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史 · 第五章 立法議會。戰爭和王座的傾覆（1791年10月—1792年8月）
在1791年憲法基礎上確立的自由君主制的嘗試連一年也未能維持。在國王領導的貴族反革命和人民運動這兩面夾擊下，掌權的資產階級為了消除國內的困難不惜使國外的困難變得更嚴重。它與國王同謀，把法國和大革命投入戰爭之中。然而戰爭卻使其發動者的打算全部落空了。戰爭使革命運動重新活躍起來，導致了王位的傾覆，並且在幾個月之後又導致了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倒台。
輕率地挑起與貴族階級的歐洲的衝突後，革命的資產階級不得不向人民求助，進而向人民做出讓步。於是國民的社會內涵被擴大了。實際上，這一現象是從戰爭具有民族和革命兩種性質之日開始形成的。這場戰爭既是第三等級反對貴族階級的戰爭，又是全民族反對舊制度的歐洲聯盟的戰爭。法國的貴族階級在國內大搞反民族的戰爭，歐洲的貴族階級對法國大兵壓境。在這種威脅下，基於納稅額的選舉制度這一脆弱框架在人民的奮起中土崩瓦解了。
Ⅰ.走向戰爭（1791年10月—1792年4月）
1.斐揚派和吉倫特派
在1791年以前，資產階級是團結有力的。瓦雷恩事件發生後，它發生了分裂，皮爾尼茨宣言使這種分裂更為加劇。無論在議會裡還是在全國，資產階級在它的敵人面前已經不再構成一個統一陣線了。
在新的立法議會中，代表的主體仍然來自資產階級，產業主和律師在其中占優勢。初級議會6月指定的選舉人在1791年8月29日—9月5日任命了議會議員。這發生在馬爾斯校場事件之後和皮爾尼茨宣言激起的不安之中。立法議會745名議員在1791年10月1日第一次集合。他們都是些新人（在羅伯斯庇爾的要求下，國民制憲議會代表在1791年5月16日通過法令，宣布他們自己不得當選為立法議會議員），大多數是年輕人（議員中多數為30歲以下），尚無名氣。他們中許多人是在市鎮和省的議會中嶄露頭角和開始政治生涯的。
議會右翼由264名斐揚派議員組成。他們既反對舊制度也反對民主，主張有限的君主制和資產階級的優勢地位，正如1791年憲法所規定的那樣。但是，斐揚派中有兩種傾向，或者說是兩股幫派。拉梅特派對巴納夫、迪波爾和拉梅特「三巨頭」言聽計從。雖然這3人不再為議員，但大部分新大臣都由他們選擇，例如外交大臣萊薩爾。拉法夷特派則一切按拉法夷特的授意行動。拉法夷特極重虛榮，對三巨頭取代了自己在宮廷受寵信的地位懷恨在心。
左翼大體是由參加雅各賓俱樂部的136名議員組成的。它主要由兩名巴黎的議員為首領：一個是記者布里索，他所屬的派別被稱為布里索派；另一個是哲學家孔多塞，他是伏爾泰著作的出版人。左翼受到一些在吉倫特省當選的出色演說家的巨大影響，他們是：韋尼奧、讓索內、格朗熱納夫、加代等等。「吉倫特派」的名稱便由此產生。50年後，拉馬丁使這一名稱家喻戶曉[1]。布里索派多為新聞家、律師、教授，他們組成了第二代革命者。這些人中大部分出身於中等資產階級，他們與波爾多、南特、馬賽等海港的船主、銀行家、批發商等工商業大資產階級聯繫緊密，並保護他們的利益，就出身和所受哲學教育而言，布里索派傾向於政治民主；就其社會關係和氣質而言，他們則傾向於尊重財富並為之效力。
議會的極左翼是幾個主張實行普選制的民主派，如羅貝爾·蘭代、庫通、卡諾。3個親密無間的議員——巴齊爾、夏博、梅蘭（蒂翁維爾人）組成了「科爾得利三人幫」。他們在議會中影響不大，但在各個俱樂部和人民團體中卻相當起作用。
中間派處於斐揚派和布里索派之間，由345名議員組成。這是一個不穩固的群體，他們被稱為「獨立派」或者「立憲派」。這些人真誠擁護革命，但是缺乏明確觀點，也沒有傑出人物。
在巴黎，俱樂部和沙龍既能夠反映議會的觀點也能夠促使政治鬥爭激化。
沙龍中雲集了各派的首領，並為他們提供了協調意見的方便。斯塔爾夫人是內克之女，納博納伯爵的情婦。她的沙龍成了拉法夷特派的活動中心。韋尼奧則把他的朋友們匯集在旺多姆廣場附近多登夫人豪華的餐桌旁或沙龍里。這位多登夫人是一位包稅商的遺孀。布里索派在羅蘭夫人的沙龍中集合。她是一位富於正義感和感情豐富的婦女，是吉倫特派的靈魂。通過其好友和其丈夫的斡旋，羅蘭夫人發揮了巨大影響。她的丈夫正直而平庸，曾任工場視察員。
