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史 · 第二章 吉倫特派國民公會。自由資產階級的失敗（1792年9月—1793年6月）
國民公會肩負著為法蘭西制定一部新憲法的使命。它在1792年9月20日下午，也就是瓦爾米戰役結束時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在組織好領導機構之後，它於9月21日在馬內日大廳里取代了立法議會。它接過來的是一個充滿內憂外患的爛攤子。反法聯軍被擊退了，但沒被制服；反革命勢力受挫了，但沒有被打垮。
自8月10日以來自由派資產階級在保衛祖國和革命的政策方面被人民所超越。但它通過吉倫特派又在新議會裡取得優勢。它能勝任這一重任嗎？……戰爭的失敗對吉倫特派來說是致命的。共和國軍隊獲得成功時，吉倫特派才能保持政權，一旦軍隊敗北，他們就完蛋了。然而，作為主戰派，當他們感到人民的觀點和自己疏遠了的時候，就試圖通過使衝突普遍化再一次把它吸引過來。吉倫特派想用這種政治手腕或革命理想主義使法國成為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者。這樣，他們促使貴族歐洲的一切利益都為反對這個革命的民族而聯合起來。可是他們不懂如何把戰爭引向勝利。1793年3月的一系列失敗以及由此引起的危急局勢註定了吉倫特派垮台的命運。
Ⅰ.各黨派的鬥爭和對國王的審判（1792年9月—1793年1月）
國民公會，作為普選產生的新的制憲議會，是國家的唯一代表，獨攬了一切權力。而巴黎市府作為一個起義的市政府，只能在全國的代表面前讓步。它認識到這一點，便採取溫和的姿態，直至取消了它的監視委員會。因此，黨爭能否停止，取決於在國民公會中占大多數的吉倫特派的態度。山嶽派由於自知力量不足，曾在開始的幾天裡加強了和解的努力。9月22日，馬拉在他的報紙上宣布要採取一項「新的步驟」。丹東試圖同布里索達成一項協議。
各黨派之間的休戰實際上為時很短。但在一些重要決議上，各黨派畢竟表現了一致的休戰姿態。國民公會在第一次會議中，一致通過既反對獨裁制又反對土地法的決議，這使有產者和民主派都安下心來。決議指出：
「未經人民接受的憲法不得生效，人身安全和財產都將受到國家保護。」
1792年9月21日，國民公會一致贊成廢除王權。建議是科洛·代布瓦提出的，得到了格雷古瓦的附議。格雷古瓦說：「國王之有害於精神，恰如魔鬼之有害於身體。宮廷是罪惡的淵藪、腐化的泉源和暴君的巢穴，各國國王的歷史亦即各國國民的蒙難史。」當天晚上，這一法令在巴黎，在熊熊的火炬下宣布。羅蘭在一份給各行政機關的通令中寫道：「先生們，既然你們要宣布共和，那就請同時宣布博愛吧，因為二者是一回事。」第二天，9月22日，比約-瓦雷恩又促使國民公會通過決議：一切政府文件的日期均改用共和曆法。
9月25日，多姆山省議員庫通提出一著名的原則：「法蘭西共和國是統一和不可分割的。」這項提案經長時間的辯論後得到了國民公會的一致採納。這一原則否決了吉倫特派搞的聯邦主義計劃。1792年12月16日，為了完善這一法令，國民公會又規定：任何人，如若企圖「破壞法蘭西共和國的統一或把法蘭西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割給外國」，將被處以死刑。
1.吉倫特派和山嶽派
休戰的局面很快被打破了。面對著勢力尚不強大的山嶽派，吉倫特派在中間派的支持下取得了議會中的多數，便有恃無恐，重啟戰端。參加8月10日起義的手工業者們和那些未能制止他們革命行動的人之間的鬥爭，將一直持續到1793年6月2日，即吉倫特派被清洗出國民公會並被打倒為止。兩派鬥爭達到了白熱化程度。從1792年9月25日起，吉倫特派通過塔爾納省議員拉蘇爾斯之口（「巴黎的影響應該削減到1/83，使它同其他各省一樣」），然後又通過羅訥河口省議員勒貝基之口（「意欲建立獨裁統治的黨就是羅伯斯庇爾的黨」）發起了攻勢。吉倫特派極力打擊他們最懼怕的山嶽派領袖，即所謂「三頭」——馬拉、丹東和羅伯斯庇爾。丹東曾責備馬拉（「我們不應因為某些過激的個人而譴責一個省的所有議員」），並呼籲團結（「奧地利人看到這一神聖的和諧時定會嚇得發抖」），但均屬徒勞。滿腔仇恨的吉倫特派仍一意孤行。
1792年9月25日這天，吉倫特派老調重彈，大罵馬拉想搞獨裁。「人民之友」承擔了這一「罪責」，並予以反擊：
「我作為一個政論家，建議把軍人保民官、獨裁者或三頭政治作為消滅叛徒和阻謀家的唯一手段，這在法國是第一個，可能也是絕無僅有的。」
馬拉還提到他「為拯救祖國而蹲黑牢、遭磨難的三年」。他說：「我熬夜、苦幹、受苦、受難、冒險，到頭來竟落得如此下場！好吧，我就待在你們中間，來抵抗你們的狂暴攻擊！」
辯論急轉直下，吉倫特派不得不接受庫通提出的關於共和國統一不可分割的提案。
對於已經和他們達成和解的丹東，吉倫特派更是背信棄義。1792年10月9日，他的司法部長職務為吉倫特派分子加拉所取代。10日，像所有離職的部長一樣，丹東必須交出自己的賬目。由於把錢作了特殊開支，丹東無法說明撥給他部的20萬鋰秘密經費的使用情況。10月18日，勒貝基又為此事發難，丹東越解釋越糊塗，最後承認道：「這些開支的大部分，我們沒有合法的收據。」11月7日，再次發生辯論，吉倫特派對丹東窮追不捨。終於，國民公會拒絕發給有貪污嫌疑的丹東清賬證明書。從此，吉倫特派處處拿賬目問題來攻擊丹東。丹東由此變得暴烈起來，政治聲望大為下降。事實證明他的和解政策是行不通的。
1792年10月25日，盧瓦雷省議員盧韋以極端粗暴的態度控告羅伯斯庇爾野心勃勃，想搞獨裁。他說：
「羅伯斯庇爾……我控告你總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偶像；我控告你用陰謀和恐怖的各種手段殘暴地壓迫巴黎省的選舉大會；最後，我控告你明目張胆地篡奪最高權力……」
而羅伯斯庇爾在9月25日就說過：
「我不自認是被告，我自認是一個愛國主義事業的捍衛者……我決不是什麼野心家，我一直在同野心家們作鬥爭。」
11月5日，在答覆盧韋的時候，羅伯斯庇爾牢牢抓住辯論的實質問題，為8月10日的事件和革命行動作了辯護：
「所有這些事件都是非法的，恰如大革命、如推翻王朝和摧毀巴士底獄是非法的一樣，恰如自由本身是非法的一樣，我們不能搞一場沒有革命的革命。」
這對吉倫特派來說是又一次失敗。經過辯論，羅伯斯庇爾的影響擴大了，儼然成為山嶽派的領袖。
這些攻擊帶來的最重要的後果，便是促使山嶽派下定了同吉倫特派鬥爭的決心。吉倫特派的攻擊還在吉倫特派和山嶽派之間促成了一個「第三派」的形成。這個「第三派」，被卡米耶·德穆蘭在《愛國者論壇報》上稱為「冷漠派」——「一夥真正的投機分子，他們處於布里索和羅伯斯庇爾之間，就像處於上升和衰落之間的代斯帕尼亞克修士一樣。」那些來自各省的獨立派議員，儘管對巴黎市府和山嶽派充滿偏見，也因吉倫特派持續不斷的指控和對過去事件的指責而忐忑不安。曾長期追隨吉倫特派的阿納夏爾西·克羅茨斷然同他們決裂了。他發表了一個小冊子，其名雖為《既非馬拉也非羅蘭》，內容卻是專門反對他過去的那些朋友的。「第三派」是在1792年11月初最後形成的，吉倫特派再也不能獨立操縱國民公會了。11月16日，他們連議長的職位都丟了。這一天，一位獨立派議員、憲政派主教格雷古瓦被選為議長。
國民公會是由少數決心拯救革命和祖國的人選任的，所以其中找不到任何擁護舊制度或立憲君主制的保王派。那些創造了各革命日並主張採取各種便利民生的經濟和社會措施的無套褲漢也沒能當上國民公會的議員。但他們在巴黎各區取得了優勢地位，並由此在1793年帶動了國民公會本身。國民公會裡並無有組織的政黨，只有一些界限模糊不清的派別。這些派別追隨著兩個領導集團——吉倫特派和山嶽派，引起它們之間根本對抗的是不同的階級利益。
