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講稿 · 第十三章　斐揚派與戰爭

6月21日，星期二，這一天，整個巴黎都知道，國王逃跑了，這一天，成為國民議會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天。國民議會議員那麼迅速地聚集起來開會討論目前的危險局勢，他們是那麼地冷靜，他們所採取的措施是那麼的全面，因此，他們立刻獲得了公眾的信賴。中午時分，街道上的騷動情形就已經平息了，各國使節們對於巴黎的平靜甚感驚異。他們向本國報告說，各個派別都暫時擱置了爭執，真心誠意地團結起來挽救國家。當然，這只是一時的表面現象而已。右翼人士並沒有參與這些行動，他們認為，由此必然會使國民議會篡權，從而取代君主政體，他們會利用這場危機來建立共和國。他們的數量幾乎達到300人，他們簽署了一份抗議信宣布，他們不會再參與以後的協商活動。他們的領導人卡扎萊斯（Cazalès）出走科布蘭茲（Coblenz），卻遭到冷遇。當地人覺得，他已經向國會的要求作出了那麼多讓步，而國會的目的現在已經昭然若揭了，他們現在才後悔，為時已晚。 國王的出逃，在使保守黨四分五裂的時候，卻為共和派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因為路易十六曾經留下一份宣言，這是他琢磨了幾個月的東西，在這裡他強烈地批評憲法的缺陷，抨擊他在凡爾賽遭到暴力攻擊之後正式批准的全部政令。其實，除了路易十六之外，很多人早就注意到了這些缺陷，並希望對其進行修正。但他要放棄這麼多他本人正式批准過的東西，放棄這麼多他曾經嚴肅地、再三地確認的東西，卻使他被斥為口是心非和虛偽。他不僅蒙受了被抓住、被示眾的恥辱，從此之後，他也總是被視為一個可疑的作偽者。如果國王已經再也不能信賴了，那麼，君主政體也就沒有指望了。奧爾良派提供不了可以替換他的人選，因為他們的人選同樣聲名狼藉。有人開始議論，不可避免地要建立的那種制度，現在就立刻予以承認，要好於以後通過暴力手段建立，那時節，受到危害的就不僅僅是君主政體了，它也將讓廣大民眾面臨最為慘烈的犧牲。我們現在當然知道第二年發生了什麼事情，因此在我們看來，這種說法的說服力和正確性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說法卻沒有打動國民議會。支持這種看法的只有可憐的30人，而不管是巴雷勒還是羅伯斯庇爾，都不在其中。這場新運動的骨幹是科爾德利俱樂部 (1) 。而絕大多數立憲派人士仍然忠誠於立憲君主制的理想，而且這個事件拉近了他們的距離，在國民議會中，拉梅特和拉法耶特表現得團結一致。有人攻擊拉法耶特將軍疏於防衛杜伊勒里宮，巴爾納弗為他進行了有力的辯護。由此就形成了斐揚派（Feuillants），這是最後一個致力於維護君主政體的組織。他們決心按照加強行政權力的原則修改憲法，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保留國王。即使國王逃跑成功了，他們也要提出與他進行談判，因為他能夠利用他手中的權力，使法國陷入與外國的戰爭，或引發內戰。如果跑到邊界線上，國王就比在巴黎擁有更多談判的籌碼。他們已經準備派出最機敏、也最令人尊敬的保王黨人馬盧埃去以國民議會的名義進行談判，這樣，通過折中談判，既能避免流血衝突，同時又能實現革命的基本宗旨。不過，第二天晚上，一位筋疲力盡的騎手在國民議會入口處勒住了韁繩，外面響起了興奮的喧嚷聲，他已經無法下馬了，但他告訴國會議員們，他帶來了關於國王的新消息。原來，他是瓦朗納斯的醫生，拂曉時分，鎮上就派他來報告那個鎮上發生的跟國王有關的事情。 國王的處境不那麼危險了，卻相當尷尬。他不能立刻恢復自己的統治權。由於無法準確地預測未來，人們已經決定，在憲法完成、修訂並送交他無保留地同意之前，他將被軟禁在杜伊勒里宮中。於是，有10周時間，他的權力被暫時中止了。國民議會無須經過他的認可，就直接進行治理、立法。王權中斷的時間這麼漫長，君主政體恐怕是無法恢復了。