俱樂部的作用越來越增強，它們把各種傾向的活動分子都組織起來。出入斐揚俱樂部的只有那些屬於溫和資產階級的立憲派。雅各賓俱樂部會費較低，具有民主性質。小資產階級、小商販、手工業者經常不斷地出席它的會議，成為它的支持力量。他們最歡迎的演說家是羅伯斯庇爾和布里索，這二人的觀點不久便對立起來。雅各賓俱樂部通過其分會把影響擴展到全國，把所有革命保衛者和國有財產購買者組織在一起。科爾得利俱樂部是由更下層的人民分子組成的。
最後還有巴黎的48個區，它們使積極公民能了解政治事件的發展情況，並在某種程度上控制這些事件。這些區定期召開全體大會。從1792年7月起，當消極公民大量進入後，大會便成為人民積極參與政治生活的場所，對民主與平等思想的傳播作出了貢獻。
2.國王與議會的第一次衝突（1791年底）
國民制憲議會有許多難題未能解決。它把這些難題留給了立法議會。這導致了國王與立法議會的衝突，而這種衝突不是以憲法方式所能消除的。這些難題涉及各個方面。
首先是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困難。1791年秋天，城市和農村中的動亂再度興起。在城市，動亂首先是由於指券貶值和生活必需品漲價引起的。由於聖多明各黑人不堪忍受奴隸制而舉行起義，殖民地出產的食品，如咖啡、糖、朗姆酒的價格上漲尤為顯著。1792年1月底，巴黎的一些食品雜貨店周圍發生了混亂，人群強迫商店降低商品價格。巴黎各區也開始檢舉囤積居奇者。在農村，小麥價格上漲和在贖買前依舊保持的封建租稅激起了騷亂。從1791年11月起，幾乎到處都發生搶劫運糧車和市場的事件。博斯地區的各個市政府迫於人民騷亂的壓力，對糧食和必需的生活品實行規定價格。1792年3月3日，埃唐普的市長西莫諾——一個富有的皮革商，因拒絕實行規定價格而被殺死。斐揚派把他奉為殉道者。1792年3月，在中部和南部地區，流亡者的城堡連遭搶劫和焚毀。農民群眾要求徹底取消封建制度。在這種社會威脅下，立法議會舉棋不定並出現了分裂。
其次是宗教方面的困難。反抗派教士繼續進行煽動，致使一部分信奉天主教的群眾投向反革命一邊。1791年8月，反抗派教士在旺代挑起了動亂。1792年2月26日，他們把洛澤爾的農民煽動起來反對芒德的愛國者。反抗派教士與貴族之間的勾結處處可見。1791年10月16日，貴族們在阿維尼翁策動了一次叛亂，並且殺害了激進派的首領——市鎮文書萊斯居耶。愛國派則以拉格拉西埃爾的屠殺進行報復。
最後還有來自國外的困難。普羅旺斯伯爵加入流亡運動後，流亡者的挑釁活動大為增加：他們發布宣言叫嚷入侵法國，並猖狂地對立法議會進行猛烈抨擊。孔代親王命令軍隊集結在特雷弗選侯領土上的科布倫茨。對大革命的威脅逐步具體化了。
立法議會的政策在社會方面是猶豫不定的，但在反對革命的敵人方面卻堅決得多。
在社會方面，資產階級以武力鎮壓了農民起義後便不再像1789年時那樣團結一致了。富有的資產階級懾於社會騷動，越來越與貴族階級同流，它打算與王權取得和解。但是，中等資產階級在瓦雷恩事件後失去了對國王的任何信任。它首先想到的是其自身利益，並且懂得只有依靠人民才能保衛這些利益。中等資產階級的領袖們竭力防止資產階級與人民各階層之間出現裂痕。1792年2月6日，佩蒂翁在給比佐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資產階級和人民團結一致才完成了這場革命，只有他們的團結才能保住這場革命。」多姆山省的議員，後來成為羅伯斯庇爾至友的庫通在同一時期也宣稱：應該制定公正的法律以使人民同革命結合在一起。還應該「堅信人民的精神力量比軍隊的力量更為強大」。1792年2月29日，他提出建議：除了領主有原始文件證明的權利外，其他一切封建權利都予以無償廢除。斐揚派反對表決這項措施。戰爭使資產階級的困難加重，從而使農民的徹底解放有可能實現。