右邊的吉倫特派崇尚法制，仇恨由山嶽派和各區活動分子組成的巴黎市府所倡導的革命措施。它代表有財產、從事工商業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要保衛財產權和經濟自由，反對無套褲漢的各種限制要求。在政治方面，吉倫特派敵視一切救國所必需的特別措施。它發動了戰爭，卻拒絕採取必要的手段來打贏戰爭。為反對權力集中和嚴格的行政管理，吉倫特派求助於溫和資產階級占優勢的各地方當局。在經濟方面，同商業資產階級血肉相連、對人民群眾疑慮重重的吉倫特派狂熱地要求經濟自由、自由開業和自由利潤。他們仇視無套褲漢所擁護的管制經濟、限價、徵用、指券強制流通等措施。吉倫特派滿腦子社會等級觀念，力圖維護和加強社會差別，把財產權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然權利。他們只為有產的資產階級利益著想，因而對人民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輕蔑的神態，認為人民毫無管理的能力。他們維護本階級的獨占統治。
左邊的山嶽派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人民的各階層，即手工業者、店員、消費者。這些人由於戰爭及其後果（生活費用昂貴、失業和低薪）而備受熬煎。本身來自資產階級的山嶽黨人，認識到法國的危急局勢，要求採取特殊的解決辦法。而這些特殊的解決辦法只有在取得人民支持時才是有效的。因此，他們便和推翻了王權並通過起義登上政治舞台的無套褲漢結成聯盟。由於比較接近人民、比較了解人民的需要，他們充滿現實主義精神，較少受制於理論，懂得把公眾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上。為了大革命的唯一中堅——人民的利益，他們決定對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加以限制。山嶽派的領袖大都是巴黎的議會代表。他們深知首都人民在1789年的第一次革命中和在8月10日的第二次革命中所起的主導作用，並反對吉倫特派因害怕革命群眾而企圖把巴黎的影響削減到「1/83，使它同其他各省一樣」（拉蘇爾斯在1792年9月25掃就是這樣要求的）。
1792年10月，布里索在《就巴黎的雅各賓社團問題告全法蘭西共和派書》中，把雅各賓派和山嶽派寫成「一夥操縱巴黎社會，並敗壞其聲譽的無政府主義者」：
「這些搗亂分子想把財產、便利條件、食品價格以及對社會的各種服務統統拉平。」
1792年9月30日，羅伯斯庇爾在《致選舉人的信》第1期中曾提出：
「王權已被消滅，貴族和僧侶也已消失，平等的統治開始了！」
他抨擊了那些假愛國者，說他們「只顧為他們自己而建立共和國，只想為富人和政府官員們的利益進行統治。」
他把「力圖在平等和公共利益的原則上建立共和國的」真正愛國者同他們進行了對照。
山嶽派的領袖們，尤其是雅各賓派，力求使民族的現實狀況具有能夠團結人民群眾的積極內容。在這方面，聖茹斯特的轉變很能說明問題。在1791年出版的《論大革命和法國憲法的精神》一書中，尚未擺脫孟德斯鳩影響的聖茹斯特曾寫道：
「哪裡沒有法律哪裡便沒有祖國。因此，那些生活在專制制度下的人民（除非他們輕視和仇恨其他民族）沒有祖國。」
在他1792年11月29日所做的關於生計問題的演講中，聖茹斯特超越了「祖國和自由一致性」這一18世紀的平庸論點，把祖國和幸福等同起來了（這在當時並沒有多大的獨創性）：「不幸的人民是沒有祖國的。」但是，當他強調「使人民從動盪不定和敗壞人的悲慘狀況中解脫出來」有助於建立共和國的時候，他走得更遠了。他在譴責「濫發符號券（即指券）」時，對國民公會議員們說：只要制止通貨膨脹的破壞，保證人民的衣食，並由此把人民的幸福和自由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你們就可以在頃刻間給〔法國人民〕一個祖國」。羅伯斯庇爾的話說得更簡潔。1792年12月2日，他在關於厄爾-羅亞爾省小麥騷動的講演中把財產權置於生存權之下，奠定了一個把人民群眾包括在國家之中的理論基礎：
「理論家們把生活最迫切需要的食品只看成一種普通的商品，他們不在糧食貿易和靛藍貿易之間作任何區分。他們談得較多的是糧食的貿易，而不是人民的生計……他們對於批發商或有產者的利潤考慮得很多，而對於人們的生活則不放在心上……最首要的權利是生存的權利，因而最首要的社會法律就是保障一切社會成員生存手段的法律，其他的一切都應置於該法律之下。」
但是，正當山嶽派由於戰爭需要和民族意識而向無套褲漢靠攏的時候，陷於空前矛盾窘境的吉倫特派卻由於階級本性而同無套褲漢疏遠了。吉倫特派宣布了戰爭，但又擔心求助於人民（非此不足以打敗貴族和反法聯盟）會損害有產者的統治地位。它拒絕作任何讓步。1792年12月8日，繼巴巴盧譴責有人「想制定有害於財產權的法律」之後，羅蘭確立了穀物的貿易自由。1793年3月13日，韋尼奧又通過否定民眾關於自由和平等的概念，更加有力地強調了吉倫特派政策的階級基礎：社會人的平等只不過是法律上的平等。「它既不是財產的平等，更不是身材、力量、思想、活動、技藝與勞力上的平等。」他是在維護財產權和財富的至上地位。吉倫特派在懷念基於納稅額的國家組織方式嗎？……這裡至少說明了他們對人民的蔑視。
吉倫特派和山嶽派之間的競爭帶上了階級鬥爭的色彩。無疑，大部分山嶽派都和吉倫特派一樣，出身於資產階級。但是，為了保衛國家和革命，他們不得不採納一種有利於群眾的政策——該政策對某些人來說是原則，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權宜之計。山嶽派接受並加以合法化的恐怖，按馬克思的說法，「無非是用來消滅資產階級的敵人，即消滅專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儈主義的一種平民方式而已」[1]。這場資產階級革命將由此而獲救。這個問題很複雜。首先應確定山嶽派資產階級的社會狀況。山嶽派資產階級往往是上層資產階級，國民公會的財政家康邦是這個階級的典型代表。這些人是一些見勢在必行便欣然為之的政客嗎？確切些說，他們是一些堅定的資產者，拒絕任何妥協。他們認定法蘭西民族和本階級除了勝利別無出路，感到有必要採取這種策略。另外，他們受益於大革命，尤其是國有財產的出售，深知貴族的反攻倒算會使他們喪失一切。但其中的某些分子很快就對那些強制的和恐怖的做法感到厭倦——丹東和寬容派就是這樣的人物。加之，這種保衛國家和革命的政策是由雅各賓派和無套褲漢從外部強加給國民公會的。這個聯盟是革命政府的柱石，羅伯斯庇爾所代表的激進中等資產階級，是這個聯盟的無可爭辯的領導力量。它在無套褲漢群眾的有生力量和那部分要把革命進行到底的資產階級之間建立了必要的聯繫。這一立場本身是不無矛盾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導致了羅伯斯庇爾政策的最後失敗。這一立場是由激進中等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決定的。羅伯斯庇爾的房東迪普萊（細木工，優秀的雅各賓派）是這個階級的典型代表。儘管他身處勞動界，然而他至少擁有1—1.2萬鋰的房租歲入。迪普萊實際上是一個生活相當優裕的木器業主。他身上體現了雅各賓派的雙重特點。
最後該說到國民公會的中間派。這個派別是一群游移不定的分子所組成的，也叫平原派或沼澤派。他們真誠信奉共和制，決心保衛革命。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經濟自由的擁護者，從內心深處懼怕人民各階層。但作為真誠的共和派，他們認識到：只要革命尚處於危險之中，就決不能和發動過7月14日事件和8月10日事件的人民決裂。他們最終接受了人民所要求的各種措施，但認為這些措施只是臨時性的，一旦革命勝利它們就應被取消。起初他們傾向于吉倫特派，但吉倫特派的仇視態度以及在消除危機方面的無能使他們改變初衷。其中有些人，如巴雷爾、康邦、卡諾、蘭代等，歸附了山嶽派，同意該派的救國政策。但大部分人在1792年11月形成了「第三派」。這一派最後還是接受了山嶽派的領導，因為這是拯救革命的唯一有效的領導。
