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史 · 第三章 山嶽派國民公會、人民運動和救國專政（1793年6—12月）
吉倫特派剛被消滅，由山嶽派支配的國民公會就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反革命勢力由於聯邦派叛亂而更加囂張了。同時，被物價高漲激怒了的人民運動也加強了它的壓力。政府機構也顯得無力控制局勢，丹東在救國委員會以談判代替作戰。1793年7月間，國家已處在崩潰的邊緣。
就在山嶽派困於矛盾處境而猶豫不決的時候，廣大人民群眾出於自己的需要和仇恨，挺身而出，強制推行了各項重大救國措施。首先是1793年8月23日的「全國總動員」。為了控制人民的活動，維護同資產階級（唯有這個階級能夠提供必需的幹部）的聯盟，迫切需要建立一個革命政府。在1793年7月到12月這一期間，這個革命政府在無套褲漢和山嶽派或激進民主資產階級這一雙重基礎上逐步形成了。該政府的一些最有遠見的領導人準備不惜一切代價地捍衛前第三等級的革命團結（亦即民族團結）。但他們能否克服聯盟中的各種固有矛盾？民族危亡的局勢曾使這些矛盾一度隱蔽了起來。但可以預見，一旦勝利了，這些矛盾就會重新暴露出來。
Ⅰ.山嶽派、溫和派與無套褲漢（1793年6—7月）
山嶽派多虧巴黎無套褲漢的幫助才戰勝了吉倫特派，然而他們並不打算向巴黎無套褲漢的壓力讓步。在6月2日以後的好幾個星期里，山嶽派一直在考慮怎樣才能在不引起吉倫特派的反動的同時剎住人民的運動。他們對於爭取那部分在自己同吉倫特派鬥爭中保持過中立的資產階級極為關注，因而設法照顧有產者和溫和派。他們決計不實現5月31日起義委員會的平民活動分子們提出的全部政綱——除逮捕吉倫特派以外，還要把所有「上訴派」開除出國民公會，建立一支享受軍餉的、負責逮捕嫌疑犯和保障巴黎糧食供應的革命軍，實行穀物最高限價並把一切生活必需品納入限價範圍，清洗軍隊和行政機構，尤其要罷免貴族分子……山嶽派極力通過拋棄恐怖和保護財產權，通過把人民運動限制在窄小的範圍內來安撫資產階級。但這種平衡是很難實現的。7月份，危機一加劇，平衡就被打破了。
1.山嶽派的和解措施
整個6月份山嶽派都在等待時機。儘管羅伯斯庇爾在1793年6月8日曾推動國民公會否決了巴雷爾和丹東在兩天前提出的撤銷各監視委員會的建議（讓邦·聖安德烈在辯論中曾宣稱：「應該知道，人們可以打著自由的幌子來扼殺自由。」），他們卻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措施：革命軍沒有成立，關於強制公債的討論突然中止。聖茹斯特7月8日關於在押或逃跑的吉倫特派議員的報告也極為溫和：「自由對於被解除武裝和已屈服於法律的人是並不可怕的。」問題在於通過使各省放心和消除對巴黎無套褲漢專政的顧慮來團結各省。
在社會方面，他們努力通過3項法令來滿足農民的要求。1793年6月3日關於逃亡貴族地產出售方式的法令規定，這些地產應分成小塊以便於貧農購買，而且購買者可以延期10年付款。6月10日關於分配公有地的法令使分配可以隨意進行。據此，公有地將按居民人數平均分配，每人的地塊將由抽籤決定。7月17日關於封建制度的法令通過無償廢除一切封建權利，甚至包括那些建立在原始文書上的封建權利，徹底摧毀了封建制度。那些存放在各市政府書記室的封建文書應予以燒毀。吉倫特派的失敗對於農民說來意味著土地的最後解放。
在政治方面，山嶽派迅速通過了一部憲法，想以此洗清搞獨裁的罪名，同時使各省安下心來。這部「1793年憲法」是根據埃羅·德·塞謝爾的報告，經過一場短時間的辯論後於6月24日通過的。該憲法確定了政治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徵。
該憲法正文前的人權宣言較之1789年的人權宣言更前進一步，因為它的第一條就宣布「社會的目的是公共的幸福」。它還確認了勞動權、生存權和受教育權：
「公共救濟是一項神聖的義務。社會應當保障不幸的公民的生存——或是通過為他們提供工作，或是通過向那些沒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提供生存手段。」（第21條）
「人人都需要受教育。社會應當盡其所能地促進公眾理性的發展，讓所有公民都能夠受到教育。」 （第22條）
最後，1793年的人權宣言不僅像1789年人權宣言那樣承認了反抗壓迫的權利（第33條），而且還承認了起義權：
「當政府侵犯人民權利的時候，起義對於全體人民和對於人民的各個部分都是最神聖、最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35條）
羅伯斯庇爾在4月24日提出的財產權的定義是沒有爭議的：「財產權是屬於一切公民的、享受和隨意支配自己的財產和收入以及勞動和產業成果的權利。」（第16條）
1789年的人權宣言隻字未提經濟自由。而1793年的人權宣言第17條明明白白地確認：「公民們做任何工作、栽培任何作物、從事任何貿易，都不得加以禁止。」山嶽派並不願意走社會民主的道路。
該憲法的主要注意力在於保證作為政治民主主要柱石的國民代議制的絕對優勢地位。孔多塞的吉倫特派方案中所考慮的兩級選舉制被否定。人民的直接選舉保證立法權力對行政權力、議員對行政機構的支配地位。立法議會是用直接普選、單名投票和絕對多數當選的方式產生的，任期1年。24人的行政會議由立法議會在各省通過普選指派的83名候選人中遴選產生，因而各部部長是隸屬於國民代議機關的。國家主權的行使由於公民投票制度（這種制度在孔多塞的方案中就有了設想）而擴大了範圍：憲法，某些情況下一些簡明的法律，都應經過人民批准。
1793年憲法在19世紀上半葉成為共和派心目中政治民主的象徵。它在付諸人民批准時以180多萬票贊成對1.7萬票反對的多數獲得通過。有10萬多投票人表示要在附加一些帶溫和傾向的修正案後才願意接受該憲法。公民投票的結果於1793年8月10日公布。這一天是君主制垮台的周年紀念日，也是共和國統一不可分割的節日。但是這部憲法（妥藏其本文的「聖約櫃」存放在國民公會的議會大廳里）將等到和平恢復時才能實施。
2.反革命的進攻
山嶽派國民公會的溫和調解的政策並沒有制止內戰蔓延。吉倫特派在自己控制的各省起來反對國民公會，他們在旺代叛亂愈演愈烈、邊境上反法聯盟軍隊步步進逼的時候，掀起了聯邦派叛亂。
聯邦派叛亂是5月「區民運動」的繼續。巴黎起義和開除吉倫特派的消息在里昂和波爾多加速了叛亂的步伐，擴大了叛亂的規模。那些被宣布逮捕後逃走的吉倫特派領袖與在一份反對6月2日起義的抗議書上籤過名的75名右派議員聯合起來，策動了各省的叛亂。在布列塔尼和諾曼底，在西南部和南部，在弗朗什-孔泰，各省當局都宣布了分立。原來的區民運動領袖變成了聯邦主義者，他們建立了一些委員會和審判愛國者的特別法庭，關閉了各俱樂部，還企圖招募軍隊。岡城成了吉倫特派西部的首都。已經奪取了里昂（夏利耶於7月17日在那裡被處死）的叛亂者，又相繼控制了波爾多、尼姆、馬賽和土倫。到6月底，已有大約60個省公開處於反對國民公會的叛亂狀態。但在諾曼底和布列塔尼之間，以及在諾曼底和西南部之間，還存在著一個保王黨的旺代。土魯斯終於不願步波爾多的後塵，從而阻斷了阿坤廷和下朗格多克兩地區間的聯繫。普羅旺斯人的法國南部地區和里昂之間的德羅姆，在雅各賓分子約瑟夫·帕揚領導下成了愛國者的堅強堡壘。邊境各省份也仍在效忠國民公會。
「聯邦主義」的社會內容較其政治外貌更引人注目。聯邦主義的起因部分地在於地方分立主義持續存在，但主要還是由於階級利益的一致性。早在1793年5月15日，羅訥-羅亞爾省議員夏塞就寫道：「重要的是生命，此外還有財產。」6月2日起義後，他便跑到叛亂的里昂，作了叛匪頭目。在被宣布為不受法律保護的人之後，他便逃亡到國外，直到共和四年才回國。聯邦派叛亂基本上是由掌握了各省行政權力而又擔心財產安全的資產階級搞起來的，同時也得到所有舊制度擁護者的支持。而平民成分較多的各市政府則敵視這種叛亂，工人和工匠決不願為富人作戰。叛亂各省下達的徵兵令遭到人民群眾的冷淡和敵意。此外，叛亂的領導人中間很快發生了分裂。真正的共和派不甘心追隨王黨，他們對外國入侵和旺代叛亂深感憂慮，很不情願受反動派利用。但王黨分子很快就在東南部取得了聯邦派叛亂的領導權。尤其是在里昂，那裡的普雷西伯爵還得到了撒丁國王出兵阿爾卑斯山牽製法軍的允諾。
