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講稿 · 第十五章　君主制之毀滅

吉倫特黨人的估計是正確的。宣戰後四個月，王座就坍塌了，國王被囚禁起來。在新內閣中，權力僅次於迪穆里埃的大臣是日內瓦人克拉維埃勒（Clavière），他曾是米拉波的一位顧問，是指券的積極推動者；下面是塞爾旺（Servan），一位戰功顯赫的軍官，不過，對我們來說，他更以軍事史家而著稱；還有羅蘭（Roland），他的妻子的社會影響力和在知識界的名聲在一個較低的層次上享有斯塔爾夫人的影響和地位。 外交大臣迪穆里埃是大革命時期的大人物之一。他屬於極端聰明的人，而算不上偉大人物，也不討人喜歡；他足智多謀，在身臨險境時不僅非常冷靜——這是指揮官應當具有的素質——當希望已經喪失時，還依然保持著堅定和樂觀心態。他與弗里德里希的王牌軍隊遭遇之時，他的手下都是些沒有經過訓練的志願人員，他手下的軍官則仍然是國王軍隊中逃跑後殘留的。如果沒有原則或信念或良心上的顧忌，他就不會對那些教條的革命者手下留情。他曾對他所蔑視的國王說過：「我可能會經常讓你不高興，但我永遠不會欺騙你。」他並不是那個通過發動戰爭來危害國王、毀滅國王的陰謀的合謀者。他開頭做得並不怎麼好，不管是在打仗的藝術還是雛持和平的技巧方面。他曾利用自己的一切外交手段、動用一切秘密活動經費，竭力想使普魯士保持中立。但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普魯士人在對法政策上的惱怒，及他們對法國軍隊的蔑視。普魯士軍官接到命令，準備向巴黎進軍，私下裡他們被告知，這將純粹是一次軍隊檢閱而已。在比利時境內與奧地利軍隊的第一次遭遇戰證明了他們的這種信念：法國人轉身逃跑，並且還殺了他們的一位將軍。 迪穆里埃的名聲開始動搖了，吉倫特派現在沒法再指望利用他來發動下一場戰役以執行自己的計劃了，於是，他們又提起教士的問題。5月27日，韋尼奧提出制定一道政令，將拒絕宣誓效忠的教士交給地方當局處置，並威脅他們，在國家危急關頭，作為人民公敵，他們可被任意驅逐。假如國王批准這一命令，國王本人就將被孤立，遭到傷害。而只要國王否決，他們就有藉口煽動巴黎來對付他，而不用等待戰局的變幻莫測或迪穆里埃的配合。6月10日，羅蘭夫人向國王寫了一封信，她的丈夫也在這封信上籤了名，信中說，為了教士們自身的安全，應當將他們從那種危險的做法中解救出來。羅蘭對自己的這封信非常得意，將其送到報社發表。吉倫特黨派的內閣立刻被國王解散了。迪穆里埃試圖組成一個沒有他的吉倫特同黨的行政管理當局，但他無法解決國王對於法案的抵制。6月15日，他宣布辭職，到前線去充當指揮官。立法議會中的大多數人依然忠於1791年憲法，反對進一步的變革；但在這關鍵時刻，他們對於針對保王的教士們的那部法案的抵制，讓他們陷入孤立。路易十六和他的朋友們失去了地盤，他激怒了吉倫特黨人；他也已經失去了最後一位具有足以拯救他的力量的人物的支持。 6月15日，區行政當局的一位高級官員來到莫伯熱（Maubeuge）來拜訪拉法耶特。他的名字叫勒德雷爾（Roederer），我們還會遇到他。在拿破崙時代，他升到高位，我們對於皇帝的性格和我下面將會談到的事件的了解，都來自於他的記載。他與將軍的談話被巴黎傳來的一個消息打斷了。拉法耶特被叫了出去，從隔壁，勒德雷爾聽到了軍官們欣喜的歡呼聲。原來，他們聽到的是吉倫特黨人倒台的消息。為了加強國王的支持者，拉法耶特寫信給立法議會，勸告他們要抵制當時的反自由主義、反憲法的傾向。18日，議會朗讀了他的信。