2.對路易十六的審判（1792年11月—1793年1月）
國民公會的分裂因路易十六的審判而加劇。吉倫特派和山嶽派之間的鬥爭也愈發不可調和。
對國王的起訴拖延了很久。吉倫特派想延遲這場審判，因此毫不著急。丹東曾說過：「國王一旦受審就必死無疑」。國民公會實際上已不得不宣布國王有罪，因為不這樣做就等於否定了8月10日起義。1792年10月16日，審判程序問題提交到法制委員會，隨後該委員會進行了長時間的研究。11月7日，梅爾提出一個很有分量的報告，論證了路易十六可以由國民公會來審判。圍繞該報告展開了辯論。吉倫特派的頭頭們都避免捲入辯論，而聖茹斯特在11月13日的講演中把這場辯論提到了政治的高度：
「要求審判路易的人要建立一個共和國；在處罰國王的問題上謹小慎微的人永遠建立不了共和國……就我而言，我看不到任何中間道路：這個人要麼繼續當國王，要麼死亡。……他不可能不搞陰謀地進行統治，他的瘋狂已極為顯然。所有的國王都是叛亂者和篡權者。」
路易十六不是一個普通的公民，而是一個敵人，一個外國人。國民公會與其說應當審判他，不如說應當打倒他。
「他是在巴士底獄、南錫、馬爾斯校場、圖爾內和杜伊勒利宮殺人的兇手。除了他，還有對你們干過更多壞事的敵人和外國人嗎？」
1792年11月20日，「鐵櫃」（按路易十六的命令秘密地置放在宮殿牆壁中的一隻櫥櫃）及其內藏文件的發現，證實了國王和敵人進行的各種交易。由此，審判再也不能拖延了。12月3日，羅伯斯庇爾重新提起聖茹斯特的論點：
「國王並不是什麼被告，你們也不是什麼法官。你們不是要去判決一個人是否有罪，而是要採取一項救國措施，是要履行一項保衛國家的天職。」
處死國王必將鞏固新生的共和國。
「提議用某種方式來審判路易十六，這是向君主和立憲專制制度的倒退，是一種反革命觀點。因為這樣就使大革命本身成了問題。」
儘管吉倫特派玩弄種種花招，國民公會還是於1792年12月6日任命了一個負責起草《路易·卡佩罪行公訴狀》的委員會。
1792年12月11日，對國王的審判開始了。首先宣讀蘭代起草的起訴書。蘭代的起訴書是按時間順序寫的，揭露了路易十六在大革命各關鍵時刻的偽善表現。12月26日，國王的辯護律師德·塞茲宣讀了一篇措辭優雅，態度認真的辯護詞，重申了1791年憲法所宣布的國王不可侵犯的原則。未能阻止這場審判的吉倫特派試圖用一種新的牽制戰術來搭救國王：他們要求徵求人民的意見。韋尼奧強調說，不可侵犯的權利是1791年憲法給予國王的，只有人民能夠從路易十六那裡收回這種不可侵犯權。他忘記了這一憲法為納稅人服務的性質。1792年12月28日，羅伯斯庇爾提出了反駁。他指出了訴諸人民意願和召集各基層議會的做法將給國家帶來的危險，說這樣會「徒然地引起共和國的動盪」。1793年1月初，羅伯斯庇爾在《致委託人的信》中重申了他「關於人民主權和關於路易·卡佩審判的上訴制度」的論點：
「人民已經兩次表明了對路易的態度：第一次是在他們拿起武器把他趕下王位的時候……第二次是在他們把拯救祖國和為全世界作出榜樣的神聖職責——旗幟鮮明地給國王定罪，賦予你們的時候……當在醞釀中的政府遇到危機，當敵人聯合起來向我們逼進的時候，有人要把國家置於危險之中，難道說這不是要通過無政府的混亂狀態使我們回到王政時代嗎？」
審判國王的問題於1793年1月14日交付議決。這一天，國民公會確定了3個議員必須回答的問題，
「路易·卡佩是否犯有陰謀反對公眾自由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是否應當就對他的判決徵求國民的意見？應對路易處以何刑？」
除了幾票棄權外，議會一致投票宣布國王有罪。徵求人民意見的提議以426票對278票的多數被否決。吉倫特派失敗了。通過一場沒完沒了的唱名投票（該投票從1月16日晚開始，整整進行了24個小時），終於以387票對334票的多數宣判了國王死刑。26名議員投票主張死刑緩期執行。1月18日，議員們又就緩刑的問題投票表決，結果主張緩刑的意見以380票對310票的多數被否定。針對吉倫特派的態度，巴雷爾強調指出：緩刑將會使國內的各種糾紛延續下去，從而使大革命在外敵面前處於虛弱無力的狀態。
1793年1月21日國王被處死。這在國內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震驚了歐洲。死刑是1月21日11時在革命廣場上執行的。行刑時廣場上軍隊陣勢威嚴，百姓人山人海。在此前一天，一個叫巴里的前國王侍衛刺死了一個人民代表——勒佩勒蒂埃·德·聖法爾若。這種無力的絕望舉動只能使國民公會的大多數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政策立場，並為大革命提供了第一個「自由殉道者」。
國王的處死打擊了王權傳統的和近乎宗教性的威望。路易十六像一個普通人一樣被處死了，神授的君權不復存在了。國民公會已切斷了自己的後路。歐洲對這些弒君者們發動了無情的戰爭。在革命的法國和舊制度的歐洲之間，在曾千方百計搭救國王的吉倫特派和山嶽派之間，衝突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實際上，路易十六的處死也使吉倫特派實行的拖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在審判工作進行的時候，他們趁機提出一些對外政策方面的藉口。布里索曾經宣稱：「在我們的辯論中，我們對歐洲注意得很不夠。」1792年12月28日，羅伯斯庇爾對此駁斥道：「勝利將決定你們是人類的叛亂者還是救星。」吉倫特派熱衷於拯救國王，希望限制同歐洲的衝突。因此，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傾向於同貴族妥協。就這些曾在11月份鼓吹戰爭的人來說，這種態度是很不合邏輯的。通過處死國王，山嶽派使法蘭西民族除了去爭取勝利之外，再無其他生路可尋了。
加來海峽省議員勒巴1793年1月20日寫道：
「我們就這樣勇敢地行動起來了，我們已破釜沉舟。不管願意不願意，我們都必須向前進。現在我們尤其可以說：要麼自由地生活，要麼就死亡。」
Ⅱ.戰爭和第一次反法聯盟（1792年9月—1793年3月）
在瓦爾米戰役後的幾周里，共和國軍勝利地挺進到阿爾卑斯山脈和萊茵河流域。接著，那些被占領國的命運問題被提上日程：應該解放它們呢，還是應當征服它們？其實戰爭的邏輯和政治的需要早就把解放變成征服了。
1.從宣傳到兼併（1792年9月—1793年1月）
對萊茵河左岸、薩瓦和尼斯的征服使國民公會碰到了一些解決起來頗費躊躇的問題。
1792年9月29日，昂塞爾姆指揮的瓦爾軍進入尼斯。孟德斯基烏同時解放了薩瓦，受到當地人民興高采烈的歡迎。9月25日，他致信國民公會說：「城鄉的百姓們蜂擁而至，人人都佩戴著三色帽徽。」
在萊茵河流域，居斯蒂納9月25日征服了斯皮爾，10月5日征服了沃姆斯，21日征服了美因茲，兩天後又征服了法蘭克福。
比利時也在這時被征服了。瓦爾米戰役之後，奧地利軍隊不得不於10月5日撤去了對里爾的包圍。27日，迪穆里埃進入比利時，從瓦朗西埃納向蒙斯挺進。他的軍隊全是由正規部隊組成的，是法國最好的軍隊。1792年11月6日，他在蒙斯的正面、熱馬普村附近發動了進攻，並攻占了這個村莊。奧地利軍隊敗退了。11月14日，奧軍撤離布魯塞爾，30日又撤離了安特衛普。一個月間，奧軍從比利時一直被趕到拉羅埃爾。熱馬普戰役給歐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瓦爾米只是一場簡單的戰鬥，而熱馬普卻是共和國軍隊發動並打贏的第一場大戰役。
