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間 · 八　當胡騎踏進中原的時候

假如把中國封建社會比喻做一潭死水的話，那麼異族的侵入就像突然投入一塊大石頭；何況這潭水其實原來已經是在暗中波漩浪涌的了，因此投入的大石頭就更使得它立刻奔騰咆哮起來。前一篇文章中，已經談了歷代塞外各族活動的情形以及它們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現在我們就要講到當胡騎踏進中原的時候，在中國社會內部引起了些怎樣的反響。 我們的討論只限於這種反響在政治上的情形。說到這方面，自然我們會立刻想起那許多次歷史上反對異族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鬥爭，同時也不能不想起那些認敵作父、賣國求榮的大漢奸。讓我們先從後一種人講起。既然他們的子孫—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之流在這次的抗戰中還繼續作祟，那麼這種醜惡的歷史更是值得我們回頭去看一下的了。 一、「兒皇帝」和「貳臣」 在歷史上的大漢奸首先不能不推五代時的石敬瑭。他求得契丹的幫助，滅後唐，受契丹之封為后晉皇帝。他把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並且每年搜括民財奉獻絹三十萬匹，其他珍寶珠玉也是不斷供奉。他拜了契丹君長耶律德光為父，信件往返時，起先他是自稱為臣的，後來被允許以家人禮相待，改稱「兒皇帝」。—照當時人的看法，稱兒是比稱臣高一級的，所以石敬瑭死後，他的兒子石重貴繼位，沒有得到契丹方面的允許，即上書不稱臣而稱孫，耶律德光大怒，藉口興師問罪。 像石敬瑭那樣的人真可說是無恥之尤的了。就其家世說，他本非漢人血統，而是西夷人。但他的行為並不能以他的血統來做辯護理由。他在後唐時，任河東節度便。他正是當時貪婪縱慾、卑劣無能的軍閥官僚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和他同時向契丹獻媚、求封為中國皇帝的還有趙德鈞。趙德鈞是漢人，也是後唐的一個將軍，後來契丹兵進攻後晉石重貴時，趙德鈞已死，他的兒子仍想做皇帝，率兵踴躍地做契丹的先鋒。其無恥和石敬瑭父子不相上下。 石敬瑭開了在異族卵翼下做皇帝、稱臣稱子的先例。以後宋代的皇帝也有向異族侵略者稱臣稱侄，並割地求和的。南宋初年，更有兩個聲名狼藉的大漢奸，在金人（女真）手下做傀儡皇帝。 金滅北宋後，以黃河以南之地建楚國，封張邦昌做楚帝。不久後，南宋復國，誅殺張邦昌，金兵再南下，又把河南、山東之地封給劉豫建齊國。金人因為怕一下子不能完全消化黃河以南的地區，想用中國人之力來間接統治，所以先後建立這兩個傀儡國，其用意和抗戰期間日本人在中國淪陷區建立各傀儡政權很相似。張邦昌在北宋官居太宰，是宰相的位置，但竟和金人暗中結交，使金人指名要他代宋做皇帝。劉豫在北宋也做過中央大官，南宋復國時，他任濟南知府，是獨當一面的地方長官。金兵一到時，他要率領百姓投降，百姓不從，他半夜縋城而出，到金營納降。降金後又鑽營金的大將撻懶而得了皇帝的位置。但這個人也不過是當時許多紛紛投敵的官僚中的最特出的代表而已。 蒙元的滅宋，滿洲的滅明，都是直接建立異族的統治，沒有製造什麼傀儡政權，但是文官武將士大夫投敵求榮的多如牛毛。清朝的掃平全中國，主要的是依靠許多明降臣的力量。