這時已經組成了一個新內閣，由斐揚黨人和拉法耶特的朋友們組成，其中一位是特里埃·德·蒙特西厄（Terier de Montciel），他也忠於國王。對此予以反對的，則是吉倫特派，他們對自己失去權力感到憤怒和驚恐；還有更加不妥協的雅各賓黨人，佩蒂翁是這個革命委員會的首領。在佩蒂翁的背後，則是巴黎真正的主子丹東，周圍是他的一群同黨：控制警察的帕尼斯（Panis）和塞爾讓（Sergent），控制報紙的德斯穆蘭和弗雷龍（Desmoulins and Fréron），還有桑泰爾（Santerre）、勒讓德勒（Legendre）之流的民眾領袖，而他們中最重要的是則是阿爾薩斯的軍事家威斯特曼（Westermann）。 討論到丹東和他的追隨者，我們就看到了現在仍可被稱之為意見衝突的最低級階段，我們開始接觸到罕見的貪婪和報復心，殘酷的本能和見不得人的動機。在革命的前幾個階段，所有這些因素都已經非常接近於浮現出來。而在這一刻，它們就要占據上風了，那些敢於行動的人將擠上前台，取代了彼此爭吵不休的玄想家家。羅伯斯庇爾和布里索都是些從不懼於犯罪的政客，只不過他們將其用於實現某種形式的民主制而已。他們中間最可怖的人是馬拉，他不僅要求實行大屠殺，還要求使用酷刑，他的那些殘暴行徑令人作嘔，純屬變態，但即使是這位馬拉，也是遵循著他自己的邏輯。他所信奉的也只是當時人們普遍信服的自然狀態和原始契約之理論。窮人確實同意放棄在野蠻的、暴力主宰一切的生活狀態下所曾享有之權利，希望從文明生活中獲益；但他們發現，這個契約被另一方撕毀了。他們發現，上等階級純粹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進行統治，留給他們的只有不幸和無知。於是，他們就可以重新回到社會出現之前的野蠻狀態，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拿走自己需要的東西，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將懲罰施加在那些曾從他們的痛苦中獲益的人的頭上。丹東不過是個強人而已，他希望出現一個維護人民利益和他自己利益的強大政府。對於理論問題，他從來不關心，他只關心通過壓迫富人來解救窮人。他對於在這個背景下聚集起來的那個派別，並無多少同情，他的目標不僅要減少不平等，還要確立真正的平等和社會的均一。這為民主的邏輯之更為極端的發展留下了餘地；不過，可以說，近代世界最大的變化乃出自丹東之手，因為正是他，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國。 在路易十六解散了他的大臣之後，丹東立刻大聲疾呼，到了發動恐怖打擊的時候了。6月20日，他的這個威脅變成了現實。這一天是網球場誓言周年紀念日，有人要組織一場規模龐大的遊行示威，要種植一棵自由之樹，或提出一份請願書，事實上想以此嚇住議會和國王。他們希望，國王會在這場騷動中滅亡；不過，並沒有想出任何明確的辦法，也沒有派人去進行暗殺。只要他退讓，趕走他的教士們，接受民眾推舉的大臣就行了。這就是吉倫特黨人的全部要求，他們不會同意提出更多要求。國王不得不在他們與他們暫時的盟友——那些一心弒君的傢伙——之間作出選擇。如果他退讓，就可以不受傷害；如果他抵制，他將被殺死。他們沒有想到，他會抵制，因為他已不想苟活下去了。國王明白擺在他面前的選擇，他作出了抉擇，準備赴死。在他的住宅被看管起來之後，6月19日，他寫道，他已經對塵世厭倦了。 路易十六天生就缺乏制定政策的能力，也沒有努力貫徹這種政策的勇氣，但他卻有理解原則的能力。