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間 · 七 不安靜的北方邊塞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這首歌是南北朝時的鮮卑人斛律金所作，寫得真切極了，使人讀過之後，一閉上眼睛，就好像看見了一大片無邊無際的塞外莽原，並且想像到生活在這大莽原上的遊牧人民的姿態（請看一看地圖，陰山在現在綏遠省境內，就在河套以北）。
遠在兩千多年前，中國人就已經在北方邊疆上築成了「萬里長城」，好像是一道人工的柵欄，把布滿著農村和城市的中國本部和柵欄外的大莽原分隔了開來。這片大莽原就是歷史上所說的「塞外」，包括現在所說的東北、內外蒙古、寧夏、新疆等區域在內。在這中間，雖然也有崇山峻岭和大沙漠，但整個地看起來，處處都還是大片的莽原，正如上引那首歌中所說，是遊牧人民生存活動的環境。
但上引那首歌只使我們看到塞外的和平景象，而事實上，在這大莽原的歷史上，是常常響著兵戈鐵馬的聲音的。許多由遊牧人民組成的部族或國家在這塞外的莽原上互相併吞、驅逐，又常常和「萬里長城」裡邊的中國敵對著。有時中國的統治者衝出了長城，憑武力做了塞外莽原的征服者，有時塞外的某一個強大的部族或國家闖進了長城，「南下牧馬」，做了中國內地的一部分地區或全部地區的統治者。這些都是在中國歷史發展上很重大的事件。要講歷史上對外族的關係，主要的也就是講在這一條橫亘北方邊疆線上所發生的種種事件。雖然和那遙遠的西方的中亞細亞以至歐洲，和那東方南方海上的日本、南洋，和那西南方的安南、緬甸，在歷史上也都發生過交戰征服、通商貿易或文化交流等等關係，但這些都不在本文內談到了。
一、塞外各族的興替
「萬里長城」是在戰國時北方的燕趙秦諸國分別修建的。秦統一後才把它連接起來，成為一道從東北海濱直到河西（黃河河套的西邊）綿延六千里長的保衛線（以後在南北朝、隋唐明各代又加以重修）。從秦以後的兩千年中，根據塞外各族興替的情形及其與中國的關係上看，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由秦漢到「五胡亂華」時，共約六百年（紀元前第2世紀到紀元後4世紀）。第二時期是由南北朝到唐末，共約五百年（5~9世紀）。第三時期是五代以後，除了最後清朝統治全中國的三百年以外，共約七百年（10~17世紀初年）。
在那第一時期的六百年中，匈奴和鮮卑兩族是在塞外活動並和中國發生衝突的主要力量。
匈奴在人種上，屬於蒙古種。它在戰國時已開始強盛起來，秦始皇修建長城就是為了防禦匈奴。秦始皇又遣大將蒙恬出塞，把匈奴從河套內趕了出去。匈奴便向東發展，到了遼河流域，征服了那裡的許多部族。—這些被征服的部族在當時被總稱為「東胡」。—後來，在秦漢之際中國國內混亂的時候，匈奴又乘機沿邊塞各地向內侵蝕。這時，匈奴裡面有一個有名的領袖（「單于」）名叫冒頓，他部下的戰士據說有三十萬人。他曾經把漢高祖劉邦所率領的軍隊包圍在白登（在現在的山西大同附近），劉邦幾乎逃走不了。漢初數十年間，對匈奴只能採取委曲求和的政策，直到漢武帝時，才用強硬的武力對付匈奴。從此以後，在漢與匈奴間，二百多年中發生過很多次的戰爭。每次戰爭都使雙方受到極大損失，最後的結果是匈奴失敗。匈奴人中有一部分往北遠遁，漸漸地轉移到了歐洲去；又一部分降服了漢朝，被招到塞內，住在山西、陝西的北部。這部分匈奴人後來在晉代的「五胡亂華」中是重要的角色。滅掉東晉的便是匈奴人劉淵所建立的漢國。
鮮卑人在「五胡亂華」中的作用與影響是更巨大的。鮮卑原來是東胡人，在人種上屬於通古斯種。（也有學者認為鮮卑和匈奴同樣是蒙古種，或者是蒙古種而又雜有通古斯種血統的。）東胡中有很多部族，如和漢朝發生過衝突的烏桓人也是東胡中的一部分，但烏桓到了東漢時已都遷居塞內，對中國歷史沒有什麼獨立的影響。在匈奴征服東胡人時，東胡中有一部分遷居到外蒙古和西伯利亞一帶，那便是鮮卑人。東漢時，匈奴在塞外力量衰退，鮮卑人便南下占據了匈奴舊地。東漢晚年，鮮卑人中出了一個有名的領袖檀石槐，在他統治下建立了龐大的帝國，不斷地侵略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各地。這大帝國雖然不久就渙散，但鮮卑人在塞外從東到西已到處散布著了。他在文化上也發展得比其他各族較高。魏晉時，鮮卑人的慕容氏已在遼河流域建立了強盛的燕國，在「五胡亂華」中大舉侵入中原，打敗了匈奴的力量，是當時最活躍的一個外族。最後把五胡十六國的混亂局面結束，統一了北中國的也是鮮卑的拓跋氏的魏國。
