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講稿 · 第十八章　恐怖統治時期

大革命所掀起的自由主義和立憲浪潮，隨著吉倫特派的失敗而告終了；自由反對權力、正義反對暴力的事業失敗了。就在吉倫特派失敗之際，整個歐洲都武裝起來，從陸上和海上對抗法國；保王黨人在法國西部取得了勝利；南方的起義也在蔓延，普雷西（Précy）率領四萬人堅守里昂。現在已經主宰了國民公會的多數派 (1) 給自己所定的主要目標是擴張和集中權力，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將國家從危機狀態中拯救出來，而在夏天那幾個月，這場危機幾乎摧毀了國家。在這一年剩下的時間中，這個超越一切的、迫切的目標決定了他們要做什麼樣的事情，也決定著他們將出台什麼樣的政策，其結果就是我們所說的恐怖統治（the Reign of Terror）。獲勝的山嶽派採取的第一項措施是制定一部新憲法。他們在四五月份就批評和反對吉倫特派起草的憲法草案，只有新起草的《人權宣言》獲得了通過。整部憲法現在都需要重新制定。新增加了5名成員的公安委員會著手籌備起草一部適應目前局勢的憲法綱要，其中要能夠體現目前已經取得優勢的原則。他們以孔多塞的憲法方案作為自己的基礎，按照雅各賓派演說家在議會辯論中所指出的原則予以修改。因此，他們在幾天內就完成了起草憲法的任務，6月10日，他們將這一草案提交給國民公會討論。向國民公會作憲法草案報告的是埃羅·德·塞舍勒斯（Hérault de Séchelles），但在隨後展開的辯論中，最經常發言的卻是羅伯斯庇爾。這個草案經過了短促的辯論，不過也進行了一些重大修改。6月24日，1793年共和國憲法獲得通過。這場大革命的所有成果，在這部憲法中得到了最集中的體現，它的重大意義也遠大於它所得到的名聲。 吉倫特派——由孔多塞執筆——在其憲法草案中沒有提上帝之名，僅僅將良心自由作為意見自由予以保護。在這個方案中，遴選行政官員和立法機構成員的辦法是一樣的，都是由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從而將官員的委任權交到這些官員將要治理之人民手裡。將由基層議會選舉國務委員會（Council of Ministers），基層議會也有法律提案權。這個方案是為了有利於權力分散化才限制國家的權力的。而公安委員會的草案儘管保留了孔多塞方案的很多內容，但要採取措施防止出現過分的離心力量。根據這個方案，立法機構是由直接普選產生的，但公務員不由選舉產生，這樣的投票太隨意，因而也是靠不住的。他們已經決定，由24人組成的高級行政委員會應當由立法機構從一個候選人名單中提名，每個區間接推舉一個人，由它來任命和控制政府所有的部和行政官員；立法機構可以就所有必要的問題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政令；但只有經過民眾的認可才能成為真正的法律，不管是明確的還是隱含地認可。這樣，他們就把直接民主制與代議民主制結合了起來。他們限制了公民投票決定的範圍，取消了民眾的提案權，限制了需要民眾認可的事項，剝奪了選民對行政部門的任命權，取消了秘密投票制度。這些措施規定了權力的組成方式，不過它們也是有利於個人自由的。新聞出版將是自由的，人民將享有完全的宗教寬容和結社權利。教育將成為普及性的，將制定濟貧法；如果出現壓迫，起義不僅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篡權行為將被判處死刑。所有的法律都是臨時性質的，都必須不斷地進行修正。羅伯斯庇爾拋棄了他在4月份的社會主義傾向，現在又回到了他以前的說法，也堅持要求保護財產權，實行比例稅制而不是累進稅制，也拒絕給窮人免稅。