對君主制歐洲的宣傳戰是在11月宣告開始的。事實上，尼斯人、薩瓦人和萊茵河地區的居民都要求併入法國。可是，國民公會猶豫不決。1792年9月28日，公會收到了孟德斯基烏將軍的一封信，得知薩瓦人要求組成法國的第84個省。卡米耶·德穆蘭叫嚷：「把薩瓦置於共和國的奴役之下，當心我們淪為國王的同類！」德拉克魯瓦插話道：「那誰來償付戰爭費用呢？」吉倫特派本身也意見紛紜。就昂塞爾姆將軍將把尼斯伯爵領地收歸市有一事，拉蘇爾斯10月24日的報告指責：「發號施令就是征服！」有一個由眾多外國難民組成的勢力很大的派別在促進這一征服行動。這一派別是科爾得利俱樂部中最積極的分子，其中有萊茵人、比利時人、列日人、荷蘭人、海爾維第俱樂部的瑞士人和日內瓦人，以及「阿洛布羅日人」俱樂部和軍團的薩瓦人。這是一個成分複雜的集團，其中有阿納夏爾西·克羅茨，他是普魯士臣民、國民公會的瓦茲省議員，被稱為「人類代言人」，還有日內瓦銀行家克拉維埃爾、荷蘭銀行家德·科克和被認為是奧地利首相考尼茨的私生子的比利時銀行家普羅利。
1792年11月19日，國民公會熱烈通過了一項著名的決議：
「國民公會以法蘭西民族的名義宣布，它將向一切要求恢復自由的民族提供兄弟般的援助，並責成政府命令所有將軍援助這些民族和保護那些為自由事業而受到或可能受到迫害的公民。」
議會希望建立一些獨立的姊妹共和國。11月21日，當時任外交委員會主席的布里索曾考慮建立一條「共和國圈」。26日，他給塞爾旺部長寫信談道：「只要還有一個波旁家族的成員留在王位上，我們的自由就難以穩固，同波旁家族就決無休戰！」他還進一步說道：「只有當歐洲，而且是整個歐洲都燃遍烈火，我們才能得到安寧！」格雷古瓦宣稱要建立一個既無堡壘又無國界的歐洲。獲得了解放的民族要充當一切被壓迫民族的保護人。
很自然，兼併戰是宣傳戰的結果。國民公會號召各民族起來造反，它就得出面保護這些民族。既要保護，除了兼併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手段呢？這方面交織著多種考慮。首先是政治上的考慮：宣傳戰喚起了民族野心，法國的軍隊在阿爾卑斯山脈和萊茵地區紮下營盤，奪取自然邊界似乎成了他們的註定目標。照布里索的說法，「法蘭西共和國必須以萊茵河為邊界。」11月26日，他又指出：
「如果把我國的邊界推進到萊茵河，如果庇里牛斯山隔開的只是自由的各民族，我們的自由就萬無一失了。」
宣傳和兼併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人們越發明確地考慮到：戰爭耗資巨大，怎樣養活占領區的軍隊？駐在尼斯的昂塞爾姆、駐在薩瓦的孟德斯基烏和駐在比利時的迪穆里埃都儘可能少向當地居民索取財物。而駐在萊茵地區的居斯蒂納卻就地徵集部隊給養。直到1792年12月10日，國民公會未就此作出最後決定。12月10日這一天，埃羅省議員、財政委員會委員康邦十分激動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們越是深入到敵人的國土，戰爭就越是費資浩大。我們的哲學原則和寬宏大量使這一情況更為嚴重。……人們總說我們給鄰國帶去了自由，我們還帶去了我們的貨幣、我們的食糧哪！他們還不接受我們的指券呢！」
宣傳政策所碰到的困難和戰爭的需要加速了事態的轉變。薩瓦廢除了舊制度並要求併入法國，但比利時和萊茵地區的大多數居民則並不顯得那麼熱情。最後，還是財政上的考慮占了上風。
根據康邦的要求所通過的1792年12月15日法令，在被征服的國家建立了革命政府。教會和新制度的敵人的財產被查封，並做了指券的抵押品。什一稅和所有封建捐稅均被廢除，舊捐稅被向富人徵收的革命稅所取代。人們必須向自由宣誓，然後才有選舉新政府的權利。「向宮廷宣戰！給茅屋和平！」康邦在報告中說：「在我們進入的國家裡，所有享有特權的人，所有暴君，都應被視為敵人！」
這樣，被征服的各民族不得不接受法國的革命專制。12月15日法令需要用武力加以貫徹。除了少數堅定的革命派，人們很快對這種政策產生了反感。在比利時，國民公會因為粗暴地沒收了教會的財產而遭到部分居民的反對。
兼併成了在被占領地區防止發生反革命的唯一可行政策。早在1792年11月27日，國民公會就根據格雷古瓦的報告，以只有一票反對的絕對多數通過了兼併薩瓦的決議。報告人列舉了人民主權（10月22日，阿洛布羅日人的國民議會在尚貝里集會，在宣布廢除舊制度之後，還表示了加入法國的意願）、地理、薩瓦和法國的共同利益等方面的理由。尼斯也按1793年1月31日的決議被兼併了。就在這一天，丹東提出了兼併比利時的要求，並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自然邊界的政策：
「擔心共和國過分擴張疆界是杞人憂天。共和國的疆界是自然確定好了的。我們將在地平線的各個角落——萊茵河畔、大洋之濱、阿爾卑斯山麓達到這些邊界。這些應該是我們共和國的最後疆界。」
在比利時，加入法國的問題是在1793年3月間通過逐城、逐省投票決定的。在萊茵地區，3月17日，併入法國的問題也獲得了在美因茲召開的議會的贊成，並立即得到了國民公會的批准。最後，3月23日，前巴塞爾主教轄區也被併入法國，變成了蒙泰利布爾省。
在這個時期，反法聯盟成立了，戰爭在蔓延，厄運的徵兆已經出現。隨著事態的發展，吉倫特派及其政策的命運便同共和國軍隊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到一起。
2.第一次反法聯盟的建立（1793年2—3月）
革命宣傳和法蘭西征服威脅到各君主國的利益，它們隨即作出反應：組織一個總聯盟反對這個革命的民族。
和英國的決裂是反法聯盟形成的第一步。在法國征服了比利時之後，皮特領導的英國政府開始放棄中立政策。1792年11月16日，法國行政會議宣布埃斯考河諸河口可以自由航行，全然不顧封閉這些河口的明斯特條約。這進一步加深了英國主戰派的不滿。國民公會關於允諾向各起義民族提供救援的決議激怒了英國的領導人。皮特採取了更多的反法措施。路易十六被處死的消息一傳來，英國宮廷如喪考妣，當即舉行哀悼。1793年1月24日，法國大使肖夫蘭接到了離開英國的命令。2月1日，根據布里索的報告，國民公會同時向英國和荷蘭宣戰。這一衝突很大程度上是由經濟利益的衝突引起的。以皮特為代言人的倫敦舊城不能容忍安特衛普落入法國之手。另一方面，國民公會把同荷蘭開戰看作是攫取阿姆斯特丹銀行以改善財政狀況的一種手段。尤其是，到舊制度末期，法英兩國在商業、航海和殖民地等方面的競爭已經激化。許多經濟和政治方面的領導人物一直在擔心英國對法國的競爭。在海外商品運輸方面，法國也一直有賴於英國商船，國民公會貿易委員會1793年7月2日的報告就指出了這個問題。法英之間進行的這場鬥爭不再是君主之間的戰爭，它在許多方面都已成為奪取政治、經濟優勢的民族間的戰爭了。
這場大戰很快就爆發了。國王的處死對於英國只是藉口，而對於有著君主主義狂熱的西班牙則成為戰爭的更充分的理由。1月21日之後，戈杜瓦首相拒絕接見法國代辦布古安。布古安於2月22日離開了馬德里。3月7日，國民公會在一致歡呼聲中通過了對西班牙宣戰的決議。巴雷爾宣稱：「法國多了一個新敵，不過是自由多了一份勝利！」隨後，法國又同義大利各國君主決裂。1月13日，在由僧侶煽起的一場騷亂中，法國外交官巴斯維爾被殺害。這引起法國同教皇的決裂，接著就是同那不勒斯、托斯卡納和威尼斯的決裂。除了瑞士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以外，法國同整個歐洲都處於戰爭狀態。布里索宣稱：「現在要和你們在陸地和海洋上交手作戰的敵人是歐洲的所有暴君！」
儘管大部分歐洲國家都同法國處於戰爭狀態，但這些國家並未連成一氣。英國於1793年9月通過一系列條約把所有參戰國聯繫起來，由此漸漸形成了以英國為靈魂的第一次反法聯盟。
大革命只能自己保衛自己。然而吉倫特派並沒有作好戰爭準備。反法聯盟軍隊的連連獲勝決定了該派別的厄運。
Ⅲ.大革命的危機（1793年3月）
革命的法國剛剛向君主制歐洲宣戰就發現自己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外敵的聯盟和軍事的失敗；貴族反革命和內戰；經濟危機和人民運動，統統匯合到一起，使危機惡化到了極點，同時也使吉倫特派和山嶽派之間的鬥爭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