因此，到9月份，路易十六恢復其國王的職權之後，他已經不再是國家制度中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了，而是個新發明出來的東西，是個試驗品。那一天，他站在國民立法者們面前，未戴王冠，宣誓效忠於他們所制定的憲法；而這種局面在議員們看來，是再自然不過的。當著這位蒙受恥辱、權勢衰落的陛下，他們坐了下來，戴上自己的帽子。而那些曾經挫敗了米拉波的勝利者，在米拉波死後，卻立刻開始秘密地支持國王的事業。在拉梅特地位上升之前，蒙莫蘭就去拜訪他，立刻開始進行協商。巴爾納弗頻繁光顧蒙莫蘭家，卻總是很小心地安排有人陪伴著，為的是避免人家說他接受了賄賂。他有兩天去參加國王的社交聚會，這一趟也讓他對自己的設計方案充滿信心。在王權過大的時候，他們就削減之；在王權過於軟弱的時候，他們就為他增加一些權力。至於國王本人，現在已經引不起任何擔心了。他們已經著手為遭到損害的王位創造新的道具。拉法耶特曾經說過，「即使沒有路易十六，我們也可以搞個路易十七。」西哀士則說，「這個國王沒了，我們就另找一個。」這就是當時占據主導地位的情緒。 在雅各賓俱樂部對國王發動又一輪攻擊之後，其中的全體議員，除了六人之外，退出了該俱樂部，組建了一個新俱樂部——斐揚俱樂部。7月15日，巴爾納弗發表了一篇講話，這被認為是自米拉波之後所發表的最為精彩的演講，他對君主政體給予了強有力的論證。他說，革命運動如果再進一步推展，就不可能不剝奪富人的財產。他擔心，那時，窮人將會統治富人；因為巴爾納弗的政治哲學的基礎是讓擁有某類財產的中產階級居於統治地位，這些財產是靠自己的勤勞、誠實、遠見和禁慾才創造出來的。共和派在雅各賓俱樂部和國民議會中落敗了，於是他們就籌備在戰神大道舉行一次遊行示威，並在那裡簽署一份要求國王遜位的請願書。國民議會由於擔心凡爾賽的那一幕重演，就派出貝利和拉法耶特去驅散聚會。7月17日，雙方發生了衝突，國民衛隊開槍，有幾位請願者被打死。雅各賓黨人當即被震懾住了，羅伯斯庇爾、馬拉甚至丹東，都不敢拋頭露面了，他們都覺得，斐揚黨人一定會乘勝追擊。然而，這些能夠下決心向他們的主人——巴黎人民——開槍，的人，這些有能力制定法律的人，卻在精神上如此軟弱，目光如此地短淺，他們甘願放棄自己的優勢，重新開始與被打敗、受到傷害的對手們在平等的基礎上展開競爭。 從此以後，斐揚黨人占據了優勢，一直到次年的3月18日，吉倫特黨人推翻了他們。他們的俱樂部的規則是，不接納別的人，只接納那些向國家納稅並擁有選舉權 (2) 的人。於是，廣大民眾就倒向了雅各賓俱樂部。拉法耶特和他的新朋友們則由於7月17日在戰神大道上的表現，激起了那個懷恨在心的派系的怨恨。拉法耶特這一派沒有利用他們所激發出的恐懼心理，因此，恐懼消失了，而怨恨心理卻保存了下來。他們已經達成協議，由馬盧埃提出了憲法修正案。斐揚黨人將提出反對，然後他們再讓他在辯論中獲勝。但馬盧埃卻被他的朋友們出賣了，他們沒有履行自己的承諾，這次修憲在國民議會中沒能取得成功。憲法委員會只是提出，應當廢除那道著名的11月7日政令，根據這一政令，任何議員不得擔任政府官職。議會決定，仍將維持這一法令，但將允許大臣們參加國民議會的會議，就本部門的問題作出答辯。除此之外，沒有再完成任何重大的修憲措施，也沒有認真地就這兩年來匆忙通過的條款予以調整，使之互相銜接。他們提出了若干改革措施，卻都沒有付諸實施；他們的行為以及馬盧埃與巴爾納弗之間達成的短暫諒解已經表明了，他們對於自己制定出來的憲法，都不怎麼忠誠信仰。他們對它已經厭倦了。他們已經不再站立浪頭，他們的權力已經落入各個俱樂部和報刊之手。他們註定是要消失的。由於羅伯斯庇爾與卡薩萊斯之間已經結成了不那麼神聖的同盟，國民議會的成員已經不適合組成未來的立法機構了。法國實際的統治者註定要走向政治上的滅亡。因而，斐揚黨人由於機敏地控制國王逃跑後的局勢而獲得的權力，不可能再維持下去了；時間已經在那些激進地反對他們的人一邊，他們的得勢具有必然性。 路易十六在丟人現眼之外，已經不是一位可以接受的國王了。