4月份，一位由殖民地選舉出來的不知名的議員要求憲法序言中應該承認神；6月份，在吉倫特派被消滅之後，這一想法得到了採納。與此同時，調整了幾個詞之間的次序，平等成了《人權宣言》的第一個原則。宣言又宣布，文明社會的最高目標是幸福而不是自由。不過，最高目標之類的東西完全是精神性的，乞靈於這種東西於事無補。 埃羅曾提出應當由全體國民選舉產生一個大陪審團，專門聽取針對政府及其官員的申訴，並決定哪些案件應送交法庭審理。這種設想是西哀士最早提出的，獲得了羅伯斯庇爾的支持。不過，國民公會卻拒絕了，於是，羅伯斯庇爾又建議，每位議員都應當由其選民作出評判，只要被選民公開譴責，在別的地方也就沒有當選的資格。這是與下列原則相違背的：議員屬於全體國民，理應由全體國民選舉，只是由於這樣做面臨一些實際操作上的困難，才不得不將全體國民分成不同的選區。辯論最後得到的結果是，議員仍然是不可侵犯的，也不用接受選民的制約，儘管有一位年齡最長的議員仍然固執地要建立大陪審團，這位議員的年齡之大，甚至能夠清楚地記得路易十四。 這部憲法明智地撤銷了一貫堅持的支持各個起義民族的立場，也放棄了一切干預和侵略他國的目標。有一段說，和侵略者是不能講和的，在讀到這一段時，有一個人喊道：「你是否跟勝利有約？」「沒有，」巴齊爾（Bazire）回答說，「我們跟死神有約。」社會上立刻出現一種批評之聲，這種批評儘管是匿名的，卻很容易看出有孔多塞的影子。這個人抱怨說，法官比陪審團更受青睞，官員不是由民眾普選來委任的，憲法沒有規定固定的修正時限，民眾對法律的認可淪為單純走形式。孔多塞相信，幾乎所有的財富不平等——這正是不幸的根源——都是由不正當的法律造成的，而社會治理藝術的目標就是減少這種不平等。還有人提出另外的反對意見，認為這部憲法沒有造福於窮人。關於財產和其他問題上的規定，被人貼上了公然倒向保守主義的標籤。但在全國選民的投票中，這部憲法以1801918票對11610票獲得通過，8月10日，舉行了一個隆重的儀式，慶祝這一憲法誕生。但卻並沒有規定這一憲法生效的具體日期。丹東的朋友們已經在談論提前解散議會了，但國民公會卻拒絕解散，而這部憲法也就一直沒有得到實施。儘管當時立法機構頒布的其他法律不失為良法，但法國的法官卻從來沒有適用過1793年6月24日和8月10日通過的那部偉大憲法。當年秋天，它被正式宣布暫時停止實施，而後來也再沒有恢復過。於是，法國就不是由這憲法來治理，而是由一系列具體的法令來統治，這些法令創造出了異乎尋常的權力，鎮壓了各種反對力量。 議會被解散之後，下一個要摧毀的東西是新聞出版自由。在議員受到侵害並不得不退讓的情況下，新聞編輯記者是不可能自己具有神聖性的。馬拉還在，他仍對巴黎發揮著影響力，他在6月2日的活動增加了他的影響。他有他自己的追隨者，有自己的權力基礎，因而，他並不是丹東或羅伯斯庇爾的追隨者。憑著他在弄垮吉倫特派的事業中的貢獻，他成了跟羅伯斯庇爾和丹東並駕齊驅的人物。他死之後，新聞出版領域和街道革命舞台上空出來的地方，立刻被他的一位稍遜一籌的競爭對手埃貝爾（Hébert）占領了。有一陣時間，埃貝爾獲得了巨大權力。馬拉的報紙幾乎無人問津，埃貝爾卻經常能賣出60萬份《杜歇老爹報》（Rèe Ducesne ）。他又通過自己的盟友肖梅特（Chaumette）控制了巴黎市政當局，而現在，這裡掌控著一切。通過布紹特（Bouchotte）和文森（Vincent），他還控制著戰爭部，掌握了廣泛了軍官任命權和撥款權，他把他的報紙也訂到每個軍營。對於講究秩序、比較刻板的羅伯斯庇爾來說，這個傢伙是令人厭惡的，因為他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是個墮落的傢伙，還是那些無能的將軍們迫切需要的保護傘。不過，如果羅伯斯庇爾沒有這個傢伙在巴黎的報刊的支持，也什麼都幹不成，所以也只好容忍他。但在埃貝爾和丹東之間，則爆發了公開的衝突，而丹東卻處於劣勢。吉倫特派被推翻，削弱了丹東的力量，因為他曾想挽救吉倫特派，所以，丹東被迫退讓。