如吳三桂、洪承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高傑、劉良佐等人都是率領了十幾萬軍隊而向滿清投降的。洪承疇受命為薊遼總督，負責對滿戰事，戰敗而降，明人以為他戰死了，還在北京城裡設壇遙祭，追贈優恤，不料他已率兵做了清軍的先鋒。後來各地起義抗清的人民武裝很多是被他剿平的。 清朝統治者自然非常重用這些降臣，但在既已建立了鞏固的統治政權以後，卻把這些降臣稱為「貳臣」，表示他還看不起這些變節投降的人。其用意自然是在向已經做了他的臣民的人鼓勵「從一而終」的「氣節」，要大家死心塌地，不再起什麼二心。 我們並不是根據傳統道德中的「忠」的觀念來評價歷史人物。在我們看來，一個死心塌地效忠於專制統治者的並不就是可敬的人，一個始終做著異族統治者的忠實奴才的自然更是可悲的人。但像那被稱為「貳臣」的人，今天在專制統治的秩序中坐享高官厚祿，一到明天，又投身到異族侵略者面前爭取做開國元勛的榮耀，的確是把寡廉鮮恥的性格表現得最充分的了。不過，無論是在今天還是在明天，他們都同樣是拿人民的血汗做代價來填滿個人的私慾，其前後行為又還是一貫的。所以在歷史上，每當異族入侵，逼得舊的統治政權土崩瓦解的時候，從官僚士大夫中大量地產生這種可恥的「貳臣」，並不是偶然的事。這些人在還沒有公開投敵的時候，其實早已是禍國殃民的人物了。 像張邦昌，在北宋做大官時，已曾受到人民的公開申斥。金兵圍攻汴京時，張邦昌和李邦彥等人都主張妥協求和，對於認真抗戰的李綱等人竭力排擠傾軋。所以當時的太學生曾聚眾上書說：「其庸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柷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這正是當時民間的公論。北宋末葉，當政的都是這一類「動為身謀，不恤國計」的人，在他們手裡，弄到民生凋敝，民怨沸騰（這就是梁山泊好漢的故事發生的背景），弄到將驕兵弱，每戰必敗（和金人相約攻遼，金已破遼，而宋兵仍節節挫敗，遂啟金人輕視而長驅直下，無以為抗），弄到在兵臨城下時，還是和戰不定，終至把中原奉讓給異族。—所以這些人不論後來是否像張邦昌那樣公開降敵，但在實際上都是扮演著給異族的侵略者鋪設道路的角色。 南宋初年又出了一個遺臭萬年的秦檜。他雖沒有降過金，但他曾被拘金營，自稱是乘間逃歸的。事實上是已和金人勾結好了。所以他不惜誣害有能力御金的大將，來促成和議，和議的結果是宋稱臣奉表於金，金冊封宋主為皇帝，並割讓淮水以北的土地，每年又奉銀絹各二十五萬於金。在對外這樣屈辱的時候，他對內則實施很嚴格的統制，邏卒密布，以排除異己，鉗制民意。這樣就使南宋再也沒有力量翻過身來，只好坐待亡國。所以後世雖還很有人為秦檜辯護，但事實俱在，他的罪惡實在更大於石敬瑭、張邦昌、劉豫一流人。他的名字不能不寫在《漢奸傳》的前列。 明代情形也大體相似。明代後期政治上最有權勢的是太監，許多腐敗的官僚都奔走在太監門下，把整個國家弄得一團糟，使清軍得有機會從容地問鼎中原。到了明政府流亡江南的時候，朝中當權的還是屬於太監政治集團中的馬士英、阮大鋮。他們也使這流亡的政府加深腐化，他們也和清人講和，情願割地賠款，他們也多方阻撓積極抗戰的史可法等人。到了最後，他們看到已不能再依靠明政權而安享富貴的時候，便公開地投順了清軍。 我們不能不指出，這些可恥可恨的敗類，都是在封建官僚政治內部必然的產物。