到了最後，他覺得，他腳底下的土地是堅實的。他不再動搖，不再接受任何勸誡，也不再接受任何令人煩擾的要求。即使他死了，他也要為宗教事業、為良心的權利而死。良心權利的恰當名字就是自由，因而他對自己是忠實的；從他準備赴死之時起，從人格上說，他就是一位自由主義的，一位具有改良精神的君王。那個早晨到來的時候，他曾有過一刻的猶豫。當時還比較平和的暴亂分子曾問他們的頭目桑泰爾，如果衛隊向他們開槍，該怎麼辦。桑泰爾回答說：「繼續前進，不要害怕。佩蒂翁就在那兒。」他們遞上了他們的請願書，在議會前以單列縱隊前進，開往王官方向。他們沒有想到，他們在獲得國民的代表們的承認之前，一個低級的權力卻不讓他們接近。他們越過了一道又一道屏障，湧入了一個房間，國王在此等候他們，他站在一扇窗戶的陽台上，有四五個衛兵站在他前面。他們嚴密地保護著他，儘管人群中不斷有人用劍和長矛攻擊他，卻都沒有觸及他。他們提出的要求是，國王應當讓羅蘭復職，收回他的否決，這是吉倫特黨人與他們那些狂暴的夥伴們共同的要求。勒讓德勒宣讀了一份侮辱性宣言，他稱國王為賣國賊。這一幕一直持續了兩個小時。然後，韋尼奧和伊斯納爾德才出現，他們的出現對國王是一種保障。最後，佩蒂翁趕來，踩在精銳部隊的肩膀上來到國王面前。他向這些暴民保證，如果整個國家都表明支持巴黎，則國王將會執行人民的意願；他告訴他們，他們已經完成了他們的職責，然後，用一種圓滑的技巧把他們趕了出去。 這次令人難堪的侮辱，是路易十六一生中最為高貴的一刻。他站在那裡，在撲了粉的頭上戴著象徵自由的紅帽子，他不僅毫不畏懼，反而表現得愉快而安詳。他在他的敵人的掌握之中，卻以耐心挫敗了他們。在他的生命受到威脅時，他沒有投降，也沒有退讓。吉倫特黨人並沒有被召回內閣，那場運動歸於失敗。此刻，這種結果對於革命黨人造成了損害，給國王則帶來了好處。事情已經很清楚了，恐嚇和凌辱已經不能對他發揮作用，因此，需要採取比吉倫特人半心半意的辦法更為嚴厲的措施。 6月20日暴行是對拉法耶特16日來信的一個侮辱性回復，在這個時刻，他寫這封信，可不僅僅是寫封信的問題。因此，他的來信備受重視，議會下令將該信公開出版。吉倫特派謊稱這封信不可能是拉法耶特本人所寫，試圖阻止議會就是否將該信印發各區進行表決。他不能代表斐揚黨人的多數，不能代表主要由他的同黨組成的內閣，也不能代表國民衛隊將士。由於他是一支軍隊的首領，所以，他建議國王採取抵制政策，等於說他將支持國王這樣做。他現在再次寫信說，除非首都局勢發生某種變化，否則，他永遠沒有辦法義無反顧地抵抗普魯士軍隊。6月28日上午，他的信被公開之後，他立刻來到議會，抨擊那些煽動破壞秩序的人正在使國家走向分崩離析。在獲得339票對234票批准之後，他呼籲國民衛隊跟他一道反對雅各賓黨人。他召集他的朋友們開會，但宮廷事件的影響使這次會議沒有開成。他被迫回到自己的兵營，什麼事情也沒有做成。他設想可能還有機會。於是，他找來他的同事呂克內（Luckner），他的能力雖然不怎麼樣，但不是政客，也不是不可信賴的人。他們準備一起去救國王，把他帶到某個城市去避難。 革命者們現在已經有了他們的計劃，且不懼怕軍隊了。在7月14日革命紀念日那天，他們召集了各個區的民軍（fédérés），試圖作出安排，如果這些頑固的傢伙想發動最後一次打擊，就應當從布列斯特和馬賽派人來制服他們，因為巴黎已經指望不上了。但他們卻遭到了徹底失敗。6月21日和6月25日，激進的科爾德利俱樂部成員試圖再發動一次攻擊，他們在20日就曾實施一次，卻因為目標被分散而遭到挫折，他們希望這次收到較好效果。但他們的人卻動不了。大臣蒙特西埃發布命令，各區不能派民軍成員到巴黎來，他成功地阻止了他們的大多數，只有一兩千人到巴黎。