不過，在國民公會中，他依然是最強有力的人物，一度所有的問題都由他來決定。不過，在失去了實際進行統治的公安委員會中的位置之後，他就無法再得到官方的信息情報了，他的權力最終也就無法與羅伯斯庇爾相抗衡了。整個夏天，他明顯地黯然失色了，而肖梅特、埃貝爾和文森等人結成的同盟卻幾乎所向無敵。 從25歲到30歲的所有男子待命。正是根據丹東和卡爾諾的命令，法國擁有了一支人數超過整個歐洲大陸各國總數之和的軍隊。到這年年底，這支軍隊成為世界上最好的軍隊，而奧什（Hoche）、莫羅（Moreau）、波拿巴等人則被提升到指揮崗位上。 8月份，在國內秩序方面，還發生了一件事情，它對人類的影響，與法國軍隊的創建一樣深遠。在公安委員會忙於制定憲法之時，立法委員會正在起草一部《民法典》，它正是拿破崙法典的基礎。康巴塞雷斯（Cambecérès）與後來跟他完成這部法律的人士一起，在通過憲法的那一天，也向議會提交了民法典第一稿。還有，8月24日，共和國財政顧問康邦（Cambon）完成了共和國債務的轉換和統一。 這些都是那些接受羅伯斯庇爾領導的人士在他的政府進行統治的最初一段時間所從事和完成的影響很大的措施。也正是憑著這些措施，羅伯斯庇爾才得以鞏固自己的權力。 9月初，公安委員會的成員增加了，它接納了比約－瓦雷納、後來推翻丹東的科洛·德爾布瓦，最後，它也接納了羅伯斯庇爾。任命科洛是對埃貝爾作出的一個讓步。這一派相信，政府的權力太軟弱了，面對其敵人，應當加強權力。丹東本人也說，每天都應該有一個貴族、一個惡棍用他的腦袋來償付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委員會立刻制定了兩項措施，顯然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9月5日，對革命法庭進行了改組，不再只有一個革命法庭，而是產生了四個革命法庭。9月17日，《嫌疑犯法》（Law of Suspects）獲得通過，該法能使地方政府隨心所欲地逮捕人，即使在被宣告無罪後仍可被投入監獄。在巴黎，9月13日總共關押著1877名囚犯，到10月20日，囚犯人數上升到2975名。9月25日，旺代戰爭的失利——即使是芒茨的精銳部隊也被打敗了——在國民公會中引起一場激烈辯論。這場辯論以丹東派的進攻而結束，羅伯斯庇爾卻竊取了勝利果實，在投票中獲得了全體一致的支持；從這一天到1794年7月26日，可以算作羅伯斯庇爾穩固統治時期。在此期間，國民公會讓位給了公安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為一個臨時性政府。 鼓吹暴力的一派因為南方的起義而堅持要處死他們視為人質的那些吉倫特派人士，因為西部的起義而堅持要處死王后。而政府在丹東的認可下曾試圖挽救瑪麗·安托瓦內特一命。他派馬雷（Maret）去與義大利的諸小國談判，讓他們保持中立，法國將為此釋放王后。奧地利卻不希望這些小國宣布中立，所以，在格里松（Grisons）山的隘口抓住了馬雷和他的同伴塞蒙維勒（Sémonville），並把他們關在曼圖亞一個地牢中。此時，王后已被押送到孔西埃日監獄（Conciergerie），這是送上革命法庭的最後一步了。而由於她的侄子、神聖羅馬帝國的新皇帝一點沒有軟化立場的跡象，所以，10月份，她被送上法庭，隨後被處死。王后被處死是令人噁心的，因為這完全是一場交易，是羅伯斯庇爾為還清那個時刻比他還狂暴的人的人情而作出的一個讓步，是為了轉移他們攻擊的目標。我們已經看到了，王后在關鍵時刻給國王出的主意是災難性的，她從來就不相信國民應擁有權利，她密謀策劃針對她的人民的戰爭和破壞。她有很多理由惹人憎惡。