他們本來就和人民站在對立的地位，所看見的只是個人的私利，當然不會想到在異族入侵下人民的沉重苦難。為了自己安享富貴尊榮，他們是什麼事都可以做的。但是同時，我們也要指出，當歷史上每度異族入侵時，從官僚士大夫中也不是沒有發生過夠得上稱為民族英雄、值得我們歌頌的人物的。 二、英雄如何產生 當金兵入侵、宋室南遷的時候，在宋朝文武官員中雖然有很多走著張邦昌、劉豫的路線，但同時也有李綱、宗澤那樣的人，他們身當危急之秋，在朝廷中堅持抗戰主張，並且用實際行動鼓勵士氣，激發民心，這才奠定下南宋建國的基礎；也有岳飛、韓世忠那樣的人，他們在南宋初年，親率大軍，輾轉苦戰，阻止了金兵南下，還一時把戰事失敗的形勢扭轉了過來。這些人的確是值得歌頌的英雄。在當時，宋朝政府並沒有堅定的抗戰政策，朝廷中妥協求和的論調始終占著支配地位，所以像李、宗、韓、岳那樣的人是尤其可貴的了。 在我們歌頌這些英雄的時候，應該看出來，為什麼他們能夠成為英雄。 前面提到，在劉豫降金時，濟南人民不願從他，由這一事就可知道當時的民意了。在那時隨著金兵南下，大河南北一切淪陷土地中都有義兵蜂起，那都是人民自動起來守土抗敵的力量。李綱、宗澤竭力主張重用這種民軍。宗澤在最危急時，能夠堅守開封，化險為夷，就是因為他和河北、山西各處山塞中民軍聯合了的原故。他之所以自信能夠渡河收復失土也是因此。岳飛、韓世忠也是同樣。因為他們敢於提兵北伐，所以人民踴躍投效，士氣旺盛，而黃河以北的各地義軍也紛紛給以響應。在這些自動起來的義軍被朝廷中主和派誣為盜賊、加以詆毀的時候，宗澤曾向宋高宗說：河東、河西的人民紛紛起來勤王救駕，甚至有在臉上刺了字以示和金人誓不兩立的，他們都是忠義之士；現在皇帝卻把勤王者看做盜賊，豈不是褫奪了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於民麼？宗澤這段話可以表明他們是如何尊重人民的抗金力量。能夠尊重人民的，也就為人民所愛戴，像李綱受主和派攻擊而被罷免的時候，汴京城裡的軍民不期而會的數萬人，一起在皇宮前面喧鬧，不看到李綱復職就不散，這就逼得皇帝不得不把李綱重新召回。 由此可見，這些英雄的產生也決不是偶然的。產生這些英雄的背景是當時在人民中的抗金的情緒和力量的高漲。他們的主張和作為確是和人民的願望相符。並且他們能夠看出人民的力量而願與之結合，因此他們也就能夠得到人民力量地支持了。 同樣的情形也可以在明末看到，在明末也有史可法、何騰蛟、張煌言、鄭成功等許多人，他們也是站在官僚士大夫的身份上，和當時在人民中風起雲湧的反清潮流相結合著，堅持不屈地從事鬥爭，一直到死方休。像何騰蚊，在南明政府下鎮守湖南、湖北，能夠集合各地人民義軍，並且和李自成舊部的農民軍隊合作抗清。像張煌言，在清兵已席捲東南的時候，還在浙江各地發動義軍，在浙閩沿海苦鬥了十多年。他們都是在力戰之餘，失敗被俘，堅決拒絕誘降而從容就義，這種堅定的節操確是可歌可泣，而他們和人民結合的這一個特點更是不應埋沒的。在那時，也還有很多的屬於士大夫身份直接在民間組織義軍抗清的，像有名的學者黃宗羲就是其中的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當舊的統治政權在異族鐵蹄下面陷於崩潰的時候，自然在整個的統治階層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有狡黠卑鄙的人立刻投順了異族的「新朝」，去做新貴，也有沮喪絕望的人採取消極的自殺的手段，「以身殉國」。這後種人雖也節烈可欽，但其實只是統治者無出路的表現。