在政治方面，布里索派在拉法夷特派的支持下把議會鼓動起來對抗革命的敵人。拉法夷特派對戰爭的前景毫不擔心。立法議會通過了4項針對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的法令。1791年10月31日的法令限普羅旺斯伯爵在兩個月內返回法國，否則將剝奪他的王位繼承權。11月9日的法令對流亡者們發出了同樣的警告，否則他們將被作為陰謀嫌疑犯，他們的財產收入也將被收為國家所有。11月29日的一項法令要求反抗派教士進行一次新的公民宣誓，並授權地方行政部門在發生騷亂時將他們逐出住地。11月29日的另一項法令請國王「要求收留法國逃亡者的特雷弗和美因茲的選侯以及帝國其他諸王公不要再在邊境聚集和招募軍隊」。
吉倫特派藉助這些主動措施一步步激發起民族感情，他們認為這樣可以使國王失去迴旋的餘地，迫使他明確表示對革命是贊成還是反對。
此時，宮廷也開始採取破釜沉舟的政策。11月，在巴伊辭職後舉行的巴黎新市長選舉中，宮廷使拉法夷特的競選歸於失敗，結果雅各賓派的佩蒂翁於1791年11月16日當選。國王和王后暗自慶幸這一結果。瑪麗-安托瓦內特在11月25日寫道：「我們甚至可以從過了頭的壞事中更早地得到好處。對此，一般人是料不到的。」這是推行「物極必反」的政策。11月的幾項法令以及布里索派的好戰主動性使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內特不勝歡喜。國王對制裁反抗派教士和流亡者的措施行使了否決權，但他卻批准了涉及他兄弟的法案和請求他向德意志諸侯發出最後通牒的法案。這樣一來，議會便中了國王的圈套：諸侯受到攻擊，他們就會投入戰爭。路易十六和瑪麗-安托瓦內特以絕妙的兩面三刀之術挑撥敵對雙方，進而使戰爭不可避免。向外國求援成了挽救君主制的唯一辦法。
3.戰爭與和平（1791年冬—1792年）
大革命和舊制度之間在利益和思想方面的衝突造成了困難的外交局面。布里索派和宮廷出於對國內政治的考慮，對這種衝突不但不加緩和，反而逐步將其引向戰爭。以羅伯斯庇爾為首的極少數人反對戰爭，但未能如願。
主戰派是由布里索派和宮廷聯合組成的，這乍看起來不能不令人奇怪。
宮廷主張戰爭是因為它把獲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外國干涉上，它一貫使用著兩面三刀的手法。1791年12月14日，國王通知特雷弗的選侯，如果他在1792年1月15日之前仍不解散流亡者，路易十六隻能將他視為「法國的敵人」。宮廷在請求外國干涉落空後便企圖借製造事端達到目的。路易十六在威脅特雷弗選侯的當天便通知帝國皇帝：他希望自己的最後通牒遭到拒絕。路易十六在給「他的代理人布勒特伊」的信中寫道：「這將不是一場內戰，而是一場政治戰爭。那時一切事物都將大為改善，法國的物質和精神狀況使它連半個戰役也支持不了。」
在12月14日這同一天，瑪麗·安托瓦內特在給她的朋友費爾桑的信中寫道：「這幫蠢材，他們沒有看到這是為我們火中取栗！」宮廷心懷鬼胎，它指望戰局對法國不利，戰爭的失敗使專制政權得以恢復。為此，它急於把法國推入戰爭。
布里索派主張戰爭是從國內和國外政策考慮的。在政治方面，布里索派想用戰爭迫使叛國分子和路易十六暴露出真實面目。1792年1月14日，加代在立法議會講壇上大聲疾呼：「我們要事先給叛國分子指明去處，這個去處就是斷頭台。」布里索派認為戰爭是符合國民利益的。1791年12月16日，布里索在雅各賓俱樂部宣稱：「遭受了10個世紀奴役後終於獲得自由的人民是需要戰爭的，必須以戰爭來鞏固自由。」
12月29日，布里索還在立法議會中講道：「法國在歐洲面前展示其自由民族特徵的機會終於來到了。它要保衛和堅持自由。」他在這次演說中更加明確地指出：「目前，戰爭對國民是一種善行，唯一令人可怕的災難是沒有戰爭……只有國民的利益才是促進戰爭的力量。」
但是，他這裡的國民指的是什麼呢？對於這個問題，1792年1月5日伊斯納爾在立法議會的演說是最明確的回答。僅僅「堅持自由」是不夠的，還應該「完成革命」。伊斯納爾賦予即將發生的戰爭一種社會內容：「這將是權貴與平等之間的一場鬥爭。」權貴指的是貴族階級；而平等則只是「憲法所規定的平等」，是由基於納稅額的選舉組織方式所確定的。按照伊斯納爾的說法，「社會中最危險的階級是由那些在革命中敗落的許多人組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那些眾多的大產業主、巨商和一群富有和驕橫的人。這些人對平等不能容忍，他們對貴族等級無限惋惜，夢寐以求……總之，這些人痛恨創立平等的新憲法。」
