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講稿 · 第六章　巴士底獄之陷落

在出現了布雷澤那段戲劇性插曲之後，國民議會已沒有心思認真對待國王6月23日的講話了。研究哲學的觀察家一定會對國王作出的合乎政治進步精神的讓步感到滿足了，在英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由國王出面進行這麼廣泛的變革的事。然而，這些妥協仍然不能安撫人民。在那些日子，人們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而重農學派的經濟學家們顯然會認可這種看法，也即，對於自我治理的原則來說，次要的自由，如果受到足夠充分的保障，要比正式的保障措施更有用；它的優勢在於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被用到，能帶來實惠；而那種正式的保障措施則僅存在於理論領域，其益處是沒有把握的，不能保證其開明和正義。一個明智的、誠實的、有悟性的政府所能帶給人的益處，大於由某種不確定的觀點全盤統治可能帶給人的益處。不過，哲學家們容易接受這種觀點，而議會代表們卻聽不進這種觀點，因為他們已經下定決心：他們必須制定出一部憲法。國王主動給予的一切，還有更多的東西，他們都打算獲得。而國王堅持要維護的很多東西，他們也決心予以摧毀。國王主動給予的東西，說得好聽點，也已經摻雜了各種雜質；因為那些擁有令他們生氣的特權、豁免權和好處的等級，將會繼續存在下去。正是為了反對這些東西，革命運動中的最暴烈力量已經擂響了戰鼓。為了消滅這些東西，國民已經對其代表給予了誰也無法廢除的支持，給予了他們以不受質疑的權力。 假如國民議會滿足於國王給予的那些好處，無條件地屈從於貴族，並為了換取進行一些政治改革，聽任民主制度在整個社會面前丟臉，那它就算是背叛了它的選民。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它必須有所作為。它也是根據一項原則而採取行動的，這個原則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它實際上源出於中世紀的上帝，但剛剛被授予世俗權威，這一原則就是：法律並不是發號施令的最高統治者的意志之體現，而是服從命令的國民的意志之體現。這一學說的精髓就在於，妨礙自由乃是罪惡行徑，絕對的權力不是一種可與其討價還價的東西，而是應予消滅的東西；而對於這種絕對權力之反抗，並不關涉利益，亦非為了方便，而是一種神聖的義務。美洲獨立戰爭中流出的每一滴血都是比其事業低級得多的一項事業中所流的，是為了反抗一種比6月23日的法王講話中所承諾之制度更為正當的制度而拋灑的。如果華盛頓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謀殺犯，那麼，如果第三等級可以並且必須使用暴力反對宮廷提出的有違內克爾建議的、既有讓步也有頑固的措施，那這正是他們的使命。第三等級的勝利是全盤性的：他們已經使三個等級合而為一了；他們已經迫使國王收回了自己的聲明，讓他那曾經蒙受恥辱的大臣官復原職；他們已經暴露了他們的對手的脆弱，他們已經使國民成了他們的靠山。 6月27日，米拉波散發了一份結合了勝利與妥協的致辭，這是他作為國務活動家採取的第一項行動。他說，國王講話中包含著大量慷慨寬宏的主張，這些主張能夠證明國王確實是個慷慨大方的人。他希望國民議會以感激之情接受這些主張，而拒絕那些沒頭腦的國王顧問們強加於國王的那些倒退的主張，並尊重貴族的那些正當權利。他想取精去蕪，因而把路易十六與他周圍那些妨礙他的人區分開來，如果按這條道路走下去，他或許會取得偉大的成就。他說，「過去的歲月一直是野蠻的獸類的歷史，我們正在開啟人的歷史，因為我們不用武器戰鬥，而是進行討論。我們所面對的不是敵人，而是偏見。」 這場勝利在給第三等級帶來好處的同時也帶來了損失。我們有理由認為，西哀士的忠告很有智慧，即讓其他等級的人各走自己的路。而現在，在強大壓力下加入到他們一邊的那些原來的反對者，既有辦法、也有意志對他們造成傷害。 