這樣的人在歷史上也並沒有能當作英雄的名字而留傳下來。最後還有一部分人，他們面臨到國破家亡的危機，眼看著舊統治機構的殘破無能，卻能夠回頭看到了人民中的力量，於是他們把個人的堅貞不屈的品格和依靠人民的方針在某種程度上結合了起來，這才使他們成為永遠值得追念的英雄人物。 從今天來看，這些人和人民結合的程度還是非常不夠的。他們究竟仍是從統治者的利益的觀點出發。所以他們並不能真正站在人民中間，而仍是抱著統治者的利用民力的看法。當統治政權還在主張著對外敵妥協求和的時候，他們就不免陷入了矛盾之中，以致像岳飛那樣被牽引到風波亭的悲劇之中了。—這種由歷史時代和身份地位所給與他們的限制誠然很大，但假如因此而把他們一筆抹殺，那就不是公正的歷史估價了。 反過來，我們也可以看到，專制統制政權在還保存著足夠的力量時，對於異族的入侵，是也會主動地實行抗拒的。但一面進擊外族，一面仍直接加害人民，這就使他們的對外戰爭沒有什麼意義。例如東晉和南宋偏安一隅，在統治力相當恢復後，都曾進行過北伐。東晉時劉裕北伐，成果最大，連長安都從異族手裡恢復。但他在長安橫徵暴斂，並不使人民的苦痛稍減，於是不到一年以後，長安又被匈奴占去，而這時劉裕已回到南方，想搶皇帝做，不再顧到北伐了。南宋時，由於一貫地對金屈辱議和，已經漸使民氣消沉了，到光宗時，韓侂胄為相，內政上毫無改進，受清議的批評很利害，卻想博得收復失土的美名，但兵釁既開，連連敗北，結果還是議和了事。—這些正是明白地表明了，倘不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沒有真正取得人民的信賴，那麼單純在軍事上和入侵的異族周旋也還是無效的。由此也就更加證明了，能夠稱為民族英雄的人，是只有那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和人民結合在一起的人。 在歷史上的民族英雄中，我們更忘記不了在明代中葉御倭的名將。那時，在東南沿海，深受倭寇侵擾，形成很大的危機。數十年間，官兵不斷進剿失敗。在最危急時，俞大猷、戚繼光諸人起來了，他們出身貧寒，多知民間疾苦，因而知道如何才能動員人民力量，用新的方法編練軍隊，並堅決執行軍民聯合一致的方針，這樣才能把倭寇肅清。假如不從他們和人民結合這一點上看，是無從了解為什麼他們在當時獨能成就這樣的功業的。 三、「南渡君臣輕社稷」 宋明兩代，在面對著金元和清軍的侵略時，雖然在統治階層中也產生了一些能和人民結合的英雄，但是它不僅分化出很多力量，做了侵略者的幫凶，增加了侵略者的力量，而且整個地來看，宋明政權在侵略者前面所表現出來的只是無能與怯懦。北宋亡後有南宋，維持了一百五十年的生命，明朝在退出中原以後，也還有支撐了二十年的南明政府。這種在憂患中產生的政權，卻也並不能表現出振作有為的新氣象，只是在苟安泄沓之中自行腐爛，以致在侵略者繼續進攻時，只能不斷地退讓奔逃，漸趨絕滅。這是有更早的歷史前例的。最早的有東晉，也是在退出了北方以後，一味在南方宴安享樂。不過那時的異族力量比較散亂，所以其結局和宋明不同，沒有直接為異族吞滅。 我們已經討論過封建專制政權在本質上是和人民對立的，也說明過在專制主義官僚主義的統治下，軍事上政治上的內在矛盾，及其腐敗瓦解的危機。在這裡，我們就可看到，從外面來的侵略者的勢力就使這些矛盾和危機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雖到最危急時也無法加以克服，那就只能委屈求和，苟且偷生了。 