社會法的概念在共和派思想中得到復興。他們開始認為：在經濟發展趨於毀滅小財產的時候，為了重建小財產以維護相對的平等，為了防止財富壟斷再現和處於依附地位的無產階級的形成，必須建立一個有權控制財產組織的民族共同體。
山嶽派的立法即源自這些原則。共和二年霧月5日（1793年10月2日）和雪月17日（1794年1月6日）的法令保證在繼承人（包括私生子）之間絕對平等地進行遺產分配（這些法令的有效期上溯到1789年7月14日）。僅保證遺產的平均分配是不夠的，還必須讓沒有財產的人得到財產。於是，1793年6月3日，逃亡貴族的土地被按一定規格分成小塊出售，地款可在十年內分期付清。這些規定在共和二年霜月2日（1793年11月22日）被推廣運用於一切國有財產。1793年6月10日的法令批准按居民人頭免費分配公社土地。雖然土地的分割使一部分農民擴大了土地數額或變成為地產主，更多的農民卻並未從這種立法中得到任何好處。1793年7月17日，封建權利被徹底廢除後，農民的團結一致不復存在。農村社會的分化加劇，出現了農民地產主和大農場主。迫於對勞動力的需要，這些地產主對農業工人獲得土地和農村無產者轉變為獨立生產者不能不持敵對態度。共和二年風月8日和13日（1794年2月26日和3月3日）的法令規定貧窮的愛國者將從沒收和分配嫌疑犯的財產中得到報償，這反映了羅伯斯庇爾派要繼續前進，並滿足窮苦的無套褲漢某些要求的意願。雖然聖茹斯特在他的報告裡談到免費讓與這些財產，但法令里卻對此隻字不提，也從未明確地提出實施的方式。事實上，風月法令沒有能夠解決土地問題。羅伯斯庇爾派及山嶽派在內心深處仍是經濟自由的忠實信徒，他們不願意干預土地問題。他們都對窮苦農民的願望無動於衷，從不考慮改革分成制和把大農場分割為小地產的問題。他們制定不出一項符合農村無套褲漢願望的土地綱領。
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立法在制憲議會的各種設想中已體現出來，同時又超出了這些設想。1793年3月19日和6月28日的法令，建立了對窮人、兒童和老人的救濟制度。1793年6月24日的人權宣言第21條確認：「公共救濟是一種神聖的債務。」享受救濟的權利在共和二年花月22日（1794年5月11日）法令中得到承認。該法提出了社會保險的原則，並在各省設立了「國家救濟大冊」。老人、殘廢軍人、需要撫養子女的母親和寡婦都將登記入冊，每人都將得到一筆年金和一些救濟品，並將享受送上門的免費醫療。
共和二年風月13日（1794年3月3日），聖茹斯特呼籲：「必須讓歐洲明白，在法國領土上你們既不願再看到不幸者，也不願再看到壓迫者。但願這個榜樣國家能帶動整個世界，把對美德的熱愛和幸福傳遍全球。幸福乃是歐洲的一種新觀念！」
5.共和的倫理道德
按羅伯斯庇爾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5日）所說，美德乃是人民政府的原則和根本動力：「我來談談這種在古希臘與羅馬創造了無數奇蹟的美德……這種美德不是別的，正是對祖國和法律的熱愛。」
美德是恐怖統治的矯正劑。救國委員會嚴厲懲罰了瀆職的革命者，召回行為暴虐的恐怖主義者。儘管它不想再搞非基督教化運動，它卻打算把民間崇拜（差不多到處都建立了這種崇拜）淨化、完善和統一起來。因為必須通過公共教育和共和崇拜來加強群眾的公民責任感。
公共教育被1793年6月24日的人權宣言第22條確認為一項人權。它主要被設想為一種國民教育，一種公民學校，其任務——按照人權宣言區1793年7月14日提出的主張——在於教育公民們懂得「對他們義務的規定及如何實踐各種美德」。最首要的是發揚公共精神、鞏固民族統一。1793年10月21日，國民公會通過了一項關於開設國立小學的法令。這種學校的教學大綱把精神修養和身體訓練、倫理和體操、教學和實踐都結合起來。這一法令很快遭到否定，遂為共和二年霜月29日（1793年12月19日）法令所取代。後一法令要求創立強制性的、免費的和世俗的小學。這種學校在體制上受國家控制，但並不搞中央集權化，因而比較適合民眾心理。由於要全力應付戰爭，革命政府不顧群眾要求，沒有切實實施這項法令。它沒有時間，也沒有經費。由此，組織一種公民崇拜就顯得更有必要了。