教士一度曾廣受歡迎。出身於農民的鄉村教士也很貧窮，跟第三等級有一樣的感受。國家的恩惠都給了那些出身高貴的人士，而他們中有一位，即埃克斯主教曾公開宣稱他的信念：如果說有什麼人可以不用交稅的話，那也應該是生活日益惡化的俗人，而不應該是富裕的教會階層。當第三等級偶然發現，選舉產生的憲法委員會中竟然沒有一位教士之後，他們立刻發出呼籲，指出教士在這個委員會中也應當按其人數比例擁有相應名額。他們出於兄弟情誼而拒絕了這番美意。而實際上起草綱要的第二個憲法委員會，就由5位俗人與3位教士組成。貴族則不願和解，拒絕與持有英格蘭托利黨人觀點的人士結成同盟。對他們而言，各個等級分立，是保證他們已經繼承到的、並且要遺傳下去的東西之安全的最根本原則。他們堅持各等級分開開會的慣例。7月3日，有138名貴族出席了國民議會，到11日，還有80人出席。他們拒絕在聯合組成的國民議會的分組表決中投票，因為他們的授權指令禁止他們這樣做。他們的顧慮是真誠的，拉法耶特也有這種顧慮；但其他人則將這種拒絕理解為一種抗議，似乎是宣布國民議會不是合法建立的。於是，7月7日，塔列朗提出了一項廢除授權指令的動議。不能允許這種指令控制國民議會，這些東西也不應當左右個人的選擇。選區居民對一項決定已經發揮了一份作用，那他們就不可能再反對它。不管選舉人最初的意願是什麼，最終的法案是由立法機構作出的。國王本人也在6月27日宣布，強制性授權指令是違憲的。然而，代表們宣布自己是永久性的，等於切斷了自己與其選舉人的聯繫。授權指令本來就已經是確保憲法保持在國民所劃定的界限之內的唯一保障，這是防止出現不確定變化的唯一保險。只有國民才能決定前進的方向，給予君主政體、財產和宗教以保護，使之不為心血來潮的想法和民眾感情的一時衝動所左右。 西哀士本來就沒有指望從與他所譴責的其他等級的合作中得到什麼結果，他覺得，某個貴族或高級教士不投票，要好於他們投票給錯誤的人選。因而他強烈指出，貴族拒絕投票，受影響的不是國民議會，而是貴族們的選區居民的利益。於是，他的修正案以700票對28票獲得了通過。 與此同時，6月23日已經占了上風但在6月27日又喪失了這種優勢的一派，現在則努力想挽救已經喪失的局面。路易十六又讓內克爾官復原職了，又沒有免除那些跟他作對的同僚們的職位。他告訴內克爾，他現在不能接受他的辭職，他會相機行事。內克爾不夠敏銳，他沒有能明白，一旦國王的敵人覺得他們已經足夠強大到不需要國王了，國王自己就會被趕走。一個國王，如果僅僅因為他沒有力量可以依賴而背棄自己的朋友，拋棄他已經接受的政策，那他很快就該去認罪了。國王成了那些不喜歡他、現在甚至鄙視他的那些人手裡的一件工具。 然而，在這個關鍵時刻所需要的資源，其實是伸手可及的。幾天前那個深夜，那位足智多謀的主教向達爾托瓦伯爵提出的計劃，被一些水平稍差的密謀者重新撿了起來。7月1日，人們都知道，在德·布羅里埃（de Broglie）元帥率領下，正在靠近凡爾賽的地方修建一個容納25000人的兵營，這位將軍曾在七年戰爭中屢建功勳。街道上很快就聚集了來自北部和東部的軍官，他們自吹自擂，說已經磨快了自己的軍刀，一定能迅速解決掉那些野心勃勃的律師、恣意揮霍的貴族和已經脫去聖袍的教士們。他們竟然膽敢摧毀國家！ 國王在採取這些措施的時候，並不覺得自己是暴力的始作俑者。巴黎已經出現了騷亂，在凡爾賽，巴黎大主教也遭到過襲擊，被迫答應在國民議會上改變立場。另一方面，波爾多大主教尚皮翁·德·西塞（Champion de Cicé）找到他，懇請他不要向黨派利益屈服，不要遵守在受到威脅之下作出的承諾。巴黎大主教卻回答說，他已經答應了人家，而他打算遵守諾言。 40年後，查理十世聲稱，他的兄長之所以被送上斷頭台，是因為他在這個危急關頭，沒有斷然騎上他的戰馬。路易十六確實相信，用大軍將國民議會代表與巴黎隔離起來，就可以使他們屈服。他覺得，一大批猶豫不決的人會受到影響，會作出妥協，會聽進勸告，從而獲得獎賞。因而，用恐嚇嚇唬一下國民議會而不解散它，可能會更安全一些。他已經拒絕聽從塔列朗的建議，他仍然拒絕他的計劃中比較強硬的那部分。他希望通過明智的運作，國民議會或許會放棄其發動叛亂、干那些不必要的傻事的想法。他也許能夠恢復6月23日他發表講話之後出現的那種局面，那一天，是他最後一次按自己的意願自主制定自己的政策。 