國民公會積極組織力量鎮壓叛亂。它尤其注重打擊首惡，對脅從則採取寬容政策。最大的威脅來自諾曼底方面，因為沒有一支軍隊來掩護巴黎。但是，1793年7月13日，在帕西絮厄爾的幾支吉倫特派縱隊一看到從巴黎各區徵召來的幾千士兵就潰亂了。他們的首領——比佐、佩蒂翁、巴巴盧等人放棄了岡城，繼而又放棄了布列塔尼，撤到了波爾多。被派到諾曼底的羅貝爾·蘭代在儘量避免鎮壓手段的情況下迅速平定了該地區的叛亂。弗朗什-孔泰地區各省不戰而降，但波爾多卻堅持得比較久，直到9月18日才被攻占。在東南部，人們一度十分擔心馬賽、尼姆的叛亂者同里昂的叛亂者匯合起來。但德羅姆省仍忠於國民公會，落到尼姆人手裡的聖靈橋又被奪了回來。曾攻克迪朗斯、奪取阿維尼翁的馬賽人也被擊退了。卡爾托將軍的部隊7月27日進占阿維尼翁，8月25日進占馬賽。但8月29日，王黨分子向英國人開放了土倫港，並把地中海艦隊交給了英國人。里昂也在頑固地堅持叛亂。奪回這些城市需要下決心進行正規的攻堅戰。10月9日裡昂被攻克，土倫直到1793年12月19日才被占領。在這兩個城市中採取的鎮壓手段是極其殘忍的。共和國曾在7月里處於崩潰邊緣。在8月底之後，危險似乎已經消除了。
聯邦派叛亂的後果同旺代叛亂的後果一樣，都加速了強化中央政權的進程，使各民眾組織加緊控制那些被懷疑敵視或不熱衷於大革命的公民。有些吉倫特派毫不猶豫地同那些跟外部敵人結盟的王黨分子聯合起來。他們以有產階級為靠山，因而這些有產階級成員也成了嫌疑分子。山嶽派和無套褲漢群眾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同共和國融合在一起。
這時旺代叛亂又猖獗起來。自1793年6月9日以來一直控制著索米爾的叛亂分子於7月18日在維耶（屬曼恩-羅亞爾省）擊潰了共和派軍隊。27日，他們又奪取了蓬德塞，形成脅迫昂熱的態勢。
外敵入侵的危險也越發嚴重。丹東自進入救國委員會之後，以談判代替作戰。但當比利時和萊茵河左岸被聯盟軍奪回之後，法國就再沒有做交易的本錢了。也許正如人們所懷疑的那樣，丹東想利用王后和她的孩子做交易。然而，1793年憲法第121條已明文規定：「法國人民同占領其領土的敵人決不媾和。」
在諾爾省邊境線上，英國人參與了作戰。約克公爵指揮一支由2萬漢諾威人組成的軍團，在1.5萬荷蘭人的支援下，打算進攻敦刻爾克。科布爾指揮的奧地利人則有條不紊地開始進攻諾爾省邊境線的各個要塞。7月10日和28日，孔代和瓦朗西埃納先後失陷。緊接著敵軍包圍了勒凱斯努瓦和莫伯日。擔任諾爾方面軍統帥的居斯蒂納卻毫無動作，他很快就因此而受到愛國者們的懷疑。
在萊茵河方面，普魯士人在布倫斯維克公爵指揮下奪取了美因茲。該城市4月份起就遭到圍攻，在克萊貝爾和國民公會特派員梅蘭（蒂翁維爾人）指揮下的2萬法國士兵一直堅持到7月28日才投降。萊茵方面軍和摩澤爾方面軍不得不向洛特河和薩爾河撤退。朗多也陷入敵人的重圍。
在阿爾卑斯山方面，皮埃蒙特人緊逼著凱萊曼的部隊。凱萊曼曾派出一些分遣隊同普羅旺斯和德羅姆山谷的聯邦派作戰，並去圍困里昂和土倫。這使他的力量受到削弱，費了好大的勁才保住了莫利安納和塔朗泰茲這兩條通道。敵人很快就侵入了薩瓦，尼斯也受到威脅。
在庇里牛斯山方面，西班牙人也突入了邊境，向佩皮尼昂和巴榮納步步進逼。
邊境上的共和國軍隊到處都在退卻。由於指揮不當，軍隊士氣嚴重低落。軍隊指揮官因平庸無能而頻頻更迭。貴族分子居斯蒂納用輕蔑的口吻肆意攻擊無套褲漢陸軍部長、僅領有中校軍銜的布肖特。在旺代，共和國軍隊中一派混亂。負有監督將軍使命的國民公會特派員們互相反目，他們和統帥尼奧爾方面軍的前貴族比隆發生了意見分歧，有些人支持無套褲漢將軍龍森和羅西尼奧爾；另一些人則控告他們倆，大家都拒絕承擔失敗的責任。局勢似乎毫無希望了。
1793年7月13日馬拉被刺一事具體地暴露出一種巨大的危險。就在革命的巴黎，夏洛特·科代——諾曼底一個年輕的女王黨分子，竟能殺害人民之友。她打算通過這一行動消滅大革命的一個首腦，然而她的行為卻加強了山嶽派的力量，並重新激發了革命的運動。馬拉一貫深切關注無套褲漢的命運，在無套褲漢中深孚眾望。他的被刺引起一陣強烈的激動。人們的復仇願望同對各項救國措施的要求結合在一起。7月15日，巴黎為他舉行了有全體國民公會議員參加的隆重葬禮，他的心臟被懸掛在科爾得利俱樂部大廳的穹頂上。作為「自由的殉道者」，馬拉和1月20日被刺的勒佩勒蒂埃、1793年7月17日被殺害的夏利耶一起，成為革命先賢祠中的神明。
3.革命的反擊
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使山嶽派國民公會的任務更加艱巨，同時也促使人民群眾去採取革命行動。
生計困難和生活必需品危機是人民不滿的主要原因。1793年5月4日通過的穀物最高限價並不曾實行。國民公會承認自己在這方面的失敗，它於7月間允許各省和特派員暫停該法令的實施。巴黎無套褲漢忍受不了麵包的昂貴。巴黎市府曾藉助政府補貼把麵包價格維持在3蘇1斤的水平上。但由於到貨沒保障，儲備日見空虛，麵包鋪前又排起了長隊，群眾人心惶惶。6月2日事件引起外省叛亂後，市場上肉類更加罕見，其他食品也紛紛漲價。較之1790年6月，1793年6月小牛肉價格上漲了90%，一般牛肉的價格則上漲了136%。幾乎到處都發生了由生活費用上漲引起的騷亂。6月21日，在市郊聖安托萬有人高喊：「過去一塊肥皂只賣12蘇，現在卻賣20蘇，共和國萬歲！過去1斤糖只賣20蘇，現在卻賣4鋰，共和國萬歲！」這人很快就被逮捕了。
指券的危機加重了生計危機。通貨膨脹有增無已，促使物價飛漲。自從國王被處死和全歐反法聯盟成立以來，紙幣一直不停地貶值，到7月間已降到其面值的30%以下。指券的失信引起了資本外流、投機盛行和商品囤積，物價上漲也由此加快了。
「忿激派」利用這一局面煽動普遍的不滿，責難國民公會在經濟、社會方面消極保守。1793年6月8日，瓦爾萊在市府總委員會上宣讀了他的《關於社會國家裡人權的莊嚴宣言》，希望「用正義的手段」打破「財富不均的狀況」，希望「把那些靠盜竊、投機、壟斷、囤積居奇等手段，通過犧牲公共財產而聚斂起來的財富變為國家的財產」。
6月15日，人權區提出了實行普遍限價和制定懲治囤積者法的要求。25日，雅克·魯向國民公會提交了一份帶威脅性的請願書：
「憲法就要提交主權者批准了。你們在這部憲法中禁止投機了嗎？沒有。你們宣布以死刑懲處囤積者了嗎？沒有。你們確定貿易自由的內容了嗎？沒有。你們禁止出售硬幣了嗎？沒有。那麼好，我們要告訴你們，你們還沒有為人民的幸福作出全部努力。在一個階級可以不受懲罰地使另一個階級挨餓的情況下，自由只能是一個空虛的幻影；在富人還在通過壟斷對他們的同類操生殺大權的情況下，平等只能是一個空虛的幻影；在3/4的公民流著眼淚才付得出的食物價格日復一日地助長反革命的情況下，共和國也只能是一個空虛的幻影……再作一次決定吧！無套褲漢將用他們的槍矛去執行你們的決議。」
第二天，巴黎各碼頭上爆發了肥皂騷動。在這場持續了3天（26—28日）的騷動中，洗衣婦們卸空了運皂船，並按限定過的價格瓜分了這些貨物。無套褲漢群眾奮勇前進，山嶽派最終也被裹挾而去。
1793年7月10日，為適應危機惡化的局勢，救國委員會要重新改組。平民活動分子激情滿腔，針對面臨的危險提出了一系列保衛國家和革命的措施。但是，防止極端措施，以使迄今一直支持共和國的革命資產階級不脫離共和國，這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必須建立一個革命政府，以便把人民運動約束在一定範圍之內。4月間成立的救國委員會表現得平庸無能，既不能打退外敵入侵，又不能防止聯邦派叛亂，也不能解決指券問題和生計危機。它不是在控制各種事件，而是在被各種事件牽著鼻子走，以致局勢日益惡化。7月10日，國民公會更新了救國委員會，丹東落選了。
新救國委員會由唱名投票選出，有9名成員。其中有3人很快就被撤職，他們是：直到最後還在擁護居斯蒂納將軍的加斯帕蘭、某女貴族的情夫且不久就成了嫌疑犯的埃羅·德·塞謝爾和丹東的朋友蒂里奧。庫通、聖茹斯特，讓邦·聖安德烈和普里厄（馬恩省人）組成了該委員會的山嶽派核心。來自平原派的巴雷爾和蘭代也歸附了他們。他們已經深信：大革命只能靠無套褲漢群眾的力量才能取得勝利，因此必須滿足他們的各種要求，給苦於饑饉和物價高漲的城市居民供應生活必需品，調動人民的全部力量來反對貴族和反法聯盟。
1793年7月13日馬拉的遇刺促使山嶽派針對政治危機的加劇採取了更強硬的政策。埃貝爾同忿激派互相爭奪人民之友事業的繼承權。從7月16日起，雅克·魯就急忙把他的報紙變成馬拉《人民之友報》的續編——《人民之友馬拉所庇護的法國大革命政論家報》。7月20日又出現了《勒克萊爾編人民之友報》。7月21日，埃貝爾也在雅各賓俱樂部大聲嚷道：「如果需要有一個馬拉的繼承人，如果需要向貴族提供第二個犧牲者，那麼這個人早已預備好了——那就是我。」各民眾報刊競爭激烈，宣傳往往很富於煽動性。山嶽派中一個以埃貝爾、肖梅特為首的支派，為了不脫離巴黎無套褲漢，主動接受了忿激派的綱領。所有的人都以更激烈的語調譴責「商人貴族、資產階級的和貪財重利的貴族」。由於缺糧情況更趨嚴重，許多麵包商因缺乏麵粉而關閉了店門。市政府區於7月21日建立了配給卡制度，請願書也增多了，店鋪門前的長龍人聲嘈雜，一片混亂。
埃貝爾在《迪歇納老爹報》第263期中寫道：「無套褲漢這幫可憐的人受苦太多，渴望太久了。他們是為了幸福才幹這場大革命的。」
新救國委員會剛成立就遇到了被兩翼夾擊的危險。