革命崇拜在大革命初期就已發展起來：1790年7月14日的聯盟節便是其最早和最突出的表現之一。公民節日大為增加，這形成了達維德為之貢獻了自己全部才華的新藝術。1793年8月10日，在達維德規劃下，巴黎歡慶了統一和不可分割節。非基督教化運動期間，對理性神的崇拜於1793年秋季在各教堂里取代了天主教崇拜，並且很快成為激發公民責任感和共和倫理的旬禮拜活動。
羅伯斯庇爾倡導的最高主宰崇拜企圖把共和信條奠定在玄奧的基礎之上。羅伯斯庇爾在讀中學時接受過唯靈論的教育。作為盧梭的信徒，他厭惡孔迪雅克的感覺論，對於愛爾維修這類哲學家的無神論的唯物主義尤其反感（雅各賓俱樂部中的愛爾維修胸像是他叫人打碎的）。這位不可腐蝕者相信上帝和靈魂的存在，相信來世。他1792年3月26日在雅各賓俱樂部的言論無可置疑地表明這一點。共和二年花月18日（1794年5月7日），羅伯斯庇爾在他所作的關於旬末節的報告中，把發揚公民責任感和共和道德作為這些節日的目的：
「道德乃是公民社會的唯一基礎……傷風敗俗是專制制度的基礎，正如美德是共和國的要素一樣……把公共道德發揚光大吧！你們要取得勝利，但尤其要消滅惡習。」
基於個人的信念，同時為了在政治上使人民樹立一種既能照顧習俗又能鞏固共和道德的信仰，羅伯斯庇爾繼續說：
「在立法者看來，一切有利於人間和行之有益的東西都是真理……關於最高主宰的觀念即是不斷地求助於正義，因此它是一種社會和共和的觀念。」
花月18日法令的第一條宣布：「法蘭西人民相信最高主宰和靈魂不死。」為頌揚大革命的重大事件（1789年7月14日起義、1792年8月10日起義、1793年1月21日處死國王和5月31日起義），創立了4個重大的共和節日。每個旬末日都用以紀念一種公民的或社會的美德。
共和二年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和自然神節揭開了新宗教崇拜的序幕。幾天前被選為國民公會主席的羅伯斯庇爾手持一束鮮花和谷穗，主持了這一慶典。在一片人的海洋中，由達維德布置的五彩繽紛的儀仗隊伍在戈塞克和梅於爾創作的雄壯樂曲中從杜伊勒利宮的國家花園行進到馬爾斯校場。牧月20日的慶典給參加者和外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紀堯姆-泰爾區職員吉爾巴爾在日記中寫道：「我不相信在歷史上還能找到這樣的日子。無論從物質上還是從精神上看，這個慶典都極為壯觀……每個有感情的人都會對這個日子永世難忘。」
反革命分子馬萊·迪龐也承認：「人們確實以為羅伯斯庇爾就要填平大革命的深淵了。」
然而，羅伯斯庇爾創立最高主宰崇拜的政治目的並沒有實現。在1794年春的社會經濟狀況下，以及在芽月慘劇之後，花月18日法令試圖用同一種信仰和倫理把不同社會階層調和到一起。這些階層雖然不久前一直在支持革命政府，現在卻被階級對抗弄得勢不兩立了。羅伯斯庇爾沒有能力分析經濟、社會狀況，因而相信觀念萬能，並求助於美德。事實上，最高主宰崇拜產生了（甚至在革命政府中間）一種新的衝突：狂暴的非基督教化擁護者和主張國家完全世俗化的人都不能在共和二年花月18日法令問題上原諒羅伯斯庇爾。
6.國家軍隊
革命政府的建立以及它以恐怖樹立起權威，都是出於戰爭的需要。建立統制經濟的目的在於供給和裝備共和國軍隊。社會民主致力於改善人民的處境，共和道德致力於加強人民的公民責任感，其宗旨都在於使人民全力以赴地投入戰鬥。羅伯斯庇爾說過：「革命即自由反對其敵人的戰爭。」在共和二年，救國委員會把全部心血都注入了軍隊。
軍隊的兵員在1794年春超過100萬人，分成12支方面軍。軍隊的來源很複雜，有正規軍、志願軍，也有徵召30萬大軍和全國總動員時入伍的士兵。按照1793年2月21日頒發、1793年底至1794年初實施的「混編法」和「編隊法」，他們被重新整編為團隊。軍隊就這樣被「國有化」了。