對於軍隊的部署，內克爾了解的情況並不比別人多。7月7日，已經集中了30個團，還有更多軍隊幾天之內就會趕到，那位元帥 (1) 要他的一位立功心切的參謀在其設在凡爾賽的總部中研究巴黎郊區的地圖。 危機一天一天地在加劇，國民議會到了必須採取行動的時候了。它確實手無寸鐵，但它可以依賴整個巴黎的人民，它也指望軍隊會士氣低落。它的朋友們已經控制了金錢，它已經花了大量錢，用於為一場武裝衝突進行準備。資本家站在他們一邊，只有它才能阻止宮廷和貴族導致的國家破產的危險。奧爾良公爵的宅第——王宮（The Palais Royal）是一個活躍的組織活動的中心。事實已經證明，國王能力低下，不夠真誠，已經沒有多大希望了。因而，人們現在把這位公爵看成是王族中最受歡迎的人，他很富裕，又雄心勃勃，完全能夠拯救已被路易十六搞得聲名狼藉的君主政體。國王的朋友們都傾心於這種想法，在整個世界都已經由於他的性格中的缺點而對他心生厭惡之後，仍然為了他的利益密謀策劃。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又想到了他的兒子，而他跟他父親的性格完全相同，所以也同樣不合適。不過，這一點要到一代人之後我們才能看清楚。 國民議會領導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處境，他們並沒有過高估計他們所處的險境。7月10日，他們那位敏銳的美國顧問莫里斯寫道：「我想，危機在人們沒有察覺的情況下正在過去；現在，可以肯定必然會出現一個自由政體了。」不過，仍有一位法國元帥率領3萬軍隊正在準備採取行動，幾團瑞士士兵也在宮廷信任的軍官伯桑瓦爾（Besenval）率領下部署在巴黎，這些士兵以可信賴和勇敢而著稱，命中注定他們要在這場事業中繼續揚名立萬。7月8日，米拉波打亂辯論秩序站起來，他開始採取行動，這個行動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其不朽的效應，我們今天所有人，直到其生命的最後一天，仍能感受到。米拉波提議，向國王發去一份正式請願書，警告國王，如果他不撤走軍隊，巴黎街頭就將血流成河；請願書中也提議，要維護秩序，就應當建立國民衛隊（civil guard）。次日，國民議會投票通過了這份正式請願書。10日，覲見團團長克雷蒙特·通納勒（Clermont Tonnerre）伯爵向國王宣讀了這份請願書。7月11日，星期六，早上，國民議會收到了國王的答覆。他需要用三天時間來加緊進行軍事準備。而在巴黎，煽動家和密謀組織者們也抓緊這段時間組織自己的反擊力量。 國王拒絕撤走他有充分理由而調集的軍隊。不過，他也準備按照國民議會的要求，將軍隊調動到離騷動的首都稍微遠一些的城鎮。國王的答覆遭到一陣冷嘲熱諷，代表們決定根本不去理它，儘管米拉波還希望予以討論。在受過這次衝擊之後，路易十六準備拔劍出鞘了。這一天，在御前會議上，人們注意到，路易十六緊張不安，用假寐來掩飾自己的疲憊和焦躁不安。會議結束後，國王把一位大臣叫到一邊，讓他帶一封信給沒有出席會議的內克爾。在這信中，國王宣布內克爾已被免職，還有一道將他驅逐出境的命令。 內克爾早就知道這一天會到來的，他是在吃晚飯的時候接到這封信的。跟往常一樣，他對自己的親朋什麼也沒有說，就起身了。然後他直奔邊界，馬不停蹄，來到布魯塞爾。有兩個人一直在悄悄地監視著他，只要他改變行程，就將立刻逮捕他。他沿萊茵河溯流而上，進入自己的祖國瑞士，回到自己在日內瓦湖畔的家。在進入瑞士後入住的第一家旅館，他就碰到了德·波拉納公爵夫人。在凡爾賽期間，他曾見過她，她是王后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反對他的陰謀的主謀。現在，她也倒台了，不得不流亡國外，成為這個國家後來眾多流亡者的先驅。從她那裡，從後來接到的國民議會發來的信件中，他得以了解他倒台之後發生的種種事情。此刻他才知道，在一個極度混亂的時候，他本來同時是國王、國王的敵人及整個國家的主宰者。 這就是內克爾在巴勒（Bale）的「三王旅館」聽到的最驚人的新聞。