在港口城市派出的支援隊伍到來之前，激進分子們什麼也不敢做。於是，危機被暫時拖延了，7月份的幾個星期，各派在議會中繼續鬥爭。在議會中，吉倫特黨人是議長，斐揚黨人卻在議員中占多數，雅各賓派則在巴黎占了上風。吉倫特派被迫奉行一種讓他們痛苦的、軟弱的政策。共和制度被迫將權力交給他們的敵人，就好像當初君主政體將權力交給其他人一樣。吉倫特派所能做的唯有不斷地積聚對國王的仇視，他們希望這能迫使國王與他們進行交易。他們在公然的進攻、秘密談判和防守意圖之間猶豫不定。 路易十六傾向於接受他的大臣與將軍們共同策劃的出逃計劃。他將被帶到科姆皮埃納（Compiégne），由軍隊予以保護。軍隊就是指拉法耶特，而拉法耶特只會同意保留國王作為國家的世襲元首，他可以充當國家元首，但不能進行治理。王后拒絕充當受到這種條件限制的國壬，也拒絕被這樣的人拯救。在她看來，安全取決於掌握權力，而不在於對權力的限制。神聖的東西是古老的王權，而不是現在的憲法。拉里·托朗達爾已經不再鍾情於馬盧埃和克雷蒙特·通納勒所鼓吹的英格蘭模式，他勸誡王后接受莫里斯的方案，莫里斯的方案是現成的，早在五年前，就提出了一種仿照美國政體的方案；托朗達爾希望王后找到他起草的一份經過修正的政府方案，在他們獲得自由之後予以公布。然而，王后堅強的意志和更為強烈的激情占了上風。這個時候，一切都精確地配合著，瑞士軍隊正在向預定地點進發，國王已經收回了他的命令。7月10日，斐揚派內閣辭職，但吉倫特派發現，權力仍然在斐揚派掌握之中。於是，他們非常激烈地抨擊國王是國家一切麻煩的根源。7月6日，他們的這種攻擊一度被充滿感情的一幕所打斷：這一天，里昂主教提出了一份宣言，表示在面對敵人時應當同仇敵愾。 7月11日，議會投票通過了一項宣告國家處於危急狀態的提案，22日，議會在大炮聲中公布了這一政令。這是召集武裝力量的宣言，它將獨裁的權力交到了政府手中。議員們提出了種種建議以使這種權力獨立於行政部門之外，後來發展成公安委員會的那種想法，現在已經初露端倪。7月14日，在戰神祠舉行了紀念攻陷巴士底獄和1790年成立聯盟的活動，國王來到祭壇前，他宣誓將誠心效忠於憲法；這將是民眾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看到他；下一次他們看到他時，他已在斷頭台上。到7月底，吉倫特派明白了，國王不會向他們讓步的，而雅各賓派發動的騷亂也日益逼近，這種騷亂既針對國王，也針對他們。他們的最後一張牌是設立攝政王，即由他們打著王儲的名義發號施令。韋尼奧提出，國王應當讓四位立憲議會成員進入他的御前會議，不擔任官職，以彌補他的新大臣沒有名氣的缺失。就在這個時刻，不倫瑞克聲明為人知曉，巴黎48個區中有一些區的民眾正在考慮提出廢黜國王的要求，30日趕到巴黎的五六百馬賽人則使實現這一要求成為可能。 這些幾乎在同一天發生的事件，將權力從議會手中轉移到了市政府手中，也即從吉倫特派手中轉移到了雅各賓派手中，因為雅各賓派已控制了市政府，他們已掌握了在那幾個區活躍的勢力。在呈交給國王的一封信中，韋尼奧申明，國王與那些為他而來的同盟國之間不可能沒有聯繫，因為他們如果取得勝利，將對他帶來很大好處。這是保王黨人無法予以反駁的論點。國家處於危急關頭，而危急的根源就是國王。憲法在6月20日就已遭到踐踏。國王絕不可能忠實於這種如此粗暴對待他的政體，這種政體將使他的敵人可以支配所有的武力，從而使他任由那些最傲慢無禮、最聲名狼藉的暴民肆意侮辱攻擊。當然，他並不天生就是一位專制者，他或許可以很容易對合理的變革心滿意足。但他作出變革的限度卻無人知曉，是個未知之數，他也沒有解釋過。