共和派未來一定可以成為多數，只要現在被排斥在外的階層獲得其在1789年根據平等乃根本律法而曾行使過的選舉權即可，而他們完全可以根據《人權宣言》要求獲得這種權利。現在，瓦朗納斯事件又正好給敵視王權的人士提供了一個新理由。所有人都已經清楚地看到，路易十六實在是不稱職，王后都看出了這一點。她毫不猶豫地取代了他的位置，因而，當人民談論宮廷的時候，說的其實是她。他們的逃跑，讓他們作出逃跑決定的政策，背後都是依靠外國尤其是皇帝援助的政策，而這次失敗讓他們更加倚重這一政策。王后是牽線者，也是主要的談判者。她所追求的目標是要利用皇帝對列強的影響力來約束法國人民，辦法則要麼是某次國際會議上不光彩地炫耀實力，要麼是入侵。大家覺得，王后正在追求這個目標；於是，除了爭取自由的衝動之外，國家將失去獨立性的擔心，也使得宮廷更加不得人心。人民公開咒罵奧地利陰謀集團，而王后正是其核心。人們相信，她不僅希望通過恢復王權來進行統治，更希望藉助外國壓迫者來恢復國王的權力。革命現在與整個歐洲迎頭相撞。革命已經通過起義而開始運轉起來，現在，革命將不得不通過戰爭來完成其使命。歐洲陷入混亂的開端，就是法國國王逃亡瓦朗納斯。 憲法早在9月份就已經提交給路易十六了。宮門現在已經打開了。那些看管他的衛兵也已經撤走了。表面上看，他現在已是個自由人了。如果他接受該憲法，就應當算是他自願接受。皇帝、考尼茨和馬勒塞伯斯（Malesherbes）建議國王接受它，它是馬盧埃所青睞的，跟平常一樣，奉行的是一種相當公正明斷的中間路線。柏克則傾向於拒絕。他說，同意就意味著滅亡，他後來也認為，他的看法是正確的，因為國王同意了，也被消滅了。但國王沒有聽柏克的建議。因為柏克是科布朗茲（Coblenz）的顧問，而由於科布朗茲也同樣聲稱國王和王后欠自己的情，所以，他也被算在國王與王后的敵人之列。梅西則向國王呈遞了幾封信，這些信目前仍保存在法國檔案中，他請求國王，不要讓這些影響了自己的決策。在經過十天不慌不忙的考慮之後，由於國民議會領導人拉梅特和巴爾納弗已經安排好了一切，所以，路易十六毫不猶豫地對1791年憲法予以正式批准。議會宣布解散，而這一憲法也只維持到1792年。國王政治上的失當，包括瓦朗納斯的事情，都被過往不究了。 憑著三級會議所帶來的巨大變化，憑著代表們的活力和真誠，憑著他們對理性的忠貞和對習俗的拒斥，憑著他們對提高國民權力的深切的渴望，憑著他們的理想主義和他們對於宣布永恆律法的雄心，1789年召開的三級會議成為歷史上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政治性集會。他們摧毀了法國的歷史，他們頒布了2500條政令，為那些在舊世界中成長起來的人們勾畫了一幅新世界的藍圖。他們的機構已經消失了，但他們的影響力仍將長在；他們的發展歷史或許可以解釋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場如此真誠地追求人世間最崇高之善的事業，最終卻令人痛心地失敗了。埋葬他們的事業的錯誤也許可以歸結為一點。由於歷史上法國把整個國家交到國王手中，因此，現在，他們也將不受限制的權力授予國民議會，而沒有建立保障機制；對於自下而來的壓迫也沒有建立起救治手段；他們以為，或者是相信，一個真正地代表著人民的政府，是不可能做錯事的。他們仿佛認為，權力，只要是正當地建立起來的，就不需要制約；對於國民，也不能有任何防範戒備。在他們中間廣泛流行著下面的觀念：自由就是制定一部良好的民法典；斯塔爾夫人這樣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也用這種觀念來解釋，為什麼那麼多革命者會那麼輕易地改變立場支持拿破崙。不過，後來發生的急劇轉變並非由於那種觀念，而是另有理由。法國的新秩序與它周圍的愚昧世界之間陷入勢不兩立的對立之中，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法國的原則與歐洲的慣例之間不可能存在調和，也不可能彼此信任。每一方都是對對方的持久威脅，只有超人的智慧和政策才能約束那種敵意的大爆發。 