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史 · 第四章 國民制憲議會和國王的出逃（1791年）
從1791年開始，國民制憲議會的制度結構在矛盾發展的壓力下出現了裂痕。貴族階級仍在負隅頑抗，拒絕任何妥協。這使巴納夫、迪波爾、拉梅特三巨頭再次提出的和解方案不可能實現。向外國求助的行為已眾所周知，對外國入侵的恐懼使人民心目中產生了貴族在搞陰謀的看法。這樣，民族問題逐漸上升到首位，它加劇了原第三等級內部的緊張氣氛，並打破了納稅資產階級的政權賴以建立的脆弱平衡。
Ⅰ.反革命的猖獗與人民的奮起
從1790年夏天起，由拉法夷特推行的政策已經破產。貴族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之間的和解已無實現的可能。宗教分裂和反抗派教士的騷亂助長了貴族階級的反抗。指券貶值和經濟危機促使人民運動重新高漲起來。
1.反革命：貴族、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
流亡者、貴族和反抗派教士的力量加在一起，匯成了一股反革命敵對力量。
流亡者在國境地帶製造的騷亂逐漸明顯起來。他們主要集中在萊茵地區（科布倫茨、美因茲、沃爾姆）、義大利（都靈）和英國。流亡者們從事陰謀活動的目的在於挑動外國對大革命進行干涉。1791年5月，阿爾圖瓦伯爵與萊奧波德二世皇帝在芒圖進行了一次會面。然而，皇帝對問題持迴避態度。
貴族階級的動亂已在全國範圍展開，涉及的領域不僅限於憲法方面。貴族、 「黑幫」們想方設法使指券喪失信用，極力干擾國有財產的出售。武裝陰謀活動大量增加。1791年2月，「短刀騎士」們曾試圖在杜伊勒利宮劫持國王。1790年8月，在韋瓦雷南部有兩萬名保王派國民自衛軍組成了雅萊營，一直到1791年2月才被武力取締。1791年6月，萊扎迪埃爾男爵在旺代策動了一次叛亂。總之，貴族到處都在蠢蠢欲動。
反抗派教士的動亂為反革命的敵對活動增添了動力。他們與貴族同舟共濟，成為反革命的積極分子。他們照舊主持祭禮，管理聖事。國家出現了分裂，許多老百姓不願意拋棄「好教士」，是由於擔心靈魂不能獲救。這樣，反抗派便把一部分群眾拉進了反革命的敵對派陣營。由於混亂局面擴大，國民制憲議會在1791年5月7日允許反抗派教士搞宗教活動，將其作為一種可以容忍的活動對待。憲政派教士對此大為惱怒，他們擔心不能抵制反抗派教士的競爭。宗教戰爭爆發了。
2.人民的奮起：社會危機和政治要求
革命方面的反對派也在發展，這使得國民制憲議會的中庸政策難以推行。
反教會的騷亂是對反抗派教士動亂的報復。宗教鬥爭不僅使貴族黨派的力量成倍增加，也促進了一個反教會黨派的形成。雅各賓派為了支持憲政派教士，對羅馬天主教進行猛烈的抨擊，譴責宗教迷信和狂熱崇拜。
開展這種宣傳的《鄉村報》寫道：「有人責備我們對天主教不太寬容，責備我們對永恆的信仰之樹沒有始終關照。但是，當他們仔細觀察一下這棵不容侵犯的樹時便會發現：所有枝杈上都交錯橫生著狂熱崇拜。因此，斷其一枝必然會觸動其他枝幹。」
反教會作家的勇氣更大，他們提出取消宗教預算，主張建立一種愛國的與公民的信仰，盛大的全國聯盟節便是這種信仰的前兆。