他的朋友們已經由於受他牽連而失寵了，新任財政總監是布勒特伊爾（Breteuil），他曾在科隆納和弗爾岡納斯（Vergennes）手下干過，曾處理過鑽石項鍊事件 (2) 。他一直支持奉行那些反對國 民議會的人士的政策，但在那個模糊局勢下，他一直克制著自己，等待著一種更有力的措施和一位強人的出現。現在他終於邁出一步，他提出，貴族應當整個退出國民議會，以抗議三級會議竟然被某些人搞成了國民議會。在一天之內，他大概說服了少數派中的26個人支持他的觀點。還有少數人仍留在國民議會中，對於一個具有信念和資源的人來說，說服他們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看到布勒特伊爾如此堅決，巴黎的民主人士也下定了決心，加快了行動步伐，儘管他們還不清楚具體的目標是什麼。12日，人們都知道，內克爾已經被驅逐出境了，而軍隊現在掌握在那些打算對人民使用暴力的人手裡。巴黎陷入混亂狀態，但中產階級成立的國民衛隊開始維護巴黎的秩序。他們曾與軍隊遭遇，並出現了流血衝突。 新面孔開始湧現，他們代表著新興階級的利益：這其中有卡米勒·德斯穆蘭（Camille Desmoulins），一位能言善辯的新聞記者，他只有文學才能而沒有政治天賦，他在王宮花園中對民眾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歷史上的另一位強人丹東（Danton）則初步顯示了他知道如何操縱和指揮群眾。 13日這一天被政府浪費掉了，巴黎則在進行緊鑼密鼓的準備。人們熱烈地談論著摧毀巴士底獄，行動的跡象馬上就可以看到了。14日上午，很多人衝進榮軍院，搶奪了28000件武器和若干大炮。巴士底獄位於巴黎的另一端，它古老的城堡俯視著整個工人居住區，控制著整個城市。只要軍隊從它高聳的城垛上開火，任何抵抗都會被消滅，搶來的那些武器也沒有多大用處。 巴士底獄不僅控制整個首都，還籠罩在人們的心靈上，因為它臭名昭著，幾個世紀以來，它都是暴君的工具和象徵。儘管目前關在它的鐵柵後面的囚徒人數很少，也都是無關緊要的人物，但整個世界都知道它歷史上的恐怖情形，都知道那些被毀滅的生命、家庭，還有它四周那三千座恥辱的墳墓。因而，民眾普遍地要求搗毀它，以此作為獲得解放的象徵。在貴族和第三等級的大選中，選民們都要求將巴士底獄夷為平地。 早在7月4日，伯桑瓦爾（Besenval）就獲得情報，說巴士底獄將遭到進攻。他派出一支瑞士小分隊，將其守衛部隊人數增加到138人。他沒有派出更多軍隊。就在那天上午，曾經沖人軍械庫的人已經分發了搶來的武器彈藥，派間諜以探視獄中犯人為藉口打人巴士底獄，以探查其防禦情況。一位談吐溫文爾雅的訪問者被帶到那可怕的塔樓頂上，從那裡，他看到了林立的槍炮，它們在防禦士兵的射程之外。這些槍炮已經把巴黎的命運掌握在其手裡了，整個巴黎已經失去了防禦，已經不可能開火了。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大約在中午時分，進攻開始了。進攻由弗朗塞瑟斯團（Gardes Francaises）士兵指揮，他們是最早譁變的，已經被遣散了，現在則成了民眾軍隊的骨幹。圍困行動開始後，民眾一直試圖放下吊橋。幾個小時之後，城堡的主城牆依然完好無損，這個地方仍然跟遭到轟炸之前一樣安全。不過，守衛部隊知道，他們已經失敗了。伯桑瓦爾不是那種會率軍從幾英里外的地方殺過來救援他們的人。他們缺乏給養，士兵們強烈要求指揮官在被打敗之前與進攻者達成妥協。他們已經挫敗了一百多人的進攻，自己沒有損失一個人。但很顯然，不管是死傷一百人還是一千人，都不會影響民眾堅定的決心，反而會激起他們更大的憤怒。陷入絕望之中的德洛內（Delauney）搶過一根火柴，想點燃軍火庫。他手下一位士兵反覆勸他，說如果發生爆炸，會造成巨大的破壞。這個勸說其那絕望的指揮官住手的士兵叫貝卡爾德（Bécard），與他再過一陣得到的命運相比，其實，這本應是較好的結局，因為，他是後來遭到屠殺的四五個士兵中的一位。這個人擊鼓要求進行談判，他搖起了白旗，並獲得了對方以法國軍官的榮譽作保證給予其安全的口頭承諾。 於是，勝利者蜂擁通過了吊橋，他們戰勝了這些瑞士士兵，這些傷殘退役軍人也戰勝了已實行13個世紀的君主政體和世界上統治時間最長的王室。