英國輝格黨的解體表明了，在不存在輝格黨人的歐陸君主國中可能會出現什麼情形。我們現在都能清楚看到，正是由於遭遇到這塊暗礁，法國革命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分崩離析狀態。曾親眼目睹那個罪惡時期之暴行的政治家中最為明智的一位，羅耶爾·科拉爾德（Royer Collard），在很久之後曾說過一句話：革命中的各個派別都是誠實的，只有保王黨人例外。他的意思是說，只有右翼是在有預謀、有計劃地做壞事。在國王從瓦朗納斯返回之後、由斐揚黨人掀起的那場令人驚奇的革命中，正是保守派靠自己的力量賦予了立憲君主政體以生命力。而這，也正好是他們走向失敗的時刻。他們做了那麼多努力來挽救一位擁有絕對權力的國王；他們似乎有意讓一位立憲君主走向他的末日。 法國人上次挑選的1150名代表就此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720名立法議會（Legislative Assembly）成員都是些新人，普遍地是些默默無聞的人物。貴族、教士、保守派人士沒有能夠再次出現，他們的位置已被斐揚黨人占據了，而在上屆國民議會中，他們屬於左派。現在，重心已經極大地移向了革命一邊。憲法已經制定出來了。關於原則的討論已經結束了，現在各方將不再為學說而爭執，而是為權力而爭鬥。發言者將不再具有先前那種原創性或說服力；他們不再是政治科學的創新者了；他們也不再是人類的開路先鋒了。他們超越他們的前人的，只是文學才能，而不是政治天賦，他們被人記住的也只是他們的雄辯而不是其治國方略。 一位德國旅行者萊因哈德跟一群新當選的議員們一路同行至巴黎，他為他們的魅力所折服，他決心將自己的命運交付給將由這些人統治的國家。而當他被提升為大使和外交部長之時，他的這些朋友們卻立刻就跟他斷交了，因為他們是來自波爾多的議員，他們把自己區的權力交給了吉倫特派。他們靠著自己從事議會活動的天賦，很快就成了新成立的議會的骨幹人物。由於他們幾乎沒有想法，也沒有手腕，所以，他們就讓西哀士來指導他們的方針政策。 羅伯斯庇爾通過雅各賓俱樂部成了極左派的領導者，而曾在7月份失勢的雅各賓俱樂部，現在又重新擴大了地盤。這些極左分子逐漸與布里索和吉倫特特派拉開了距離。內閣控制在拉梅特領導的斐揚黨人手中，而巴爾納弗則成了王后的秘密顧問。王后聽從了他的意見，但充滿敵意和不信任。她把他視為一位敵人，急於掀開面具，向他展示，他是如何上當受騙的。因為她實在無法搞明白，這些曾想削弱君主政體的人，怎麼又會竭力地維持它。她發揮了一種雙重的、不光彩的作用。而正是靠著這位斐揚黨顧問的手腕，民眾產生了一種有利於宮廷的情緒，國王和王后在大街小巷受到歡呼，在劇院，人們則高呼「國王萬歲」而不怎麼喊「國民萬歲」了。此時是1791年10月，立法議會還沒有四分五裂，或者說還沒有找到一種方針政策。 1月份，立法議會呼籲流亡者回國，對此，國王表示贊成，儘管他不贊成懲罰這些人。後來，有一個委員會向議會報告了教士的情緒，描述了外省不同派系的教士之間正在醞釀的衝突，議會便出台了針對拒絕宣誓效忠的教士的嚴厲措施，這一次，國王卻予以否決。上一屆的國民議會已經剝奪了教士等級的財源，發給他們退職金。這一屆議會則把他們看成煽動分子，決心像對待流亡者那樣處置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拒絕進行宗教迫害的路易十六得到斐揚派的支持。但議會並不是斐揚派控制的，國王的否決導致了議會與國王的疏遠。議會強行塞給他一位新大臣，納爾邦納·德·拉拉（Narbonne de Lara）伯爵，他是法蘭西貴族中最睿智的一位，他的魅力後來甚至迷住了拿破崙。塔列朗認為，目前憲制下的局面讓人失望，他推薦了他的這位朋友。憲法協會之女王斯塔爾夫人也為他爭取戰爭部長職位。納爾邦納的任命是對斐揚派的一次打擊，他們一直希望改革政府機構，他們已經決心追求和平。與此同時，拉法耶特已經卸任國民衛隊總司令職位，而宣布競選貝利離職後空出來的巴黎市長位子。