除了匈奴、鮮卑以外，「五胡」中的其他三個角色是羯、氐、羌。氐、羌二族都屬於圖伯特種（即後來的藏族）。他們經過西北各地進入內地。東漢曾用了很大力量鎮壓入居甘肅、陝西一帶的羌人。在「五胡亂華」中，氐人的苻氏建立了有名的秦國，一度統一北中國。領了八十萬大軍侵略西晉，但在淝水之戰中，一敗塗地的就是秦國國王苻堅。羌人的姚氏建立的國家也稱秦國，史稱後秦，以別於共苻氏的前秦。但氐人、羌人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和影響究竟還不及鮮卑和匈奴。至於羯人，只是從屬於匈奴而起的一個力量。
經過「五胡亂華」後，原來在塞外的許多部族都紛紛進入中國內地。南北朝的二百年中，在鮮卑人所統治的北中國，便成了一個各族人融合同化的大洪爐。外來的各族在文化上（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各方面）和在血統上漸漸地和中國內地人民混成一片。但是在塞外被遺留下來的土地又有新的遊牧人民前來填充了。我們所說的第二個時期（南北朝、隋唐的五百多年間），就是以突厥種人在塞外興起為特徵的。
南北朝時，起先有柔然（又稱蠕蠕人）在蒙古、新疆一帶建國稱雄，同時契丹人和奚人則占據了東北的遼河上游。這幾族都是蒙古種或通古斯種人，不久他們的領土都為新來的突厥人所侵占了。
突厥原來是住在中央亞細亞一帶的，他們中有一部分漸漸順著阿爾泰山脈向東南而來。現在的土耳其人是屬於突厥種的，中國西北的回族也屬於突厥種。突厥人種出現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始於南北朝時，漢代有丁零人，「五胡亂華」中有羯人，都是突厥種的部族。但到了南北朝的後期，突厥人滅了柔然，才成為一個突厥大帝國而雄踞塞外。這時在北中國的魏國已分裂為齊、周兩國，它們都迫於突厥的威勢，不得不向它貢獻財物，求它不侵擾。所以突厥的他缽可汗吹牛說：「我在南方有兩個孝順兒子，還怕什麼？」但是他缽可汗死後，突厥國內就四分五裂了，到了中國的隋代時，突厥成了東西兩大帝國，所轄領土東邊起於興安嶺，西邊包括中亞細亞和印度，蒙古、新疆全在他的勢力範圍內，所以還是隋代和唐代的主要邊患。唐朝為對付突厥人，花了很大軍力，也用了很多計謀，到唐中葉以後，突厥勢力才衰落下來。但突厥以後，又有還是屬於突厥種的回紇人（又改稱回鶻）興起。回紇建國最盛時占據了內外蒙古，給那已經中衰了的唐政權很大的威脅。
突厥人的各族雖沒有到中國內地來做統治者，但他們常時興兵侵擾內地。唐朝全盛時雖曾以武力控制塞外的廣大地區，但在中衰後，卻不能不連首都都聽任異族的鐵騎來踐踏。曾經一度占據長安的，除了回紇以外，還有在西面、住在西藏高原的吐蕃人。吐蕃是漢時羌人的後裔，也是唐代主要邊患之一。
到了唐朝晚年，大量的突厥人入居內地，也漸漸在文化上和血統上混入中國人之中。唐朝滅亡了，而塞外的突厥人的勢力也漸漸消散，於是又有些新的種族代興了。這就到了我們所說的第三個時期。
首先是契丹人，他們住在遼東已很久，屬於蒙古種。唐時，在遼東本有通古斯種的靺鞨人建立了一個渤海國，前後二百年之久，但和唐朝沒有發生什麼大關係。在唐朝亡了之後，渤海國也為契丹所亡。契丹建國稱遼，乘亂侵入中國塞內，從石敬瑭手裡平白得到了燕雲十六州（包括現在的河北、山西省北部），五代時石敬瑭以下的好幾個小皇帝都向遼國主耶律德光稱臣稱子。宋朝統一中國，但並不能收回北方失地，且繼續受遼國侵凌。
到了12世紀初，契丹人背後興起了女真人。女真人是靺鞨人的後裔，他們推翻遼國，在遼國原有的塞內外土地上，建立金帝國，並且興兵南下，把宋政權趕到長江流域，統治整個北中國達一百多年之久。但這時，在女真人背後，又有蒙古人興起了。蒙古人在短短的時間內，滅金滅宋，統治整個中國也達一百年之久。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部領土被一個落後的部族所統治。
元政權覆滅後，蒙古人在塞外仍保有殘餘的力量，改號韃靼，成為明代的重大邊患。其時又有屬於蒙古人種而混有突厥血統的瓦剌人（一作衛拉特人）在西北興起。瓦剌人的酋長也先、韃靼的酋長俺答都曾侵入京畿，大肆騷擾。但這時在東北的女真人的後裔又興起了。17世紀初葉，在女真人中的建州部族酋長努爾哈赤的領導下建國，他們自稱為滿洲人，國號初稱為金，後改為清。不久後即成為一強大武力，乘明末中國國內混亂的時候，進兵關內，於是中國的全部國土又一次被一個落後部族所統治。