但如果我們自問，誰可以在那個時期及其他時期從審判國王和王后們的法庭上毫髮無傷地走出來，如果我們記得，她是如何經常地反對保王黨人和流亡者，從而取悅於、也有益於國民的事業，她甚至反感那位偉大的愛爾蘭人 (2) 對她在凡爾賽宮的描寫——這本書由迪唐（Dutens）翻譯、由費茨詹姆斯（Fitzjames）公爵夫人呈給她——則我們必須承認，她理應得到一個比那些與她立場差不多的人物更好的結局。 1793年10月份，是埃貝爾派大獲全勝的時期，在這個月中，出現了一輪新的、史無前例的大屠殺。他們公然主張的政策就是全面逮捕，快速審判，立刻處決。與他們相比，羅伯斯庇爾倒似乎算是個感情豐富、優柔寡斷的人了，只有在壓力推動下，才會採取行動。他最終果然遂了他們的願，不過這個功勞是他們的，報酬也應該是他們的。他們中的一位——文森如此地嗜血成性，他發現，撕咬小牛的心臟，會讓他身心舒暢，仿佛他咬的是保王黨人的心。不過，這個派系並不是唯一一群殘忍的傢伙。他們有兩大敵人，教士和貴族；他們有兩種激情：消滅上層階級，消滅宗教。有一批人一直在攻擊教士，還有一批人一直在攻擊宗教。這些人的原創性在於，他們試圖創造出一個替代宗教的東西，他們希望給人們提供某種跟上帝不同的東西讓人信仰。他們更渴望將新宗教強加於人，而不是摧毀舊宗教。事實上，他們相信，舊的信仰體系正在迅速走向滅亡，那些傳播這種宗教的人自己都從內心深處抗拒它。埃貝爾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而肖梅特卻屬於非宗教性信仰的熱情洋溢的創始人。他認為，革命從本質上說是與天主教信仰不共戴天的，他以為，革命從一開始所奉行的原則就是他現在宣布的東西。然而，實際上，1789年，教士一度頗受歡迎，儘管國民議會拒絕宣布法國是天主教國家。1792年6月，雅各賓俱樂部拒絕了一個取締國家宗教、並用富蘭克林和盧梭取代壁龕中天主教聖人的提議。12月份，一位議員大談取消上帝崇拜的話，卻無人支持。1793年5月30日，時值紀倫德河地區危機時期，聖體節 (3) 遊行隊伍在穿過巴黎的大街小巷時並未受到騷擾。8月25日，在羅伯斯庇爾的主持下，國民公會公開拒絕了一項要求取締以萬能的上帝之名傳教的請願。 9月20日，羅默（Romme）向議會提交了新曆法，他說，從這一刻起，平等不僅主宰了人間，也主宰了天國。11月24日，該曆法被採納，其中那些響亮的稱呼，都是由法布勒·德朗蒂納（Fabred d'Eglantine）發明出來的。它標誌著用科學取代基督教。葡月（winemonth）和果月（fruitmonth）並不比尤利烏斯和奧古斯都或者比維納斯和土星包含更多反基督教的色彩，但實行這種曆法的結果是廢除了星期天和各種節假日，讓理性壓倒了歷史，讓天文學家壓倒了教士。這種曆法完全是一種冒犯性武器，因而從來沒有人想過那些名字是多麼荒唐，根本不可能適用於緯度不同的其他地方，到了法蘭西海外諸島和旁迪切里地區 (4) ，人們根本不知其所云。儘管國民公會搖擺不定，一會兒沿著一個方向前進，一會兒又從這個方向上後退，不過，革命委員會卻堅定地一往直前，因為肖梅特受到了他的朋友們在9月和10月份所取得的勝利的鼓舞。他覺得，現在已經到了關閉教堂，建立一種新型世俗化敬神體系的時候了。在一位比他還狂熱的日耳曼人克洛茨（Anarcharcis Cloots）的支持下，他對巴黎主教說，他手下的教堂將像拒絕宣誓效忠者的教堂一樣註定會毀滅，他說，那些信徒已經不信仰它了，整個國家都已經拋棄了它。肖梅特還可以再加上一句：革命委員會準備消滅這位主教了。這位主教戈伯爾屈服了。11月7日，他帶著一群他手下的教士出現在國民公會旁聽席上，向人民辭去了他從人民那裡得到的職權。另有一些教士和主教步其後塵，看起來，有些人確實是戴著面具活動的，現在他們很樂意拋棄自己本來就不相信的信仰。西哀士宣布了人人皆知的一件事：他既不信仰那些宗教學說，也從來沒有實踐教會的戒律；當然，他也交出了一大筆聖職收入。有些人一直懷疑，戈伯爾是否也同樣對信仰沒有興趣。他們說，戈伯爾曾向教皇提出，他交出主教職務，但教皇得給他一筆適當的金錢回報。這一點被下列事實所證實：他通過克洛茨和肖梅特獲得了補償金。