這裡所指的當然是1791年的憲法，所談到的平等「只是權利方面的平等」，正如韋尼奧後來所強調的。吉倫特派所希望的戰爭只符合資產階級國家的利益。
經濟方面的憂慮也同樣嚴重。工商業資產階級及其政客希望徹底消滅反革命。他們的主要目的在於恢復指券的信譽，這是企業正常運行必不可少的條件。另外，工商界一向能在軍需供應中獲取巨額利潤，因此戰爭並不令他們討厭。這場戰爭將主要是針對奧地利的大陸戰爭，而不是針對英國的海上戰爭。因為海戰會損害法國與海外諸島的貿易和港口的繁榮。吉倫特派於1792年4月發動了大陸戰爭，直到第二年2月他們才向英國宣戰。
在外交方面，布里索派實際上把主要攻擊目標集中在舊制度的象徵——奧地利身上。他們在各國政治難民的支持下準備發動一場解放被壓迫人民的戰爭。布里索在1791年12月31日宣布：「進行一場新的十字軍征伐的時刻來到了。這場十字軍征伐是為了實現天下自由。」伊斯納爾在此之前曾向歐洲發出過警告，並提出發動「各國人民投入反對君主的戰爭」。戰爭成了一切政治問題的核心。有一名議員在1792年1月寫道：「戰爭！戰爭！從帝國各地傳到我耳朵里的都是這個呼聲！」
主和派使戰爭的發生推遲了一些時間。三巨頭和他們一派的大臣反對宮廷和議會的好戰政策。1792年1月，巴納夫和迪波爾向萊奧波德二世發出了一份備忘錄，勸告他遣散流亡者。
在戰爭政策的反對者中，數羅伯斯庇爾頭腦最清醒，態度最堅決。羅伯斯庇爾最初只得到丹東和幾份民主派報刊的支持，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地抵制不可抗拒的潮流。這股潮流把全體革命者隨著布里索派捲入了戰爭。在3個月中，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的講壇上以驚人的遠見展開了一場反對布里索的激烈鬥爭。這場鬥爭使革命派從此陷於分裂。他深知宮廷主張戰爭並非出自善意。1792年1月2日，他在雅各賓俱樂部的演講中指出，戰爭使流亡者、宮廷和拉法夷特之流感到慶幸。禍害的根源不僅僅在科布倫茨。「禍害的根源難道不在巴黎嗎？在科布倫茨與離我們不遠的另一個地方之間難道沒有任何聯繫嗎？」毫無疑問，完成革命和鞏固國家都是必須做的事。但是，羅伯斯庇爾把輕重緩急的次序重新作了安排：「你們應該首先把目光轉向你們在國內的立場，在向外輸出自由之前應該先把國內秩序整頓好。」
羅伯斯庇爾還指出，在進行戰爭和打擊外部的貴族之前，應該首先消滅內部的貴族，制服宮廷，清洗軍隊。戰局有可能變壞，因為貴族軍官的流亡瓦解了軍隊，部隊缺少武器、裝備，要塞沒有糧食彈藥。「一旦將戰爭加在人民頭上」就不能不對人民有所補償：必須武裝消極公民，振奮民眾精神。而且，即便取得了勝利，自由也可能會葬送在某個野心勃勃的將軍手中……然而，羅伯斯庇爾對戰爭所持的清醒分析和勇敢的反對態度還不足以阻擋這股潮流。
4.宣戰（1792年4月20日）
戰爭曾一度因羅伯斯庇爾的反對態度而推遲到來，但在1792年初的幾個月中又加快了步伐。1791年12月9日，拉法夷特派在布里索派的支持下成功地把納博納伯爵安插為軍政大臣，使他成為內閣中主戰政策的工具。1792年1月25日，在特雷弗選侯被嚇得讓了步，解散了流亡者的聚合之後，立法議會就請求國王向皇帝詢明「他是否放棄了旨在反對民族主權、獨立與安全的任何條約和公約」。這意味著要求他正式收回皮爾尼茨宣言。外交事務大臣德萊薩爾力圖制止好戰政策，結果，納博納被免了職。
布里索派內閣的組成是對免除納博納職務的反擊。吉倫特派火冒三丈；韋尼奧也譴責國王身邊「居心叵測的顧問們」。布里索向主和的大臣提出了嚴厲的控訴狀。1792年3月10日，德萊薩爾在大理院受到指控。其他大臣驚恐萬狀，辭官而去。路易十六在迪穆里埃的建議下召布里索的朋友和吉倫特派組閣：克拉維埃爾任國家稅務大臣；羅蘭為內政大臣；塞爾旺在5月9日出任陸軍大臣；迪穆里埃任外交事務大臣。迪穆里埃曾作過密探，是個名副其實的冒險家。他懷著野心投身革命，與拉法夷特有同樣的企圖：進行一場速決戰，然後班師回朝以便恢復君主政權。為了堵雅各賓派的嘴，迪穆里埃給了他們幾個職位：勒布倫-通迪和丹東的朋友諾埃爾進入外交事務部；帕施進入內政部。吉倫特派的報刊立刻停止了對宮廷的攻擊。羅伯斯庇爾抓住這一把柄，嚴厲揭露「陰謀家們」的狼狽為奸。於是，在他的支持者和吉倫特派之間發生了無可挽回的決裂。