於是，他就被簡單地被視為他曾發誓要遵守的憲法的敵人。 這個時候，王后是比她丈夫更重要的人物，她更為公開地從事反動活動。那場偉大試驗的失敗驅使她重新回歸絕對君主制。她在1791年曾拒絕接受流亡者，現在她又拒絕接受立憲派。她寧可選擇滅亡，也不願意讓她憎惡的這些傢伙來拯救自己。她唯一的指望是外國軍隊，他們正磨磨蹭蹭地往摩澤爾河地區匯合。她派出的代表已要求在列強的聲明中取消暗示將保留立憲自由的字句，她也已經暗示，巴黎的居民將遭到報復。 國王本人也已正式邀請了入侵者。他的密使就騎馬跟在不倫瑞克身邊，當然假扮了一番，穿著普魯士軍人的制服。他的兄弟們帶著敵人提供的大量輜重進入法國，他最信任的密使甚於對他的兄弟們的信賴——布勒特伊爾正準備治理他們所占領的各省。9月份，他也確實在敵人的刺刀保護下，對這些省實施治理。而他們之所以發動進攻，並不是為了國王的安全，而是為了他的絕對權力。同盟國及那些積極慫恿他們的流亡者的目標已經昭然若揭了。他們是在為無條件地復辟而戰；而不管是入侵者，還是那些絕對君主制信奉者，國王都跟他們串通一氣。那麼，國家的軍事力量如果掌握在賣國者手中，是不可能全力以赴投入戰爭的。國王不可能保護國民免於入侵者的暴行，因為這些入侵者本來就是為了救國王而來的。入侵者不認為他是法國行政部門的元首，而把他看成人民手中的人質。因此，在王宮中，他是一個危險，只有在監獄中，他才是保險的。所有這一切在那時是顯而易見的，其後果就是使那些支持立憲君主制的人士失去了手中的武器。所以，當這場攻擊降臨之時，沒有任何人出面反對，儘管採取這一行動的只是少數人。吉倫特派已經不再堅持自己獨立的政策，他們的政策與他們的夥伴 (1) 已經沒有什麼不同了，而在6月份，他們還只是希望暫時中止國王的權力，而沒想廢黜國王。到底是繼續實行君主政體、是設立攝政還是建立共和制度，這個終極問題交給了即將召開的國民公會。佩蒂翁相信，他自己很快就會成為法國攝政王。他接受了宮廷的大量金錢；而正是由於對他和某些不那麼有名的人寄以希望，國王和王后仍然固執地呆在巴黎。在這最後時刻，利昂庫爾特願意為他們在諾曼底提供庇護，但利昂庫爾特在制憲時曾是個自由主義者，因而是不可饒恕的。瑪麗·安托瓦內特更願意信賴佩蒂翁和桑泰爾。 早在8月份，巴黎最有革命精神的派系就已決定，必須將國王處理掉。議會卻撤銷了這次投票，於是，這些派系的人及其他人公告民眾，他們將自行執行自己的政令，除非議會自己動手，使他們不必自己動手，由議會自己完成至高無上的人民、超越於一切權力、高於一切法律之上的人民想幹的事情。給議會規定的最後時間是8月9日。如果到了那天晚上，國王仍然在位，巴黎人民就將敲響推翻國王的警鐘。 8月8日，議會就拉法耶特的行為——即在他的國內政敵受到戰爭威脅的時期放棄他的軍隊——進行了表決，他以406票對224票獲得支持。這也是自由派最後一次露面。構成議員中多數的400名議員在這關鍵時刻被排斥在外，剩下吉倫特派和共和派在沒有自由派的情況下自行其是。關於拉法耶特問題的決議表明了，議會不準備廢黜國王。面對這種令人焦慮的局面，吉倫特派想不出合乎憲法的解決辦法。因此，下一步只能由巴黎民眾來邁出了，而他們的勝利將對吉倫特派帶來嚴重危險，對於極端的革命派來說，則是一場勝利。在這一刻之前，兩派一直在為控制權而進行鬥爭，此刻，他們則是為生存而戰。兩派的結局取決於這場鬥爭的勝負。而在斐揚派被趕跑之後，已在立法機構占據優勢的吉倫特派卻沒有再抗拒他們所懼怕的革命，他們也未採取任何主動政策。 8月9日，雅各賓派領導人確定了他們的行動計劃。他們在各個區的同黨將選出三位代表，與革命委員會一起維持公共秩序，以加強——在必要的時候甚至取代——目前的市政當局的力量。