對於這兩人來說，能讓他徹底投降，就已經是一筆很好的交易了。不過，他的榜樣的力量卻多少受到了布洛瓦主教格雷瓜爾的抵消，因為這位主教強烈地反對這種做法，跟他反對國王時一樣地堅決。他站在主教座上，堅決拒絕放棄他的神職崗位。在國民公會中，他自始至終穿著法國高級教士的彩色長袍。 在巴黎主教舉行放棄主教職務的儀式之後三天，肖梅特向理性宗教（religion of Reason）打開了巴黎聖母大教堂的大門。國民公會對此敬而遠之，對此不屑一顧。而一位女演員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她被很多人形容為理性女神或自由女神，然而，她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她從她在這座教堂的寶座上俯視著眾人，她被抬到議會，在議長旁給她安排了一個位置，議長在巨大的歡呼聲中向她行了一個非常熱情的見面禮。在經歷過這次奇襲之後，曾經猶豫不決的議員們屈服了，大約一半議員也跟著眾人一起護送這位女神回到她在一座哥德式塔樓下的住宅。肖梅特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他早已禁止在建築物之外從事宗教活動，現在，他又廢黜了國家任命的神職人員，在他們留下的空位上代之以一位巴黎女演員。他已經克服了議會明顯的猶豫態度，迫使議員們積極參加他舉行的儀式。12月23日，他著手關閉教堂。革命委員會作出決定，任何人，只要打開教堂之門，就將被視為嫌疑犯而遭到懲罰。由此，肖梅特主義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但有兩個人出人意料地聯合起來反對肖梅特，成了基督教世界的捍衛者。他們是丹東和羅伯斯庇爾。羅伯斯庇爾當然樂意看到出現一個比他更極端的人，有了這個傢伙，他就可以靠幾輛囚車的囚犯，來廉價地收買人心。但他並不打算壓制宗教，而去照顧沒有上帝的敬神活動。這是違背他的政策的，這也是違背他的信念的；跟他的導師盧梭一樣，他是個一神論信仰者，甚至對他的信仰，也是容不得異說的。不過，這一點並不是讓他和丹東團結起來的紐帶，因為丹東沒有那麼強烈的唯靈論信念，他儘管是一個鍾愛理論的人，卻屬於18世紀一個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不過，丹東始終受到埃貝爾一派的攻擊，所以，對他們的狂暴行為深惡痛絕。吉倫特黨人之死令他驚恐萬分，因為他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可以使他免於他們的下場。對於未來的共和國，他已不抱什麼希望，他已沒有了激情，沒有了信念。從10月份那個時候起，他開始變得溫和了。他認為，不是羅伯斯庇爾，而是埃貝爾會導致不盡的流血事件，他樂意與他的對頭羅伯斯庇爾合作，推倒這些狂熱的極端分子。從9月底起，他離開位於阿爾西斯（Arcis）的家中外出。回來之後，他跟羅伯斯庇爾一起公開譴責了這種反宗教的騙人勾當，並替教士們說話，說既然反對宗教的人士可以得到寬容，那教士們也完全有理由得到寬容。 當羅伯斯庇爾宣布國民公會從來沒有打算禁止天主教宗教活動時，他是真誠的，這是邁向至高無上者（the Supreme Being）的節日盛宴的第一步。丹東則僅從政策角度採取行動，只是為了反對那些與他為敵的人。肖梅特和埃貝爾畏縮了，革命委員會宣布，教堂不會被關閉，12月初，持續了26天的理性崇拜活動終於退場了。人們清楚地感受到了傷害。肖梅特說，子彈和毒藥是對待進攻國民的教士們的武器。對待這些叛國者，絕對不能仁慈。這是一個攸關生死的問題。讓我們推倒橫亘在我們中間的那道永恆的壁壘。不能在公眾場合做彌撒，只可在冬天到2月份期間在私人小教堂中做彌撒。次年4月份針對肖梅特提出的控訴中之一大罪狀，就是他干涉平安夜宗教活動。 