1793年7月26日懲治囤積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的。它是國民公會的一個策略上的讓步。比約-瓦雷恩事實上早就提出了一個擺脫困境的計策——他認為解決缺糧問題的辦法不是限價，而是懲治囤積者，死刑的威脅將迫使他們降低價格。7月26日，根據科洛·代布瓦的報告，國民公會通過了以死刑懲治囤積者的法令（囤積者指那種沒有申報生活必需品的庫藏及沒有把這些庫藏列成清單貼在門口公布於眾的商人）。這一法令顯然是對忿激派綱領的一個重要讓步，商業活動從此受制於各區反囤積專員。實際上該法令的貫徹是拖拖沓沓的，它很快便成為給無套褲漢的一種象徵性的滿足。
1793年7月27日，早就成為救國委員會辯護人的羅伯斯庇爾被選入該委員會。在國民公會看來，救國委員會的威望遠不鞏固：懲治囤積法未經向它請示就通過了，它的最初一些決定，尤其是7月21—22日夜間關於逮捕居斯蒂納的決定，也曾在國民公會中引起激烈反對。羅伯斯庇爾支持救國委員會，反對它的敵對者。他7月27日進入了該委員會。8月14日，卡諾和普里厄（科多爾省人）也被選入救國委員會。比約-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又於9月6日進了該委員會。這些人的政治傾向和氣質儘管有差異（卡諾和蘭代在社會方面是保守主義者，比約和科洛則傾向於無套褲漢），但他們都是正直、有功勞、有威望的人士，求勝的意志使他們聯合起來，精誠團結了一年，直至勝利之日。這就是共和二年的大委員會。
羅伯斯庇爾憑藉他的革命聲望，奮力推動國民公會和雅各賓俱樂部執行救國委員會的政策。這位「不可腐蝕者」（我們這部歷史中只有他一人有資格享有這一稱號）富於遠見而勇敢無畏（他在反對那場導致宣戰的普遍潮流時孤軍奮戰，就表現了這種品質），能言善辯，大公無私，深得無套褲漢信任。他堅守原則，但作為政治家又懂得運用策略手腕，懂得向現實情況讓步。他把整個革命的權威都賦予了代表國家主權的國民公會。但他也知道，政府要做到堅強有力，就應當依靠人民並和人民建立密切的聯繫。在5月31日—6月2日起義期間，羅伯斯庇爾在筆記本里寫道：
「必須有一種統一的意志……為了建立共和主義的統一意志，必須有共和派的部長，有一個共和派的政府。內部的危險來自資產階級。為了戰勝資產階級，必須團結人民……必須讓人民同國民公會聯合起來，讓國民公會利用人民。」
7月13—21日，羅伯斯庇爾向國民公會宣讀了勒佩勒蒂埃（聖法爾若人）的國民教育計劃：
「三年來的一系列革命事件為公民中別的階級做盡了好事，但對於最貧困的階級——除了勞動力外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公民——卻幾乎一無所為！封建階級被摧毀了，但這並不是為無產者公民乾的，因為在獲得解放的鄉村中他們並無任何財產！捐稅的攤派是比較合理了，可是無產者公民一貧如洗，什麼捐稅也負擔不起……公民的平等已經建立，然而無產者公民卻得不到文化教育……現在，窮人的革命開始了……」
儘管羅伯斯庇爾和救國委員會的成員看清了形勢，但對於應該採取什麼辦法來應付這種形勢卻沒有把握。革命國防的各項重大措施，如全國總動員、恐怖、統制經濟等，都是在1793年8月的危機中由人民運動自下而上地強制推行起來的。
Ⅱ.救國委員會和人民運動的高漲（1793年8—10月）
新救國委員會決心大力加強國防，在它看來這就是保衛革命。但它不想讓人民運動（尤其是忿激派的宣傳）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平民活動分子們看來，要有效地保衛國防，就必須實行統制經濟和全國總動員。救國委員會一度把全國總動員視作幻想，並一直敵視限價和統制經濟、厭惡恐怖。巴黎各區亂鬨鬨地實行著的直接民主，在他們看來也與建立高效能政府的努力相違。救國委員會在8月間一直不停地玩弄手腕，不斷地退卻，直到1793年9月4日和5日才迫於人民的革命行動而作出最後讓步。
從8月初起，羅伯斯庇爾開始反對忿激派，力圖使政府和國民公會擺脫這個反對派的困擾。1793年8月6日，他在雅各賓俱樂部譴責了那些企圖搞掉人民的老朋友的「新風雲人物和曇花一現的愛國者」。羅伯斯庇爾居心叵測地宣稱：「兩個領人民之敵津貼的、被馬拉譴責過的人，竟充當或自以為充當了馬拉這位愛國作家的接班人！」他對雅克·魯攻擊商人的言論尤為反感，痛加抨擊。為了駁斥忿激派的主要論據，救國委員會派出一些能幹的代表到巴黎附近各省徵調勞工收割麥子，積極抓起了糧食工作。1793年8月9日，國民公會根據巴雷爾的建議通過決議：在每個縣建立一座豐收倉。其實這只是對人民要求的一種表面上的讓步，因為由各縣徵購糧食並不能解決生活費用昂貴的問題。不過巴黎還是有糧食供應了。忿激派由此一度失去了對無套褲漢的號召力。
對於那些要求實施已為人民通過的憲法和進行新選舉（意在促使山嶽派垮台）的溫和派，羅伯斯庇爾奮力予以反擊。8月10日前不久，埃貝爾在《迪歇納老爹報》第219期上出乎意料地支持溫和派的這一願望，使之更加具有危險性。救國委員會主張政府在恢復和平之前一直保持革命狀態，不實施憲法。1793年8月11日，厄爾-羅亞爾省議員德拉克魯瓦（未來的寬容派分子）推動國民公會通過了根據憲法為普選作準備的選民普查法令。羅伯斯庇爾斷言，這種陰險的建議無非是要以皮特和科布爾的代理人來取代被清洗出國民公會的議員。在粉碎國內叛亂和取得邊境戰爭勝利之前實施1793年憲法會危及整個大革命。就在這一天，基層議會的代表們把這份「神聖文件」送到國民公會，把它裝進一隻雪松木櫃便再也不拿出來了，儘管直到1793年10月國民公會才明確宣布該憲法在恢復和平前暫不實行。
1.全國總動員（1793年8月23日）
這時，人民運動在外部危險和內部反革命勢力的逼迫下繼續發展，終於促使救國委員會和國民公會實行全國總動員。
全國總動員符合無套褲漢的革命心理，受到了巴黎各區和各俱樂部的歡迎。這一措施使革命方面在數量上取得優勢，因而有希望迅速戰勝兵力已受到削弱的敵軍。熱馬普戰役證實了這一點。全國總動員的設想是在1793年7月危機期間，在外敵進攻、聯邦派叛亂、共和國陷於危境的情況下逐漸明確起來的。7月6日，盧森堡區曾提議巴黎各區實行總動員，向叛亂的各省進軍：「讓所有16歲到50歲的公民不加區別地處於被徵召狀態，組成武裝力量。」
7月28日，團結區活動分子塞巴斯蒂安-拉克魯瓦重申了這一建議。他的講演已散發出8月23日法令那史詩般的氣息：
「……讓所有車匠、木匠及木工立即停止個人的工作，都去造槍托、炮架、輜重車、運輸車吧！讓鎖匠、馬掌匠、刀斧匠以及所有鐵工都放下工作，都去製造大炮吧！……讓祖國之友們武裝起來，組成浩浩蕩蕩的隊伍！讓沒有武器的人送彈藥，讓婦女們送軍糧、做麵包，讓祖國的讚歌送來戰鬥的信號吧！」
7月底的一系列失敗使全國總動員的設想成為大勢所趨。這時各民眾報刊也開始進行這種呼籲。埃貝爾在他的第265期《迪歇納老爹報》中寫道：「讓所有能拿起武器出征的男人們同時入伍吧！哪裡有危險，人們就應當沖向哪裡！」
人民群眾關於全國總動員的要求於1793年7月29日在雅各賓俱樂部提出，8月4日又為巴黎市府所重申。8月7日，一些來巴黎接受1792年憲法的基層議會代表也重申這一要求——他們的發言人魯瓦耶8月12日在國民公會要求人民全體動員。救國委員會卻遲疑不決：該怎樣對付總動員引起的大亂？怎麼武裝和供給那些人群呢？8月14日，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宣稱：「這種設想很了不起，但狂熱地推崇全國總動員是無用的。」他補充道：「我們缺的不是人，而是我們將軍的愛國主義道德。」在巴黎的活動分子和基層議會代表們的壓力下，國民公會於8月16日採納了總動員的原則。8月23日，救國委員會終於決定根據巴雷爾的報告提出實施辦法：
「從現在起到敵人被趕出共和國的領土，所有的法國人都始終處於被徵召狀態，以便為軍事服務。年輕人得奔赴疆場；已婚男人得鑄造武器和運送給養；婦女們得製作帳篷、軍服和去醫院服務；兒童們得去把舊布撕成繃帶；老人們得去公共場所鼓動戰士們的勇氣，宣傳對國王們的仇恨和共和國的統一。」
僱人代替應徵的制度被廢除了。徵召在原則上是全民性的，但未婚的或無嗣喪妻的18歲到25歲的男子將首批應召出征。他們營隊的軍旗上將寫上：「法國人民起來反對暴君。」
全國總動員法令完全反映了無套褲漢的意願嗎？儘管他們設想出這個措施，但憑一時的衝動而發起一場進軍邊境的運動卻是不現實的。這也說明羅伯斯庇爾和救國委員會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遲疑不決。因為，僅僅把18至25歲無家庭負擔的男子徵召入伍，就需要動員國家的全部資源，需要組織極大規模的武器製造。事實上，軍備和給養很成問題。9月初，《迪歇納老爹報》在制定它的行動方案時就這樣自問：「怎樣同時進行好幾百萬人的進軍呢？怎麼武裝他們、供給他們呢？……我們的當務之急是保證整個共和國的生計……必須把所有和金屬打交道的工人——從馬掌匠到金銀匠統統徵集起來，在所有的公共場所建立鍛造工場，日夜不停地製造大炮、步槍、馬刀和刺刀。」