從此，宣戰已勢在必行。3月1日，萊奧波德猝死，他的繼承者弗朗索瓦二世反對任何讓步，決心一決雌雄。他對3月25日給他的最後通牒置之不理。1792年4月20日，國王親臨立法議會，建議向「匈牙利和波希米亞的國王」宣戰，這即是說只向奧地利而不向帝國宣戰。只有十幾個議員對宣戰投了反對票。
戰爭並沒有使其發動者如願以償：宮廷和吉倫特派的各自打算都落空了。戰爭卻促進了民族感情的激昂高漲，並給吉倫特派增添了持久的威望。這種威望在相繼而來的災難中也難以磨滅。吉倫特派最終垮台的原因並不在於它企圖進行一場導致國民自我發現的戰爭，而在於它不會駕馭這場戰爭。
米什萊寫道：「他們是共和國的創建者。他們主張進行92年的十字軍征伐和實現全球的和平。因此，他們受到全世界的感激是當之無愧的。他們需要洗淨93年的污跡，經過贖罪後永垂青史。」
Ⅱ.王座的傾覆（1792年4—8月）
這場震撼歐洲的，幾乎不間斷地持續到1815年的戰爭，使法國的革命運動重新活躍起來。王權則成為它的第一個犧牲品。
1.軍事的失利（1792年春）
按照布里索派和宮廷的打算，這場戰爭應該是速戰速決的。
然而，從戰爭一開始，軍隊和軍官的不足就導致了接連失利。法國軍隊陷於完全瓦解的困境。在1.2萬名軍官中至少有一半已流亡國外。兵力減員嚴重，前線部隊和1791年徵募的志願兵共有15萬人左右。政治和社會衝突也波及到軍隊。愛國派的部隊與貴族的指揮官相互對立，軍紀因此受到影響。高級統帥平庸無能：曾在北美戰爭中戰功卓著的羅尚博元帥現已衰老，對其部隊缺乏信心；老於世故的德意志人呂克奈爾元帥指揮無方；拉法夷特只不過是個政客式將軍。
初戰很快便告失敗。迪穆里埃曾命令集結在邊境的3個軍發起進攻，奧地利軍隊只有3.5萬人與之對壘。發動一次突然攻擊本可以使法國人占領整個比利時。但是，4月29日，當奧地利軍隊剛一露面，對自己部隊缺乏信心的狄龍和比隆將軍便下令後撤，士兵們感到被人出賣而潰不成軍，狄龍則被人殺死。於是，邊境失去了防禦。拉法夷特在阿登山脈始終按兵不動。將軍們把失敗歸咎於部隊目無軍紀和對此容忍的內閣。1792年5月18日，匯集在瓦朗西埃納的將領們不顧內閣的命令，自行宣布進攻已不可能，並且建議國王立即媾和。高級統帥持此種態度的真正原因並不在軍事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一貫富有遠見的羅伯斯庇爾早在5月1日就在雅各賓俱樂部中指出了這種危險：「不，我絲毫不信任將領們。除了個別幾個可敬者外，我認為他們幾乎都對舊秩序和宮廷的恩寵懷有惋惜之情。我訴諸人民，只有人民。」
拉法夷特此時徹底向拉梅特派靠攏，以便對付民主派。他聲稱隨時準備率部開向巴黎，驅散雅各賓派。
2.國王和議會的第二次衝突（1792年6月）
軍事失利、將領的態度以及他們與宮廷的勾結使民族情緒高漲起來。這種民族情緒的高漲與革命衝動密不可分，其矛頭指向嘲弄民族的貴族。
4月26日，魯熱·德·利爾在斯特拉斯堡推出了他的《萊茵軍戰歌》。眾所周知，這首歌充滿了民族和革命的激情。無論在歌曲的作者還是歌唱者的心目中，革命和民族是融為一體的。陰謀使法國回到「古代奴隸制」的「無恥專制者」和暴君受到了鞭撻。貴族階級、流亡者「這幫奴才、叛賊、大逆不道之徒和布耶的同謀者」也統統未能倖免。歌曲讚頌對祖國神聖的愛，發出了保衛祖國的召喚（「你們可曾聽到：在田野里，兇殘的士兵在咆哮……」）。這祖國是1789年後在反對貴族階級和封建制的鬥爭中誕生的祖國。
不久便成為《馬賽曲》的這首歌和它的歷史背景是難以分開的，這就是1792年春天的危機。民族的衝動與革命的奮起緊密相關，一場階級衝突成為愛國主義的基礎，並且大大激發了這種愛國主義。貴族們推出國王來反對他們所鄙視的國民。國內的貴族對外國入侵者望眼欲穿；流亡者為虎作倀，幫助敵方作戰。對於1792年的愛國者們來說，此時正是保衛和發展1789年成果的關鍵時刻。人民群眾始終被貴族的陰謀所煩擾。民族危機給他們以新的推動，使民主運動向縱深發展。消極公民們在吉倫特派的建議下拿起梭鏢，戴上紅帽，組織起越來越多的友好團體。資產階級國家基於納稅額的制度框架是否將被他們打破？……