羅伯斯庇爾在鎮壓埃貝爾主義的行動中得到了丹東的支持。他們兩人達成共識的跡象，可從兩人共同出現在12月份的《老科德利爾黨人》（Vieux Cordelier）雜誌上看出來。在這本著名的雜誌上，卡米勒·德斯穆蘭相當熱誠地為仁慈的事業提出辯護，看起來似乎相當真誠；他也當眾嘲笑埃貝爾是那種喝斷頭台上滴下的液體喝醉了的人。羅伯斯庇爾還看了正在校對的那一期稿子。但到了聖誕節，他已經擁有足夠的支持，可以進行討價還價了。國民公會在12月20日竟顯示出某種仁慈的傾向，但在26日又退縮了。於是，德斯穆蘭在第六期的最後大聲收回了自己以前的說法。這個聯盟解體了，它打敗了埃貝爾，讓丹東丟了臉，從而有利於羅伯斯庇爾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到1月份，《老科德利爾黨人》被勒令停止出版。 現在，羅伯斯庇爾站在兩個敵對的派別之間，一邊是丹東、德斯穆蘭和他們的朋友，他們希望建立一個正常的政府；另一邊則是埃貝爾、肖梅特和科洛，他們不再堅持設立一位可怕的總督，但仍然希望由七十人 (5) 進行統治。科洛充沛的精力賦予了他的黨派以新的活力，丹東卻沒有想出對策來。就在這個時候，羅伯斯庇爾病倒了，從2月19日到3月13日，他關在自己家中。羅伯斯庇爾是一位精於算計的人，是一位謀略家，他做事的方式有條不紊，他所追求的目標是明確的、有分寸的。他的決斷力和勇氣不是那麼令人注目，因而，兩個具有異乎尋常的活力的人物現在脫穎而出。他們是比約－瓦雷納和聖茹斯特。聖茹斯特在軍中之時，他的同伴博多（Baudot）總喜歡講述，他們以他們在炮火下的勇猛無畏而讓士兵們大為吃驚。他又說，他們不想要勳章，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生命有魔法保護，炮彈不可能傷到他們。聖茹斯特從戰場上帶回巴黎的，正是這種誠摯、狂熱的精神。在他的領袖患病期間，他掌握了主動權，他提出了下面的理論：派別政治就已經構成了權力分立，他認為，這種分立削弱了國家的力量，聯合起來才是合情合理的。 3月4日，埃貝爾號召人民武裝起來推翻溫和派控制的政府。他的這個企圖失敗了，羅伯斯庇爾花費了巨額資金，讓巴黎站在自己一邊。他一度甚至考慮與這個危險的對手尋求妥協。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嚇破了膽，尋思著要逃往美洲。在這個特殊的危急時刻，金錢發揮了作用，埃貝爾獲得了外國銀行家的支持，讓他來結束羅伯斯庇爾的暴政。3月13日，埃貝爾被捕，18日，肖梅特被捕；17日，羅伯斯庇爾讓人告訴丹東的朋友、正趕往公安委員會的埃羅·德·塞舍勒斯，他最好退職，因為他們正在考慮逮捕他。19日，丹東派指使逮捕了忠於羅伯斯庇爾的警察局長埃龍（Héron），羅伯斯庇爾一直想爭取釋放他。3月24日，埃貝爾被送上了斷頭台。在上刑場的路上，他對龍桑（Ronsin）哀嘆說，共和國快要完蛋了。龍桑卻說：「共和國是永恆的。」迄今為止，斷頭台一直都被用來摧毀敵對的派系，從而使人們陷入明顯的敵對狀態中。很自然地，現在，它也可以成為解決自己個人恩怨的工具，而這些人卻都是最出色的共和主義者和雅各賓黨人。3月份的受害者共有127人。 丹東沒有做任何事情來阻止這場大屠殺，這種無所作為也毀了他，使他失去了人們因他遭受不幸對他產生的同情。比約和聖茹斯特聲稱，應當逮捕丹東，並要求在公安委員會晚上開會之時逮捕他。只有一個人拒絕在這個決定上簽字。丹東早就收到了多次警告。蒂博多（Thibaudeau）、盧瑟蘭（Roussellin）曾經告訴過他將要發生什麼事情。到了最後時刻，帕尼斯專門到劇院找到他，願意為他提供一個藏身之地。弗斯泰芒則建議他發動武裝民眾來進行抗衡。塔利安懇求他採取自衛措施，他是國民公會議長。馬拉的結局就已經向他發出了警告。阿爾貝蒂納 (6) 找到他，並告訴他，她哥哥一直嘲笑說，羅伯斯庇爾是個說到做到的人。