不過，拉法耶特曾下令逮捕國王一家，這一點是宮廷不能饒恕的。王后更青睞佩蒂翁而不是拉法耶特，而佩蒂翁的靠山卻是丹東。斐揚派喪失的權勢，現在都歸了吉倫特派，現在它還沒有跟雅各賓派拉開距離。而由於斐揚派支持兩院制、愛好和平，支持行政部門獨立於單院制議會並有權否決議會的法令，因此，反對斐揚派的勢力就希望將國王置於立法機構之下，鎮壓那些心懷不滿的教士，也讓貴族、教士逃亡以尋找打仗的理由。 新推舉的大臣納爾邦納被任命為戰爭大臣，而他在外交部的斐揚派同仁德勒薩爾（Delessart）卻是一位固執的和平主義者。12月1日，路易十六蒞臨立法議會，並宣布，他堅持自己的看法，流亡者越過邊界線時不應受到懲罰。這是他第一次與國會對立、蔑視國會的行動，這表明，國王與他的斐揚派朋友就要分手了。但德勒薩爾特卻破壞了這種影響，他在十天前就向皇帝發回了照會，然後就小心戒備地來往通信。 利奧波德二世是世間最精明、也最謹慎的人之一。他知道如何等待，如何退讓。他可不希望自己的妹夫再次強大起來，對於法國由於內部分歧而癱瘓，他可一點都不傷心。但他如果拋下自己的妹妹不管，也不可能不被人恥笑；他也擔心在比利時的法國流亡者們的惡劣影響，對這些人，他可是很難控制、也很難安撫的。而在法國問題上聯手行動——這種聯手行動最終可能就是戰爭——也是一條結束與普魯士長期的敵對狀態，用與它的結盟來替代已經變得無用的與法國的結盟的辦法。因此，他也開始為戰爭做準備，如果國王一家成功逃出，就幫助他們回國復辟；他也準備引誘普魯士國王簽署一份保證，不過這份保證卻超出了他的指令。 不幸的消息從瓦朗納斯傳來後，利奧波德向列強發出呼籲，與普魯士結成同盟，並參與簽訂了庇爾尼茨宣言 (3) ，根據這份宣言，除非讓法國國王恢復其應有之地位，否則，法國將面臨歐洲各國聯合行動之危險。這個威脅其實並沒有多大危險，因為它必須以列強一致同意為條件。有一個強國卻是不可能同意它的。英國正等待時機從法國的困境中獲益。在獲得路易十六的認可之後，逃亡的布伊萊確實已向英國提議過，讓出法國的一切殖民地，以換取喬治三世的援助。因而利奧波德認為，他這麼表示一下，不用冒什麼風險，而真正警醒、激怒法國人民的，仍然是流亡者們。然而，在國王自願接受了憲法之後，庇爾尼茨宣言就成了無的放矢。如果他本人對自己的地位已經心滿意足，列強也不可能有義務浪費鮮血和財富去試圖修改它。最好的辦法就是法國人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於是，並沒有什麼激動人心的事情傳到比利時，其他王公們也沒有理由比國王本人更不容易滿意。科尼茨說：「國王是個好人，他親手幫助我們解決了我們的難題。」而且，在發生6月份的事件後，國王不可思議地又重新受到人民的歡迎，他可以自由地否決他自己不支持的法案，看起來，他似乎與一個強大的、並將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的派別完全協調一致。根據這些跡象，帝國政府以為，危機已經結束了。這就是10月份和11月份的局勢。 流亡者們意識到了他們在庇爾尼茨遭到的冷遇，因此，他們把促使皇帝放棄幻想作為他們的主要任務，以使他重新回到出兵干預的計劃上來。西班牙的波旁王室支持他們的做法，已經召回了駐法大使，並向地中海派出了一支艦隊。瑞典的古斯塔夫急於率領一支瑞典軍隊入侵法國，但需由俄國艦船運送，為此他願意支付墨西哥的皮阿斯特 (4) ，而布伊萊對他的計劃表示支持。俄國的卡瑟琳二世百般慫恿日耳曼諸強捲入與法國的衝突，以使她可以不受牽制地在波蘭和土耳其採取行動。最早逃亡出國的是達爾托瓦伯爵和他的朋友們，他們曾密謀反對內克爾及其新憲法。他們之所以逃亡，是因為他們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8月份，農民和搶劫分子起義之後，又有一批人逃亡出國。隨著局勢越來越嚴峻，議會用嚴厲的敵對態度來解決封建權利問題，逃亡潮擴散到低等貴族群體中。而在國民議會與教士階層關係破裂、教會的財產被世俗化之後，高級教士也加入流亡者行列，緊隨他們之後是他們的朋友。