在羅蘭1792年6月10日給路易十六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寫有這樣的話：「祖國絕不是在想像中被美化的一個名詞。它是一個存在物，人們曾為之作出犧牲。人們通過對它的關切表達對它與日俱增的熱愛。人們為它的誕生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它在動盪不安之中崛起。人們珍惜它是由於它來之不易，它使人充滿希望。」
對於消極公民來說，只有在權利平等的條件下才會產生祖國的觀念。
但是，激發起革命情緒的民族危機加劇了原第三等級內部的社會對立。資產階級的惶恐不安勝過了1789年，吉倫特派很快便遲疑不前了。為了武裝志願兵，富人們被課以捐稅。農民暴動一直在凱爾西醞釀，並且擴展到了下朗格多克。通貨膨脹的衝擊此起彼伏，生活必需品短缺造成的騷亂重新出現。1792年3月3日埃唐普市長西莫諾被殺一事，反映出在人民的要求和資產階級的商業、財產觀念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對立。在巴黎，雅克·魯在5月就提出以死刑懲治囤積居奇者。在里昂，市政官員朗日在6月9日提出了「保持麵包充裕與價格公平的簡便易行辦法」：限定價格和制定管理條例。資產階級開始被一個幽靈所糾纏，這就是「土地法」。當莫尚的神甫皮埃爾·多利維爾為埃唐普的暴動者進行辯護的時候，吉倫特派卻不顧夏博的反對，在1792年5月12日作出決議：為西莫諾舉行喪禮，將他的市長肩帶高懸在先賢祠的圓頂上。這樣，山嶽派和吉倫特派的分野開始出現，它們不久便分道揚鑣了。吉倫特派的「全國性衰退」是史書上的婉轉提法，這種現象的深刻原因此時已顯示出來：吉倫特派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表強烈主張經濟自由。它以戰爭政策激起了人民浪潮，但又對這種浪潮深感恐懼。它的民族感情從來沒能強烈到超越其階級團結的程度。
在人民的推動下，議會的政策堅定起來。布里索派意識到宮廷在支持將領們的反叛。布里索和韋尼奧在1792年5月23日猛烈地抨擊「對奧委員會」，揭露它在王后主持下為敵人和反革命的勝利賣力。在他們的影響下，議會再次採取了威嚇政策。新法令一個接一個地被通過：凡由本省20名以上公民告發的反抗派教士一律被驅逐（5月27日）；主要由貴族組成的御林軍被取締（5月29日）；在巴黎設置營地，供即將參加聯盟節的2萬名國民自衛軍使用（6月8日），這支力量不僅要保衛巴黎，並且將在必要時抵制叛逆將領們的任何企圖。
將領們和大臣們之間的不和為國王的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機。路易十六拒不批准關於驅逐反抗派教士和召集國民自衛軍的法令。6月10日，羅蘭鄭重警告他，讓他收回否決權，並向他指出：他的態度很可能使法國人相信國王串通流亡者和敵人，從而引起可怕的突發事件。路易十六堅持己見，6月13日，他解除了布里索派的大臣羅蘭、塞爾旺和克拉維埃爾等人的職務。吉倫特派讓議會作出決議，對被解職的大臣表示全國的惋惜之情。迪穆里埃生怕受到指控，他在6月15日提出辭職，隨即前往北路軍。斐揚派重掌政權後，拉法夷特認為時機已到，便在1792年6月18日宣稱「法國憲法受到了內部叛逆和外部敵人的共同威脅」，並敦促議會粉碎民主運動。
1792年6月20日事件的發生是為了向國王施加壓力。國王拒絕批准法令，將吉倫特派大臣解職並組織斐揚派內閣，所有這些都表明宮廷和將領們力圖推行拉梅特派和拉法夷特派的綱領，即消滅雅各賓派；修改憲法；加強王權；與敵方談判結束戰爭。面對這種威脅，吉倫特派積極組織了一次人民活動日，以紀念網球場誓約和瓦雷恩事件。在桑泰爾的帶領下，郊區人民向議會進發，而後又來到王宮。他們對按兵不動、拒絕批准法令和將大臣解職表示抗議。國王從窗口勉強探出身體，他頭戴一頂紅帽子並為國民的健康舉杯。但是，他仍然拒絕批准法令和召回吉倫特派大臣。
以和平方式施加壓力的嘗試失敗了。對立派的勢力甚至有所加強，王權主義一度從中得益。巴黎市長佩蒂翁被停職。6月28日，拉法夷特丟下軍隊，重新出現在議會。他勒令議會取締雅各賓俱樂部，懲辦6月20日示威的肇事者。