她對他說：「在塔利安主持議會會議時，走上講台，粉碎公安委員會！要拯救你自己，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了！」「什麼，讓我殺了羅伯斯庇爾和比約？」「如果你不殺了他們，他們就會殺了你。」丹東卻對他的一位顧問說：「法庭將會宣告我無罪。」他又對另一個人說過：「讓人送上斷頭台，總好過送別人上斷頭台。」在兩人最後一次談話中，羅伯斯庇爾指責丹東鼓動德斯穆蘭的反叛活動，並曾對吉倫特派的失敗表示同情。丹東說：「是的，現在到了結束流血的時候了。」羅伯斯庇爾說：「那麼，你就是個陰謀分子，你是自找的。」丹東知道自己已經失敗了，淚水奪眶而出。整個歐洲都將因此而蒙受損失，因為他曾經說過，他不是那種把自己的國家踩到自己腳底下的人。他有一個難以抵賴的罪名：有人稱他為英國的皮特先生的保人，因為皮特曾經說過，如果有機會進行談判的話，那麼，最好的談判對象就是丹東。3月31日晚上，丹東被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卡米勒·德斯穆蘭及其他朋友。勒讓德勒次日提出一項動議：丹東應當由國民公會審訊，而如果國民公會來聆訊，丹東就將仍是那裡的主宰者。羅伯斯庇爾當然意識到了此刻的危險，在右派支持下，他駁回了賦予丹東的這一特權。在法庭上，丹東為自己所作的辯護是那樣的有力，法官倉皇失措。他那令人難忘的聲音，在法庭之外都能聽見，令人群騷動起來。公安委員會拒絕要求為他辯護的證人出庭作證，並簡化了審訊程序。只有踐踏法律，才有可能將丹東及其朋友們定罪。 在法國，恐怕沒有誰比丹東更愛國的了；幾乎所有人都看得出來，他之所以被處死，完全是由於私人的恩怨、嫉妒和恐懼。自此之後，那位勝利者除了磨快斷頭機之外，沒有別的保住自己權力的辦法了。儘管我們要把同情給予那些名氣更小的被處決者，不過，我們必須承認，正是丹東的答辯促成了1794年4月5日他被處決之後的4個月，恐怖逐漸升級；這一天，羅伯斯庇爾站在杜伊勒里宮的一個角落，觀看著他的犯罪同謀的末日。 丹東突然垮台，並且他是毀於那個能力和勇氣明顯低他一等的人之手，這個事實太令人驚訝了。或許一個故事能夠解釋這一點，因而有必要講講這個故事，儘管這個故事未必真實，因而不足以影響我們的敘述。1793年6月份，吉倫特派剛剛垮台，丹東結婚了。他的新娘子堅持說，他們的結合應當得到那些沒有宣誓效忠於國家的教士的祝福。丹東同意了，找到了這樣的教士，並去做懺悔。從此，他就有點不大適應他在革命中的角色了，他被趕出了公安委員會，意志消沉，滿腔憤慨，退隱到鄉村。在王后、羅蘭夫人和吉倫特派被處死之後，他回到巴黎，並站到被定罪的教士一邊，鼓勵這場革命運動向著仁慈的方向發展。就這樣，他不大受人歡迎了，也失去了影響力，他也拒絕採納那些能夠恢復自己權力的辦法。他甚至拒絕採取措施保障自己的個人安全，就像一個厭棄了生命的人一樣。就在這個時候，巴黎的七名教士——有人提到過他們的名字——輪流跟隨著從監獄到斷頭台的大車，化裝成狂呼亂叫的暴民，為的是撫慰和慰藉這個將死之人。而曾經為他主持過婚禮的德·克拉弗南（de Keravenant）神父也隨他一起走上了斷頭台，丹東認出了他，他在最後時刻赦免了丹東的罪。 ———————————————————— (1) 指雅各賓派。——譯者 (2)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3) 天主教節日，三一節後的第一個星期四。——譯者 (4) Pondicherry，印度東南部一港口，時為法國殖民地。——譯者 (5) seventies，猶太教公會，《聖經》中指猶太最高法院和司法機構。——譯者 (6) Albertine，馬拉的妹妹。——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