埃貝爾直截提出了一場偉大民族戰爭中的經濟管理問題。為了武裝和供給七屆徵召所提供的大量人員，必須要實行統制經濟。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跟國防問題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
2.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
直到1793年8月底，重大的問題仍一個都沒有解決。政治問題依然如故。儘管救國委員會避開了政敵的攻擊，革命政府卻遠沒有鞏固地組織起來。經濟、社會問題也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反囤積法及豐收倉法只帶來一些虛幻的改善。儘管大革命唯一的財源——指券的命運有賴於限價和統制經濟，國民公會和救國委員會到現在還拒絕採取這些措施。到8月底，隨著生計危機的加劇，人民運動更加風起雲湧。同時，巴黎的活動分子們感到，有必要採取一項新的、旨在把人民意志強加給政府的行動。
曾一度和緩的生計危機由於旱災的影響重新發生。磨坊的活計越來越少，麵包鋪的門前又排起長龍。每天的麵粉只有400袋到貨，而巴黎的日消費量是1 500袋。對於埃貝爾來說，缺糧問題是一個強有力的鼓動手段；他把生計問題置於運動的中心地位，提出一系列反對富人和商人的論點以取悅無套褲漢。
埃貝爾在第279期《迪歇納老爹報》中寫道：「祖國，呸……，批發商們根本沒有祖國。他們支持大革命只是由於看到大革命對他們有利。他們曾支持無套褲漢消滅貴族階級和各高等法院，但這不過是企圖由他們取代貴族的地位。同樣自從取消了積極公民，自從最不幸的無套褲漢同最富有的包稅人享受同樣的權利以來，這些無恥之徒們就背離了我們，開始不擇手段地破壞共和國。他們把所有糧食都囤積起來，或以極貴的價格轉賣給我們，或使我們陷入缺糧的困境……」
1793年9月初爆發的人民運動，其勢銳不可當，且富於獨創性。按阿爾貝·馬迪厄的說法，這是一種「埃貝爾派運動」。無套褲漢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政治目標，能夠明確表達出自己的社會要求，這確是由於受到過各家民眾報刊（雅克·魯的報紙和埃貝爾的報紙起過同樣的作用）的啟發。但這些報刊並不是這種意識的來源。這是一場「民眾運動」，並不是埃貝爾派運動。因為，先是由埃貝爾應聲蟲似的寫作和行動，接著雅各賓俱樂部和巴黎市府相繼開始行動，最後國民公會和救國委員會作出讓步——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無套褲漢的壓力下發生的。
人民運動從1789年春就開始了，應當在1789年以前巴黎小店主、工匠和各行各業勞動者生活物質條件的惡化中去尋找該運動的起因。這場運動在危機爆發的時代曾讓資產階級革命取得突出地位，但它畢竟不同於這種革命（正如1793年9月事件所反映的那樣）。因為它帶有激勵無套褲漢的前資本主義的心態特徵。這種心態實質上同在農業資本主義發展面前熱衷於保衛公社習俗的農民的心態是一致的。無套褲漢對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心態極為仇視，因為這個階級一心要以自由（他們事業的飛躍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條件）的名義取消深為小店主和工匠們所珍視的管制經濟和限價政策。
無套褲漢和資產階級的根本對立反映在他們對財產權的看法上。根據1793年和1789年的人權宣言，財產權是一種絕對的自然權利，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對於無套褲漢來說，只有建立在個人勞動基礎上並受到公眾需要限制的財產權才是可以理解的。1793年9月2日，在人民運動的高潮中，巴黎的無套褲漢區（以前的植物園區）向國民公會遞交了一份請願書，其中寫道：議會應「一成不變地限定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工資和工商業利潤……貴族、王黨、溫和派和陰謀家們會對你們說：噯！怎麼搞的！這是損害財產權，而財產權本是不可侵犯的……就算如此吧，可難道這幫壞蛋不知道財產權只能以人體需要的範圍為依據嗎？」
無套褲漢們要求實行糧食和工資的最高限價：
「……第2條：對所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必須根據舊曆年（1789—1790年底）的價格和它們的不同質量，一成不變地加以規定。第3條：各種原料也應定價，以使受法律限制的工業利潤、工資和商業贏利不僅能夠讓那些工匠、莊稼人和商販得以謀生，而且可以使他們獲得享樂的條件。」
植物園區無套褲漢還特別要求嚴格限制財產權：
「……第8條：必須規定財富的最高限額；第9條：任何人不得擁有超過最高限額的財富；第10條：任何人不得承租超過一定數量的犁鏵所能耕種的土地；第11條：每個公民只能擁有一個作坊或一爿店鋪。」
這個社會綱領一方面要保留私有制，一方面又要限制私有制的後果，因而它本身充滿了矛盾。不過，它同領導大革命的資產階級的綱領是完全對立的。正是這種對立使革命政府在熱月改變中歸於毀滅。但是在當時，出於對共同的敵人，對舊制度、特權和封建貴族的仇恨，並由於反革命的嚴重威脅，無套褲漢和山嶽派資產階級仍緊密地聯合了起來。山嶽派是無法孤軍取勝的。它不得不由反對轉而支持這一平民綱領，而且還不得不強制實行這一綱領。
危機在9月初就已形成。當埃貝爾譴責國民公會中的「催眠派」的時候，各區的情緒日益激奮，它們的行動和請願書也與日俱增。在這種熱狂的氣氛中，傳來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土倫被王黨分子交給英國人了！愛國的焦慮，對貴族陰謀的擔憂，加上生計問題引起的不安，構成了引發一次恐怖主義衝動的最合適的因素。9月2日晚，雅各賓俱樂部為了救亡，決心採取行動。
1793年9月4日，一場長期受壓抑的人民騷動爆發了。從早晨起，一群一群的工人（主要是建築工人和軍工工人）源源不斷地開到沙灘廣場，向巴黎市府要麵包。這些群眾的工人成分是不容置辯的。他們來自無套褲漢中最貧困的階層，屬於這些勞動者中的那些既非小店主、又非工匠的層次。他們的工資是用日益貶值的指券支付的，生活極度痛苦。市府的領導人試圖讓示威者平靜下來，但純屬徒勞。示威者們高呼：「我們需要的不是許諾，而是麵包，而且必須立即就給！」
肖梅特跳上一張桌子，喊道：「我先前也是窮人，所以我很了解什麼是貧窮。這裡發生的是一場富人反對窮人的公開戰爭，他們要把我們消滅掉。好吧！我們要先發制人！應當由我們來消滅他們，因為我們是有力量的！……」
人們決定第二天舉行群眾示威，用人民的心愿左右國民公會。
1793年9月5日，各區匯集了一支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高喊著「向暴君宣戰、向貴族宣戰、向囤積者宣戰」的口號，開向國民公會，把國民公會包圍起來，然後以和平的方式湧入議會大廳。議員們在人民眾目睽睽之下議事。首先，帕施代表巴黎市府和各區譴責囤積者的陰謀勾當和有產者的利己主義行為。隨後，肖梅特宣讀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建立一支革命軍來保證農村的穀物徵調，並安全地把徵集到的穀物運到巴黎。比約-瓦雷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建議逮捕嫌疑分子，這在無套褲漢看來是很有必要的措施。國民公會不經徵求救國委員會的意見就徑直作出讓步：不僅通過了逮捕嫌疑分子的法令，而且決定清洗那些負責查尋嫌疑分子的革命委員會。這就把恐怖提上了日程。根據巴雷爾的報告，國民公會還通過了一項關於建立一支由6 000名步兵和1 200名炮兵組成的革命軍的提案。國民公會最後又通過了丹東的一項提議：限定各區每周只得舉行兩次集會，參加集會的公民每人發給40蘇的津貼。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是人民的勝利。無套褲漢強迫政府採取了他們長期要求的措施。不過這個勝利並不徹底，因為9月5日的那些決議特別富於策略性。9月4日國民公會也只是作了建立普遍限價制度的許諾，而這種制度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要求。巴黎無套褲漢由於保持對國民公會的壓力，才爭取到穀物和飼料的全國最高限價（9月11日）和普遍最高限價（29日）的實行。山嶽派資產階級同樣也不情願損害經濟自由。