民主派的騷亂也是對反抗派教士的動亂的報復。國王和拒絕宣誓的教士們互相勾結起來，這反而促進了民主派的壯大。從1789年起，羅伯斯庇爾便提出了普選制的主張。人民俱樂部的大量湧現使民主派勢力有所發展。在巴黎，教師當薩爾在1790年2月2日創立了第一個「兩性愛國者聯誼社」。這些接納消極公民的人民團體，在1791年5月組成了一個中央委員會。在1790年4月建立的科爾得利俱樂部是名副其實的戰鬥組織。它監視貴族，監督行政部門，組織調查、募捐、請願、示威等活動，必要時還舉行暴動。因此，這個俱樂部是運動的主導。馬拉在《人民之友報》上，博納維爾在《鐵嘴報》上都鼓勵這一運動的發展。一些民主派甚至自稱擁護共和，他們集合在羅貝爾的《國民信使報》周圍。
社會騷亂自1791年春天起再度出現。在尼韋爾內、波旁內、凱爾西和佩里戈爾都發生了農民的騷亂。巴黎的工人也躍躍欲試。失業有增無已，奢侈品工業瀕臨破產，生活費用上漲。一些職業團體，如排字工、馬蹄鐵匠、木工等聯合起來要求規定最低工資額。聯誼團體和民主報刊對工人的事業予以支持，譴責企業主和批發商利用經濟自由大搞「新的封建制」。社會騷亂助長了民主派的活動。
3.國民制憲議會的資產階級與社會的鞏固
面對上述兩種威脅，國民制憲議會制定了強硬的政策。資產階級對人民運動發展的恐懼絲毫不亞於對貴族反革命陰謀的害怕。拉法夷特的威望以及他對國王的影響現已消失殆盡。米拉波一時間成為頭面人物。
米拉波曾被1789年11月7日的法令排除在內閣之外。他被宮廷所收買，轉而報效國王。他向國王呈遞第一份奏章是在1790年5月10日。米拉波主張國王擁有實權，他極力促使議會賦予君主宣戰權和媾和權。他向路易十六提供了一項龐大的宣傳和賄賂計劃，旨在建立一個黨派，讓國王離開巴黎，解散國民制憲議會和向國民求助。在整套計劃中，宮廷只採納了賄賂一項。王室費總管塔隆通過積極行賄，使王室的同謀者和代理人為數大增。路易十六對米拉波同對拉法夷特一樣不信任。米拉波於1791年4月2日猝死。他的政策由於中斷而免於失敗，他的死亡使革命舞台上失去了一個主要演員。
巴納夫、迪波爾、拉梅特三巨頭馬上取代了米拉波的位置。民主派的壯大和人民的騷亂比貴族的陰謀更使他們警覺。他們也主張現在停止革命。三巨頭靠宮廷給的錢發行了一份新報——《文史學家》。他們開始與拉法夷特接近，逐步向右轉。他們控制著國民制憲議會，也迫使它作同樣的轉變。消極公民被排斥在國民自衛軍之外；集體名義的請願遭到禁止；禁止結社和罷工的勒夏普利埃法於1791年6月14日通過。左翼當時的表現便是在這樣一種反動的政治背景下作出的。羅伯斯庇爾當時閉口不言，然而他曾經在所有場合英明、果斷地保衛了人民的權利。1791年4月27日和28日，在關於國民自衛軍組織的辯論中他發言：「是誰進行了我們這場光榮的革命？難道是闊佬們，是有權勢的人嗎？唯有人民有願望並有能力進行這場革命。同樣，唯有人民現在能支持革命。」
勒夏普利埃法的社會後果連馬拉也未完全估計到，他把它看成一項限制集會和請願的反動政治法律。他在1791年6月18日的《人民之友報》上寫道：「他們剝奪了無數勞工和工人階層在一起名正言順地商議自己事務的權利……他們一心只圖把公民們互相孤立起來，防止他們共同管理國家事務。」
與貴族階級實行妥協的政策又冒頭了。由於害怕民主，三巨頭和拉法夷特主張修改憲法，提高選舉的納稅標準和加強王權。但是，這種政策必須得到「黑幫」和貴族們的支持以及國王的同意才能成功。貴族負隅頑抗使之不能實現。國王的出逃充分顯示出這種政策的虛浮。
Ⅱ.大革命與歐洲
在1791年當中，國內的動亂加上在國外的困難使國民制憲議會的處境越加艱難。新生的法國與舊制度的歐洲針鋒相對，正如封建貴族階級與資本家階級、君主專制與自由政府之間的對立一樣。各國之間的敵對有時會轉移它們對法國事務的注意力。流亡者和路易十六求助外國恢復其專制權力和社會優勢地位，這便使衝突不可避免。