軍官隊伍受到清洗和更新。國民公會提出的軍官選舉制原則在國民自衛軍中早已嚴格實行。但在軍隊中實行時，年資仍起一定作用。根據1793年2月21日的法令，列兵可以選舉下士。他們還可以從在職下級軍士中指定3人作為2/3的下級軍官候選人。晉升者由同級軍官推選。1/3的軍官職位按年資分配。將軍由政府任命，其中1/3憑資歷，2/3靠選派。1793年2月12日，聖茹斯特曾宣稱：「選舉各部隊軍官是士兵的公民權，選舉將軍則是全國人民的公民權。」實際上，救國委員會在這方面竊取了極廣泛的權力，因為它常常授權國民公會特派員干預軍官隊伍的建設。然而，下級軍官的選舉原則一直受到尊重。經過這樣的篩選，漸漸產生了一些無與倫比的高級將領，如馬爾索、奧什、克萊貝爾、馬塞納、儒爾當等許多人。在他們周圍還有一大批軍事素質好、公民責任心強的堅強幹部。為培養新型軍事幹部，共和二年牧月13日（1794年6月1日）通過了組建「馬爾斯軍校」的法令，規定每縣派6名青年進校，使他們「通過革命教育學習共和國士兵應具備的所有知識和品行。」
軍紀得到了整頓。共和二年霧月，聖茹斯特號召萊茵方面軍：「你們要遵守紀律，因為它是勝利的保證。」1793年7月27日，國民公會決定對搶劫者和逃兵處以死刑。實際上，軍事法庭對流亡貴族和叛亂者毫不留情，對士兵卻比較寬容。特別是，救國委員會善於使軍隊保持民主特徵。1793年2月12日，聖茹斯特指出：「你們不應只靠士兵的數量和紀律來打勝仗，只有當共和精神在軍隊中得到發揚的時候，你們才能獲取勝利。」對士兵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是並重的。共和二年的士兵經常出入各俱樂部，閱覽愛國報刊。共和二年風月26日（1794年3月16日）的一份資料，統計了陸軍部的無套褲漢部長布肖特發往共和國各方面軍的報刊，其中第一種便是《迪歇納老爹報》，其次是夏爾·迪瓦爾的《自由人報》、雅各賓俱樂部機關報《山嶽派報》、德羅姆省人朱利安的《反聯邦主義者報》。共和二年的法國軍隊是一支為結束特權、廢除封建制度和消滅專制主義而戰的革命軍隊。反革命分子，反抗派教士和流亡貴族，同英國人、普魯土人或奧地利人一樣，都是它的敵人。救國委員會把共和國與自由、平等同化在一起，以此使士兵公民們相信：服從命令是戰士的天職。
軍事指揮權嚴格隸屬於文官政權，軍隊只是一種政治的工具。革命政府認為，領導戰爭是文官政權的基本特權。1793年6月24日通過的憲法第110條規定：「不設最高統帥。」鑒於拉法夷特和迪穆里埃的叛變，救國委員會使用恐怖手段迫使將軍們服從。居斯蒂納、烏夏爾和其他一些將軍被送上了斷頭台，他們的疏忽或無能被視作缺乏公民責任感的證據。嚴密注視著軍事問題的聖茹斯特在講演中大肆宣揚這樣的信條；「只有當戰爭結束時人們才能稱頌將軍」，「將軍的頭銜仍然帶有君主制的性質」。在一項著名通令中，救國委員會專門為將軍們評述了共和二年霜月14日的革命政府組織法：「在一個自由國家裡，軍人權力最應受到強制。它是一般意志都可以驅動的被動手柄……將軍抗命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甚至在戰場上，文官政權也通過國民公會特派員行使著控制權。1793年3月30日的法令最終確認了這些特派員不受限制的權力。在1794年戰爭行動的前夕，共和二年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約-瓦雷恩向國民公會提出警告：
「在擁有12支大軍的情況下，我們不僅要擔心和提防背叛，還應對軍人的勢力或某個膽大妄為、野心勃勃的軍事首領的圖謀不軌保持警惕。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所有的共和國都是因此而滅亡的……軍人政府是最壞的政體，比神權政體有過之而無不及。」
戰術和戰略根據新的政治、社會需要進行了改造。隨著物資動員初見成效，混編成師團的共和國部隊得到給養和武器裝備，並取得了數量上的優勢。武器仍然是舊制度軍隊留下的：有效射程為100米的1777年型步槍、格里博瓦爾式火炮，更主要的是一種能把4斤的炮彈發射到約400米以外的加農炮。然而，1793年10月10日聖茹斯特宣布：「君主制的戰術已不再適用於我們……法蘭西軍隊的作戰方式應該是一種突擊序列。」
新戰術是由於部隊缺乏訓練而被迫採取的。共和二年的法國士兵在戰鬥時大體先是利用地形成散兵線，然後成密集隊形上刺刀衝鋒。最後：戰鬥縱隊成為共和國軍隊的最佳戰術編隊，較之傳統的線性編隊更容易控制和指揮。新戰術的統一在1794年基本實現：兩個步兵旅、兩個騎兵團、一個炮兵連合編成一個師，共8 000—9 000人。