巴黎一半的區都派出了代表，當夜他們聚集在市政廳，與議會分庭抗禮。根據當時的政治學理論，此刻，選民已經暫時中止了他們所建立的政府，收回了所授出的全部權力。這些革命的城鎮代表們現在走到了前台，在未來兩年中，他們就將是加之於法國頭上的種種暴行的罪魁。他們是丹東創造出來的。我們現在靠近了一群作惡多端之人和恐怖委員會，而我們必須謹記一點：我國的法律像懲罰殺人犯一樣懲罰那些在實行絕對政府的道路上邁出的哪怕是最小的一步；因此，從道德的角度看，這兩類極端行為之間的區別其實並不大。這些代表是一群殘忍的暴徒，他們的領導人也好不到哪兒去，他們卻都受到共和主義信念的左右，單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倒是跟流亡者一樣值得尊敬。這個力量大為增強的革命委員會的活動本身，並不會導致暴動或直接導致攻擊，而是會使對方無法進行防禦。因為國民衛隊總司令只接受市政廳的命令，儘管他自己是位保王黨人。 革命的力量並沒有橫掃一切。從馬賽和布列斯特趕來的人確實打算投入戰鬥，從別的區趕來的人也有這種想法。但在午夜剛過、各教堂的警鐘響起之後，巴黎的戰鬥人員集合得很慢，能不能發起進攻都成問題。市政廳已經向發動暴動的人提供了一批軍火，卻沒有向國民衛隊提供。佩蒂翁說，讓一支民眾的力量來對付另一支公眾的力量，這是極其危險的。在杜伊勒里宮中，只有不到1000名瑞士僱傭兵，但他們肯定會履行自己的職責；另有200名紳士會趕來保護他們的國王；幾千名國民衛隊，則不能確定他們效忠於誰，會不會英勇作戰。佩蒂翁本人到過王宮，又出現在議會，然後，就不見蹤影了。他突然靈機一動，說服桑泰爾將他逮捕，用400人組成的一支衛隊將他保護起來，使自己不用再冒承擔責任的危險。這件事是他自己親口講的，他覺得這足以證明他是多麼足智多謀。不過，即使市長是個賣國者和懦夫，總司令芒達（Mandat）卻明白自己的職責，並決心履行自己的職責。他準備保衛王宮，而他的手下極有可能樂於戰鬥。只要他們投入戰鬥，他們的力量足以打退進攻。因而早在8月10日上午，芒達就被市政廳他的上司們召去。他出現在他們面前，匯報了情況，然後被帶到單獨辦公的革命委員會。他宣稱，他已經得到過用武力擊退武力進攻的命令，而他將會這樣做。革命委員會卻要求他簽發一項命令，把他們將要守衛的地方的國民衛隊撤走一半。他拒絕用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救自己的命，於是，丹東下令將他當場槍殺。他被指控明目張胆地背叛人民，慫恿人民建立的政府抗拒他們的主人。在發生了第一樁流血事件之後，王宮的守備部隊被撤走了一半。國民衛隊失去了司令，衛隊自己管自己的事。現在沒有人能確定，到底會有多少人對巴黎人民開槍。 在處死國民衛隊總司令之後，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任命桑泰爾繼任司令一職，然後就取代了以前的革命委員會。現在，已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暴動分子會合、前進，他們很快來到盧浮宮與杜伊勒里宮之間的地方，私人住宅中聚集著很多人。此時大約是晚上七八點鐘。整整一個晚上，國王一家都在等候著暴民們的進攻，而國王什麼也沒有做。有幾千瑞士部隊就部署在庫爾伯沃瓦（Courbevoie），其實是能夠發揮作用的，但他們卻沒有及時被調來。最後，王室一家聚集在國王身邊，國王孤苦伶仃，企圖發動他的衛隊進行戰鬥。