1.革命的傳播與貴族的反動
各國的君主從一開始便對革命思想的宣傳和擴張力深感不安。大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和1789年原則本身就具有足以發動各國人民和動搖各君主專制權力的影響力。在法國發生的事件激發了世界各地的極大好奇心。外國人紛紛湧向巴黎，成為名副其實的「向自由朝拜者」。他們中有美因茲的喬治·福斯泰爾、英國詩人沃茲沃恩、俄國作家卡拉姆津等等。他們參與政治鬥爭，出入俱樂部，成為大革命思想的積極宣傳者。他們中最狂熱的應屬來自薩瓦、布拉邦特、瑞士、萊茵地區的政治難民。從1790年起，瑞士難民，尤其是日內瓦人和納夏泰爾人便組成了「海爾維第[1]俱樂部」。
在法國之外，啟蒙思想在資產階級和貴族中的傳播發展，使德意志和英國對大革命的影響尤為敏感。
在德意志，教授和作家們興高采烈，例如在美因茲大學圖書館任管理員的福斯特，漢堡的詩人克洛普施托克、普魯士的哲學家康德和菲希特。在杜炳根，大學生們種植了一棵自由樹。這一運動還超出了知識分子的小圈子，擴展到資產階級和農民中間。在萊茵河地區的伯爵領地，農民們拒不繳納領主捐稅；在薩克森的梅桑爆發了農民騷亂；漢堡的資產階級在1790年7月14日舉行了慶祝活動。這一天，參加者們身佩三色綬帶，女孩合唱團謳歌自由的誕生，克洛普施托克還朗誦了他的頌歌《是他們而不是我們》：
啊，高盧的自由，
我縱有千萬張歌喉，
也難以將你讚頌：
我的聲音是那樣的微弱，
啊，神奇的自由，
她無所不能……
在英國，輝格黨的首領之一福克斯、奴隸制的反對者威爾伯福斯、哲學家邊沁和化學家普里斯特萊都公開聲明自己贊同大革命。英國的統治階級在大革命初期曾持讚許態度。但是，隨著革命事態的急劇演變，它的態度逐漸冷淡下來。只有激進派和異端分子堅持同情大革命，要求在本國實行改革。1790年在曼徹斯特建立了一個「憲法社」；在1791年，「倫敦推動憲法情報社」重新建立。詩人們長期忠實於自己最初的激情，他們是布萊克、彭斯、沃茲沃恩和柯勒律治。1789年，柯勒律治在《法蘭西》讚歌中表達了他如醉如痴的喜悅：
當法蘭西怒火滿腔，舉起巨人的臂膀，
它的誓言震撼著天空、大地和海洋。
它頓足盟誓：不獲自由絕不罷休……
然而，歐洲的反動勢力不久便鋒芒畢露。封建制度被廢除後，貴族階級成為反革命。教會財產被沒收後，僧侶也成為反革命。層出不窮的動亂使資產階級深感不安。流亡者千方百計地挑動擁護舊制度的階級反對革命的法國。阿爾圖瓦伯爵從1789年後定居都靈，1790年，在特雷弗選侯的領地上組成了第一批武裝。既疲於奔命又高傲自負的流亡者們把自己的利益置於祖國的利益之上。他們吹噓只要幾支部隊便可征服被一小撮煽動者控制的巴黎。自1790年初，在德意志已經有人撰文抨擊法國的民主運動，如在耶拿的《文學報》上。在英國，土地貴族和英國教會挑起了反革命活動；在1790年選舉中，托利黨的多數地位更為加強，議會改革推遲進行。1790年11月，伯克發表了他的《法國革命感想錄》，這成了反革命的福音書。該書譴責法國大革命使貴族階級破產，並摧毀了等級差別這個神聖的制度。1791年，因支持北美起義軍而聞名於世的托馬斯·潘恩在他的《人權論》中駁斥了伯克的觀點，此書在人民中產生了巨大反響。伯克提出了組織反革命十字軍的主張。幾乎與此同時，教皇庇護六世在1791年春也對法國大革命的原則予以嚴厲譴責。3月，西班牙政府沿庇里牛斯山脈用軍隊設置了一條防線，制止「法國瘟疫」的蔓延。路易十六對躍躍欲試的歐洲反革命勢力寄託了全部希望。