這是人民的勝利，同時也是政府的勝利。因為法製得到了維護，合法的恐怖壓倒了直接的行動。救國委員會也挺住了，它懂得及時退向自己所選擇的陣地，結果它擴大了權力，革命政府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3.人民的成就和政府的鞏固（1793年9—10月）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之後，人民仍保持著自己的壓力，國民公會和救國委員會只好違心地走上恐怖和統制經濟的道路。這場人民運動的影響是兩方面的。它同時也使革命政府陷於同國民公會內部強大反對派的鬥爭，從而延緩了革命政府鞏固的進程。各區和各俱樂部的活動分子要求通過廣泛清洗行政機構，清除公共生活中的嫌疑分子，擴大鎮壓規模等方式強化恐怖統治。持續的生計危機從另一方面促使他們堅持主張實行對經濟的全面管制，實現早已許諾、但一再被推遲的普遍限價。
9月里，救國委員會一直在玩弄手腕，時而利用人民運動來控制國民公會，時而操縱國民公會來阻止人民運動。它作出一些必要的讓步，同時一步一步地加強自己的地位。9月6日，曾支持過人民要求的比約-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任命進入救國委員會。13日，被改組，從此它的成員名單須由救國委員會向國民公會提出。對於其他各委員會也作出了同樣的決定，政府權力由此進一步集中。救國委員會占據了主導地位。在此之前一直和它平起平坐的各委員會均被它控制。救國委員會成為政府行動的中心。
9月5日被提上日程的大恐怖是由人民群眾的行動一步一步強行實現的。在各區的控制下，各行政機構都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洗運動。陸軍部的清洗在該部秘書長樊尚推動下搞得特別引人注目。市府總委員會改組了所有的革命委員會，從而使它們不再受各區當局的控制。各區的議會和委員會也從自己的成員中清除了溫和派、 「冷漠派」和不冷不熱的分子。國民公會和政府各委員會與其說領導了這場清洗，不如說接受了這場清洗。人民群眾對鎮壓比對清洗更熱心。由於各政府機關不下決心實行全面鎮壓，人們的恐怖主義要求變得更加強烈。9月中旬的時候，各革命委員會已在巴黎市府推動下著手逮捕嫌疑分子，街上出現了要進行屠殺的流言蜚語。9月8日，一些被解往亞培伊獄的犯人就表示過他們對去年舊事重演的擔心。國民公會也感到這種危險，感到事態有可能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793年9月17日，為了防止對9月5日通過的各項方針政策濫加解釋，國民公會根據梅蘭（杜埃人）的報告，通過了「懲治嫌疑犯法」。該法律給嫌疑犯下了很廣泛的定義，使之能牽涉一切革命的敵人。據此，逃亡者的親屬（除非他們曾表現出擁護大革命）、所有被拒絕發給公民證的人、被停職或被開除的公職人員均被視為嫌疑犯。從更普遍的意義上講，所有在舉止或交往上，言談或文字方面頗似「暴政或聯邦主義擁護者和自由之敵」的人，所有不能說明自己有正當謀生手段的人（這是針對投機商而言的）也都被視為嫌疑犯。一切革命委員會都負有開列嫌疑犯名單的責任。
在9月4日被原則上通過的統制經濟也是在巴黎群眾的壓力下才最後建立起來的。人們認為9月11日規定的全國穀物和麵粉最高限價解決不了所有問題。9月中旬，麵包鋪門前又聚集起了人群，請願書也增多了。9月22日，巴黎各區在市府的支持下，向國民公會遞交了一份請願書：「你們在原則上通過了要對一切生活必需品實行限價……人民窮困難熬，正在急不可耐地等候著你們的決定！」同時，救國委員會也在同國民公會內部的一個激烈的反對派搏鬥。為了利用人民運動的威力（人民運動的要求已由此得到了一些滿足）來制服國民公會，救國委員會決定加強對經濟的管制。1793年9月29日，普遍限價法通過了，由此限定了食品和工資的價格。最必需的食物的價格在各縣都被限定在比1790年的平均價格高1/3的水平上，違章者以嫌疑犯論處。要限定食品的價格就不能不限定勞動日的價格，所以該限價法也把各市鎮的工資額限定在比1790年的工資高一半的水平上。此法的推行非常困難，需要更嚴厲的手段、更高的集中化。恐怖和專政由此得到決定性的發展。
與此同時，忿激派被肅清，國民公會中反對派被迫緘口。救國委員會的地位鞏固了。
肅清忿激派的先決條件是民眾的分裂。雅克·魯、勒克萊爾和瓦爾萊冒險地走到了前列。擔心控制不住局面的政府很容易把他們作為打擊的目標。1793年9月19日，半官方的《山嶽派報》寫道：
「人民的運動只有當暴政使它成為必要的時候才是正當的……那些壞蛋發起兇殘而不正當的運動來為我們的敵人服務，或滿足他們的特殊利益。他們終將受到世人的恥笑和鄙視。」
救國委員會為了保證自己的政策獲得成效，不願繼續容忍那些「不正規」的運動——往往鬧得過火的民眾運動。經檢舉，雅克·魯於1793年9月5日再度被捕，這次他再沒有能夠獲釋。瓦爾萊的命運也是一樣，由於領導過人權區反對限定區議會每周召開兩次的法令，他於1793年9月18日被下令逮捕。他曾這樣慷慨陳詞：
「你們想蒙住人民的眼睛、削弱他們的監督嗎？眼下是什麼時候？正是祖國面臨危險，人民不得不把大權交給你們的時候，而這種大權是需要加以有效監督的！」
當時勒克萊爾正在他的《人民之友報》上繼續進行反政府運動。他在雅各賓俱樂部受到譴責和逮捕的威脅，遂於9月21日將報紙停刊。最後還剩下女演員克萊爾·拉孔布領導的革命共和派婦女協會。該協會在1793年10月20日被解散，同時遭禁止的還有一切婦女結社。救國委員會就這樣遵循著事變發展的邏輯，制服了各民眾組織。對於那種至少是無套褲漢所理解的主權，政府是不太關心的。從長遠後果看，這只會使那些民眾組織與政府疏遠。
經過一場極其激烈的議會辯論，國民公會內的反對派一度被迫緘口。1793年9月24日，布肖特宣布撤銷諾爾方面軍統帥烏夏爾的職務（他曾在翁德斯考特獲勝，但後來在默南失利）。這是一個進攻的信號。9月25日，已退出救國委員會的蒂里奧猛烈抨擊政府的政策，指責統制經濟和清洗運動。他最後指出：「必須制止這股把我們卷向野蠻狀態的狂潮。」這一指控反映了國民公會的隱衷。瓦朗西埃納地區投降時正在當地任特派員的布里耶受到國民公會的歡迎，並被補充進入救國委員會。這反映了國民公會當時的精神狀態。羅伯斯庇爾在這場辯論中充分運用了自己的威望和辯才：
「……我向你們宣布：那個當敵人進入瓦朗西埃納時正待在該地區的人是不能充任救國委員會委員的……這似乎很冷酷，但更冷酷的還是兩年來由於叛變和軟弱而導致10萬人喪生這一事實。我們之所以吃虧，就是因為我們對待叛徒太手軟了！」
國民公會被征服了，表示繼續信任救國委員會。
通過辯論，救國委員會加強了權力。1793年10月10日，國民公會根據聖茹斯特的報告，宣布法國政府「直到和平恢復前一直保持革命的狀態」。革命政府的基礎（即在救國委員會統一領導下實行一整套特別措施）是在9月份奠定的。現在，經濟方面的需要和普遍最高限價的實施要求確立這種政府。1793年10月10日的法令便是朝這個方向邁進的第一步。
聖茹斯特曾宣稱：「這些法律是革命的，而執行法律的人們卻並不革命……必須用統治者的意志去壓制少數君主主義者，用征服的權利去統治他們，才能建成共和國……對於不能用正義去統治的人，就得用武力去統治……如果政府本身不是以革命的方式建立起來的，要貫徹這些革命的法律是不可能的。」
結果，所有的部長、將軍和法定社團都被置於救國委員會監督之下。救國委員會還同作為新行政組織支柱的各縣建立直接通信聯繫。專制的原則勝過了選舉制原則。
人民運動把恐怖提上日程，它通過懲治嫌疑犯法組織了政治恐怖，通過普遍限價法組織了經濟恐怖。9月危機有力地推動了革命政府。救國委員會得到了鞏固，它已掌握最高權力。但這種最高權力的最後確立還須經受一些新的考驗。
Ⅲ.雅各賓救國專政的組織（1793年10—12月）
宣布直到和平恢復前一直保持革命狀態後，政府一步一步地健全起來。它全力爭取邊境戰爭的勝利和消滅國內反革命勢力。在政治上，救國委員會力求使鎮反正規化，把恐怖維持在合法的範圍內，並控制人民的運動。然而請願運動仍在繼續，而且主要涉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鎮壓問題。9月份採取的那些措施使無套褲漢得到某些滿足，但並沒有使他們解除武裝。他們的影響在1793年10—11月期間仍十分強大。但政府已表現出把人民運動限定和維持在狹小範圍內的意圖。突然間，爆發了非基督教化運動，人民運動由此重新高漲。救國委員會極力加以阻止，由此加深了同無套褲漢之間的裂痕。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穩固了救國委員會的權力，加強了它的統治，同時也承認了6月2日以來的演變趨勢。
1.大恐怖