這是整個歷史上最令人不能忘懷的時刻，因為，這是克洛維王朝的最後時刻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妹妹都在那裡，他們的生命就全賴這些站在他前面的士兵們了，他或許可以靠一句話、靠一個眼神來激起他們的勇氣。然而，國王卻什麼也沒有說，士兵們對著他的臉大笑。王后回來後，憤怒的淚水奪眶而出，「他已經絕望了，」王后說，「一切都完了。」其他人很快就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勒德雷爾來到士兵們中間，他發覺，這些士兵根本不願為這樣一種事業而戰。他已經被政府授權成為一名高級官員了，儘管大臣們都在現場，但只有他還有點想法。但芒達的消失和炮兵的猶豫使他確信，守衛者已經沒有希望了。 當時有一位旁觀者，後來就在那天被攻陷的地方又建立起了一個王朝，成為主宰杜伊勒里宮的另一位君主。1813年，拿破崙告訴勒德雷爾，他當時就在騎術比賽場的窗戶後面看到了那一幕，他相信，勒德雷爾當時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國民衛隊中很多官兵是忠實可靠的，國王一邊的力量應該超過了他自己在葡月 (2) 曾制服的那支軍隊的力量。因此，他當時覺得，防禦的一方應該能夠獲勝。我不敢說，拿破崙真的是在為這個大錯而難過，因為他自己從這個大錯中得到了那麼多好處。而勒德雷爾也是一個聰明人，有一些理由讓人懷疑，他是否一心一意地希望阻止這個結局未定的衝突。王后熱切地希望進行戰鬥，對每個人都說一些鼓舞士氣的話。後來，當她站在議會記者席中聽到從她的庇護所傳來的槍聲，她對德爾維利（d'Hervilly）說，「唉，你現在是否認為我們留在巴黎是個失誤？」他回答說，「上帝保佑，殿下，您不應為此為後悔。」勒德雷爾已經猜透了她心裡在想什麼。失敗的結局將是可怕的，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救國王一家。但國王的勝利對於革命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它將使君主政體復辟其全部權力，舊貴族又將聚集到王宮，靠王權獲得更多東西。實際上，宮中現在只有一些殘餘分子，在這個關鍵時刻，本來是有望來7000人的，但只來了可憐的120人。未來的旺代（Vendée）英雄沙雷特（Charette）也在這些人中間，他還沒有意識到，這場戰爭將給他帶來異乎尋常的好運。 勒德雷爾有他所在部門的同僚們的大力支持，他將他所看到、聽到的事情告訴了國王。他告訴國王，靠現在的力量是不可能守住杜伊勒里宮的。除了議會之外，沒有安全的地方了，那是唯一受人尊重的權威。也就在兩天前，議會還以絕對多數認可了拉法耶特的行動。他覺得，他們肯定會保護國王的。不能在這裡留下什麼東西引發戰鬥，但他向國王保證，躲在議會背後的人不會有危險。他不會讓守備部隊撤退的，因此，他沒有下達任何命令，讓這些瑞士官兵聽天由命。瑪麗·安托瓦內特卻激烈地反對這一提議，因此，路易十六也很難拿定主意。最後，他說，已經沒有什麼可做的了，他下令準備出發。但盛怒之中的王后卻向國王大發脾氣，她大喊道：「現在我知道你是什麼人了！」路易十六告訴他的貼身男僕等他回來；在他們穿過花園的時候，有人正在清掃礫石，路易十六說：「今年的樹葉落得真早。」羅德雷爾聽到了他這句話，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有一家報紙曾經說過，王權不會撐過樹葉飄落的季節，而就是這句貌似不經心但卻具有重大含義的話，讓已經垮台的國王意識到了這個時刻具有某種可悲的莊嚴感。