軍事上的危機是克服不了的。當金兵南下時，一路經過險關要津，全無宋兵抵禦，使金人都嘆息說，宋朝太無人了。足見當時宋朝軍隊的無能了。南宋末年也是如此。賈似道曾以宰相的身份，統兵百萬，抵禦蒙古，然而戰無不敗，於是他私自向蒙古議和，答應稱臣納幣，蒙兵一度退走後，他就回來向政府報告大捷。這實在是因為在專制主義官僚主義的統治下，早已把軍隊腐化到極點，一遇外寇，自然就只能演出這可憐的情形來了。 在統治者內部的分歧對立的危機也是克服不了的。封建專制政治雖有統一之名，其實是內部充滿著矛盾的因素，所以一到專制政權在外寇侵入中被削弱時，就更加渙散了。像在南明的福王政權時，不僅朝廷中有主和的大臣結黨排擠主戰的將領，而且在各實力派之間也衝突得很利害，以致形成內戰，而葬送了抗禦清兵的力量。福王政權覆滅後，接著又有唐王與魯王兩個政權成立，他們同是明室的後裔，同是侷促一隅的小朝廷，同受清軍威脅，但仍不能和衷共濟，而互相對立，勢成水火。這自然不只是這二王的不合作，也正是反映著兩個官僚集團、兩個實力系統的對立。 最大的一個問題還是統治者和人民對立的問題。在侵略者勢力深入的時候，統治者未嘗不想到要「收拾民心」。北宋欽宗在汴京被圍時曾下詔號召河北人民勤王之師，甚至說：「天下平安，聯與爾等分土共享之。」南明時也曾想到，發動義軍，「招撫」「流寇」（其實是農民起義的軍隊）。要是貫徹這方法，未始沒有救。然而他們不能。南宋立國，起初還繼續任用義軍，後來就稱之為盜，命令他們解散。南明各小朝廷也都局限在自己的小範圍內，只圖如何增加自己的軍力，卻眼看著在東南各地風起雲湧的義軍一個個被清軍消滅，不給以任何援助。而且這些偏安的政府在一切方面都和過去一樣，繼續著封建專制主義的各種制度和政策。因此一方面，人民因為身受異族荼毒，很自然地會傾向於這些新政府；但另一方面，因為新政府的實質和表現仍是如此，它和人民之間的隔閡甚至軋轢終於還是不能降低。 在這樣的情形下，統治集團中縱有個別的分子能和人民結合，堅持著抗戰的政策，也不能不受制於整個政治形勢，而無從盡其全功。像風波亭的悲劇在歷史上也不只演了一次。清軍尚未入關時，明代曾有熊廷弼、袁崇煥等幾個大將固守邊疆，很立了些戰功，然而他們卻也遭遇到了岳飛同樣的命運。原來在封建專制政權越是趨於滅亡的時候，越是不容許在他自己內部產生特出的英雄，形成一個特出的力量，必須把它拉來同歸於盡。所以一個李綱支持不了北宋的危局，一個文天祥挽救不了南宋的末運，一個史可法也無助於南明的福王政府。他們既仍是依靠著當時的統治政權，因此也就只能在這崩潰的歷史上扮演一個悲劇的角色了。 既然可用的民力棄置不顧，能戰的部分力量又加以摧殘，結果自然只好一意求和了。他們是想用求和來緩和外寇，並緩和內部的政治社會的矛盾。但這自然只是空想。妥協求和的方法一方面只足以使外寇有機會從容布置，逐步深入；一方面又只足以使民心渙散，民情更加背離。而且在自己已處於劣勢地位的時候，求和更難成功。假如南宋還能夠和金人拖了一百多年，那麼南明在清朝面前，是連苟安一時都辦不到了。 南宋的偏安政府，南明的小朝廷，其處境何等危急困窘，而其統治者荒淫無恥，燕遊逸樂，實在也到了極點。南宋詩人寫臨安（杭州，是南宋首都）的詩道：「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明詩人寫南京的詩也說：「而今也入煙花路，燈火樊樓似汴京。」這正是這時上層社會的情緒的表現。此地雖是杭州、南京，但是繁華景色都和北方的舊京城一樣，何必還想望什麼呢？