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史 · 第五章 熱月黨國民公會。資產階級的反動和人民運動的終結（1794年7月—1795年5月）
羅伯斯庇爾既倒，革命政府也沒能維持下去。反動勢力迅速加強了。除政治鬥爭的複雜激烈之外，社會方面的反動使熱月派統治時期更為引人注目。共和二年制度的社會內容具有人民性，它主要表現為風月法令和國家救濟等措施。在政治方面，它允許人民參加國家事務管理，由此打破了制憲議會為資產階級利益而建立的財富特權與政治壟斷。
無疑，人民運動和強行建立革命政府的巴黎無套褲漢從共和二年芽月起開始退卻。當時，救國委員會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的人民性已經減弱。從這個角度看，熱月9日事變並非一種斷裂，而是漸進過程的加速。從共和二年熱月到翌年春天，反動一直在發展，但沒有取得任何成就。資產階級革命和人民運動，紳士們和無套褲漢在相互對峙著。這是決定性的時期：在這一年裡，一部分人希望發生一場能最後保證大革命前途的人民大起義，另一部分人則為此而擔憂。巴黎人民自1789年以來還沒有被擊敗過。
共和三年牧月的失敗標誌著大革命中巴黎無套褲漢政治作用的結束和人民運動的最終覆滅。大革命重新走上資產階級軌道。
Ⅰ.熱月反動的發展
熱月黨統治時期充滿複雜的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的錯綜複雜並不能掩蓋鬥爭的實質：「紳士們」（不久後，他們被稱為「顯貴」）想把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店主、夥計，即曾把自己的法律強加於他們的無套褲漢，從政治生活中驅逐出去。同1793年人民運動高潮期間一樣，山嶽派中的少數人同日益壯大的反動多數派之間展開了議會鬥爭。這種鬥爭與基層更廣泛的衝突結合在一起。反動派和共和二年的革命派到處在互相搏鬥。但是，由於迷失方向、陷入混亂和失去了骨幹，人民運動——這個在1793年曾促進過大革命的因素，現在只是一種抵抗的力量了，它只能且戰且退。
1.革命政府的解體和恐怖統治的終結（1794年夏）
擺脫了羅伯斯庇爾派的救國委員會曾經想維持政府的體制。熱月10日（1794年7月28日），巴雷爾以救國委員會的名義在國民公會宣布，熱月9日的事件只是一個「不傷害政府完整性的局部震盪」，「經過正本清源的政權提供了更強大的生命力，各政府委員會得到了進一步清洗，革命政府的力量由此將百倍加強」。同時，巴雷爾還抨擊「某些談論寬容的喬裝貴族」：「寬容！寬容只能對那些無意的過錯而言，而貴族們的陰謀屬於重罪，他們的過錯就是罪行。」
事實上，共和二年的政府體制已失去它的基本特徵，即失去穩定性和集權性，並隨著恐怖統治的廢除失去了它的「強制力」。因而，它幾個星期就解體了。
政府的穩定性從共和二年熱月11日（1794年7月29日）起遭到破壞。這一天，國民公會根據塔利安的建議作出決定：今後各政府委員會每月應更換1/4成員，換下來的成員一個月後才有重新當選的資格。救國委員會中科多爾省的普里厄和讓邦·聖安德烈立刻被排除，並被塔利安和丹東派分子蒂里奧所取代。這一現象意味深長。不久，這個共和二年的大委員會的老成員只剩下卡諾一人。中的達維德、雅戈、拉維孔特里等著名羅伯斯庇爾派分子也被開除，換上了勒讓德爾和梅蘭（蒂翁維爾人）一類人物。即使有些國民公會議員在政府中仍擁有影響，領導集團的穩定性卻不復存在了。
共和二年果月7日（1794年8月24日）法令既出，集權統治便告完結。在此之前，救國委員會的優勢地位一直保證著政府的統一。這種優勢地位從熱月11日起便受到掌管財政委員會和控制國庫（在共和二年中，唯有該部門沒受到大委員會的控制）的康邦的攻擊。巴雷爾於13日作出反擊，說有人想就此建立「道德的聯邦主義」。國民公會一度躊躇不定，但終於通過了符合康邦動議的果月7日法令。由此建立起16個委員會，其中12個主要的委員會各統管一個執行部門。救國委員會的職權被削減到僅限於戰爭和外交方面。還保持著治安權和監視權。立法委員會的重要性大增：內政管理和法庭事務均屬於它的權限。集權統治結束了，政權主要被政府的3個委員會所瓜分。
與此同時，恐怖統治也被廢止了，革命政府的「強制力」隨著它的其他動力一起消失了。牧月22日法令於熱月14日（1794年8月1日）被撤銷。富基埃-坦維爾鋃鐺下獄後，革命法庭便不再起作用。熱月23日（1794年8月10日），根據梅蘭（杜埃人）提出的報告，革命法庭受到改組。後來進行的一些「動機審訊」，使所有被告，即使是罪證確鑿的，都獲得開釋，藉口是他們並沒有受到任何反革命動機的驅使。熱月9日後，各革命委員會受到猖狂的圍剿。果月7日（1794年8月24日），這些革命委員會終被取消，代之而起的是大城市中的區監督委員會和外省的縣監督委員會。巴黎的48個老區被重新組合成12個新區。新建立的監督委員會作為公民委員會，成了獨立於區民大會（該大會從果月4日，即1794年8月21日起被限定每10天召開1次）的政府機關。監獄敞開了大門，嫌疑犯紛紛獲釋。從熱月18日到23日（1794年8月5—10日），僅在巴黎就有近500名嫌疑犯陸續出獄。恐怖統治就此告終。
2.溫和派、雅各賓派和無套褲漢（1794年8—10月）
儘管原恐怖主義者竭力抗爭，政治反動仍迅速表現出來。果月9日（1794年8月26日），梅埃（拉圖什人）發表了措詞激烈的小冊子《羅伯斯庇爾的尾巴》，對恐怖主義者進行譴責。果月12日（8月29日），勒庫安特爾攻擊巴雷爾、比約-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參與了暴政。3人遂提出辭職，退出救國委員會。共和二年的統治集團在一個月間被清除了。
在國民公會，山嶽派喪失了全部影響，充其量只是一個「山脊派」了。這個「山脊派」的隊伍還在不斷縮小，分化出許許多多的變節分子。占多數的中間派——平原派，則由於那些改悔的恐怖主義者和山嶽派分裂分子的歸附而加強了力量，並取得優勢。康巴塞雷斯和梅蘭（杜埃人）成為平原派的重要首領。該派別的社會傾向是很明確的。他們反對統制經濟，也反對社會民主。他們屬於資產階級，希望恢復資產階級的優勢地位，重建社會等級制，使人民重新處於從屬地位。果月27日（1794年9月13日），山脊派分子法約提議，採取新的、有利於「非有產者共和派或小土地所有者」的方式出售國有財產。下夏朗特省議員洛佐當即予以反駁：「在一個由2 400萬人組成的共和國里，讓所有的人都成為自耕農是不可能的，讓大多數國民成為有產者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所有人都去耕種土地或葡萄園，商業、工藝和工業很快就會毀滅殆盡。」
熱月黨拋棄了人民大眾建立獨立小生產者國家的理想。然而，跟大革命血肉相連的平原派分子仍打算保衛共和國。共和三年霧月25日（1794年11月15日），他們以法典的形式把對流亡貴族的刑罰保持了下來。他們的政策是團結所有1789年的愛國者以堵塞反革命的道路，鞏固現行制度。但是，正如1793年的情形一樣，國民公會仍不能自主，它只能屈從外部的壓力。