那些曾在常規軍中服役並負責抓捕犯罪分子的人，現在則救出了這些囚犯，把他們帶回自己的居住區，讓他們躺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正是這些軍官指揮了這場裝模作樣的進攻，但對方卻可憐地向他們投降了。然後，他們奮力穿過已經殺紅了眼的人群，把那位政府軍軍官帶到市政廳（Hêtel de Ville）。後人一直相信，正是德洛內，讓人民第一次走上法庭成了審判者，經過他們審理之後，有四五位政府軍士兵被背信棄義地槍殺了。在推搡中，德洛內碰傷了一個旁觀者，碰巧這個旁觀者是個廚師。於是這個人拔出他的刀，切下了德洛內的頭，與其說是出於憎恨，倒不如說是出於職業技巧的自豪感。由國王任命的舊市區長官弗勒瑟勒斯（Flesselles）也被槍殺了，人們懷疑他曾下令德洛內進行抵抗。 一位當時身在法國王宮的英國人瑞格比博士（Dr. Rigby）描述過他親眼所見的情形。先是過來了一大群人，高舉著那個被征服的城堡的鑰匙，作為他們勝利的象徵。「巴士底獄被占領了，」人們的喜悅是難以描述的，陌生人握著他的手說：「我們也是自由人了，我們兩國之間再也不會有戰爭了。」然後來了另一個遊行隊伍，也大喊大叫，喜不自禁，但旁觀者卻滿懷恐懼地看著他們，因為他們手中的戰利品是那些被謀殺的軍人的頭顱。由於國民已經成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了，因此，任何向他們開火的士兵都應算叛亂分子和賣國賊。外國公使們對於人民熱衷於報復而不是致力於正面獲得某些東西的想法，無不感到震驚。夜裡，元帥下令撤出巴黎，伯桑瓦爾已經全線後撤了，首都已經不再在法國國王的掌握之中了。 與此同時，國民議會已經意識到了它周圍的民眾情緒的力量，但在此危險時刻，它依然相當平靜。國民議會的勢力在縮小，幾乎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歷史徹底地改變了，並且由那些比它更強大的力量來重寫了。14日早上，國民議會推舉產生了一個八人委員會來負責起草憲法。穆尼埃和喜歡英格蘭模式的人士依然占據上風。但到了晚上，他們的機會就消逝了，因為英格蘭模式中竟然還有國王的位置。 那天晚些時候，諾埃勒斯（Noailles）帶來了他自己親眼見到的真實發生的事情；國民議會這才在充滿焦慮的寂靜之中知道了，堅不可摧的巴士底獄城堡守衛部隊軍官的頭，已經被掛在長矛上，在巴黎街頭四處遊街示眾了。拉法耶特從座位上猛地跳了起來，議長則和諾埃勒斯立刻直奔王宮。但在那裡，他們什麼也沒有得到。路易十六告訴他們，他已經召回了軍隊，現在他準備上床睡覺了。他仍然非常平靜，他一直沒有搞清楚，他必須做些什麼，他已經錯失了什麼。 但到了第二天早上，國民議會亂糟糟地聚會，準備派出幾位代表。這時候他們才發現，就在那個值得銘記的夜晚的短短几小時中，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兩點鐘，王宮一位高級官員將國王從睡夢中叫醒，闖入者是利昂庫爾特公爵羅舍富科（La Rochefoucauld），他不是一個才華出眾的人，卻被公認是這個王國中擁有頭銜的貴族中最仁慈、最善良的。他想讓他的主子搞清楚目前的事態及其重要意義，要國王明白，政府的權威那一天是如何在巴黎喪失的，明天又將如何在各省喪失。路易十六這才醒悟過來，並大喊道：「但這是一次嚴重的叛亂！」利昂庫爾特回答說：「不，陛下，這是一場大革命！」正是用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措辭，這位忠實的臣子使國王擺脫了大臣的愚弄，在隨後那個決定性的日子裡獲得了自己的控制權。在這位公爵的指導下，路易十六與自己的兄弟一起，沒有伴隨什麼盛大的王家禮儀，來到國民議會，向議會表示屈服。面對這令人憐憫的嚴肅的一幕，代表們一度忘記了自己正當的憤怒以及他們更為正當的蔑視。隨後，國王自己走回王宮，他突然有一種勝利之感：議會赦免了他，並全體起立護送他回宮。 鬥爭結束了，符咒已被破解，國民議會已經統治了法國。為了建立秩序，一大群議會代表趕到市政廳，在那裡，拉里·托朗達爾（Lally Tollendal）發表了一篇演說，激發了人們強烈的兄弟情誼和喜悅之情，他頭上戴著花冠出現在群眾面前。 