由於不得不使用大量預備役士兵，戰略也得到革新。舊的圍攻戰法仍保持了下來，要塞還是作戰的支點和基地。卡諾主張集中兵力對一些決定性的據點實施不間歇的輪番進攻。在這種戰法中，主要的因素不是軍事科學，而是毅力和頑強鬥志。共和二年雨月14日（1794年2月2日），救國委員會確定了它的宗旨：
「基本的規則是不斷地發動集團進攻，在軍隊中保持嚴明而不過於煩瑣的紀律，使軍隊時刻處於緊張狀態但又不致過於疲勞，各要塞中只留下守備部隊絕對必需的東西，……處處勇於刺刀見紅，不斷地打擊敵人，直至徹底消滅之。」
牧月8日（1794年5月27日），救國委員會發出號召：「進攻！不停頓地進攻！」最後，在果月4日（1794年8月21日）救國委員會還提出：「像閃電一樣震懾敵人！像霹靂一樣打擊敵人！」與巧妙的戰術相比，迅速的運動、頑強的進攻、勇猛的作戰更是克敵制勝的主要因素。
在1794年6月間，革命政府的巨大努力結出了碩果，勝利就在眼前。但就在此時，政治危機重新爆發，統治集團陷於了分裂。
Ⅲ.共和二年熱月9日（1794年7月27日）
1794年春末，救國委員會在國民公會和巴黎都碰到了更加嚴重的困難：人民運動和革命政府之間出現分裂，議會中的反對派重新組織起來。與此同時，日趨惡化的經濟危機使得現政權一天也離不開恐怖統治。然而，到手的勝利果實卻使得這種恐怖統治更加難以維持和難以忍受。
1.大革命的勝利（1794年5—7月）
救國委員會的對外政策主要是一種戰爭政策。丹東的談判政策被拋在一邊，因為這種政策在國內曾給寬容派帶來好處，並削弱過民族的鬥志。救國委員會沒有作任何努力去利用反法聯盟各國之間的分歧，或應科西烏斯科的呼籲去支持波蘭起義者。但救國委員會很注意維持同中立國的關係。在羅伯斯庇爾作完《關於共和國的政治形勢》（共和二年霧月27日，即1793年11月18日）的報告之後，國民公會宣布尊重中立列強利益，並表示對瑞士各州和美利堅合眾國懷有「公正、善意和尊重的感情」。所謂宣傳戰就此完結。
在諾爾省的國境上，共和國在發動戰役前夕部署了3支方面軍對抗科布爾從海洋一直排列到那慕爾的部隊。皮什格呂所部諾爾方面軍15萬人將朝伊普勒方向進攻弗朗德勒地區。阿登方面軍2.5萬人將朝夏爾勒魯瓦方向進攻。儒爾當率領的摩澤爾方面軍4萬人將朝列日方向進攻。皮什格呂行動不力，沒能阻止科布爾占領朗德勒西，但他於共和二年花月29日（1794年5月18日）在圖爾庫安擊敗科布爾，扭轉了從埃斯考河到海濱的邊境局勢。救國委員會把阿登方面軍和摩澤爾方面軍合編並加強到9萬人（由儒爾當統帥，聖茹斯特輔佐之。該軍不久被命名為桑布爾-默茲方面軍）。這支軍隊被派去進攻夏爾勒魯瓦，並迫其於獲月7日（1794年6月25日）投降。與此同時，在伊普勒，被皮什格呂擊敗的科布爾也撤退了。科布爾為了保衛後方，於獲月8日（1794年6月26日），在弗勒呂斯向占據夏爾勒魯瓦的儒爾當發動進攻。經過一天激戰，科布爾敗北。聖茹斯特在這次戰役中身先士卒，率領縱隊不停衝殺，為奪取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但他不願向國民公會報告這一點：
「我很希望有人宣傳勝利，但我不希望勝利被用來滿足虛榮。有人宣傳弗勒呂斯大捷，而許多一言未發的人當時參加了戰鬥。有人大談這次圍攻，而許多默默無言的人當時堅守在戰壕里。」
弗勒呂斯戰役帶來了比利時的解放，儒爾當和皮什格呂在布魯塞爾會師。接著，皮什格呂把英荷聯軍趕向北方，儒爾當把奧地利人趕向東方。熱月9日（1794年7月27日），皮什格呂進入安特衛普，儒爾當進入列日。
在庇里牛斯山方面，迪戈米埃奪取了布盧大營（花月12日，即1794年5月1日）後，進入卡塔盧尼亞。與此同時，蒙塞在西邊也跨過國境線，占領了聖塞瓦斯蒂安（熱月7日，即1794年7月25日）。在阿爾卑斯山方面，進入義大利似乎指日可待了。
在海上，英國艦隊控制著地中海並在保利的同謀下奪取了科西嘉島。但是，大西洋的共和國艦隊還是成功地堅持下來了。牧月9日、10日和13日（1794年5月28日、29日和6月1日），為了保護一支從美洲運小麥的船隊，維拉雷-儒瓦耶茲的艦隊開出布雷斯特基地，在維桑海面向豪威的英國艦隊開戰。法國的損失是沉重的（「復仇者」號被擊沉），但英國人也不得不撤退。運麥船隊得以安全通過。