在巴黎，從共和二年熱月到共和三年霧月（1794年8—10月），3種政治派別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相互對峙，形成了一種三角衝突。溫和派想按1791年的方式恢復紳士們（即富裕的資產階級）的優勢地位。「新埃貝爾派」聚集在選舉俱樂部里，掌握著博物館區，它代表敵視革命政府的各民眾派別。它要求在巴黎重建由選舉產生的市政府，實施1793年的民主憲法。雅各賓派則仍舊主張保持戰時政府的中央集權和共和二年的鎮壓手段。
選舉俱樂部運動分裂了人民的力量，孤立了雅各賓派，從而使反動勢力得以發展。「新埃貝爾派」僅僅出於反恐怖主義和反羅伯斯庇爾的狂熱便與溫和派聯合起來，由此促成一場新的演變。這一演變的後果將使他們痛惜不已。選舉俱樂部成立於熱月9日之後。在原「埃貝爾派」分子勒格雷和原忿激派分子瓦爾萊的鼓動下，掀起了一場反對共和二年體制的運動。這場運動得到巴貝夫《出版自由報》的支持。巴貝夫沒有看到這些政治鬥爭所反映的社會衝突，他於果月19日（1794年9月5日）寫道：「熱月10日標誌著我們恢復自由的工作開始了一個新階段。」在共和三年葡月1日（1794年9月22日）出版的該報上，巴貝夫提出法國只存在兩個派別；「一派主張保持羅伯斯庇爾政府；另一派則主張重建以永恆人權為唯一基礎的政府。」
雖然巴貝夫、選舉俱樂部和溫和反動派之間不曾串通過（如喬治·勒費弗爾所說），但巴貝夫和選舉俱樂部的行動促成了溫和反動派的得勢，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巴貝夫在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的《人民的保民官報》上曾承認過這一點。
從熱月11日（1794年7月29日）起，雅各賓俱樂部在勒讓德爾的倡導下重新開放，由此開始了雅各賓派的抵抗運動。果月17日（1794年9月3日），根據卡里耶的要求，弗雷隆、勒庫安特爾、塔利安等變節的恐怖主義者被開除出俱樂部。在奧杜安的《宇宙報》以及夏斯勒和勒布瓦的《人民之友報》的支持下，雅各賓派要求恢復恐怖制度，「把敢於自我暴露的貴族消滅掉」。果月19日（1794年9月5日），該俱樂部採納了第戎雅各賓派的請願，並以此作為自己的綱領。其內容包括實行懲治嫌疑犯法，重新審議關於「動機審訊」的法令，開除一切貴族和教士的公職和限制出版自由。第戎雅各賓派的請願書在巴黎得到8個區的擁護，一場真正的雅各賓運動在果月形成了。這場運動在共和二年第5無套褲漢日（9月21日）移送馬拉遺骸入祀先賢祠的過程中達到最高潮。第4無套褲漢日（9月20日）那一天，蘭代曾推動國民公會通過一項妥協計劃。他在報告中允諾保護原恐怖主義者，但拒絕展開革命的鎮壓運動，並譴責了那些夢想實現「財富轉移」的人。他還提議恢復商業活動自由。這一報告在共和三年葡月10日（1794年10月1日）受到巴黎10來個區大部分雅各賓派的猛烈抨擊。雅各賓派鼓動的這種區民騷動使被反動激流裹挾而去的大部分國民公會議員感到不安。然而，「新埃貝爾派」和雅各賓派這兩個都在尋求人民支持的派別竟在相互對抗中同歸於盡：勝利落到了溫和派手裡。
溫和派的進攻使所有從右邊反對共和二年體制、特別是反對雅各賓派的人（保守的資產階級、君主派、立憲派及各種多少被認為是舊制度擁護者的人）結成一個奇怪的聯盟。他們的綱領是向恐怖主義者復仇、制服無套褲漢、阻止恢復政治民主和社會民主，因而是完全消極的。他們擁有兩大行動手段：一個是報刊；另一個更為重要，即「金色青年」團伙。
反動報刊現在占據上風，因為它們擁有富足的資助，而所有雅各賓派的報紙都失去了政府津貼。根據《法蘭西共和國報》主編小拉克勒泰爾的建議，右派報人們為共同制定反革命策略組成了1個委員會。他們認為：重要的問題是「讓國民公會在經歷過難以忍受的兩年無政府時期之後返回正路」。他們當中有《政治通訊報》的迪索、 《辯論報》的貝爾坦兄弟、 《晚間信使報》的朗格盧瓦。弗雷隆的《人民演說家報》於果月25日（1794年9月11日）復刊，塔利安則於共和三年霧月1日（1794年10月22日）開始發行《公民之友報》。此外，還出現了許多指責雅各賓派的小冊子，例如果月末出版的《剝去畫皮的雅各賓派》和葡月里出版的《不受法律保護的雅各賓派》。這些報刊的攻擊手段一般都是辱罵、誣告、誹謗和對所謂「嗜血者」、「無政府主義者」、「專橫者」的訛詐。對康邦的攻擊（說他是「專殺食利者的劊子手」、 「財產領域中的羅伯斯庇爾」），或對在共和二年負責經濟事務的蘭代的攻擊則反映了這類報刊運動的社會性質，說明那些「紳士」，即金錢顯貴，絕不肯寬恕他們。
青年團伙在果月末成為反動勢力的主要進攻手段。這些團伙由一些叛變的恐怖主義者，如弗雷隆（人們稱那些團伙為「弗雷隆的金色青年」）、塔利安和梅蘭（蒂翁維爾人）等人從資產階級青年中招募而來。他們中有法院書記人員、銀行職員和商店夥計。一些留在後方的軍人、不按時應徵入伍者和逃兵也加入了這一團伙，使之壯大了勢力。
他們中一個名叫迪瓦爾的人曾在他的《熱月回憶錄》中寫道：「我們都是，或幾乎都是不服從徵召的人。有人說，我們在巴黎街頭服役比在桑布爾-默茲方面軍服役對國家更有用處。」
青年團伙的成員以其垂在兩頰的髮辮和衣服上的方領為標誌。他們手持木棍，集合時喊著「打倒雅各賓派！國民公會萬歲！」的口號，或高唱《人民覺醒歌》（其副歌歌詞是「他們逃不出我們的手心！」）。果月末，這幫被反對者稱為「花花公子」的青年人在平等宮（那裡的夏特勒咖啡館是他們的總部）向雅各賓派或被認為是雅各賓派的人發動進攻，由此挑起了最初的武鬥事件。在和經過清洗的各區監視委員會的同謀下，「金色青年」很快耀武揚威起來。更為陰險的是，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打著捍衛國民代議制的旗號對國民公會施加壓力。反動派不久便開始向議會中猶豫不定的多數派發號施令，迫使他們在反動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3.對雅各賓派和無套褲漢的擯棄（1794年10月—1795年3月）
在共和三年霧月，雅各賓俱樂部被解散了，選舉俱樂部也停止了聚會，巴黎各區落到了反動勢力手裡。這一轉變在熱月時期的政治演變中具有頭等的重要意義。
雅各賓俱樂部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在最後幾周里缺乏人民的支持。勒瓦瑟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自從人民「辭別」之後，雅各賓俱樂部就只是「一根無力的槓桿」了。共和三年葡月25日（1794年10月16日），國民公會下令禁止各俱樂部相互串聯和集體請願，從而使雅各賓派的組織陷於癱瘓狀態。霧月間，變節的人愈來愈多，「金色青年」的進攻也更加猖狂。霧月19日（1794年11月9日），「金色青年」對雅各賓俱樂部發動了第一次討伐。兩天以後，卡里耶案件為他們提供了決戰的時機。卡里耶曾於前一年冬天向巴黎解送來132名南特人。這些人被革命法庭開釋之後，卡里耶受到了追究。霧月21日（1794年11月11日），羅姆在國民公會提出對他進行起訴，但態度並不堅決。為了向議會施加壓力，弗雷隆號令他的「金色青年」團伙：「讓我們到獸穴去突襲猛獸！」當晚，他帶著他們撲到奧諾雷街，直搗雅各賓俱樂部。兩派間發生了武鬥，後由軍隊恢復了秩序。於是，各政府委員會決定關閉雅各賓俱樂部，國民公會於第二天確認了這一決定。