到橫跨1790—1791年的冬天，他們開始在萊茵河地區將自己組織起來，與一些較小的強國，尤其是薩丁尼亞，商談入侵的事。較晚到達的人並沒有受到歡迎，因為他們竟然承認過那個立憲政府。真正的流亡者之目標是恢復舊秩序，恢復古代的原則和制度，不僅是沒有經過改革，而且也沒有經過任何破壞的原則和制度。這是把流亡者與列強連結在一起的紐帶，正是基於這一點，流亡者尋求絕對主義君主們的援助。他們不認為，在民眾的操控下國王自己擁有改變這些根本法律的權利。一些心地最善良、最能幹、最可敬的人也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中，他們接受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學者埃德蒙·柏克的點撥和激勵，他是最地道的自由主義者，也是具有最純正的革命精神的政治家。此時，他並不是一個反動分子，而是一個輝格黨人，他曾經對華盛頓的勝利舉杯慶祝，他曾經身穿藍、黃相間的制服 (5) ，他曾經為英軍在薩拉托加的投降表示欣喜，他曾起草了致殖民地人民的信，從修辭上看，那是一篇最出色的國務文獻，在這封信中他告訴殖民地人民，攻擊他的國家並讓他的這些同胞流血是合法的。 流亡者們有形形色色的看法，卻一致地厭惡王后，看不起國王，他們希望宣布他的弟弟為攝政王以取代他。他們希望能夠同時挽救這兩個人，不過，他們考慮得更多的是原則而不是具體的人，因此，巴黎發生的事情並不能使他們放棄自己的計劃。皇帝曾談到過他的妹妹及其丈夫逃跑過程中的種種危險，卡斯特爾諾（Castelnau）回答說：「即使坐在王位上的是達爾托瓦，又有什麼關係？」他們不僅拒絕服從路易十六，還經常連累他；他們宣稱，路易十六想的跟他說的是兩回事，這就使國王與他的人民之間的調和成為不可能。在這種極端情況下，連國王的弟弟都拆其後台，他勸阻這些流亡分子不要回國。正是這些流亡者的政策渲染了庇爾尼茨發生的事情的意義；既然他們已經讓後人相信了，這個宣言等於宣布他們打算發動一次進攻，當時國內的人當然會更容易相信這一點。面對這些威脅性措辭，法國相信自己陷於危險境地。這些王公貴族們是否想到那個宣言的這種效果，則無人知曉。 法國民眾可能已經發現，沒有了這麼多貴族，他們行動起來更方便了；不過，由於這些流亡貴族正竭力使法國捲入與其鄰國的衝突中，而後果如何是顯而易見的，所以，議會也作出種種努力迫使流亡者回國；對於那些拒絕回國的人，首先是威脅對他們徵收三倍的稅，然後是威脅沒收財產，最後是11月9日，威脅要處死他們。在公眾心目中，拒絕宣誓效忠的教士跟流亡者是一路貨色，同樣是敵人和陰謀分子，他們甚至更危險，因為他們仍然留在國內。上一次的國民議會已經煽動起邊界線上的敵對情緒，第二個議會又煽動起國內的敵對情緒。第一個議會還給那些拒絕宣誓效忠的教士發放退職金，在沒有委任堂區神父的地方繼續任用他們。而立法議會則在11月29日發布命令，這些拒絕宣誓效忠的教士，不管地方當局認為他們如何合適，都必須被剝奪退職金，並被剝奪神職。西部大騷動就是由這一政策引起的。這一政策更多的是宗教性政策，而非政治性政策，議會希望以此迫使流亡教士回國。 議會中好戰派的頭目是布里索，他以了解外國而著稱，而他則肯定地說，法國一定能夠獲勝，因為不會有哪個真正強大的歐洲國家捲入這場戰爭的。此時，他已經在努力地孤立奧地利，派遣塞古爾（Ségur）到柏林，塔列朗到倫敦，打算將法國的天然盟友們團結在自己周圍。布里索（Brissot）談論的主題是其他國家的虛弱和分裂；第一個預言到了法國具有的龐大的資源與不可戰勝的力量的人，是個慷慨激昂的普羅旺斯人伊斯納爾（Isnard）。11月29日，他發表了一通講話，提出了他的預言式看法：在法國人民還被專制的主子們視為奴隸的時候，他們就展示了最高尚的品質；不會有誰擔心他們成為自由人之後會墮落；這只是使他們改而為原則而戰鬥，而不再為國家的政策而戰鬥。他們中間所蘊藏的力量將會改變整個世界。埃羅爾特·德·塞舍勒（Hérault de Séchelles）無意中泄露了好戰派的政治動機。