2.路易十六、國民制憲議會和歐洲
路易十六的政策與歐洲貴族階級的願望不謀而合。他秘密地向各國君主請求干涉。流亡者們也朝此方向努力。阿爾圖瓦伯爵要求馬德里組織武裝干涉，支持在法國南方醞釀的叛亂。從1790年11月起成為流亡大臣的卡洛納[2]指望從普魯士那裡得到幫助。孔代親王在科布倫茨召集的軍隊準備為外國軍隊開道。舊制度看來又可以恢復了。路易十六隻是在表面上接受大革命。1789年11月，他寫信給西班牙的查理四世，對自己被迫作出讓步表示了不滿。1790年底，他決定出逃，並命令鎮壓南錫兵變的劊子手、在麥茨統兵的布耶侯爵為出逃進行準備。他的目的是請求歐洲列強命令國民制憲議會修改法令，並在邊界炫耀武力，施加壓力。
各國君主對大革命的敵視是普遍的。然而他們的態度卻不盡相同。俄國的葉卡特琳娜二世對組織反革命十字軍表現得十分熱衷：「摧毀法國的無政府狀態，這會留下萬古英名。」瑞典的居斯塔夫三世則準備統率聯盟軍隊，他於1791年春天駐紮在埃克斯-拉-夏佩爾。普魯士國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和撒丁國王維克多-阿梅代三世都同意動兵。德意志帝國皇帝萊奧波德二世以及英國政府則表現得較為謹慎。各國君主之間的鉤心鬥角和領土野心使他們四分五裂。如果沒有擔任聯盟首腦的德意志皇帝，他們必然會一事無成。然而，萊奧波德二世並不完全敵視憲法改革，他對法國國王的權威被削弱並不惱怒。再說，他屬下的各邦國以及它們的東部邊界已經足夠他操心了。
國民制憲議會的對外政策以解決各國君主與大革命之間的衝突為重點，這些衝突涉及法律方面和領土方面。
阿爾薩斯發生的「異族王公」事件是由於廢除封建權利所引起的。在阿爾薩斯擁有領地的德意志諸侯認為自己受到了損害，他們向日耳曼帝國議會表示對法國國民制憲議會決議的抗議。
阿維尼翁事件致使教皇與法國作對。阿維尼翁和弗內森伯爵領地發生了反對教皇統治的起義，並廢除了舊制度。1790年6月12日，阿維尼翁舉行投票，決定併入法國。國民制憲議會猶豫不決遂使此事耽擱下來。當8月24日開始討論阿維尼翁的問題時，國民制憲議會代表們力圖避免使教皇對法國革命產生新的不滿，結果特隆謝的決議案得以通過：由於國王在外交方面有創議權，阿維尼翁人的請願呈送國王定奪。因為制憲議會不打算因一個不合時宜的表決而損害正在進行的、關於批准教士法的談判。
與此同時，在1789年原則的基礎上產生的新國際公法逐步確立起來。1790年5月22日，國民制憲議會莊嚴地宣布廢棄征服權：國家的組成只能基於人們意志的自由表達。1790年11月，國民制憲議會向德意志諸侯宣布：阿爾薩斯之所以屬於法國並非出於征服權，而是出於其居民的意願，他們參加1790年7月14日聯盟節便是證明。1790年10月28日，梅蘭（杜埃人）以自願組合的國家否定王朝國家，並從中總結出新國際公法的準則。他指出：「去年，在這個議會中，由一切新舊法國人訂立的社會公約是你們和阿爾薩斯兄弟聯合在一起的唯一合法依據。」他在這裡指的是，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級自命為國民議會的決議和同年7月9日國民議會宣布自己為國民制憲議會的決議。接著他又提出，這裡僅涉及到一個「極為簡單的問題」，即「阿爾薩斯人民能成為法國人是否依據了外交文件？……對於阿爾薩斯人民和法國人民來說，專制時期那些旨在把前者結合於後者的協定有什麼意義呢？阿爾薩斯人民與法國人民結為一體，這是出於他們的願望。因此，使這種結合合法化的僅僅是他們的意願而不是明斯特條約」。