對於這第三時期，這裡只能作這樣的一個速寫。由此可見，中國的大部或全部土地為入侵的落後部族所統治正是這個時期的特色，清朝統治中國達三百年之久，它用各種慘酷而巧妙的方法控制著中國內地，同樣控制著塞外各族，並竭力使塞外和內地分隔開來。這時候，塞外各族和內地人民是同樣受著一個部族力量的專制壓迫，而最後更有一種新的外來力量從海洋上跑來敲打中國的門戶了。所以經過了有清一代，萬里長城在過去歷史上的那種意義已經漸漸消失。在過去歷史上的中國和塞外各族的相互關係那樣的問題也不再存在了。當清朝政權—中國國內各民族的牢獄—被推翻後，中山先生提出了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張，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破天荒的一個號召，實現這個號召是給歷史上的老問題以最後的結束。
根據在新的時代中的新的要求，重新檢閱一下兩千年來歷史上的事實，從那裡面是可以得到些有用的經驗和教訓的。
二、侵略和被侵略
為什麼在北方塞外活動的各族經常和中國發生衝突，引起戰事，乃至侵入中國呢？
人們常用天時地利的原因來解釋。南方的氣候比較暖和，土地也較豐裕，所以住在北方的人要漸漸地向南移動，這似乎是一種自然的趨勢。據說，在1~5世紀間，就是在東漢初年到南北朝間，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北半部發生了嚴重的氣候變化，以至引起了原住在那裡的各部族紛紛南遷。所以在這期間，在歐洲有日耳曼各族的遷徙，使羅馬帝國大受騷擾；而在中國，便發生了鮮卑與突厥人的漸次南下。—這些天時地利的因素固然都是有影響的，但還不能說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原因。
中國和塞外各族之所以經常對立衝突的主要原因，還該從雙方的社會政治情況中去探求。
中國的內地雖然有廣大的疆域，但是當一個統一的專制政權在國內已取得鞏固地位時，它的向外發展的要求也就強烈起來了。向外發展的目的，不外乎是想用「四夷賓服」來提高專制統治政權的威信，並取得遠方的貢物來增加「天朝」的財富；同時也是想使「天下英雄」都把目光對外，減少專制政權的危機，尤其因為在建立統一政權的國內戰爭過程中，已產生了大量的職業軍隊，既無法復員，就只好用來不斷地對外戰爭，以避免這些軍隊久駐國內可能引起的禍害。封建專制主義的向外發展和近代帝國主義的向外發展，在性質上當然有很大的差別，但其為侵略行為卻又是同樣的。
但是在和塞外各族的相互關係上，中國並不老是在侵略者的地位，也常常是被侵略者。當塞外的莽原上出現了足以威脅中國的某一族的強大力量的時候，如何守住那東西綿亘六千里長的邊塞，抵抗外族的侵入，或越出邊疆，控制塞外莽原以防止外族的侵入，那就更是專制統治政權的生死問題了，因為一旦外族的鐵騎踏進塞內，中國人民固然會成為鐵騎下的犧牲者，而統治者也一定身蒙其害。有時統治者為了某種利害的打算，自動招引了外族侵略武力入內，由此而造成的惡果，那是統治者自己也還是不能不分嘗到的。
再就塞外的各族看，他們在文化上固然都比中國落後得多，但那些有力量和中國敵對、並大舉侵入中國的各族，卻已並不是最落後的、過著原始社會生活的野蠻人。當一個部族還過著原始社會生活的時候，那就是說，他們還只是在很小的群體中活動，還沒有國家組織，也沒有金屬的勞動工具和武器，生產力和戰鬥力都很低弱。在這種生活情況之下，塞外莽原的自然條件是已經可以滿足他們的了，他們也不能夠集聚起強大力量，來和中國敵對。只有那些正在超越過或已經遠超過原始社會生活的部族，才能夠作為侵略者而站在中國邊疆上。
比如在西漢時，在冒頓單于領導下的匈奴社會中，青銅器已經非常發達。雖然仍殘存著原始社會中的氏族組織，但是已經有了從事生產的奴隸，有了世襲的貴族統治者了，所以也就有了國家的機構。據西漢時的史料，匈奴國中在最高的單于以下，設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等官名。這些官都是世襲的，各自轄有一部分土地，各自擁有一部分軍力，每年一月、五月和秋天，各地首長都要集合一次。這種國家機構雖然還很落後，但已顯然不是最原始的社會組織了（恐怕和殷與西周的情形很相近）。又如鮮卑，在東漢初年剛和中國接觸的時候，還是女系中心的氏族社會組織，部落中有酋長，那是由部落人民選舉出來的，各部落間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最高的政治組織。