為了加強巴黎與凡爾賽之間的聯繫，國民議會第一任議長貝利被任命為新選出的市政當局的長官，而副長官拉法耶特則被任命為國民衛隊指揮官。這是邁向註定要對法國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革命委員會（Commune）的第一步。在政府的活動已陷入癱瘓狀態、它留下的空白還無人填補的時候，成立這個機構也確有必要。 國民衛隊也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發明創造，因為它不再是國家的軍隊，而是社會的軍隊；不再是服從權力的軍隊，而是服從民意的軍隊。它是中產階級組織的一種暴力力量，為的是對抗在它之上和在它之下的各個階層；它既要保護自由不受國王侵犯，又要保護財產不受窮人侵犯。它自成立起，就是要捍衛秩序、顛覆政府，因為它就是國民本身，沒有任何人膽敢與它抗衡。在巴黎聖母院的祭壇前，拉法耶特起誓效忠於人民，而不是國王。他從來沒有展示過保衛和平或指揮打仗的才能，但在他多變的漫長一生中，他確實是最早接受華盛頓之信念的人。 議會代表們從巴黎返回凡爾賽後，有人報告說，人民要求召回內克爾。於是，國會罷免了布勒特伊爾，責成國民議會負責向這位被貶謫的財政總監寫一封信。他被驅逐剛剛五天，現在該他的政敵倒霉了。當天也即16日夜裡，遭受挫折的陰謀家紛紛流亡出走。路易十六也讓他的弟弟出走，既為了他本人的安全，也為了王朝的安全。其他人也紛紛出走。王后被迫罷免了德·波里納夫人，王后曾對她過於寵信了。現在，王后自己獨自置身於其政敵的包圍之中。這是第一次大逃亡。剩下的貴族們宣布，他們放棄抵抗，國會議會終於團結到一起了。鬥爭結束了，第三等級勝利了，而勝利者要得到戰利品。 但國民議會並不是勝利者；對於內克爾被罷黜到又發函召回他之間所發生的巨變，它並沒有作出什麼貢獻。議員們不過是靠清談來謀劃國事，而巴黎的普通民眾卻在為國家奉獻生命。威脅生命、並被戰勝的暴力沒有降臨到凡爾賽，是巴黎制服了降臨的暴力，因而它也擁有統治它自己、統治國民議會、統治法國的權力。首都占有突出地位，因而首都的這種新性質，將使國家從君主政體轉變為共和國。 國王現在成了兩個主子的奴僕。他已經向凡爾賽的主子表示臣服了，現在他還必須向在市政廳形成的神秘的新權力當局表示臣服。他已經不得不屈從於代議民主制度。他還得屈從於直接民主制度。如果讓奧爾良的大本營也落在他們手裡，那就沒有安全可言了。在即將逝去的政府與即將到來的政府之間如何選擇，路易十六根據利昂庫爾特的建議採取了行動。 7月17日早些時候，他下定了決心，他聽過彌撒，領受過聖餐，便開始準備回到他的都城。王后跟在後面，帶著他的整個扈從，為的是只要發現蛛絲馬跡，就立刻自己遠走高飛。到城關的時候，國王的目光垂下了，因為平生第一遭，有無數武裝人員不把他視為他們的統帥，他們在街兩邊排了幾里長，穿著五顏六色的服裝。不管是國民衛隊，還是站在後面的密集的群眾，都沒有發出致敬的歡呼。現在，除了對國家和議會代表們，他們對任何人都不表示敬意。 在這裡，國王與國民議會之間的和平已經不算數了。所有的人都已知道，已然存在著一個完全不同的權威了，人們對它更為忠誠，甚至國王也得向它表示效忠。在市政廳，國王向新政權表示敬意。在那裡，國王確認了新選出的市長，並認可了它所做的一切。國王還向人民展示了由拉法耶特戴在他頭上的新帽花，這等於宣告，自克洛維 (3) 皈依基督教以來統治法國的王權，再也不能統治法國了。他在國民衛隊總司令操縱的歡呼聲中踏上回家之路，而這位司令也曾操縱民眾給他以陰鬱、可怕的沉默。 一個新的統治時期開始了。偉大的波旁家族的領袖，建立在路易十四的傳統之上的那麼多權力和榮耀的繼承者，在嚴密的控制下，甚至無法行使一點點權力了。因為在那個時刻，已經沒有國王了。首都的無政府狀態已經向各省發出了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的信號，而在那個時刻，無政府狀態具有可怕的含義。 那些來到巴黎並感受到那個時期的狂熱的國民議會議員們沒有能夠注意一個事實：那支給予法國以自由、給予國民議會以權力的大獲全勝的軍隊，基本上是由殺人犯組成的。