革命政府以極大的努力消除了內部危機，奪取了勝利，並迫使反法聯盟各國媾和。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約-瓦雷恩代表救國委員會在國民公會宣布：「我們的進軍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戰勝敵人，不是為了陶醉於勝利的喜悅，而是為了在自由不再需要任何一個敵兵死亡的時候立即停止打擊。」
在勝利唾手可得之際，革命政府卻發生了分裂。
2.政治危機：無法達成的和解（1794年7月）
1794年7月的政治危機表現在多方面。當雅各賓專政在革命政府控制下不斷地集中和強化的時候，它在巴黎的社會基礎和在國民公會的政治基礎都在不斷地縮小。兩個政府委員會的分裂、救國委員會中的不和，終於促成危機的爆發。
當人民運動日益背離革命政府時，巴黎和全國都出現了厭倦恐怖統治的輿論。
在勝利的條件下鎮壓已顯得不再必要。因而對恐怖統治的厭倦也變得更加強烈。工商業資產階級勉強容忍著政府對經濟的控制。他們盼望早日恢復1789年革命賜給他們的生產和交換的完全自由。他們也擔心自己的財產權受到損害。長期不得實施的風月法令似乎要重新開始實行。為「挑出」嫌疑犯，已成立了一些人民委員會。救國委員會竭力調整恐怖統治。它召回了在外的一些知名的恐怖主義者，並根據牧月22日法令重建司法和鎮壓方面的中央集權。然而，救國委員會的這一法令未能貫徹。在執行中歪曲了這一法令：它把性質截然不同的案件混合在一起，將被告成批地判決，同時以「監獄陰謀」為由加速鎮壓機器的運轉。由於經濟困難和「對斷頭台的厭惡」，輿論界掀起了一股反對革命政府的潮流。
人民運動自芽月慘劇後漸漸脫離了革命政府。1794年春天，在對國民公會和各政府委員會表示忠誠的一系列遊行活動的假象背後，人們看到，巴黎各區政治生活在無可救藥地退化，巴黎無套褲漢對現制度深懷不滿。聖茹斯特寫道：「大革命凍結了。」這一現象既有社會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政治方面，各區的區民大會被迫循規蹈矩，被無套褲漢視為基本政治權利的市、區行政長官的民主選舉被取消了。對埃貝爾主義者的鎮壓在悄悄地進行著。利用「埃貝爾主義」這個詞打擊敵視雅各賓中央集權和依戀人民民主制度的區民骨幹分子是很方便的。當時，有些區曾出現騷亂，但很快被鎮壓下去。儘管如此，這些騷亂說明了人民反對派依然存在。馬拉區在花月里又展開了對這位人民之友的崇拜活動。但牧月3日（1794年5月22日），各政府委員會下令禁止一切所謂「局部的」節慶。獲月底，大多數區都發生了「博愛宴會」運動，這些運動也很快遭到譴責和禁止。
在社會方面，經濟政策的新方向使民眾消費者感到不滿。經過清洗、現由羅伯斯庇爾分子帕揚領導的巴黎市府為商界恢復了名譽。獲月9日（1794年6月27日），帕揚質問道：「那些針對魚肉人民的吸血鬼……針對食品雜貨商的無休無止的大叫大嚷，究竟有什麼益處？」生活必需品的價格雖被限定，但政府並不徵集這些物品，只滿足於供應麵包。麵包的分配歸各市政當局負責。巴黎市府明確宣布，對私人從外地調運食品的活動將不作任何限制，並命令逮捕所有阻礙貿易的人。這種做法導致了黑市的活躍，破壞了限價制度。市府為了滿足製造商和手工業者而犧牲無套褲漢、工人和工資勞動者等最貧困階層的利益，同時禁止他們的一切請願行動。從花月起，新限價法令的頒布和經濟統制的放鬆引起生活必需品價格突然上漲。各個職業團體都鬧起要求增加工資的工潮。巴黎市府根據勒夏普利埃法野蠻地鎮壓了這些工潮。熱月5日（1794年7月23日）頒布的巴黎工資最高限額表使這種限制性政策發展到頂峰。這個工資價目表嚴格遵照1793年9月29日的法令，強行降低了工人的工資，而且降低的幅度相當大：一個在風月掙5鋰工錢的先賢祠工地的石匠，現在只能掙3鋰8蘇了。恰恰在羅伯斯庇爾派當局和巴黎市府需要人民群眾可靠支持的時候，工人的不滿情緒爆發了。