上文提到過的在東漢末年的檀石槐，恐怕是在鮮卑族中第一個建立國家的領袖，這也就是說，在檀石槐時，鮮卑社會中經歷了一個大的變革，從原始的民族社會組織進入了奴隸社會的國家組織了。也就從檀石槐時起，鮮卑在塞外成為侵略併吞別的部族的強大力量，並且漸漸侵入中國的塞內了。以後各朝代所遇見的外敵，也都是這樣的情形。南北朝時開始遇見的突厥，在文化發展上還比匈奴高一點，已有文字。最高的君主叫做「可汗」，以下設有二十八等的官，都是世襲職。再如契丹，據史書上說，在隋時和唐初，契丹族中是分為互不統轄的八部、十部或二十部，每一部有一個選舉出來的「大人」，發生了關於全族的事情時，就由八部「大人」會議。唐末時，其中有一個部的「大人」叫做耶律阿保機的，率部定居在漢城（今熱河圍場縣西南），設計殺死了其他各部大人，從此他就做了契丹的最高君長，死後即由他的兒子耶律德光繼位，不再行選舉的制度了。—這個故事正是氏族社會消滅、國家產生的過程的反映。契丹的侵入塞內就是從耶律阿保機開始的。從女真（金）、蒙古（元）、滿洲（清）的古史的傳說中，也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情形。
這些從事遊牧、過著原始社會生活的部族，一旦開始拋棄了原來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就不能再安於在莽原上過比較平靜的生活了。在這些部族社會內部發生分化而形成的上層統治分子，尤其積極地企圖在對外戰爭中捕捉大量的俘虜做奴隸，企圖獲得更富饒的地方以擴展其財富。在原始氏族社會中固然也有戰爭，但他們的武力卻異常薄弱，絕對對抗不了中國。到了成為具有統一組織的國家以後，他們便有可能組成較大的軍力，在野心勃勃的君長率領之下，來敲打中國邊塞的大門了。又因為他們接近了這高度發展的中國封建社會，不能不受到強烈影響，往往很快地通過奴隸社會的階段，而進入初期的封建社會，這就更加強了他們的侵略和統治的野心。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一方面，在中國，是帶有向外擴展統治權的要求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權；另一方面，在塞外，是新興的部族國家，對於中國的土地和財富也有著侵占的野心—這樣，當然使北方的邊疆經常處於不安定的狀態中了。
所以對這問題，有兩種看法是應該糾正的。一種看法是用「大漢族主義」的觀點來看歷史上的和外族的關係，把一切對落後部族的侵略性的行為和帶有壓制性的政策，都看做是合理的。另一種看法是否認歷史上的外族統治的事實，認為遼金元清的統治不過是表示契丹、女真、蒙古、滿洲各族來「同化」於中國，形成這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兩種看法雖是相反的，但常有人並持這二說。在那些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歷史家看來，前一說自然是對的，而為元清統治者所御用的歷史家尤其會同情後一說。但在現在，根據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的思想，我們不能不採取另外的看法。
歷代的專制政府常採取不正義的方法對待周圍的落後部族，加以欺凌壓制，以致往往因此而引起他們的反抗，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是不必諱言的史實。忠實地研究這一部分的史實，對於新的民族政策的推行是極有好處的事。至於外族侵入中國後，常發生民族間「同化」的現象，固然是不必否認的史實，但是我們必須看出，這些侵入者不止是損害了、推翻了一個舊的專制政府，而且使當時的中國人民成為外族的奴隸，陷到百倍千倍的苦難之中。無論哪一代外族的統治都是用千百萬人民的血所凝成的啊！縱然這些侵入的外族最後是「同化」了，但是他們的統治對於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所起的巨大的阻滯和破壞的作用，卻是不能否認的。到了現在，我們應該和蒙古及其他各族人都親如手足，但並不須因此而抹殺歷史事實。
以下我們就從中國專制統治者的民族政策和外族的侵略統治這兩方面來做進一步的討論。