1.生活費用的上漲和人民運動的高漲
使共和國在1793年春幾乎陷於崩潰的總危機首先是經濟和社會的危機。這一危機自國民公會召開以來就存在。熱衷於保衛有產者階級特權的吉倫特派所推行那套純粹消極的政策使危機進一步惡化。吉倫特派一直想通過剝削被征服國家來解除經濟危機。然而他們的算盤打錯了。
財政危機由於新指券的不斷發行而日漸嚴重，引起生活費用的迅速上漲。聖茹斯特在1792年11月29日的講演中曾提議停止發行指券，整頓財政。他認為這是解決生活費用上漲問題的唯一途徑：「我們經濟的毛病就在於符號券（指券）發行得過多。因此，應當盡力不再增加指券，以防止其繼續貶值。我們必須作出決定，儘可能少地發行貨幣。但是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減輕國庫的負擔。或是通過把土地抵押給我們的債權人，或是通過撥出一些按年償付的債款來還清債務，但不再增發符號券。」
聖茹斯特的意見未被採納。財政委員會領導人康邦繼續奉行通貨膨脹政策。到1792年10月初，流通中指券的總量已達20億鋰。10月17日，康邦又將一批新指券投入流通，從而使指券總量上升到24億鋰。指券在繼續貶值，國王的處死和全面的戰爭加速了這一進程。1793年1月初，指券還相當於面值60%—65%的價值，到2月份就只能相當於面值的50%了。
生計危機由此嚴重化了，日平均工資在農村是20個蘇，在巴黎是40個蘇，而麵包價格在某些地方竟漲到8蘇1斤[2]。其他食物，尤其是殖民地的產品，都有類似的漲價。麵包不僅昂貴，而且很難買到。1792年的收成是不錯的，但小麥一直沒怎麼上市。聖茹斯特在11月29日的講演中分析了這種人為糧荒的原因：「不願用紙幣充塞錢袋的農民，很不情願出售他們的糧食。其他任何商業都必須出賣商品才能獲取利潤以維持生活。農民則不然，他們什麼也不買。他們的需要並不在於商業。這個階級習慣於年復一年，一個銅子一個銅子地積攢一部分土地收入。而今天，他們寧願保存糧食而不去積攢紙幣。」各大城市都出現糧荒，土地所有者和農場主們根本不急於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去換回貶值的紙幣。
本來，在夏季里建立的那套助長了第一次恐怖的管理制度，是可以通過強制清查糧食和批准徵調來打消糧食生產者的壞心思的。然而，身為內政部長，並對經濟事務負有責任的羅蘭，卻固守嚴格的自由主義正統信條，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貫徹這種合乎時宜的立法。恰恰相反，1792年11月8日，國民公會廢除了9月制定的管理制度，重新宣布穀物和麵粉貿易「最完全的自由」。當然，它仍禁止糧食出口。國民公會規定：反對食物流通者和聚眾鬧事者將被處以極刑。實際上，穀物一不上市流通，各地穀物價格就發生了差異：1792年10月，1瑟蒂埃[3]穀物在奧布省價值25鋰，在上馬恩省價值34鋰，在羅亞爾-歇爾省價值47鋰。但在巴黎1法斤麵包不過賣3蘇，因為巴黎市府用財政補貼的辦法限定了麵包的價格。羅蘭曾喋喋不休地譴責這種浪費行為。吉倫特派鼓吹自由競爭可以拯救一切，他們對各階層群眾的疾苦仍然持無動於衷的態度。
社會危機也在加深。從1792年秋天起，各地城鄉都發生了嚴重的動亂。在里昂，絲織工人由於絲綢生意蕭條而紛紛失業。國民公會的特派員們加強了治安部隊並開始抓人。在奧爾良，店鋪遭到了搶劫。10月間，凡爾賽、朗布耶、埃唐普等地又發生了騷亂。11月間，小麥騷動遍及整個博斯地區和邊境各省。一幫一幫的物價核定員出現在各地市場。11月28日，旺多姆有3 000名核定員。29日，有6 000名武裝核定員出現在厄爾-羅亞爾省的庫維爾大商場。他們的帽子上都插著橡樹枝，集合時喊著「國民萬歲！小麥就要降價了」的口號。吉倫特派堅持自己的階級政策，強行在博斯地區恢復了秩序。
在巴黎，市府和各區在1792年11月29日提出的限價要求毫無結果。這一要求是一些平民領袖和各區活動分子提出來的。12且10日，格拉維利埃區的修道院長雅克·魯就「路易末世的審判、就投機商、囤積者和叛徒」等問題發表了措辭激烈的演講。在人權區，一個生活比較富裕的名叫瓦爾萊的郵局職員從1792年8月6日就開始主張指券的強制流通和制定對付投機倒把的措施。他經常登上一個帶輪子的講壇，到各種公共場所進行宣傳。里昂的夏利耶和勒克萊爾、奧爾良的塔布羅都宣傳同樣的口號：實行食物限價和穀物徵購；管理麵包業；救濟窮人和志願兵家屬等。這些被稱為「忿激派」的活動分子的宣傳鼓動，在巴黎各區蓬勃開展。經濟危機的加劇促進了他們的活動。1793年2月12日，一支代表巴黎48個區的代表團來到國民公會提出：
「僅宣布我們是法蘭西共和派是不夠的，還應該為民造福，應該有麵包。因為沒有麵包就沒有法律，沒有自由，沒有共和國。」
請願者們譴責「穀物貿易的絕對自由」，要求實行限價。連馬拉都斥罵這場請願是卑鄙的陰謀。2月25日，在殖民地糧食貿易中心——倫巴第人居住區發生了騷亂。後來這種騷亂蔓延開來，並持續多日。參加騷亂的人首先是婦女，其次才是男人。他們強迫商人按他們規定的價格把糖、肥皂和蠟燭賣給他們。
雅克·魯這樣說過：「這些食品雜貨商不過是把他們長期以來讓人們多付給他們的錢還給了人們而已。」
但羅伯斯庇爾像馬拉一樣，把這種騷亂斥為「一種旨在挑動愛國者斗愛國者的陰謀」。他提出，人民不應該「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商品」而起來鬧事，應該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人民應該奮起，但奮起的目的是為了打垮那些匪徒，而不是為了找糖吃。」
忿激派要求實行限價的行動儘管失敗了，但他們畢竟提出了這一問題。當時山嶽派的反應跟吉倫特派是一樣的。但是不久，山嶽派迫於日益嚴重的政治危機，為了同吉倫特派作鬥爭，為了拯救祖國，便對人民的要求作了讓步。1793年3月26日，讓邦·聖安德烈寫信告訴巴雷爾：
「如果你們想讓窮人來幫助你們完成這場大革命，你們就必須刻不容緩地保證窮人能夠活下去。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只應按救國這一偉大法則辦事。」
生活費用的上漲加速了吉倫特派的衰落。
2.迪穆里埃的失敗和叛變
正當政治危機惡化、吉倫特派和山嶽派更加激烈地重新開戰的時候，前線告急了。
在1793年初，共和國軍隊失去了數量上的優勢。由於迪穆里埃所庇護的那些軍需供應商的盜竊活動，部隊吃不好、穿不好，致使許多志願兵只打了一仗就利用法律承認的權利回家了。1792年12月法軍有40萬人，到1793年2月就只剩22.8萬人了。法軍最大的弱點之一就是有著不同編制和章程的正規部隊和志願兵部隊並存。志願兵穿藍服（人稱「矢車菊」），軍官由選舉產生，軍餉較高，軍紀也不太嚴，且只有參加一次戰役的義務。正規軍士兵則穿白服（人稱「白呆子」），負有長期的義務，軍紀嚴格，軍官由上級任命。由於正規軍蔑視和妒嫉志願軍，兩種部隊之間常常發生爭吵鬥毆。
1793年2月21日《軍隊混編法》頒布後，結束了這種兩種部隊並存的狀況，把軍隊按一種全國性體制統一了起來。改革計劃是迪布瓦-克朗塞在2月7日向國民公會作的報告中提出來的。據此，兩營志願兵將和一營正規軍合併為半個旅。這樣，志願兵可以把他們的救國熱忱和公民責任感傳給正規軍；正規軍則可以把自己的經驗、技術和紀律教給志願兵。士兵們還可以自選軍官，只有1/3的官職憑資歷取得。2月12日，聖茹斯特對迪布瓦-克朗塞的方案表示熱烈支持：
「你們不應只靠士兵的數量和紀律來打勝仗。只有當共和精神在軍隊中得到了發揚的時候，你們才能獲得勝利。」
他還進一步說道：
「共和國的統一要求軍隊的統一，祖國只有一顆心臟。」
《軍隊混編法》儘管受到吉倫特派的反對，但仍被通過了。然而，由於軍事的需要，該法令一直拖到1793年與1794年之交的冬季才得到落實。但從1793年夏以來，服裝、軍餉及各種規章制度都統一起來了，正規軍和志願兵同化了。