在國民公會中，反對派的核心是一些被召回的特派員，一些兇狠的恐怖主義者（尤其是那些感到自身受到威脅的人，如卡里耶、富歇）和一些瀆職者（如、弗雷隆、塔利安等）。腐化者的亂黨又一次形成了。它的基礎是那些乘勝利之便要求結束恐怖統治的新寬容派和那些只把革命政府當作權宜之計來接受的平原派。人民運動已被制服，無須再擔心發生起義。既然如此，國民公會有什麼理由繼續容忍政府委員會的監護呢？在不願再受束縛的國民公會和充滿強烈敵意的巴黎無套褲漢之間，革命政府成為一座空中樓閣。
兩個政府委員會的分裂促成了自己的毀滅。
領導鎮壓工作的對於救國委員會的越權行為，尤其是對它的警察局的活動已忍無可忍。組成的是一些冷酷無情的人，如何馬爾、瓦迪耶、武朗等。他們的精神狀態接近過激派，希望延長恐怖統治，因為他們的權威有賴於這種統治。這是些無神論者，因而對制止非基督教化運動，對最高主宰崇拜深為不滿。除了達維德和勒巴以外，他們出於個人恩怨和原則分歧，都特別仇視羅伯斯庇爾。
救國委員會如果保持團結，它是能夠輕易制服這個反對派的。然而這個大委員會逐漸地也發生了分裂。羅伯斯庇爾以自己輝煌的貢獻成為革命的法國人心目中名副其實的政府首腦。但他沒有謹慎地避免觸怒同事們。他要求別人像要求自己一樣嚴格，很少拉關係，對大多數人都保持距離和有所保留，好像他總是在算計，或懷有野心。關於這位不可腐蝕者有「野心」的指控，吉倫特派曾提出過，科爾得利派也提出過，現在又被救國委員會內部的卡諾和比約-瓦雷恩提出來。共和二年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約-瓦雷恩在國民公會宣稱；
「一切珍惜自由的人都應對那些占據顯位者的德行保持警惕。」
除了性情不投和職權衝突（卡諾和聖茹斯特發生過激烈爭吵，並曾為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批評他的軍事計劃而惱火）之外，還有社會方針方面的分歧。卡諾和蘭代都是歸附山嶽派的平原派分子，屬於保守的資產階級。他們厭惡社會民主，難以忍受統制經濟。比約-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則傾向於另一極端。（其成員瓦迪耶曾企圖醜化最高主宰崇拜）抓住一個自稱「上帝之母」的名叫卡特琳娜·泰奧的老太太大做文章，拐彎抹角地攻擊羅伯斯庇爾。羅伯斯庇爾怒不可遏，從獲月中旬起即不再出席救國委員會。這種退隱對他的政敵來說是求之不得的。
兩個政府委員會於共和二年熱月4日至5日（1794年7月22日至23日）舉行聯席會議，試圖和解，但未成功。兩個委員會的成員都意識到，如果不重建和諧的關係，革命政府就不能維持下去，也不能抵禦腐化分子和新寬容派的進攻。然而，雖然聖茹斯特和庫通贊成和解，羅伯斯庇爾卻拒絕這樣做。他想斷然粉碎由山嶽派中的政敵和曾支持自己的平原派所結成的聯盟。
3.結局：無法成功的起義
羅伯斯庇爾決定把衝突公諸於國民公會，這實際上是請國民公會評判革命政府的行為。而且，這樣做也無異於毫無防備地冒一場巨大風險。因為，當時人民運動已經被壓制下去，巴黎無套褲漢對政府不是漠不關心便是心懷敵意。
熱月8日（1794年7月26日），羅伯斯庇爾在國民公會向他的政敵發起進攻，把恐怖擴大化的責任推到那些偽裝成寬容派的兇狠歹毒的恐怖主義者身上。但他不願點出他所指控的議員的名字，這是最大的失策。因為所有自知干過某件錯事的人都感到了威脅。當晚，正值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的演說博得鼓掌，各委員會都張皇失措、舉棋不定的時候，他的政敵開始行動了。那些很久以來便計劃搞掉羅伯斯庇爾的議員在當晚同平原派一起策劃了陰謀（他們向平原派許諾要結束恐怖統治）。這是一個以恐懼為唯一紐帶的暫時同盟。
熱月9日（1794年7月27日），國民公會於11時開會。12時，聖茹斯特上台發言。這時，整個事變便迅速地展開。陰謀分子們策劃的阻撓議事的手法無情地堵住了聖茹斯特的口，接著又封住了羅伯斯庇爾的口。對巴黎國民自衛軍司令昂里奧和革命法庭庭長迪馬的逮捕令獲得通過。在可怕的喧囂聲中，一個不出名的議員盧舍提出的對羅伯斯庇爾控告令獲得一致通過。羅伯斯庇爾的弟弟要求同他共命運。庫通和聖茹斯特也隨之被捕。勒巴則要求得到加入被捕者行列的光榮。羅伯斯庇爾高呼：「共和國完了，強盜們得勢了！」旁聽席上的目擊者紛紛離開國民公會，把這一可怕的消息帶到各區。這時還不到下午2點鐘。