選舉俱樂部的末日不久也到來了。在雅各賓俱樂部被關閉後，選舉俱樂部一度團結了所有人民反對派，因為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的發展使左翼反對派敵視雅各賓的情緒大為收斂。但是，選舉俱樂部從博物館區聚會廳被趕出之後，遂於共和三年霜月初（1794年11月底）銷聲匿跡了。
雅各賓俱樂部和選舉俱樂部這兩個人民抵抗運動的中心被消滅後，對巴黎各區的征服便容易多了。從葡月底起，「金色青年」開始介入各區大會。「金色青年」的一個頭頭——朱利昂，成了杜伊勒利宮區的領導人。雅各賓派控制的各區漸漸都被奪走。梭鏢區（原羅伯斯庇爾所在的區）似乎一直堅持到霜月10日（1794年11月30日）。一旦各區的活動分子被消滅，能夠抵抗溫和資產階級和反抗反動勢力的人民力量便全部清除了。搞垮了雅各賓派的名種機構之後，反動勢力的矛頭開始指向個人，白色恐怖日漸迫近。
在1794—1795年冬季，即共和三年霜月至風月期間，反恐怖主義和非無套褲漢化運動甚囂塵上。這實際上是潛在的白色恐怖。這一運動不同於原來意義上的清洗（因為恐怖主義者的骨幹分子在熱月9日政變的第二天就被撤職了），復仇的因素占據了主導地位。鎮壓對象首先是知名的恐怖主義者，而後範圍逐漸擴大，所有前區級政府人員都受到株連。鎮壓還帶有某種社會色彩：它通過打擊原各區活動分子來摧毀整個共和主義價值體系。雅各賓俱樂部被取締後，巴貝夫在共和三年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的《人民的保民官報》上，譴責了這種擯棄激進共和主義及其所有標誌的倒行逆施。
卡里耶受審後，開始了反恐怖主義運動。卡里耶於霜月3日（1794年11月23日）受到革命法庭傳訊，26日（12月16日）被送上斷頭台。他曾拒絕承擔南特溺殺事件的責任，但承擔了依據懲治武裝叛亂法而進行槍殺的責任。根據梅蘭（杜埃人）的報告，75名曾抗議1793年5月31日—6月2日起義的吉倫特派議員於霜月18日（1794年12月8日）被召回國民公會。當年，多虧了羅伯斯庇爾他們才免上斷頭台。這些議員，加上同時被召回的幾名辭職或被開除的議員，共78人（其中有多努一類的溫和派、朗熱內一類的反動派，甚至有薩拉丹一類傾向於王權主義的人），加強了右派勢力。對原兩委員會成員的攻擊日益增多，於是國民公會於雪月7日作出讓步，建立了一個審查巴雷爾、比約-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和瓦迪耶案件的委員會。康巴塞雷斯曾提議赦免他們，但白費唇舌。在此案懸而未決之際，為了摧毀國民公會溫和派議員的抵抗，「金色青年」團伙進一步增強了壓力。
與此同時，在巴黎各區發生了非無套褲漢化運動。48個區中至少有37個區成立了專門委員會以審查原區級人員的品行。11個區中有200名活動分子受到起訴（其中有152名革命特派員）。這些人被剝奪了政治權利，遭到「公眾的蔑視」，成為名副其實的賤民。政府即使沒有支持這場運動，也是採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霜月13日（1794年12月3日）法令反映出政府的這种放任態度：該法令要求交出共和二年特別收入（強制性公債、自願捐款）的管理權。各區反動分子指控無套褲漢的主要內容反映了非無套褲漢化運動的社會性質，說明共和二年的經濟、社會制度刺傷了資產階級的感情。舊日的反囤積專員尤其成為眾矢之的。物資徵集、強制性公債、對囤積貨物的沒收，統統成了有損於財產權的罪行。「嗜血者」也被稱為「平均主義者」，因為他們鼓吹過「分割財產」。共和二年，資產階級在政治安全、經濟利益和社會特權等方面受到損害。非無套褲漢化運動則是它反攻倒算的表觀。
反恐怖主義的狂熱情緒在共和三年冬季持續高漲。雨月11日（1795年1月30日），唐普爾區在國民公會控告該區原革命委員會，並請求國民公會「打擊這些殘暴的傢伙」。風月11日（1795年3月1日），蒙特勒伊區的代表又在國民公會叫嚷：
「你們還等待什麼？為什麼不把這些吃人肉的傢伙從地球上消滅掉？他們那蒼白的臉色和塌陷的眼睛難道不足以說明他們是誰養大的嗎？下令逮捕他們吧！……法律的利劍應當禁止他們呼吸空氣。空氣被他們污染得太久了。」
這時，花花公子們正在街上追打他們的政敵，進行所謂的「公民散步」（《晚間信使報》語）。他們洗劫被認為是雅各賓派的咖啡館，並在雨月發動了劇院戰，強迫雅各賓派演員當眾認錯，禁止唱《馬賽曲》，要求唱《反對恐怖主義者的人民覺醒歌》。接著又展開了對馬拉胸像的圍剿。鑒於無套褲漢的抗議和武鬥事件增多，各委員會作出讓步：雨月21日（1795年2月9日），國民公會議會廳中勒佩勒蒂埃、馬拉等自由殉道者的胸像，以及達維德表現他們遇難情景的繪畫，在聚集在旁聽席上的「金色青年」的掌聲中被搬走。馬拉的遺骸，以及為祖國犧牲的小英雄巴拉和維阿拉的遺骸，也被遷出先賢祠。殺人的呼聲此伏彼起。風月4日（1795年2月22日），羅韋爾在談到原恐怖主義者時聲稱：「如果你們不懲罰這些人，那麼凡是法國人都有權殺死他們。」第二天（1795年2月23日），梅蘭（杜埃人）促使國民公會通過一項法令，規定所有熱月10日以來被撤職的公職人員必須回到他們以前所定居的市鎮，以便在那裡接受市政府的監督。在某些地區，這等於讓他們去送死。風月12日（1795年3月2日），國民公會終於退讓了，決定立即逮捕巴雷爾、比約-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和瓦迪耶。議會從此成了「金色青年」團伙的俘虜。「金色青年」的隊伍則由於加入了日益增多的不服從徵召入伍者、戰場逃兵和急切要求收回被查抄財產的歸國流亡者而變得更加強大。
在外省，白色恐怖早已開始。共和三年雨月14日（1795年2月2日），在里昂發生了第一起屠殺被拘押的原恐怖主義者的事件。從雪月起，整個東南部都開始發生對個人的謀殺。接著出現了一些幫會，如耶穌會，耶宇[1]會或太陽會，專門迫害恐怖主義者、雅各賓派，和所有「1789年的愛國者」，尤其是國有財產獲得者。國民公會特派員，如駐馬賽的尚邦或駐瓦爾省的吉倫特派伊斯納爾，他們即使沒有鼓勵，也是對此持放任態度。屠殺事件愈來愈多。在里昂，每天都有雅各賓派（當地人稱之為「馬特馮派」）遭到暗殺。在尼姆，一批囚犯在風月5日（1795年2月23日）被人殺害。被政府擊敗，且遭到一些議員譴責的雅各賓派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
無能為力的國民公會沒有干預這些屠殺事件。當時，苦於通貨膨脹、饑寒交迫的人民正表現出日益強烈的暴動情緒，國民公會十分擔心巴黎無套褲漢發動反攻，因此對過度的反動和白色恐怖不得不持容忍態度。