1793年2月24日通過的30萬人徵召令，解決了兵力不足的問題。國民公會曾向志願兵發出呼籲：「士兵公民們，法律允許你們退役，但祖國的呼聲卻不讓你們這樣做。」試圖喚起他們的愛國熱情，從而把他們挽留在部隊里。但毫無效果。1793年1月25日，迪布瓦-克朗塞以總防禦委員會的名義提出一份長篇報告。經討論後，議會於2月21日作出一項原則性決定（這項決定後來由2月24日的法令完善化和具體化）：由國民公會下令在各省徵召30萬大軍。原則上志願兵的應募契約均維持不變。如志願兵人數不足，「公民得不停地予以補足，為此他們將投票表決，以採取他們認為最合適的方式。」（第11條）
1791年和1792年的徵召得到人民的熱烈響應；1793年的徵召卻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責任部分地應歸於國民公會不願確定軍隊補充人員的選派方式。國民公會讓各地方政府自行決定，從而使徵兵工作被卷進個人之間的爭鬥。為了避免抽籤或投票表決的麻煩，埃羅省於1793年4月19日決定實行直接的和個人的徵召，即由國民公會特派員任命的委員會按地方政府的建議，選派「那些被認為是最愛國的，而且在勇氣、性格和體力方面都最適宜於有效地為祖國服務的公民」入伍。同時，又向富人強行發行500萬鋰的公債，以支付軍餉，補償裝備費用和救濟「貧困階級」。這種徵兵方式的長處在於，它把徵召工作交給地方革命政府去辦，因而被普遍採用了。然而1792年2月24日頒布的徵召令只招募到預計人數的一半。只有靠全國總動員和普遍徵調才能解決兵力問題。可是，人們還得再吃些敗仗才能認識到這一點。
1793年的軍事行動以進攻荷蘭失利開始。儘管法軍已明顯處於劣勢，迪穆里埃擬定的進攻計劃仍被採納。1793年2月16日，他率2萬軍隊離開安特衛普進入荷蘭，並於2月25日占領布雷達。但3月1日，奧地利最高統帥科布爾的軍隊向分散駐紮在拉羅埃爾的比利時法軍猛撲過來。這真是一場災難：在極度混亂中，法軍3月2日撤離埃克斯-拉-夏佩爾，後來又撤離列日。這些敗績在巴黎激起巨大的愛國熱潮，推動人們採取第一批救國措施。3月9日，兩家吉倫特派報紙——《巴黎紀事報》和《法蘭西愛國者報》的印刷所被人們搗毀。第二天，有人試圖發動一場人民起義，但由於缺乏巴黎市府和雅各賓派的支持而告失敗。不過，在3月10日這天，建立了審判敵特的革命法庭。丹東宣告：「我眼中只有敵人，讓我們打擊敵人吧！」
接著，比利時失陷了。迪穆里埃不得不向南方撤退。但他還不甘心，他認為保衛比利時的最好辦法是繼續向鹿特丹進軍。他把戰敗的部下——米朗達和瓦朗斯的部隊重新匯集起來。1793年3月16日他在蒂爾勒蒙一度重新得手，但3月18日就在尼爾溫登被擊潰，21日又再次敗於盧萬。此後，迪穆里埃就和把自己打敗的科布爾勾結了起來，意欲解散國民公會，按照1791年憲法重建君主制，把路易十七扶上王位。迪穆里埃答應退出比利時。4月1日，國民公會派了4名特派員和陸軍部長伯爾農維爾到他軍中，準備撤他的職。他卻命人逮捕了他們並把他們交給奧地利人。最後，迪穆里埃還試圖帶領部隊進攻巴黎，但士兵們拒絕跟他走。1793年4月5日，迪穆里埃帶著幾個黨羽（其中有夏特爾公爵，即菲利普-平等之子、未來的路易-菲利普），冒著達武指揮的榮納省志願兵第三營的槍彈，倉皇逃入奧軍陣營。
比利時的陷落導致了萊茵河左岸的陷落。1793年3月25日，一聽到法軍在尼爾溫登失利的消息，布倫斯維克就跨過萊茵河，把居斯蒂納的部隊向南方壓去。沃姆斯和斯皮爾被敵人奪去了。當普軍進攻美因茲的時候，居斯蒂納卻在向朗多撤退。
正當30萬大軍的徵召引起旺代叛亂的時候，反法聯盟又在法國領土上燃起了戰火。在安特衛普會議上糾集起來的聯盟軍直言不諱地宣稱，他們的戰爭目的是實行反革命和獲得領土賠償。失敗使政治鬥爭激化了。吉倫特派指控丹東是迪穆里埃的同謀。丹東曾在3月初被派往比利時，是最初幾次失敗的見證人。但他卻長期維護迪穆里埃，到3月10日還在國民公會上極力替他擔保。3月26日，迪穆里埃在叛變的前夕，還在圖爾內和3個很可能有問題的雅各賓分子——迪比松、佩萊拉和普羅利會晤過一次。而這3個人都同丹東有密切的來往。然而丹東毫不畏懼。1793年4月1日，在山嶽派熱烈的掌聲中，丹東反控吉倫特派曾與迪穆里埃合謀。迪穆里埃的叛變加速了吉倫特派的倒台。
3.旺代叛亂
30萬大軍的徵召引起了許多騷亂。1793年3月9日，國民公會不得不派出82名議員去各省監督徵兵工作。西部各省發生的動亂最為嚴重。在伊爾—維蘭省，人們大批大批地在「國王路易十七、貴族和教士萬歲」的口號下聚集了起來。在莫爾比昂省，拉羅舍貝爾納和羅什福爾這兩個縣的首府落到了叛亂者手裡。瓦納也遭到了圍攻。3月23日，赴雷恩執行任務的國民公會議員們（其中有比約-瓦雷恩）致信國民公會說：「白旗還在污染著自由的土地，人們還在佩戴白色帽徽……陰謀主要是教士和逃亡貴族搞起來的。」布列塔尼叛亂剛剛發生就被撲滅了。
在旺代省、曼恩-羅亞爾省、安茹地區和普瓦圖地區的邊緣地帶，在受過教士和貴族長期影響的莫熱地區，30萬大軍的徵召如果不是叛亂起因的話，至少也為叛亂提供了契機。1793年3月2日，即肖萊地區趕集日那天，由於農民示威反對徵召，商業活動被推遲到第二天才得以進行。3月3日，一夥年輕人又在那裡挑起一場毆鬥。幾乎到處都發生了類似肖菜地區發生的事件。3月10日（星期天）是既定的抽籤日。這一天，聖弗羅蘭勒維埃伊敲響了警鐘，農民們拿起長柄叉、長柄鐮或連枷，驅散了國民自衛軍。旺代叛亂由此開始了。
旺代叛亂是大革命所遇到的反抗和農民群眾不滿情緒最危險的表現。農民群眾一直在痛苦甚至災難中掙扎，因而很容易接受反動派的挑唆，起來反對城市的各種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常常是這些實行土地收益分成制地區中的包稅人、穀物批發商和國有財產的獲得者。一個叫做米洛坦派的傳教士團體（其中心在博卡日地區中部的聖洛朗絮塞夫爾）自17世紀末就在西部各省布道，因而這個地區的宗教情緒十分強烈，並隨著宗教危機的發生而出現了動盪不安的局勢。為數甚眾的反抗派教士利用農民的宗教感情煽動他們反對大革命。自從戰爭蔓延開來之後，保王派也抬頭了。但旺代的農民並沒有支持1791年8月的貴族叛亂，也沒有在1792年起來幫助那些「仁慈的」教士們免遭流放。
30萬大軍的徵召令很難為農民所接受，因為這很容易使他們想起舊制度農村中最令人厭惡的自衛隊和通過抽籤向正規軍輸送補充兵員的義務。該法律的實施帶有很大隨意性：它讓被征者自己決定誰應參軍，結果就讓地方情緒支配了徵召工作。1793年3月10日之後，從大西洋之濱到布勒西爾和肖萊的廣大地區內發生的農民暴動，都以「和平！和平！不要抽籤！」為口號。這些暴動是同時發生的，因而很可能是事先串聯的。農民儘管受到反抗派教士的挑撥，但他們畢竟不是王黨分子，也不是舊制度的擁護者。他們都拒絕到遠離自己村莊的地方去打仗。貴族分子們開始很驚訝，但又不失時機地利用了這場暴亂。
叛亂一開始，好幾個縣的首府，首先是肖萊，就落到了叛亂者的手裡。在雷茨地區的舊首府馬舍庫爾，共和派資產者慘遭毒打和屠殺。旺代的戰爭很快就變成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搏鬥，戰爭的範圍也擴大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這個地區的狀況及博卡日的地形結構為叛亂提供了便利條件：一條條被樹籬夾起來的坑坑窪窪的小路阻擋了視線，很容易設伏。人們居住分散，分成制租田零散，大路和聚居點罕見，而且軍隊也很少。國民公會開始時只派國民自衛軍來平叛。叛亂首領最初都是民眾中產生的，如莫熱地區的馬車夫卡特利諾、獵場看守人斯托夫萊、布列塔尼馬萊的前鹽稅收稅員蘇許、假髮師加斯東等。到4月初出現了一些貴族首領，有馬萊的夏雷特、莫熱地區的邦尚和代爾貝、博卡日地區的薩皮諾、普瓦圖地區的拉羅舍雅克蘭。他們都是一些舊軍官。一位反抗派教士——貝爾尼修士充任「王家天主教軍」的顧問。但農民極不願意遠離家鄉而任田園荒蕪。因而，叛亂首領們無法組織大規模作戰，只好搞一些簡單的突襲。往往是一旦發現共和國士兵農民們就起來戰鬥，仗一打完就分散回家。