1793年9月著手組織的大恐怖，10月里才在人民運動的壓力下付諸實施。截至9月份，260名被送到革命法庭的人犯中有66名被處以死刑，約占1/4。無套褲漢運動的勝利開始了革命法庭的一個新階段：9月5日，該法庭一分為四，其中兩個分庭同時工作。救國委員會和聯合擬訂法官和陪審員名單。富基埃-坦維爾仍然擔任公訴人，埃爾芒被任命為庭長。
10月份開始審理一些重大政治案件。10月3日，根據阿馬爾的報告，吉倫特派被送交革命法庭。同時，瑪麗-安托瓦內特也根據比約-瓦雷恩的報告被送交革命法庭。王后10月6日上了斷頭台，她的處死成了「迪歇納老爹最大的樂事」。對21名吉倫特派的審判10月24日開始。當辯論似乎要沒完沒了地拖下去的時候，國民公會決定：陪審員可在3天後表態。這幫吉倫特派於10月31日被處決。埃貝爾整個秋季都在搞恐怖主義宣傳，有力地激發了無套褲漢的懲罰意志。奧爾良公爵菲利普-平等11月6日被處死後，《迪歇納老爹報》又向革命法庭提出忠告，要求「法庭趁熱打鐵把叛徒巴伊、無恥的巴納夫……連連送上斷頭台。」該報第312期讚揚了神聖斷頭機的美德，告誡人們不要有任何手軟行為。羅蘭夫人、巴伊和巴納夫相繼於11月8日、10日和28日被處死。在1793年的最後3個月裡，395名被告中被判死刑的有177名，占45%。1793年8月底，被拘於巴黎各監獄的囚犯約有1 500人，到10月2日增至2 398人，到12月21日又猛增到4 525人。
在外省，恐怖的規模取決於叛亂的嚴重程度和國民公會特派員的氣質。沒有內戰的地區往往沒有恐怖，至少在1793年年底之前是如此。在諾曼底，聯邦派叛亂被擊潰後，就沒有判過死刑，蘭代曾在那裡號召普遍和解。在備受旺代叛亂蹂躪的西部各省，雷恩、圖爾、昂熱、南特等主要城市都有5人軍事法庭在活動。他們對於手執武器的叛亂者，在驗明身份後即行處死。在南特，國民公會特派員卡里耶縱容人們不經審判便在羅亞爾河淹死犯人。他用這種方式在12月到次年1月間處死了2 000—3 000人，其中有反抗派教士、嫌疑犯，也有土匪和違犯普通法的人。塔利安在波爾多，和弗雷隆在普羅旺斯也領導了鎮壓運動。和弗雷隆曾在土倫實行過大規模集體處決。在里昂，叛亂給共和國帶來過多大的危險，恐怖就相應具有多大的規模。為了制服叛亂，從1793年8月9日到10月9日進行了整整兩個月的圍攻。10月12日，根據巴雷爾的報告，國民公會決定夷平該城市：「所有富人住宅均得摧毀，只留下窮人的房屋及被殺害或被流放的愛國者的住宅；……這些保留下來的房屋群今後應取名為『解放市』。」
起初庫通只讓人們拆毀貝勒庫爾廣場上的幾所房子。但11月7日來到里昂的科洛·代布瓦和富歇卻組織了大規模鎮壓。審判過於寬大的原人民司法委員會被一個革命委員會所取代。1 667人被判死刑。執行死刑時用斷頭機來不及，還輔以步槍排射和機槍掃射。
恐怖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往往也由於當時的形勢而帶上一定的社會意義，因為國民公會特派員沒有無套褲漢群眾和雅各賓派骨幹分子的支持就不能立足。許多特派員都以組織全國總動員為主要使命，他們堅決貫徹各項於國防和國內安全必不可少的措施。擔任其他特派員也通過向富人徵稅、組織革命軍、創設工場和濟貧院等措施，使他們的革命行動帶上顯著的社會意義——伊佐雷和夏斯勒在諾爾省、聖茹斯特和勒巴在阿爾薩斯省、富歇在涅夫勒省……都是這樣做的。共和二年霧月10日（1793年10月31日），聖茹斯特和勒巴下令向斯特拉斯堡的富人徵稅900萬鋰，其中200萬用於滿足貧民愛國者的需要。霜月1日（11月21日），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匯報聖茹斯特執行任務的情況時指出：「你們看，他為窮人的生計搞垮了富人。這種做法喚起了革命的力量，鼓舞了愛國者的鬥志。貴族都被推上了斷頭台。」
大恐怖在經濟上也有鮮明表現。在巴黎，市府主要通過建立麵包定量供應卡制度控制了食物的分配，同時授權各區反囤積專員進行挨戶搜查，並採取鎮壓措施迫使人們尊重限價法。1793年9月9日決定成立、10月初組建起來的革命軍各分遣隊，穿梭巡迴於巴黎周圍各產糧區，農民們紛紛交出糧食。然而政府仍拒絕向巴黎各區的壓力作出讓步，堅持現行的反囤積立法。1793年10月23日，巴黎各區要求國民公會建立一個選自貧窮公民的懲治囤積者特別陪審團，這一行動沒有成功。在外省，最高限價法的貫徹需要更嚴厲的手段，大恐怖通過威懾提供了這種手段。純經濟的動機不構成死罪。大部分城市都仿照巴黎建立起麵包的定量供應制度，往往還發展到把麵包坊收歸市有。配給制度必須以正常的供應為前提，因此救國委員會於1793年10月22日倡導成立物資委員會，以協調商品流通，促進生產發展。該委員會擁有極廣泛的權力，可以支配生產、貿易和運輸。救國委員會由此控制了國家的整個經濟生活。它的代理人和國民公會特派員所擁有的強制力使它得以將統制經濟制度強加給工商業者。
正當恐怖統治在救國委員會日益嚴格的控制下逐漸正規化的時候，救國委員會還不得不去應付一種新形式的人民運動。這場運動，差點兒奪去了它的統治地位，也險些動搖了革命政府的根基。
2.非基督教化運動和對自由殉道者的崇拜
非基督教化運動的根源，既應當到1790年以來宗教政策的某些方面中去探尋，也應當到民眾心態的某些特徵中去探尋。從1790年起，反抗派教士就站到貴族一邊。到1792年，連憲政派教士也受到許多革命派的懷疑。除了那些表示過擁護人民運動的神甫（如雅克·魯），大部分憲政派教士仍然保持著君主主義傾向，為8月10日事件，尤其為國王的斷頭而痛心疾首。這一情況在1793年表現得更為突出，因為作為溫和派的憲政派教士很自然地傾向于吉倫特派和聯邦主義。由此，人民群眾對他們的敵意有所加強。許多政治家認為已沒有必要繼續教士法的嘗試。1792年11月，康邦提議停發教士的薪水。但這些政治家也很難想像國家可以不要教堂、人民可以拋棄宗教儀式。一種革命的崇拜在1790年初具輪廓——7月14日的聯盟節便是這種崇拜最初的壯麗表現。通過公民節慶、紀念儀式（如7月14日的典禮）、盛大葬禮（如為米拉波舉行的葬禮）等，這種新宗教的各種教儀慢慢約定俗成地建立起來。教士也參加了這些活動。但是，1793年8月10日創立的全國統一和不可分割節則是純世俗性的。與此同時，圍繞著「自由殉道者」——勒佩勒蒂埃、夏利耶，尤其是馬拉，形成了一種真正的群眾崇拜熱。
在非基督教化運動爆發前的幾個月里，巴黎發生的一些事件，就已反映出某些活動分子的非基督教化意向，如1793年6月聖體瞻禮期間發生的事件，尋找貴金屬和解取教堂的鐘製造兵器的事件。1793年9月12日，法蘭西先賢祠區要求開辦「自由學院」，每個星期天都要在那裡宣傳「盲信的可怕」。所以，非基督教化運動是應一種潮流而生的。這種潮流的各種表現自無套褲漢參與政治生活以來尤其引起人們的注意。反宗教的情緒和國防的需要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著這場運動。貴金屬可以維持指券的信用，教堂大鐘的銅可用以鑄炮。非基督教化運動還具有一種經濟意義。「搜尋金銀」往往既是該運動的一個起因，又是它的一個結果。
革命歷的採用在奧拉爾看來是大革命最富於反基督教色彩的措施。它表明，國民公會和革命資產階級的情緒在這方面跟人民先進分子的情緒是一致的。1793年10月5日，國民公會通過了羅姆關於從共和國的第一天——1792年9月22日——開始建立共和紀年的報告。據此，1年分為12個月，每月30天，分為3旬。另加5天或6天補足日，最初叫作「無套褲漢日」。這樣，每旬的第10天代替了禮拜天。這些旬末節衝擊著宗教禮儀。1793年10月24日，法布爾·代格朗蒂納（《下雨了，下雨了，牧羊女》的作者）又作了一個關於曆法的報告，為每個月都發明了一個富於詩意的名稱（葡月、霧月、霜月、雪月、雨月、風月、芽月、花月、牧月、獲月、熱月、果月）。這種使日常生活非基督教化的嘗試由霧月15日（11月5日）法令補充完成。該法令創立了一整套公民節日。法案的報告人瑪麗-約瑟夫·謝尼埃對議員們說：
「你們擺脫了偏見，有代表法蘭西民族的資格。你們知道怎樣在被打倒的各種迷信的廢墟上建立一個唯一普遍的宗教。該宗教既無秘訣也無奧義，其唯一的信條就是平等，其布道者就是我們的法律，其高級神職人員就是我們的法官。該宗教只在祖國——我們共同的母親和神明——的祭壇前燒大家庭之香。」
但直到此時，天主教崇拜仍未遭到打擊，至少仍未遭到合法的打擊。
嚴格意義上的非基督教化運動，是在某些國民公會特派員的推動下，首先在外省搞起來的。1793年9月21日，富歇在納韋爾大教堂主持了布魯圖[1]胸像的落成典禮；9月26日，他向穆蘭的民眾社團宣稱要用對共和國和自然風尚的崇拜取代「那些迷信的和虛偽的崇拜」。10月10日，富歇終於禁止了一切教堂外的宗教儀式，並把葬儀和墓地世俗化了。他下令在墓地入口處題字：「死亡是永久的安眠。」在羅什福爾，勒基尼奧把教堂改成了真理廟；在索姆省，迪蒙禁止各機關過禮拜天，把它改為旬末日；德魯埃在莫伯日下令沒收用於宗教的各種珍貴物品，說這些東西是「盲信和愚昧的裝飾物」。有些特派員還鼓勵教士結婚。