4.舊富人與新富人，時髦女郎與浪蕩公子
伴隨政治和社會的反動而來的是道德的反動。人民在共和二年被視為天生具有共和美德而備受讚美，現在卻到處遭到白眼。「金色青年」的頭目朱利昂在他的《回憶錄》里說，當人民群眾「用個人的美德給自己帶來光榮時，無疑是值得尊敬的」；但他們不應插手公共事務，否則他們的「簡樸」就會變成粗魯。「激進共和主義」在牧月足以構成被逮捕的理由。在共和二年受到譴責的奢侈風氣現在被恢復了名譽。在一度受到壓抑的有產階級中，共和主義嚴肅刻苦的精神已被荒淫放蕩所取代。霜月2日（1794年11月22日），「享樂的資產階級的喉舌」——《晚間信使報》寫道：「被恐怖驅走的優雅與歡笑現在又回到巴黎了。我們戴金色假髮的漂亮婦女多可愛！無論是公共的音樂會還是社團界的音樂會都是那麼美妙！……那幫嗜血者、比約、科洛之流和那幫瘋子竟把這種觀念的轉變稱作反革命。」
風行一時的無套褲漢裝束——長褲、工作服，尤其是平直的頭髮和小紅帽，現在已不流行。年輕的有產者穿著奇裝異服招搖過市。雪月8日（1794年12月28日），康邦譴責這種風氣說：「最近有人穿著破衣裝扮無套褲漢，他們的穿戴和語言都是荒誕不經的。」
跳舞之風大盛。到處（甚至在發生過9月屠殺的卡爾默獄和過去的聖絮爾皮斯墓地）都在舉行公共舞會。有一種「犧牲者舞會」，只有那些家中有人死於斷頭台的人才能參加。參加者梳著蒂圖斯式的髮型[2]，把脖子後的頭髮剪短（就像劊子手給即將上斷頭台的人剪的一樣），頸部繫著一圈紅絲線。「你」的稱呼被廢除，「先生」、「太太」之類的稱呼又出現，取代了「男公民」和「女公民」。
沙龍里的社交活動重新活躍起來。在雪月6日（1794年12月26日）成為塔利安夫人的卡巴呂斯被她的仰慕者奉為「熱月聖母」。她住在庫爾拉雷納的「茅屋」別墅里，儼然成為「時髦女郎」們的楷模。她穿的那種希臘式的半透明短連衣裙風行一時。阿姆蘭夫人、雷卡米埃夫人很快也名噪一時。當貴族、大資產階級以及後來歸國的流亡者恢復舊制度社交傳統的時候，一度受恐怖統治壓制的金融家、銀行家、軍火商、投機商占據了社會的首要地位。由此，舊統治階級和那些在指券、國有財產和軍需供應品投機中發財致富的人相互融合，開始形成新資產階級。這是一個極為混雜的群體，走紅的女演員（如拉孔塔）在其中起的作用甚大。許多厭倦道德的國民公會議員不是被人收買，便是隨波逐流。蒂博多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就這樣，共和派中出現了不少變節分子。其中有些是向王權主義讓步，有些則純粹是賣身投靠。」
時髦女郎和浪蕩公子，這些為數很少的富人和二流子厚顏無恥的驕奢淫逸和怪誕風氣激怒了堅持傳統風尚的廣大民眾，也引起少數仍然忠於共和理想的政治家的不滿。人民群眾的極端貧困和少數人的奢侈腐化形成鮮明對照，突出表明了這場反動的社會性質。進入冬季後，饑荒日益嚴重，貧富更加懸殊，人民的憤怒情緒更趨強烈。
5.宗教的反動和對旺代叛亂者的大赦
宗教的反動也促進了反革命潮流的發展。
共和二年第2無套褲漢日（1794年9月18日）法令實際上確立了政教分離。這一天，康邦出於經濟上的考慮，促使國民公會廢除了有關憲政派教士的財政預算。由此，《教士法》被含蓄地廢除，國家也完全世俗化了。懲治反抗派教士的措施仍然有效，教堂照舊關閉著。但隨著反動的加強，許多法國人懷念往日的宗教儀式，教徒們終於提出了開放教堂的要求。過於理智化的公民崇拜現在已經失去任何愛國民主特徵，再也不能激起無套褲漢的熱情了。
憲政派教士漸漸恢復了宗教活動。雪月1日（1794年12月21日），羅亞爾-歇爾省主教格雷古瓦要求完全的信仰自由。然而反抗派教士（在諾爾省綽號叫作「手提箱神甫」）只能秘密地做「瞎彌撒」。
共和三年雨月29日（1795年2月17日），根據拉若內的綏靖協議，旺代叛亂者獲得了信仰自由。自此，信仰自由再不會遇到障礙了。風月3日（1795年2月21日），根據布瓦西·當格拉的報告，國民公會准許教士和教徒在他們自己的建築物里做禮拜。政教分離得到進一步確認，各教堂被用來每旬做一次禮拜。禮拜仍然是個人的事，任何教士，只要向自由平等宣過誓（至少按1792年8月14日的誓詞，俗稱「小宣誓」），都可以做禮拜。但敲鐘、穿教士服和接受公眾津貼仍然被嚴格禁止。憲政派教士的宗教活動立刻在格雷古瓦（他出版過《宗教年鑑》）的指導下重新開展起來。參加過「小宣誓」的天主教教士出版了《宗教、政治和文學年鑑》。反抗派教士的秘密禮拜愈鬧愈凶，同憲政派教士發生了許多衝突。1795年3月17日，馬萊·迪龐寫道：「國民公會重新造就了天主教徒，也就重新造就了王黨分子……沒有一個教士不向教徒表達他依戀王政的意識。」
天主教徒們仍然不滿意。為了平息這種不滿，國民公會準備作最後的讓步。因為，因經濟危機而發展壯大的人民反對派此時已經同國民公會發生了衝突。
對西部叛亂者的讓步是本著同樣的政策路線作出的。熱月9日，夏雷特還占著馬萊，薩皮諾控制著博卡日，斯托夫萊仍據守莫熱。但是，在一些機動部隊的不斷打擊下，他們的兵馬損失慘重。然而，除了旺代叛亂之外，在布列塔尼和博卡日一帶又發生了一系列朱安黨掠奪事件。熱月黨既然已經放棄了恐怖政策和鎮壓行動，便打算用調和政策來平息西部叛亂。果月29日（1794年9月15日），奧什在接受指揮權時強調指出：恐怖統治已經結束。俘虜被釋放，逃避服兵役者也得到了赦免。根據共和三年霜月12日（1794年12月2日）的規定，凡在1個月內歸順的叛亂者都可以得到赦免。1795年1月間，同王黨首領的談判開始了。叛亂者受到鼓舞，一邊繼續進行暗殺和搶劫活動（議員布爾索雨月4日，即1795年1月23日寫道：「我們在進行綿羊對老虎的戰爭」），一邊強硬地提出條件。
綏靖協議在南特附近的拉若內和夏雷特經個別商訂後，於雨月29日（1795年2月17日）簽字。綏靖協議規定大赦叛亂者，歸還其財產（若已被拍賣則給予賠償，即使這些財產屬於流亡者），旺代人免服兵役且仍可攜帶武器。最後，還給予旺代人（甚至給予反抗派教士）宗教信仰自由。花月1日（1795年4月20日）在雷恩附近的拉普雷瓦萊簽訂的綏靖協議也規定了類似有利於朱安黨人的條件。
熱月黨的投降毫無成效，安撫政策只是虛幻的空想。旺代叛亂者和朱安黨人可以不慌不忙地準備重啟戰端了。不久，朱安黨叛亂就蔓延到一些新的省份。虛弱無力的熱月黨人束手無策。經濟危機使人民運動重新高漲，這一現實迫使所有反動分子結成聯盟。
Ⅱ.經濟危機與貨幣崩潰
放棄統制經濟也是熱月黨反動政治路線的一部分。當年國民公會迫於人民的壓力而接受了最高限價，但整個資產階級都認為這一政策與他們的利益格格不入。革命政府的解體和恐怖統治的完結必然導致對經濟控制的放鬆以至廢除，再不能對主張自由利潤和自由經濟的工商業者施以「強制力」了。但廢除經濟限制必然會引起指券崩潰、加劇通貨膨脹，其結果勢必使人民陷入貧困。由此我們再次看到了熱月反動的社會性質。
1.恢復經濟自由（1794年8—12月）