他說，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希望爆發一場與外國的衝突。這樣的衝突將使得比和平時期強硬得多的戒備措施被人所接受，在其他情形下根本不可能被認可的措施，在那種情況下也會因為公共安全的理由而獲得正當性。這是未來將要發生的恐怖統治投射出的第一道陰影。不過，讓法國捲入這場註定將是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的，既不是吉倫特派的殘暴，也不是他們的陰謀。真正的根源在於瑪麗·安托瓦內特已經下定決心不向新憲法屈服。她最早曾希望法國被列強的聯合所嚇倒。她曾警告她在國外的朋友們，不要被她與斐揚派政治家們的虛與委蛇而捆住手腳。因此，當利奧波德皇帝將國王接受憲法當成真事，並決定不進攻法國之時，她指責皇帝背叛了她。9月8日，路易十六就在他接受那部憲法之前真誠地寫信給皇帝說，在法國，除了他自己的權力之外，他不會容忍任何人進行統治，他希望藉助外部援助來恢復這種權力。 召開一次軍事強國之正式會議的想法一直持續到11月底。不過，從12月3日到10日這一周中，國王和王后寫信給列強，希望他們不要管他們的表面行動，兩人懇請列強不要理睬他們在公開場合提出的要求，而大膽發動戰爭；兩人也向他們保證，法國會很容易就被制服，並被嚇住。他們希望通過這種投敵行為，恢復他們已被打碎的權力。所有這些信件都受到了費桑的影響，幾乎就是由他授意的。 由於利奧波德皇帝已經更為清晰地看透了他的妹妹的真實意圖，所以他改變了自己的和平政策。10月25日，他談到要通過在法國境內的一場反革命活動來增加國王的權力。11月17日，他要求普魯士派出兩萬部隊支援他。12月10日，他公開譴責法國吞併阿爾薩斯的日耳曼領土。與這種逐漸發生的變化相一致，科尼茨也越來越固執強硬了，他公開表示，任何因特里爾 (6) 選帝侯保護流亡者而攻擊他的行為，都將遭到帝國軍隊的反擊。步調逐漸加緊了。從和平到戰爭、從沒有效果的勸誡到強有力的挑戰的轉變過程，是緩慢的、漸進的。這個過程始於10月下旬，當時，人們已經知道了國王接受新憲法的真實意圖；但直到次年1月之前，仍然沒有發生決定性變化，口氣仍然是比較含混的。1月3日，王后寄的一封信終於使皇帝下定了決心。同樣是這一籲請，使得梅西改變了態度，他又在1月7日寫了封信，迫使科尼茨讓步。科尼茨對於法國與普魯士之間到底是同盟還是對手，已經搞不清楚了。他對柏克先生和所謂革命蔓延歐洲的理論嗤之以鼻。他希望讓這種使法國癱瘓的局面永久化，而辦法就是讓國王與民眾繼續斗下去。如果恢復國王在國內的權力，也等於恢復他在境外的實力。因此，科尼茨倒是情願讓國王永遠處於立法機構的制約之下；然而，事態已經發生了變化，他意識到，反對派的力量在增長，人們曾不加區別地將其稱為雅各賓派，其實更準確地說是吉倫特派，這使重心出現了變化。曾經落在君主頭上的那些措施，第二個議會又提了出來，國民的力量，國民與他們的代表團結的力量，又開始顯現了。 科尼茨儘管最初沒有注意到這些變化，不過最後終於警醒了，他終於認識到，挫敗法國的辦法就是幫助法國的國王。1月5日，在收到王后12月16日的來信後，他宣布，奧地利將支持特里爾選帝侯，如果他因為保護流亡者而遭到武裝進攻，奧地利將用武力擊退這種進攻。與此同時，利奧波德皇帝也決心與普魯士結成一個進攻性同盟。他用王后寫來的那些表明她的真實心態的信件來解釋他自己政策的變化。1月16日，科尼茨仍然相信，其他強國會拒絕合作。然而，普魯士卻表示，如果奧地利放棄5月3日的波蘭新憲法，普魯士願意加入新同盟。利奧波德答應了普魯士開出的這個價碼。2月7日，他拋棄了波蘭人，他覺得，這樣可以騰出更多力量對付法國。其實，1月25日，利奧波德就已經邁出了決定性一步，完成了從防禦到進攻的轉換。他沒有過多談論國王恢復行動自由的問題。他提出的要求是恢復教皇在阿維農的領地問題，這塊領地在教皇反對國會通過的教會法之後被法國吞併了。他要求，日耳曼公侯們應當收復他們在阿爾薩斯的領土，法國也不得擅自闖入帝國的領地。他以一種一般化的用詞要求恢復君主政體。