不過旺代人打了不少勝仗。他們一開始就控制了布勒西爾、肖萊和帕爾特內。1793年5月5日奪取圖阿爾，6月9日又奪取索米爾。但在6月29日，他們對南特的進攻被挫敗。海岸線也由於各港口資產階級成功的抵抗而保住。3月23日和29日，薩布勒多洛納港口的居民打退了兩次進攻。旺代叛亂未能同英國取得聯繫。3月19日，國民公會一致通過決議：判處一切手執武器的叛亂者死刑並沒收其財產。但行政會議到5月份才決定從前線抽調一些正規軍來平叛，並建立了由康克洛指揮的布雷斯特海岸軍和比隆指揮的拉羅舍爾海岸軍。共和國將軍們打了不少敗仗：韋斯特曼在7月5日、桑泰爾在7月13日都吃了敗仗。直到1793年10月，旺代叛亂還未被平息。
這些失敗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內戰激怒了共和派，並把他們推向山嶽派陣營。而山嶽派作為唯一的擁護救國政策的派別，儼然成為保衛革命的政黨。但是，為了戰勝反革命，打敗聯盟軍，山嶽派需要人民的支持。於是，它不得不同意對人民群眾作出一些讓步：3月10日建立了革命法庭，20日成立了一些監視委員會，4月11日通過了指券的強制流通法，5月4日規定了穀物的最高限價。所有這些特別措施，每一項都要同吉倫特派經過一番鬥爭才得以通過。旺代叛亂把大革命所面臨的危機推到了頂點，同時也加速了吉倫特派的垮台。
洛特省議員讓邦·聖安德烈1793年3月26日致信巴雷爾說：
「國家正瀕於毀滅。我們幾乎可以確信，要拯救這個國家，只有採取那些最有速效、最激烈的辦法……經驗現已證實，革命尚未成功。必須開誠布公地告訴國民公會：你是革命的議會……我們與大革命生死與共……我們必須把國家的航船開到目的港，否則我們就將與它同歸於盡。」
Ⅳ.吉倫特派的終結（1793年5—6月）
面臨國內外的雙重危險，人民運動強制推行了第一批救國措施。當吉倫特派明確地表現出對於排除這些危險無能為力的時候，決心拯救大革命的山嶽派逐步採納了民眾活動分子們提出的綱領。於是，自1793年春天起，不顧吉倫特派的反對，人們開始醞釀建立革命政府，「自由專制主義」初露端倪。
1.第一批救國措施
形勢的曲折發展使群眾運動及各種革命措施的發展帶有某種節律。
革命法庭在1793年3月10日創設起來。當時，法軍在比利時的失敗，如同前一年8月間普魯士軍隊進逼一樣，在巴黎激起了愛國熱情的高漲，同時也產生了人心惶惶的景象。許多區要求設立審判國內敵特的特別法庭。被9月屠殺的記憶攪得心神不寧的丹東也於3月9日提出了這一建議：
「我們應當從前人的錯誤中汲取教訓。立法議會沒有辦的事，我們來辦！讓我們變得可怕起來，以便人民不再顯得可怕。」
3月10日，儘管被吉倫特派斥責為獨裁，國民公會還是通過決議：建立一個特別法庭，其判決一經作出便不准上訴也不可撤銷。「該法庭將受理一切反革命罪行，一切損害共和國自由、平等、統一和不可分割原則及國家的內外安全的罪行，以及一切陰謀重建王權的罪行。」國民公會保留了任命法官、陪審員的權力，特別是保留了起訴權。
各革命監視委員會在1793年3月21日（即在尼爾溫登失敗之後）成立。國民公會由此推廣了一項在巴黎各區發展起來的制度。在各市鎮或大城市的各個區，這種委員會握有監視外國人的權力。它們的權限很快就擴大到發放公民證、檢查軍事證件及逮捕不佩戴三色帽徽的人等事務。不久，這些委員會又擔負起開列嫌疑犯名單和簽發嫌疑犯拘捕證等工作。這些革命委員會均由忠誠可靠的愛國者（他們基本上都出身於無套褲漢）所組成，成為一種反對吉倫特派、溫和派和貴族分子的戰鬥組織，也是救國統治體制的主要部門之一。
懲治逃亡貴族的法律在1793年3月28日完成編訂，且在編訂過程中更加嚴厲化了。凡在1789年7月1日以後離開法國領土又沒有在1792年5月9日以前返回的法國人，凡不能證明自己在1792年5月9日以後一直不間斷地居住在國內的法國人，都將被視為逃亡貴族。逃亡貴族被永遠驅逐出法國領土，並被判定為「民事上的死亡」，他們的財產被共和國沒收，違反該流放法者將被處以死刑。
1793年4月5—6日創建了救國委員會，它取代了1月1日成立的行動不力的總防禦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在國民公會中遴選出的9名委員組成，每月改選一次，實行秘密會商，負責督促臨時行政會議的行政活動。在緊急情況下，它還有權採取全面防禦措施。它的決議行政會議必須立即加以貫徹，「不得拖延」。吉倫特派再次叫嚷反對獨裁。馬拉反駁道：
「我們必須通過暴力來建立自由。為了粉碎國王的專制主義，我們現在應該暫時實行自由的專制主義！」
丹東進入了新成立的救國委員會，和他在一起的還有巴雷爾、康邦這些轉向山嶽黨的人。
1793年4月9日，國民公會委派一些人民代表進駐各軍。早在3月9日，國民公會就派了82名議員去各省開展30萬大軍的徵召工作。4月9日的決議又向共和國的11個軍各派了3名人民代表。這些代表被賦予無限權力，最嚴格地監督「行政會議官員、軍隊的所有供應商和承包商的活動和所有將軍、軍官和士兵的行為」。
國民公會並不滿意這種組織結構。4月30日，它廢除了這些規定，通過了一個新的法律文本。在加強駐軍隊特派員權力的同時，它責成他們必須和部隊步調一致。特派員們還由此取得了逮捕將軍的權力。他們每天都必須向救國委員會匯報當天的工作，每周向國民公會提交一份報告。議會由此保持了對全軍的領導權和控制權。
吉倫特派和山嶽派的鬥爭在4、5月間加劇了。在此期間，隨同那些政治措施，還制定了一些有利於人民群眾的經濟和社會措施。1793年4月11日，通過了關於指券強制流通的法令，禁止實行兩種物價和硬幣交易，抵制指券者將受到懲處。關於限價的呼聲一直很強烈：巴黎省的許多權力機構在4月18日、市郊聖安托萬各居民區在4月30日都提出了限價要求。1793年5月4日，國民公會作出讓步，規定了各省穀物和麵粉的最高價格。一些縣還清查和徵調穀物、麵粉以供應市場，禁止其他糧食貿易。最後，1793年5月20日，國民公會還決定向富人強制發行10億鋰公債。為了爭取人民，國民公會採取了一些帶階級色彩的應時措施。1793年5月8日，羅伯斯庇爾號召雅各賓派以「無套褲漢的廣大群眾」反對「穿金套褲者」：
「你們必須拯救自由。宣布各種自由權利吧，拿出你們的毅力來吧！你們擁有純潔而強有力的無套褲漢廣大群眾。他們不能丟下自己的工作，那麼讓富人付給他們報酬吧！」
2. 1793年5月31日—6月2日起義
吉倫特派和山嶽派的決鬥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山嶽派需要人民群眾的支持。吉倫特派在議會中的地位仍然很穩固，但他們已不能控制政府了：羅蘭於1793年1月22日辭去內政部長職務，讓位於謹慎的加拉；司法部長戈耶不願受牽連，也辭職而去；陸軍部長伯爾農維爾在4月4日被道地的無套褲漢部長——布肖特上校所取代；4月10日，丹東的朋友達爾巴拉德被任命為海軍部長，取代了蒙日。外交部長勒布倫和公共稅務部長克拉維埃爾是僅存的兩個吉倫特派部長。在國民公會裡，平原派投票贊成山嶽派提議的所有救國措施，但他們仍懷疑巴黎市府，不願支持山嶽派反對吉倫特派的鬥爭，企圖居於超黨派的地位。
1793年4月3日，羅伯斯庇爾發起了進攻：
「我認為，應當採取的首要救國措施，是對那些被控犯有與迪穆里埃同謀罪的人，首先是布里索，進行起訴。」
4月10日，他再次揭露了吉倫特派首領們的反革命政策及他們對迪穆里埃令人髮指的討好行為。韋尼奧作了答辯，話語中直言不諱地把他的派別說成溫和派：
「對，我們就是溫和派……自從王權廢除以來，我聽到許多人談論革命。我曾暗自思量：可能的革命只有兩種，一種是財產的革命或者說實行土地法；另一種便是要把我們帶回到專制主義的革命。我下定決心，要打倒這兩種革命……有人企圖用恐怖來結束革命，我倒想用愛來結束革命……我們的溫和主義曾使共和國擺脫了可怕的災禍和內戰……」