巴黎市府試圖發動起義，但組織工作和領導都很糟糕。3點鐘之前就得到消息的市長弗勒里奧-萊斯科和國家專員帕揚，要求市府總委員會委員回到各區擂鼓集合，敲響警鐘。6點鐘左右，所有活動分子都得到報警，各區都警覺起來。但48個區里只有16個區向市府的沙灘廣場派遣了國民自衛軍支隊。芽月以來鎮壓各區骨幹分子的後果由此表現出來。然而無套褲漢的先鋒——國民自衛軍炮兵連的革命積極性比步兵營要高。到傍晚6點鐘，起義當局掌握了駐紮在首都的30來個炮兵連中的17個，以及32門火炮，而當時國民公會身邊只有1個警衛連。在幾個小時裡，巴黎市府掌握著炮兵力量的絕對優勢。只要它能有一個統帥這支力量的軍官，這種優勢便是一張決定性的王牌。市府派人救出了那些被宣布逮捕的議員。隨後，大家來到市府商討對策。然而國民公會很快恢復了鎮靜，並通過決議，宣布那些反叛的議員不受法律保護。受命糾集一支軍隊，持溫和態度的各區紛紛歸順。聚集在市府前的國民自衛軍和炮兵既無軍令也無給養。關於那些議員被宣布不受法律保護的風聲很快傳開。沙灘廣場上的人漸漸走散。翌日凌晨2點左右，進軍市政廳，並以突襲方式占領之。巴黎市府不經戰鬥就被打垮了。
熱月10日（1794年7月28日）晚，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庫通和他們的19名擁護者未經審判就被送上了斷頭台。第二天，又有71人被集體處死了。在大革命中，這是處死人數最多的一次。
就這次起義嘗試本身來說，失敗的責任應歸咎於巴黎市府的領導人和不善於行動的羅伯斯庇爾派。儘管統治機器大為加強、各區政府紛紛變節，儘管各革命委員會長期來只得俯首帖耳，但仍然有不計其數的無套褲漢趕到市政府。這一行動之所以未能奏效，其責任全在於羅伯斯庇爾派。他們坐以待斃，沒有走進沙灘廣場領導起義戰士。從更高的角度看，這場革命運動的所有矛盾，以及無套褲漢本身的矛盾早已預示著熱月9日事變的歷史必然性。
羅伯斯庇爾是盧梭的信徒，但在科學和經濟方面幾乎一無所知。他厭惡愛爾維修一類哲學家的唯物主義。他關於社會和世界的唯靈論觀點致使他在1794年春天的各種矛盾前束手無策。雖然他尚能從理論上為革命政府和恐怖統治辯護，但不能精確地分析他那個時代的經濟和社會現實。毫無疑問，不能低估保持社會勢力均衡的意義，也不能忽視資產階級在反對貴族和舊制度中的主導作用。不過，同聖茹斯特一樣，羅伯斯庇爾終究沒能擺脫自身各種矛盾的束縛。他們過於重視資產階級利益，以致不能同無套褲漢完全結合起來；另一方面，他們又非常關注無套褲漢的需要，以致不能得到資產階級的好感。
革命政府建立在一個由各種相互矛盾的成分組成的社會基礎上，因而它缺乏某種階級意識。羅伯斯庇爾派的靠山——雅各賓俱樂部並不能成為革命政府必要的支柱，因為雅各賓派不構成一個階級，更不是一個紀律嚴明的有效政治工具和階級政黨。共和二年的制度建立在社會關係和民主政治的唯靈論觀念之上，由此引出的後果對革命政府是致命的。
在政治方面，比在具體問題上的對抗更嚴重的，是存在於山嶽派資產階級和巴黎無套褲漢之間、各區活動分子和革命政府之間的根本矛盾。在戰爭條件下需要一個專制政府，無套褲漢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因為他們為創立這種政府作出過貢獻。但戰爭及其各種需要同民主政治產生了矛盾。儘管山嶽派和無套褲漢共同主張民主政治，但他們對於民主政治卻各有所見。無套褲漢實行的民主政治自發地傾向於人民直接管理；而革命政府則認為這種做法不宜用以領導戰爭。對當選者實行監督、人民有權撤回授權、通過唱名或通過歡呼來表決——所有這些要求均表明巴黎各區的活動分子滿足於形式上的民主。這種政治態度同資產階級所設想的自由民主政治尖銳對立。無套褲漢曾經要求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以粉碎貴族階級。但他們對於革命政府強迫他們循規蹈矩、俯首帖耳是不能原諒的。