3.外來危險和吉倫特派的無能（1792年7月）
吉倫特派陷入了不可調和的自身矛盾之中，它沒有能力解決國內外的困難，因此被首都的革命分子所超越。它贊成向人民求助，但僅僅以人民遵循它所規定的目標為限度。
1792年7月11日「祖國在危急中」的公告反映了外來危險的嚴重程度和吉倫特派不知如何應付。7月初，布倫斯維克公爵統領的普魯士軍隊開到前線，孔代所率的由流亡者組成的軍隊也相繼趕來。戰鬥即將在法國本土展開。在危險迫在眉睫之際，雅各賓派捐棄前嫌，一心投入拯救祖國和革命的鬥爭。6月28日，羅伯斯庇爾和布里索在雅各賓俱樂部的講壇上發出了團結一致的號召。7月2日，議會繞過國王的否決權，命令國民自衛軍前來參加7月14的聯盟節。7月3日，韋尼奧慷慨陳詞地揭露了國王及其大臣們的背叛行為。他指出：「自由是在國王的授命下遭到攻擊的。」7月10日，布里索重提此話，並且明確指出了政治問題：「暴君們是對著革命、人權宣言和國民主權宣戰的。」在布里索的提議下，議會在1792年7月11日發出了祖國在危急中的公告：「大批軍隊正向我們的邊境迫近；所有仇視自由的人都武裝起來反對我們的憲法。公民們，祖國在危急中！」
所有行政部門都改為常設辦公；所有國民自衛軍都應徵入伍；一些志願軍新營被徵集組成。在短短几天內，有1.5萬巴黎人參軍。公告使切身利益受到威脅的人民加強了團結，它號召人民在參加保衛祖國的同時參加政治生活。
然而，吉倫特派的伎倆遏止了愛國主義的浪潮。在議會的威脅下，斐揚派大臣於7月10日辭職下台。這一事件在愛國派中再一次引起分裂。吉倫特派企圖重掌政權，它開始暗中和宮廷談判。7月20日，韋尼奧、讓索內和加代通過畫家博茲給國王通信。加代在杜伊勒利宮與國王一家進行了一次會晤。路易十六不肯退讓，他一拖再拖，以便把吉倫特派置於死地。吉倫特派不久前已在議會中改弦易轍，它責備人民的騷動並對搗亂分子進行恐嚇。7月26日，布里索揚言反對廢黜國王，不贊成普選權。他說：「如果有人試圖立即在憲法的廢墟上建立起共和制，法律的利刃就會刺向他們，如同刺向那些積極主張兩院制的人和科布倫茨的反革命分子一樣。」
8月4日，韋尼奧迫使巴黎莫孔塞伊區撤銷了它曾宣布的不再承認路易十六為法國國王的決議。
人民與吉倫特派之間的徹底決裂恰恰發生在吉倫特派的政策臨近完滿結局的時刻。吉倫特派在起義面前退縮不前。它擔心控制不住革命群眾，然而這些群眾正是在它的促進下才發動起來的。它所害怕的是財產權受到侵害，至少是財富的優勢遭到破壞。吉倫特派在譴責了路易十六之後又與他談判，它剛向前邁步就要往後退。這樣它便落得自尋死路，並且把1791年建立的制度也引向絕境。這種制度將國民禁錮在基於納稅額的限制中。
4. 1792年8月10日起義
除了巴黎以外，全國上下也都起來反對犯有通敵罪的王朝。8月10日起義不僅是巴黎人民的功績，而且也是以自衛軍聯盟戰士所代表的法國人民的功績。可以說，「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是全國性的事件。
愛國主義運動一經發動便勢不可擋。已經組成中央委員會的巴黎各區成為永久性機構，消極公民也滲透進來，他們還參加了國民自衛軍，7月30日的一項法令最終接受了他們的做法。同一天，法蘭西歌劇院區在全體大會上實行了普選制。在48個區中，最後有47個區表示贊成廢黜國王。在雅各賓俱樂部，羅伯斯庇爾取得了運動的領導權。早在7月11日他就曾向聯盟戰士講話：「公民們，你們來到此地難道只是為了參加一個空洞的儀式，重演一次7月14日的聯盟節嗎？」
在他的啟發下，越來越富有威脅性的請願書不斷出現，由聯盟戰士送交到議會。請願書在7月17日和23日曾兩次提出廢黜國王。當羅伯斯庇爾看到吉倫特派與宮廷重新談判時便對它再次抨擊。7月29日，他揭露「宮廷和立法議會中的陰謀家搞相互串通的把戲」，要求立即解散議會，代之以一個國民公會，由它修改憲法。7月25日，布列塔尼的聯盟軍到達巴黎；30日，馬賽的聯盟軍也到了，他們在市郊聖安托萬行進時唱著那首不久便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歌。在羅伯斯庇爾的促進下，聯盟軍戰士組成了一個秘密指揮部。