無怪乎又有詩人痛心地說：「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了。在那胡騎踐踏下的人民天天巴望著故國旌旗，這些偏安小朝廷的君臣卻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了。據說，南明福王宮中還掛著楹聯道：「萬事莫如杯在手，一生幾見月當頭。」這充分表現了已看到自己的末路的專制統治者的心理。他們既不敢戰也不能戰，只是為了顧全自己的統治地位而求和，那麼他們就不能不粉飾太平，掩蓋危亡的事實，到了連苟安一時都難做到的時候，也仍儘量使自己麻木，暫且利用眼前的特權地位縱情享受一番。 四、不死的人民力量 但這些被異族入侵亡國的歷史並不能使我們得到悲觀消極的結論，因為我們在每一時代都可以看到在苦難中掙扎奮鬥而取得了最後勝利的人民力量。 在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觀念，是不能要求於過去中國社會中的人民的。因為那時既然是以個體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分散的封建經濟，人們所有的只能是濃厚的鄉土觀念，一般的民族觀念是不可能有的。而且廣大的人民一向處於本國的專制主義官僚主義的重壓下面，國家對他們只能給以災害，愛護自己的國家那樣的觀念在平時也是很難產生的。只有在異族大規模入侵的時候，生命被屠殺，妻女被姦淫，田園被占奪，這才在人民中喚起了強烈的反應。當人民看出了入侵者是語言風俗習慣完全不同的異族，而且想以他們的風俗習慣來改變中國，種族反抗的意識就在人民中勃興了。所以不論異族侵略者怎樣地軟化了封建統治勢力，總不能避免人民的堅強的反抗。 這種種族的反抗首先還是表現為鄉土的保衛。早在五胡侵占中國時，黃河南北的各地人民已有很多自動武裝起來，保鄉自衛的。他們的組織稱為「塢」或「壁」、「壘」、「屯」。在晉朝的官僚士大夫已渡江到江南去宴安享樂的時候，在中原和異族統治者反抗的就是這些人民。宋代反金的人民武裝稱為「民兵」、「義軍」或「忠義巡社」，在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到處都有。其中最有名的是太行山的「八字軍」。八字軍領袖王彥，本是一個小兵，在金人已占領汴京時，他和七百人共避入太行山，都在臉上刺了「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個字以示決心。他就以這七百人為基礎，團集了分散各地的許多義軍，成為十餘萬人的力量。從此太行山成了一個抗金的根據地，在金兵不斷進剿之下支持了十多年。金人之所以沒有能順利南侵，滅亡南宋，這些人民義軍在它心腹內的牽制活動是有很大作用的。更以後，當蒙古人入侵和清軍入侵的時候，中國各地人民的反抗也是很激烈的。 在反清的鬥爭中，像麻三衡領導下的七家軍最後失敗時，麻三衡和全軍中的其他領袖和戰士沒有一個受敵勸誘投降，寧可殺身成仁。又像在閻應元領導下的江陰縣百姓，守城起義，竟以彈丸之地吸引了清軍二十四萬，抵抗八十一日之久，城破的時候，還是頑強抵抗，幾萬人同心死義。那種精神實足以代表中國人民中最高的節操。 這些守土抗戰的人民中的主要成分自然是農民或城市中的平民。但因為所對抗的敵人是異族的侵略者，所以也有士紳地主來參加的。像反清的各地人民義軍，有許多還是由士紳地主發動和領導的，但其基本的力量總不能不依靠廣大的下層人民。 