人民運動和革命政府的相互關係問題還表現在另一方面。1793年春夏季，人民運動取得勝利後，無套褲漢骨幹分子卻陷於瓦解。儘管不是懷有野心，巴黎各區的許多活動分子卻都認為自己的獻身精神應該以得到職位作為報償。革命政府的效率也得靠這種代價來保證。1793年秋，各行政機構都受到清洗，換上了真正的無套褲漢。於是，出現了一個效法巴黎各區選派革命特派員的新潮流。這些特派員來自無套褲漢中最孚眾望和最積極的分子。他們起初構成革命官員中最有戰鬥力的部分。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成就本身都要求付給他們工資。故而，這些活動分子在共和二年里轉變為革命政府的公職人員。出於對既得利益的顧慮，他們變得柔順多了。人民運動中最有覺悟的分子進入國家機關以鞏固革命政權，這是國內和邊境階級鬥爭激化所引起的必然現象。但由此也產生了另一結果：人民運動衰弱了，它和政府的關係也開始惡化。由於國防的進一步需要，區民組織的政治活動受到限制。各區內部的民主也被削弱了，官僚化漸漸使群眾的批判精神和政治鬥爭性變得麻木。最後，人民對不斷強化專制的政府機關也放鬆了監督。由此，在革命政府和創立了這一政府的人民運動之間產生出新的矛盾。羅伯斯庇爾派在這一演變過程中曾救助弱者。聖茹斯特說「大革命凍結了」，但他說不出這是為什麼。
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矛盾同樣是不可克服的。作為自由經濟的信徒，救國委員會的成員們（首先是羅伯斯庇爾）接受了統制經濟，這是因為他們考慮到支持這場大規模民族戰爭不能沒有限價和徵調措施。然而無套褲漢在強迫實行最高限價的時候，卻對自己的生計問題考慮得更多。大革命儘管具有民主性質，但仍然是資產階級革命。革命政府為保持企業主和工資勞動者之間的平衡，不能不在限定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同時也限定工資的價格。這種政策的前提是山嶽派和無套褲漢的聯盟。然而，由於該政策取消了經濟自由，限制了利潤，它也就觸犯了資產階級（即使是激進民主派資產階級）。最高限價法只是在國家支付軍工產品和對農民徵集糧草等方面得以貫徹，在其他方面都遇到工商業主的違抗。無套褲漢關注的主要是價格和工資的關係，他們想藉機增加工資。救國委員會在一個資產階級結構的社會中出面解決危機，它的仲裁對有產者和製造商比對工資勞動者更有利，這是不言而喻的。熱月5日的巴黎工資最高限價法尤其能說明這一點。由於缺乏階級基礎，共和二年的統制經濟自然難以穩固。
被自身矛盾削弱了的革命政府隨著羅伯斯庇爾及其追隨者的遇害而垮台。同時，羅伯斯庇爾等人希望建立的那種民主平等共和國也宣告破產。但是，人民運動還要同在反動道路上愈走愈遠的熱月資產階級打一場為時10個月的、頑強而絕望的後衛戰。鬥爭是悲劇性的。隨著這場鬥爭的結束，大革命的動力徹底枯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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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布譴會系天主教方濟各會的一支。嘉布譴是義大利文Cappúccio的音譯，原意為「尖頂風帽」。該會因會服附有尖頂風帽而得名，1528年由義大利人瑪竇·巴西（mattéo da Bassi，1495—1552年）創立於義大利。該會主張恢複方濟各的原來精神和嚴格的生活方式。——譯者
[2] Tacitus（55—120年），古羅馬偉大的歷史學家，著有《日耳曼尼亞志》、《羅馬史》、《羅馬編年史》等歷史名著。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的歷史主要賴其著述而得以流傳後世。在政治上他傾向於貴族共和制，反對帝制。——譯者
[3] 巴黎塞納河上最古老、最著名的石橋，建於1517—1606年。——譯者
[4] 1驛里=3.898公里。——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