阿爾薩斯的這種意願在1790年7月14日參加聯盟節時已經表達出來了。
1791年5月，鑒於教皇對教士法已持譴責態度，國民制憲議會決定占領阿維尼翁和弗內森伯爵領地以便徵求居民的意見。兩地與法國合併的法案於1791年9月14日通過。在各國君主看來，新的國際公法等於宣布賦予革命國家一種權利：只要哪一國人民有這種願望它就可以將其歸併。這樣一來，舊制度的外交便全被打亂了。
然而，國民制憲議會擔心一旦發生戰爭會使宮廷從中漁利。它給了德意志諸侯一筆補償費，而路易十六則立即鼓動諸侯拒不接受。國民制憲議會儘量拖延對阿維尼翁的歸併。由於普魯士、奧地利和俄國被糾纏在波蘭事務中不得自拔，這種和平政策才得以順利推行。萊奧波德二世認識到，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和葉卡特琳娜二世鼓勵對法國進行武裝干涉是為了使波蘭問題的解決有利於他們，而他自己將會在西方抽不出身，因此他寧願置身事外。
但是，國王的出逃使國民制憲議會的和平政策未能如願以償。萊奧波德二世也因此被迫對法國事務進行干涉。
Ⅲ.瓦雷恩：國王對革命的否定（1791年6月）
國王的出逃是大革命的主要事件之一。在國內方面，它表明了王權與革命的國民之間不可調和的對立；在外交方面，它加速了衝突的到來。
1.國王的出逃（1791年6月21日）
國王的出逃是由瑪麗-安托瓦內特的瑞典朋友阿克塞爾·德·費爾桑伯爵長期籌劃的。他藉口護送貴重財物經驛站來到布耶的軍中，在通向聖默努的一路上布置了驛馬和騎哨。這樣，路易十六可以取道馬恩河上的夏隆和阿爾戈尼直達蒙梅迪。1791年6月20日午夜前後，路易十六改扮成侍從，與全家離開杜伊勒利宮。此時，拉法夷特正在視察城堡的哨位，並認為萬無一失。然而很長時間以來，他一直在杜伊勒利宮留著一個不上崗的門，這使費爾桑得以自由出入王后寢宮。
國王全家擠在一輛專門製作的重型轎式馬車裡上路了。他們比預定的時間晚到了5個小時。在夏隆以外布置的哨兵隊久等不見國王蹤影便撤走了。6月21—22日夜，當國王趕到瓦雷恩時並沒有找到預定的接應驛馬，於是他便停了下來。在聖默努時，路易十六毫不躲躲閃閃，他被驛站長的兒子德魯埃認了出來。德魯埃趕上在瓦雷恩停下的轎式馬車，並讓人截斷了埃爾河上的橋樑。當國王準備重新啟程時，發現橋被阻斷。此時警鐘鳴響，農民們蜂擁而來，趕來的輕騎兵隊也與人民表示友善。22日清晨，國王一家重新啟程返回巴黎。在他們兩旁是由各村趕來的國民自衛軍組成的人牆。當布耶聞訊奔來時，國王已經上路2個小時了。6月25日夜國王進入巴黎時，周圍死一般沉靜，士兵夾道列隊，倒持槍支，這儼然是「君主制的送殯行列」。
路易十六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法國人民宣言將他的企圖暴露無遺。他要先投到布耶軍中，從那裡轉向在荷蘭的奧地利軍隊，最後再返回巴黎，解散國民制憲議會和各個俱樂部，恢復自己的專制權力。路易十六的全盤秘密政策都是為了挑起西班牙和奧地利的干涉，使自己從中得益。早在1789年10月，他曾派豐布呂納修士為密使去見西班牙國王查理四世；他竭盡全力使法國與阿爾薩斯諸王公之間的衝突惡化。路易十六並非如人們常說的，是個簡單、軟弱、近乎不能做主的人。他很有點小聰明，他不屈不撓地奔向一個目標：恢復自己的專制權威，甚至為此不惜背叛民族利益。