他知道，他現在走出他的王宮所邁出的每一步，都是沒有回頭路的。一位議員在議會門口遇到了國王，國王走了進來，並說，他來這裡是為了躲避一場犯罪行徑。斐揚黨人已經被趕走了，吉倫特派控制著議會，議長韋尼奧用一些莊重的詞句接待了他。國王退到記者席上，平靜地觀看著議會的辦事程序。韋尼奧也提議，國王應當被暫時剝奪權力，就像以前那樣，也應當召集一次國民公會，以宣告成立未來的法國政府。議會作出決定，將舉行一次沒有財產權資格限制的大選。羅蘭等吉倫特派部長又回到了他們從前的崗位，丹東以222票的優勢被任命為財政總監，因為丹東是勝利者。儘管佩蒂翁已經不見了蹤影，卻正是他從市政廳下達的命令，而在桑泰爾猶豫不決的時候，正是丹東的朋友威斯特曼帶領他的部下趕到騎術比賽場來匯合。在國王已經離開後，他們開進了杜伊勒里宮，與守備部隊進行非正式談判。如果有什麼人留在那裡的話，是可以避免流血衝突的。但雙方的對峙非常緊張：瑞士士兵拒絕放下他們的武器，有人開了一槍，於是他們失去了耐心，向入侵者開火。10分鐘後，他們從王宮和花園中趕走了闖入者。而國王聽到了槍聲，派人去傳令他們停火。傳達命令的人是德爾維利，他卻具有戰士的精神。他發現局面根本沒有那麼讓人絕望，因此，他並沒有立刻傳達國王的命令。而等他傳達命令的時候，卻為時已晚。暴動者已經占據了靠近塞納河的盧浮宮長廊，此時，瑞士士兵已經沒有退路了。於是，他們在王宮中、在花園裡被殺死，他們就死在高大的栗樹下面。宮中的婦女們，有的被送到了監獄，有的被送回了家。勝利者們暢飲國王的美酒，然後，放水衝進地下室，因為有一些避難的貴族就躲藏在地下室。死於他們之手的男女約有七八百人，他們自己則有140人被殺死。 保王黨人最初還沒有認識到這就是君主制的終結。他們還幻想，國王這次的遭遇會跟從瓦朗納斯被抓回一樣，只不過將住到盧森堡宮而不能住在杜伊勒里宮；跟一年前一樣，他仍然會留下一條命。立法機構中的多數議員是忠誠的，因而還可以指望整個法國對首都的行動表示憤怒。然而，由組織入侵活動的市政當局所代表的巴黎，已經抓獲了它的獵物。議會本來允許國王住在盧森堡宮，但這一決議遭到了壓制，因為那裡有地下通道，被認為不夠保險。於是，他被安排住在太廟。議會投票決定花費2萬法郎來安置國王，等待9月份國民公會召開之後再來處理。 路易十六其實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要簽署一道命令就能召來更多的瑞士部隊，他們有可能成為君主制不被攻破的棟樑。而且，在那天拂曉之前，他還是有可能逃出巴黎，領導一支獲勝的軍隊，並立刻宣布進行開明的大臣們曾提出的改革方案。他的王后很積極，也有決斷力，但她在逆境中想的仍然是恢復國王的權力和古老的權利。她跟柏克一樣，強烈地憎惡那些對保王活動有所保留的人。因此，他們的處境之所以每況愈下，其實都是自食其果。法蘭西共和國並不是各種社會力量自發演進的結果。到底是選擇最珍貴、最靈活的政治形態——立憲君主制，還是採取那種最僵硬、最貧瘠的制度——共和制度和權力不可分的（也就是說，不是聯邦的）制度，這個問題，卻由人類中的犯罪分子決定了，由比犯罪活動更為可怕的恐怖行徑決定了。確實有一個來世可讓人贖回自己的罪孽，然而，愚蠢的代價卻是要由後代償付的。 ———————————————————— (1) 指雅各賓派。——譯者 (2) 法國共和曆的一月，相當於公曆的9月22日到10月21日。——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