1793年9月29日頒布的關於生活必需品的普遍限價法，除了對穀物外，並未嚴格實行。救國委員會把對其他食物的限價拋到一邊，然而也不許公開違犯它。黑市貿易已經出現，但只要還在實施恐怖統治，物價的上漲就只能是有限的。熱月政變發生後，儘管國民公會在共和二年果月21日（1794年9月7日）把1793年9月11日的穀物和麵粉限價法和29日的普遍限價法的有效期延長到共和三年末，但由於放鬆了鎮壓，物價還是飛漲起來。黑市盛行無忌。所有交易漸漸地都自由化了。共和三年葡月20日（1794年10月11日），一份警方報告證實：「市場上已無人遵守限價法，一切交易都在議價進行。」
1793年9月11日，為保證市場糧食供應曾規定由各縣實行徵集。現在，這一制度已經廢弛。農民由於不再擔心被看成嫌疑犯，很不情願交出糧食，開始秘密出售。農民還在國民公會中找到了保護人。霧月19日（1794年11月9日）法令，對他們作了一些讓步，主要表現為：對拒交徵集品的懲罰僅限於沒收原徵集定額的物資。農民反抗的加強，使城市的糧食供應日趨困難。既然革命政府已經解體，恐怖統治已被拋棄，就不可能再實行徵調和維持限價了。
一部分重要經濟部門（如軍火工場、國內運輸、對外貿易等）的國有化同樣遇到很大困難，因為這種國有化只能在普遍限價的條件下發揮效能。在蘭代的傑出領導下，這一體制在熱月後仍繼續運行了一個時期。蘭代雖於葡月15日（1794年10月6日）離開了救國委員會，但又作了商業、農業和工藝委員會的主席。
軍火工場的國有化激起了許多人的強烈反對。手工業者和工業家對於國家管制、限價標準、尤其對於國家工場奪走他們的活計難以忍受。救國委員會把一些工場還給私營企業，作為最初的讓步：土魯斯鑄造廠和莫伯日鑄造廠分別在果月和霜月里轉為私營。更重要的是，它還逐步廢除了巴黎的大兵器工場——先使之處於整修狀態，然後把它擔心會成為政治反對派的工人疏散到外省各工場。到了雨月間，該工場只剩下1 000名計件工了。
外貿國有化損害了船主、批發商、金融家的利益。對他們來說，海外貿易和金融投機是利潤的主要泉源。共和二年第4無套褲漢日（1794年9月20日），蘭代在他關於共和國形勢的報告中承認搞活外貿的必要性。農業收成不好，春天將發生饑荒，因而救國委員會打算以批准批發商人從中立國自由進口的方式搜羅糧食。國民公會讓步了：葡月26日（1794年10月17日）法令批准製造商自由進口他們工場所需要的產品；霜月6日（1794年11月26日）法令使未被查禁的商品都可以自由進口。然而，進口自由和限價法的實施是無法協調的，何況霧月25日（1794年11月15日）法令還允許在法國港口同中立國進行自由貿易。
反對統制經濟和最高限價的活動在秋末普遍展開。共和三年霧月14日（1794年11月4日），國民公會要求就「最高限價法的弊病」提交一份報告，國營經濟官僚化的現象和管理上的失誤（由於沒有任何統計組織，官吏們缺乏關於資源和需求的精確概念）尤其遭到攻擊。並且，由於這些官僚機構充斥著共和二年制度的擁護者，這種攻擊便更加兇猛。通過抨擊這些機構，統制經濟的原則本身，尤其是對軍需供應的管制便都成為攻擊的目標。金融家們想恢復以前的做法，重新迫使國家接受軍火商和金融公司的服務，由此他們可以牟取暴利，大賺其錢。經濟自由的擁護者發起的這場運動終於獲得成功：霜月19日（1794年12月9日），商業委員會（蘭代不久便被排擠出去）的一份報告作出廢除最高限價的決定。
共和三年雪月4日（1794年12月24日）法令終於撤銷了最高限價和統制經濟。共和國內部的糧食流通完全自由了。商業和供應委員會雖保持著軍需品優先購買權，但必須按時價購貨。最高限價的廢除帶來了可怕的危機。
2.指券的崩潰及其後果
廢除最高限價的直接後果是指券的崩潰，價格扶搖直上，令人目眩。糧食投機肆無忌憚，愈鬧愈凶。紙幣成了廢紙，匯率暴跌。指券的價值在1793年12月曾回升到面值的50%，到共和二年熱月（1794年7月）又降為面值的31%。隨後，由於人們不再遵守限價法，指券價值繼續猛跌：在共和三年霜月（1794年12月）為面值的20%，在芽月（1795年4月）為8%，在熱月（1795年7月）為3%。價格上漲迫使國家實行大規模通貨膨脹，而且，捐稅不是收不上來，就是只能收到貶值的指券。指券發行似流水，到1794年12月其總額已增至100億鋰，其中有80億鋰在市面流通。從雨月到牧月（1795年1—5月），發行了70億鋰指券，流通的指券已超過了110億鋰。農民和商人都不再接受指券而只要硬幣。指券受到拒絕後貶值得更加厲害：在1794年11月到1795年5月間，指券的流通增長了42.5%，而指券的價值喪失了68%。在此期間，100鋰紙幣最初值24鋰硬幣，後來只能值7.5鋰硬幣。
生活必需品的漲價情況各省不一，但一般都超過紙幣相對於硬幣的貶值程度。同1790年相比，1795年3—4月間指券的指數是581，而價格的一般指數達到了758，其中食品的價格指數則達到了819。
糧荒加重了價格上漲的災難性後果。儘管徵調的期限延長到獲月1日（1795年6月19日），農民也不再向市場供應糧食：他們擔心被付以貶值的指券，何況他們已獲許直接向軍需委員會或供應有產者的批發商出售糧食。官方只好又採取一些強制性措施。各縣都向村莊派駐了國民自衛軍，直至它們如數納夠了糧食。但春天一到，由於糧食歉收，這種做法也無濟於事。政府企圖從國外購買糧食，但這實際上辦不到。當時國庫十分空虛，政府只能把此事託付於私人資本（巴黎和軍隊的購糧問題除外）。由此進一步加強了商業大資產階級的優勢地位。從國外購買的糧食到1795年5月份才開始運到。然而，長期缺糧的南部地區從初冬起，奧爾良（儘管處於博斯地區邊緣）則從初春起便出現了嚴重饑荒。隨著糧食定量減少，價格開始猛漲：在凡爾登，從1794年夏天起，工人每日定量為1斤，其他人的定量為3/4斤。這些定量到1795年春都減少了一半，而價格卻都上漲到每斤20蘇。許多市政府恢復了對糧食的管理——把糧食集中起來進行定量分配，並把麵包價格限定在成本價以下。但這些辦法也不能減輕人民群眾的苦難，而同新富人的驕奢淫逸相對照，這種苦難更加令人難以忍受。
指券崩潰的社會後果實際上是因階級而異的。當勞苦大眾陷於絕望（共和三年的冬季極其寒冷，加深了窮人的不幸）的時候，當舊制度時代的食利者資產階級和被償付以指券的債權人紛紛破產的時候，債務人和投機商卻迅速發財致富。一夥利用通貨膨脹和倒賣國有財產，以及承包軍需供應而上升到社會上層的冒險家，為舊資產階級增添了新鮮血液。在執政府或拿破崙時代開創資本主義生產的許多實業家即出自他們之中。通貨膨脹完成了社會的革命。
在食品匱乏和指券失信的雙重作用下，巴黎的食物和燃料價格迅猛上漲。中央菜市場上，1斤牛肉在雪月6日（1794年12月26日）價值34蘇，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竟漲到7鋰10蘇。如果巴黎生活費用的指數在1790年為100，在1795年1月便是580，3月份上升到720，4月份竟達900。由於工資及其他各種收入的變動，價格上漲所產生的社會後果因人而異：從事大宗貿易或實業的大資產階級和靠通貨膨脹發財的新富人可以從自由市場上得到補償，漲價絲毫傷害不到他們。而工資勞動者、職員、手工業者、小店主和小食利者等人民群眾的購買力，則只能隨著價格上漲而步步下降。由於原料短缺和軍火工場紛紛關閉（這種工場中的工人數量已由5 400人減少到1 146人），大批工人陷於失業。居民人口死亡增加，人民群眾充滿失望情緒。冬季的嚴寒加重了營養不良的悲慘後果。共和三年冬季的氣溫下降到18世紀的最低點：1795年1月初為零下10度，1月23日達零下15度。死亡率大為上升。冬末，給養處提供的麵包和肉類（這是百姓最基本的食品）的定量急劇縮減。由於完成不了徵調指標，又缺乏運輸工具，供應巴黎的糧食儲備漸漸枯竭。風月25日（1795年3月15日），「窮人唯一的生計」——麵包定量被削減到每日1斤，唯體力勞動者能得到1.5斤。即使如此，包括植物園區在內的許多區的麵包商仍不能按定量卡提供麵包。格拉維利埃區芽月7日（1795年3月27日）的定量是0.5斤，忠誠區芽月10日（1795年3月30日）的定量是1/4斤。