2月17日，他本著同樣的耀武揚威的、挑戰的精神又說了一遍，此時，他已經滿足了普魯士提出的條件，他正期望著英國也會為了保護比利時而提供援助。與此同時，那位曾經幫忙搞到那張致命通行證的俄國大臣西莫林（Simolin），也應王后的迫切要求來到維也納。當時王后並沒有覺得，他們的生命已經處於危難之中，他們只想到自己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她曾寫信給忠實的費桑說，她希望敵人入侵，這樣，處於驚恐之中的法國人將會乞求他們的國王去代為求情。 科尼茨已經根據國際糾紛的理由而發出了最後通牒，還聲稱，他並不想干預法國內部事務。然而，西莫林在25日拜會了利奧波德，於是，皇帝承認了他的首相已經宣布拒絕的東西，他說，這場事業是歐洲所有戴有王冠的人們的共同事業。說完這些意義重大的話之後，他就退出了歷史舞台。5天之後，利奧波德駕崩。 奧地利所採取的邁向戰爭的每一步，都強化了法國立法機構的好戰情緒。但德勒薩爾特卻緩和了這種情緒；避免煽動性言辭，而與列強打交道的，只能是他。即使巴黎在25日收到17日的照會，也沒有立刻導致立法議會異常激動的情緒。但納爾邦納則認為，讓他的戰爭政策付諸實施的時機已經到了，因為多數人現在都站在他一邊。他威脅說，除非貝特蘭退職，否則他就要辭職，貝特蘭是六位大臣中由國王提名的；只是在拉法耶特等控制國民衛隊的將軍們的敦促下，他才收回了自己的威脅。而路易十六對於這一陰謀極為憤怒，他宣布撤職的不是貝特蘭，而是納爾邦納。作為報復，吉倫特派彈劾德勒薩爾，結果，3月10日，他被監禁起來。9月份，他死於獄中。斐揚派的大臣辭職了。羅伯斯庇爾已經預計到了宮廷的算計，並擔心戰爭可能會加強那些擁護君主的軍隊的力量，所以，他抵制這種好戰情緒，並使雅各賓派跟他保持一致。在這個問題上，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分裂為兩個不同的派別，吉倫特派也傾向於最終建立共和國，因為他們不信任國王；但他們又承認現行憲法，並不準備拒絕一個處於強大壓力下的國王，這是輝格黨人發明創造出來的制度。他們相信，只要爆發戰爭，路易十六就可能跟敵人串通，但只要他們一發覺，就可以將他完全控制起來。「我們被背叛是再好不過了，」布里索曾這樣說，「因為那時候，我們就可以消滅那個叛國者。」韋尼奧（Vergniaud）的用詞之莊嚴和高貴已使他成為一位經典人物，他針對杜伊勒里宮說，「從那個宮廷中以一位專制君主的名義製造的恐懼已經太經常了，今天就讓我們以法律的名義來進入恐怖時代。」他們懷疑，真心地懷疑，維也納發來的威脅性照會，實際上是受了巴黎的鼓動。他們組成了一個新內閣，由迪穆里埃（Dumouriez）主掌外交部。迪穆里埃發給奧地利一個照會，要求其在限定時間內撤銷其與列強攜手強迫法國的政策。而由於科尼茨已經站穩了腳跟，並堅持以前的政策宣示，於是，4月20日，（根據國民議會的法令）路易十六向他的王后的侄子，匈牙利國王弗朗西斯宣戰。瑪麗·安托瓦內特通過對她的家人施加影響，終於如願以償了。表面上看，這場戰爭不是為解救她而起，而是由法國率先宣戰的，但最後卻可以為她所用。為了使這場戰爭對自己有用，法國就必須失敗；而為了確保法國失敗，她背叛了國家，將幾天前御前會議上討論的行動計劃透露給了維也納宮廷。 ———————————————————— (1) 因成立於巴黎方濟各會的科爾德利修道院而得名。——譯者 (2) 這個詞也有「特許經營權」的意思。——譯者 (3) 1791年8月25—27日，利奧波德二世與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與流亡貴族阿圖瓦伯爵在普魯士的庇爾尼茨（Pilnitz）會商後所發表之宣言。——譯者 (4) piastre，貨幣單位。——譯者 (5) 這是獨立戰爭期間美洲殖民地軍隊的制服，英軍則穿紅衣。——譯者 (6) Treves，位置在今德國西部。——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