他們的成就的光芒遮掩了他們的犯罪事實。人們仍然需要他們的保護。告訴人們，他們也是流氓，似乎為時太早，可能會傷害這些愛國人士和大英雄。於是，心情複雜的民眾就讓自己相信，可憎的大屠殺是在危急關頭不得已才採取的行動。俄國公使在7月19日寫道，在兩個世紀前，法國人曾經展示過同樣的殘忍 (4) 。 7月22日，布勒特伊爾的一位同道富隆（Foulon）和他的女婿，也是一位高級官員的伯蒂埃（Berthier）在大街上被人有預謀地殺害了。不管是貝利還是統領著國民衛隊的拉法耶特，都不能保護一位遭到厄運的人的生命。不過，一位舉著伯蒂埃的心臟遊街示眾的龍騎兵，卻遭到了報應，他回到營房時，被他的一位戰友給收拾了。 拉里·托朗達爾把這件事報告給國民議會。他的父親秉承了一位流亡的詹姆斯二世黨人反對漢諾威王室統治的傳統。在佛爾柯克（Falkirk），他跟查爾斯·愛德華在一起，曾領導愛爾蘭旅，專門破壞英國在豐特努瓦（Fontenoy）的船隊。七年戰爭時期，他在印度指揮作戰，與庫特（Coote）率領的英軍對峙，堅守龐蒂切里（Pondicherry）長達十個月。拉里被作為俘虜交換回國，後來他被釋放，條件是接受審判。結果，他被判處死刑，他的並不了解他的為人的兒子也被帶到行刑之處，讓他們在今世見上最後一面。為了抗議正義遭到踐踏，拉里刺傷了自己。他被拉出去處死，就在行刑前幾個小時，有人用一件東西塞到他嘴裡，不讓他出聲抗議。 拉里之死是法國司法制度長期以來遭人譴責的一件事，他的兒子多年來一直想給這個案子翻案。小拉里順便訪問過英國，對我們的制度的理解比他的任何一位同胞都準確全面。因而，當沒有演說才能的穆尼埃提出他的憲法草案供討論後，正是小拉里用他那充滿激情和感染力的雄辯才能詳盡闡述了它，並使他暴得大名；在滑鐵盧戰爭那一年，他在敵對的思想氣氛中，出任派駐根特 (5) 的公使（Minister of State）。後來，他成了法國貴族，但1830年去世的時候，他已經默默無聞了。也就是幾年前，有一個不幸的人在倫敦的一個地下室死於貧困，沒有人認識他，他也沒有求任何人幫忙。他就是拉里·托朗達爾的兒子。 據說，7月22日，托朗達爾在公開抨擊巴黎暴行的時候做得太過火了，談到了他自己，他的父親，他自己的感受。巴爾納弗（Barnave）為人正直，也是個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對這種表演大為惱火，於是大喝一聲：「他們以前流出的血就那麼純潔？」 早在巴爾納弗在斷頭台上因他的罪而受刑之前，他就感受到了並承認斷頭台的威力。而正是通過他及像他那樣的人，而不通過社會最底層的那些人，我們才能理解那個時代的精神。有兩個比巴爾納弗更為有名的人物，甚至更為清楚地展示了這種精神。偉大的化學家拉瓦錫（Lavoisier）曾寫信給普雷斯特利（Priestley）說，如果說確有什麼過火之處的話，那也是出於對自由、哲學和寬容的熱愛；在法國，出於一個更為卑俗的目的而做這樣的事情，也沒有什麼危險。傑斐遜對9月份的屠殺也是這樣看的：「很多罪人沒有經過審判就被處死了，他們中有的人確實是無辜的。對此，我跟其他人一樣痛心。但當時必須利用人民的武裝，這台機器並不像炮彈和炸彈那樣不長眼睛，而難道不正是某種程度的盲目，才以這麼一點無辜者的血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還有一本厚達12卷的巨著，專門論證這些暴行都是古典思想的後果，將這些暴行歸咎於哈莫狄奧斯 (6) 、布魯圖 (7) 、泰摩利昂 (8) 。 不過，你會看到，經過批准、認可的謀殺盛行一時，並不是某個時代、或某個國家、或某種觀點所特有的。為了證明這是現代君主政體的一大特徵，我們也不必去援引性格暴躁的南方各國的例子了，你們只要追溯一下法國歷代國王即可，弗朗西斯一世、查理九世、亨利三世、路易十三世、路易十四世，還有神聖羅馬帝國的費迪南一世、二世、都鐸王朝的伊麗莎白女王和斯圖亞特王朝的瑪麗女王及詹姆斯國王和威廉國王。你們還應該再想想另一群人，而根據一般的看法，他們倒也並不比他們的鄰居更壞，他們就是歷史學家。他們對所有這些經過塗脂抹粉的犯罪分子讚美有加，當作英雄一樣崇拜。執劍的強人後面，總是追隨著一群拿著抹布的懦弱之輩。