共和三年芽月初的幾天裡，人民的失望變成憤怒，接著便演成起義。風月29日（1795年3月10日），救國委員會認識到：「我們可能在某一天不再有麵包，而其後果我們將難以對付。」它枉費力氣地增加了一些應急措施，如在芽月7日（1795年3月27日）規定每0.5斤麵包搭配6盎司大米。然而，許多家庭主婦因缺乏燃料而無法做米飯，在飢餓的折磨下，無套褲漢再次投入運動。雪月8日（1794午12月28日）的一份警方報告記述了群眾憤怒情緒逐漸上升的情況：「窮困階級使紳士們感到不安，使他們擔心過分的物價上漲將產生的後果。」到風月末，衝突已在所難免。各政府委員會本身也在進行防範。它們逮捕了許多雅各賓派和無套褲漢，同時對所謂「好公民」實行武裝，並縱容「金色青年」為所欲為。面臨由糧荒激發起來的人民運動，所有資產階級反動派都聯合起來。
Ⅲ.人民起義的最後幾戰（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
在共和三年冬季，當指券崩潰、經濟危機使人民群眾陷於絕望的時候，有兩種傾向在互相對抗著：一種傾向要發展反動勢力，鞏固紳士們的社會制度；另一種傾向最初的目標便是給正初現端倪的飢餓騷動指出方向，並使之具備某些政治宗旨。
1.巴黎人民反對派的崛起（1794年與1795年之交的冬季）
人民反對派以僥倖逃過熱月鎮壓的基層組織為依靠。雅各賓俱樂部被關閉後，雅各賓派紛紛加入人權捍衛者協會，該協會由此壯大了力量，成為市郊聖安托萬，尤其是蒙特勒伊區和盲人院區強有力的無套褲漢反對派中心。在格拉維利埃區，「幾乎全是由工人和很少受教育的人」組成的（一個敵對者的說法）自由和人道之友協會保證了區民大會中愛國派占多數。無套褲漢在邦迪區、倫巴第區和博物館區仍然保持著政權。
所有反對熱月反動的人漸漸地組成聯盟。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巴貝夫發起了第二次運動。他為自己曾率先參與攻擊「羅伯斯庇爾體制」而懊悔，認識到只存在兩個相互對峙的派別——「金色國民」和「無套褲國民」。雨月9日（1795年1月28日）他在自己的《人民的保民官報》上號召「無套褲國民」起義，由此遭到逮捕。勒布瓦也在《人民之友報》上鼓動打一場反對「金色巨富」的社會戰爭。原雅各賓派自巴貝夫放棄反恐怖主義立場後便同他言歸於好，並同巴貝夫一致要求實施可能遭到修正的1793年民主憲法。
雨月間，當驚惶不安的各政府委員會進行鎮壓的時候，民眾活動分子展開了地下鬥爭。雨月20日（1795年2月8日），人權捍衛者協會被解散，包括巴貝夫在內的一些反對派遭到逮捕。紳士們奪取了一些原來是由人民群眾控制的區（尤其是博物館區）。各區的老活動分子開始重新秘密聚會。風月里出現了許多對於這種秘密會議的檢舉材料。風月底，愛國者們利用秘密捐款發起了散發鼓動起義的匿名標語和傳單的活動。風月22日（1795年3月12日），「醒來吧，人民，時候到了！」的標語貼遍巴黎郊外各區。芽月3日（3月22日）貼出了傳單《國民警鐘》，芽月5日（3月25日）又貼出了《告國民公會和人民書》。糧荒的惡化使人民的情緒激動到極點。與此同時，國民公會內部出現了一場政治危機。
2.共和三年芽月（1795年4月）事件
芽月初的政治危機使國民公會的熱月黨多數派和山脊派（由於反動的發展而一度加強了力量的山嶽派少數）發生了激烈衝突。難以調和的對立集中表現在兩個問題上。關於1793年憲法，弗雷隆稱之為「幾個壞蛋的炮製品」；熱月黨多數派想在該憲法中附上一些組織法；山脊派則堅持認為該憲法是法國人民的「護城聖物」。另一方面，芽月2日（3月22日）開始了關於控告「四人團」（巴雷爾、比約-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和瓦迪耶）的辯論。這場亂鬨鬨的辯論激起了民眾輿論的強烈反應，也使資產階級的輿論感到不耐煩。國民公會當機立斷，於芽月9日（3月29日）和12日（4月1日）分別作出兩項決議：前者否決了任何赦免主張，決定繼續就「四人團」的問題進行聽證；後者任命了一個負責起草組織法的委員會。
就在這時，人民群眾已經開始行動起來。自風月底（1795年3月中）起，聚集在麵包坊門前的人群開始吵鬧。風月27日（3月17日），一群來自市郊聖馬爾索和聖雅克的人到國民公會聲稱：「我們連麵包都吃不飽。我們對於自己為大革命做出的一切犧牲簡直感到懊悔。」芽月1日（3月21日），市郊聖安托萬3個區的代表也來到國民公會，要求實施1793年憲法和採取對付糧荒的各種措施，並憤怒譴責人民的敵人，稱他們為「財富的奴隸」。憤怒的無套褲漢和「金色青年」團伙之間的武鬥事件層出不窮。在此期間，政府也在加緊準備對付可能發生的起義。芽月1日（3月21日），西埃耶斯促使國民公會通過1項大治安法。該法規定對所有以預謀的行動和喊著煽動性口號湧入國民公會的人處以死刑。芽月2日（3月22日），各政府委員會向每個區的可靠公民分發了100支步槍。芽月7日（3月27日），格拉維利埃區發生了嚴重騷動，並持續了兩天。10日（3月30日），各區的議會都爭吵不休。無套褲漢在10個區占了上風。第二天，盲人院區的代表再次來到國民公會，提出一份名副其實的民眾綱領。該綱領譴責熱月9日事變的各種後果，抨擊廢除最高限價的做法。它要求成立民選的巴黎市政府，恢復各民眾團體的活動和實施1793年憲法。「我們起來維護共和國和自由了！」這一行動成為人民起義的信號。
共和三年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事件表明了由於鎮壓而失去骨幹力量的人民運動已被破壞到何等程度。這一事件，與其說是一場起義，不如說是一場示威，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亂民的大嗡大轟。他們湧入國民公會僅僅只是為了表達自己關於實施1793年憲法和採取措施對付糧荒的意願。富人居住區的國民自衛軍毫不費力地驅散了這些示威者。起事由於缺乏明確的行動計劃和領袖而告失敗。無套褲漢支配國民公會的那段時間全消耗在喧鬧聲和空洞的講演中。第二天，即芽月13日（4月2日），騷動仍在持續，尤其在市郊聖安托萬和盲人院區。但當國民公會下達戒嚴令後，秩序很快就得到恢復。