三、羈縻控制的失敗
每當發生了外族侵略的事情時，在中國方面進行反抗侵略或防止侵略的戰爭，自然是應該的。但是並不能把在歷史上所發生的對外族的戰爭都不加分別地一律給以歌頌，因為也有許多戰爭並不是為了反抗侵略或防止侵略，反而是帶有侵略的意義的。
舉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像在隋代的遠征高麗的幾次戰爭就決不能說是合理的戰爭。隋時北方邊疆外最強的力量是突厥人。雖然隋用分化離間的計謀削弱了突厥，但突厥仍是當時的主要邊患。至於遠在東北的高麗，在當時和中國的關係實在很少，但隋文帝和煬帝卻先後發動了三次大戰爭，勞師遠征。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隋煬帝的大業八年（紀元後612年），他一下子動員了全國軍隊達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之多，集中一地，同時出發。軍容之盛是在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是結果卻大敗而回。其先鋒渡過遼河入高麗境內的有三十萬五千人，退回來的只剩了二千七百人，使三十萬人民都葬身在異域。然而煬帝還不知悔悟，後一年又發動戰爭，結果雖逼得高麗請降，但是隋代的國計民生也由這戰爭而遭受極度的擾亂。當煬帝還統率大軍在外遠征時，國內的變亂已經開始發生了。
像這樣的戰爭不能不說是極不正義的戰爭。判斷歷史上的戰爭的是否正義，本來可以有一個極簡單不過的標準，就是看這戰爭的勝利是否有利於人民。在戰爭中當然一定有犧牲，但在正義的戰爭中，人民的犧牲必能換得某種較大的利益，或至少消除了某種更大的災害。像我們正在進行的抗日戰爭，當然是一個正義的戰爭，因為抗戰的勝利不僅使我們不致淪為奴隸，而且更帶來了自由幸福的前途。但像隋煬帝的那種戰爭卻是一點也不包含這種內容的。在漢代、唐代的極盛時期，對外戰爭頻繁，其中也有多次是屬於這一類的。當時的人和後來的歷史家已有對那些君主加以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的批評的了。像在漢武帝時曾遣李廣利率兵十萬遠征西域（今新疆），回來時只剩了一萬人，所得的只是大宛的良馬三千匹，這對於國計民生自然是不但無利而且有害的。
這幾乎成了一個規律。在封建專制統治下，社會經濟稍稍繁榮、國力稍稍豐裕的時候，君主就要企圖用對外戰爭來擴充其威權。於是人民和國家的最大部分的財力都用在戰爭上，戰爭縱有所獲，但國貧民弱的現象也就跟著產生。所以，縱使是漢代、唐代，其國勢向外伸張的時期都維持不長久。一轉身間，戰爭加在國內政治社會生活上的惡果便已出現，而在戰爭中積下了仇恨、培養了力量的外族也就乘機企圖報復了。
這是講戰爭。在戰爭以外的平時，專制統治者對這些塞外的外族又採取什麼政策呢？在漢代有這樣兩種最主要的辦法。第一是所謂「和親」。如漢高祖劉邦在白登打了敗仗後，以宗室女公主嫁給匈奴的單于冒頓。並且每年送匈奴一定數額的絮繒酒米食物。但以後，漢代和別的朝代，縱使在沒有經過戰爭時，也採取這辦法來對付邊疆外族。該是王昭君出塞的故事的背景。在唐代，也嫁過很多公主到回紇、吐蕃和東北的奚、契丹各族去。也有單純送財帛來買得塞上的平安的，如東漢時曾每年送錢二億七千萬給鮮卑。
漢代還行了一種辦法是招致內徙。西漢宣帝時，匈奴中因為內部發生分裂衝突，有一部分由呼韓邪單于率領求誠，就准許他們入塞內居住。這是正式實行招致內徙政策的開始。以後這辦法常常使用。如在東漢光武帝時進攻東北的烏桓人不勝，便給以財物，要求他們搬到塞內來。因為兩漢、三國時繼續實行這政策，到了西晉時，沿著北方六千里長的邊塞內的許多地方—包括幽并涼雍秦各州（大致為現在的河北北部、山西、甘肅、陝西），都成了各種外族聚居之所了。這種政策的作用本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改變外族的生活習慣，使他們和內地人民雜居，不致再在邊塞搗亂。另一方面是想利用這些入遷的人的武力以抵抗塞外的外族。唐代也聽任回紇、突厥及別族人入居，當時邊地的軍隊中雜有很多的外族人。