2.瓦雷恩事件在國內的後果：馬爾斯校場的槍殺（1791年7月17日）
瓦雷恩事件在國內產生了相互矛盾的後果：國王出逃激起了人民民主運動的高漲；掌權的資產階級由於害怕人民而加強了自己的權力，並保持君主制。
瓦雷恩事件發生後，民主運動發展壯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科爾得利俱樂部的成員從6月21日起就要求國民制憲議會建立共和制，或者至少在決定國王的命運前徵詢各初級議會的意見。他們宣布：「我們終於擺脫了國王，獲得了自由。」國王的出逃成了促使人民群眾加強民族覺悟的決定性因素。它向人民群眾揭示了君主制與外國的勾結，它激起的強烈情緒一直擴展到最偏遠的農村。人們擔心外國入侵，便在要塞和邊境自發地進入防禦狀態。國民制憲議會從國民自衛軍中調了10萬名志願兵。這種社會和民族的反應所產生的效果與1789年的情形相似。在瓦雷恩，原本為保護國王出逃的輕騎兵隊全都轉向了人民一方，並高喊著：「民族萬歲！」防禦的反應突然呈現出來。1791年6月22日夜晚在聖默努附近，當地的領主當皮埃爾伯爵在前來歡送路易十六時被農民們殺死。在1791年的恐懼中，民族激情與社會仇恨激發了同樣強大的力量。國王的出逃仿佛表明外國入侵已迫在眉睫，人民群眾如同軍隊一樣組織動員起來了。
然而，國民制憲議會的資產階級卻保持著冷靜：它擔心農民起義，同時也畏懼城市人民運動（勒夏普利埃法於1791年6月14日被通過）。國民制憲議會中止了國王的職能及其否決權，它把法國組成了事實上的共和國。但是，國民制憲議會在阻止民主發展方面也毫無顧忌。它編造了「國王被綁架」的虛構情節。6月21日晚，巴納夫對雅各賓派大聲疾呼：「憲法就是我們的指南，國民制憲議會就是我們匯集的中心。」儘管羅伯斯庇爾表示抗議，路易十六仍得以免受起訴。只有布耶等製造「綁架」的人被指控。布耶在1791年6月26日給國民制憲議會的信中包攬了一切責任，但他早已逃之夭夭。7月15日和16日，國民制憲議會對布耶和另外幾個無足輕重的從犯發出了起訴令。1791年7月15日，巴納夫在一次激烈的演說中提出了實質性的問題：
「我們將結束革命還是使它重新開始？……再向前走一步就是有害和罪惡的行為。在自由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將導致王權的毀滅；在平等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將導致財產權的毀滅。」
儘管國王的叛賣和貴族的危險不容否認，國民制憲議會的資產階級始終認為國家應該是有產者的國家。對於它來說，大革命已經結束了。
馬爾斯校場的槍殺（1791年7月17日）表明了資產階級的既定意圖。巴黎人民在科爾得利俱樂部和其他友好團體的鼓動下頻頻舉行請願和示威活動。1791年7月17日，科爾得利俱樂部成員在馬爾斯校場集合，在祖國祭壇上對一項要求共和的請願書舉行簽名活動。國民制憲議會以擾亂秩序為藉口命巴黎市長驅散集會。戒嚴法一宣布，由清一色資產階級組成的國民自衛軍闖入馬爾斯校場，並且不經事先警告就朝手無寸鐵的人群開槍射擊，致使50人倒地身亡。隨之而來的是更加殘酷的鎮壓。許多人遭到逮捕；不少民主派報刊被迫停止發行；科爾得利俱樂部被關閉。一時間民主派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這便是所謂「三色」恐怖。