人民失敗的政治後果迅速顯現出來。右派取得了優勢。一位名叫安德烈·迪蒙的右派領導人聲稱：「必須結束這場起事。」芽月12日與13日之間的夜裡，國民公會決定不經審判把「四人團」流放圭亞那。山嶽派分子阿馬爾和迪昂等8人的被捕（他們當即被解往阿姆要塞），以及稍晚幾天康邦等8名其他議員的被捕，更加削弱了左派勢力。花月17日（5月6日），富基埃-坦維爾同原革命法庭的14名陪審員一起被判處死刑。憲法問題也提上了議事日程。1793年憲法在此之前還不曾引起爭議，辯論始終是圍繞用組織法調整該憲法的問題展開的。如今則不然，花月25日（1795年5月14日），共和國區對1793年憲法展開攻擊，稱之為一種「由恐懼所強加、在恐懼中通過的十執政團[3]式的憲法」。反動勢力越發猖獗，糧荒演成饑荒，種種因素相互交織，再次促發人民運動。
3.共和三年牧月（1795年5月）
對芽月起義的鎮壓和對各區活動分子的迫害不僅沒有摧毀巴黎的人民運動，相反，卻激發了人民的反叛精神。芽月21日（1795年4月10日），國民公會決定對所有「被認為在各區參與過暴政下恐怖活動的人」解除武裝。這是道地的針對所有參加共和二年體制的人的「懲治嫌疑犯法」。在南部地區，解除原恐怖主義者武裝的做法鼓舞了實行白色恐怖的屠殺者，使白色恐怖在花月和牧月猖獗到了極點。在巴黎，雖然被解除武裝的人數似乎有限（所有的區加起來一共約1 600人），但這種做法打擊了共和二年最優秀的活動分子。按照其中一位人士的說法，解除武裝是「一種政治上的恥辱，一種肉體上的痛苦」。因為民眾在關於平等的意識上，攜帶武器是基本的價值觀念之一，而解除武裝即意味著被開除出自由人的共同體和喪失公民權。因此，解除武裝法更加激發了人民活動分子的反叛精神。
花月的饑荒使群眾陷於絕望。春季的糧食供應一天比一天糟糕。巴黎的庫存已經枯竭，糧食的分配只能取決於當天的進貨量。芽月前最低水平的定量為每日1/4斤。這一標準在此時成了正常情況。糧食分配工作組織得很糟，家庭主婦們常常空等在麵包鋪門前。法國到處都出現騷動。在諾曼底，飢餓的鬧事者沿著塞納河攻打開往首都的運輸船隊。價格還在繼續上漲。貨物（尤其是燃料）到不了港，由此造成更多的人失業。人們的營養不足以持續數月，所有的資源都耗盡了。所以，共和三年花月和牧月饑荒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人民大眾是這場社會饑饉的主要受害者，因為政府拒絕建立普遍配給制度，而富人有錢通過自由市場來維持生活。飢腸轆轆的男女民眾倒臥街頭，死亡率持續上升，自殺的人也增多了。反動的《晚間信使報》在花月8日（4月27日）寫道：「人們在街上碰到的儘是些蒼白枯瘦的面孔，從中可以看到痛苦、疲憊、飢餓和窮困。」
在有產者的心理中，除了這種憐憫心以外，還夾雜著對饑荒引起搶劫從而威脅財產的擔心。
事實上，民眾的憤怒已漸漸和失望情緒交織在一起。饑荒提高了共和二年制度的價值。「在羅伯斯庇爾統治下，雖然鮮血流淌，但麵包不缺。如今血不流了，但麵包也沒有了。因此，為了吃上麵包，應該繼續流血。」——警察常常報告這種恐怖主義的論調。在人們心目中，1793年憲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似一顆「希望之星」。薩特人勒瓦瑟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這個民主的許諾包含著人民的全部希望。」
花月間再次發生區民騷動。花月10日（4月29日），蒙特勒伊區宣布常川集會，並要求別的區效法自己，以便磋商給養問題。11日（4月30日）自由小紅帽區爆發了一場騷亂。很快出現了一些煽動性的小冊子和招貼。惶惶不安的政府調集大批軍隊到巴黎周圍，但又不敢讓這些軍隊深入首都，以免其受人民情緒的感染。這場動亂在花月30日（5月19日）的各區民眾大會上達到高潮。這天晚上，一份題為《爭取麵包和奪回權利的人民起義》的小冊子發出了人民起義的信號，並把起義的口號確定為：「麵包和1793年憲法」。
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早晨5點，市郊聖安托萬和聖馬爾索敲響了警鐘。而後，東部各居民區擂起戰鼓。婦女們跑上街頭，走遍各工場，男人們操起武器。上午10點左右，第一批婦女群眾敲著鼓開向國民公會。國民自衛軍的動員稍緩慢一些。中午剛過，市郊聖安托萬的各國民自衛軍營隊也出動了，沿途又有各區的營隊加入，軍威益壯。與此同時，一群婦女在幾個男人的支持下試圖闖入國民公會大廳。大約3點鐘，各國民自衛軍營隊來到騎兵競技場，運動已勢不可當。國民公會被淹沒在起義的洪流中，起義者殺死了議員費羅並用矛尖挑起他的頭顱。在長時間的喧嚷中，一位名叫迪瓦爾的炮手高聲宣讀了起義的綱領——《人民的起義》。但起義者完全忽視了對各政府委員會的控制，使其得以待山嶽派議員被捲入起義之後，從容地發起反攻。當晚7時許，國民公會重新開始審議問題。在迪魯瓦和羅姆倡議下通過了允許各區常川集會的決議和釋放被捕愛國者的決議；蘇布拉尼提出撤銷治安委員會，代之以一個臨時委員會。這一主張得到了採納。然而，到晚上11點半，西部各區的國民自衛軍突然氣勢洶洶撲向國民公會，衝進大廳，打垮了起義者。起義者四散奔逃。國民公會下令逮捕了14名捲入起義的議員。
共和三年牧月2日（1795年5月21日），在各民眾區堅持舉行非法集會的時候，市郊聖安托萬重新揭竿而起。一群起義者占領了市政廳。下午3點鐘左右，市郊聖安托萬的各國民自衛軍營隊再次進軍國民公會。憲兵隊出現譁變。約晚上7點，人民的炮手們又像1793年6月2日一樣，把炮口對準議會，嚴陣以待。這時，持溫和態度的各區的炮兵也發生譁變。勒讓德爾奉勸議員們從容鎮定，靜坐受死。然而，猶豫不決的起義者並沒有去擊潰熱月黨的衛隊，而當政府各委員會派10名國民公會議員前來交涉時，起義者竟輕易為假「親善」所矇騙。一個起義者代表團獲准進入議會大廳，其發言人宣讀了一份措辭嚴厲的請願書，反覆闡明無套褲漢對麵包和1793年憲法的要求。議長與他熱烈擁抱。隨後起義隊伍便各自回區，從而放過了最後一個獲勝的機會。一位起義者說：「我們的行動落空了，有人用演說欺騙了人民。」
對市郊聖安托萬的軍事征服自牧月3日（5月22日）起開始準備。這一天，3 000騎兵開進巴黎。第二天，許多分遣隊又來加強這支軍事力量。通過個別通知把一些「好公民」動員起來後，政府開始擁有一支約2萬人的隊伍。默努被認命為該部隊的總司令。《自由人報》寫道：「巴黎宛如一座軍營。」晚間，因筋疲力竭而沉睡的市郊聖安托萬被政府軍團團包圍。牧月4日早晨，一幫幫的「金色青年」侵入該郊區，但又不得不狼狽地撤了出來。市郊聖安托萬3個區的國民自衛軍營隊嚴陣以待，一門門大炮直指市區。支持著他們的有「聚集在各個角落的」一群群婦女。據一份警察局眼線的報告說：「從物質上說來，麵包問題是他們起義的基礎。但他們起義的靈魂卻是1793年憲法。他們一般都愁容滿面。」這些起義者完全沒有領袖，甚至幾乎沒有骨幹分子。他們只是由一種絕望的情緒支撐著。下午4點左右，政府軍接到進軍的命令。被勒令繳械後，市郊聖安托萬不經戰鬥就投降了。到晚上8點，一切都告結束。
對起義者的鎮壓立即在司法和各區同時開展起來。牧月4日，宣告各監獄已經滿員。