1793年4月5日，雅各賓俱樂部在馬拉主持下向下屬各分部發出通令，責成它們一致提出要求，把「上訴派」（即那些曾投票主張徵求民意以圖搭救國王的國民公會議員）召回並撤銷他們職務。4月13日，國民公會就加代的提議，經過激烈辯論後以226票贊成、93票反對和47票棄權通過決議，對以雅各賓俱樂部主席身份簽署5日通令的馬拉提出控告。馬拉被傳到革命法庭後，表現出「自由的使徒和殉道者」的姿態，結果於4月24日在一派勝利的氣氛中獲得釋放。從4月15日起，巴黎48區中有35個區陸續向國民公會提出請願，要求懲治22名最著名的吉倫特派議員。
吉倫特派把辯論引向社會領域，以極大的努力重新爭取對輿論的影響力。1793年4月末，佩蒂翁發表了《致巴黎人的公開信》，鼓動一切有產者投入戰鬥：
「你們的財產受到了威脅，而你們對這一危險卻不聞不問。有人在挑動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戰爭，你們卻袖手旁觀不加防止……巴黎人，擺脫這種麻木狀態，把那些毒蟲趕回巢穴吧！」
與此同時，羅伯斯庇爾1793年4月24日向國民公會宣讀了一份把財產權置於社會利益之下的權利宣言草案；
「你們已為保障行使財產權的最大自由制定了許多條款，可你們對如何確定這種財產權的合法性卻隻字不提，好像你們的權利宣言不是為人類，而是為富人、為囤積者、為投機商和暴君們制定的。」
羅伯斯庇爾建議把財產權的定義確定為：「每個公民都擁有的享受和支配法律為他保證的那部分財產的權利。」財產權在1789年人權宣言中被規定為一種自然權利，此刻它成了一種社會制度。我們不能掩飾羅伯斯庇爾這種態度的策略性質：為了戰勝吉倫特派，必須給無套褲漢一種社會民主的希望，好讓他們關心這種勝利。
這時，吉倫特派正在各省插手一種往往由王黨分子操縱的「區民運動」，使貴族、反革命派從中得到好處。由於旺代叛亂的迫近，在波爾多，商業資產階級統治的各區在1793年5月9日只提出一份反對山嶽派「無政府主義者」的威脅性的請願書。南特的情況亦是如此。在馬賽，控制了各區並同貴族結盟的吉倫特派，4月29日驅逐了國民公會特派員，成立了負責緝捕無套褲漢和雅各賓派的各區總委員會。在里昂，反革命勢力更是肆無忌憚：溫和派和保王派分子占領了大多數區，在5月29日推翻了山嶽派市政府。市長夏利耶遭到監禁，後於1793年7月17日被殺害，成為第三個「自由殉道者」。各省吉倫特派的反抗都在阻礙特派員的行動，地方分立主義起而反抗中央政權，表現出聯邦主義傾向。由於吉倫特派積極共謀，階級利益取得了高於國防需要的地位。仍然持君主主義立場的資產階級和舊制度擁護者們使革命的國防事務陷於癱瘓。
為了奪取決定性的勝利，吉倫特派向山嶽派的堡壘——巴黎市府發動了進攻。5月17日，卡米耶·德穆蘭在雅各賓俱樂部宣讀了他寫的《布里索派的歷史或大革命秘史之片斷》一文。第二天，加代在國民公會上進行了抗辯，並譴責巴黎市府是「既貪錢又貪權的無政府主義權力機構」，要求立即取消這個機構。很快，成立了一個僅由吉倫特派組成的12人調查委員會。5月24日，該委員會下令逮捕埃貝爾，因為他的《迪歇納老爹報》第239期發表了這樣一段文字：「《迪歇納老爹報》向各省無套褲漢作重大揭發：布里索派、吉倫特派、羅蘭派、比佐派、佩蒂翁派以及卡佩和迪穆里埃的可惡同黨們策劃了種種陰謀，妄圖扼殺英勇的山嶽派、雅各賓派、巴黎市府，以期消滅自由並重建王權。」瓦爾萊、多布桑（斯德區區長）等其他一些平民活動分子也被捕了。這些鎮壓措施導致總危機最後爆發。
5月25日，巴黎市府要求釋放它的代理檢察長埃貝爾。當時任國民公會議長的伊斯納爾竟大肆漫罵巴黎，其言論可令人惱火地聯想到布倫斯維克宣言：
「如果有人膽敢用那種無休無止的起義損害國民代議制，我就要以全法蘭西的名義向你們宣告：巴黎將會被夷為平地，塞納河兩岸將僅留下巴黎的遺址。」
第二天，羅伯斯庇爾來到雅各賓俱樂部，號召人民舉行起義：
「當人民受到壓迫並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時候，不號召它起義的人就是膽小鬼！ 當一切法律都被破壞，專制主義甚囂塵上，信義和廉恥心橫遭踐踏時，人民有責任舉行起義。這個時刻已經來到了！」
雅各賓俱樂部立即宣布處於起義狀態。
5月28日，斯德區傳喚其他各區於次日到主教府集會以便組織起義。5月29日，33個區的代表建立了一個9人起義委員會，其中有瓦爾萊（他大概是該委員會的領導人物）和多布桑（他剛於前一天被國民公會開釋，因為那天只有山嶽派和平原派出席了議會）。5月30日，巴黎省議會也參加了這一運動。
1793年5月31日，起義在主教府委員會領導下，按8月10日起義所採取的方式展開了。人們敲響警鐘，擂起戰鼓，鳴放警炮。下午5時許，各區和巴黎市府的請願者來到國民公會議事廳。示威群眾在外邊把議會團團包圍了起來。人們提出了一整套有關保衛革命和社會措施的綱領，包括開除吉倫特派領袖，撤銷12人委員會，逮捕嫌疑犯，清洗行政機構，創立革命軍，只讓無套褲漢享有選舉權，向富人徵稅以把麵包價格限定在3蘇1斤，以及向老年人、殘廢人和祖國保衛者的親屬發放公共救濟等。但是，儘管羅伯斯庇爾同韋尼奧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是的，我是要作出不利於你們的結論！」），國民公會只是通過了廢除12人委員會的決議。起義失敗了。
比約-瓦雷恩當晚在雅各賓俱樂部宣布：
「祖國仍未得救，還需要採取更重大的救國措施，必須毫不遲延地把那些亂黨徹底打垮。」
6月2日（星期天），運動再起。起義委員會命昂里奧率8萬國民自衛軍包圍國民公會，「以便在國民公會拒絕滿足巴黎公民要求的情況下，把亂黨首領們當場抓起來。」一個代表團要求立即逮捕吉倫特派領袖。經過一場激烈的爭吵，議長埃羅·德·塞謝爾率領全體議員走出議會大廳，試圖突圍。昂里奧下令，「炮手們，各就各位！」無能為力的國民公會只好退回議會大廳，被迫就範，通過了逮捕29名吉倫特派議員及克拉維埃爾和勒布倫兩位部長的決議。自立法議會以來一直進行著的吉倫特派和山嶽派的鬥爭終於結束了。
吉倫特派就這樣滅亡了。吉倫特派宣布了戰爭，但又不知道如何去進行這場戰爭；他們廢除了國王，但又不敢判處國王死刑；他們請求人民支持他們反對君主制，但又拒絕與人民一道進行統治；他們促成了經濟危機的惡化，但又拒不滿足人民的全部要求。山嶽派把救國當作最高法則，它使無套褲漢取得了政權。在這個意義上，5月31日—6月2日起義並不是純政治性的，它是一種民族反應，同時也是一種革命的暴動，一種對貴族新陰謀的防禦和懲罰。外省「區民運動」的發展在這次起義之前就預示了它的意義，因為貴族反革命又以吉倫特反對派的面目發起了進攻。
饒勒斯在他的《社會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中否定5月31日—6月2日起義的階級性。的確，吉倫特派和山嶽派在政治上和議會方面同屬於資產階級（當然指明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仍是必要的）。但是，大資產階級被擯棄、無套褲漢登上政治舞台這些事實，畢竟使這場起義帶上了社會意義。正因為如此，喬治·勒費弗爾採用「1793年5月31日—6月2日革命」這一提法也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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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72年，頁321。——譯者
[2] 此為法國古斤（livre），在巴黎是490克，在各省為380至660克不等。——譯者
[3] 瑟蒂埃（Setier），法國古時穀物容量單位，每瑟蒂埃約合160至300升。——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