先是犯罪分子進行屠殺，隨後是一大群學者來為兇手辯護。 在整個革命時期，保王黨人遵循的是同樣的傳統。塞呂蒂（Cérutti）曾建議，應當用毒藥除掉米拉波和塔爾熱（Target）；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曾希望刺殺孔多塞；馬勒舍爾伯斯（Malesherbes）則為此而稱賞夏多布里昂；熱奧爾熱·卡杜達爾（Georges Cadoudal）備受保王黨人尊重，因為他曾打算刺殺拿破崙。拉·羅什雅克蘭（La Rochejaquelein）曾有過同樣的計劃，並且對將軍塞居爾（Ségur）也並不隱瞞。阿代爾（Adair）發現他們在維也納進行密謀，因為福克斯（Fox）反對刺殺皇帝，並將這一陰謀透露給了他。 在那些根據動機來判斷是否道德的人士那裡，權勢人物所犯罪行引起他們的震驚，會小於反抗壓迫的人們所犯同樣罪行所引起之震驚，對於前者，誘惑是強烈的，而危險是如此之小。可以肯定地說，被人熱愛、並為人所追求的最美好的東西是宗教和自由——我認為，就是這兩點，而不是幸福或財產，也不是知識或權力。然而，獲得這兩者的道路上，都沾滿了血污，兩者都經常變成對屠殺的呼喚。人類中之最邪惡者，常出現在那些要求追求這兩項神聖事業的人士中間。 千萬不要讓那些錯誤的學說滲透進你們的心靈，這種學說謊稱，為了他們的政體而謀殺人，與為了他們的宗教或他們的錢財而謀殺人相比，不那麼無恥，或者聲稱，有勇氣完成那種事情，總比因為怯懦而不能實施那一計劃更糟糕。在我們一刻不停、毫不寬恕地譴責馬拉和卡里埃（Carrier）的時候，我們也不要饒過巴爾納弗。由於在那些著名人物，比如沉默的威廉 (9) 和法爾內塞 (10) 的一生中，在克倫威爾和拿破崙的一生中，都可能做出過應被判處死刑的事情，因此，我們不該撇開公正只看我們將要研究的那些人物的活動，更不要說只看他們的思想。 說過這些之後，下面我將向你們描述令人覺得丟臉的景象，披露那些讓人憤怒、厭煩、令人傷心的暴虐行徑。我希望在作出判斷的時候訴諸良知而不是光耍嘴皮子，這是為了我們自己，而不是為了誇示。泰納曾經說過，「人是一種野獸，天生是食肉的，見血就興奮。」歷代王朝和基督教的歷史證實了這段刺耳的話，我們上面談過的歷史事件同樣證實了這句話。 在我們發現這場大革命與普遍的法則之間的契合之處之前，在我們認識到這場大革命並不是絕對獨一無二、並不是偶發事件之前，在我們承認歷史上有很多幕跟它一樣恐怖、有很多人一樣壞之前，我們不可能明晰地理解這場大革命。 ———————————————————— (1) 指德·布羅里埃。——譯者 (2) 發生在宮廷的一樁醜聞，一個從良的妓女Jeanne De La Motte Valois和她的軍官丈夫知道紅衣主教羅盎因受到王后的阻撓而不能當上首相，便偽稱自己是王后的閨室密友，欺騙羅盎主教，並使其為假冒王后購買了一隻價值160萬里弗爾的項鍊，該項鍊被妓女和她丈夫拿到英國出售。王后從珠寶商處得知此事，但人們卻相信，妓女不過是王后的替罪羊，真正的騙子是王后，正是王后的奢侈使國家背負沉重的債務，此事促進了革命情緒的發展。——譯者 (3) Clowis，約465—511年，法蘭克國王，墨洛溫王朝的創立者，約在5世紀末建立法蘭克王國，507年在巴黎建都。——譯者 (4) 疑指1572年8月24日發生於巴黎之天主教徒屠殺胡格諾教徒的「聖巴托洛繆慘案」，這種屠殺並蔓延到外省。——譯者 (5) 位於今比利時西北部。——譯者 (6) Harmodius，古希臘人，曾刺殺了當時的僭主。——譯者 (7) Brutus，羅馬人，刺殺了凱撒。——譯者 (8) Timoleon，古希臘科林斯將軍，曾推翻其兄弟。——譯者 (9) William the Silent，1533—1584年，奧倫治親王，領導荷蘭反抗西班牙統治，締結北方七省烏得勒支同盟，成為尼德蘭聯省共和國第一任執政，後被西班牙刺客刺殺。——譯者 (10) Farnese，1545—1592年，出身義大利貴族，西班牙腓力二世統治下的尼德蘭攝政，1585年攻陷安特衛普，但未能征服英格蘭。——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