在科布倫茨起草的布倫斯維克宣言於8月1日傳到巴黎後激怒了所有愛國者。自7月的最後幾天起，首都的氣氛激昂而緊張，人們在街頭巷尾宣傳祖國在危急中，公共場所的徵兵工作在莊嚴隆重的禮儀中進行。為了恐嚇革命者，瑪麗-安托瓦內特請求敵國君主發布一篇具有威脅性的宣言。這篇宣言由一名流亡者起草並由布倫斯維克公爵簽署。宣言向敢於對侵略者實行「自衛抵抗」的國民自衛軍和動搖分子以死亡相威脅，它警告巴黎人民：如果國王一家受到「絲毫侵害」，便要「血洗巴黎城並將它夷為平地。這將是足以為訓和永世難忘的報應」。布倫斯維克宣言產生的後果與宮廷所預期的截然相反，它更加激怒了人民。
7月底未能爆發的起義一直推遲到巴黎各區把要求廢黜國王的請願書提交到立法議會之後。處於市郊聖安托萬的盲人院區為議會規定的最後行動期限是8月9日。這一天，立法議會對這個問題沒有表態就散會了。當夜，警鐘長鳴，市郊聖安托萬邀請巴黎各區派專員進入市政廳，先與合法的市府同時執政，然後取而代之。這便是「起義的市府」。巴黎市郊人民紛紛起來，與聯盟戰士一道向杜伊勒利宮進軍。杜伊勒利宮的自衛軍紛紛倒戈，轉向起義。8點鐘，馬賽人的隊伍首先到達，他們未遇阻攔，直入王宮內院。此刻，御前衛士們向他們開火，並將他們擊退。郊區人民趕到後，聯盟戰士在他們的支援下再次進攻，並且發動了衝鋒。10點鐘左右，受困的衛兵們在國王的命令下停了火。起義剛開始時，由於羅德里（吉倫特派，塞納省事務總管）再三請求，國王及其全家便離開了王宮，到不遠的議會所在地——馬內日大廳避難。在戰鬥勝負未見分曉之前，議會還將路易十六作為國王對待；當起義獲得勝利後，議會便宣布停止國王的職權（不是廢黜），並且通過決議：召開以普選產生的國民公會。這正是羅伯斯庇爾以前所建議的做法。
王座傾覆了。與之一起倒台的還有斐揚派，即自由派貴族和大資產階級。他們曾經促進了革命的發動，後來，他們又先後在拉法夷特和三巨頭的帶領下企圖領導革命，使之更加溫和。至於吉倫特派，它曾因與宮廷往來而落得名譽不佳，並且極力阻止起義發生。起義的勝利不屬於它，因而它不會在勝利之後強大起來。與此相反，以手工業者和小商販為主的消極公民，則在羅伯斯庇爾和後來的山嶽派的帶領下令人矚目地走上了政治舞台。
1792年8月10日起義是一次名副其實的全國性起義。南方和布列塔尼各省的聯盟軍在起義的準備和進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起義勝利後，在社會和政治方面分割國民的壁壘也崩潰了。
1792年7月30日，巴黎的法蘭西歌劇院區曾宣稱：「公民中任何個別階級都不能竊奪拯救祖國的專有權利。」它號召那些「被特權者稱為消極公民」的人到國民自衛軍中服務，在各區全民大會上議事。總之，它號召他們共同「行使屬於各區的那一部分主權」。7月30日，立法議會接受了既成事實，頒布法令允許消極公民加入國民自衛軍。
磨坊崗區也發出聲明：「在祖國處於危急中時，國家主人應該忠於職守，即統率軍隊，主持國務。他應該無所不在。」
「第二次革命」通過實行普選制和武裝消極公民，把平民納入到國民之中，它標誌著政治民主的誕生。與此同時，新的國家現實中的社會特徵更為突出了。原來主張與貴族實行妥協的那些人在屢屢碰壁之後便銷聲匿跡了：迪特里希曾企圖在斯特拉斯堡挑起反叛，後來便逃之夭夭；1792年8月19日，被部隊擯棄的拉法夷特投奔了奧地利人。此外，無套褲漢走上政治舞台使得一部分資產階級對新的國家現實產生了敵意。8月10日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人民民主共和國的誕生，而反抗這一共和國的勢力也已經蠢蠢欲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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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馬丁在1847年發表了《吉倫特黨人史》，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社會影響。——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