這兩種辦法都屬於所謂的「羈縻」政策。我們應該看出：封建統治者之行羈縻政策，決不是站在民族間和愛親善的立場上，以自己的較高的文化來扶持這些落後民族的文化進步。這種政策在施行中的實際情形是：一方面用官爵財帛子女來籠絡異族中的上層分子；一方面則通過邊疆地方上的文武官吏之手，對於異族中的下層人民，利用其在知能上的落後，加以欺凌剝削。很顯然的，這種政策是不能得到好結果的。既增長了外族中的上層分子對於權勢財富的貪慾，又增長了外族中的一般人民的憤恨，而這種憤恨便成為那些上層分子所得以利用的武器了。所以從這種羈縻政策中，常常引起更大的變亂。
晉代的五胡之亂可說完全是由此而起的。首先興兵作亂，滅西晉自建趙國的匈奴人劉淵、劉聰，據說是西漢時的冒頓單于的後人，但到他們時已數世住在塞內；雖仍是本部族中的酋長，但他們已受晉朝的封爵，和官僚士大夫相交往，所以也就學會了利用晉朝王室內亂（八王之亂）的機會而「興兵作亂」。他們向本族人號召的口號卻是「晉為元道，奴隸畜我」，這話是很能打動匈奴和別族人民起事的。像在「五胡之亂」中的另一個首腦（也建國稱帝）的羯族人石勒，自己就曾被賣為奴。那時晉朝有個軍閥，把胡人捉去販賣，充做軍費，出賣時每兩個胡人用一個枷鎖住。即此一例，可見當時塞內一般胡人所受的不公平的待遇了。
在這種基本政策下，利用外族人當兵，尤其是危險的事。漢武帝時，國家的常備軍中就有多數的所謂「屬國兵」（即以匈奴、羌等各族降人組成的軍隊）。以後在軍制日益敗壞的情形下，屬國兵的地位漸漸更加重要。到了東漢時，在幾次對匈奴的戰事中，軍隊中的主要力量都是外族兵。西北的羌人在東漢時曾有幾次大叛亂，其中有一次（107年），就是因為他們拒絕漢當局要他們出征西域的命令而起的。東漢末、三國和西晉時，中國內亂紛起，各地軍閥割據勢力更多雇用外族兵，像曹操手下就有烏桓的騎兵，號稱當時最利害的一支騎兵。唐時邊疆上守衛的將領和兵士也以外族人占多數。
既沒有好的民族政策，而又給這些人居的外族人以武裝的機會，這自然是極易於闖大禍的。封建統治者因為組成和補充他的軍隊的困難，不得不飲鴆止渴。但這還是僱傭性的外族兵。有時統治者為了要平定內亂，還請求外族國家派兵來中國幫助，明末的吳三桂和五代時的石敬瑭固然是幹這樣的事的最有名的人，此外如唐代晚年，在發生了地方軍閥叛亂或人民起義、政府無力應付之時，幾次由皇帝出面請回紇或吐蕃派兵進來幫忙。—這種情形正是一個封建統治政權崩潰沒落時的表現。
唐代以後一千年中，大半是受外族侵凌甚至統治的時候，最後是滿洲人入關。固然我們至今仍痛恨清朝的侵略與統治，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出，明代對於女真人（滿洲人）的待遇是異常不公道的。起初女真人是完全臣服於明政權的，但處處受到關外的明官的欺凌壓迫。他們見明官時必須三步一叩首，在交易互市中明吃許多虧，忍受額外稅銀和賄賂的勒索。而且明官還倚勢強搶他們的主要出產—人參，殺死他們的部落領袖。因此後來努爾哈赤興師反明時，用「七大恨」的名義做號召。這也是不正義的政策招致惡果的一個例子。
在清朝的三百年統治中，對於邊疆各族的政策是怎樣的呢？對於蒙古人，他是完全加以軍事上的編制和控制，利用他們的武力，但禁絕他們求知的機會以阻塞其文化進步。對於西藏人，他是利用喇嘛教來施行麻醉。對於新疆，則又利用那裡的宗教和種族的複雜情形，實行挑撥分化，從而借端出兵，加以屠殺。清朝政府對於蒙古、西藏、青海以及南方的緬甸、安南，內地的苗疆都曾發動過壓迫戰爭，在慘酷的屠殺中得到「勝利」。由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來說，清朝在對待邊疆外族的政策上可算最巧妙，成功也最大，但在實際上，他的這些政策只是造成各族人民之間生活上的分隔和情緒上的對立，加強了各族在政治社會文化上的落後，以致給了後來新的侵略勢力—資本帝國主義力量—以覬覦中國邊疆的機會。這方法也正是清朝統治造成的重大惡果之一。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所規定的民族平等的政策，正是直接有鑒於清朝的反動民族政策而提出的。
四、民族的苦難