非基督教化運動是從外部強加給國民公會的。肖梅特曾在9月底回家鄉涅夫勒省作了一趟旅行，還同富歇一起出席了21日的典禮。他後來建議巴黎市府採取類似的一些措施。10月14日，市府禁止教堂外的各種宗教禮儀。不過市府的舉措很審慎，埃貝爾到10月末才在第301期《迪歇納老爹報》上指責教士。運動的動力來自別處。共和二年霧月9日（1793年10月30日），科爾貝依附近的里斯市市府向國民公會宣布該市已用布魯圖取代聖布萊斯做自己的保護神；霧月16日（1793年11月6日），同一個縣的曼納西市的一個代表團宣布放棄天主教崇拜，要求取消本教區，並在國民公會會場上搞起反宗教的假面舞會活動。里斯和曼納西的無套褲漢為什麼行動起來呢？也許是受反對憲政派教士的各種反革命陰謀的挑動，也許是迫於那些受革命軍部隊支持的、在科爾貝依縣徵集穀物的本省和行政會議特派員們的壓力。……就在霧月16日這一天，國民公會作出決議：各市鎮有放棄天主教信仰的權利。
非基督教化運動由此加快步伐。霧月16日晚，議員萊奧納爾·布爾東在雅各賓俱樂部發表了激烈攻擊教士的演說。民眾社團中央委員會（德菲厄、佩萊拉、普羅利等極端分子在其中活動）隨之宣讀了一份關於取消宗教信仰預算的請願書草稿。在霧月16—17日夜間，這一請願活動的倡導人在議員阿納夏爾西·克羅茨和萊奧納爾·布爾東陪同下，找到巴黎主教戈貝爾，強迫他放棄教職。戈貝爾主教遂於霧月17日（1793年11月7日）和他的助理司缽們一起來到國民公會莊重地辭去了教職。肖梅特立即到市府匯報了「教士的狂熱和把戲在臨終時哀鳴的難忘場面」，並推動人們作出決定：在前大主教教堂——巴黎聖母院舉行自由神節慶活動。霧月20日（1793年11月10日）舉行了這一節慶活動：祭壇上聳起一座象徵性的山嶽，一位女演員在那裡扮作自由神。參加這一活動的國民公會應肖梅特的要求，當即通過決議把聖母院改為理性廟。非基督教化運動在幾天內席捲了巴黎各區。17日晚，杜伊勒利宮區在議員蒂里奧的要求下放棄了基督教信仰；19日，格拉維利埃區在萊奧納爾·布爾東推動下作出了同樣的決定。各革命委員會和民眾社團也行動起來。霜月5日，首都所有的教堂都改成理性廟。霜月3日（1793年11月23日），巴黎市府決定關閉所有教堂，從而認可了這一既成事實。
對自由殉道者的崇拜隨著非基督教化運動發展起來。不過，非基督教化運動是在無套褲漢之外的一些人發動下搞起來的，而對殉道者的崇拜來自人民群眾對馬拉的崇敬。在1793年夏季危機中，無套褲漢通過這種崇拜表達自己堅定的共和主義信念、人民的同心同德以及革命信仰的勃發。新宗教崇拜的盛典以某種方式取代了傳統宗教崇拜的盛典。傳統的宗教崇拜仍有人搞，但這種活動越來越惹眼，不久就被限制到教堂內，最後終被禁止。1793年8月間，巴黎許多區和民眾社團都參加了紀念馬拉的盛大葬儀和馬拉、勒佩勒蒂埃胸像的揭幕儀式。新宗教信仰的各種特徵由此開始明確起來。在9月里，由於無套褲漢最終取得了優勢地位，這種新宗教信仰也開始普遍化。聖壇和儀仗陸續出現。由此，各種共和主義的典禮有了一種真正宗教式的排場。公民宗教儀仗在10月里日益增多。馬拉、勒佩勒蒂埃，加上在里昂被反革命分子殺害的夏利耶，形成了一個革命的3人偶像群。非基督教化運動成為殉道者崇拜的推動力。這種崇拜在巴黎各區都確立起來。教堂一旦被封閉，該崇拜便成為民眾活動分子在天主教廢墟上建立共和主義宗教信仰的組成部分。對自由殉道者的崇敬和對理性神的崇拜融為一體。儘管理性神以一位歌劇院小姐的形象表現出來，它仍是一個極為抽象的神明。在已變成理性廟的各教堂里，3位自由殉道者的畫像取代了天主教諸聖人的畫像。但從1793年秋季起，政府當局，尤其是山嶽派資產階級的某些派別就感到了崇拜這些殉道者的危險性：這種崇拜極力宣揚馬拉以極端方式表現出來的革命情緒。救國委員會對非基督教化運動展開反擊，遏制了這種崇拜。
非基督教化運動從12月初就開始剎車。共和二年霧月21日（1793年11月11日），當民眾社團中央委員會的一個代表團要求國家不再向任何宗教信仰提供俸祿時，國民公會拒絕表態。霧月27日，羅伯斯庇爾在關於共和國內部形勢的報告中指出，非基督教化運動的危險在於會失去那些中立分子。霜月1日（11月21日），他又在雅各賓俱樂部大力主張信仰自由。儘管他並不擁護天主教，但他覺得廢除這一宗教是一個政治錯誤。因為即便不使一大部分信奉傳統宗教的人民群眾起來反對大革命，大革命的敵人也已夠多了。羅伯斯庇爾指出了一些「外國代理人」，即德菲厄、佩萊拉、普羅利「這些不講道德的人」，他暗示人們：那些推翻天主教祭台的人很可能就是以煽動家面目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他說：
「想阻止天主教信仰的人和做彌撒的人是同樣的盲信之徒……國民公會不允許迫害老老實實的宗教使者。但是一旦這些使者膽敢利用他們的職能欺騙公民，挑起各種偏見和君主主義情緒來反對共和國，國民公會就將嚴懲他們。」
丹東自10月起一直住在阿爾西。「外國人陰謀」的揭露引起了他的不安，促使他回到巴黎。丹東回來後，加強了政府在這方面的立場。霜月6日，丹東激烈攻擊反宗教假面舞會，要求「人們加以制止」。霜月8日，羅伯斯庇爾再次指出非基督教化運動的危險性。第二天，發現風向有變的肖梅特促使巴黎市府認可信仰自由。但由於不再給教士發薪，市府仍把教會和國家分離了開來。共和二年霜月16日（1793年12月6日），國民公會也通過一項法令，莊嚴地重申信仰自由的原則。但霜月18日，議會又根據巴雷爾的建議明確表示無意觸動已經採取的措施，尤其無意改動議員們的決定，由此限制了霜月16日法令的影響。被封閉的教堂仍緊閉著大門。非基督教化運動仍在繼續，但採取了潛在的方式，因地區及國民公會特派員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平衡的發展狀況。在1794年春，開門的教堂越來越少。
儘管成就有限，救國委員會還是取得了優勢。它遏止了人民的運動，沒有讓非基督教化運動把自己陷入困境。差不多與此同時，軍事形勢的不斷好轉也加強了救國委員會的地位。
3.最初的勝利（1793年9—12月）
革命政府以爭取勝利作為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和目標。救國委員會若不迅速取得對敵鬥爭的勝利，就不可能成功地樹立自己的權威，甚至無法維持自己的生存。
在無套褲漢陸軍部長布肖特的積極配合下，救國委員會調整了對戰爭的領導，有力地推動了戰事。1793年8月14日，職業軍官卡諾和科多爾省的普里厄進入救國委員會主持軍務。前者負責指導作戰，後者負責製造軍火。但戰役的計劃、將軍的任命都須經過救國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羅伯斯庇爾（據他的筆記本中的記載所示）和聖茹斯特在指導戰爭方面起著重要作用。讓邦·聖安德烈在長期任職中領導並發展了鑄造工場、步槍製造工場、硝石工場和船艦製造工場。蘭代在物資委員會中勤勤懇懇地從事對軍隊和製造工場的供應工作。卡諾被稱為「勝利組織者」是當之無愧的，但這是跟全體救國委員會的努力分不開的。所謂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和庫通沒有參與妥善組織勝利的說法，純系救國委員會的倖存者製造的熱月黨傳說。這些倖存者企圖把大恐怖的責任推到這些被拋棄的人身上，把保衛共和國安全的光榮歸於自己。
1793年夏天開始進行物資動員。當時什麼都缺，商店和軍械庫都空了。而軍隊的兵員7月份前就已增至65萬人。所有以往可以從國外購買的東西都不得不在國內徵集。救國委員會把當時最好的學者同自己的努力結合了起來，科學研究第一次被系統地用來為國防服務。當時優秀學者中首屈一指的蒙日可謂多才多藝。他在共和二年霧月撰寫了《大炮製造工藝》一書，和哈森弗拉茨一起組織了巴黎規模宏大的武器製造工程，並在以革命方式採集硝石和發展火藥生產等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化學家貝爾多萊也曾忙於造火藥。旺代蒙德編寫了一本《白刃製造程序》的小冊子。礦務工程師哈森弗拉茨曾擔任過負責軍火製造的特派員……在巴黎，為了組織武器大生產運動，所有的鐵業工人都受到徵召，所有的花園和廣場都建起煉鐵爐。步槍產量到共和二年年底每日近700支。在1793年12月間，發動了以革命方式開採硝石的運動，要求公民們把各自地窯里含硝土都收集起來，要求各市政府建立工場來沖洗硝土以提取「殺暴君的火藥」。無套褲漢在硝石採集運動中表現出高漲的愛國熱情。這種巨大的努力到1794年春才真正產生結果。在此期間，救國委員會應付了最緊急的情況，並擊退了敵人的入侵。