馬爾斯校場槍殺案的後果是無可挽回的。愛國黨分裂成為兩個相互敵對的集團。雅各賓派中的保守部分於1791年7月16日後就已分離出去，在斐揚修道院建立了一個新俱樂部。在雅各賓俱樂部中，由羅伯斯庇爾為首的民主派更加突出了。集合在斐揚俱樂部里的、以拉法夷特派和拉梅特派聯合而成的立憲派卻準備與國王和「黑幫」和解，保衛他們受到威脅的事業，並堅持納稅資產階級的政治優勢。於是，妥協政策再一次出籠。然而貴族階級卻仍舊頑固不化。
憲法的修改並未達到控制局面的「三巨頭」所期望的程度。但是憲法中對選舉權規定的財產標準更加提高了。選舉人無論是產業主還是承租人，根據不同情況，其財產應分別相當於150、200和400個工作日的價值。1791年7月28日的法令經過9月19日法令的重申和修正後，使國民自衛軍的組織最終定了型：只有積極公民才有權參加國民自衛軍。在武裝的資產階級面前，人民只能赤手空拳。經過這樣修改後，國王於1791年9月13日接受了憲法。14日，他再一次向國民宣誓效忠。國民制憲議會的資產階級又一次相信，大革命結束了。
3.瓦雷恩事件在國外的後果：皮爾尼茨宣言（1791年8月27日）
瓦雷恩事件在國外同樣引起了重大的後果。國王的出逃和被捕在歐洲君主中激起了巨大震動。普魯士國王驚呼：「多麼可怕的榜樣啊！」然而這一次也同以往一樣，一切都取決於帝國皇帝。萊奧波德二世在芒圖向各國宮廷建議：協同起來，拯救法國的王室和君主制。但是，君主們各自的打算和利益遠超過君主團結的感情，這使反對法國的歐洲協調不可能實現。斐揚派的政策使萊奧波德對路易十六的命運感到放心。為了掩飾他的退縮，皇帝只滿足於在1791年7月28日與普魯士國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簽署了一份皮爾尼茨宣言。該宣言只是以歐洲干涉的可能性對革命進行了恫嚇。這兩位君主宣稱「互相配合，以必要的力量隨時準備行動」。但條件是其他列強決意與之同心協力：「只有這時和在此種情況下」，干涉才可進行。實際上，法國輿論只照字面理解了皮爾尼茨宣言，這也正是宣言作者所希望的。這種外國干預顯得令人難以容忍，大革命感到面臨著威脅，民族感情在這種情況下更加激昂高漲。
1791年9月30日，國民制憲議會在一片「國王萬歲！」「民族萬歲！」的歡呼聲中自行解散了。它的領袖們認為已經在王權和納稅的資產階級之間訂立了協議：既反對貴族階級的反革命，也反對人民的運動。但是，國王只是在表面上接受了1791年憲法。國民與資產階級並不像國民制憲議會代表們所宣稱的那樣完全融為一體。當瓦雷恩事件的危機發生時，國民制憲議會下令從國民自衛軍中徵集10萬人。它既不信任王家的前線部隊又拒絕依靠人民。它所信賴的是國民，即憲法中所規定的有納稅能力的國民。事態的發展使他們的打算陷於落空。皮爾尼茨宣言發出後，戰爭看來是不可避免了。
在危險面前，資產階級儘管遲疑不決，但又不得不求助於人民。然而，人民在摧毀了出身的特權之後不願再長期容忍金錢特權的壓迫。他們要求在國民中有一席之地。從此以後，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以新的形式提上日程。
* * *
[1] 海爾維第是古代高盧的一部分，大致相當於現在的瑞士。——譯者
[2] 卡洛納在1787年4月被解職後，為逃避高等法院追究而出走英國。1789年11月，他到都靈投奔阿爾圖瓦伯爵，後被其任命為財政大臣。——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