司法方面的鎮壓由國民公會在牧月4日建立的軍事法庭進行。該法庭審判了149人，其中開釋73人，判處36人死刑，18人拘留，12人流放，7人戴銬。尤其是，轉向起義方面的23名憲兵中有18人被判處了死刑。迪瓦爾和德洛爾姆（波潘庫爾區炮兵上尉）等5名起義領袖（都是勇敢而果斷的人）以及在牧月1日因站在人民一邊而受到連累的6名山嶽派議員也都被判處了死刑。這6名議員走出法庭時曾用匕首自殺，迪凱斯努瓦、古戎和羅姆當場身亡，布爾博特、迪魯瓦和蘇布朗尼最後還是死在斷頭台上。他們後來被人們稱為「牧月烈士」。
各區範圍的鎮壓，就其長遠的影響來說，意義更加重大。牧月4日，國民公會要求巴黎各區解除所謂「壞公民」的武裝，並在必要時予以逮捕。這場大規模的分區清洗從牧月5日一直鬧到13日，導致約1 200人被捕和1 700人被解除武裝。這些人基本都是牧月起義者和共和二年的無套褲漢活動分子（即使他們沒有參與共和三年的起義），但也有原恐怖主義者和雅各賓派。這種清洗產生了重大的心理和社會影響。男人被長期監禁對許多家庭即意味著赤貧化。一度使熱月體制感到威脅的兩股勢力就這樣被摧毀了。
這次起義的失敗具有決定性意義。筋疲力竭、分崩離析、且因大鎮壓而失去領袖和骨幹的人民群眾發現，在自己的對立面，一個由共和派和舊制度擁護者所組成、以軍隊為靠山的資產階級集團正在崛起。人民運動這一革命的根本動力既已被摧毀，大革命也就結束了。
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人民起義的失敗，歸根結底，是原第三等級內部階級衝突的一段最富於悲劇性的插曲。由於法國的資產階級占據支配地位，人民運動根本不可能達到自己的特殊目的。正如革命政府和人民運動之間的對抗曾毀滅了共和二年體制一樣，資產階級革命和人民運動之間的根本對立註定了人民運動失敗的命運，何況人民運動內部的各種矛盾也在促使其本身日趨退化。
無套褲漢並不是一個階級，人民運動也不曾構成階級政黨。手工業者、店主、幫工、短工等，曾同少數資產階級一起組成了聯盟。該聯盟曾向貴族顯示出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在這個聯盟內部，靠生產資料所有權獲取利潤為生者（如手工業者和店主）和僅靠工資為生者（如幫工和短工）之間也出現了對立。革命鬥爭的需要促使無套褲漢團結起來，使他們中不同的利害衝突降到次要地位。不過，這種革命鬥爭無法取消這些衝突。我們還應指出使這些對抗活動更加複雜化的社會心理特徵。無套褲漢內部的這些矛盾並不能和有產者、產業主與工資勞動者這兩類人之間的矛盾完全等同起來。工資勞動者中的職員、教員、藝術家等，他們根據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把自己看作資產階級，而不願與下層人民為伍，即使他們支持下層人民的事業。
因此，社會成分混雜的無套褲漢缺乏階級意識。他們一般都敵視新生的資本主義，但這並非出自同樣的動機。手工業者擔心自己淪為工資勞動者；幫工則憎惡囤積居奇者，因為這幫人提高了他的生活費用。雖然以工資為生，幫工們卻毫無自己獨特的社會意識。階級團結的意識還沒有被資本主義的集中化喚醒，幫工的精神狀態基本上還是由手工作坊造就的。但不容否認，在以工資為生的無套褲漢中存在著某種一致感。這種一致感不僅突出體現在他們的手工職業和他們在生產中所處的地位上，而且也體現在他們的衣著和生活方式上。此外，他們都缺乏教育，這一情況在人民群眾各階層中產生了一種自卑感，有時還產生一種無能感。因此，巴黎無套褲漢一旦失去了中等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的「能人」，他們便一事無成。
儘管有過一些畏畏縮縮的協調企圖，巴黎無套褲漢卻始終缺乏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建立在階級成分和嚴格純化基礎上的、紀律嚴明的政黨。雖然有不少活動分子曾努力對人民運動加以訓導，但沒有任何社會和政治紀律觀念的活動分子仍占多數。至於群眾本身，除了對貴族階級的仇恨之外，他們不可能有很強的政治意識，這是當時那個時代的經濟和社會條件所決定的。他們意態朦朧地期待著大革命的勝利。他們要求最高限價以便維持自己的生活水準。當革命政府把統制經濟轉向為國防事業服務時，他們便和政府疏遠了，全然不懂革命政府的垮台會帶來無套褲漢的毀滅。
歷史進程的辯證法本身最終也體現在人民運動的退化過程中。5年持續不斷的革命鬥爭慢慢地使人民運動失去了自己的銳氣和活力。同時，群眾也因「偉大希望」的實現總是推遲而漸漸泄了勁。羅伯斯庇爾曾經寫道：「人民厭倦了。」共和三年風月27日（1795年3月17日），市郊聖馬爾索和聖雅克的無套褲漢說：「我們對於自己為大革命做出的一切犧牲簡直感到懊悔。」月復一月不間斷的戰爭削弱了無套褲漢，徵召入伍把他們弄得衰竭不堪：入伍者都是最年輕、最有戰鬥性、最有覺悟和最積極的分子。保衛新祖國是他們首要的革命義務。從共和二年起，巴黎各區國民自衛軍營隊的很大一部分成員是超過50歲甚至60歲的老人。人民運動的這種老年化不可救藥地影響了人民群眾的戰鬥熱情。
然而，我們對於在共和三年牧月的鎮壓下銷聲匿跡的人民運動卻不應作出完全消極的評價。自1789年7月以來，尤其是自1792年8月10日以來，它曾向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決定性的援助，從而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從1789年到共和三年，巴黎無套褲漢一直是革命鬥爭和國防事業的積極因素。人民運動在1793年使革命政府得以建立，從而導致國內反革命勢力和國外反法聯盟的失敗。人民運動的勝利在1793年夏天還把恐怖提上日程，舊制度就是在這種恐怖的猛烈打擊下被徹底摧毀的。熱月政變引起了普遍的反動，但截至此時，恐怖統治已為新社會關係的建立掃清了場地。
由於共和三年牧月的失敗，人民被長期趕出了政治舞台。他們希望建立—個平等的社會民主制度的理想破滅了。1789年的體制和制憲議會的業績得到恢復。在實現經濟自由和恢復納稅者掌權的制度這一基礎上，開始了顯貴們的資產階級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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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宇（Jéhu，公元前841—前814年），古以色列王國第10位國王。——譯者
[2] 蒂圖斯（Titus，39—81年），古羅馬皇帝（79—81年在位）。「蒂圖斯式的髮型」指一種前後一樣短的髮式，仿自古代蒂圖斯的雕像。——譯者
[3] 源出古羅馬共和國由10位執政官組成的政府機關，尤指公元前451—前450年前後兩任十執政團。後一任十執政團在執政1年期滿後拒不退位，終為一場革命所推翻。——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