在軍隊中實行的大恐怖也起了促進作用。救國委員會之所以能夠徵集、裝備、武裝和供養14支軍隊並帶領它們走向勝利，應歸功於全國總動員、徵用、最高限價、全民軍火製造以及對指揮人員的清洗和迫使將軍們俯首聽命等措施。但若不是革命政府擁有恐怖所賦予的權威，所有這些措施不可能得到貫徹並取得成效。參謀部和指揮人員受到了清洗，從原第三等級的不同成分中和窮貴族中選拔出新一代軍事幹部。然而救國委員會始終不願意用一刀切的措施開除所有貴族的軍職和公職。生於1762年的儒爾當被任命為諾爾方面軍統帥；生於1761年的皮什格呂被任命為萊茵方面軍統帥；生於1768年的奧什則做了摩澤爾方面軍的司令。將軍們均被置於文官政權的嚴格控制之下，必須服從領導。1793年憲法第110條規定：「不設最高統帥。」一切人，無論是將軍還是士兵，都必須遵守同樣嚴格的革命紀律。烏夏爾將軍於1793年9月6—8日在翁德斯考特打了勝仗，攻占了默南。但他不聽救國委員會的指示，突然下令撤退，結果撤退變成了潰逃。結果，烏夏爾被解除職務並送上革命法庭，最後以破壞戰役計劃的罪名於1793年11月15日被判處死刑，押上了斷頭台。但是，不能認為壓在將軍們頭上的是一個缺乏理智的上級。當摩澤爾方面軍的奧什強攻凱澤斯洛泰恩失利後，救國委員會就曾安慰並鼓勵過他。由於國民公會特派員積極鼓動士兵們的愛國主義熱情，軍隊重振了士氣。「不勝利毋寧死」成為共和國軍隊的口號。
勝利的形勢在1793年秋即已明確。
攻克里昂標誌著聯邦派叛亂的結束。對里昂的圍攻持續了很久。該城市在普雷西公爵和王黨分子的煽動下進行頑強的抵抗，使得圍攻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消耗了阿爾卑斯方面軍不少力量。1793年9月29日，共和派占領了富爾維埃爾，但直到10月9日才進入這座被改名為解放市的城市。隨後，救國委員會才騰出手來加強對土倫的圍攻。迪戈米埃指揮這場圍攻戰，當時有炮兵上尉波拿巴輔助他。1793年12月15日開始進攻，19日即克之。後來土倫改名為山嶽派港。
旺代叛亂也是由於救國委員會採取了有力措施才被粉碎的。戰功卓著的美因茲衛戍部隊開到旺代，對天主教和王黨的軍隊給以決定性的打擊。所有共和派武裝力量被合編成西部方面軍，由萊謝爾指揮，克萊貝爾輔佐之。兩支強大的共和派縱隊從尼奧爾和南特出發追趕叛匪，會師於肖萊，後於1793年10月在當地殲滅了叛亂的旺代人。但拉羅舍雅克蘭和斯托夫萊帶領2萬—3萬人跨過了羅亞爾河，一直竄到格朗維爾，打算奪取一個港口以便求助於英國人。11月13—14日，他們攻打國民公會議員勒卡爾龐蒂埃負責守衛的格朗維爾城失敗，遂掉頭南竄，12月3—4日又受挫於昂熱城下，最後奪路逃往勒芒。1793年12月13—14日，馬爾索和克萊貝爾率部經過一場激烈的巷戰粉碎了這股匪徒。旺代叛軍的殘部於12月23日在羅亞爾河河口的薩夫內被擊潰和消滅。旺代戰爭就此告終。當然，拉羅舍雅克蘭和斯托夫萊又渡過了羅亞爾河，夏雷特也一直占領著馬萊，但旺代叛亂畢竟再也不能構成直接危險了。
侵略軍的撤退也是救國委員會奮鬥的結果。國境線曾到處都被敵人突破。在諾爾省沿海，約克公爵率領的英荷聯軍8月底封鎖了倫敦政府要不惜一切代價奪取的敦刻爾克。在桑布爾河一帶，科布爾親王率領的神聖羅馬帝國軍隊占領勒凱斯努瓦要塞後，9月底又向莫伯日發起進攻。在薩爾，布倫斯維克公爵率領的普軍尚不甚活躍，但烏爾姆塞爾率領的奧軍卻向萊茵河大舉進犯，10月13日攻占「維桑堡防線」，封鎖朗多並侵入阿爾薩斯。救國委員會向各處發布了進攻令。
烏夏爾的軍隊在翁德斯考特戰勝了掩護圍攻敦刻爾克的弗雷塔格部隊，從而解救了由蘇昂和奧什英勇守衛著的敦刻爾克。這場戰役從1793年9月6—8日打了3天之久，戰局混亂，又沒有獲得全勝——烏夏爾坐視弗雷塔格部隊逃之夭夭，沒能切斷進攻敦刻爾克的英軍後路。不久烏夏爾就在默南吃了荷蘭人的敗仗，隨後被撤職並被砍了腦袋。然而，翁德斯考特戰役卻是共和國軍隊長期來的第一次勝利。
1793年10月16日，儒爾當（在卡諾輔佐下）統率的諾爾方面軍在瓦蒂尼獲捷，莫伯日也由此得救。國民公會特派員和將軍們一起身先士卒，衝鋒陷陣。而莫伯日要塞司令在戰鬥過程中卻毫無動作，結果被撤職並且上了斷頭台。奧軍則撤往蒙斯。這次勝利並不是決定性的。但繼翁德斯考特戰役之後的瓦蒂尼戰役證明救國委員會政策是正確的，它進一步加強了軍隊的信心。
解救朗多拖的時間較久。當奧地利將軍烏爾姆塞爾入侵阿爾薩斯的時候，布倫斯維克及其在薩爾的普軍仍按兵未動。聖茹斯特和勒巴被派到阿爾薩斯，博多和拉科斯特被派到洛林。救國委員會重組了東部的軍隊並加強了皮什格呂指揮的萊茵方面軍。奧什被任命為摩澤爾方面軍司令後，曾於11月28—30日在凱澤斯洛泰恩向布倫斯維克發動進攻，但未得手。奧什被提升為兩軍最高統帥之後，又發起攻勢，1793年12月29日奪取維桑堡防線，封鎖朗多，並進占斯皮爾。普軍向美因茲敗退而去，奧軍也撤到萊茵河右岸。
到1793年底，入侵敵軍已在全線撤退。西班牙軍隊在庇里牛斯山脈西段被趕到比達索阿河邊，在東段被趕過特克河。凱萊曼在10月里解放了薩瓦。這時物資動員也開始顯出成效：全國總動員徵召的兵員匯集到一起，軍工生產開始上馬，並於11月初向國民公會展示出它們生產的第一批步槍。事實證明救國委員會的國防政策行之有效。
4.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
1793年12月初，人民運動日趨穩定。政府對非基督教化運動的攻擊使各區和各俱樂部的活動分子們張皇失措。救國委員會從6月2日起一直極力遏制和引導的群眾激情被打了下去。同時，調整政府在各省的行動也勢在必行。恐怖統治表現出多樣性。國民公會特派員一般都依靠雅各賓俱樂部和各民眾社團，信賴當地的無套褲漢。所以，不同人的不同傾向產生出錯綜複雜的勢力爭鬥，恐怖措施的貫徹也由此呈現出極大的不同。各地的特派員和雅各賓派固然成功地維持了民族的團結，但他們的行動缺乏紀律和協調性。這兩種行政權力——一種是選舉產生的，另一種則來自革命的運動——並存的狀況往往加劇局勢的混亂。看來，規定各種權力的範圍，使之服從中央的權力，把群眾的革命自發性明確地導向革命政府指定的目標，這的確很有必要。
這種必要性，由於經濟形勢的迫切要求而顯得更加突出。由各縣建立的普遍最高限價帶來很多不平等現象。1793年9月29日法令未提到的，諸如運輸價格、批發商和零售商的利潤等方面，也有限定的必要。有些地區，如南部已在發生饑荒，而有些地區糧食卻多得吃不完。由此出現混亂和麻煩的局面。救國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加強中央集權，以便整頓經濟管理，統一最高限價，實行對外貿易國營化，從而實現各省之間的平均分配。經濟上的需要和政治上的迫切性都促使救國委員會去確立自己對整個國民生活的絕對權力。
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的憲法性法令是和這一目標相吻合的。由此確定了戰時共和國的臨時憲法，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
「國民公會是領導政府工作的唯一核心」（第1條）。但「根據1793年10月10日法令，一切行政司法機構和公職人員都受救國委員會直接監察。根據1793年9月17日法令，對於所有與個人有關和涉及一般治安及國內治安的事務享有特別監察權」（第2條）。
巴黎市府的檢察長變成了「國家官員」，成為革命國家的一個普通代表，由各政府委員會管束。各縣都有一名指派的而非民選的國家官員任縣長，因而基本上成為一個行政區域。各省只能起次要作用了。政府保留了派遣特派員的權力，禁止各法定權力機關通過特派員搞串聯和組成中央議事會。民眾社團也同樣不許這樣做。儘管仍保留著中央革命軍，各省自己的軍隊卻解散了。各種革命稅收也被禁止。
事變本身的邏輯導致中央集權的重建，導致政府的穩定和政府權力的強化。這些正是救國委員會所執著追求勝利的先決條件。但是，人民運動的行動自由就此完結了。
與此同時，形勢發展使這種專制性中央集權重新受到懷疑。大革命勝利了。12月19日收復了土倫，23月粉碎了旺代叛亂，29日解了朗多之圍。恐怖統治難道不可以就此鬆懈、專政難道不可以就此緩和嗎？嚮往和平生活的人，嚮往經濟自由的人，都希望救國委員會放鬆約束，削減權限。然而，還在持續的戰爭和春季重新發動的戰役卻仍然需要這些保障勝利的條件。如果救國委員會向日益公開的寬容派攻勢退讓（它突然制止非基督教化運動的行動似乎已經是這種退讓了），它還能保持無套褲漢的信任這一勝利的基本條件嗎？革命政府剛剛站穩腳跟就遭到了反對派的兩面夾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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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utus（Marcus Junius，約公元前85—前42年）古羅馬政治家，因刺殺搞獨裁的愷撒而著名，在大革命中被共和派奉為偶像。——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