在這種反動的民族政策下面，那些已經歸屬到中原的各族人民，常常因為忍受不了種種不公平的待遇，爆發起了報復性的叛亂。在清朝的統治下面，這類事件是很多的。這種叛亂實質上是專制統治激發起來的人民起義。把這類事件和那以有組織的武力，闖入內地，實行劫掠屠殺，建立種族統治的戰爭分別開來，是非常必要的。拿遠一點的歷史說，像東漢時的羌人的變亂，和西漢時的匈奴的入侵是並不能看做同一類的。因為羌人本已住在西北邊疆以內，東漢時的人也已承認地方上的官吏和豪強對於羌人侵奪壓迫，橫徵暴斂，至於極點，再加上苟重的徭役，這才逼得羌人鋌而走險。當他們起事時，大多並沒有武器，只能拿樹枝竹竿代替戈矛，用木板銅鏡當做盾，來抵抗漢政府連年不斷的進剿軍隊。所以西漢時的匈奴確是和漢勢成敵國，帶有侵略者的性質，但東漢時的羌亂卻是更多帶著被壓迫人民的反抗的意義的。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面，像羌人這樣的起義者當然不會明白他們所反對的其實是專制統治者，而並不是同樣在這統治下面的漢族人民。在實際進行中，這種少數民族的人民叛亂變成了一般地以漢族人為敵，那也正是必然形成的歷史悲劇。當時的漢族人民中自然也不會有人識破這種悲劇的根源而努力加以消滅，而且這種種族間的歧視和仇恨又正是專制統治者所竭力加以助長的。
也有雖然是帶著被壓迫的外族人民的反抗的性質，但是因為在這些種族中已經形成了有權勢的上層分子，他們就利用了在人民中的反抗情緒和反抗力量來達到自己的貪慾和野心。這樣一來，反抗統治者的意義漸漸消失，唯一突出的性質倒是對於漢族人民的侵略壓迫了。滿洲的努爾哈赤的起兵是一例，前節中又提到西晉時的「五胡之亂」的情形，也可用來說明這點。像石勒和其他胡人曾被晉人賣為奴隸的事實，是絲毫不足以為石勒後來所建立的趙國統治政權辯護的。在石勒統治下，晉人民的被殺害和奴役的情形是異常可怕的。譬如有一次石勒破青州，打算把居民殺盡，被派了當青州刺史的人不高興道：「留下我是為了管理人民的，殺完了人民還要我幹什麼？」便辭職不干，這才留下了男女七百人。石勒更為了害怕晉人反抗，故意加人民以重役，常為起造宮殿城牆而一次徵發十多萬人來做苦工。這是石勒的趙國統治下的情形，也正是在五胡十六國的一兩百年中，在此伏彼起的外族政權下人民受難的一般情況。
固然，在封建社會的時代，內戰中對於人民的劫掠殺害也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我們不能不說，文化較落後的外族人，在這方面的行為常是表現得格外慘酷。這些外族人倒並不是有著好殺的「天性」。其真正的原因是由於民族間長久的隔閡與仇視，由於本來很困苦的人一旦遇見較好的生活享受時必然引起的貪慾，更由於外族中的統治分子的煽動。並且在過著原始社會生活的各部落間發生戰爭時，把俘虜盡行殺死被認為是合理的事情。入侵中國的各族雖都已超過原始社會的階段，但是舊的習慣還殘留著，再加上由奴隸社會帶來的奴役制度（把被征服者視若奴隸，而有處決其生死之權），就使得他們的行為特別野蠻了。
13世紀時的蒙古人的入侵和17世紀時滿洲人的入侵都有過極大規模的屠殺。蒙古初起兵時，還有人主張「漢人對我們沒有什麼用處，不如把他們都殺淨，留下土地來做我們的牧場」。後來雖然沒有完全照這主張做，但是在有些區域內，是實行了這種「殺光」政策的。當時的北中國久已在女真族（金）統治下，人民一直過著苦難的日子，等到蒙古兵席捲而來，現在的山東、河北、山西各省一帶，數千裡間，幾無人煙。滿洲入關以後，舉兵掃蕩全國的時候，更是有意識地用屠殺政策來恐嚇人民。那些敢於守土抗戰的城市，在城破之時，都受到屠城的遭遇。「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最著名的血腥氣的故事。光是揚州一地，在十天屠殺中，就死了八十萬人以上。
慘酷的屠殺和對財富的洗劫，自然是並行的。不論是企圖久占中國內地或只是突入內地進行抄掠，這些外族侵入者都不會放鬆那使他們看了眼紅的中國財富。他們或者直接動手搶掠，或者間接向中國政府要索。像在唐朝晚年，首都長安為回紇和吐蕃人幾次洗劫，雖然他們馬上退回去了，但每次劫後，繁華的長安都變成了空城。五代時，契丹（遼）率兵占領當時的首都開封，也是在不久後就退兵了，但開封周圍數百里的鄉村和契丹所過各州縣都被洗劫得乾乾淨淨。其屠殺也非常慘酷，如相州（河南安陽）全城只剩下七百多活人和十萬具骷髏。再後來，在北宋尚未南遷時，女真人（金）又兩次入犯開封。他們就不只是自己動手搶，而且要宋政府代為向民間搜括。他們把宋朝皇帝扣留在軍中，勒索巨額的金銀財帛。開封城內派出好多官員到民間搜括八天，得到了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緞一百萬匹，又大搜十八天，再得到金銀衣緞若干，先後都交到金營，還嫌不足，最後金兵北返時，把開封城內宋政府聚斂起來的富藏和民間財貨都搬空了。至於其所過各州府更不用說了。