也有純粹由下層人民組成，本來的目標是為了反對專制統治者，但當異族統治者入侵時，立刻把鬥爭的目標轉移過來了的。最顯著的史例是在明末。當時李自成所領導的農民隊伍推翻了北京的明政權，清軍入關又把李自成從北京趕出去。這時反明的李自成部隊就一變而為抗清的最堅強的力量。李自成雖已戰死，但他的部隊仍有五六十萬之眾，在他的侄兒李錦和別的將領率領之下，在山西、陝西一帶和滿清對抗，以後被迫退到了湘鄂各地，還和南明政府合作抗清。這部分力量是在抗爭中堅持得最久的，一直到南明政權完全消失後，在湘鄂各地仍舊此伏彼起的人民抗清鬥爭中還可以看到他們的蹤跡。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封建專制政治對於人民的反異族鬥爭的妨害。縱在異族入侵、玉石俱焚的時候，人民和統治者之間的軋轢還是不易消除的。一方面專制統治者帶著傳統的成見，縱然對於抵抗異族的人民起義，也仍或者採取冷淡的態度，或者竟稱之為盜寇，像南宋之初那些人民義軍，有許多在傳統的史書中卻只留下個「群盜」的名稱。湖南李自成的部眾雖已參加抗清的戰爭，南明政府也仍目之為流寇。而另一方面，在封建社會自發的農民鬥爭究竟還是帶著落後性的，沒有一種遠大的方針來指導自己的行動，因此雖然在異族侵陵的危機已到了極點時，只因加在他們身上的本國的封建壓迫仍然存在，他們在鬥爭中的步驟與目標也常不免分散。而且他們也只能在各地零星爆發，不易團結而為整個力量。專制統治者既不能把這一切力量都集中在反異族的一個目標下面，卻反而進行「剿匪」（如南宋、南明與異族對抗時都曾用很大力量在後方剿匪），這就更使社會內部的軋轢加深，更加消耗了人民的力量。由於這些原因，在異族入侵時，雖然人民中的反抗很激烈，也還是不免於逐漸地失敗。人民的力量，在那種封建的社會政治條件下，到底還不可能掌握整個局勢的發展。 然而一旦到舊的封建政權已經完全絕滅，異族的統治已經鞏固的時候，官紳士大夫大半都看到「天命所歸」，去和「新朝」合作了。其中好一點的也只是退隱山林，採取消極的不合作態度，而人民的力量雖也因為受殘害太大，一時比較消沉了，但是在異族的統治下面，無論在元代和清代，人民的反抗鬥爭都沒有一個時期停止過。最終摧毀了異族統治的，也還是從廣大的農村中爆發出來的人民的力量。最早的如統一了五胡十六國的鮮卑族的魏國，在其瓦解時就遇到了西北各地普遍的「民變」。到了蒙元和清朝，是遭遇到了規模更大、更顯著地帶著反種族壓迫的性質的人民起義。元朝的一百年統治中，北方有「彌勒教徒」的反抗活動，南方也有各地此伏彼起的農民叛亂。清朝三百年統治中，在其中葉以後，各地人民的叛亂大大激烈起來，最後總結為南方的太平天國、北方的捻黨。這些都被當時的統治者認做盜匪，但我們在今天來看，自然不能不說那是反抗種族壓迫的人民鬥爭。 這些人民鬥爭正給滅元建明的朱元璋和滅清的「辛亥革命」開了先路。朱元璋的能夠趕走蒙元，也還是直接依靠了元末的極廣大的人民變亂，而辛亥革命本身更是一個人民的革命運動。 所以就是在封建時代，反抗異族的最頑強的最堅韌的力量也是從廣大農村中出來的人民力量：人民中的這種力量像是磁力一樣，曾經吸引了在封建統治者中的某一部分人，使他們能夠成為英雄；就是整個封建統治勢力，在危難之時，也會不得不看到這個力量，乞援於這個力量，而且在實際上得到了這個力量的支持；最後，那取得了一時勝利的異族的殘暴統治，也還是不得不失敗在人民的不死的力量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