這些都是殺戮洗劫之後隨就收兵回去的事例。像回紇、吐蕃之入長安還是唐政府自己召請來的。因為當時長安已為地方軍閥所占領，所以唐政府還和回紇約定說：「城破之時，土地人民歸唐，子女玉帛歸回紇。」但是侵入者往往並不只以子女玉帛為滿足，像滿洲人，本是被吳三桂邀請來趕跑占領北京的李自成的，卻企圖把整個中國的土地和人民都收歸己有了。—明政府固然由此而覆滅，整個民族更是遭受到深重的苦難：大量的田地被掠奪，多數的人民被奴役。
本來是過著遊牧生活的外族人，一到了中國內地做統治者時，總是首先憑著武力把最好的田地圈占下來。從五胡亂華直到清朝，每一個外族統治者無不如此做法。我們只能略述蒙元、清朝兩代為例。蒙古統治者圈占了民田後都分賜給他的王公勛臣，稱為采地。這些王公勛臣或把采地化為牧場以供遊獵，或仍招募農戶從事耕種，或為私人的莊田。大的莊田中的農戶有多到七八萬戶的，可見所圈占的土地之廣了。清朝時，不僅皇家和王公大臣都有巨大的莊田，而且它的軍隊（「八旗」）中每一成員都分配以土地。把所謂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和八旗莊田總計起來，大約總在兩千萬畝左右。這些土地都是從漢人手裡侵奪來的。極多的地主變成了貧戶，更多數的農民失掉了土地，不得不投身到外族的大地主那裡做農奴。
既接觸了中國較高的文化，這些侵入者的外族自然不能再維持其原來的社會制度，他們接受了中國的封建剝削關係，更加上一種對生產勞動者（農民）的直接奴役制度。這樣就使農民在異族統治者下面的苦頭更加深重了。就從一般社會生活上看，在外族統治政權下，種族間的不平等總是十分顯著的。統治的異族人享有各種特權，而一切苛重的義務都歸漢人負擔—全部的租稅都加在漢人身上，而統治的異族人則擁有巨量田地而不必納稅。尤其在元代，更明白分出了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城各部族人）、「漢人」（黃河流域的中國人）、「南人」（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國人）這四個等級，在政治法律上的待遇和權利義務，都有顯著的高下之差。
因此，我們絕不能以為在歷史上外族入侵統治也不過是普通的朝代改換的意義。固然，他們是承繼了原有的專制統治者的衣缽，但又在這上面染上了種族統治的色彩。我們不能忽視在這種統治下面廣大人民的雙倍的苦難，也不能忘記這種外族統治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歷史是都起了消極的阻滯和破壞作用的。
那種大規模的劫掠屠殺和圈占土地的行為對於社會經濟的破壞是非常顯著的。在外族入侵和統治的時期，農業生產停滯，耕地減縮，生產量減少是必然發生的現象。戰爭和苛重的賦稅對於手工業和商業的破壞也極大。就政治上說，在外族統治下談不到政治清明。一方面是侵入者因突然獲得優越生活而加速腐化，另一方面是中國本族人中有許多奸惡分子賣身投靠，憑藉外族勢力以求升官發財，結果自然弄到政治情況極端腐敗了。官場貪污雖然歷代都有，但是在異族統治的朝代（如元、清）特別彰明昭著，也是事實。
至於在文化上，這些外族統治者固然也學會了利用中國固有文化來做他們統治的工具（只有元朝沒有學會這一套），但自然只是利用那對他們有利的一部分。對於中國人民中的思想知識的進步是採取仇視態度的。這在清代最為顯著。它推崇程朱之學做科舉考試學術思想上的標準，公開運用各種嚴苛手段實行思想文化上的統治。明末以後，學術界中原有一些比較新銳的思潮，竟被斬斷。這種阻滯中國文化發展的罪惡也是不應低估的。
近一千年來，充滿著種族的統治壓迫的血腥氣。契丹、女真在北中國先後相繼三百年的統治，蒙元和清朝在全部國土上的一百年和三百年的統治，都是加在中國史上的深重創痕。一千年的末後，又繼以近百年來的新內容的民族苦難，在不久以前，侵略者還盤踞在我們的一半土地上的。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固然和遼金元清的侵入完全不同，但是它在戰區中實行著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它在淪陷區內大規模地掠奪糧食和一切物產，括削人民的骨髓，最嚴格地實行民族的壓迫和文化的統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手段的毒辣殘暴實在是比歷代的外寇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啊！